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2月3日─1602年1月22日）9月27日，三艘荷蘭武裝商船在范．納克的指揮下，於8月間到達中國海面進入珠江口，要求進貢。由於荷蘭人過去未曾向明王朝進過貢，且無明朝所規定的進貢表文，加上主管對外貿易事務的廣東官員均受正德末年佛郎機要求進貢而釀成禍亂的教訓，主張不可開此先例。但當時在廣東執掌市舶大權的李鳳認為這是一個對澳門葡人報復的良機，遂自作主張，熱情邀請荷蘭船酋領進廣州城，並給予熱情款待，即郭棐所言：“時李榷使召其酋入見，遊處會城，將一月。” 王臨亨則言：“稅使宴客（海珠）寺中，呼其酋十餘人，盛兩盤餅餌，一瓶酒以獻。” 以此勾結荷蘭，並誘說荷蘭人去劫奪澳門，將禍水引向澳門，“一雪三巴和尚不遂索騙之恥”。 荷蘭船隊在李鳳唆使下於九月初二（9月27日）來到澳門。耶穌會神父記錄了當時情況：有3艘船朝澳門駛來，其中2艘大船，1艘較小，是帕塔素船（Patachos）。澳門人馬上意識到來的是敵人。當時澳門既無城牆和堡壘，也無炮兵和步兵守衛，當地人感到呆在家裡不安全，所以把所有的銀兩和財物都藏在學院裡，並且向院長提出要求說，如果敵人試圖登陸，請允許他們的妻子兒女躲到學院柵欄內，如果敵人佔領了海灘，他們就退到學院內，那裡地勢較高，易守難攻。當時出任澳門地方兵頭的為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薄加圖，他當機立斷，把當地所有的人組織起來，對敵人可能登岸的地方進行嚴密防禦。 由於海岸防禦甚嚴，荷蘭人亦不敢輕舉妄動，只派一艘小舢板去打探消息，後被澳門葡人俘虜，第二天又派一艘帕塔索船去打探消息，又被葡人俘虜，先後“執殺紅夷二十餘人”，還繳獲荷蘭人4門火炮和一些軍用器械。荷蘭艦隊嘗試用各種方法去解救被俘之人，但均未成功；而要用武力征服澳門，則是“以數萬眾與二百人敵”，亦絕無成功希望。在這樣的情況下，荷蘭船隊於10月3日撤離澳門回國。王臨亨：《粵劍篇》“辛酉九月間，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國人，人呼之為紅毛鬼，其人鬚髮皆赤，目睛圓，長丈許，其舟甚巨，外以銅葉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慮其以互市爭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後，為颶風飄去，不知所適。” 這次荷蘭人被葡萄牙人俘虜的共20人。范．納克企圖通過寫信救回俘虜，但信未獲任何回覆。范．納克見營救無望遂於10月3日返航前往北大年，其中17名荷蘭俘虜在該年11月被葡萄牙人以海盜罪處決，此前他們為了求生曾努力要皈依羅馬天主教。這次澳門大屠殺的3名倖存者，兩名男孩是年輕的傭人，還有代理人馬丁．阿丕烏斯（Martinus Apius），他們被經由馬六甲送到果阿，之後馬丁．阿丕烏斯在1604年返回荷蘭。 郭棐：《（萬曆）廣東通志》卷69《外志》3《番夷》。 王臨亨：《粵劍篇》卷3《志外夷》。 朱吾弼：《皇明留台奏議》卷14《參粵璫勾夷疏》。 帕塔索船是一種與大黑船相似的老式三桅船。 費爾南．格雷羅神父：《耶穌會神父事務年度報告》，載《16和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第168—169頁。 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包樂史：《中荷交往史（1601—1999）》，第34頁。 王臨亨：《粵劍篇》卷3《志外夷》。 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49.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10月6日，菲律賓西班牙軍隊進攻馬尼拉城外帕西格（Pasig）河北邊的“八連”（Parian，即中國城），遭屠殺的華人估計有1.5萬至2.5萬人。先是，馬尼拉有謠言傳開，稱中國人為了尋找馬尼拉海灣卡維特（Cavite）半島的金山，準備派軍隊入侵馬尼拉，馬尼拉的華人則裡應外合。於是，華人與西班牙均處於緊張的對壘狀況下。10月初，八連華人首先策劃出擊，並由恩康（Eng Kang）擔任指揮，但未成功。10月3日，在帕西格河被捕的一家西班牙人被殺，許多房屋被燒。西班牙人擊退了華人對通多（Tondo）教堂的進攻。至本日，西班牙人聯合日本人及當地土著人發動反攻，華人潰敗，西班牙人為報復，遂對華人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崔瑞德、牟復禮編：《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第7章，第335—336頁。

