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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巴的秘道传说(下)——藏身于秘道的传教士

口述 勞加裕

天主教艺术博物馆内的花岗岩墓穴遗址

图1:天主教艺术博物馆内的花岗岩墓穴遗址

另一则传说——床下秘道里的老伯伯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提到大三巴秘道的金库传说,但秘道的传说并不只有一个,另一个说法是秘道曾经是昔日传教士们的避难通道,后来这个说法又衍生成为一个鬼故事……

曾经有一家四口居住在大三巴牌坊附近,有天婆婆发觉孙子经常自言自语,于是问孙子在跟谁说话,孙子提到他与一个老伯说话,但婆婆却不见有任何人。婆婆初时以为是孙子太闷,于是找来外孙女陪伴孙子,但两个孩子一直留在房里,之后外孙女跟婆婆说老伯讲故事好有趣。父亲回家后把房间的大床推开,发现床下有一个秘道的入口,孙子说要带父亲去见老伯伯。两人进入漆黑的隧道,走了一段路后,孩子说见到身穿黑袍的老伯伯,但父亲眼前却只看到一具白骨。父亲和孩子离开秘道后报警,警察调查后认为这是一个年老的传教士,因为避难躲到秘道里,但因无法离开而在秘道里活活饿死【1】

虽然这个故事不过是一个怪谈,但揭开怪诞的剧情,这个虚构的故事又为我们带来大三巴牌坊怎样的历史呢?

传教士入侵的阴谋?

在回答这个疑问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避难道」的说法,也就是传教士为躲避华人的袭击而修建秘道。哪么华人是否经常闯入教堂袭击传教士呢?

据利玛窦(Matteo Ricci)的忆述,他们在内地传教的过程中,曾经数度被华人袭击,例如在1588年肇庆居民为修建堤坝,于是闯入耶稣会士住所的园地伐取木材,其后与黑奴发生冲突,居民于是闯入耶稣会士的住所捣乱。利玛窦和另一名传教士石方西(Francisco de Petris)在1592年7月遭到贼人入屋抢劫,两人被贼人击伤等【2】。除了被抢劫之外,更可怕的攻击是来自谣言,其中一件谣言发生在1606年,人们流传着耶稣会士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3】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企图利用葡萄牙人和日本人从澳门入侵中国,攻入北京夺取皇位。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谣言,但百姓却深信不疑,很多人担心爆发战争而离开澳门。当时,广东的官员亦因谣言而恐惧起来,很不巧一名耶稣会士——生于澳门的华人黄明沙来到广州,他正准备返回澳门,黄明沙被逮捕后遭严刑逼供,最终惨死在牢里【4】。此外,广东官员派兵包围澳门,又中断澳门与内地的物资往来,双方的关系处于剑拔弩张。

图2:《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里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插图。在利玛窦进入中国多与官员和士人交流,不仅是扩大传教团的名声,也为他们提供庇护,让耶稣会士得以留在中国内地传教。(图片来源: Wikipedia

华人对关于郭居静的谣言深信不已,其中一个原因与我们的主角——大三巴有关。圣保禄学院在1601年发生大火后,澳门市民出资重建学院,包括修建一座宏伟的教堂,也就是天主之母教堂,但对于很多华人来说,这座由「夷人」和「倭人」修建的巨大建筑物,却有着无比可怕的威胁力,甚至令人怀疑它是入侵中国的前线堡垒【5】。为了平息广东官员的怀疑,议事会派人与广东官员见面解释事件,消除官员们的担忧。

图3:绘于清中期的真蒂洛尼家族原藏澳门图局部,圣保禄学院在澳门城拔地而起【? ID:p0024401

郭居静事件虽然只是因虚构的谣言而起,但华人对传教士乃至澳门的恐惧却是真实的存在,这不仅仅是「外夷」与本地传统宗教的矛盾,更夹杂着人们对佛朗机人和倭寇的担忧。在十六世纪初期,葡萄牙人派出的皮莱资(Tomé Pires)使团失败,其后又爆发屯门和西草湾海战,令明朝对葡萄牙人的印象跌到低谷,甚至有佛朗机人「掳婴儿烹食之」的传说【6】。从佛朗机人食人的传闻,明代一些文人对葡萄牙人的印象与禽兽并列,其恐怖比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葡萄牙人之外,当澳门透过与日本通商带来繁华的同时,同时亦承受着与日本人勾结的舆论压力。与葡萄牙人一样,倭寇曾经是嘉靖年间严重的海患,后来倭寇问题平息后,日本在1592年因入侵朝鲜半岛,明朝派兵支援藩属的朝鲜,当明朝与朝鲜军队在对抗日本的入侵之际,澳门却仍然保持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城内甚至有不少日本基督徒和奴隶,这进一步激起朝廷官员对澳门城的担忧【7】

