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孫中山與澳門,大家或許首先想到的是他曾在鏡湖醫院行醫,但1892年來到澳門的孫中山還不是後來人們熟悉的「革命先行者」,而是一名剛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的年輕醫生。對他而言,澳門首先是一座需要重新認識的城市:如何進入當地華人社會?如何取得病人的信任?又如何與華商、紳士和官員建立聯繫?
有趣的是,這些看似與革命無關的日常經歷,後來卻逐漸與他的政治生涯產生聯繫。從翠亨到澳門,再由澳門走向廣州、上海乃至晚清政治世界,孫中山早年的道路不是一開始便寫好了終點。澳門或許正是這條道路上一個容易被忽略的轉彎處。
翠亨與澳門:孫氏的海外通道
孫中山在1866年生於翠亨村,翠亨村所在的香山縣與澳門相距不遠,村民主要以務農為生。孫中山的童年就在這樣的農村度過,使他對農業有一定的認識。不過,翠亨村村民可不是紥根農鄉的鄉民,一些村民選擇離開村落,出外打工謀生,其中一位就是孫達成,即孫中山的父親,他從翠亨來到澳門工作。翠亨村與澳門的距離不遠,與農村相比絕對是繁華的商埠,有更多的工作機會和更高的工資。來到澳門的孫達成,先後當過鞋匠,靠著手藝謀生養家活口。一些人選擇從家鄉到澳門工作,但也有人選擇前往更遠的地方,遠赴海外謀生,如夏威夷。

在中山翠亨村的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當時的夏威夷仍然是獨立王國,但憑著優良的氣侯和肥沃的土壤,吸引大量美國人在島上設立種植園,因而當地需要大量僱工。孫達成的舅仔(妻弟)楊文納與同鄉一樣,前往夏威夷打工。楊文納後來返鄉後,他見姐夫孫達成的長子孫眉長大,於是帶上孫眉到夏威夷的檀香山1 。初時,孫眉從低做起,在當地打工,其後在楊文納的協助下,獲政府批准開墾土地。孫眉後來租到茂宜島(夏威夷群島第二大島)上千畝的土地經營畜牧墾殖,又在卡胡盧伊(Kahului,又譯「茄荷蕾埠」)設商舖銷售貨物2 。由於孫眉的牧場辦得有聲有色,人們後來更稱他為「茂宜王」,夏威夷政府更特許其招募更多華工開墾 3 。
孫眉眼見在夏威夷的事業愈來愈好,於是在1878年邀請家人到當地生活,但孫達成無意遠遊,因而只有母親楊氏和年僅十三歲的幼弟孫中山出洋4 。孫中山在1879年隨母親從澳門出發,乘坐英國輪船前往夏威夷5 。多年後,孫中山回憶首次出洋時想法:「十三歲隨母往夏威仁島,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濶,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6
對當時中國大部分處於鄉村社會的人來說,「海外」仍然是一個相當遙遠的概念,但對孫中山而言,通往海外世界的入口早已經存在於他的生活之中,使他得以接觸外部世界、文化和思想。十多年後,孫中山再次來到這座城市時,他已由一名準備出洋的少年,變成一名剛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的年輕醫生,而澳門也從家族出洋的通道變成他踏上社會的另一個入口。
孫醫師的入職之旅
在1892年7月23日,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以優異成績順利畢業,同年秋天,這位Fresh Graduate來到澳門,成為鏡湖醫院的一名西醫。
在十九世紀後期,不少內地華人因戰亂和生計而移居澳門,但當時缺乏完善的社會救濟福利措施,大多數華人群眾只能自力更生。在1870年,香港華商創辦「東華醫院」(今東華三院)啟發了澳門本地的華商,翌年(1871年)向澳葡政府申請批地設立「鏡湖醫院」。今天的鏡湖醫院是澳門一間西醫為主的現代醫院,但在孫中山加入之前,鏡湖醫院的醫療仍以中醫為主,兼具贈醫施藥等慈善功能。
不過,想要成為一名鏡湖醫院的醫師可不是容易的事情,那麼孫中山作為社會新人西醫,是怎樣入職這間以中醫為主的醫院呢?