崇禎七年（1634年1月29日─1635年2月16日）10月3日，由於一艘赴日貿易的商船被中國海盜劉香劫獲，徵得市民同意，決定用典押手段從馬尼拉的西班牙庫存中提出7000印葡金幣，用以贖出被劉香扣押的人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1—42頁。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9月29日，穆經遠神父在廣州參加完艾若瑟神父的葬禮後，率領100餘名隨員到達澳門。康熙帝的意大利籍外科醫生艾國祥（Dionisio Gagliardi）也作隨員一同抵達澳門。澳門西洋人紛紛感激皇恩，稱：我等無以報稱，謹覓西洋方物數件進獻。10月3日返回廣州後，穆經遠於11月16日將在澳門西洋船中尋覓到的九大瓶產自小西洋的米交給艾國祥先行帶回北京請康熙帝品嘗。據小西洋人講，食用此米甘甜芳香，滋補身體。穆神父還致函小西洋，要他們明年多帶些米來。另外，還找到了一些醫治熱病的藥。穆神父患熱病兩次，皆用此藥治好，故將一半的藥及藥方托艾國祥帶進京，另一半自己帶回。《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穆敬遠奏報艾國祥自澳門返回遣往京城進獻西洋米等物摺》，第181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穆敬遠奏報艾國祥自澳門返回遣往京城進獻西洋米等物摺》，第180—181頁。按：此摺原無時間，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者將此摺考訂為雍正時期，據葡文資料，穆敬遠這次來廣州、澳門參加艾若瑟的葬禮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疏中又稱“皇上今年甚好”，故可定此摺應為康熙六十一年。文德泉：《作為皇家使者的一名耶穌會士墓葬》，載《文化雜誌》第21期，1994年；文德泉：《耶穌會士於澳門開教四百周年》，第52頁。

清乾隆元年（1736年2月12日－1737年1月30日）10月3日，廣東提督張溥再次奏請仍令外來洋船照舊灣泊於澳門內港（拉青角）。先是，本年粵海關入口外國洋行商船10餘艘俱泊於廣州黃埔，其中法蘭西船上大班、夷目及船員上岸行走，有夷人用鳥槍打傷鄉民莫倫志，後死亡。張溥檢查洋船，每年8-9艘或10餘艘不等，每船裝載400-500人，人配鳥槍一杆，船上又有火炮，多至30餘位。洋船停泊黃埔，每夜施放槍炮，聲震數里，附近居民，十分不安。再加上洋夷賦性強悍，不知中國風俗，五六成群，往來省城，身帶器械，登岸傷人，民人畏怯，省城隱患。而澳門原為外商洋船碼頭，商貨出入要道，故請奏，今後來粵洋船俱令照舊灣泊澳門內港。但此議遭兩廣總督鄂彌達否決，鄂氏認為，莫倫志案全係誤傷，不能因為誤傷一鄉民而不准外國商船灣泊黃埔。《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廣東提督張溥奏請仍令外來洋船照舊於澳門內拉青角灣泊摺》，第181—182頁，張溥稱，澳門拉青角原設立過海關監督公署。《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鄂彌達奏覆莫倫志案查係誤傷不便因此不准洋船灣泊黃埔摺》，第183—184頁；鄂彌達亦誤以為拉青角即是十字門。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10月3日，澳門同知韋協中給發在澳門住冬蘇喇國商人嗎哆士．雅梅斯(Matheus Joarmes)上省貿易牌照。[1] [1]此份檔案在劉芳輯《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中漏收，該檔現存東波檔案館《漢文檔》 縮微膠捲第4卷中，值得注意的是該檔後附葡文題記：Licença de M. Casa Branca O Armenlo Maehas Vay a Cantao. 1793，譯文：白屋大人發出亞美尼亞人嗎哆士前往廣州的執照，1793年。Casa Branca，意為白屋，指前山寨澳門同知衙署，因該衙署用石灰刷粉成白色。轉自劉迎勝《乾隆年間澳門的亞美尼亞商人》，載《文化雜誌》第45期，2002年。

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2月18日─1807年2月6日）10月3日，回澳之第十六號額船裝載硝砂4000包，第三號額船裝載硝砂1378包， 第十七號額船裝載291包，共計5669包，抵達澳門，現洋砂存於夷屋。待硝商領照備價下澳赴買。《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澳門同知王衷為飭查明十六號及三號船存貯鹹砂實數事下理事官諭》，第165頁。

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10月3日，澳門葡人五六人擅自潛出鄉間，在香山五桂山腳、雍陌、後門、遙徑等處地方，掘毀居民薯芋，並搶人鴨只。《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馬德滋為飭查禁蕃人擅出關閘外鄉村滋事下理事官諭》，第434頁。

