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蔡文辉，我是1928年出生，1934年来了澳门，我是从南海附近的农村长大的。我爸爸因为在农村很难揾食，于是去了星加坡，但在星加坡揾食也很困难，结果就自己一个人来澳门，但是一个人无人依靠，无事可做，就写信回家，“如果你不寄钱来或者帮补一下，我便会饿死他乡”。那是1934年，澳门当时人口有十五六万。

澳门人口最多的时候，应该是1942年至1945年，“风潮”¹的时候，香港人、广东人也来澳门。如黄宾虹他们都来澳门，因为和日本打仗，那些人来避难。

我是1934年，七岁时来澳门。刚好有一个同乡，我叫他做阿伯，他有一个同乡的兄弟介绍我父亲去昌明火柴厂工作。

昌明火柴厂，现在叫做昌明大厦，在提督马路。这边是提督马路，厂另一边是惠爱街，出面有一幅围着的烂地。这间厂现在建了三座大厦。昌明火柴厂足以造一个足球场那么大，而且仍有余。

火柴是当时澳门最主要和最大的产业之一。澳门当时发展到1945年和平后，有五间火柴厂：东兴、大光、万国、昌明、大邦等，他们的规模都挺大，昌明火柴厂是其中最大的，最兴盛时有工人1,200多个。我爸爸在昌明厂工作时，我们在乡下很难揾食，所以一家都来了澳门。

来到澳门，起初没有地方住，所以和爸爸一起住在工厂，在货仓的角落；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觉得一个家庭总需要找一个地方安置，于是我们租了青草街酒房的二楼，又住过东兴火柴厂，即现在圣心学校的游泳池那儿，以前是一个水塘，年年都会有人淹死，那时候火柴厂的东主租了成为货仓，而我们就帮东主看货仓。

圣心后来才做学校，原本是一块烂地，先锋庙也是一块烂地，全部都还没有楼宇的。

我是看着红街市兴建的，它是1936年起的，用了三四年，那时候西洋人不允许一些人随处摆档。大面包（葡人稽查）来查牌，如果被捉到就会用胶棍来打人，要我们入街市摆档，但要给租，至少也要给一两毫租金；当时候当街卖东西是不用租金、又方便，所以起初街市虽然开了，但不会见到他们进去卖，但现在就旺了。

严格来说，我只读了一年半书，当时读至三年班；一年半读三年班，为甚么呢？因为我十岁才入学。我是在田畔街和柯利维喇街之间的转角位，那间崇本学校读书。那时开学，因为有病，或许刚从农村来到澳门不是很适应，之后就没有读，于是我八岁就在工厂工作。

在工厂，我主要是做“执鸡”，那个部门叫做“执鸡”，那些柴格有只“铁鸡”穿下去来管住火柴枝，那些“鸡”打脱之后，才可以放下火柴枝。我们小孩子去捡起来，然后送去另一个部门。

我八岁到火柴厂，一直做到十岁，读书停歇了一年多。当时要在澳门读书是很艰难的，镜湖有义学，但招生时我们要捡筹仔，我见到好多小孩都去排队，所以我自己都走去排。

当时我十岁才入学，其实已经超龄了，实际上我都未曾读过书，不过最后都能捡到筹仔，读了镜湖义学。另外，我有个同学，现在都已离世了，他是崩哥，又叫吕苏（音），但他在学校的名叫陈泉，因为有一个人捡了陈泉的筹仔，那个人不读，就把筹仔给了吕苏，就此，他直至逝世都叫陈泉，实际上他叫吕苏。

当时我有得读就读，但开学了半年，我又病了半年，到考试时都要照常考，不过我都考得合格哦！因为年纪较其他人大呢！我十岁，其他人是七岁、八岁、九岁，老师都觉得我又考得合格，就给我升上了二年班。所以我读了半年就读二年班。读二年班的时候好奇怪，我考到第15名，学校升15个特别生，我考到15，还有另一个同学同我一样考15名，不过我的操行甲，他的操行乙。我就升了三年级。升三年级时，是1941年，香港沦陷，读了半年之后又不能再读。所以我读了一年半书，就读三年班，就是这个原因。

