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開埠四百多年，從明清時期中國對外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發展至今時今日中西方文化薈萃的“東方拉城”，多少名人曾在這裡上演了一幕幕經典、璀璨、足以影響世界的大匯演，但生、老、病、死是大自然不變的規律，回歸黃土是他們人生的句點，墳場就成為了生命最終的歸宿。

澳門缺乏河流和湖泊，居民的日常用水只能從地下獲取，其中水井是最重要的水源之一。除了鑿井取水之外，一些山地亦流出地下水，形成山泉，成為居民們另一個重要的天然取水點，如二龍喉、亞婆井等，雖然這些山泉隨著時間消失，但它們的故事卻長流於歷史之中。

萬曆四年（1576年1月31日─1577年1月18日）本年，成圖於萬曆四年（1576）的《廣東沿海圖》上澳門半島中部標有“蠔鏡澳”，並在其旁繪有六座房屋，標為“番人房屋”。半島南部標有“亞馬港”，其旁繪有外國船二艘正進入澳門內港，其南標有“十字門”，在澳門半島與亞婆尾（大橫琴島東部與路環相對處）、深井（大橫琴島北部地名）之間繪有“西草澳（灣）”。半島北部標有“望下村”，其旁稱“有陸路至香山縣”。在望下村之北，蓮花莖出口處標有“鳳凰山”。這是中國地圖中第一次記錄澳門的古圖，亦是一幅極有價值的古澳門歷史地圖，很多澳門開埠問題在此圖中能尋獲證據。前者“亞馬港”的出現證明葡人對澳門的稱呼Amaquão已為華人所接受，並有相應的地名。後者“望下村”的出現證明當時華人進入澳門半島的人數大增，“閩粵商人趨之若鶩”，望下村大約在此時開村。但值得注意的是，萬曆二年（1574）在蓮花莖建起的關閘未見於圖中，荷蘭人特奧多雷•布利（Theodore de Bry）完成於1598年之前的《澳門城市圖》亦未繪製關閘，但從1622年、1635年以後的葡人澳門地圖及清康熙以後的中國澳門圖則均明顯標有關閘。故疑萬曆二年在蓮花莖設立的關閘很可能只是一座很簡陋的關卡，或是一道土牆，故至萬曆四十年（1612）時，張鳴岡又下令“於唐基環處壘石為關”。因此，真正具有城樓形式的“關”應是在萬曆四十年之後才建成的。正因為萬曆二年關閘初建，且簡陋，故《廣東沿海圖》未繪製關閘。王文達的《澳門掌故》第150頁稱：“鳳凰山，在沙梨頭境。該山亦習稱為白鴿巢山，寢且幾忘其名為鳳凰山。”唐思的《澳門風物誌》第78頁亦稱“白鴿巢山又名鳳凰山”。黃德鴻的《澳門新語》第243頁否定此說稱：“鳳凰山就是今日所稱的五桂山，又名香山，香山縣得名就是自此而來。”祝淮的《新修香山縣誌》卷1《輿地•山川》稱，“鳳凰山在東城東南一百里，高七十七丈，廣十里，東界南坑，北接官塘岡，西為金竹園，白蜮石，古壑諸峰，南赴海”。祝淮所言“南赴海”是否即指鳳凰山的南面餘脈已伸入澳門半島直至海邊呢？如此，李遐齡的《澳門頭海邊晚步》詩中“偶從白鴿巢邊過”，“背指鳳凰山月生”之鳳凰山，就應指白鴿巢山。參見李遐齡：《勺園詩鈔》卷1《澳門海邊晚步》。王廷鈐纂輯：《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卷上《下恭常都地圖說》稱鳳凰山為“下恭常都十余鄉發龍之祖山”。白鴿巢山當是此祖山之餘脈。郭棐：《粵大記》卷32附《廣東沿海圖》，成圖時間參見湯開建的《〈粵大記•廣東沿海圖〉中的澳門地名》，載《嶺南文史》2000年第1期。因該圖在南澳島上標有“新副總兵城”，南澳於萬曆三年九月設副總兵，萬曆四年建南澳副總兵城（《明神宗實錄》卷42萬曆三年九月辛丑及郝玉麟的《（雍正）廣東通誌》卷14《城池志•南澳城》，圖既稱“新”城，可證圖與南澳建城大約同時）。