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梁志豪，1937年出生。我祖籍在新会。我家族在我们上一代，就是爷爷那一代已经到了澳门谋生，由爷爷到父亲都在澳门，我也是在澳门的中区出生，当时的旧城区。

我爷爷和父亲都在澳门做木匠工人，现在叫做木艺工人，差不多是“父传子”的方式从事这个行业。

我出生那一年，刚刚就是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听我父亲说，澳门在当时的生活还是很好，工人们有工开，粮食各方面供应得都好。一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发展，到了我三四岁的时候，1941、1942年的时候，已经打到香港。因此我从小就经历了澳门的“风潮时期”¹。

澳门处于一个饥荒、萧条的环境，我年纪幼小，根据父母的说法，情况也挺惨的。我们家的情况是有一餐可以食，有一餐没有得食，要靠着帮一些比较有钱的人做事，来赚取粮食。听说我小时候，由于粮食不足，要吃那种“鸡糠饼”，就是用鸡吃的米糠做成的饼，但我一拿到手，就会有人抢了去，可见当时环境是多么辛苦，就这样挨过来。

和平²之后，我十岁左右，需要去上学，但由于当时澳门的教育事业发展不足，学校数量很少，而且我们的生活又不太好，要上学有一定困难，要靠去读一些免费学校才能解决。但这种免费的学校又不多，我记得我求学时期就像是“走难式读书”，挺惨的，就是当原先那间学校没得读的时候，就去另外一间，这间读两年，那间读两年。

那时澳门只有很少学校，我记得在我那个年代，当时小孩到了五六岁，开学了，父母就找一间“攴攴斋”，就是老师私塾那类的学校去开课。人人手执一本《三字经》，就是那种“人之初，性本善”的书，要老师教我们读，书包里放一封利是，就是所谓的“三朝开学”。

我这个名字，就是由一位老师改的，父母叫老师帮我取的。

开课几日之后，我就不能继续留在那上学，因为这类学校比较“贵族”，父母难以在经济上负担得起，所以之后就去找了另外一间，一些免费的、半义务的学校。我曾经去过一间名叫什么“妇女知识”的学校，就是找一间旧屋，在那里的厅中就能办一间学校了。当时的学校不像现在那般正规，大概十几平米就可以了，由一个老师教十个八个学生。

当时我参加了识字班，之后想考进当时的镜湖小学，位置在现在的镜湖医院前那个孙中山雕像后面，那里以前是一所古老大屋，就像国内的祠堂那种，但结果我考不上，因为当时我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

没有书读，唯有找过第二间。但我刚才所说什么“妇女知识”的学校并不是指现在的妇联，我猜那是以前一些较有文化的知识界的人，找个地方收一些学生来教他们。怎料背着书包，只上了两天课，就没有得上课了，因为没有老师了。

最后，我记得受过最正规的教育，是在一所叫康公庙小学，上一至四年班。位置是现在康公庙的后面，现在还保留着。当时那一间小学也只开了四班，一至四年级各一班。

这所免费学校不是人人可以读的，要透过当时康公庙值理会的人介绍，才能进去读。当时我就经一些行家、我父亲的亲戚，向值理会的主持人介绍，才能入学，并不能随意报读，需要有身份、有办法的人介绍才能够读的。

读到四年级，由于澳门当时的环境不太好，工业等方面发展不好，家里环境也有一定困难，也担心能否继续升学。当时另一间在炉石塘的同善堂小学，原本也只办到四年级，但那年，刚巧它对外公布，增加开办五六年级的课程，所以又再次透过认识的人、值理会中较有名望的人推荐，我得以转往同善堂小学，完成五六年级的课程，总算是小学毕业。

当时我年纪已经颇大了，有十四五岁了，是1951、1952年。

我当然想继续升学，就算家庭环境困难都想。那时通过小学中一些知名人士推荐介绍下，我入读孔教中学。

当时中学的收费一点也不便宜，学费要几百元，原本因为负担不起而不打算入读，但结果学校允许我免费。很可惜即使免费，我也只能多读一年，完成初一课程。

我记得澳门当时是因为中国刚刚解放之后，进行抗美援朝，因此美国对中国进行禁运，所以环境变得很困难，加上家中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妹妹，之前应该还有兄弟的，但都没有养大，到我懂事就只余下四个了。由于父母要供养我们四兄妹已经很辛苦，虽然学费全免，但其他如文具纸张杂费等都不少，因此我经考虑后，放弃了学业。

