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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的誕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里程碑。它標誌著知識自由和資訊自由意識的啟動。如果說普及教育是社會脫離愚昧的平台，那麼公共圖書館是將這平台擴大的催化劑，更是人類步向文明的台階， 它較學校教育更超脫之處是以無償的形式為社會提供服務。誠然，圖書館從以藏為主，供帝王將相、名儒雅士等享用的封閉模式走向開放，藏用並重，面向社會，為公眾服務這一轉變並非平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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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石稱不上奇石，它一點兒也不顯眼，卻聯繫着一個轟動澳門和內地的英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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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真君廟華佗殿側供奉著“敕封宋校尉府綏靖伯陳老官人”的神像。這位綏靖伯歷史上真有其人。而澳門供奉綏靖伯的原因，則與當年一場瘟疫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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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監管是金融監管的重要組成，執行貨幣監管的機構一般為中央銀行，而中央銀行因其“發行的銀行，銀行的銀行，國家的銀行”三項重要職能，也成為金融體系的核心。由於澳門的特別行政區地位，政府擁有貨幣發行權，澳門並不存在一般意義的中央銀行。但正如陳守信先生在《澳門中央銀行制度的實務運作》一文中指出的那樣，澳門金管局雖然不同於一般意義的中央銀行，但履行中央銀行的多項職能，貨幣監管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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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路和議事亭前地（噴水池），可以說是澳門市中心的代名詞。雖然人人稱之「新馬路」，但實際上她已經有百多年的歷史，可以躋身老街之列（雖然無法與鄰居營地大街相提並論）。新馬路的誕生可說是一次劃時代的大工程，但為何政府會有開闢新馬路的打算？是誰設計這條街道？新馬路又是如何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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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媽祖閣五百年紀念碑記》外，餘者均以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為底本，參校陳光《澳門媽閣廟歷史告澳人書》〔“陳錄”撰於民國十三年（1924年），為今見最早過錄媽閣碑文者。〕所出校記，繫於各篇末尾。為免煩瑣，凡底本不誤而“陳錄”明顯為誤者，皆不出校﹔凡古今字、異體字、通假字，皆不出校。另，錄文個別標點，今據文意重新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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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本法》這個詞今天大家都耳熟能詳，琅琅上口，作為澳門特區的憲制性文件，《澳門基本法》除了擁有崇高的法律地位，並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涉足我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也對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等奠定了發展的框架和基礎，今天我們看到澳門特區的發展面貌和成果，正是得益於《澳門基本法》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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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學院，作為遠東第一座西方大學，曾經是匯聚歐洲及遠東地區神職人員和學者的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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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圖書館在漫長的歷程中，不斷摸索向前。19世紀末20世紀初，許多進步的知識份子，為了探索振興國力、抵抗侵略和解決社會矛盾的途徑，紛紛引介西方的經驗，提出各種改革方案，包括建立新式圖書館，從藏書走向閱讀。戊戌政變後，即光緒末年宣統初年出現了近代公共圖書館。澳門方面，由於受到內地社會變化的影響，一批有識之士來澳，對學術氛圍有所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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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的建築設計中，折衷風格透過一些葡國（包括土生葡人）及英國的設計師在19世紀下半葉帶來，形成了一股設計潮流。相較於古典復興（新古典），澳門出現的折衷風格雖然仍然可以見到古典柱式或羅馬圓拱等古典建築元素，但整體設計在比例上、構圖語言上，都較古典復興隨意，而且會混入源自西方不同時期或不同文化（甚至源自東方）的設計元素。1918年開闢完成的新馬路，由於當時的社會情況，折衷風格被大量地運用在房屋的設計上，當然也被投資者使用在酒店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