1813年（清嘉慶十八年）6月28日，遣使會會士岡薩維斯（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抵澳門。他漢學造詣頗深，編著了10餘本語法、詞匯、字典。他用清朝官話翻譯的《新約聖經》，在1841年10月3日出版。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10月3日，著名的葡萄牙漢學家澳門聖若瑟修院教師江沙維神父病逝。江沙維，1780年生於葡萄牙特拉茲．多茲．蒙德斯省多若鎮，早年加入遣使會，1814年6月28日到澳門，後一直在澳門聖若瑟修院從事研究與教學，從1828年至1844年間，他出版了一批漢學著作，每天辛勤工作達16～18小時。他生前還是加爾各答亞洲學會的理事，並於1840年11月18日當選為里斯本皇家科學院通訊院士，但尚未接到證書和頒給他的無染受孕（Conceição）聖母勳章就去世了。作為一名漢學家，他令人吃驚地完成了如此之多的著作。1828年，他在澳門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一本16開本的小型著作，其書名為《拉丁語法》。該書是為聖若瑟修院的學生學習拉丁文而編的。1829年，寫成了他的代表作——《漢字文法》（Arte China）一書。1831年底，出版了《葡華字典》，它為8開本，裝成厚厚一冊。1833年出版《漢葡字典》，是一部同樣的著作，其主要長處沒有其他書可以媲美。他同時還出版了四部拉丁文字典。第一部是1836年出版的《拉丁文一漢語袖珍字典》，它主要收集會話中的最重要的詞彙。第二部書名為《拉漢小詞典》，只是將以前的著作重印，但增加了大量的冷僻與不常用的詞彙。它為8開本，1839年在澳門印刷。第三部書名為《拉漢大辭典》，彌補在《拉漢小詞典》中的不足；裡面還包含了許多詞組和句子，為中國學生學習拉丁文提供簡易的練習。總之，僅《漢字文法》、《葡華字典》和《漢葡字典》就足以確立江沙維成為傑出漢學家的地位。4日清晨，許多市民在未獲邀請的情況下，主動前來參加他的葬禮。江沙維神父獲得了所有澳門人的愛戴，他們認為，他是一名好神父、一位優秀市民和一位樸實的哲人。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721; Chinese Repository, Vol.15, No.2, pp.69—80.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10月2日，澳葡總督席爾維拉．邊度出席議事會會議，並作告別演講。3日，澳門新任總督海軍上校彼亞度在大炮台宣誓就職。彼亞度於9月30日坐乘葡萄牙兵船“特茹河（Tejo）”號抵達澳門。當晚彼亞度登岸時，受到依據其級別的儀仗隊迎接。彼亞度履任澳督不久，欽差大臣耆英來到廣州，即邀彼亞度到廣州做客，酒宴之間，彼亞度向耆英提出欲在氹仔島修建房屋，耆英未予理睬。宴席後品茗閑話時，彼亞度再次提出請求耆英批准葡人在氹仔島蓋房居住並佔有該島。耆英回答稱：“天朝官員無權將尺土讓與外人。不過，貴總兵官知尊卑、識大體、溫文爾雅。本大臣深有感觸，豈有拒絕之理！本大臣不日即出城與總督大人（指祁塤）酌商，並囑其對葡人住居氹仔不予過問。”而彼亞度返澳後，在並沒有獲兩廣總督祁𡎴、廣東巡撫程矞采准許的情況下，擅自在氹仔開始大興土木，建起永久性房屋。氹仔又名潭仔，土名三沙，中一小山，具牛形，曰牛山，名上沙。過峽處，南與大山相連。西一島孤立，與牛山隔水，曰千山、曰十字門山，名西沙。大山西出一嫩枝，盡頭處峰石昂然，曰龍頭灣，名下沙。大山東一帶，矮崗遠伸入海，曰鷄頸。大山南脊，挺出甚陡，旁無居人，與龍頭灣，與牛山回環成峽，中含農田數十丘，村落數處，街道附於龍頭灣山下。聞潭仔未開埠以前，本屬漁人出沒之鄉，僅有林家村、卓家村兩處，道光初年以後，漸成市鋪，系香山沙尾鄉林光遠堂為稅主，每年收租銀約數百金，轉向香山縣納糧。Chinese Repository, Vol.12, No.10, pp.553—555.Ta-Ssi-Yang-Kuo, Vol.2, pp.303—304.《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3冊《幕客程佐衡著〈勘地十說〉》，第337—338頁。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7月29日，葡人向欽差大臣耆英提出九點要求，試圖改變澳門管治狀況。10月3日，彼亞度（José Gregório Pegado）總督開始執政。他上任後，開始逐步進佔氹仔島。他禮節性拜訪耆英時，獲得葡人佔領氹仔的默許。10月10日，前總督邊度被任命為葡萄牙全權公使。11月4日，前總督邊度乘“特茹”號到達黃埔，然後換乘小船進入廣州，與清政府官員耆英在法國領事館進行會談。葡方提出的免交地租、取消三巴門界等7項要求被拒絕，中方被迫同意給予澳葡政府和中國地方官府公文處理同等待遇，減少葡船隻稅收；規範中國從澳門進口貨物的稅收，取消各種繁瑣手續；自由修建房屋，打造船隻，購買物品，僱傭工匠；葡萄牙船隻也可以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岸通商。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1月27日─1847年2月14日）10月3日，管理華人事務官小俾利喇向亞馬留總督建議：所有快艇（客貨兩用的中國船）都應該註冊登記，每月向澳府財政交納1元稅款。總督採納了這一建議。拒絕付稅的駁船全被扣押。中國駁船船主們開始在石角嘴卡（Pago de Novo）集中商議對策，集市裡的小販也加入進來。同時，中國官員致函澳門，四處張貼佈告煽動叛亂。老百姓向海關報復。亞馬留毫不猶豫，做好預防措施，海關戒備森嚴，軍隊增加了戒備。10月7日、8日兩天，有36艘駁船駛近澳門灣。一些武裝大船運來了3門炮，他們和地面上的人匯合，結果導致了一場衝突。1500多中國人和列陣對峙的葡軍士兵交手，澳葡方面還加入了海關人員、三巴門炮台的兵丁和一些市民。雙方相持激戰了一段時間，中國船民敗退。船民們退上船後，葡兵繼續向他們開槍射擊，大炮台和葡方兵船也開炮射擊。當他們乘船出逃時，澳葡方面派船追擊。一些船被俘獲，一些船沉沒，還有8條船擱淺，大批船民慘遭殺害。中國商民聞訊後，相繼罷市，停止供應葡人食物。亞馬留頒佈告示，揚言如果在24小時內不停止罷市，他將下令三巴門炮台將街市夷為平地。9日，英海軍上校多薩爾（Dausal）指揮的“禿鷲（Vulture）”號軍艦駛近澳門，稱香港總督特派此艦來協助澳督，聽從澳督的調遣。這當然是亞馬留求援的結果。該艦後於12日離開澳門，未及進行任何干預。10日，香山縣官員進入澳門查處此事，澳督不允許官員的武裝隨從入澳。11日，兩名官員不帶隨從進澳，並強調來向“澳督表達友好情意”。會談開始後，中國官員指出，如果將中國船隻停泊澳門的問題提請廣東大吏處理，定能獲得妥善的結果。亞馬留便悍然聲稱，他擁有對在澳所有中國居民的管轄權，他採取任何行動，都沒有與中國官員磋商的必要。在享受一頓珍饈招待之後，結果這一嚴重事件竟不了了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93頁；在J. F. Davis, 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中，對此事件情形過程有詳細描述：“事態好像已從廣州蔓延到了澳門，那裡的新任命的葡萄牙總督阿瑪拉爾（即亞馬留）先生，一位精力充沛的軍官，正在從事各種改革以使這塊殖民地獲得與香港同等的、獨立於中國政府的地位。但是，無論這塊殖民地本身，或是其宗主國的資源都不足以扭轉該地自從他的英國對手出現後就開始的每下愈況的局面。對中國船隻徵稅是澳門用來補充其財源的方法之一，而船主們仍只認為（如他們一向所認為的那樣）不受制於葡萄牙政府而只服從他們自己政府的官員。他們（也許是在最近發生的廣州事件的鼓舞或是激勵之下）組成了一股可怕的反抗力量，在內港架起大炮，作出威脅的姿態。總督預感到暴力的緊急事件即將來臨，給我發了一封信，請求得到我可能給予的任何援助。我還記得，1839年，當我們的同胞被中國人從澳門驅逐時，要求保護而遭到他的前任拒絕的那段往事，但我從不計前衍，認為阿馬拉爾先生是一個不同的人物，因此他及時得到了可能給予的一切援助。國內來的非常嚴格而明確的指令禁止在葡中之間進行任何武裝干涉。但是，無論如何，在危急時刻對葡萄牙居民提供避難和庇護同完全的中立沒有任何矛盾，因而皇家炮艦‘禿鷲’號的熱情的指揮官把他的船緊靠在離澳門僅幾小時路程的地方。總督瞭解我所接到的指令的性質，因而對這種支持非常感激。他說，單憑英國軍艦的出現就足以防止中國方面採取任何進一步的對抗行動。中國方面當然不可能知道英艦已事先被禁止採取任何反對他們的積極行動。事情的結局對葡萄牙人來說，可謂是非常值得慶幸的，因為不管我們在香港這塊征服得來的領地上的徵稅權和司法權是多麼天經地義，澳門的情況畢竟完全不同，那兒是靠每年向皇帝交付地租才被允許佔用的，而且從一開始這裡就一直駐有一名朝廷官員作為中國臣民的獨立政府的代表。”見北京太平天國歷史研究會編《太平天國史譯叢》第2輯，第265—266頁。Marqus Pereira, As Alfandegas Chinesas de Macau, pp. 41－43；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206－207頁。