木艺工会在1948年左右时开始办学，在我上学那段时期未开始办。后来我的两个妹妹，一个比我小七年，一个比我小11年，她们就有入读木艺工会的学校，我就没有读过。

不上学之后，我就开始帮忙家中的工作，学习一门技术。我父亲以及他几个兄弟亦是跟爷爷“学师”，差不多整个家族都是剫木，不过当时澳门环境相当差，各行各业都难以谋生。

我是跟父亲，还有我叔父学师。当时我们这一行，个个都是以散工、自雇形式工作，并没有企业化，只有当接到工程的时候才有工作，而我就学师，跟他们去工作。严格来说，不算是正式的投师学艺，只是不上学就跟去工作。

由于当时年轻人要学各种东西，就要过香港，澳门在那个年代，有百分之60以上的人，一出身就过去香港，香港的工作机会比较多，因此无论学师还是工作都会过去。我住的那一区之中，那些与我年纪差不多大的邻居或朋友，一毕业就立即过香港发展的机率较高，因为澳门的出路始终比较少，加上缺乏信心。

当然，亦有很多行家去了外国，例如婆罗洲、地扪，以及星加坡等比较近的东南亚地区亦有不少人前往，他们一学完师就立即出发。

我没有到香港学艺，只是想而已，一来父母不放心，二来也不一定有出路，因为需要经过别人的介绍。加上我们家在那个“圈”生活得还可以，所以就没有立即过去。

直到1958、1959年，我才到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段时期澳门有关工业的工作机会不多，刚巧那时有些香港的行家过来，问我要不要过去工作，适逢香港经济起飞，大兴土木。

我到香港的第一单工作就是参与兴建“香港大会堂”。在那里做了好一段时间，直到工作不能再继续为止，因为这只是一份散工，并不是直接透过公司聘请的，而是由行家介绍入职的。

当时香港要找一些散工都比较困难，一些行家就会到澳门找工人，但由澳门过去的工人都很少长时间在同一地方任职，原因可能是工作比较辛苦，又或是工钱少的关系，而且当时香港的人力市场与澳门不同，因为香港的市场竞争就是哪里工钱高就去哪里工作。

1958年我们去香港，香港那边会有人守着码头，但不是武装警察，而是一些文装的人，他们会问上岸的人的目的地和原因，如果听见你是说广东话以及口音比较纯正的话就会放行，并且讲明不是旅游、是有事要办；但一听到是说普通话或是口音不正，又或是其他外省话，他们就不会放行，因为当时港英政府怕内地会有居民大量移民到香港。

当时香港码头有一种说法是“大声闹帮办”。其实不是真正的“闹”（骂的意思）帮办，只是大声回答帮办的问题，所谓“帮办”亦即是香港的高级警察，所以你只要会说广东话就问题不大，批准上岸，当时香港方面顾虑很多，怕人大量涌入，又怕别人是特务之类。如果是从澳门过去的话，他们就会问你一些问题，例如：走上大三巴牌坊有几多级楼梯？新马路在什么地方？新马路有什么特征等，要你说出澳门的特点，来查明你是否真正的澳门人。

我记起来啦，当时我去香港也需要身份证。是去警察厅拿澳门身份证。过去香港要出示澳门身份证，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一班小学同学，十几人，一毕业就到澳门警察厅排队去拿身份证，警察厅就是现在司法警察局，即是龙嵩街那间旧式建筑物那里。

那时还没有身份证科，是由警察厅直接发出的。那时我们小学毕业，有些人也差不多够年纪可以去拿了，因为都比较大年纪才开始上学。他们一毕业大部分人想离开澳门，十个人有七个都跑去香港了，所以说当时澳门的生活是多么艰难。

我本人由1955年左右加入木艺这一行业，就一直做到60多岁才退休，没有做过第二行。

我们这一个行业很特别，以我本人的经历而言，我在学师时期只学到了这一行业的一些入门技术，不是很精，然后就开始做木工，做了约20年的时间。之后就转往“地盘”工作，在建筑公司任职，工作内容就转变为“平水”（即测量）、工程施工、材料管理以及工作人员的管理等，不再需要直接拿起工具操作、从事木工之类的劳动，工作生涯大概就这样分为两段。