图4:于16世纪,正在掠夺财物的倭寇,《倭寇图卷》局部。(图片来源: Wikimedia Commons

即使澳门开埠已经半个世纪,但朝廷中仍然不乏驱逐澳门葡人的声音。在1630年,当徐光启向朝廷提出从澳门调动葡萄牙士兵到北京防守时,出身于香山县的官员卢兆龙上书反对,他称葡萄牙人「其性悍桀,其心叵测」,在澳门建城筑寨,曾经从事拐卖华人和走私,而传教士亦是葡萄牙人的阴谋之一【8】

由此可见,郭居静事件和对大三巴的恐惧反映明代人们对葡萄牙人和传教士们的担忧,这份恐惧既是出于他们是异族,更与当时澳门特殊的背景有关。

圣保禄学院——早期澳门葡人的防线

明代华人把教堂当作堡垒是很荒谬,但澳门在1630年代把城防建设完成之前,圣保禄学院确实是担当澳门葡人的最后防线。

在1601年,荷兰人的船队首次出现在澳门的海面上,引起葡萄牙人一片恐慌,非常担心荷兰人派出军队入侵澳门。耶稣会士格雷罗(F. Guerreiro)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市民们认为自己的家并非安全之地,便纷纷把他们的全部银両和财物藏到(圣保禄)学院里,并一起要求院长神父,一旦敌人企图登陆,请允许他们的妻子和家人进入学院躲避。他们(葡萄牙人)决定如果敌人占领了海滩,他们就退入学院,因为这里地势较高,易于防守;如果上帝为了惩罚他们而让敌人得势,那么,死在神父身边也能让他们感到安心。【9】

图5:荷兰人范内克(Jacob Corneliszoon van Neck),他在1601年率领荷兰船队抵达澳门海域。(图片来源: Wikipedia

在开埠初期,澳门没有城墙和炮台,也没有派驻守军,几乎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虽然葡萄牙人尝试兴建城墙,但这些防御工事却在明朝官员的反对下拆卸,这也难怪当荷兰人出现时,他们宛如面临大敌一样。在这样的危机下,圣保禄学院不但成为葡萄牙人的避难所,安置妻儿和财物的地方,也是守军的防线,既是因为学院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也是由于学院被围墙包围:

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与学院相连的整座山的周围建造了一道非常坚固的土墙,围墙包围着(学院)。直到工程完全结束,中国官员们没有干预它,我想他们不可能再干预它了。【10】

图6:乾隆年间成书的《澳门记略》正面澳门图局部,可见圣保禄学院(三巴寺)依山而建,并有围墙包围。【? ID:p0024876

旧城墙遗址

图7:圣保禄教堂遗址左侧的夯土墙

圣保禄学院的围墙把世俗与圣地分隔,目的是让修士们安心地学习,但在战争的时候,则成为保护居民的防线,抵达敌人的入侵。这也不难解释,当澳门城防完全建立起来之前,葡萄牙人曾经选择把金库设在圣保禄学院里【11】

值得一提,大三巴秘道的传说中不是只有单一入口,而是可以通往其他的地方。那么秘道是通往甚么地方?相传,秘道连接的地方有两个地方,第一处是旁边的大炮台,另一处是在关前后街附近的李家围;此外还有很多匪夷所思的说法,例如东望洋灯塔、青洲隐修院和红窗门等【12】

图8:位于关前后街附近的李家围,相传是大三巴秘道的另一出口所在。

这条秘道通往大炮台的原因,大家相信非常容易理解,一方面大炮台曾经是耶稣会的物业,另一方面也是澳门半岛上的战略要地,从1622年荷兰人入侵时,就可以看出大炮台在防御上的重要性。至于李家围,虽然今天这里是澳门旧城区内的街巷,但它在十七世纪时可是北湾的海岸。若果圣保禄学院与李家围之间真的存在一条秘道,它将把学院与港口连接,既是便于运输物资,也能用作逃难到海边的通道。时至今日,李家围内的尽头仍然保留一处以石块和砖头砌成的门口,据说它与圣保禄学院相连。

图9:1796年的澳门半岛地图,图中可见李家围所在的北湾。(图片来源: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

发掘大三巴的秘道

既然我们知道大三巴牌坊与李家围之间可能存在秘道,哪么澳葡政府有没有计划挖掘它,让秘道重见天日?

