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葡政府在1948年初及1949年2月先後派員到青洲、新口岸、黑沙環等地通知全面拆卸木屋，但在缺乏考慮安置的情況下，因木屋戶的反對而暫緩拆除。在一年之後，工務局再次處理木屋區的問題，鑒於無法執行清拆全澳的木屋，政府於是轉向整治木屋區，而首要的對象是半島西北的青洲坊。

在1950年7月，工務局派員到青洲坊向居民通知新的整治計劃，木屋戶自行把木屋拆卸，再把材料搬運到附近指定的區域，按照工務局早前規劃的圖則和人員的指導，在指定的位置以規劃的面積重新搭建木屋，使木屋能排列成行，開出行人道路^【1】。工務局嘗試用行政命令使這個毫無秩序、擁有270多間屋的木屋區，整治為有條有序的居住區，這樣的安排似乎既能保障木屋戶有屋可居，亦能提高居民生活環境的水平，兼顧都市建設和美化，是一個雙贏的措施......但實際上真的如此嗎？

工務局推出整治令，青洲坊上千名居民以十四人為代表，在1950年7月18日向澳門中華總商會遞交陳情信，請求商會代為工務局表達居民意見，收回整治青洲坊的命令。這封信函同時刊登在報章上，讓我們一窺當時青洲坊居民的生活面貌。

首先，信件交待了青洲坊居民的處境，以及整治令的不合理之處：

青洲坊木屋戶居於這片郊區的爛地，自搭茅舍和木屋，就是因為生活困境，無力支撐市區房屋的租金，棲身於此，而工務局要求木屋戶拆卸房屋，遷到另處重建。本質上，政府把拆遷木屋和重建房屋的成本轉介給木屋戶（變相重建青洲坊的開支），由居民自行承擔。與此同時，工務局還規定新搭建的木屋只是六平方米（六咪突丁方）或三平方米（三咪突丁方）兩個大小，卻沒有考慮木屋因各個住戶和家庭的生活需求有異，例如幾個家庭（十多個人）搭建一座大木寮一起居住^【3】，現在卻採用劃一的規模，一些居民無力購買材料擴建木屋。

然而，工務局忽略青洲坊木屋戶的實際生活需要並不止此。

站在規劃者的角度，井井有條的房屋和街道是符合衛生和美觀的現代街區，但在青洲坊居民的眼中，木屋之間分散錯落，兩屋之間留在空地，才能免於被火災「誅連」，心血毀於一旦。此外，木屋之間的空地亦提供營生的空間，讓居民從事養豬和耕種，彌補家計：

除了種菜和養豬之外，不少居民亦在木屋經營街坊生意，如經營茶居、理剪、雜貨舖等^【6】。對於市區生活的居民而言，房屋是居住的地方，但對於木屋戶來說，房屋不但是棲身的地方，也是營生的場所，讓他們在此務農或從事街坊生意，使他們得以在澳門存活下去。

從這封陳情信可見，規劃者和實際住戶對木屋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別，也忽略了木屋戶的實際生活處境，因此這「離地」的計劃引發木屋戶的反彈，為此尋求華人社團的協助。

青洲坊居民代表向中華總商會遞交信函後，商會在兩天後（7月20日）的會議上討論，認為工務局應暫緩執行命令，否則需向木屋戶給予拆遷的費用，商會決議派出理事長何賢、理事陳直生、陳立民和葉子如，連同兩名青洲坊代表前往工務局商討^【7】。

在1950年7月25日，何賢、陳立民等商會代表與青洲坊居民代表前往工務局，與畢士達局長會見^【8】。畢士達在聽聞青洲居民的情況後頗表同情，並在何賢等人的陪同下立即前往青洲坊視察，即使當天下著大雨。

經過考察後，畢士達與何賢等人再次討論，何賢認為現時區域對居民而言太過狹小，建議加撥附近的空地入區域，但畢士達回答那片土地將用作建造平民房屋，故無法撥出土地。不過，畢士達還是體恤青洲坊居民的困難，同意暫緩遷移木屋區的工程，並調整原來的規劃，包括縮減木屋的建築面積、擴寬木屋之間，但禁止居民種菜和養豬，防止衛生惡劣，局方還同意在坊內擴建一座水池。至於居民無力遷移的問題，畢士達表示可以通融處理，延長半年的寬限期。對於畢士達的回應，何賢及其他商會代表感到滿意，而居民亦感謝局長的通融。與此同時，何賢亦向青洲坊居民表示，將在青洲路口加裝兩座街喉（公共水喉）讓居民使用^【9】。