以前义学是不收钱的，而且书簿费也免费，但我记得制服要自己做，全部人都要穿陆军装和军帽。

校长叫梁彦明（被日本人杀害）。那时候老师好严格，我们在镜湖读书出来，四年级就可以毕业，不是六年级，而我三年级就不能再读，因为我的爸爸就是那年过世的。

以前镜湖医院打一支针都要去香港买，因买不到。1941年香港沦陷，父亲过世后，我们没有书读，只有母亲和我们一家大小，我们都试过随街捡垃圾的日子。义字街、劳校那边本来是一幅烂地，放了很多垃圾，我们到那儿用一些大钉捡铁去卖。

真的没有得吃，当时我老母是饿死的，临死时都说，“这一生人，如果有一餐莲藕煲猪肉就好了！”临死都唔得吃啊！

我们四子妹，只吃栗米（像白豆碎粒的栗米），因为最便宜就是栗米，但是都不够吃，当时老母买一斤栗米要五个人吃。最节俭的是用盐煮一煮，若有油就加一点油去煮。若果没有其他东西吃，只吃栗米，其实人是很难受的。

老豆死了一年之后，老母又死了，只剩下我们四子妹。本来我是排第三的，在我之上还有两个大佬，因养不活都死了。变成我最大，老母死时，我细佬只有五岁。一个妹是九岁，一个是七岁。

当时老母死了，没有人照顾我们，厂里有些工友要把我们四子妹送去一间“白头姑”。白鸽巢对面有一间叫做“白头姑”，是修女，实际上是间教会。

这么大间厂，总之不送我们去修道院，我愿意在厂里工作，好过我去修道院，当时我13岁，厂的老板娘叫二太，叫我在厨房工作，没有人工，总之厂里有得吃，你就有得吃啦。

那时候饿到我们啊，我的膝头比大腿还要大，好艰难。所以突然在厨房，做担水，有得吃了。讲来没有人相信，我一天吃七餐。为何我要吃七餐呢？因为饿。当我一早起床，外面的人没有得吃，但我在厨房有饭焦可以吃。不过七餐不是碗碗都是大碗的，有两餐正餐。

朝早吃饭焦，到了开饭的时间，做厨房嘛，又有一碗吃，已经有两餐了吧。到了正餐，午餐时我吃五碗，晚上我吃七碗。碗的大小像街市装豆腐花那样子。厨房的工友会跟我说，“靓仔，唔好食咁多，食得多唔得架！”

食完饭后，下午从昌明厂出去营地街市买?，会经过大三巴，我大三巴一天行四次，来回买?一次担回来，下午两点钟又再出去、四点钟又担回来。师傅去买?我就要等。

我弟妹和我一起，老板娘说在她那儿吃和住，帮做事，但是没有工钱。我的细佬因为养鸡，又饿又没有东西做，所以他曾经说，“做鸡好过做人”，因为鸡都有人养。

当时昌明厂对面叫做中华电筒厂（做电筒），倒闭了以后，后来用做宿舍，二太等人在那儿住，我的细佬和两个妹都在那儿帮手。

那时候，有些人没有得吃，在柯高马路（现在的高士德马路）捡榕树籽吃。不是现在的榕树，是很大棵的，应该还有四五棵在提督马路吧！即狗场那儿，有四五棵这么大棵的。那些榕树有籽的，一粒粒从树上跌落下来。那些人因没有东西吃，所以拿榕树籽来吃，有些人吃了不能消化又拉出来；还有一些人吃粟米，把圆粒的粟米拉出来，他们有的人又洗了拿来再吃。

就在昌明厂转弯处，有一间叫先进印务局，是西洋人印银纸的地方，因为是北风口，门口日日都有死人在。有些人实在未死，都被捡上车送到青洲／筷子基尾，那儿有只船，会把那些死了的人运送去氹仔的“万人坑”。就是最旺盛的树那儿，因为有一条坑，一些人就这样被丢进去，然后会有人用泥土埋一埋。到了第二天，又有一车死人，所以就叫做“万人坑”。

1942年至1944年生活艰难，一些人去拱北走私，关口有日本人守着，日本是所谓礼仪之邦，即任何人行过就要好深地向他鞠躬，一定要他们看到你鞠躬，否则严重时他们会杀死你，所以宁可鞠多几次都要让他们看到。他们看不到的话，会叽哩咕噜的，我们都不会讲、不会听他们的语言。

