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从本年起，澳门政府开始绿化澳门的山坡和修整道路，在贾多素总督领导下，开始了澳门的造林运动。阿马罗（Ana Maria Amaro）：《19世纪一位土生葡人迄今未发表的日记》，引1851年《澳门和帝汶省政府宪报》，载《文化杂志》第40—41期，2000年。

民国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8月6日， 澳门政府公布将进行下列工程：修整大炮台数种工程， 筑平卖菜街(Rua da Estrelas)及整修沟渠， 接续东望洋斜巷(Calçada de Guia)之渠道由该巷16号屋起至东望洋斜坡(Rampa da Guia)止。《澳门政府宪报》1913年第27号， 第314页。

横塘乱石，春水漪涟，芦苇荻花，秋风萧瑟。古澳风景，芦石塘占尽风光；旧港水滨，濠镜墺推此水口。盖昔者芦石塘街中段，一面临海，两端内街，岸畔桥栈参错，河上船艇纵横。前面一列水口，如：旧茂记水口、十八间尾水口、吉庆里水口、第头巷水口、植槐巷水口及桔仔围尾水口等，皆当年澳门之渡头也。芦石塘，原属古时濠镜墺北湾一部分，半泓绿水，两掖沙滩，环抱成塘。岸前砂路，即名芦石塘街。至清朝同治年间，澳葡始堵塘建屋，砌石成街，无复旧观耳。芦石塘畔，草堆街傍，早年清廷在此建立佐堂衙署，门口朝向芦石塘街，委任澳丞驻此署理民夷词讼。该澳丞至道光二十九年，迺为澳葡兵头亚马勒所逐，衙署亦被毁。现草堆街侧尚有横巷名佐堂栏尾，即其遗迹也。澳丞，即香山县分防澳门县丞也。本驻香山县城。雍正年间，移驻前山寨。至乾隆八年，再移驻澳门。及至道光廿九年为澳葡所逐，迺再迁回前山寨焉。据《香山县志》称：“议者以澳门民蕃日众，而距县辽远，移香山县丞于前山寨，改为分防澳门县丞。至乾隆八年，以按察使潘思榘总督策楞议，移县丞驻澳门。”又云：“道光廿九年，葡人毁县丞署，县丞迁署前山城内。”芦石塘之佐堂衙门，原迺满清官吏统治澳门时期，香山县丞之驻澳官署。攷旧日县令，俗称县正堂。县丞属佐理县事者，故称佐堂。而澳丞为委驻澳门，佐理民夷政事者，故在澳门芦石塘设佐堂衙门。清朝道光二十九年，适为汪政在任。汪本顺天府监生出身，清吏素来庸懦，而汪尤迂腐。会逢强暴之亚马勒，竟使黑兵毁衙迫吏，据传汪逃走时，犹闹官派，乘坐四人伕轿，并在轿中催促轿伕快跑，频频高呼曰：“行得快，有顶戴！”意即勉伕轿畀他速逃，将可获尝做官戴顶也。该语后为民众闻悉，遂流传为澳门谚语云。澳葡在芦石塘毁衙逐吏后，至同治间始填海筑路，初仍号芦石塘街。及开辟新马路后，将芦石塘街截为两段，将由新马路至草堆街之一段芦石塘街，改名为庇山耶街；又将由新马路至福隆新街之一段芦石塘街，改为芦石塘巷。在芦石塘街中段，有上架行会馆，此为澳门之最早工会也。创建于清朝道光二十年间，初时门前临海，故其碑志有句云：“适莲峰开市，芦石成塘。”至其间之同善堂，则为一九二七年期间，因澳葡兴建邮电局征地，由原址议事亭前地迁建于芦石塘街者，不过卅年前事也。

塔石，原称“叠石”。因该处多花岗岩，古岫嶙峋，山石巉峻。在颈头山处，旧有三巨石，堆叠如塔，天然生成，故人称之为叠石，俗称为塔石，该区以是得名。塔石区域，本指大炮台东北，旧夷城外之一带地区。由水坑尾门外起，经荷兰园、塔石波地，北至罗利老马路止，而与旧日龙田村接壤，东至塔石花园，西至颈头山，皆属原来塔石地区。塔石，实迺旧时濠镜墺中之一小村。当清朝咸丰末年，尚属我国统治。至同治初年，才被澳葡占领。据《中葡外交史》载称：“及至清同治初，葡人自毁其围墙，进一步侵入中国人居住之塔石、沙冈、龙田、望厦等七村。”又剧民国时，“省港澳人士勘界维持会代表，晋京向外交部呈明勘界事略文”云：“同治二年，葡人又占塔石、沙冈、新桥、沙梨头、石墙街等，是为旧占之界。”自从澳葡于同治年间占领塔石后，开辟马路，建筑公园，拓展球场，案澳葡市政厅之《市街名册》区别之称：“塔石，此名系指本市塔石街左右两边之区，此区大略以下列街道为界：厚望街，罗利老马路之一部份，肥利喇亚美打大马路之一部份，及西坟马路之一部份。”