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力贸易式微之后，澳门的博彩业一度步入低谷。不过，赌禁一开，要重新关上大门又谈何容易？

澳门博彩业的客源主要来自香港和广东，这两个地区的经济都相当发达。1860年代，中国近代工业已在广东形成一定规模，顺德等地的缫丝工业相当发达。大批因战乱而流离失所或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人口，部分经香港、澳门到外国做苦力，也有一部分在佛山镇从事冶铁。故此，赌博在广州、佛山、顺德一带盛行，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的。

虽然清律禁赌，但在某些“非常时期”，邻近澳门的广东地方政府又开赌以增加税收，以应付朝廷的急 需。朝廷对此也只眼开只眼闭。不过，博彩业最终还是“落户”到澳门。这究竟是甚么原因呢？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烽火遍地，太平天国、捻军，再加上洋人进侵，朝廷频频调兵，饷需庞大。朝廷库房捉襟见肘，曾多次下令地方政府“不论何项”筹饷，这就为地方官僚和赌商找到了赌博合法化的理由。先后担任两广总督的劳崇光、毛鸿宾，因筹饷不力而相继被朝廷处分。1863年8月出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不敢怠慢，采用“以罚代禁”的方式，于同治四年（1865年）查获天和等闱姓赌馆，判罚十四万两银子充作军饷，给朝廷救了急。以后，他又准许闱姓立案，招商承饷。

1866年4月郭嵩焘离任后，由蒋益沣兼任广东巡抚一职。蒋益沣反对开赌，下令严禁闱姓及各种赌博，赌商见势不妙，纷纷迁往香港、澳门。但是，蒋益沣与总督瑞麟关系不睦，遭其弹劾而被降级调走。总督瑞麟复开赌禁之后，年饷由最初的数万元增至数十万元，闱姓赌的范围进而由乡试推广至会试以及学政的岁考、科考。

其后，因云南等地战事频频，朝廷屡次向广东催饷。同治十三年（1874年），御史邓承修上奏，指闱姓“公然设局，明目张胆，伤风败俗，病国蠹民”，请求朝廷禁止广东抽收闱姓的赌款。是年二月，朝廷谕令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张兆栋，将闱姓厉行禁止。瑞麟病故后，英翰继任两广总督，他与巡抚张兆栋在是否禁止闱姓问题上产生分歧。光绪元年(1875 年)，张兆栋上奏请增订刑律加重治罪，次年三月降旨禁止闱姓、花会、白鸽票、山票、田票、屋票、鹌鹑斗、蟋蟀斗八项赌博，首犯俱发配云贵地区充军。 赌商鉴于广东风声较紧，不敢风头中冒险，于是又纷纷转向澳门，这正中葡萄牙殖民当局的下怀。

当时，由于广东和香港都禁赌，唯独澳门可以合法赌博，赌徒和赌商纷纷涌到澳门寻找机会。

由于内地忽弛忽禁，澳葡当局见开赌利厚，便干脆招商承办，将赌饷作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葡文《澳门人邮报》(O Correio Macaense ) 载，在苏沙任澳督期间，约1869年至1870 年，总督以5,000元的价码批承闱姓三年；随后在华人陈六和何老桂的推动下，废除了苏沙总督批准的合同，由他们获得澳门闱姓的承充经营权。

在刘坤一、张树声治粤时期（1877-1884 年），澳葡政府趁内地禁赌之机，进而将赌博全面合法化，公开承充闱姓、番摊、白鸽票等粤人喜好的赌博，同时允许在澳门半岛市区和离岛售卖熟鸦片烟，形成“黄赌毒一条龙”。内地赌徒纷纷到澳门搏杀，形成了澳门赌业的第二个高峰期。据统计，由1877 年至1884 年，澳葡政府多次公开招商承充闱姓、番摊、白鸽票，每年从中获得的税饷达二三十万两。