一些人去（珠海）前山买猪肉，价钱是两块六一斤，一斤都挺大份的；当时我13岁，跟妈妈去前山，买猪肉回来澳门，就去跟别人换钱买面包，那时四毫一个大的咸面包。从大陆买斤猪肉来澳门会赚四毫子。四毫子可以赚一个面包，而且面包都要用政府发的粮食纸才能买，不然不能买，因为那个面包真的好大，够饱。轮买面包的地方就是现在新建的望善楼，即以前的镜平学校。

那时澳门的人真的好惨。以前我住在青洲17街的地方，要行过一条河，现在都是这样阔，挺窄的。坐船过去夏湾买米，坐只艇仔回来澳门，又把米卖给谭根（音），即广州面粉厂那个人。

卖了米给他，有了点钱，因为大陆那儿好缺乏盐，所以又买盐拿回大陆去卖。卖了盐之后就可以买些米回来，这就是所谓的走私。当时走私不是一两个人，有好多人。总之有人敢，有人不敢，有人敢就去做，不敢就做其他的事。

当时澳门的米价钱是四元一斤，四元斤米饿死好多人，原因是若要四元斤米，还需要有政府粮食簿，即发的纸，去政府买，才是这个价钱，平时的人买是不止四元一斤的。谭根向我们这些人买，他自己造沙河粉的，然后我们去换面包。

广州面粉厂，以前在昌明厂旁边，这样也可养一些人啦。那时“风潮”澳门饿死了不少人。那时澳门人口是最多的，我记得澳门统计过，当时有18万人口，是最多的，以前没有这么多人。当时来说是18万人口，和平²后，社会开始复原，一些人返回去广州、北京，如黄宾虹当时就从澳门回去家乡。

我做昌明厂做了三年后就和平了，那年我17岁。

当时我们不用想要有鞋穿，连“屐”都没有得着。我们这班木工，梁苏（音）、李进（音）、张军（音）都是上架行会员，自己学做“屐”，自己找板和用车軚去钉“屐皮”，因当时好穷没有钱。

至和平后，开始有工资，两元一个月。经济发展，厂当时是百废待兴，全世界都是这样子。那时澳门有好多文人，因为那时流行“复原返乡”，好多人返回去香港或广州，在厂工作的也有十几人返回去广州。

那些人来的时候，厂办了一间“庆堂工业学校”，老板叫董庆堂，所以叫“庆堂工业学校”，免费招收了好多人去读书。教书的老师，白天在厂兼职。对面坤昌面包铺，现在是坤昌，就是“庆堂工业学校”的地址。另外，也办了一间夜校，凡是工人愿意读都可以。

我那时没有书读，和平以后有夜校，我就去读夜校。所以当时我读了两年夜校。

和平后，我们1946年办工会，国民党要我们用公家的“公”，不能用工人的“工”，而我们不会听他们讲。你们有机械及后来刨火柴，他们（国民党）说你们都有机械，属于机器工会，机械工会用工人的“工”。机器总工会澳门支会第十八分部，就在青草街86号二楼，是1946年开的。

我们是工人自己去办的工会，为甚么会这样呢？原来有些人“有吃无工”（指工资），或人工好低，1941年至1944年这几年间，厂因货物滞销而停工，所以对工人来说，人工是“八折支薪”，后来又“八折复八折”，最后厂都支持不住，要倒闭，或者要给工人40元白银作遣散，所以有些人认为这么艰难，唉，拿了40元离开厂，食了再算吧！所以有些工友用完钱后就饿死。

有几个我认识的朋友，拿了厂里的“遣散费”，就自己卖了自己，卖猪仔去了广州湾（接近海南岛附近），下四府（前清管理广东分上六府、下四府，其中有湛江、徐闻等）的地方。那儿好大浪，有东兴隆的货船，当时是日本统治的，去到广州湾（湛江那里），那儿没有米吃，猪肉就好多，其中有一个工友每天都食猪肉，所以之后见到猪肉都怕。

和平后，我们年轻人办工会，要求恢复薪金，只是“恢复”不是“要求”啊，以前工资“八折又八折”，只求有得吃就算了。

我们这班人很努力办工会，但管理和领导是国民党，他们“叉了只脚进来”，我们年轻人是不懂的。国民党派了党部专员李秉硕。

国民党驻澳专员李秉硕，对我们说“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他说“欢迎你们加入国民党”。他讲的话好夸张的，对我们说，有公会襟章坐公车不用收钱，其实哪有这回事，但我们后生仔就信了。公车公司主席叫陈卿，怎会不收钱？虽然那时候搭车只需要“斗零”，不用一毫子，只是半毫子，但我们都觉得不妥。

