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1月24日─1564年1月13日)7月29日，迪奧戈•佩雷拉使團抵達澳門後，與廣東政府多次交涉要求進京謁見中國皇帝，但遲遲未獲廣東政府的批准。葡印總督彿蘭西斯科•庫蒂尼奧(D. Francisco Coutinho)不得不另行組織使團，遂命迪奧戈•佩雷拉之妹夫吉爾•戈伊斯(Gil de Góis)以國王特使的身份使華。戈伊斯帶著葡印總督給中國皇帝的書信，並備有一份厚禮，在武裝艦隊的 護送下於4月底從果阿出發，于本日順利抵達澳門。同船而來的還有方濟各摯友迪奧戈•佩雷拉、兩位葡萄牙耶穌會神父培萊思(Francisco Peres)和泰瑪諾(Manuel Teixeira)及修士安德烈•平托(André Pinto)。他們由葡印新總督高丁紐•雷頓多(Dom Francisco Coutinho de Redondo)伯爵派遣，受到兵頭迪奧戈•佩雷拉和教區法官若昂•蘇亞雷斯(João Soares)神父以及全體居民的熱烈歡迎。據《耶穌會會士在亞洲》：本年(1563)，兩個我們的人來中國的澳城(Ciudad de Amacao)居住。它當時是個人口稀少之地。不久前，葡萄牙人從中國官員處獲准駕船來此同華人 交易商品。因為許多人需要在此過冬購買華人的貨物，當初澳門的房屋很少，於是開始建築了一些房屋。當時的印度省教區長安東尼奧•瓜德洛斯(António de Quadros)神父派遣培萊思和泰瑪諾神父及安德烈•平托修士來亞媽港，企圖入華，但因為無法實現，在一位名叫佩羅•金特羅(Pero Quintero)的西班牙人家中逗留了一段時間。此人善德，是耶穌會的朋友。他在家中熱情地接待了他們，留住了很長時間，一直到安東尼奧•瓜德洛斯神父命令他們佔用了一間簡陋、狹小的房屋。培萊思(Francisco Peres)神父1564年12月3日的信稱，他們是“真福瑪爾塔的節日那一天到達澳門”，即6月29日。羅理路：《澳門尋根》附錄文獻之八，第100頁。雷頓多伯爵名若奧•德•門多薩(Joāo de Mendoça)。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de Macau, pp. 32—33;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14頁。 阿儒達宫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Cód, 49-IV-53, fis. 369—369V.

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2月4日─1610年1月24日）7月29日，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安德烈•佩索阿乘“聖母（Notre Dame）”號商船抵達長崎貿易。他以41000色勒芬購買這次對日航行。該船滿載貨物，其中絲綢為3000擔，價值1000餘兩黃金，船上還載有很多準備前往日本傳教的傳教士。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ⅩⅦ, p.2, p.13; C.R.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77.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7月29日，耶穌會神父狄若瑟（Joseph François Tissanier）從澳門抵暹羅傳教，並於1675年返回澳門，其在暹羅傳教11年，任暹羅傳教區會長。 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673—674頁。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7月29日，比利時耶穌會士巴普蒂斯塔•馬爾多納多神父於本年1月29日離開果阿，在巴達維亞逗留一個月，乘維埃拉•菲格雷多的“聖米格爾（S. Miguel）”號船於本日抵達澳門。後於1673年5月去暹羅，1674年又回到澳門，1678年又去暹羅，1694年再次返回澳門，1696年去柬埔寨，1699年5月在柬埔寨逝世。 文德泉：《第一個中國耶穌會神父》，載《文化雜誌》第10期，1992年。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7月1日，醫生雅各布．德爾蒙特答應留在澳門，條件是議事會繼續按照合同付酬；議員們同意，“只要有錢可付，就每年支付250兩白銀”。7月29日，醫生請求解釋“只要有錢可付”的意思，因為他不得不“無限期”地做下去。市議員解釋說，如果哪年議事會沒有能力支付其上述薪俸，則在第二年付清。但他必須每天兩次出診為各元老及其妻子和生病的兒女治病。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09頁。

