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澳門旅遊攻略續篇：1867城市漫遊》與《澳門旅遊攻略（1867年）：漫步半島北部》中，我們通過梅輝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等人所著的《中日商埠志》（The Treaty Posts of China and Japan），循著兩條Citywalk路線——從南灣經劏狗環至關閘的濱海之路，以及穿越半島北部的新路——在澳門來了一場1867年的城市漫遊。上述路線尚未觸及澳門城區的核心，而本文將聚焦於半島中心地帶，走進那些見證澳門歷史與文化底蘊的標誌性地標。
一、 追尋詩人足跡：賈梅士洞
穿過三巴門進入城區，便可來到《中日商埠志》所說的“每位造訪澳門的旅客必訪之地”【1】，今人或許第一時間會以為所指的是大三巴牌坊，然而書中所述的其實是賈梅士洞，而這絕非《中日商埠志》的一家之言，在1856年出版的《日本遠征記》（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中，有關澳門的章節亦明確指出：“賈梅士洞是澳門一處備受公眾興趣的勝地”【2】。
據《中日商埠志》記載，賈梅士洞是“一塊巨大的花崗岩因周圍較軟岩層風化而裸露於山丘表面，並因天然裂縫形成了簡樸的拱形洞口，其頂部覆蓋著一塊更大的巨石。”【3】當然，賈梅士洞的吸引之處並非單純的自然地質奇觀，其之所以成為旅客必訪之地，在於這裡“是傳說中葡萄牙詩人賈梅士（Dom Luis de Camoens）在流放期間最鍾愛的地方…據說，這位不幸的詩人正是在這狹窄而涼爽的隱秘之地，沉思創作其不朽作品《盧濟塔尼亞人之歌》（The Lusiad）。”【4】為讓讀者更深入了解這位詩人，《中日商埠志》亦簡略介紹了賈梅士的生平：
賈梅士被認為出生於1524年。他的父親西蒙·德·賈梅士（Simon de Camoens）出身名門，卻因船難喪生並損失大半家產。賈梅士在里斯本求學期間，因不慎地愛上約翰三世（John III）宮廷中的一位侍女招致宮廷不悅，在無望獲寵之下於1553年遠航東方以謀生計。然而，他天賦的詩才再次為他帶來麻煩，他針對果阿總督及其同胞所作的諷刺詩，導致他在1556年被流放至澳門，並在那裡獲得一份微薄的官職。賈梅士最終返回里斯本，而他唯一的財富便是那部歌頌祖國榮光與征服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手稿。雖然他一度獲得國王的養老金，但最終於1579年在一所慈善救濟院中去世。【5】
關於賈梅士洞的位置與環境，《中日商埠志》表示：
石洞位於一處山丘之巔，現在是馬葵士（Lourenço Caetano Marques）宅邸附屬花園的一部分…在詩人生活的時代，這座如今以他命名的石洞或許能夠有俯瞰整個半島及周圍海域的廣闊視野；然而如今，下方荒野的樹叢已高大濃密，連建在石洞頂部巨石上的涼亭也難見多少景致。這山丘與花園被中國人稱為白鴿巢。【6】
前文《澳門旅遊攻略（1867年）：漫步半島北部》曾提到馬葵士宅邸，即是如今東方基金會會址，然而，當時這座氣派非凡的私人大宅並不對外開放，普通民眾無緣一窺其內部風貌，那麽，旅客希望到訪賈梅士洞又是否會吃閉門羹呢？
可幸的是，馬葵士作為賈梅士的忠實崇拜者，並不介意讓旅客到他的私人花園內到賈梅士洞“朝聖”，他“允許所有訪客進入花園，只需將名片交給駐守的中國門衛即可。”【7】而當時進入白鴿巢花園的入口“緊鄰前述小教堂和墓地的通道，寬闊但略顯荒蕪的小徑由此延伸穿過茂密的灌木叢，鬱鬱蔥蔥的榕樹、菠蘿蜜樹、竹林和各種低矮灌木交織在一起，形成了濃密的林蔭，最終通向賦予此地獨特意義的粗獷石洞。”【8】步入其間，旅客彷彿從世俗的喧囂悄然步入詩意的幽境（圖1），那裡不僅可以欣賞花園景觀，更可以對賈梅士作最誠摯的致敬。
之所以說馬葵士是賈梅士的崇拜者，可謂一點也不誇張，白鴿巢花園由葡人富商俾利喇（Manuel Pereira）創建於18世紀晚期，俾利喇於1826年去世後，包括白鴿巢花園在內的財產由其剛滿一歲的小女兒瑪麗亞（D. Maria Ana Josefa Pereira）繼承。【9】1838年8月7日，瑪麗亞與她的表兄馬葵士結婚，馬葵士於是成為有關財產的業權人。【10】1849年他耗資600法郎在巴黎訂製一尊賈梅士半身銅像置於洞內（圖2、 3）【11】，即使後來銅像被毀，馬葵士又請葡萄牙著名雕塑家波爾達羅‧皮涅伊羅（Manuel Maria Bordalo Pinheiro）重鑄銅像（圖4），1862年《澳門憲報》大有一段文字對此大加讚譽：
這座半身像的比例自然，與其放置位置相得益彰，從基座算起高約五掌。整體效果雄偉壯觀，對傳統模型的研究精準無比，更展現了藝術家令人讚嘆的靈感。某些線條的嚴肅感，尤其是臉部和頭頂的線條，以及那額頭的表情，雖然高貴而傲慢，但似乎隱隱透著失望的痛苦，讓人想起索阿雷斯·德·帕索斯（Soares de Passos）的美妙詩句：你自搖籃至墳塋，始終背負十字架；將苦澀飲盡，至成糟粕；彷彿命運於無常之間，以你的天才來丈量不幸。【12】
