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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多年漫長的歲月中，當時排角岸邊水中的稅地石位置，成為船隻泊岸後納稅的地點──船過了石頭位置就要納稅，所以此石被稱為“稅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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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醉龍習俗源自數百年前的“醉龍傳說”。據傳，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珠海、澳門)曾發生瘟疫，鄉民於農曆四月初八求助佛祖，當抬着佛像路經河邊時，河中突然躍出一條大蛇，一位正在喝酒的和尚見狀上前，將蛇截為三段、蛇血流入溪中；凡蛇血所流之處，長出一種稱為欒樨樹的小灌木。鄉民舀溪水配以欒樨葉飲用，百病消除，遂認定大蛇為神龍降凡普渡眾生，以舞三截龍答謝神恩，且為紀念和尚醉酒弄蛇，舞龍者灌酒至酩酊，以顯虔誠。自此之後，每年都有舞醉龍之習俗，並伴以煮龍船頭飯，祈求消除百病，老少平安，更以欒樨葉做成欒樨餅，作為應節小吃，以圖大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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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路和議事亭前地（噴水池），可以說是澳門市中心的代名詞。雖然人人稱之「新馬路」，但實際上她已經有百多年的歷史，可以躋身老街之列（雖然無法與鄰居營地大街相提並論）。新馬路的誕生可說是一次劃時代的大工程，但為何政府會有開闢新馬路的打算？是誰設計這條街道？新馬路又是如何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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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兌是“外匯兌換”的簡稱，外匯即是其他經濟體的貨幣，而兌換顯而易見就是外匯、本地貨幣或其他外匯兩兩之間的轉換，規範和管理外匯兌換的制度安排就是匯兌制度。澳門的匯兌制度由1997年9月15日頒佈的39/97/M號法令進行規定，一般稱之為《匯兌制度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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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1月12日，幾位葡萄牙人青年在澳門東北的劏狗環海灘玩耍時，發現了一具嚴重腐爛的遺體——這位死者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人，而是一名居於澳門的英國富商，他的死亡訴說著澳門在十九世紀初期鴉片貿易的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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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真君廟供奉的康真君又稱康公、康元帥、康公帥。他是珠江三角洲一帶頗為流行的神祇，番禺、順德、佛山、中山等地都有康公廟或康公崇拜。澳門有兩個康真君廟，一個是位於十月初五街的這一間，另一個則位於望廈普濟禪院旁，始建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比前者早逾半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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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牆和城門在澳門的歷史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自16世紀葡萄牙人開始在澳門建立定居點以來，澳門成為東西方貿易的樞紐和葡萄牙在遠東的重要據點，隨著貿易活動的增多和人口的增加，防禦需求漸長，葡萄牙人逐漸建設了完善的軍事防禦系統，包括炮台、城牆以及多座城門。這些防禦設施不僅作為澳門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當時的建築技術和防禦策略，也劃定了昔日葡萄牙人租居範圍，是城市歷史變遷的獨特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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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裡經常見到，當主角走投無路、身無分文時，來到當舖大門前，看着手上最後一件值錢、也是最有感情的物品，捨不得把它交給“朝奉”，然後換來少許錢救急。雖然在情節上會略有誇張，但說當舖是古代的“窮人的銀行”，實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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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是一門通過對古代人類在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學科。在澳門，考古工作自1972年開展至今，開展了規模大小不一的多次考古發掘工作，其中，聖保祿總院遺址在2010年至2012年開展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大量克拉克瓷，印證了澳門歷史上瓷器貿易的繁盛，也引發人們思考這些考古發現和聖保祿總院的耶穌會士之間存在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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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的誕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里程碑。它標誌著知識自由和資訊自由意識的啟動。如果說普及教育是社會脫離愚昧的平台，那麼公共圖書館是將這平台擴大的催化劑，更是人類步向文明的台階， 它較學校教育更超脫之處是以無償的形式為社會提供服務。誠然，圖書館從以藏為主，供帝王將相、名儒雅士等享用的封閉模式走向開放，藏用並重，面向社會，為公眾服務這一轉變並非平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