清光緒元年四月初十日（1875年5月14日）澳門政府公佈的《澳門港口章程》，因並未經與粵省協議而要求廣東方面遵守，兩廣總督劉坤一經與部屬商議後認為實難按西洋規定章程辦理，特於光緒二年（1876年1月26日─1877年2月12日）10月3日簽覆如下： 第一款，此款拋船處所，止可議本澳商民船隻，不能議及各國官兵船隻，致礙鄰國體制。查各國貿易埠頭，商船拋泊就近行店買賣處所，官兵船隻到埠拋泊，各國亦有一定規矩，惟不能與生意船一起拋泊者，因生意船日有來往，恐有與官兵船相碰，致滋事端也。此款所立媽閣廟自東至西無界線，實屬有礙商船來往。再查澳門地方及海道並未奉有大憲文行，與西洋國分定界址之案。合併注明。第二款，緝私各船，若風晴時，在兵船所泊地方停泊亦可，若遇風濤驟起，必須駛往灣仔之內灣泊。此係為保護人命起見也。第三款，因中國官船無夾板船名目，是以未簽覆。第第四款，媽閣海面之內，因生意船多，是以中國官船不在媽閣之內查私緝私，以免窒礙。若船貨已出媽閣之外，恐有奸商偷漏稅項及不遵查驗，自應照中國例查拿。至馬騮洲稅厘兩廠所查出入貨船，商人自請查驗。若貨多船大、食水較深者，則有深水地方稽查；若貨少船小、食水較淺者，則在淺水地方稽查，係為利便商人起見，不能定以浮泡為限，以致阻滯商船，有稽時日。第五款，各廠查私，已分飭各廠官船，勿到媽閣之內查私。若稅釐兩廠蝦笱艇往媽閣之內辦理別項公事，並非查私者，不能憑巡河洋差一面之詞，即指為查私之據。如果該艇等有在媽閣之內查私，確有商船船主質證者，應由澳門總督照會前來，由中國自行察究，不能將管駕之人解交華政衙門查辦。第六款，此款各廠蝦笱艇不過渡人往來及採買伙食，到澳收取餉銀辦公起見，各埠大街與及水路碼頭任人便捷來往，不能限以一處。該艇無論泊何處碼頭，總之送人上岸辦公，其艇即放開離岸數丈灣泊，待其辦完公事，即喚此艇泊岸，其人落艇，即時回廠，免在該埠頭阻塞上港貨物之盤艇。至澳內商民，亦任從各處碼頭上客，豈有官船反為限制之理？《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署碣石鎮彭玉等為葡人所擬澳門港口指定中國官兵船灣泊處所礙難照辦事致兩廣總督劉坤一稟文》，第94—96頁。