当塔石仍属我国官兵管辖时，尝于澳城门外，即水坑尾门口，（现在马大臣街处），筑有小石屋一间，作为瞭望站，常川汛兵戍守。虽至道光廿九年，望厦之汛兵营移驻于白石村后，长时期仍由望厦更馆遴派更练在此把守。迨至同治年间，澳葡自毁旧城界，拆蕉园围之石门楼，筑塔石花园（后改称花士古达嘉玛花园，或称新花园）。忆《两行堂词钞》有庚午中秋夕游新花园词一首，词牌为“定西番”云：“闻说澳城门外，侵占地，又成园。且盘桓。今夜镜湖月满，三人生古欢。相信珠还有日，不孤圆。”澳葡后又铲平颈头山东面之斜坡，填高山麓之田野，辟为塔石波地，即今之利宵球场，以为蹴球及练兵之用，故当时又称塔石操兵地，或曰青草地。盖此一片广阔土地，青草如茵也。汪慵叟尝有诗咏之云：“昔有戏马台，后址迺无闻。此地开广场，草色春氤氲。鞠蹴亦古法，体育舒劳筋。树的相督校，汗走犹欣欣。兵固不可逸，习勤岂具文。”《澳门市街名册》详释塔石波地云：“塔石波地，又名美上校操场。坐落在肥利喇亚美打大马路，与士多纽拜斯大马路之间，及助学会街，与沙嘉都喇贾罢丽街之间，又名曲棍球场及助学会操场。有矮围墙环绕，一端为互助会会址。”塔石区，昔本有一小山，名颈头山，或称塔石山。其址即今之三区附近一带，包括旧西洋坟场及监狱等地。该山虽不甚高，与大炮台遥遥对峙，如冈如坵，向北斜下，至罗利老马路前止；西面斜坡，绵延至新桥接壤、东便即为塔石波地也。该山顶端，有三巨石堆叠天然，旧称“三叠石”，即塔石也。山之险，又有坑水雨穴，分筑石围栏两道，斜向新桥方面而下，旧称“丹坑渠”。山上各处，尚有不少中国坟墓，皆澳门及龙田、望厦等村人之祖先茔冢也。同治年间，澳葡既占领塔石，到光绪末年，便欲开辟此山，遂有尽将山上之中国坟墓掘去之举。据《香山县志•之纪事编》载称：“光绪三十一年，夷人平毁塔石等处坟墓，投无主遗骸于海云。”澳葡既将三叠石炸毁，又将丹坑渠填塞，更将整座颈头山铲平，只余旧西洋坟场及监狱附近一带高地而已；后更开马路，筑洋楼，而颈头山原来面目已泯灭净尽。据《澳门市街名册》言颈头山云：“颈头山，此岗现几已削平，内有圣美基坟场，原日伸展至监狱附近。该山因建筑屋宇之故，几被削平，实既不存，名亦遗忘。”塔石山上，有一西式坟场，此迺澳葡特为当时澳中西洋人身故所设之埋葬地，西名圣味基坟场，而我国人则呼之为西洋坟，及至近年，澳葡又在望厦另辟一新坟场，于是该旧坟场，遂改称为旧西洋坟以为识别。自从道光二十九年，沈米事件发生后，澳葡直视塔石区为其领土，故当时即在塔石山上，开辟西洋坟场，迨至同治末年，遂实行围筑短垣，并于场中，建筑一所教堂，以为供丧家弥撒之所，该教堂内，供奉一位天主教神像，名为东方大天神，该神像威严肃立，足踏一魔鬼，一手握剑，一手持一天秤，意若公平审判善恶者，一如中国人所谓之阎罗王然。该坟场初时本来只许西洋人埋葬于此，后来渐许信奉天主教之华人教徒寄葬，今则中西人士皆可安葬其间矣，坟场中，墓列整齐，碑碣精致，花木秀茂，地方洁净，日常除来吊祭者外，亦有不少游客来游也，所以汪兆镛之《澳门杂诗》中，有竹枝词兼咏塔石之西洋坟者，其注释称：“西洋坟，冢石上皆刻文字，或琢石为神像，或作十字架，形式不一，雕镂精洁，时有游人往观。”其词云：“红毛白头西洋坟，衰杨萧瑟摇斜曛，从来墟墓足凄怆，何事游客常纷纷。”

咸丰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6月15日，《华友西报》报导，香港按察司休姆（John Walter Hulme）9年后重游澳门时，发现澳门城市建设有不少的进步，特别是澳门郊区有许多进步，使“圣名之城”更加适合居住了。一条重要的从荷兰园出发围绕望厦庙的大车道（它环绕内港和穿过大三巴后的墓地，然后越过大炮台后的小山回荷兰园）是一项策划者们值得信赖的工程。The Friend of China, June 15th,1853, Vol. 12, No. 48, p. 190.