事实上,澳葡政府在1961年曾经尝试挖掘大三巴的秘道【13】

在1961年3月尾,一批工人在大三巴牌坊侧的大炮台山脚挖掘,还有警察在现场监视,引起了居民的好奇,有人更怀疑工人们是在挖宝藏【14】。不久,政府出来辟谣,解释这是对耶稣会士住处遗址的调查,但他们为何突然搞这场「大龙凤」呢?

图10:《华侨报》1961年3月29日报导

这次挖掘的推动者是阿马罗(Fernando da Silva Amaro)中尉,他是澳门总督府的侍从室主任,起因源于妻子——安娜.阿马罗(Ana Maria Amaro),她在日后以人类学家的身份发表多篇澳门历史的著作,包括土生葡人研究,但当时她只是随夫到澳门,并在利宵中学任教的老师【15】。安娜在阅读有关耶稣会的著作时,认为大三巴牌坊附近的空间值得勘查,阿马罗中尉于是向马济时(Jaime Silvério Marques)总督提请,并在他的同意下进行挖掘【16】

政府挖掘大三巴牌坊的消息传出后,一时引起澳门居民的讨论,包括大三巴的秘道传说。工人尝试在大三巴牌坊的入口开挖,但没有发现,其后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婆婆说,在小时候曾听闻秘道的入口在哪吒庙背后,从那里通往李家围的出口,于是把挖掘的地点集中在牌坊的背后【17】。这次大三巴挖掘吸引不少路人围观,甚至有人从香港坐船过来,为免路人打扰工作,政府围起铁网,把挖掘现场封锁起来。直到5月22日,澳葡政府突然宣布停止工作,但他们没有交待叫停的原因【18】

经过一个多月的挖掘后,到底在大三巴牌坊的背后发现了甚么?是耶稣会的大宝藏,还是传说中的黑衣老人?

大三巴牌坊

图11:1960年代的大三巴牌坊

的确,工人们挖了大片土地,起初在牌坊背后找到多个用砖头砌成的坑洞,初时以为是地基之类的遗迹,但随着愈挖愈深,他们陆续在坑里找到骸骨,而且数量至少有数十具【19】。至于那条传闻中的秘道,却一直未能找到。哪么这些遗骨为何出现在大三巴牌坊的地下呢?

作为墓地的教堂

在大三巴牌坊地下埋藏的遗骨,确实引起不少的猜测,其中最容易想到是圣保禄学院在1835年发生的火灾,以为是被烧死的神父尸骨。不过,圣保禄学院在火灾发生时已经沦为兵营,只有少数驻兵留守,所以教堂的遗骨不可能是烧死或活埋的神父。

图12:位于大三巴牌坊背后东侧的墓穴

事实上,这些遗骨是安葬在天主之母教堂的人。在天主教的传统里,教堂不但是聚集教徒们的神圣场所,也具有墓葬的功能。由于教堂被视为接近神的地方,因此教徒一般是环绕教堂安葬,但若果那人是神职人员或社会权贵,他的遗体或骨髑可获安葬在教堂里【20】。这种情况不仅见于大三巴牌坊,许多澳门的古老教堂内都安葬了教徒的骨髑【21】。在1740年,耶稣会修士布里杜(Domingos de Brito)曾经制作天主之母教堂埋葬者的清单,而从1638年至1742年间教堂内共埋葬了152人【22】

在1835年的大三巴火灾之后,澳门市政机构曾经把教堂遗址开辟为公共墓地,一直使用至1852年【23】。在1851年,总督基玛良士(Isidoro Francisco Guimarães)兴建圣味基坟场,也就是今天的旧西洋坟场。在新落成后,人们把大三巴牌坊背后的墓地迁往新坟场,但一些更古老的墓地并未发现,于是留在原地,直到1961年被挖掘出来为止。在挖掘工作叫停后,澳葡政府把这些遗骨在原地重新安葬,并把原本挖掘的大坑回填,就像这次挖掘从未发生一样,而这件事情也渐渐被人遗忘【24】……