光緒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10月3日，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近已竣工，計用料費4000元有奇。該路系由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2000元。荷蘭園街道建成，政府共撥銀19600元，其中13200元為所拆各民屋之補價，另6400元以興修溝渠街道。《鏡海叢報》1894年10月3日《車路已成》及《撥帑興修》。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0月3日，夜晚，葡萄牙爆發推翻君主制度的革命，捲入這場革命的有陸軍、海軍和共和黨的各個革命組織。10月5日，葡萄牙宣布成立共和國，國王曼努埃爾二世（ManuelⅡ）及王室流亡。臨時政府由特奧斐洛．布拉加（Teófilo Braga）執掌。隨着共和革命的勝利，政府宣布將教會與國家分離並由它繼承東方保教權，頒令驅逐耶穌會會士。取消1901年4月18日批准宗教結社之法令，禁止宗教結社。封閉修道院。眾多宗教人士避難西班牙。10月11日，澳門議事公局慶祝共和國成立。10月15日，在議事公局首次升起葡萄牙共和國國旗。 薩拉依瓦：《葡萄牙簡史》，第346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44—45頁。

民國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10月3日，澳葡的侵略行徑，引起廣東各界人士民情激憤。是日，香山縣各界民眾1萬多人，在前山福善堂舉行大會，聲討澳門政府的侵略行徑，並商討對付澳門政府辦法，最後決議自5日起停止向澳門提供食物，斷絕水道，直至澳門政府接受四項條件為止，並決定組織領土保存會，作為外交後盾。廣州各團體也於10月11日在素波巷某總會集議，痛訴澳葡行徑，要求政府對澳葡採取更堅決的措施。鄧開頌等主編：《粵澳關係史》，第407頁。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10月3日，位於鏡湖馬路與連勝馬路交界處的消防局大廈建成啟用，總局即從板樟堂遷至新址，由市政廳管理。當時，廣州及香港消防隊均派出代表參加剪綵儀式。該大廈高兩層，由澳門設計師陳焜培設計，屋簷呈三角形，方柱粗大，門窗拱形，厚牆米色，百葉窗褐色，富有南歐風格。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213；李鵬翥：《澳門古今》，第110─111頁。