本澳路窄车多，交通挤塞，居民啧有烦言。为了疏导交通，除挖隧道外，还建行人行车天桥，廿多年（约1970-1980年代）来已有卅多条。说起天桥，最早是往昔大赛车期间在贾罗布马路出现的临时行人天桥，方便南湾与新口岸行人来往，赛车后即拆卸。有一年，竹搭的天桥因观众聚集看赛车，不胜负荷，突然折断，多人受伤，之后改为铁架天桥。行人天桥分布较广，粗略统计，荷兰园马路、东望洋斜巷、贾罗布马路、约翰四世马路、火船头街、渔翁街、何贤绅士马路、巴波沙马路、黑沙环马路、黑沙环海滨公园及氹仔史伯泰海军将军马路、运动场马路、氹仔机场前，各有一条；友谊大马路、水坑尾街、罅些喇提督马路、罗理基博士大马路及氹仔孙逸仙博士大马路各有两条。初建的行人天桥，都要拾级上下，人们怕费时费力，贪图方便，宁愿冒险横过马路；后来增加配套设施，设置电动扶手电梯及路栏，吸引行人使用天桥。其中使用率最高的是水坑尾街麦当劳前天桥，而行人稀疏的是黑沙环马路与马场海边马路的天桥，主要原因选址不当。别具特色的行人天桥是连接大厦而建，如约翰四世马路的天桥，连接中华广场和一定好商场。何贤绅士马路的行人天桥，设有斜坡式路面，是本澳唯一方便坐轮椅的残疾人士使用的天桥。行车天桥建设，规模较大，占地较多，耗资甚巨，利用率高，行车畅顺。这类天桥分别座落高士德马路、罗理基博士大马路、友谊大马路、罅些喇提督马路、马场北大马路及氹仔机场前等处。从目前交通状况来看，以后还将会陆续增建天桥，密如蛛网，务求路路畅通无阻，届时，将成澳门交通特色之一。

光绪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30日，澳门政府将新开通的莲峰庙口新筑直往青洲大道，命其名曰布参政路，以纪念澳督布渣；又由荷兰园通过白头新街，命其名曰多明我柏知古街（Rua de Domingos Pacheco），以纪念议事公局主席克莱蒙特‧叭之咕。《澳门政府宪报》1893年1月7日第l号。

水坑尾，在澳门东南隅，往昔包括水坑尾街、大井头、近西街、白马行、大步缆、鬼仔巷等而言，统称为水坑尾坊。该坊地势，原处于柿山与琴山之间。每当天雨时，两斜坡之山泉，即汇成一道坑水，经此流出南湾。坑水尽处，故称水坑尾。自从明嘉靖时，市舶移驻濠镜墺为泊口，各国商贾，多择斯处建设商行，于是繁盛起来，外人楼宇汹集，华绅富户相望，成为澳中之古洋场。一六二二年，澳葡战胜荷舰进袭，驱使荷兰俘虏，在水坑尾与荷兰园相接处，建筑一度城垣，由大炮台横跨至天文台，中间辟一闸门，名“水坑尾门”，并自以为界。惟未得明朝当局同意，致被总督何士晋下令拆毁；旋复潜筑，又被海道副使徐如珂再毁，卒仍建回短墙一道。后至同治年间，才自毁之。今在水井斜巷，及天文台下斜坡，尚有断垣残堞遗迹，足资攷古。按《中葡外交史》载：“澳城，天启四年为总督何士晋所隳。既而葡人又筑，又为海道副使徐如珂隳。”又光绪时，署香山知县杨文骏之《查覆澳门新旧租界情形疏》中有云：“水坑尾门、三巴门、沙梨头闸各门，均系同治二年毁拆。惟水坑尾东边界墙，至今尚有存者，亦陆续毁拆，改造洋房。”水坑尾，原是茶丝贸易之区；大井头，实迺榕荫密布之地。众商行立，一井当前。井泉清而冽，商户汲于斯。该处虽仍属水坑尾街，但人皆另呼之为大井头。大井头，是指由白马行口至近西街前之一段路。往时英、荷、西、法商人，多在此设立丝行及茶行，行厂非常广大，生意亦颇兴隆。直至鸦片战役之后，各行多或迁港，间或结束，其遗址遂为当时富户所购置，改营裘菟，于是建成巨第星布，广厦云连。