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2月13日，一阵又一阵的寒风从未知的北方吹来，德波瓦（Ludovic de Beauvoir）、皮尔（Pierre Philippe Jean Marie d' Orléans）与福威勒（M. Fauvel）正在大炮台观望圣保禄学院的遗迹。它见证著澳门最光辉的岁月，这座港口曾经连接着中国与日本的传教与贸易，但这所建筑与这段岁月已经成为遗迹。然而，国际贸易并未从澳门绝迹，十九世纪澳门仍然连接着世界的贸易，只是交换的物品从白银与丝绸，转为鸦片与苦力（Coolie）。

今天已经是他们留在澳门的第三天，这些法国旅行者便提出到一处地方考察——“巴拉坑”（Barracons），也就是“猪仔馆”。

德波瓦三人走入一家猪仔馆，店铺的门面布置了鲜花，走入店内摆放了不少花瓶作装饰，而客厅内的家具也是上等货。墙上还挂著几幅画作，画有一艘艘轮船把中国人运到古巴和秘鲁；而令德波瓦感觉尴尬的是，画中的船只都挂着法国国旗。事实上，在澳门贩运的第一批苦力华工正是由两名法国商人和一名葡萄牙人于1851年控制的，其后澳门迅速发展成苦力贸易中心 ^[1] 。

乍看之下，这看似是达官贵人的厅堂，一切看似是非常美好，但这只是为了招待上宾和官员而设的假象。迎接他们的巴拉坑主（以下简称“坑主”）是一名凶神恶煞的胖子，是带有黑人血统的葡萄牙人（即土生葡人），与坑主聊了几句后，他带这些法国旅行者离开厅堂，走到背后的一道长廊，然后来到巴拉坑的“仓库”，这一幕令德波瓦大吃一惊。

说是“仓库”，因为这里全是即将“被移民”的中国人，这些人一个个都面色苍白，心情极为紧张，衣着肮脏，等待着送到不知何方的国度。看到那些中国人绝望无助的眼神，坑主心中却丝毫没有一点波动，反而还有点高兴，今天他又从广东、广西和湖南的掮客手上取得上百个苦力，约支付了1,200法郎 ^[2] 。

这些华工是否被迫出外？不，他们是“自愿”出洋的。

华工口中的“自愿”，与他们战战兢兢的表情形成一种极为不协调的画面，特别是大家都知道这些苦力是被迫上船的。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输出的主要产品已经不限于茶叶与瓷器等高大上的货品，而是出口劳动力到东南亚、澳洲和美洲工作。不过，苦力贸易与十九世纪之前的黑奴贸易之间有差别吗？除了是人员从非洲转向中国之外。

当然有不同。黑奴被强行掳走卖出，但华工可是出于“自愿”，而且有契约在身，所以理论上是你情我愿、合法合理的。

是的，理论上。

但在现实上，大家都清楚苦力贸易背后远比这描述来得黑暗。德波瓦在旅程上已经听过有关这些苦力的来源有违人道：有人是中国内地战乱中的俘虏；有些人是被海盗强抢的渔民；更多人是遭自己的同乡和掮客欺骗；而不少赌客是被澳门的赌馆洗劫钱包后沦为苦力。困在巴拉坑的绝大多数华工，几乎是被迫上船到异地过著非人生活，因此苦力又何来谈得上“自愿”出国呢？

早在1856年，澳葡政府宣布废除奴隶制；而法律也规定所有奴隶踏入澳门后，便自动重获自由。然而，当奴隶被宣告成为澳门历史的同时，苦力贸易才刚刚被纳入澳葡政府的专营之中，依法受到政府的“华政衙门”监管 ^[3] 。


德波瓦得知，华工离开澳门是由华政衙门的理事官负责甄选，理事官会先问在场的华工：你们究竟是返回中国或出洋去哈瓦那？在1,000人之中，约有200人鼓起勇气拒绝出洋，当然这绝对会惹来坑主的报复。第一轮甄选之后，“猪仔”们又回到巴拉坑之中等待下一次甄选，在这段期间坑主会“养”起他们。当时，理事官需要向华工甄选三次，三次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你们是留下来还是出洋？因此，巴拉坑主需要“养”这些苦力约两个月时间，但万一又有华工拒绝，坑主会向华工追索伙食和宿舍费，所以留的时间越长，便越难脱身。

经过三轮甄选之后，华工才会被华政衙门被确定为“自愿”出洋。在出发前，他们会在理事官的面前签卖身契，然后被送上船，之后就是西班牙航运代理的事，此时华工的“自由”正式被卖断，出洋已成定局。