乾隆七年（1742年2月5日－1743年1月25日）7月28日，粵海關監督命令行商通知已經抵達澳門的6位荷蘭大班，他們的船要停留在澳門，這樣可以獲得安全，但不能給他們來廣州的執照。他同意派官員前往澳門丈量他們的船隻，他們也可以在澳門隨便買賣。29日，澳門議事會向廣東巡撫請求，不要將荷蘭船留在澳門，因為荷蘭人全副武裝，恐怕會攻擊他們。因此，廣東巡撫派出行商向他們表示，同意荷蘭船駛入內河，並停泊在二道灘以下。開始，荷蘭人拒絕執行巡撫的命令，不願進入虎門，只希望留在澳門，但在廣東政府的威逼下，於9月3日離開澳門，啟程前往黃埔。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80—281頁。

乾隆八年（1743年1月26日－1744年2月12日）7月29日，在北京宮中工作的西洋人索智能告假抵達澳門料理家事。先是，1740年12月19日教宗批准索智能為北京教區主教，在北京的索智能兩年後才得到消息，至本年才告假南行準備到澳門參加祝聖禮。祝聖禮11月3日在澳門舉行。《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1冊《廣州將軍策楞為遣員伴送入京效力西洋人龐進仁等三人事致內務府諮》，第74頁；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644—645頁。高龍肇（A.M.Colombel）的《江南傳教史》第2部分第733頁稱索智能是在福建由白多祿主教祝聖和費賴之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728頁稱索智能1741年祝聖，均誤。

乾隆十七年（1752年2月15日－1753年2月2日）7月29日，羅德里格．賈士度（D. Rodrigo de Castro）出任澳門總督。See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p. 275;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216頁。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1月21日─1766年2月8日)7月2日，華籍世俗神父楊執德(Étienne Laforest)和高仁(Aloys Kao)在洛里昂(Lorient)乘船抵達澳門。楊執德，字德望，高仁又稱高類斯，俱北京人。先在蔣友仁(Michel Benoist)神父引領下在北京進修。1751年，兩人被保送去法國拉弗萊歇(La Flèche)公學深造，攻讀法文、拉丁文和人類學。1759年，入耶穌會，並在路易公學專攻神學。耶穌會解散後，他們在遣使會修院最後完成學業。法國國務大臣佩爾丁(Peletier)先生允諾充當他倆的保護人。1764年，又在法國科學院普禮遜(Brisson)和卡德特(Cadet)兩位院士指導下，從事物理、自然史及化學多項研究，他們學會了硝酸製版印刷法，並參觀了里昂的絲綢紡織廠、金銀器皿製造廠和火器製造廠，最後他們帶著法國王室贈送的禮品，其中有一架輕便的印刷機，以及國務大臣佩爾丁的贈言前往中國。兩人抵達澳門後，在澳門居停27天，於7月29日到廣州，翌年2月2日到達北京。榮振華(Joseph Dehergne)：《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749─750頁；費賴之：《明清時期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第1141─1142頁。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2月14日─1791年2月2日)7月29日，花露(D. Vasco Luís Carneiro de Sousa e Faro)就任澳門總督。這位總督一直住在小高士德(António José da Costa Júnior)家中，至1794年12月21日小高士德請求議事會支付花露總督在此居住的租金。此小高士德為1781年去世的澳督、富商高士德之長子，1746年6月1日生，1818年11月16日逝世。因兩父子葡文名均為António José da Costa，故稱其子為António José da Costa Júnior，即小高士德。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76.

清嘉慶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7月29日，由於海盜遍佈珠江三角洲沿岸各水道，從澳門往廣州經磨刀門過香山縣的水路已被包圍而無法行駛。東印度公司大班羅伯特‧莫尼（Robert Money）在l6名清政府士兵的保護下於本日從澳門出發去廣州，途中遭遇海盜船，而在這些海盜的狙擊下，莫尼不得不退回澳門而無法往廣州與自己的船隊會合。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701頁。