他还说“看医生不用给钱，我们哪里哪里有些医生，你们喜欢看谁都可以”。康乐馆隔离有一间“补中气”，是国民党的，你也是国民党，所以不用收钱。每个人都信以为真。我没有加入。他们叫我们加入，但我们不想加入。当我们办工会时，国民党又说不对，要我们用公家的“公”，而不是用工人“工”，那时我们都和他们争论，工人的“工”没有甚么理由要用那个字（公），可能那时年轻吧！结果我们都没有加入。

李秉硕是所谓党支部的十八分部，他叫我们叫国民党十八分部，我们又不是“公会”，又不是十八分部，所以他们写他们的，我们都没有理会。我们的那次复薪成功。我们办了工会之后就要求恢复薪金，恢复之前的薪金，不要“八折复八折”。当时厂在发展，不单止发展还扩大了，他们就好快应承了我们。

我们搞工会，开始时连櫈都没有，租麦秀明的家里。当时他是在劳校第一分校，搬了岐关公司五楼，而我们在校内地方开会。我们做会址，加刘光普他们一起。两个会合在一起租一个地方，开会时同时向厂借了一些长櫈，不单止够两个人坐，可以坐到十个人，因为那间厂的人要坐在一起入火柴。我们开会的时候就会向他们借。

1953年1月1日，我们被厂开除，因为厂收缩，部份结束，所以不再用我们。离开工厂后，我在工会做，当时谭明东转去另一个工会做，我就替了他的位置，做秘书的工作。那时候开始有领导，有工联。那时开始见到一条道路，以前大家都是“盲公”，不知要做甚么好。后来有了工联，我们的工会就是这样子慢慢走上轨道。

1952年，工联在全澳筹款，办了三件事，第一件，救济失业工人，因为当时美国禁运，1951年，好多人没有工作做，所以筹款救济失业工人；第二件，办了劳校；第三件，办了工人医疗所。这三件事，团结了广大的工人，而工会就走上正轨。

那时澳门的炮竹业好庞大，好多人，组织了一个同心社。所以我就去协助炮竹工会，最后变成我要兼两间工会的秘书。那时候都算好，有30元一个月的工资。1953年开始办炮竹工会，到了1966年，反葡斗争，“一二．三事件”。当时我已经离开火柴工会，到氹仔的炮竹工会，一直做到1970年3月15日。因为木艺工会没有人，没有秘书，所以我在氹仔回来，在1970年就在木艺工会工作，直至1985年，一共做了15年。

木艺工会按现在手上有的资料，是1888年成立广义堂，为什么呢？做木的工人来到澳门没有地方落脚，南海、番禺、顺德一一南、番、顺，统称为三邑。四邑是开、恩、新、新一一开平、恩平、新会，还有一个我不记得。一些人从那些地方来到澳门工作，没有地方住，大约在1888年，四邑的人组织了广义堂；三邑是永寿堂。

那些人在那些地方来澳门，没有地方落脚，最初在康公庙前地，有一些做苦力的人就手拿担挑，做木的人担了一个四方箱，他们在（康公庙）门口等人聘请，会有人找他们工作。

后来就在叫鲁班师傅庙的地方，最初不是叫上架行，就是那些人聚集、“聚脚”的地方。他们会一直到新年节日的时候才回乡下，过完年以后，他们再回来澳门揾食。那些人多数是那几个县的人，他们同声同气，组织起来，叫永寿堂、什么堂，等等。

当时，一九二几年西洋鬼（指澳葡政府）不允许我们办工会。据梁培 说，一九二几年，澳门理发工会、拉车仔工会都挺庞大的，和西洋人发生斗争，那件事叫“捷成事件”，1922年。工联对面的码头叫捷成，所以叫“捷成事件”。整到西洋鬼都没有什么办法。大家工会的人全部回去湾仔，西洋鬼无办法，就取缔工会，原来是有工会的。