這座半身銅像最終於1866年1月28日隆重舉行安放儀式，葡萄牙人與外國人共同參與，澳門總督和其他顯要以及修院學生也出席盛會。由20名樂手組成的學生樂隊演奏了許多曲子，學生們用葡語、拉丁語、法語、意大利語朗誦精心挑選的詩歌，駐軍少尉薩·卡梅洛（Sá Camello）也滿懷激情地朗誦了塞爾帕·皮門塔爾（António Serpa Pimental）題為《賈梅士屹立於澳門山洞》（Camões na Gruta de Macau）的詩作。【13】而《中日商埠志》談及“一尊賈梅士的半身像被安置於刻有《盧濟塔尼亞人之歌》詩句的基座上。石洞的牆壁上不時添置了數處歌頌詩人的銘文”【14】之餘，亦提到“這裡還建了一道風格不甚高雅的門樓，上面刻有如下中文題詞： “首善士”“才德超人因妒被難，奇詩大興立碑傳世。”【15】這聯語源於李思濟於1829年撰寫的內容，【16】而門樓則建於1840年，在1851年就有人呼籲將它拆除，但直到1886年才真的被拆掉，【17】唯獨賈梅士銅像一直保存至今，靜立於白鴿巢公園的林蔭深處。
圖2 賈梅士洞，1856年前。
引自 Francis L.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Washington: Beverley Tucker, Senate printer, 1856, p.142.
圖3 賈梅士洞，1856年前。
引自 Francis L.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Washington: Beverley Tucker, Senate printer, 1856, p.143.
二、 信仰的座標：從主教座堂到大三巴牌坊
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自16世紀以來便在澳門城內各處建立教堂（圖6），《中日商埠志》在介紹澳門的公共建築時，亦首先提到“澳門的主教座堂是一座規模較大但極為簡樸的磚砌建築，僅以兩座低矮的塔樓為裝飾。”【18】然而，一般的教堂對西方人來說已是熟識不過，因此，《中日商埠志》直言“澳門還有四座堂區教堂，以及許多修道院和隱修院的小教堂，這些建築除最普通的建築特色外，並無其他突出之處。”【19】聖奧斯定堂、聖安多尼堂、玫瑰聖母堂、望德聖母堂、聖老楞佐堂、聖若瑟修院教堂、西望洋聖堂等就這樣在書中被一筆帶過。唯有大三巴牌坊（圖7）深深吸引著西方旅客：“從港口遠眺，澳門唯一引人注目的景觀是古老的聖保祿學院教堂的正立面。”【20】
圖6 主教座堂，1870年代。
引自黃豪生、Regine Thiriez：《凝光擷影：攝影術的發明暨中國澳門老照片》，澳門：澳門博物館，2009年，第106頁。
《中日商埠志》向讀者簡略介紹了聖保祿學院教堂的歷史，表示“該教堂由耶穌會士於1594年至1602年間建造，其神學院在17世紀曾是享有盛名的學術與政治影響中心。1759年耶穌會被逐出葡萄牙領地後，其學院建築被改作軍營，但在1835年1月27日夜間的一場大火中化為灰燼。教堂的花崗岩正立面卻得以保存，據傳由專程為此目的而被帶到澳門的日本石匠所建造。”【21】
聖保祿學院教堂經歷大火後曾作為墳場之用，《中日商埠志》表示“1838年，因教堂的側牆雖厚卻被認為不夠安全，被削至約25英尺高，內部被切成壁龕，用作天主教徒的安葬之地。”【22】在諸多安葬者中，《中日商埠志》特別提到“以關於中文的研究著作聞名的江沙維神父（J. A. Gonçalves）也安葬於此。”【23】江沙維是葡萄牙籍遣使會傳教士神父，居留期間在澳門聖若瑟修院教授中文及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等歐洲語言和音樂等。在漢語文化研究方面，他編纂了一批教材、教學參考資料和教學用工具書（圖9）【24】。
而對大三巴牌坊建築上的描述，《中日商埠志》引用了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著作稱：
藝術家巧妙地通過宗教元素為希臘式建築賦予生機。在十根愛奧尼式柱列的中間，拱起三道通往教堂的大門；其上排列十根科林斯式柱列，構成五個獨立的壁龕。在中央壁龕的主門上方，可以看到一位女性雕像，腳踏象徵人類愛國情懷的地球，其下銘刻‘天主之母’。在天主之母兩側顯眼之處，有四位耶穌會聖人的雕像。上層區域呈現出聖保祿，並有一隻象徵聖神的鴿子。【25】
事實上，龍思泰亦提到“此建築內設有一座按時刻敲響的鐘，根據主齒輪上的銘文，此鐘乃路易十四（Louis XIV）賜予耶穌會學院。”【26】《中日商埠志》未有引用上述關於大鐘的內容，估計是因為聖保祿學院1835年發生大火後，鐘樓已被燒毀，旅客在大三巴牌坊前已再不能看到大鐘。這座曾經鳴響的鐘樓，連同其大鐘精密的機械與悠揚的報時聲，一同湮沒於歷史的煙塵之中，徒留牌坊靜默矗立，成為時間無言的見證。
三、 帝國餘暉：防禦體系的視覺震撼
當19世紀的旅客乘船來澳門時，首先映入眼簾的除了大三巴牌坊，便沿著海岸與山脊綿延展開的龐大防禦工事（圖10）。《中日商埠志》指出: “當旅客接近澳門時，會被規模宏大的防禦工事所震撼，這些工事的規模與澳門的面積及重要性完全不相稱。然而在所有工事之上，葡萄牙的旗幟在顯眼的火炮陣列上空高高飄揚。”【27】這段描述揭示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自從鄰近的香港在19世紀中葉開埠以來，澳門在東亞貿易體系中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但葡萄牙人在澳門仍然維持著龐大的防禦體系。
