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文章

舞醉龍習俗源自數百年前的“醉龍傳說”。據傳，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珠海、澳門)曾發生瘟疫，鄉民於農曆四月初八求助佛祖，當抬着佛像路經河邊時，河中突然躍出一條大蛇，一位正在喝酒的和尚見狀上前，將蛇截為三段、蛇血流入溪中；凡蛇血所流之處，長出一種稱為欒樨樹的小灌木。鄉民舀溪水配以欒樨葉飲用，百病消除，遂認定大蛇為神龍降凡普渡眾生，以舞三截龍答謝神恩，且為紀念和尚醉酒弄蛇，舞龍者灌酒至酩酊，以顯虔誠。自此之後，每年都有舞醉龍之習俗，並伴以煮龍船頭飯，祈求消除百病，老少平安，更以欒樨葉做成欒樨餅，作為應節小吃，以圖大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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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紀葡萄牙人開始在澳門建立定居點以來，明朝政府便需要基於現實考慮對這群外來之民進行有效管理，而關閘恰恰在其中發揮著關鍵的管治作用，關閘不僅是澳門半島的地理邊界，更是在歷史上見證了澳門界址的變遷，本質上反映了明清兩朝對澳門的權力實踐，以至澳葡政府對這種權力實踐的解構與顛覆，揭示了中葡之間微妙的互動，是政治話語交織的歷史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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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民國大馬路20號與22號之間對開的西環湖中，仍隱約可見一塊只有10%露出湖面的“蟾蜍石”，此石高約1米，寬約兩米，不斷有水泡從“蟾蜍”原來塞着水泥已部分被浪沖脫的“口”中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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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路作為今日澳門市中心的地標，今日成為澳門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一條重要的景觀軸線，遊客必到之處。新馬路自開通以來，整個世紀一直吸引着各界的目光，但新馬路的出現，就如本地建築界對拓寛街道的術語：割街，是一種機械式的切割，將原來內港的街道肌理、脈絡如外科手術一樣切開，再放入新的人工管道，形成新馬路與周邊街巷的不協調又充滿趣味的現況。如今再追憶，未有新馬路前的內港區，究竟是怎樣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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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的誕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里程碑。它標誌著知識自由和資訊自由意識的啟動。如果說普及教育是社會脫離愚昧的平台，那麼公共圖書館是將這平台擴大的催化劑，更是人類步向文明的台階， 它較學校教育更超脫之處是以無償的形式為社會提供服務。誠然，圖書館從以藏為主，供帝王將相、名儒雅士等享用的封閉模式走向開放，藏用並重，面向社會，為公眾服務這一轉變並非平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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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幣是澳門貨幣體系的主幣，即主要採用的貨幣，“主要”是相對於單位更小主要用於找零的輔幣而言。澳門紙幣自1905年發行以來，已經有一百餘年的歷史，在這一個多世紀的歷程中，這些大小不同、顏色各異的紙幣在承擔澳門貨幣角色的同時，也成為政治、歷史、文化的載體，為我們窺探澳門社會提供了一面面“方寸”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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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的泉源，不論飲用和生活都離不開用水。在自來水普及之前，澳門居民主要依靠井水和泉水，使用地下水源維生。踏入二十世紀初，澳門城市發展和衛生需求等因素下，澳門開始發展自來水供水系統，供應經過濾和消毒的淡水給居民。然而，澳門缺乏充足的淡水源，因而在1960年代起與內地政府共同處理供水的問題，包括在珠海修建大型水庫及建立輸水網絡，解決澳門的供水問題。這篇文章將向大家回顧澳門供水的歷史，如何從本地水源轉向西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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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世紀以來，澳門的公共交通經歷了多個階段的發展和蛻變，從巴士空調化、環保巴士的引進，到小巴變大巴等的沿革，可見澳門的公共交通不但以乘客體驗為中心，更因時制宜、配合城市的發展步伐而作出相應的革新。澳門的公共交通不但側面反映着小城的發展，更與澳門共同成長及歷經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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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街牌，一直是城市最具特色的標誌，這件寫上中葡兩語的瓷磚街牌，不但告訴我們所處的街道，更提醒我們身處在澳門。不過，澳門是甚麼時候開始豎立街牌？最早的街牌又是不是瓷磚街牌呢？不同時期的街牌又有怎樣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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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味基墳場位於西墳馬路，鄰近塔石廣場。在望廈聖母（新西洋）墳場興建後，澳門市民為了便於區分，多把聖味基墳場稱為舊西洋墳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