当时人以群分，三邑、四邑的人组成不同的堂。后来有一个做领导的人提出，“我帮你做了事，你要回报”。最初时，造木的工人刨木的时候，剩了一些刨花，他们会把刨花拿回家做柴。因当时生活艰难，1926年的时候，应该是南番顺的人起头，当时上架行不完全是工人，像广荣（木铺）都可以保管工会所收的钱。工会都有些钱收入的，组织起来，那时讲东、西家的，就同东家提出要拿些“刨口”（刨花），后来发展成一个“行例”，那时候有斗争，会发生罢工、罢市的情况，政府也同意这班人提出，要有一些行例，做一个窗，一个门，以前是用两、钱去计，后来现代建筑都是以几钱几毫去计，就搞了这个行例，统一了。

最初工会的财政，以永寿堂的四方箱是最多人给的。广义堂1936年正式向政府注册，有文件资料显示，广义堂是正式注册，政府承认的，它（广义堂）不是叫工会。

以前大家“一个对一个”或者“一间间铺头”讲价几钱几钱，但却没有统一工资，我记得造船工会每日8元一工人，上架行6元一工人。做船一个人做一日就8元，做木就6元。

造船，上架行的人不懂得造船，当时造的船是木船，所以有造船工会的人，还有很多木艺工会的人，船表面的细节，如刨、入榫等，是造木工人的工艺较好，当时两行人分了上架和下架，船的下架是我们做的，你来就做上面的，分了上架、下架。下架，是造船工会。甚么时候分我就不清楚了。

上架行，当时的鲁班庙延伸到路中心，现在已收缩了三四米！当时总督叫巴波沙。大约是1938年、1939年，要开路的缘故，当时是和平前，要割街，所以鲁班师傅庙缩小了，像现在的情况一样。

那幅地原来是有街名、无号数，39号至41号之间，所以上架行在政府里面立案，那幅地就是这样的情况。

“西洋鬼”时代有一个三姑，我还未在工会工作时，每年广义堂的地，要去白鸽巢（即现时的东方基金会）交地租，她是来收地租的。

我们也不知道为何要交地租，我和梁培都不清楚。刘胜做数的时候，是处理财务的，要找“西洋鬼”，有一个评政院，现在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

广义堂每年都要交帐目给评政院，帐目要怎样做呢？要找那个“大写”（管账目的）,“西洋鬼”帮你做，并且我们都会给他一点钱。

其实租金不多，但工会的收支要向政府呈报。因为是正式团体，所以每年要交账。广义堂立了案，政府承认你，所以每年都要交帐一次。

我们去找他们请教写帐，他们却说，“很简单，任你写”，帐里面包含工资多少，随意写一张纸。只是交地租的。

后来交了一段日子，我没有去交，她又没有来收。刘胜就有交过。他没有人来收，又没有人追，而我们又不知道去哪儿交。刘胜当时说过，去白鸽巢侧门口进去。

刘胜是会的财政，一九四几年开始。但他是负责保管钱的。他一九四几年就是工会的负责人。

我在1970年进入工会，以前负责收行例的那个人，你怎么能叫他走遍全澳门？但我会踩单车，所以第一年的时候我收了10,000多元，你可以去找一找1970年的帐目依然看到。第二、第三年，1973年是收得最多的一年，有几万元。因为我很勤力。去到那间楼，有几多块地板，一幅是收几多钱，一个木门是收几多钱，窗都是一样，但之后做了铁窗就没有了。

1973年是最高峰，到146个地盘去收，都还有漏啊。结果最高峰是收到有七八万元一年，工会也发展了，这个行例就是这样得来的。因为这是我工作的责任。

七八十年代，凡六月十三日，卢生（工会杂务）只是简单地点香和烧元宝。1971年开始，工会摆酒，?菜是自己做的，两个位、两个位连在一起，即八个人一枱。最初广义堂、永寿堂各自去煮食，后来就去酒家摆酒。

我来那年（1970年）是去陶陶居摆酒。有80多围，600多人。到了1970年，行例多了，我来工会第二年，去国际酒家摆酒，12人一围，所以在1971年以后就不在工会做了。

1971年以前，叫酒家来到工会摆酒，工会成埕酒买回来，然后一些菜在地下煮，二楼天台都有摆酒。摆酒最多都要分三轮，因为人多地方少，所以轮流让会友聚餐。

1971年以后去国际酒家，也要把会友分成两轮进去吃，因为已编好了一些围，你超过了人数，便要吃第二轮。1971年之后，工会也会选择适合的不同酒家去摆酒，曾经去过五洋，好似中央那儿也有试过。