位於澳門連勝馬路和鏡湖馬路交界處2至6號的消防隊博物館，坊間不少書籍將其寫成消防博物館，實為筆誤之故。這裡原址是消防總局指揮大樓的一部分，由第一代華人建築師陳焜培所設計，建於1920年，延至1923年10月3日揭幕，當時的消防局局長為江世生，出席儀式的還有廣州及香港消防代表團。後於1992年3月進行改造，只保留外殼，內部則作全新改建。整座建築具有南歐風格，樓高2層，黃色為其主色，外型古樸莊嚴，該建築亦成為澳門具建築藝術的保護文物之一。過去澳門的消防工作是由葡國駐澳門軍隊所負責。19世紀中期加思欄兵營已擁有一台人手操作的滅火機，1883年通過了澳門消防服務規章，便組成了一支60多人的消防隊伍，1939年為了符合社會發展需要，消防隊成為一支軍事化部隊。當時澳門島有3所消防站，離島則有2所。1994年，消防總局（即博物館連後方的消防站）擴建，佔地面積約3,700平方米，亦成為消防隊的中央行動站。在消防歷史發展的同時，市民對與自身息息相關的消防工作的興趣日益增加，常有學校及社團組織前往參觀。有見及此當局陳列了一些具代表性的消防工具及過去多場大火災的珍貴圖片，希望藉此提高市民對防火知識和消防員工作的認識。1999年12月11日消防隊博物館正式運作並對外開放。整個博物館共分兩個不同風格的展廳，面積約350平方米，展品約有700餘件，而這些展品除了是消防局自身保留或市民捐贈外，亦有不少是從外地採購的。主展廳牆身上鑲嵌着一塊澳門消防局成立的百年紀念碑石，展場中央位置則有20世紀50年代的英製古董消防車，車牌為M-01-25，可見其歷史之悠久。展廳同時還展出了兩台中國製造的手搖水泵（1884年和1908年），及一台英國製造的手搖水泵（1877年），其中一部紅色的古老水泵車是路環居民在廣州購買的，作為坊間滅火設備之用，一直放置於路環天后古廟內，原屬路環四廟慈善會保存之文物，後於消防隊博物館成立時借出。此外還有假人握杆從樓上滑下的真實情景、歷史資料圖片、大量歷年消防隊隊旗隊徽、勳章、舊式頭盔及一套1940年消防員節日穿上的灰色禮服等展品，值得駐足。內展廳展品包括了中央行動站模型、顯示新舊消防局（站）地方的電子板、水靴、3枝中國古式喉筆、報火警鐘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有一個模擬從前澳門木屋區大火之場景，其用心的設計是為了讓澳門市民警惕火患。

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10月3日，1913建造的“泰山”(Taishan)號輪船在蚊洲(Wengchau)附近海岸遭遇海盜襲擊，共掠去9.7萬兩白銀。其匪首為林翠善(Lan-Choi-San)，巢穴在澳門周圍的對面山島附近。事後，部分海盜被捕獲，追回若干銀兩。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80頁。

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1日—1929年12月31日)10月3日，澳門政府報告稱，葡萄牙秘密員警揭露了澳門兩個共產黨人的身份：方雲生和陳方凱。兩人均受僱於清平街一家印刷公司。警方在該二人處發現大量已經印刷好的敵視民國政府的文件和一些親共的帶有煽動性的材料。廣州警方強烈要求澳門警方將此二人監禁起來。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民政廳檔案：AH/CGM/16，1929年10月3日的報告，轉引自傑弗里．C．岡恩：《澳門史：1557—1999》第5章，第165頁。

1931年（民國二十年）7月11日，澳門電報局與上海、廣州及廈門電報局在上海簽訂合作協議。8月11日，二龍喉新火藥庫的爆炸造成24人死亡、50人受傷。二龍喉宮完全被摧毀。9月1日，《澳門之聲》（A Voz de Macau）報面世。該報第5系列一直出版至1947年8月16日第4648期。10月3日，確定十月十日中華民國紀念日定為澳門節日。南灣填海工程開始。

民國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10月3日，週報《澳門土生回聲報》 (O Eco Macaense)創刊，至1932年10月24日停刊。此報以為在澳葡人爭取澳門地區獨立、反對葡國以中央集權方式管治澳門為創刊宗旨。1932年10月曾經兩次被澳門政府控告其誹謗，並勒令停刊，合共出版54期，社長為阿道夫．佐治 (Adolfo Adroaldo Jorge)，主編為小啞宋生 (João Correia Pais de Assumpção Jr.)。 由飛南第家族澳門商務印字館 (Topografia Mercantil)印刷。小啞宋生為啞宋生之孫，宋次生之子，其葡文名與啞宋生完全相同。1889年10月12日生於大堂，1944年2月21日在風順堂區逝世。參見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1, p.298.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58—159.