赌商把业务移至澳门之后，透过各种方法将闱姓彩票渗入内地城乡，清朝已很难杜绝。期间承充澳门博彩业的不仅有华商，也有一部分葡萄牙籍商人。葡商虽然一般都不懂中文，不知道那些中国彩票上写的甚么，但他们与葡萄牙官员有同文同种之利便，经营赌业有其独特的优势。看见华商营赌一个个发了财，他们也千方百计插手其中，以求分得一杯羹。

图左：光绪六年，两广总督张树声等关于澳门闱姓赌博情形的奏折。

图右：光绪十年，光绪帝着令妥议具奏严禁澳门闱姓赌局的上谕。

中法战争爆发后，直接危及广东地区的安全，军饷剧增。当时，洋务派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为抗击法国侵略军，加强军备，他欲筹设兵工厂、钱局、虎门炮台及秀英炮台，所需钱款甚多，库房却又缺乏银两。张之洞在此大敌当前的危局下，下令招商承充闱姓，筹款以资军需。这样一来，广东赌禁大开，赌风再度炽烈。

张之洞在广东弛赌禁之后，许多赌商见到清政府同意闱姓捐款充饷，于是从澳门北上逐利，回到内地重新开业，对澳门博彩业打击甚大。澳葡政府在1885年底的闱姓收入剧跌，从1883 年的30 万元到1885 年下降至10 万元。

当时澳门赌馆林立，闱姓票卖到广东各地，生意十分兴旺。所以，有朝廷大员认为，光是禁绝广东本土发行的彩票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把澳门彩票也一并禁止才能奏效。广东的闱商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防止澳门彩票入境，因此在珠江水路要冲私设关卡，派巡丁截查来往澳门的小轮船，看旅客有无携带澳门彩票。此擧引起葡萄牙人的不满，几乎酿致外交风波。

广州至澳门之间交通不便，而闱姓赌博最大的客源却在内地。过去闱商不辞劳苦前往澳门，皆因内地禁赌之故。如今粤省再度开放赌禁，他们又何必舍近而求远？所以，在广东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后，赌商再度北上，澳门的赌业便又一次陷入低潮。

1889年8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之后，接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继续招商承办闱姓抽饷。但是，番摊仍未公开招赌，属于私赌，存在需“孝敬”文武官员的种种陋规：包庇费每天每馆少者数十元，多者百元不等。但鉴于广东赌风日炽，朝野间物议沸腾，清廷一直不敢明令开赌，后来更着令李瀚章查禁。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马丕瑶抵粤就任广东巡抚。他奉旨查办两广总督李瀚章纵赌营私之事。至此，粤澳两地赌业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马丕瑶在广东采取的这些严厉禁赌的措施，极其有利于澳门赌业发展。尽管就在同一时期，澳门发生了一场鼠疫，这场瘟疫来势凶猛，繁华的澳门几成死市，但却因马丕瑶在粤禁赌而迅速恢复昔日盛况。又一次逃过大难，澳门赌市更加繁荣了。

澳门赌博合法化之后，赌博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起来，除了彩票以外，全部是中式赌博，如番摊、骰宝（大、小）、牌九、闱姓、山票、铺票等。赌博逐渐成为澳葡政府不可缺少的生财工具。即使葡萄牙国内1896年宣布禁赌，作为葡萄牙“海外省”的澳门也没有执行这一法例，照赌如仪。

在这段反复时期，澳门的葡萄牙人降低了招商承赌的条件，缴交两万元即有资格参与各种赌牌的竞投。 另一方面，澳门的社会治安开始改善，赌商又纷纷到澳门寻找机会。不少人见内地弛禁不定，感到两边走不是长久之计，便干脆在澳门和省城广州各设闱店，两边的生意同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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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内地禁绝，还有澳门的生意，而且比平时更加兴旺，足以弥补内地禁赌的损失。此时，澳门赌业已形成相当规模，内地反有不及。即使内地再弛赌禁，也不会对澳门造成致命的打击了。清廷始终不敢开禁，举棋不定，赌商们终于认定了澳门是个不可多得的赌业“根据地”和避风港，澳 门的赌业在这段时间获得稳健的发展，澳门也就慢慢成为中国最大的赌埠。