六月十三一定要摆酒的，行友很重视这一天。以前尾诞是没有办的。一年好似有三个诞，五月八日鲁班生日，这么多年已没有摆过。六月十三日是鲁班升官、拜尚书，传下来是这样。

担任（上架木艺）工会秘书，一年的工作是动员人入会、收会费，点行例，办工会活动。当时工会活动不多，有年轻的人，所以办了篮球队三四年，最厉害那年是1975年，工会拿了全澳篮球冠军。然后工会组织一些人去顺德打篮球，上半场我们这班工人输到……因为所谓“冠军”只是工人队伍，人家县里比赛的代表队十分劲，下半场他们不出，出女子和我们比赛，连女子篮球都赢我们。那时候真的好狼狈。

工会也办一些工艺，如“体积”或者“方圆”，因为我不是这一行，所以找人回来工会教。有兴趣的人晚上就可以来，办过几期。

一年里头最忙的是六月十三日，庆祝五一。

我以前未办过，50年代之前就会有“开灯”，应该是正月十五的时候。一些工会的人，即使生仔也要来工会，挂灯啊，当天有些活动来奖励那些人。我来了（工会）的时候已经没有办了。

5月1日会办唱歌。那时工会有粤曲，如二胡、铛铛（锣鼓）、琴。1987年工联属下的老人中心“松柏之家”成立，工会就把锣鼓送去了。

1985年我又转了去另外一个工会，饮食业工会。做了两年才退休。

在木艺工会当秘书的时候，我的工资每个月150元。我1949年结婚，有7个子女。养家糊口肯定不够，当时我外母会补贴一点，因为她在天神街卖猪肠粉（在近西街、天神巷那些地方），收入会比做工较好，当时我们一起住，我赚的钱给她，她就给我们一家人食和住。

我在镜湖马路租了一间房结婚，现在就叫“裸婚”。无楼、无车，什么也没有，我们不止三无、五无都不止。

那时候我在厂工作，19岁拍拖，21岁结婚。因为我还有细佬、细妹，所以我就想早一点成家。当时每个月30元租一间房，我每个月才刚好有30元工资，但复薪之后，第二年要求加薪，由30元加到60元，于是就结婚了。

我们无楼，甚么都没有，所以去到镜湖马路油果里那里去租一个地方，但租不到，没有地方住。1950年，青洲那块烂地有很多木屋，是一些人随便搭的，并且有些人在养猪。我向“西洋鬼”申请了自己搭一间木屋，十元一年地租，自己搭，四平方搭一间木屋。

那些杉仔（杉木梁）这么大条，大约是一丈长，买了几条，我向工友借钱，而且工友和我一起去搭，大概用了300元，搭了四条柱上去，用木板钉，顶用葵搭。

大约1950年11月初一入伙，因是初一，都已不用拣日子了，但是初五火烧！

没有全部烧完，于是自己拆了，虽然未能烧完但都拆了。没有地方住，向厂借了一块大帆布，用杉竖起来撑住帆布，差不多在那里住了一两个月。

后来四大社团，同善堂、镜湖、工联、中总，发起募捐搭木屋。那些烧了的屋全部都拆平了。每一户有一张木床，有四张櫈，一张枱，大约400元一间，工联当时募捐了约四间。

后来一些屋重建了，以捡筹仔的方式分配，我拿了台山第十街筹仔的屋住。

1955年那次烧得最惨。那年半夜烧得更厉害。

当时和自由工会斗争，我们要保卫工会，所以我在工会睡，早上七时醒了，有人告诉我，“你的屋企烧晒”。我说，“讲笑要找日子”，他说“真的”。于是我立刻踩单车回家看看，真的全部烧了！

我心想，我的家人在哪儿？不知道啵。原来当时木屋烧的时候，左邻右舍真是好，找了一个艇仔帮我们搬很多东西，搬棉被，搬去台山烧垃圾附近（现在还在的），而我的家人都在那儿落脚，我去到那儿就找回我的家人！