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7月29日，澳門葡人咹哆女等14名水手出洋貿易，遇風漂到陵水縣屬白蕉地方登岸獲救。他們受雇在西洋葡船充當水手。嘉慶十四年（1809）十二月內，在澳門置買藥材等貨，坐駕澳門第二號咹多女額船，一共86人，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開行，載往越南售賣，就近販有檳榔、蘇木等貨回棹，遭風沉溺，貨物漂流，同船咹哆女等72人落水，不知生死。他們等14人跳下舢板，隨風漂流。被救後，由清政府遣返澳門。《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兩廣總督松筠題報嘉慶十五年分發遣難番歸國日期本》，第20頁。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10月28日，葡萄牙國務兼外交大臣又為席爾維拉·邊度下達補充指示，即在充分肯定澳門政府於7月29日提出“九請”的同時，要求：1. 葡萄牙船隻享有同英國船隻相同的特權和優惠；2. 割讓澳門半島和青洲乃至整個對面山；3. 清政府官員從澳門撤出；4. 對澳門華人實行荷蘭及英國式的殖民統治；5. 宜將同清政府達成通商航行協議，以條約而非協定的形式確定下來。《外交部長為與華談判欽差大臣邊度下達的補充指令》、《外交部長為與華談判欽差大臣邊度下達的補充指令之更正》，載《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第1卷第27A號、第27B號，第108—111頁。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7月29日，在總督府，中葡雙方召開了一個長達4個小時的會議。經過澳門總督席爾維拉·邊度、澳門法官多次會議討論，澳門議事會草擬了一份文件，向欽差大臣耆英提出九點要求，試圖改變澳門管治狀況。即“澳門議事會九請”：1. 既然中國已將整個香港島無償讓與英國王室，那麼，作為中國人長期朋友的葡萄牙人仍要繳納地租，顯然頗欠公允且令其面顏掃地。何況鑒於葡萄牙人持有的憑證，應特別明確規定，從權利上來講屬於葡萄牙人的土地包括從關閘至大海為一側及內港為另一側的範圍，以及氹仔港。葡萄牙人自願在關閘永遠保留一軍事據點以防止任何越界行為及騷亂，等等。2. 文移往來應以平等原則為之，因為天朝大臣已如此對待它國官員。3. 來自葡國或屬於澳門船主的葡萄牙船隻在澳門的泊費應予減少，以便使葡萄牙人繳納的稅款總是低於其他外國人在黃埔支付的稅額，我們有權利希望，來自其他任何國家的外國船隻可停泊澳門港，支付與它們在黃埔應繳納的稅額相同的稅金。葡萄牙政府保證無一偷漏稅行為出現。4. 中國人進口貨物向中國繳納的稅率應降至最低（因為他們須向葡萄牙海關繳納部分稅款，否則這一居留地將無法維持下去。業已證明，此地對天朝作用甚大），以此吸引華人進口商至本港貿易，尤其是使用葡萄牙船隻運貨。此乃對中國海關有利之舉。它可保證進口貨物不被挪作他用，即通過走私的途徑輸入中國。走私堪稱華人一“國禍”。5. 除非特殊情況，對所有國家商人來澳經商不得加以任何限制。如有所限，亦應解釋清楚，以免出現擅權的情形或招致不滿。6. 徹底廢除新建、修繕、船隻修理及市場進貨方面強加給澳門居民的請牌制度。允許所有工匠自由從業，並在他們受到刁難時施以援手。受益者系工匠，因為他們全部是華人，自然有權受到本國大臣的保護。同時，還應珍視中葡人民幾近300年來居澳和睦共處的兄弟情誼。7. 在作任何決定時，均須考慮到最近制定的、用以調整對英國商人開放的通商五口施行的關稅的稅率。英國人的通商自由應為所有船隻所享受。在皇帝陛下及其大臣的心目中，不應厚英薄葡，因為我們葡萄牙人與中國的持久友好關係源遠流長，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曾被視若（中國）國民。8. 出口貨物應可以自產地直接來澳，而無需像現在一樣先經過廣州（完稅）。貨物在此（澳門）按章納稅後，任由進口商採購。此外，任憑進口商發運任何數量的貨物，不像現在這樣加以限制。例如，各種質地的絲綢，籠統地講，所有高級料子，其量不足30擔便不得行銷本澳，今後不受此限，數量寡眾均可採買；茶葉、粗布、漆器不滿70擔亦允許起運；而爆竹、斗笠、紙張等物品，若不足70擔亦准運銷本澳。9. 最後，上述各款即刻實施。其後由葡國女王陛下委任的一位駐華特命全權公使加以確認。“議事會九請”概括起來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1. 領土地位問題——以豁免地租及領土界限的擴展與確定為其核心。2. 葡萄牙王室在與中華帝國正式關係中的尊嚴問題，其中包括與中國當局正式函件往來的格式及對女王有權派一代表確認所訂條約的權利。3. 澳門商業生存的問題。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32頁。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236—237頁，附錄之3。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37頁。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7月29日，葡人向欽差大臣耆英提出九點要求，試圖改變澳門管治狀況。10月3日，彼亞度（José Gregório Pegado）總督開始執政。他上任後，開始逐步進佔氹仔島。他禮節性拜訪耆英時，獲得葡人佔領氹仔的默許。10月10日，前總督邊度被任命為葡萄牙全權公使。11月4日，前總督邊度乘“特茹”號到達黃埔，然後換乘小船進入廣州，與清政府官員耆英在法國領事館進行會談。葡方提出的免交地租、取消三巴門界等7項要求被拒絕，中方被迫同意給予澳葡政府和中國地方官府公文處理同等待遇，減少葡船隻稅收；規範中國從澳門進口貨物的稅收，取消各種繁瑣手續；自由修建房屋，打造船隻，購買物品，僱傭工匠；葡萄牙船隻也可以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岸通商。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7月29日，香港英商組織的澳門賽艇會在澳門海面舉行。當日為星期二，12時15分，比賽正式開始，有4艘遊艇最先達到終點。不幸的是比賽中途出現風暴，“仙女（Fairy）”號失事沉沒。The Friend of China, July 10th, 1858; Vol. 17, No. 55, p. 218.