兩天後（7月27日），何賢在中華總商會的會議上報告為青洲坊請命的報告，事件似乎完滿解決。然而，不到數天，青洲坊代表在8月2日再次發函向商會，稱近日又有工務局人員通知拆遷，當居民「搬出」局表承諾的半年寬限期時，局方人員卻稱沒有聽過命令，所以請求商會再次請命^【10】。何賢於是再次到工務局陳情，工務局只暫緩清拆大多數木屋，但有十多座阻礙開闢新道路的木屋則必需清拆，而中華總商會也通知居民照辦^【11】。

在1950年8月26日，澳門市行政局（Administração do Concelho de Macau）局長施樂德（António Emílio Maria Rodrigues da Silva）在《澳門政府憲報》上發出一份有關青洲木屋的公告，稱青洲名為「鴨寮涌」的地方上木屋區「最近有毫無根據龐雜無稽謠言之喧騰」，表示木屋區整治關係到衛生、安全等莫大的利益，命令居民必須盡快遵從工務局的要求整治坊區，且不能逾期^【12】。

在九月，工務局再次派員到青洲坊整治木屋區，並指導木屋戶在「鴨寮涌」重建屋，並且編訂各木屋的門號，整個工程爭取在十月五日之前完成工程^【13】。儘管施其樂強調整治木屋一事「統歸澳門市行政局主理，局外人士以及其他團體機構，完全不能干涉，抑亦無效」，這話明顯帶有排除其他團體介入的意味，但實際執行上仍然需要團體的協助。鑒於青洲坊內有無力搬移的居民，他們可向中華總商會求助，商會向該戶發放十五元的費用，直到九月十九日已經有六、七十戶人向商會求助^【14】。除了出資協助貧民搬遷，商會還處理居民大大小小的問題，如材料失竊、無地建屋等，此外他們亦關注和處理青洲坊內的生活環境和設備，如防火、供電、路燈等問題^【15】。

與幾個月之前的民怨沸騰相比，這次整治令在執行秩序上大致良好，居民按照指示重建。不過，也不是所有木屋戶遵從政府的命令，有些木屋戶自行搬遷到白鴿巢的高園圍木屋區搭建新屋，該區木屋數達到五十四間^【16】。由於這些木屋是未得政府的同意建造，政府因而要求白鴿巢的木屋戶清拆房屋，一併到青洲坊的新木屋區。此外，政府亦有意把黑沙環、望廈、白鴿巢高園圍、大三巴茨林圍和台山等地的木屋戶一併遷搬到青洲坊，把散落於澳門各區的木屋集中在經整治的木屋區內，而中華總商會亦協助處理居民的遷移事宜^【17】。

戰後，澳葡政府為了重啟澳門的都市建設，試圖把青洲區回復至戰前的港口工業區定位，因而著手處理澳門的木屋問題，在1950年整治青洲坊的同時，亦嘗試把澳門各區竄生的木屋區集中管制於青洲坊，儘管整治初期遭到居民反對，但在中華總商會的介入和協調下，青洲坊得以推行整治。

不過，大量木屋戶在短時間內集中到青洲坊，反而使新建的木屋間距離不夠，且坊內的水源不足，加上冬季容易引發火災，令華人社團擔憂。因此，澳門三大華人團體------中華總商會、鏡湖醫院和同善堂在11月19日召開會議討論澳門木屋區居民的安置問題，會議的結果認為暫緩執行不影響衛生和未有發展辺案的木屋區，也建議政府的公共救濟總會提高遷移的補助費用，還有增加青洲坊內的水喉、消防站、公廁等設施^【18】。

在12月7日，何賢與柯維納總督會晤時提出青洲坊的問題，總督表達對青洲坊消防問題的憂慮及改善建議，總督亦表示接納相關的意見，消防總監在12月9日聯絡設立消防喉和食水喉^【19】。然而，未等改善意見落實，青洲坊在12月13日發生一次大火，幾乎摧毀整個青洲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