按：郭棐的《粵大記•廣東沿海圖》並非郭棐所作，以現存圖比照，郭著的《廣東沿海圖》之香山部分與宋應昌的《全海圖注》附圖《廣東沿海圖》之香山部分完全一致，故知，郭棐之圖當取之於宋應昌的《全海圖注》之附圖。宋應昌的《全海圖注》有李化龍萬曆十九年（1591）序。可證，該圖應完成於萬曆十九年之前。《全海圖注》是一份全國性的海圖，廣東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全部地圖的完成一定是分時間段完成的。廣東沿海部分完成時間較早，應在萬曆四年時完成（參見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之143圖及圖版說明，第10—11頁）。張廷玉：《明史》卷325《佛郎機傳》。《明神宗實錄》卷499，萬曆四十年九月戊戌。

光緒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16日，從里斯本來的公共工務部工程師囉利囉（Adolfo Ferreira de Loureiro）少校抵達澳門。其任務為研究起草一份關於澳門港口狀況及需要的報告。據1865年至1881年的一份統計資料，內港堆積的沉積物形成的淤塞層已達1. 25米厚，當澳門的經濟需要進一步向海上發展時，情況就越發嚴重。葡國工程師的方案於1884年公佈，但因不具備條件而未實施。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31頁；王文達：《澳門掌故》，第30頁提到的1883年修改內港填築計畫的工程人員羅利老應即是阿道夫．羅萊路。

民國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12月，依照繁榮澳門計劃，澳門政府開始辦理疏河工程。工程初在第一號碼頭附近進行，使得港務局船舶易於停泊碼頭，由澳門唯一浚河船“比利士文”號負責挖掘，挖出之海泥則用自荷蘭治河公司租賃之船隻運輸。《最近三年澳門屬地完成及改善各項工程概況 (1947年9月至1950年9月)》，第40頁。

葡人自築澳城，雖明朝官吏，隳其垣墉，而仍再修之。後來葡人又自毀之，雖清朝官吏，勘存界址，而其竟毀滅之，原因無他，澳城要擴展，其經歷所必然者也。澳城擴展之經過，始終一如幾何理法，由點而線，而平面，而全圖。其初由濠鏡隙地，而澳門街，而澳城，而整個濠鏡澳，寖且建氹仔、路環也包涵在內，而稱“澳門省”焉。攷其歷史經過，今試就中國舊有文獻，舉例證述之。徐繼畲之《瀛環圖誌》云：“隆慶初，葡萄牙國人抵粵東香山縣之濠鏡，請隙地建屋，歲納租銀五百両 ，疆臣林富代請，許之，葡萄牙人遂立埔頭於澳門，是為歐羅巴國通粵東之始。”此即濠鏡隙地之例證也。張鳴岡《奏請約東澳夷疏》云：“奏請就其聚廬大街，中貫四維，各樹高棚，榜以“畏威懷德”，分左右定其門，藉以旅，獒，明，王，德，四，譯，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東西各十號，使互相維繫譏察，毋得容奸，一聽約束。”此即澳門街之例證也。《香山縣誌》海防篇云：“番禺舉人盧廷龍會試入都，請盡逐澳中諸蕃，出居浪白外海，還我濠鏡故地，當事不能用。蕃人既築城，聚海外雜蕃，廣通貿易，至萬餘人。”此即澳城之例證也。由是觀之，所謂濠鏡隙地，實即澳城之始點，亦即葡人最初到來澳門之地也。