同治二年（1863年2月18日─1864年2月7日）7月29日，巡捕營長官先拿‧飛南第少校請求辭職，獲得批准，並由索薩‧阿爾文中尉接任。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42, 214.

同治九年（1870年1月31日─1871年2月18日）7月29日，澳門土生葡人、名醫萊奧卡迪．科斯塔（Leocádio Justino da Costa）在澳門病逝。萊奧卡迪最早在聖若瑟修院接受教育，後中斷學業，從事航海事業。幾年後前往果阿潛心攻讀醫學，1841年返回澳門，在1859年防治霍亂流行期間名聲大噪，獲得業績勳章。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79頁。

光緒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7月29日，塞爾卡爾男爵小梅洛的女兒帕梅拉‧貢紮加（D. Pamela Francisca Maria Gonzaga de Melo）將聖珊澤宮以800澳門元賣給英國商人赫爾貝爾特‧鄧特（Herbert Fullarton Dent）。1879年，小梅洛與其妻吉列爾米娜‧貢紮加（Guilhermina Pamela Gonzaga）進行離婚訴訟劃分財產時，其母塞爾卡爾子爵夫人向法院遞交了一份正式信函，信中說，聖珊澤宮是其丈夫留給她的產業。此物業權於1882年5月24日獲政府承認並註冊，明確聖珊澤宮為小梅洛母親子爵夫人的物業。1892年，子爵夫人去世，聖珊澤宮留給了她的孫女即小梅洛的女兒帕梅拉。Jorge Forjaz, Familias Macaenses, Vol.2, p.648; Isabel Nunes, Santa Sancha, pp.13—14.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2月13日─1897年2月1日）7月29日，強颱風於該日晚間襲擊澳門。澳門南環一帶以及迤北各海岸，石崩土陷，陸地低窪之處，悉成澤國。船隻走錨、脫纜、傾覆頗多，溺斃人口亦複不少。據說此次颱風為近l7年來所僅見。災後兩三個月澳門貿易冷淡。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光緒二十二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第180頁。