梁捷，原名梁鼎捷，字皆智，香山縣乾務鄉（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乾北村）人。[1]烈士。 梁生於農村，讀書不多，1936年赴澳門昌泰銀號當僱員，做過工人、商店售貨員。他18歲時結婚，五年後生下女兒梁寶瓊。[2] 抗戰爆發，群眾紛紛組織抗日救國團體。在國內人民和澳門同胞奮起抗日救亡的感召下，梁義憤填膺，滿懷愛國激情，1939年夏，毅然三次申請加入澳門四界（學術界、體育界、音樂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三隊。 同年5月1日，梁隨隊出發至東莞、寶安等縣工作。8月中旬，全隊編入第四遊擊區縱隊司令部政治工作隊，梁負責諜報、民運、武裝等，被派到寶安觀瀾工作。他工作負責，甘於奉獻，從一個組員升為組長，負責整個地區工作。 10月，日寇大舉掃蕩東江南岸，為達到聚殲日軍和截斷日軍從南頭增援的目的，司令部決定把在觀瀾附近的一座大木橋（大沙河橋）破壞，因為時間緊迫，任務重大，一定要有政工人員領導和鼓舞士氣。隊長轉達司令部的命令，動員隊員接受這個任務。梁自告奮勇，率領四個政工人員、八個舉火把的民眾和一連擔任火力掩護的官兵迅速到達目的地，梁與同伴們趁著下弦月的月色，奮不顧身，敏捷爬向木橋。 不料，任務將完成之際，被日軍發覺，以機槍密集掃射，梁臨危不懼，馬上指揮同伴開槍抵抗，擊斃日軍多人。他自己不幸身中數彈，光榮殉國，當時是3日深夜。梁捷犧牲時，年僅28歲。[1] 噩耗傳來，同胞無比悲憤。10月下旬，戰區（中山縣第八區）抗先隊部接到澳門四界救災會來函，要求在斗門地區開追悼梁捷烈士大會。抗先隊在小濠涌鄉召開各鄉抗先隊長會議，決定在乾務鄉舉行追悼梁捷烈士大會，並要求各鄉抗先隊員必須參加追悼會，還發動該鄉婦協會員、農民代表、學生代表等致送挽聯、花圈等。 會後，抗先隊長梁其穎將澳門四界救災會寄來的信件，報紙刊載有關梁捷烈士的事蹟、照片等有關資料，交給乾務鄉抗先隊辦理。乾務鄉抗先隊以該鄉時代小學教師和抗先隊骨幹組成追悼梁捷烈士籌備會，編寫印發《梁捷烈士史略》，刊印及唱《梁捷烈士挽歌》，出版壁報，發動募捐，佈置會場等。 10月25日，在乾務鄉忠義祖祠舉行追悼梁捷烈士大會，各地各界都派出代表參加追悼會，集會人數之多，代表性之廣，在乾務地區來說是空前的，表明人民群眾對梁捷烈士寄予無比的敬仰和懷念。[3] 11月5日，澳門各界在灣仔鄉校大操場舉行追悼會，莊嚴肅穆。當日，澳門各界人士和灣仔各鄉如南屏、北山、翠微、前山等鄉抗先隊都派出代表參加，各機關團體致送很多挽聯、花圈。12月，斗門人民在乾務忠義祠前舉行“梁捷烈士追悼會”，八區抗先隊和機關團體踴躍參加。遊擊隊司令王若周呈請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撫恤烈士家屬。[1] 梁寶瓊珍藏著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發的梁捷《革命烈士證明書》。證明書上寫到“梁捷同志在抗日戰爭中壯烈犧牲，經批准為革命烈士，特發此證，以資褒揚”。[2] [1]《梁捷》，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洪儲聞等：《河山淪陷歌姬捐獻陪酒錢抗戰時期澳門四界救災會力促救亡活動》，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12月15日。 [3]中共斗門縣委黨史研究室：《斗門英烈》，珠海：斗門縣委，1992，第58-60頁。

拍攝時間：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三日 前排左三起：姚景槐、源晉初、林炳炎、鄧晴隆、陳立民、何善衡； 第二排左一、二：黃文、何添 第二排左四起：李寬、潘毓華、區國樑、曹子珊、曹子光、柯麟、周介眉； 第三排左二起：朱給、王炳煒、梁啟榮、彭偉田、戴文渭 第三排左八起：梁心堯、陳日華、蔡忠啟； 後排左起：楊應芬、周澤寰、容顯揚、黃蘇（右一）。