茲就陳沂所著之《澳門》一書所載：“葡人初入中國，寄碇澳口，是處有大廟宇，名曰媽閣。葡人誤會此廟宇為地名，故以初到所見者名其地。各國歷史稱澳門為（Macao）者，其名當起於此。”又據西文強克斯脫（今譯龍思泰 Ljungsted）所著之《中國葡萄牙殖民地史略》又稱：“於一五五七年，有名 ‘阿媽’一荒蕪小島，被指定為彼等居住地。及彼等乘船直駛其地，知其地即為（Macao）。”更據托利各爾脫（Trigault）所著之《中國基督教傳教史》亦有說：“澳門之名，起於其地有阿姆（Ama）一神祠。以神祠之名，名其地者也。有阿姆海門之意。此祠迄今猶存。”根據以上中西文獻所說，可證葡人最初到澳之地，實為濠鏡澳舊時之北灣，即今媽閣下環。蓋昔媽祖閣廟前海傍，原有石碑一塊，刻着“媽祖閣渡頭”數字，傳即為舊日葡人最初來澳之登陸地點。按當年葡舶既泊碇北灣，借地曬晾水漬貨物；又搭篷樓息，以謀貿易；寖且住此不忍離去，更請歲輸課稅聚居，明吏許之，遂成澳城之始點。攷龔翔麟《珠江奉使記》有云：“今之澳門，即舊名濠鏡地，有南北二灣。明萬曆中，有大西洋人至此樂之。遂請濠鏡為澳,就灣停泊。久之,益自彼國遣衆聚居,歲輸稅五百金。”嗣是，濠鏡隙地,便擴展成為澳門街焉。澳門街，既是由濠鏡隙地擴展而來，而澳城，亦是後來由澳門街擴展而成者也。蓋明嘉靖時，葡舶既泊媽祖閣渡頭，遂於北灣海濱，結篷曝貨。初僅茅舍，繼且築室。明吏受賄，居漸內移。廣開貿易，呼羣而至。以灣作澳，依谷置市，嚴然成坊，遂稱為澳門街焉。攷澳門街，古只稱大街焉，即今之營地大街也，昔時該街之兩端，各設閘門一度。東曰“石閘門”，西曰“紅窗門”。中國設關扼守。所以石閘門外，今有關前街。而紅窗門之街名，今葡文譯作有“Rua da Afândega”，即關卡也。且李家圍內，其壁上，舊有“澳門”兩個擘巢大字，所以標示此處方為澳門，但今已湮滅矣。當日澳門街之區域，只限於此。而葡人亦只許在此範圍內，經營貿易或居住，不準閒出或闌入也。所以明朝督撫，有要於其聚廬大街，中貫四維，樹柵設防，以約束澳夷云云。話雖如此，但法久玩生，而葡人以貿易所獲不貲，遂競相舉族而來，年以澳門街之小小區域，保持甚暫。不久便逾限築室，明吏受賄，視若無睹，葡人建城墻，設堡壘，居然由澳門街而擴展為澳城焉。據龐尚鵬之《撫處濠鏡澳夷疏》云：“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且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幾許，而衆殆萬人矣。”由此以觀，可知其當時擴展之速也。澳門街既擴展成為澳城後，由明而清，至道光廿九年以前，葡人都一向保持此範圍。該城墻界址，雖曆來皆不為中國官吏所承認，且曾屢次墮其城，毀其垣，但隨摧隨修，葡人終仍砌回短墻一道，而自以為限耳。查該短墻舊址，以楊文駿《查覆澳門新舊界址情形疏》，言之最詳，茲節錄之云：“由家私欄炮台起，向北轉西，至水坑尾門；又轉西北，至大炮台，再西北，至三巴門；又轉北，沿白鴿巢，至沙梨頭閘門；向西南，至海邊高樓止。”由此以觀，葡人於當時，已擁有整個濠鏡澳之西南半壁。至於沙梨頭，沙崗，塔石，龍田，望廈等村，及青洲小島等，尚未在範圍之內。而圍墻內之澳城面積，據當時張甄陶之《澳門圖記》有云：“由望廈而西三里，為澳門。其地週一千三百八十餘丈。因山勢高下，築屋如峰房螘垤者，澳夷之居也。”至於當年澳城之形勢，據《香山縣誌》說：“夷所居地，西北枕山，高建圍墻，東南倚水為界。