在所有炮台中，《中日商埠志》對大炮台（圖11、12）著墨最多，指出“澳門規模最大、地位最顯赫的炮台是聖保祿山炮台，通常被稱為大炮台。其為方形結構，四角設有稜堡，雄踞聖保祿山之巔，建成於1626年。”【28】同時特別關注大炮台的火力配置：“共配備48門火炮，主要為18磅炮，包括幾件澳門早期鑄造的大炮，即1626年及1627年鑄造的七門銅炮，堪稱奇珍異品，其中一門長度驚人的36磅炮裝設於東南碉堡。”【29】
《中日商埠志》對大炮台的敘述並未停留在工程與軍備的層面，而是轉入更接近都市傳說與集體想像的敘事：“關於這些更古老的炮台，流傳著許多傳說，尤其與大炮台有關的傳說更為值得注意。”【30】在這些傳說中，大炮台不僅是軍事要塞，更因其與耶穌會士的關係被賦予提供宗教庇護與軍事堡壘的雙重性質：
由於其所在地最初是耶穌會傳教士的住所，大炮台始終籠罩著一層神秘色彩。這些沉默的使者不僅受到中國人的懷疑，也被自己的同胞猜忌，人們認為他們修建了地下通道和密室，以便在突遭迫害時避難。【31】
這種猜忌並非空穴來風，因為耶穌會士在遠東的活動本就夾雜著傳教、貿易等多重身份，因此人們認為大炮台既是軍事防禦的戰略據點，亦有可能兼具保護傳教士財產的隱秘功能。更具戲劇性的是，《中日商埠志》記錄了一個似乎能為傳說提供佐證的最新發現：
奇怪的是，最近在炮台發現一條延伸至地底的隧道。1866年夏季，指揮官注意到環繞炮台所在山丘南側的圍墻基座處，一塊約40英尺高的巨型花崗岩塊疑似出現鬆動現象。然而經勘查發現，這塊石頭不過是掩蓋了通往地下通道的入口，該通道被證實與一座通往炮台中央的豎井相連。【32】
這一發現不僅印證了長久以來關於地下秘道的傳說，更激發了人們對耶穌會秘密活動的無盡想像：
據推測，這條奇特的隧道與毗鄰的學院教堂相連。此處埋藏城內寶藏，而且教堂遺址正立面階梯地下確實存在金庫的傳說流傳已久。【33】
《中日商埠志》亦表示早就有人把尋寶一事由飯後談資轉化作實際行動：
數年前，曾有位勇於探索的中國人嘗試探查這些金庫，然而在最終一無所獲的情況下放棄。【34】
傳說與現實在《中日商埠志》的敘述中交織，那條被證實存在的隧道，又是否真如傳說所言通往教堂的金庫？那位一無所獲的探險者，究竟是真的空手而歸，還是另有隱情？大炮台的秘密至今仍留給後人無盡的遐想。
除了大炮台，《中日商埠志》亦詳細列舉了澳門的各個炮台，例如“建於1740年的聖地牙哥炮台（圖13），又稱媽閣炮台，位於內港入口處的水位線附近，主要用於控制內港，共配備8門火炮。此外，澳門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炮台，包括燒灰爐炮台（位於西望洋山上）、聖若奧堡壘、聖耶路尼炮台、馬交石炮台，以及建於1847年的小型工事氹仔炮台，它位於面向海灣的一座小島上。【35】” 而在提及氹仔炮台（圖14）時，又特別指出“其駐軍僅由一名軍士與兩名士兵組成。”【36】這種配置反映了炮台猶在，旗幟飄揚，但炮口後方僅剩寥寥數人，生動揭示了澳門擁有諸多炮台卻不具備足夠軍事能力之間的巨大落差。
此外，《中日商埠志》有一段關於官員薪資的記錄： “相較於鄰近英國殖民地被認為已不算過高的薪俸，葡萄牙官員的薪資顯得異常微薄。”在列舉澳門總督、主教、法官、上校等人的薪資後，指出“士兵日薪為13美分”【37】。這種與香港的對比，揭示了兩個殖民帝國在東亞的不同處境。英國在鴉片戰爭後取得香港，正值其帝國擴張的巔峰期；而葡萄牙作為一個衰落的帝國，在遙遠的東方只能提供微薄薪資。
注釋：
【1】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17.
【2】 Francis L.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Washington: Beverley Tucker, Senate printer, 1856, p. 142.
【3】 Francis L.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Washington: Beverley Tucker, Senate printer, 1856, p. 142.
【4】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17-218.
【5】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18.
【6】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17-219.
【7】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17.
【8】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18.
【9】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三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38頁。
【10】 湯開建：《白鴿巢的故事》，《澳門雜誌》（澳門）2010年12月（總第78期），第98頁。
【11】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第361頁。
【12】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29 de Março de 1862, p. 66.