如当年之萧家、鲍家等，其原址皆为丝厂；又如王家、叶家等，其原址俱属茶行。惟是白云苍狗，今又人事俱非矣。大井头，在昔年澳门尚未有自来水设备以前，实迺该坊附近居民之食用源泉。自有自来水供应之后，该井遂被当局封禁，且将其填塞焉。绿榕树下，石椅备陈，青草井前，钱练环绕，此为当年大井头之景象，为汲者休息之地，为过客歇步之区。自从澳葡拓展马路后，掘去巨榕，改植小树，划作安全岛，无复旧平台，一切皆易旧观矣。水坑尾与大井头之划分，据《澳门市街名册》称：“水坑尾街，由家辣堂街及近西街附近，即南湾街对面起，至肥利喇亚美打大马路，即东望洋街与水井斜巷之间止。此街由起首，至白多禄局长街止一段，中国人多称之为大井头。其余之一段，始称其本名水坑尾街云。”往昔水坑尾之绿色洲，以大井头最为蓊郁。该绿洲又因竹园围横出，将其截为两段。南段榕阴井冽，固然水冷风凉；而北段亦有古榕六七株，蟠根蔽日，足荫行人者。自从澳葡改良路政，辟此处为双行车路线，于是锯去老榕数株，只余其三。三榕树适对高可宁住宅门前，堪舆家遂誉为三枝香云。不知该处原有六七株榕树，当年朝向王隶住宅，又作如何解释耳，足见无稽也。水坑尾口，细井巷侧，某面包公司左邻，当年曾为杨鹤龄寓所。攷杨鹤龄迺老革命党人，晚清时与孙中山、陈少白、尤烈等发起推翻满清运动，被旧势力诬为四大寇。据《孙中山先生自传》云：“余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破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有陈少白、尤少纨及杨鹤龄三人，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余等四人为四大寇。”及革命党推倒满清后，军阀乘之，杨鹤龄迺退休居澳。民初时期，犹常见其徜徉于水坑尾大井头间，喃喃自语，咄咄书空，终于抑郁以殁。杨鹤龄初本居于近西街者，孙中山及革命党人，时常来往其舍，运械制弹，集议筹谋，都假此为秘窟。水坑尾坊，果为革命策源地之一欤！水坑尾坊近大井头处，有天神巷焉。今日虽属横街小巷，往昔原迺通衢要津。盖曩日澳中，洋务行口及西人住宅，多在水坑尾、大井头、南环等地；而营业市场及店铺仓栈，则在营地街、关前街、北湾一带。当时尚未有新马路等交通大衢，两处来往，唯藉天神巷出入，故天神巷上，西人男女络绎于途，古人多称西人为洋鬼子，因号天神巷为鬼仔巷焉。天神巷，既为西人住区与商业市场之交通桥梁，出入必经之道。在旧澳门街中，可算繁盛要道之一。昔日无论巡游出会，军队操演，旅客车辆，婚丧仪序，都经是间，即西人主教之驷马高车，亦驻驾于此。当时澳中之富户，以其为繁盛街道，亦多卜居焉。如王禄、曹有、宋绅、何老桂、何老旺辈，皆在此大兴土木，经之营之。建成渠渠广厦，皇皇大屋，比邻接壤，对宇望衡。至今天神巷上段，犹是古旧建筑，次第连续也。但今澳门市区扩展，马路开辟，西人散处各方，富户迁徙异地，交通有新马路，车辆亦不必经此，于是天神巷之交通地位，遂为时代所淘汰；而与宽衢大道相比，则更相形见绌。因此行人鲜到，已不为众所注意。甚至鬼仔巷之名，亦几为人所忘记矣。水坑尾坊之白马行街，实迺古时澳城门外，各村乡民来澳入市之孔道。因其北端直冲澳城之水坑尾门，南端则与大步缆相接，可通往营地市区也。早于一六九六年时，澳葡之第一任主教贾尼劳氏，曾于白马行街创立一所圣辣非医院，开亚洲最早用西法治疗之先河。