到底卖身契上写了些甚么？德波瓦的同行几经询问下，得知到契约上的内容：“本人许诺为本契约持有人服役八年，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并放弃这段时间的一切自由。我的雇主承诺提供伙食，在每个月给四‘皮亚斯特’（Piastre），提供衣服，并在契约期满之日让本人重获自由。”契约的内容以中文及西班牙文写成，并由巴拉坑主、华政衙门理事官及西班牙领事一起签字画押。这也是为何苦力又被称为“契约工”（Contract Labour）。

这些契约工可是“自愿”出洋打工，雇主保障他们的衣食住行，而且他们能有自由的一天，这与黑奴的待遇已经大大不同……才怪！

十六世纪的美洲流传着“黄金国”（El Dorado）之说，西班牙人相信在这片神秘大陆里存在着一个拥有黄金的国度，因而不断地探索和征服。当然，“黄金国”最后被认为是传说，西班牙人征服的殖民地却成为他们财富的来源，他们把非洲黑奴运到这片土地，强迫他们搾干血汗来种植棉花和甘蔗等丰厚的货物，来赚取暴利。然而，在十九世纪初期欧美国家的一片反对声浪中，黑奴贸易终于告一段落。失去了低廉劳动力的奴隶主在不愿请佣工的情况下，开始向采用来自中国的契约工，让他们代替黑奴在种植园里不断被压搾，而这些契约工大多数由澳门出发。

除了被安排到种植园工作之外，还有一批不幸的华工被派去“采金”。当时，秘鲁的一些岛屿上堆积着数百年无人清理的鸟粪，这些极为肥沃的鸟粪成为顶级的肥料，而他们的工作就是去收集这些“黄金”。试想像一下，对着这些令人难受的鸟粪一会儿已经相当难受，而现在你要在鸟粪地狱中生活一天至少12小时、一年365日、连续8年，很多华工真的是痛不欲生，最终受不了的人甚至选择自杀 ^[4] 。

这是为何澳门的苦力贸易如此恶名昭彰。与前往南洋、太平洋、北美洲和澳洲的华工经历相比，前往秘鲁和古巴工作的华工可是最惨绝人寰的！

无数华工反抗的事件刊登在国际报章上，而提到他们的出发港口，几乎离不开澳门。这不仅引来清朝百姓和官员的反对，不少欧美政客同样反对商人们不道德的买卖。在1850年代，英国政府推出法案来规管香港的劳工契约贸易，试图禁止华工被迫出洋的情况，于是苦力贸易转到邻埠的澳门，从1856年至1872年间每年有上万名华工被卖到南美洲。

德波瓦听闻了无数苦力的传闻，现在目睹了巴拉坑的惨情，他认为澳门的苦力贸易的应归咎于澳门政治的问题，因为澳门既不受葡萄牙的有效统治，也不全是中国人作主，所以澳葡政府无法像港英政府一样有力地解决问题。事实上，即使港英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但因苦力贸易涉及庞大的利益，不论是外国商人和华人掮客都不会放弃这只“金蛋”。

就在这一年（1867年），英国领事才撰写一份报告指出，无论来自哪个殖民地的移民，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出于自觉自愿，所有人都是被船主百般诱骗、蓄意胁迫上船的，船主们想方法设法逃避法律的规约。由此可见，香港的苦力贸易相当严重，但澳门更糟糕的是连推行法律的进程也非常缓慢 ^[5] 。

见识苦力贸易的惨况后，德波瓦离开让人讨厌的巴拉坑，但不久他见到一个年青的华人跑出来，拉着理事官的轿子大哭，他哀求官员让他上船出洋。由于这名年青人未到法定出洋的年龄，理事官拒绝了他的申请，但年青人却害怕坑主会因此派他到最恶劣的地方去工作。

显然，不少华工就像这位年青人一样，对目的地的生活一无所知。这也不难理解，毕竟能够活着从秘鲁和古巴回到家乡的人实在太少。

1867年2月14日早上6时，德波瓦一行人登上总督柯高安排的“卡洛斯王子”号炮艇，起航前往广州，看着南湾和东望洋灯塔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中。他感慨，这座城市曾经是大发现时代的重要港口，现在却沦为赌博、鸦片贸易和“卖猪仔”的集中地。

在此之后，德波瓦和皮尔还到访上海和北京，之后再到日本和美国的三藩市，最后于1868年回到法国。返国后，德波瓦加入外交部工作，而他把这部三年的旅行日记出版为三部游记——《环球旅行记》（《Voyage Autour du Monde》）出版，与人们分享了在澳州、爪哇、香港、澳门、中国、日本和美国的所见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