1890年代番摊是澳门时兴的赌博之一

1899年12月，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这位连年奔忙于列强之间洽谈割地赔款的晚清重臣，深知朝廷库房空虚。所以，他抵达广东之后，随即全面弛赌禁，接连批准赌商缴饷承办番摊、小闱姓（白鸽票）、山票、铺票及彩票等赌博种类。广东开赌，加上香港禁止澳门的彩票在港销售，这对澳门的赌业和社会打击甚大。不过，李鸿章在粤时间很短，半年后八国联军进侵北京，慈禧和光绪皇帝“西狩”，又把这位“外交谈判专家”召回去处理更加棘手的问题了。

内地弛禁不定，赌商已习惯于粤澳两地跑，澳门赌埠的地位，经历了几次反复之后逐渐在十九世纪末稳定下来。闱姓、番摊、白鸽票三大赌种稳步发展。据《澳门政府公报》刊登的统计数字，闱姓税收在1896至1900年度均为6万元，番摊税收由1896至1900 年度都是15万元。白鸽票税饷则由1896年度的51,600 元，增长到1898年度的74,900 元，并一直保持稳定，直至1902年左右。

当时赌商卢九、卢廉若家族连同其他赌商，与澳葡政府先后订立多份合同，实行赌博专营，承充澳门半鸟、氹仔、路环闱姓和澳门半岛番摊等生意，为期五年，每年规银45 万元。在1907 年前后，澳葡政府每年的财政总收入只不过60 万元左右，卢氏家族的财力以及番摊生意盈利能力之强劲，由此可窥一斑。

二十世纪初，赌商卢九（左二）和当时的澳葡官贾合摄

电脑白鸽票是澳门“古老当时兴”的博彩玩意之一

1908年发生“香洲开埠”事件，澳门商务大受打击。但是，博彩业此时在澳门已逐步稳固。据统计，1908年澳葡政府从赌博抽饷获得的税收增至263,125两，比对1873年增幅逾17.5 倍；白鸽票税收也由46,800 两增至71,437两。1910 年，澳门共有15 家赌场，就业人员达143 人。澳门的赌业完成了专营化之后，政府收入增加并且逐步稳定下来了。

博彩业的繁荣，首先受惠的就是旅游娱乐业。1880年，澳门共有一家酒店、五家客栈获准开业。到了1890年7 月1日，著名的峰景酒店宣告开业。福隆新街等灯红酒绿之区几乎夜夜笙歌，省港澳客商如云，在这个销金窝乐而忘返。澳门绅商在政府的支持下举办各种类型的庙会活动，吸引邻近地区大批民众涌来观看，对博彩旅游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十九世纪末当地报章报道，康公庙和莲溪庙等地经常有粤剧演出。

峰景酒店

同时，由于博彩业的蓬勃，商人加大了投资，澳门的对外水陆交通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促使澳葡政府在市政建设方面投放更多的公共资源，使澳门迅速成为一个比较发达的商业城市。博彩业合法化之后，澳门有文字记载的市政建设和大型设施就包括：修建仁伯爵军人医院、免费为全澳居民种牛痘、重建市政厅大楼、填海及浚河、兴建岗顶剧院（伯多禄五世剧院）和清平戏院、兴建东望洋灯塔（松山灯塔）和澳门发电厂、成立消防队、铺设港澳通讯电缆、设立中国第一个收费公厕等等。

此外，不少赌商都在营赌掘得“第一桶金”之后，把资金分散到其他行业方面，兼营各种实业，如土地开发与建筑、金融、贸易、鸦片及其他专卖事业、工业等等。这样，澳门的工商业走上了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也减轻了邻近地区弛赌禁时对澳门社会经济的冲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