我本人觉得，由于一个人的体力，如果从行业技术方面运作，人是不会挨很久的，难以长时间从事有关劳动性质的工作，大概由18岁做到40岁已经非常辛苦。我很佩服某些行家，他们可以做到80岁。以现在的标准而言，长时间从事这行业还比较容易，因为已经机械化、电力化，劳动有了很多辅助，但在我那个年代，样样都需要用工人的气力去完成。

我做木工一段时间之后，就想尝试建筑行业中的其他范畴，因为建筑行业就包括有木工、电工、油漆、泥水，但也只能边做边学，我那个时期没有什么进修，不像现在劳工处有开办课程，我唯有在木工的基础下，学习泥水、油漆、打铁、电工，但也只是学其中的常识，要更高深的技术就要跟师傅学了，亦要研究地盘管理、施工方法，这些也学了好一段时间。

我的人生差不多分两站，一站是木工，一站是建筑，直至帮文根建筑公司完成置地广场的工程才退休。

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保障就是“社会保障基金”，建筑公司在工人退休的时候，会根据劳工法规定补偿，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保障了。

不过我从建筑行业退休之后，还有做其他职业，例如一些文职工作。

我是1978、1979年，40多岁了才结婚。因为没钱嘛，又要四处走，去赚钱，学完师都已经20岁了，做了20多年工作才能结婚。

我有三个女儿，都出嫁了。总之我花了一生的劳力去供养她们读完大学，就已经完成任务了。

我1958年就参加了木艺工会，因为我爷爷和父亲都是工会会员，我的叔叔们也是。我跟他们学师时期，当工会办什么活动，我父亲没精神去的时候，他就叫我代表参加了。当时我读完书没多久就开始工作，再过一两年之后我参加工会了，跟随里面的师傅。

我的工会证号码是635号。我那张旧的身份证还在。

工会里面有几个福利组织，一个永寿堂、一个广义堂，我只参加过这两个，我记得我的祖辈有参加过一个叫学海堂的。

以前的工会之中组织比较分散，那些氏族乡亲，很重视你来自什么区。以前广东就有分四邑、五邑之类的。我听一些前辈说，以前那些什么堂，都是一班乡里大家凑点钱就办起来的。不过现在那些组织的资料都没了。我有听过后盾会，但我不知道它的性质。

我年轻那时，有中乐组、足球队、乒乓球队，我都有参加过，那时有什么活动都去凑凑热闹。我只擅长打乒乓球。还有个象棋组，我就没什么耐性去下棋，看看就好。

参加师傅诞是一种最大的福利，有吃有喝的。一到农历六月十三日，工会就会在会址那里连续设宴三天，每天会有饭吃。一些工作人员朝晚都会回去吃饭，庆祝师傅诞。我们参加的时候，仪式的发展已经属于比较后期了，听说早期会举办得更加隆重，会在街上建一个舞台，在上面唱歌，有没有做戏就不清楚了。因为那时我还小，还没有入行，到我入行的时候就没有啦。只有一些年轻一辈会演奏中乐、唱粤曲等。

我们当时有一班前辈很喜欢在工会里自己煮食，师傅诞的饮食也是自己包办的，有一只很大的镬，煮大镬饭吃，又会动员工友去帮手买?，之后就在工会那边放些八仙枱就聚餐了。因为那个年代的澳门没什么酒楼的，饮食的行业也不多。当年也很兴高采烈的，由工会里面一路到街上都摆了宴席，足足有二三十桌，?菜全是自己煮的。

后来负责的那班人年纪渐大以后，体力开始下降，难以继续办下去，年轻的又不愿做，慢慢就变成向酒家订到会庆祝师傅诞。庆祝期间的工作人员包括有主席、理事、组长，所谓组长即是各区的代表工人，他们都聚首一齐吃饭、做工作、庆师傅诞。

到了师傅正诞那天的晚上，全部会员都会参加，而且宴会不只吃一轮，由晚上六点开始会吃三轮饭，三两围轮流，吃完一围又到一围，那个场面在澳门属于比较有气氛的活动之一，亦受到当年的澳葡政府的重视，那些由西洋来的民政厅长等官员都会送牌匾、文件来祝贺。