【13】 [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61-162頁。
【14】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18.
【15】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18.
【16】 鄧景濱、葉錦添編注：《澳門名勝楹聯輯注》，澳門：澳門楹聯學會，1998年，第132頁。
【17】 [葡]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黃鴻釗、李保平譯：《歷史上的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187頁。
【18】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14.
【19】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14.
【20】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14-215.
【21】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15。筆者按：聖保祿學院於1594年創立，其教堂在1601年被大火燒毀後，同年開始建造新教堂，至1603年底完成除了教堂前壁以外的全部建築物，而教堂前壁則直到1637年才全部完成，而立面上的雕刻及塑像至1644年才補齊。詳見[葡]多明戈斯·桑托斯（Domingo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著，孫成敖譯：《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1994年，第44-45頁。
【22】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15.
【23】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15.
【24】 葉農：《19世紀澳門葡國精英人物漢學家江沙維神父研究》，《文化雜誌》（澳門）2014年秋季刊（總第94期），第51頁。
【25】 Anders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James Munroe & Co., 1836, p. 18。筆者按：胡紀倫（César Guillén Nuñez）引用1644年文獻認為聖母像所腳踏為月亮。詳見César Guillén Nuñez, Macao’s Church of Saint Paul: A Glimmer of the Baroque i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19.
【26】 Anders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James Munroe & Co., 1836, p. 18.
【27】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21.
【28】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21. 筆者按：大炮台始建於1617年，至 1626 年建成。
【29】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21.
【30】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22.
【31】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22.
【32】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22.
【33】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22.
【34】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22.
【35】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22.
【36】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22.
【37】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 Co., Hong Kong: A. Shortrede and Co., 1867, p. 223.
更新日期：2026/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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