因属天主教会所办，初时不免带着宗教形式，故众皆呼之为医人庙。澳葡亦以有此医院，名该街为医人庙街，或圣辣非医院街。但居住于该街之中国同胞，自然不喜此不吉利街名，适当时医院左邻，有一所英国渣甸洋行，迺代理白马牌威士忌酒者，门前绘有一幅白马广告画，异常触目，故人皆称此洋行为白马行，而该街遂亦沿呼为白马行街。后澳葡自知医院街名不雅，今迺改称为伯多禄局长街耳。往日白马行街中，设有外国商行多家，规模宏大，经营贩运中国之茶叶或蚕丝出口。迨至香港开埠后，各洋行多结束迁往香港，其中一家大茶行遗址，后改建成一条余敦善堂围；另一家大丝厂遗址，后改建成一条柯传善堂围，由此可想当年厂行，占地之广袤也。至于该街中，当年亦有不少富户巨宅，如曹氏、何氏、吴氏等大屋，或改建作商店多家，或改建为基督教堂，沧海桑田，几经变易矣。钓鱼台，昔日水坑尾坊之白马行街口。石台高筑，土栏前障，下有一大井，泉水清溢。以居高临下，仿如一钓鱼台然，故名。石级傍出，路通柿山斜巷口。台上有大屋两间，其中一间为三层洋楼，两翼前伸，屼然雄踞台上。该楼屋顶之旗杆，尝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时，升起第一枝革命旗帜，为全澳同胞倡焉。攷该座洋楼原迺“濠镜阅书报社”。当清末孙中山先生提倡反清革命时，澳中之同盟会会员，参照海外各处进行革命工作所采用之书报社形式，在此设立“濠镜阅书报社”。据《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澳门之老同盟会女会员赵连城忆述：“在白马行街钓鱼台的一座三层大楼，成立了‘濠镜阅书报社’。该社由卢怡若以绅商资格，取得澳门葡政府批准立案，并向各界发动募款捐书。阅书报社成立后，即公开征求社员，又在社员中发展同盟会会员，那时同盟会也很重视青年工作。在过去积极参加反清宣传活动之“培基学校”学生中，有六人如：古桂芳、冯秋雪、冯印雪、区韶凤、何国材、和我（引者按：赵连城自称），首先被接受加盟。”她又称：“当时支部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卢怡若、刘公裕、陈峰海、刘卓凡、陈卓平、林了侬、梁倚神、刘大同等……那时阅书报社，实际上已成为同盟会的一个半公开的机关……阅书报社的工作，持续了半年多。后来广州光复，主要负责人都先后回内地，社的组织，便无形中陷于涣散云。”钓鱼台介于水坑尾坊之白马行与大步缆街之间，台前道路亦为澳门南北交通之要道。台傍之柿山斜巷，原有水一道自柿山直下，横跨路中而达天神巷口之左方，渠面虽不甚阔，惟途人经此必须大步跨过，称之为大步缆。盖缆者，俗言跨步也。或谓由天神巷口至卖草地路口一段，巷既狭窄，路又曲折，行经此者，常觉摩肩接踵，争先恐后，以避挤迫，大步缆之名，由此而来也。姑勿论其因水渠阻道，抑或巷窄人挤，以致经此途者，均需大步跨越，而路政则实应改良。一九一七年，澳葡当局迺有拆修大步缆马路之举，拓展路面，因其路接板樟堂前地，故改称为板障堂街焉。至于大步缆口、钓鱼台下之大井，于抗战后始被填塞；且于该址建成小型店铺一列，竟把钓鱼台掩蔽，不复见高台巨厦矣。濠镜阅书报社之社址建筑物，今亦被拆毁。惜哉革命历史性之建筑物，已成废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