我自小就经历过帝国主义、日本的侵略等，感觉到国家不够强大的话，就等于我们自己积弱。我的大半生都被那些我们口头叫他们“西洋鬼”³的洋人统治，被他们所压迫，因此养成了一种尽自己能力去参加有益公众的活动的习惯。所以工会的活动都尽量参加，无论大小开会，能够做到的都会做。包括国庆搭牌楼、纠察组织等。大概到1962、1963年之后，当时是跟随一些老一辈师傅去的。

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我不单目睹了，还参加其中。活动是由工会领导的，事缘11月15日发生的氹仔事件，由于当时氹仔坊众小学扩建，想整理好门面，把地方修理好，用来办小学，但受到一班稽查人员以及武装警察阻止，不合作就动用武力镇压。事件发生之后，全澳门各界都抗议，包括我们的工会。

我们不是游行，各行各业一起开会，进行声讨及抗议，利用大小场合来进行集会、登报抗议，但澳葡政府依然毫不理睬。于是有些人才组织起来游行到澳督府，当时是游行到了正门，并不是去了龙嵩街那一边，那里四周都是海，就集合在澳督府对面的海边。

我们要求见澳督，因为他不肯为事件负责及补偿。当时集合的有工人、农民、学生，我就不大记得有否商界的人参加。还有其他行业都参加了，但最厉害的还是要数刚才提到那三个团体。

工人发起的行动就是每天都召集一批人游行到澳督府抗议。记得那天早上（指12月3日）轮到我们工会去，当时我们在冯培副理事长带领下前往，我也有份参与其中，游行到澳督府宣读声明，之后就离开了。

到了当天下午学生请愿时情况就不行了，政府出动了武装镇压。其实上午的时候政府就想派遣武力了，但怕被人拍照，所以不敢实行。但下午由老师带领学生前去的时候，政府就想驱赶学生，但学生们不愿离开，就开始动用武力，结果就爆发了“一二．三事件”。

当事件发生之后，全澳各行各业以及普通居民都动员起来。那时政府看管不住，就开枪镇压，当时有一班人不服，就跑去警察厅进行抗议，原因是警察先动用武力打人，那时他们是驾车前往的，但到了警察厅前的斜坡就已经开枪了，之后就宣布戒严。在戒严的期间都有几个居民被打死。

那是因为政府打人之后，有很多人都受伤了，当时有些有车的人，包括一些出租车司机或是有买车的，都纷纷将伤者送去医院，但通过这一过程就影响了很多市民的情绪，激起民愤，就发生了民政厅前面广场的事件。

当时有很多人聚集在新马路喷水池，即现在的邮政局前，那里竖立着一个铜像，刚巧有辆货车经过，就用货车拖垮那个铜像了。把市政厅前的铜像破坏之后，聚集的人就打算去另一个有殖民地色彩的地方，于是就走到旧法院那里，把门前的另一个石像也破坏掉，但这个石像就拖不动了，只好用硬物打烂它的鼻子及打断它的手，就是那个欧维士像。第一，那个地方比较近政府总部，所以有人干涉；第二，那个石像我们一时三刻又拖不动。

当时澳门的“一哥”澳督不在，所以最受惊动的是暂时处理澳督职务的陆军司令，就是因为他处事带有军人风格，市民不合作就进行逮捕，再不行就开枪镇压。

那时陆军司令因为要暂时任职澳督，所以就坐车回澳督府，但被市民发现，就想抓住他，不过他运气好，驾车的司机见势头不对就立即走人，结果让他逃了，不然抓住了就更好看了。

不过真抓住他的话，不只是他惨，市民更惨，因为若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到时候军人一定又开枪打人。据我所知，当时他立即就掉头回加思栏，那个司令叫施维纳……

其实不仅仅是因为这次的单一事件，而是加上历久被压制下的积怨，一下子爆发出来。

在经过反帝斗争胜利之后，人们变得雄心勃勃，加上祖国那边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时澳门的舆论都是想进步的。

要我说的话，“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好处，亦有坏处，我认为这是相辅相成的。

好处的一面，就是调动起我们那一辈文化水平较低、社会地位又不高的一群人那股积极向上流以及回报社会的雄心，因为祖国的领导人亦对此进行赞赏，令我们思想上等各方面更加雄心勃勃。