按鏡湖醫院對醫師的規條,醫師需要經人推薦是「醫明學富、臨症有方」,並且遵守院方的章程,之後經過一個月的試用。在這期間,醫師可能會被抽問診斷和知識,確保他不是庸醫。經過嚴格的考察後,若能證實醫師是真材實料,全體值理將聚集一起妥善商議作出決定,最後向醫師發出聘書,加入鏡湖醫院的醫師行列 。7
當時,鏡湖醫院的值理們有意兼用西醫,以彌補中藥的不足,雖然孫中山是剛剛畢業,資歷可能不如院內的老中醫,但他隨英國名醫康德黎(James Cantlie)學習西式醫術,因而在華商的介紹下加入鏡湖醫院,成為醫院的首名西醫 。8
澳門作為中葡雜處之地,西醫的存在講不上陌生,但西醫高昂的收費,加上中醫的信任,大眾更傾向睇中醫,但當遇上奇難雜症或急病時,西醫可就大顯神威。那時候,《鏡海叢報》定期刊載醫案及相關報導,孫中山也曾經上過報紙,在1893年7月18日(光緒十九年六月初六日)的〈鏡湖耀彩〉中就介紹孫醫生的事跡。
隨著孫中山的醫術水平得到大家的認可,他亦可以擴大自己的業務。翌年(1893年)在吳節薇(他在該年出任鏡湖醫院的值理之一)的擔保下,開設中西藥局,也在仁慈堂租得地方設「孫醫館」,這兩處地方在當時是澳門市中心的「黃金地段」,他的診療服務不單面向貧民,也面向其他華人乃至洋人。
孫中山的醫術不只是謀生的專業,也是他進入澳門社會、建立人際信任的一張「名片」。
救人不忘救國
孫中山在澳門的生活不單是看病、開藥和經營診館,行醫固然是謀生的專業,但他除了救人之外,也在思考如何救國,拯救苦難的百姓。
孫中山後來回憶自己的革命生涯時,曾提到自己在香港西醫書院求學期間,已經「致力於革命之鼓吹」9 。不過,如果回看他早年的文章和活動,大家會發現1892年來到澳門時的孫中山,思想仍然處於逐步形成的階段。他確實已經對中國的積貧積弱感到不滿,也希望透過改革來改變國家的處境,但此時的他還沒有成為後來那個以推翻清朝為政治目標的革命家。
早在1890年,孫中山便曾致函同為香山人、曾任駐美國、秘魯和古巴公使的鄭藻如,提出自己對中國改革的看法,希望把想法向官員陳述。另一位孫中山接觸的人物是鄭觀應,他比孫中山年長約二十餘歲,長期從事商業活動,並積極思考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教育問題。他曾參與洋務運動,後來又把自己的改革思想整理成《盛世危言》。對年輕的孫中山而言,鄭觀應既是一位同鄉,也是一位已經多年投身晚清改革事業的前輩。
孫中山曾與鄭觀應接觸,一名接受西式教育的青年與這位長期思考中國政治、經濟和實業問題的前輩往來,這種往來無疑為他提供了接觸晚清改革思想的機會。至於兩人具體談論了甚麼,今天已難完全還原,但《盛世危言》中的〈農功〉,後來被認為與孫中山早年的農業思想有關。10
當然,孫中山對清朝的改革訴求並不止步於此,他渴望尋找一個機會向更高層或掌握的官員表達他的改革理念,而這個機會來自一次醫療後……
一次治病帶來的契機
1893年,孫中山接診一位特殊病人,他是前山軍民府同知11魏恆。
當時的孫中山雖然已經在澳門建立了一定的聲望,但在晚清社會之中,他仍然只是一名二十多歲的年輕西醫,而魏恆是一名地方五品官員,兩人的身份相距甚遠。
據魏恆所述,他長年受到痔疾困擾,曾經尋訪多名醫生,但都未能幫他脫苦海。後來,何連旺在拜訪魏大人時,向他推薦孫中山,稱他「無論內外奇難雜症,莫不應手,回春奏效神速」12,他於是邀請孫醫師到府上治療。經治療後,孫中山讓魏恆擺脫困擾多年的痛症。
孫中山這次治病的經歷為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魏恆其後在《鏡海叢報》刊登〈神乎其技〉,介紹孫中山的醫術,為這位新晉西醫打了廣告,同時亦協助孫中山通往朝廷上層的道路。魏恆本身並不是李鴻章身邊的人員,也沒有能力直接把一個年輕醫生帶到李鴻章面前,但他與晚清官場人際有緊密的聯繫,特別是洋務派人物。
在1893年9月,孫中山離開澳門,轉到廣州繼續行醫,同時亦開始準備向李鴻章上書的工作。1894年,孫中山開始準備北上,希望向當時掌握洋務事務、位居朝廷要津的李鴻章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但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醫生,憑甚麼可以把自己的文章送到李鴻章面前?這時候,孫中山早年累積的部分人際關係開始發揮作用。
魏恆曾寫信介紹孫中山,孫中山帶著這封信與好友陸皓東前往上海,尋求盛宙懷等人的協助。盛宙懷是晚清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盛宣懷的堂弟,同時也是李鴻章的親信幕僚,擔任上海電報局總辦13 。與此同時,孫中山也與鄭觀應保持聯繫,鄭觀應更在1894年寫信給盛宣懷介紹這位年輕的香山人,提到他希望北上、向李鴻章陳述自己的想法14 。