在1980年代,澳葡政府在大三巴牌坊背后进行考古调查,其后把遗址兴建成天主教艺术博物馆,其中一部份的遗骨现时放在纳骨堂里展出来【25】

结语:熟悉的地标,陌生的过去

毫无疑问,大三巴牌坊是澳门人最熟悉的风景,也是外地旅客最常到的澳门地标,但对它的认识似乎就是「前身是教堂」、「经历三次大火」等印象,对它的过去却非常陌生。

翻开大三巴牌坊的过去,它的前身——圣保禄学院是耶稣会在中国和日本的重要传教基地,既是坚负培训传教士的任务,同时也筹备传教的资金和物资,包括贸易。由于圣保禄学院的位置及设施,使它在澳门开埠初期成为防御要地,但这也引起明朝官员的猜疑及恐惧。除此之外,天主之母教堂的空间也曾经用作墓地。由此可见,圣保禄学院绝非单纯是一座教堂或学校,而是充满各个面貌,全都与澳门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次透过「大三巴秘道」的故事,让大家深入地了解大三巴的过去。不过,正如未解开的秘道传说一样,仍然有无数的谜团充斥着这座古老遗址,等着大家去发掘。

绘画比赛

图13:大三巴牌坊,1989年

注释
【1】笔者为了方便叙事简化故事的情节和内容。
【2】利玛窦(Matteo Ricci),文铮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28、129、177页。
【3】郭居静生于1560年的意大利萨匝罗(Sazzano),在1594年前往中国。他在1958年在南京传教。利玛窦在1600年前往北京时,指派郭居静主理南京教务,后又前往上海、杭州和嘉定开展传教工作。他在江南地区传教达四十多年,不少当地的士人归皈受洗,包括朝廷大员杨廷筠,直到1640年病逝。参见赵殿红,〈明末清初进入江南地区的耶稣会士(中)——以郭居静、卫匡国、潘国光、鲁日满、殷铎泽为中心〉,载于《文化杂志》中文版第109年(2020年),第124 - 126页。
【4】利玛窦,文铮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398 - 403页。
【5】汤开建,《明清天主教史论稿初编——从澳门出发》(澳门:澳门大学,2012年),第76 - 78页。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与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4页。
【7】汤开健,《明清天主教史论稿初编——从澳门出发》,第64 – 72页。
【8】吴志良、汤开建与金国平编,《澳门编年史》第一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8 - 429页。
【9】费尔南.格雷罗(F. Guerreiro),蔚玲译,《1601年荷兰人突袭澳门》,载于《文化杂志》中文版第75期(2010年夏季刊),第33页。
【10】戚印平,《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兼谈耶稣会在东方的教育机构》(澳门:澳门文化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6页。
【11】冈美穗子,《商人与宣教师,南蛮贸易的世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9 - 221页,载于戚印平,《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第216页。
【12】王文达,《澳门掌故》,第98页。
【13】由于1961年有关大三巴牌坊附近的挖掘暂未找到相关的报告及调查文献,因而难以视之为考古调查,故仅「挖掘」称之。
【14】〈葡女考古家炮台山脚进行挖掘古物〉,载于《华侨报》,1961年3月29日,第3页。
【15】António Aresta, “Ana Maria Amaro (1929 – 2015)”, Jornal Tribuna de Macau, retrieved from: https://jtm.com.mo/opiniao/ana-maria-amaro-1929-2015/ (May 18, 2015).
【16】湘堤,〈圣保禄大修院遗址出土〉,载于《华侨报》,1961年4月1日,第3页。
【17】〈八十老妇指出在哪咤庙后便〉,载于《华侨报》,1961年4月14日,第3页。
【18】〈牌坊脚发掘隧道 突奉命停止进行〉,载于《华侨报》,1961年5月23日,第3页。
【19】〈牌坊脚发掘隧道 突奉命停止进行〉,载于《华侨报》,1961年5月23日,第3页。
【20】梁锦英与萧洁铭,《澳门坟场》(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门:澳门基金会,2011年),第12页;吴宏岐与赵超,〈十九世纪澳门葡人天主教公墓研究〉,载于《澳门研究》第64期(2012年第1期),第118页。
【21】Lindsay Ride and May Ride, The Voices of Macao Ston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安东尼.加瓦莱罗.巴依胜(António Cavaleiro Paixão),〈关于对澳门圣保禄教堂(圣母堂)的考古发掘〉,载于《澳门大三巴遗址:面向未来的丰碑》(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4年),第61页。
【23】吴宏岐与赵超,〈十九世纪澳门葡人天主教公墓研究〉,载于《澳门研究》第64期,第118 - 121页。
【24】〈发掘牌坊隧道 工作暂吿结束〉,载于《华侨报》,1961年5月25日,第3页;〈发掘隧道停止后 破毁地段全部填复旧观〉,载于《华侨报》,1961年6月8日,第3页。
【25】费尔南多.安东尼.巴基斯塔.佩雷拉(Fernando António Baptista Pereira),〈圣保禄教堂遗址的复原和陈列计划〉,载于《澳门大三巴遗址》,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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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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