但另一面，当时没有考虑到内地以及境外的文化标准以及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不同之处，造成不同的团体组织之间在思想、文化上进行斗争。人与人之间亦互看不顺眼，认为只有自己的思想在进步，对方才是退步的一方，遇着意见不合的时候，大家都会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当时我们工会，一些理事、干事等，都去学习内地的文件或理论，好处是因此字也认识得多些，多了在人前发言的机会，亦有到内地参观学习、受招待，我也参加了好几次。例如去了广州那个支港联会，又有去过翠微跟从解放军部队学习，因此不多不少都有提高到众人的思想认识，这对返回澳门之后发展群众工作以及社交关系都有好处。

当时国内亦有人交代我们，我们学习到的知识不能照搬到澳门运用，最重要是灵活运用，适应文化差异、环境而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变通，有些人就是死板的照搬，令一些同事合不来。

另外有些人看到内地落后的地方，亦会表现出消极的一面，因为现实不如他们想象中美好，就放弃或不愿参加工作。特别在港澳这两个地方，由于经济以及生活的关系，有些人需要经常到外国，又有些人会移民，这些都影响到地区的发展。例如在有些积极从事发展事务的人员，一句要到香港工作或是到外国去，就走了，就令原来的人员渐渐减少，培育人才方面又不能一下子跟上，所以就产生问题了。

“文革”对我们工会都有影响的，就是师傅庙鲁班像被封了。当时有句口号“破四旧、立四新”，影响到我们会去想：“每年这么辛苦办师傅诞。到底师傅是不是真的这么灵验的？”就没有想到师傅是一种文化根源，只想到它灵不灵。因此，变得少参拜师傅，渐渐在师傅诞的各类工作中都减省成本，记得有段时期在澳门的生活很困难，曾经有一次，我们索性取消师傅诞，用经费去办其他活动。那时是因为观念问题，大家都慢慢淡忘拜师傅这个传统，最多就会偶尔上香，到后来才慢慢恢复，变得比较重视。

为什么会“封板”，是为了利用师傅庙前那个空间，例如用来打乒乓球或其他活动，这是其一；其二是我们认为那里的环境太旧了。当时我们在做国庆工作时，有些很大的木板，就用它们遮挡着师傅的雕像，然后在上面挂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头像，那时很喜欢挂毛主席像嘛。每次到庙里就只看到主席而看不到师傅，当时气氛就是这样。大概也维持了一段时间。开封的时候已经是80年代了，那里有块石碑是写着1982年。我当负责人的时候已经重开了，封的时候是60年代，是封了好一段时间。由于澳门的生活环境开始好转，最好的时期大概是1980年之后，澳门的地产等各方面都开始兴旺，应该由1976年左右就开始兴旺了，建筑业或各行各业都是，一直旺到80年代，因此有班工友就凑钱将师傅庙装修好，重新供奉起鲁班师傅。师傅庙是装修过一次的。

我有做过工会负责人的，大概1987年至1988年左右，当了两届。我们以前是一年一届的，每年都会再选任负责人，不会一连当好几年的，到了你没时间的时候，就另一位工友上任。

当工会负责人主要是主持会务，包括每年常规性的活动。收行例，也是常规的会务之一，已经维持了一段很长的时期了，并不是由我当工会负责人才开始的。大概由我阿爷那一代已经开始了。

工会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向社会收取这个行业的利益。而这只是由劳方及资方口头承诺的，是一种非法律规定的行动。劳方帮资方工作，我们称做了一个“硬件”，例如建了一栋大楼、做装饰等，我们劳方就会向资方收取“例银”。所谓“例银”就是一些习惯的款项，以现在的说法有点像是佣金的性质。我完成了工作，资方就给佣金。这已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了，算起来没有100也有80年。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例如我做了一道门，我就收一块钱，做了十道就收十块钱。当然，是指新做的。只会收新做好的那一次。

劳方工人们完成了工作后，向我们工会汇报，就由工会把帐记下来并集合，每年向资方拿一次“例银”，例如公司今年的工程量是做了100道门，我们就收100块，亦会清楚告诉资方工作的地点。以前的价钱是很小的，几毛钱到几分钱不等，后来发展到几块钱，即使一年下来资方要给的钱也很有限。