《知新報》第二十六期刊登《駁龔自珍論私上》、《種植格致》、《機秤運煤》、《芝罘貿易》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知新報》第六十期刊登《中國失權愈甚》、《西班牙籌餉竭蹶》、《西班牙內亂續述》、《俄國議創興東洋航路》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宣統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7月29日，澳督羅沙達卸任。9月22日，參謀部軍官馬奎斯（Eduardo Augusto Marques）出任澳門總督。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314頁。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7月29日，澳門政府頒佈第159號札諭，批准《濠鏡公眾閱書報社章程》。濠鏡公眾閱書報社由澳門富商盧九之子盧怡若、澳門同盟會分會主盟人劉君復及香山士紳蕭聘一呈請澳門政府立案，這是澳門同盟會第一次主動向澳門政府申請立案建立的機構。該社社址在白馬行街釣魚台一座大屋之二樓內，並向各界募集圖書，以供群眾借閱。濠鏡公眾閱書報社舉行成立大會時，出席開幕典禮有200—300人，除了社長劉思復、同盟會會員謝英伯與盧怡若外，其中還有一些女學生和家庭婦女。會上謝英伯要趙連城演講，以女子演說鼓吹反清，成為當時一項社會新聞，這也是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書報社表面為公開圖書館，其實主要陳列策動革命書報，以為鼓吹革命之用，並同時作為澳門共和革命者活動、聯絡海外各地同盟會相互響應的半公開場所，楊振熊等革命黨人也於此時先後加盟。濠鏡公眾閱書報社成立後，在同盟會內成立附屬組織“鋤異社”，又名，“澳門同盟會暗殺除奸團”，除奸團總部設在菩提巷的菩提畫館。成員有梁倚神、高劍父、劉卓凡、陳峰海、李醒魂、陸薩塵、區大球及王岐生等人，全是港澳兩地的富家子弟，職業有醫生、畫家、藥劑師、教師及商行老闆，其中有不少留日歸來的知識份子。從1911年秋至1913年夏，除奸團先後在港澳兩地暗殺掉清廷鷹犬有6人之多，其中包括兩廣總督侍衛劉某，他扮成學畫之人，混入菩提畫館，被高劍父同門畫家、同盟會會員梁倚神及時發覺，高劍父、梁倚神、陸薩塵等將密探引誘到三角亭菩提巷梁倚神住處，處決後掩埋地下。這是澳門同盟會所進行的一次暗殺活動。盧怡若，名光臣，又名宗縉，字怡若，以字行，廣東新會人。1884年生，澳門鉅商盧九第三子。1902年，赴北京參加鄉試，位列第31名舉人，並結識康有為，拜恭親王溥偉為師。回到澳門後，在龍嵩街呂宋人所開之理髮店，將垂辮剪去，成為澳門剪辮第一人。同年，東渡日本橫濱遊學，並參加革命黨工作。1906年，轉赴英國倫敦皇仁書院留學。1908年，因家父盧九病重，返回澳門，孫中山遂授命其同林復、謝英伯、鄧三伯一道組織中國同盟會澳門支部。1912年，孫中山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特邀其為總統府顧問，後獲任總統府籌餉委員，受命南下籌餉，旋即回到澳門。1915年，當選第二屆國民代表。1922年，受粵海關監督劉玉麟之聘，赴任開平關總辦。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出任第七戰區第三縱隊司令部參議，駐澳指揮地下工作。抗戰勝利後，因孫科薦舉擔任廣東省政府參議。盧怡若亦熱心公益，襄助學校善堂，頗得澳門市民敬仰。參見楊振熊、趙漢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革命史系‧盧公怡若傳》，第6頁。《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7月29日第30號；檔案Estatutos da Biblioteca Púlblica-Hou Kiang Chong Iut Su Pou Sié-Fundada por Lu Chong Chan e Outros（《建立公共圖書館——濠鏡（公）眾閱書報社——由盧宗縉等人建立》），1911/7/12—1911/7/22, AH/AC/03169；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錄》，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冊，第311頁；金豐居士：《菩提畫館奪命藏屍煞氣極重》，載《新報》2008年10月30日。按，據香港《華字日報》1911年8月14日報導：據傳聞“濠鏡閱書報社”係為志士所設。開幕前一日，香港琳瑯幻境白話戲班為之演戲一宵助慶，不收戲金，而清平戲院亦不收園租，志士等遂亦不收票價，送票於知交者。該院座位僅千餘，而印送票至三千餘之多。以致到者眾多，幾無地立足。戲班所演三幕之戲，僅演一兩句鐘，其中除本班演說腳式之外，有輪船賣藥者幾人演說革命。