小門三：曰小三巴門，曰沙梨頭門，日花王廟門，今俱塞：大門三：曰三巴門，曰水坑尾門，曰新開門；炮台六，最大為三巴炮台，台冠山椒，列炮四十七，銅具十六、餘鐵，上宿蕃兵，下為窟室，貯焰硝；次則東望洋，西望洋，兩台對峙東西山上……”按所說“東南倚水為界”一語，蓋昔日濠鏡澳尚未填海，故東面山麓，便是海濱；南灣規圓如鏡，亦是一泓綠水；而北灣舊址，即今之爐石塘一帶，舊本是河邊渡頭。當年澳城陸地，實未有如現在之廣闊也。明朝天啟年間，葡人已將澳門街擴展成為澳城矣。嗣後，其族人來澳日衆。至萬曆初年，明吏為防範其再事擴展計，迺於濠鏡澳之蓮花莖處，建立一度關閘門，以便戍守，並以統制澳城糧食，蓋此處迺濠鏡之咽喉也。按《澳門紀略‧形勢篇》有云：“出（前山寨城）南門，不數里為蓮花莖。即所謂一徑可達者。前山、澳山對峙於海南北，莖以一沙堤亘其間。徑十里，廣五六丈。莖盡處，有山拔起，跗萼連蜷，曰蓮花山。莖從山而名也。萬曆二年，莖半設閘，官司啟閉。上為樓三間，歲久圯。康熙十二年，知縣申良翰修，增建官廳於旁，以資戍守。每月給夷人米石，訖即閉。”又據H.Bernard之《天主教十六世紀傳教誌》亦云：“一六七四年，中國當局，靠土腰之最窄處蓮花莖，築高垣一道，中留一大門，門上置有崗警。大門每隔五日開放一次。除規定時間外，門上貼有封條六張，上面寫着中文（孚威鎮德）等字。”至於葡人蒙特托朱薩士(C. A. Montalto de Jusus) 所著之《澳門史（Historic Macau）》則稱：“廣東地方政府之設立此關閘，除限定境界外，並藉以統制澳門葡 人食糧之購買也。”其所謂“限定境界”一語，究屬錯誤。蓋當時之關閘門以南，和澳城以北，整個濠鏡澳半島中，尚有望廈，龍田，龍環，沙崗，塔石，新橋，沙梨頭等七村，仍是中國之神聖禹甸。即當時澳城之法治，亦有澳丞管轄也。葡人自從在澳門築壘建城後，迄明而清，二百餘年來，何以都謹守城牆，未有越雷池半步者？良以明清官吏，對葡人來澳後，擴展之迅速，不得不謀嚴密防範。如萬曆時，設立關閘門於蓮花莖，以限制其糧食，後又於香山之雍陌營，置參將，集千兵以戍守。至天啟時，更改置參將於前山寨，配備水陸精兵哨船等。戒備益嚴，處此嚴重防備之下，自然邊境安謚無事，故《明史‧佛郎機傳》有說：“終明之世，此蕃固未嘗為變也。”當此時期，葡人正謀自固其圍。且嘗求援於我國，因當時之荷蘭，英，法等國，皆艷羡葡人得居澳門，正欲奪取澳門而代之，屢見於行動也。如《中葡外交史》所載：“一五八零年，西班牙王（兼葡萄牙王）禁止荷蘭商人出入於里斯本，荷人迺有謀奪取葡人東方貿易中心地澳門之舉。於一六零一年，派測量隊至澳門， 當時雖被葡人所獲，然葡人終以澳門缺乏防禦設備，恐慌異常。一六零四年，荷蘭司令官華威克第二次東來，擬襲取澳門，以阻於颶風，未果。”又有云：“一六二二年，荷蘭亞洲殖民地太守郭氏，率艦隊多艘，由喀西里亞（按今之海國遊魂處）之海岸登陸，作第二次之襲擊，終被三巴炮台炮擊潰退。”按是役之前，葡人已向明朝乞援。並請准其修築城垣，即《澳門紀略》所載：“澳夷奔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繕垣墉。”以上所舉，皆為荷蘭人䁗睮澳門，葡人請中國官吏援助之例證。至於英法人謀奪澳門之事實，容再詳述之。澳門，原迺神明華甸，實毋須辯言者，故昔葡人雖擴展澳城以居，但其保護和法令權責，悉須聽命於我國，雖在清朝乾嘉間亦然也。今試就當年英法覬覦澳門，澳葡尚藉我國出頭抗拒，唯清吏諭令調處言之。如一七九五年時，葡法兩國，在歐洲正處交戰狀態中。一法艦諉稱追捕英船，侵入澳門。後得香山縣官，出來干涉，其事迺寢。又如一八零二年，英印總督鑒於法艦襲澳，藉恐危及中英貿易為詞，先徵果亞葡督同意，派艦來澳。