那年火烧的时间是苏联展览会后，苏展是1955年11月。

之后再搭的时候用锌铁，搭锌铁未曾试过，落雨的时候，雨水好大的“哒哒”声，“劈里啪啦”，好嘈。

第二次火烧后，也是四大社团发起募捐。最初的时候，捐200元就可够建一间屋，不知400元还是200元，我不记得，看看那些人要捐多少间。

第二次的募捐都建了同样数目的住屋。后来一些教会在我们住的屋之前，也建了七条街，一些教友可以住，所以那时候第十街变了第十七街。

1955年烧了之后，1957年又烧，但不是我们这一带，是另一边的，烧的是锌铁就比较难烧，第一次火烧的是葵尾，跌下来就着火了。真的好猛火，甚么也救不了。

那时住在青洲，无水喉的，当时我们的屋烧了之后，政府在那边设了街喉，你可以去担水，而且不用给钱的。

开始时没有电，后来有电都好惨，电的供应也不够，只有20w，澳门本来应该是110W，那时候由110w跌到20w，就好像萤火虫的灯光，连听收音机也开不到！

我1950年11月搬进去木屋，1978年2月搬出来，住到连胜马路。

住在青洲，（过去）青洲有名叫做“小台湾”，有好多国民党的人在那儿住，也有很多是“烂仔”（流氓）住的。他们有些人是吃白粉的。那些人怎样卖白粉？他们折一张纸用来包白粉，包装成小小的纸包，他们在门口观察有谁想要，你想要的话，给了他钱，他会告诉你到某个地方自己去取。

狗偷、卖白粉、国民党、贼仔，什么人都有。那时候我在工会工作，谭仔和我都要晚晚去工会，三班早、午、晚才放工，晚班从工会回到家，要超过十一点，没有巴士搭，要踩单车，如果不踩就需要行路，行到某些地方真的要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

我前面那里呢，有两个是清朝的“旗下人”,“刀灿”那样，报纸都有报道的“烂仔”，还遇到一个从内地落难来澳门的大地主，总之人流复杂。

以前我仍住木屋的时候，天热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街头，用两张凳搭块板，或者帆布床睡，有个国民党的人，不知是仇杀的原因，用狼牙棒和用一块钉着钉的板，当那个人睡在街的时候，就用那块板拍死了那个人。

那是50年代的事情，我们在永乐（戏院），奏《团结起来到明天》，“西洋鬼”（葡人）不准我们做，就剪了一些电线。我们有一个水电工友，叫郑球，他们虽然剪了，但他会立刻驳回再做。是1952年3月1日的事，也叫“三一事件”。

葡人把我们这些工人拉去，当时拉了黄保铨、黎老B等，所以产生了“五一斗争”，即澳门1952年5月1日。“西洋鬼”有一个警察，他的名字我都记得，花名叫“无事打三槌”（有事不得了，无事都要被打三槌），这是“五一事件”。

说到1966年“一二．三事件”，我的女儿17岁，在澳门在氹仔坊众学校做教师，因为她当年毕业就在7月。9月开课的时候，澳葡政府都还不批准，所以我们就要自己办了嘛，葡人就出动差人，11月15日打人，就引起了“一二．三事件”。我的女儿被打伤了，还要住医院。

大约1967年1月29日，澳葡政府道歉，这就是“一二．三事件”。

“三一事件”我在香港，那天不知甚么事情我去了香港，因为我有香港身份证，我外母也去香港。那天晚上澳门戒严，听电台讲了以后，我在湾仔立刻坐夜船回来澳门。

1966年11月15日那天，我刚好也在香港。我一听到澳门又出问题，我又即刻晚上回来澳门。

作为引起“一二．三事件”的起因，当时澳葡政府不允许氹仔坊众学校开办。当时有炮竹工会和自由工会，炮竹工会是红底，而我就是炮竹工会，那时自由工会在良义场（氹仔二楼）做会址，我们办（学校）葡人不允许，而偏帮他（自由工会），自由工会又允许办，所以办了圣善学校。圣善学校是教会的，但又和自由工会有关，葡人批准了自由工会但不批准我们，我们就自己去做，他们说，“未经政府批准，擅自修饰，是不允许的”。

我们已搭了排栅，要油漆，学校烂溶溶的，不行的嘛！最初是从办夜校开始，后来转为日校，他始终都不批准，所以引起此件事。

当时苏锦泉（音）是做船的，炮竹有一个姓杜的，另外还有三四人，被打伤了。

当时我回来，就被调了去氹仔。我本来在饮食业工会工作过，所以后来1985年因饮食业工会没有书记，就把我从木艺调了过去。

我现在每天都游水，最冷的时候是7度，都要坚持。我曾经是老年组游水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