民國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7月29日，澳督嘉路米耶就中葡澳門勘界談判問題回復葡萄牙駐北京使館信稱：勘界是必要的，勘界是本質的。如果沒有勘界，就不可能實現對港口的改進，就不可能使容易受到中國挑釁的邊境地區規範化，就不可能防止路環島上的動盪，就不能對內港和灣仔東岸的問題作出裁決，也不可能把澳門與西江上的海盜橫行隔離開來。澳門檔案管：CX90─4500，總督，澳門殖民地部，1914年7月23日，“澳門勘界”。

民國九年（1920年）七月二十九日議案，宣讀廣東護國第五軍第九第十二等營統領部來函，畧謂日前在南水地方起獲被拐婦女何阿妹彭八娣即何彭氏，並手抱女孩共三名，口訊供均係澳門船戶，因特轉送貴院請查招其親屬認領等語。

民國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7月29日，澳門葡警無故毆打華人朱文彬致死。朱文彬原為中山縣香山鄉民，向因家境赤貧，以騎單車搭載客貨為業維持生計。本日上午9時，朱文彬騎單車搭載乘客郭棠1名由香洲赴澳門。10時許，迨至關閘內附近，被葡警蘇沙 (Daniel de Sousa)喝令停車，因朱文彬耳聾，以至未能及時停車。該葡警竟然不問情由，拳毆朱氏暈倒在地。後派車將朱文彬載往山頂醫院，只因擊中肋部要害，剛剛抵達醫院即已斃命。中山縣各機關及民眾團體以及港澳同胞，莫不為之憤慨。至7月30日，中山縣民自動封鎖澳岐交通及一切貿易事宜。澳門政府不予理睬，反而以卡車多輛裝載葡警兵力百餘名及多種輕重武器出動於關閘沿線附近，企圖以抵抗方式要求索賠，後經外交部駐澳專員交涉澳門警察廳即將當日出勤關閘的軍警全部拘禁，個別審問，查出第281號葡警蘇沙為毆斃朱文彬之兇手，並稱該警實犯毆斃華人及違抗命令兩罪，立即移交法院依法懲辦，並表示對死者家屬給以撫恤與賠償。此一風波方漸平息。《澳門葡警毆斃華人朱文彬交涉案》，澳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膠捲：全宗號35J-175/案卷號2 (2)/盤號2256/影像號429-445；《李大超關於澳門葡警毆斃中山縣民朱文彬案辦理情形電》，轉自《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第156頁。

1991年7月29日，澳督韋奇立（Rocha Vieira）到任後首次返葡國述職。

1993年7月29日，警方首批“飛虎隊”30人完成訓練，配合警隊應付嚴重罪案。

位置是澳門大學下方的馬路，路上設置水警稽查隊（P.M.F.）的崗亭。

2000年7月29日，第一屆美食節開幕。

2001年7月29日，粵澳警方聯手偵破8000萬元綁架案，成功救出日前在珠海被綁架的澳門地產商何榮標。

2002年7月29日，俄羅斯聯邦外交部長伊萬諾夫短暫訪問澳門。

2003年7月29日，廣東個人港澳遊申請在佛山、東莞、中山和江門試行。首批申請者上午在中山獲得通行證及簽駐。

2003年7月29日，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與澳門電力公司簽署股份買賣合約，入股6%涉及金額約兩億澳門元。

新冠肺炎主要是透過飛沫和接觸傳播，因此口罩成為防疫的必需品。為了緩解市場的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區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應澳門居民計劃，市民和外僱可以每人每輪購買10個口罩，每輪為10日；為方便市民，特區政府保證口罩供應充足的情況下，於7月29日公佈調整口罩售賣期間至30日，並從第20輪計劃起實施。口罩計劃推出逾一年之後仍然繼續，成為市民其中一項最滿意政府的防疫措施。

疫情初期，市面一度出現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區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應澳門居民計劃，市民和外僱可以每人每輪購買10個口罩，每輪為10日；為方便市民，特區政府保證口罩供應充足的情況下，於7月29日公佈調整口罩售賣期間至30日，並從第20輪計劃起實施；截至2021年5月上旬，口罩計劃已進行至第29輪。

母親會服務總監林衛華指院舍有一套流感通報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