澳葡拒其登陸，英軍竟強佔澳城。葡人迺乞援於兩廣總督吉慶，卒諭英兵退出澳城。又據《香山縣誌》載稱：“偵報鸚頸有紅夷三舶，詭言將往日本貿易。不數日又三舶至，光任聞大府，調集舟師分佈防範，八月九日皆升帆若遠揚狀。俄而佛郎西來告亟，光任與統巡香山協副將林嵩，令各營哨船橫截海面，且遣澳夷目，宣諭威德。會日暮西南風作，佛郎西三舶疾駛入口。紅夷計沮,迺逡巡罷去。”此又一事也。又一八零八年縣誌又載：“會弗郎西與英吉利構兵，遣人告西洋王毋與英吉利通。英吉利聞之，先遣兵脅西洋王，隨遷美利加洲。大班拉弗偵知其事，致書伊國孟加刺之總管，遣兵頭喥𡀔唎來澳，以防護弗郎西為名。於八月二日擁入澳門。澳夷弱不能拒，其理事官唩嚟哆報縣，知縣彭昭麟請大府封艙，撤買辦，禁在澳服役人從之……曉喥𡀔唎以利害，迺俯首服罪，隨回澳門歸國，十一月七日也。”統上以觀，昔年澳城凡有事，葡人皆請中國官吏出頭抗拒或調處，如此態度，已為當時澳門地位之最好例證也。澳城曆久再無擴展，大抵因中國防範嚴密，及荷英頻年騷擾所致也。惟於一六零四年時，羅馬教耶穌會之大三巴修院院長賈華遼（Val.Carvalho）與東方巡教監范禮安（Valignano）二人，嘗私自到濠鏡澳西北隔水之小嶼青洲島，建立教堂。但因其未得廣東地方官許可，且疑其為建築炮壘，迺於一六零六年由駐澳華官，親自率衆到青洲將之焚燬。竟觸怒耶穌會徒憤恨，澳城騷動。後得香山縣令准其復建，惟另立一石碑，表明此島為中國領土。更築高墉，如城垣然。按《明史‧佛郎機傳》云：“萬曆三十四年，又於隔水青洲建寺，高六七丈，閎敞奇閟，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不果。”張大猷欲毀其墉未果。但至天啟時，終為廣東監司馮從龍所燬。《明史‧佛郎機傳》又記其事：“天啟元年，守臣慮其終為患，遣監司馮從龍等，毀其所築青洲城，番亦不敢拒。”會當時耶穌會士與其他會士，黨爭正烈，值中國官民疑青洲築壘，一般反對耶穌會之教徒，迺詭說耶穌會士郭居靜（Lazare Cattaneo）有謀叛明帝陰謀。遂使居澳華人，及廣東官吏大為恐慌，於是民則避居，軍則秣馬，封倉閉閘，全粵騷然。據《中國基督教傳教史》記其事，“澳葡糧斷受困，迺急遣葡員二人，赴省陳述：謂葡居澳久，向愛和平，對中國並無危害企圖，請毋誤會。因是中國派人蒞澳調查，知是謠言，疑團迺釋。”又據《中國葡萄牙殖民略史》則大略謂：“兩廣總督戴曜自得郭居靜謀叛告後，立命總兵襲取澳門，事先遣探偵察。始悉此僅為澳門宗教內鬨所致，絕無謀叛事實，迺罷攻澳之舉。”嗣是，澳局遂平定如初云云。

澳門半島的墳場主要受到西方宗教的影響，充滿了異域文化特色，而離島的墳場則更多地保留了更多中國傳統元素，體現出澳門的社會特徵及濃厚的社團文化。

舊基督教墳場位於澳門半島鳳凰山上的白鴿巢前地，與東方基金會相連，並與白鴿巢公園、花王堂斜斜相對。該墳場作為澳門歷史城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基督新教在澳門發展的重要見證。

同治三年（1864年2月8日─1865年1月26日）9月30日，華人陳生（Chiang-Chan）和基督徒安東尼奧‧諾古拉（António Nogueira）請求在氹仔天后廟（Thin-hau）和三婆廟（Sampo）一帶填海建店鋪。同年10月8日兩人的請求被批准。1867年5月12日填海施工完成。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