这传统就一直在做，直到我主持会务时也有继续，直到90年代才取消。我自己曾经做过，所以知道这工作其实很困难的。第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事变动，第二，建筑业后来逐渐在立法。因为以前没有法例的时候，例如劳工保险，对工人的保障并不健全，因此工人要寻求自身利益，只可以靠自己想办法，透过谈判、斗争去获取，因此收“例银”是工会为工人向资方争取福利。

另外为工人收取工伤赔偿、保险等，又是另一份工作，我当时亦有参与。因为以前政府没有规定工程要买保险，资方买不买，政府都不管的，不像现在，但凡大小工程都一定要买。所以当时有几个有关建造的行业，一同组织了一个会——建造业工人福利会，即是现在的建造业总工会，为各地盘的工人争取劳工保险，例如当初工人帮一间公司工作，资方每人每天要多付两毛、四毛，慢慢积累了一笔钱就拿去保险公司投保。将来如果有工人出事，小的话我们会负责，大的话就由保险公司负责，我想这个行业最大的利益就是这种了。

当时我在工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工人争取利益了。方法就是派代表跟资方谈判，要是肯赔偿就没事，曾经有公司不愿赔偿，我们就动员工人们暂停手上的工作，谈妥了再开工。

亦算是罢工吧，但通常我们很少这么直接，因为“罢工”是很严重的事情。建造业长期以来，劳资两方出现什么纠纷，工人就会向工会求助，工会就尽量以谈判的方式解决，通常不会采取太激烈的行动。若果工会谈判失败，就会找工联，再不行才交给政府解决，因为一下子就找政府的话，他们也不会理睬你的。以前澳门处于殖民管治，对于被压迫，工会、行友都是感同身受的，所以相对会比较容易团结起来。

这班全是建造业的行家（图15），包括了好几行，里面有当时主要的负责人，包括泥水、木艺、油漆、电业、造船等。当时建造有八行，还有木箱、鎅木、棚业，还有石艺，现在正式是有十行，第十行是锤铁。当初组织工会时只有几行，还有几行是后来加入。鎅木即是负责把一些木材切割成建筑用的材料。已经足以形成一种行业。

我最有印象是由于当时年轻，当初踏入这个行业，成为“大工”，即是成为正式工人的意思。当时刚从香港工作完回到澳门，偶尔会跟一班比较年轻的工友一起活动，打打乒乓球、踢足球。有一次跟几个年轻工友讨论工人薪水过低这问题，当时我们薪水是四块一天。但四块这个数不是工会定的，原来工会规定是九块一天的，地盘工散工的最低人工。

但由于当时澳门长期没有事做，资方工程少，工作机会缺乏，工人有时为了争取，就被资方把价钱压低，技术比较好的就加一点，相反就减一点。有鉴于此，我们那一班年轻人就发起提议，要所有工人，包括散工的薪金全面恢复到九块。就算恢复之后，依然难以应付社会的生活需求，只有几块怎么养家？我们年轻还没所谓，那时还没成家立室。于是当时就集体向资方要求加薪，都有加过几次，11块、15块、18块那样慢慢加上去。

我觉得当时办这种事是最有劲的，因为可以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当时大家一下班就四处找工友，一起向资方提议。

这是1960年之后的事，1961、1962年。但有个先决条件，是当时澳门开始进行各类建设，工程量慢慢在增加，令生活环境有所好转。

几年之后，澳门环境又变得萧条，薪金又回落到11元、最多15元左右。

但是增加人工，并不能只靠发起工人行动，还要跟资方谈判的。资方是建筑商会，就是现在的建筑置业商会。每次大家都会根据社会经济状况、物价指数等，商讨出一个较合理的价钱，“加三块吧”，“不行，太厉害了，两块吧”，“加五块吧”，“不，五块太多了，加三块吧”，就是这样谈，一路把人工加上去。

当时做工会理事，都要经常跟资方代表打交道的。

那时还没有建造业总工会，就主要由木艺、泥水、油漆这几个行业找代表与资方谈判，逐渐把人工提高。

当时薪水太低，也是造成澳门工人大量外流的原因之一，因为根本连养家都做不到，要供儿女读书就更难了，当时在私立学校四五十块一年的学费都交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