劉逸生，原名劉錫源、又名劉日波，香山縣谿角鄉（今屬中山市沙溪鎮雲漢村）人。學者、詩人、資深報人、作家。 祖父是一個鞋匠。父親劉祥盛九歲時[2]，祖父去世，祖母獨力帶著父親弟妹三人艱難生活。父親在家鄉中山讀完小學，就做木匠學徒。 父親帶著全家，從家鄉前往香港，以補鞋為生。兄弟姐妹多個，逸生居長。他小學畢業後，因父親在一場意外中去世；後母親李惠坤病逝，無法升讀中學。之後，他當過木匠、報販、搬運工，過著流浪般生活。但他自強不息，勤奮自學，刻苦用功，1931年進入香港《大同日報》當勤雜員，同年冬在香港《中興報》當見習校對。不久到澳門任職員。 1938年8月，逸生考入香港《星島日報》做校對、編輯；1939年考入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學習，開始接受進步思想的教育；1942年任佛山第五中學語文教員；1943年赴梧州任《言報》編輯主任。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廣州《晨報》任編輯主任；同年底，前往香港《正報》任副總編輯；1949年任香港《華商報》編輯。 解放前，逸生著有通俗讀物《“國大”演義》。他從排字工人、校對員開始，經過長期艱苦自學，終於成為著名的編輯、詩人和研究古典文學的專家。 1950年，逸生回到廣州，先任《南方日報》副刊副主編。1957年《羊城晚報》創刊，他擔任第二副刊部主任；1958年加入省作協，1962年加入中國作協。1974-1978年，他在廣東中山圖書館工作；1979年調任暨南大學新聞系工作；1982年離休。 1984年，逸生被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聘為特約研究員，長期致力古典詩詞研究和賞析工作；擔任中華詩詞學會理事、廣東詩詞學會副會長、嶺南詩社副社長等職。 逸生主要著有《元劇史話》、《唐詩小劄》、《宋詞小劄》、《龔自珍詩選》、《龔自珍己亥雜詩注》、《龔自珍編年詩注》、《唐人詠物詩評注》、《微型詩品》、《漫話三國》、《藝林小劄》、《事林小劄》、《史林小劄》、自傳《學海苦航》、長篇小說《珠水龍蛇傳》、《詩經》等40種，主編《小說軒》16種，個人詩集《劉逸生詩詞》等。 逸生的書法作品獲得日本書畫院第51回國際文化交流書道展特選獎狀；廣東“四大”名園之一、順德清暉園等藏有其書法楹聯。 逸生沒受過多少正規學校教育，在學術界沒有“同門”或師承關係，全憑自己自學成才。他為人謙遜，沒有將自己當作學術權威。父子、兄弟之間亦師亦友，家庭聚會時，家人自由發表意見，非常民主。 逸生妻子吳畹華，原是香港富商女兒。為了嫁給劉逸生，與家裡斷絕關係。吳畹華從小接受新思想，對舊式家庭裡種種不良風氣，深惡痛絕。她寧願離開安逸的家庭，與一貧如洗的逸生共同生活。從此，無論生活怎麼困難，她從不向家裡要錢。 許多年之後，年邁的吳父來廣州探望吳畹華，父女和好如初。吳畹華喜歡看書，更喜歡古典詩文，寫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生活的艱難，把她磨練成一個能幹的家庭主婦，只有在教孩子讀古典詩文時，她的興趣才得以發揮。她一生最愛教孩子們讀古典詩文，起初是教兒女，後又教孫子。 2001年10月3日，逸生在廣州去世，終年84歲。[3] 長子劉斯奮擔任廣東省文聯主席、廣東畫院院長、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中國文聯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 劉斯奮所著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1997年獲全國長篇小說最高獎——第四屆茅盾文學獎、1998年獲廣東省宣傳文化精品獎、1999年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論文《朝陽文化、巨人精神與盛世傳統》，1999年獲得廣東省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出版《黃節詩選》、《蘇曼殊詩箋注》、《陳寅恪晚年及其他》、《快活的蝙蝠》等。 同時，他精研繪事，尤其擅長中國人物畫，出版《劉斯奮人物畫選》、《劉斯奮畫集》等畫冊，並在廣州、香港、深圳、台灣等地舉辦個人畫展。 次子劉斯翰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和古代文化研究，曾任廣州《學術研究》主編；治詩、治史，出版《曲江集校注》、《海綃詞箋注》、《漢賦：唯美文學之潮》、《史與詩》等著作十餘種。 女兒劉聖宜讀書時年年得獎，恢復高考後，直接考取近代史專業的研究生；畢業後留校，現任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嶺南文史研究所所長；著有《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廣州近代開放史話——抵抗與吸收》，並在《中國社會科學》、《學術研究》、《廣東社會科學》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長孫劉一行，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現為嶺南美術出版社編輯，工作之餘致力於漫畫、中國畫創作，專長現代水墨畫，出版《劉一行畫集》。[4] 30年代，劉逸生客居澳門，80年代憶詩。這首憶詩寫出30年代澳門的一個生活側面。潮聲歌聲交混，令人對自然、道德的判斷也有所混淆。 《內港西堤雜詠》[5][6] 內港西堤漲晚潮，一聲一歇到深宵。 月華醉人花寮去[7]，夜夜珠喉紫玉簫。[8] [1]《劉逸生》，載“沙溪旅遊文化網＂，2012年9月30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ailaspx?personId=259。 [2]王曉吟：《我與唐詩小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第147頁。 [3]王遠明：《風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289-291頁。 [4]郭毓玲：《“名門望族劉逸生家族”父子兄弟亦師亦友談詩論藝書香漸醇》，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7月9日。 [5]李暢友：《港澳詩選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249-250頁。 [6]內港：澳門西部的天然港灣，由澳門半島南端之媽閣起，一直伸展到西北端的青洲止。 [7]花寮：妓院。 [8]珠喉：形容歌聲清圓婉轉。

拍攝時間︰2003年10月3日 前排左起：賀一誠、胡順謙、馮志強、馬有禮、許世元、何鴻燊、白志健、何厚鏵、馬萬祺、歐文龍、彭彼得、廖澤雲、張祖奇、何華添、何厚炤； 中排左起：黃國勝、余健楚、黎世祺、尹一橋、周金陵、張旭明、吳培娟、梁秀珍、顏延齡、高開賢、何榮標、梁桂華、吳仕明、潘玉蘭、黃楓樺、吳漢疇； 後排左起：羅肖金、高東明、梁仲虬、邱漢榮、林金城、張偉基、呂強光、吳志誠、李萊德、李志強、陳明金、葉啟明、梁少培、黃志成、岑展平、馬志毅、盧德華、飛安達、陸永根、何少金、鄭文定。

中央贈澳大貓熊“心心”開枝散葉，順利誕下“健健”與“康康”。名字經由公開徵集而得，寄託了澳門市民的美好祝願。

江沙維是19 世紀葡國、中國及澳門之間文化關係上的主要人物，對漢學有深厚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