孫中山遠赴天津,希望向李鴻章表達自己的想法,但朝鮮局勢緊張、戰爭陰雲已現,清朝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軍事和政治危機,李鴻章正被戰爭忙得焦頭爛額,對這位年輕醫生的改革建議自然難以投入太多注意力。這次經歷給孫中山一次重大的打擊,他原本相信只要找到真正掌握權力的人,便可以把自己的改革方案付諸實踐,但實際上即使有鄭觀應、盛宙懷、魏恆等人的引薦,一名普通知識分子仍然很難真正參與清朝的決策。更重要的是,甲午戰爭的結果讓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一代人重新思考:單靠洋務運動以來的軍事、工業和技術改革,真的足以挽救清朝嗎?
1894年11月,孫中山與同伴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政治活動開始由向清朝提出改革建言,轉向組織革命力量。翌年,興中會策劃乙未廣州起義,雖然最後失敗,卻標誌著他的政治活動已經由改革建言逐步轉向革命實踐。
澳門:從「醫人」到「醫國」
那麼,澳門在孫中山早期的生涯究竟有甚麼意義?
孫氏家族透過澳門把家鄉與海外世界連繫起來,不但為家庭提供了經濟支持,也讓孫中山自少年時期便有機會接觸海外世界,逐漸形成對中國與世界的新認識。1892年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他又透過醫術獲得澳門華人社會的信任,並在與華商、紳士和官員的交往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社會網絡。這些在澳門累積的人脈,亦成為他日後接觸更廣闊政治網絡的其中一條途徑。
1894年,孫中山終於向李鴻章上書,陳述自己的改良思想。從澳門的診室到晚清政治的門口,他最初走的仍然是一條希望透過改革改變中國的道路,他在澳門醫人的同時,也開始思考如何「醫國」。然而,當《上李鴻章書》的改革道路最終走不通,孫中山才逐步由改革走向革命。
澳門正是這條道路上一個不應被忽略的轉彎處。
1. 馮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金星出版社),第195頁。
2. 馮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金星出版社),第195頁。
3. 馮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金星出版社),第195頁。
4. 馮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金星出版社),第196頁。
5. 陳燦,傅伍儀譯《我所了解的孫逸仙》(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6年),第6頁;李伯新,《中山文史第38輯:孫中山史跡憶訪錄》(中山:中山市政協文史編委會,1996年),第165、166頁;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180頁。
6. 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7頁。
7. 《鏡湖醫院壬戌徵信錄》上(澳門:澳門鏡湖醫院,1922年),第4頁。
8. 莫世祥,《上醫醫國:孫中山及其家人在澳門》(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2016年),第11、12頁。
9. 孫中山,〈心理建設/第八章〉,載於「維基文庫」網頁,存取於2026年11月3日,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5%BF%83%E7%90%86%E5%BB%BA%E8%A8%AD/%E7%AC%AC%E5%85%AB%E7%AB%A0。
10.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09頁。
11.「前山軍民府同知」(前山同知),即原來的澳門同知,全稱為「廣州府澳門海防軍民同知」。1743年(乾隆八年),廣州將軍策楞奏准在前山寨設澳門同知,為清朝指定管理澳門事務的長官,但亞馬留在1846年上任後推行殖民政策,澳門同知因無法再履行督管居澳葡人的職責,轉為防範和交涉澳葡政府的前線官員,官職也改稱「前山同知」。參見杜婉言,〈論“澳門海防軍民同知”〉,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47期(2003 年夏季刊),第155 - 160頁。
12. 廖澤雲編,《紀念辛亥革命 弘揚中山精神—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紀念特刊》(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11年),第34頁。
13. 莫世祥,《上醫醫國:孫中山及其家人在澳門》(澳門),第83頁。
14. 莫世祥,《上醫醫國:孫中山及其家人在澳門》(澳門),第84頁。
更新日期:2026/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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