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林清，在1978年入職電車房油漆工，同年加入水電工會。入職澳電前，我在一間船務行工作。當時下班後，晚上大概十一時還要幫忙把船上貨物搬下來，又沒有OT費（加班費），所以希望轉換工作環境。我只有小學學歷，於是利用晚間時間，到位於白眼塘橫街的李錦濤英專學院學英文。某天趁着在船務行有空，我就給澳電發了封英文求職信，表示甚麼職位都可以。我也很意外，一個星期就收到回信，對方表示車房有一個油漆工的空缺。我曾跟過一個朋友的堂舅舅學過兩三年油漆，有這種經驗。

到澳電那邊甚麼考核也沒有就讓我去上班，船務行的薪酬大約6百元，澳電的試工期已有8百多元，三個月試工期過後會有9百元，比船務行的薪金多百份之五十，9百元薪金在七十年代末的澳門來說算高了。而且電力公司的工作時間固定，又不需要晚上去碼頭當苦力，我當然跳槽，離開船務行。

當時油漆工主要負責保養車房發電機，工作不多。另外有個老師傅，當時他年事已高，有時可能和社會脫節，而我接觸外界比較多，就由我協助他。這裡以前應該也只是兩個人，其中一人離去，就聘請一個新人。

在車房工作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公司開考，招收銀員和抄錶員，我兩個都有報名。收銀員那邊主要考算術和寫作，因為收銀員要寫報告，記錄電錶和出納的情況交給公司，中文、葡文和英文都可以，我考試時寫的英文，因為上司是葡萄牙人，英文會比中文讀得比較容易，這可能是考試比較高分的原因。僥倖考到第一，公司讓我選擇要做哪個職位，我選擇了做收銀員，不用經常外勤那麼辛苦，到了噴水池的公司總部做收銀員。

收銀員屬於財務部，一直做了五六年，財務部下的股票部有空缺，那邊前景比收銀員好很多，收銀員才八或九級，股票部最高可以去到十四級。於是我答應調職，不用重新考試，算是財政部的人手調動。因為這部門平時只有一兩個人，有一個已退休，如果另一人請假，整個部門都沒人了。平時有些股東會來我們這裡申請一些事宜，需要多找一個人，所以我就上去補充這個缺口。

工作內容沒太大分別，都是坐寫字樓，不過工種不同了。股票部負責的股東分幾類，包括中文、葡文和英文，我剛好學過葡文，能應付到這邊的工作。工作內容比較刻板，主要是“轉名”。十多年前公司還在虧本，於是發行股票集資，經大豐銀行來進行，買股票的股東名字由大豐銀行自行翻譯，身份證發行後，記名的股票與身份證上的名字對不上，此時我們就要做一大輪複雜的工作。

當時工會跟公司約定，員工經過三個月變為長工後，就可成為工會的會員，不用像其他會那樣要申請。初時我主要是活動的參與者，在活動中結識到一些工友，了解到他們一些想法，我就反映出來。可能因為這樣，後來就被秘書拉去當理事之類的工作。

一開始由組長開始做，我們部門有幾個組長，一組十個人左右，由組長聯絡組內會員。當時薪金不高，福利也一般，尤其員工退休後甚麼保障也沒有了，所以主要是聯繫他們，看他們有甚麼困難，或者是否需要幫助。

當時我們也沒有多大野心，只是希望改善員工的福利待遇。以往公司可隨便解僱員工，補回一個月薪金即可，所以我們爭取與公司訂立契約，不得無理解僱工友，這次的成功是維護工友權益中很大的進步。

我們還向公司爭取改善退休待遇，以往員工離職時，每年會按年資補回月薪，即假設員工工作三十年，離開公司時能補回三十個月工資。剛好當時新澳督上任，我們公司的CEO（行政總裁）調到政府部門做政務司，由於他曾在澳電工作，自此公司資源的調動較為順利。公司有利潤，給予員工長俸，實在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畢竟公司是私營機構。

訂立幾年後，公司發現財政負擔很重，與我們協商，當時大約有八百名員工，告訴我們取錢後會多給百分之三十五的薪金，讓我們退出長俸機制。實際在員工退休後，公司還會負擔配偶和子女（至二十一歲）的醫療費用，那時政府尚未有六十五歲或以上人士的醫療福利，醫療費用於當時是很高昂的。

我就勸大家不要退出，畢竟眨眼幾十年，就退休了。有一半人不聽，結果有一半人退出機制。有些人當時用這筆錢置業，現在可能就保值了；有些人賭了錢就沒有的了。現在看回頭，有幾個生活也頗拮据，幸好現在六十五歲有政府幫助，當時有些人是沒有考慮到那些的。

我們向公司爭取合理福利，公司未必每次都妥協，需要雙方不斷談判，不過這樣的次數其實也不多。當時我們的領導是工聯總會會長唐星樵先生，公司派來的是人事部代表，大家各為其主，我們希望改善待遇，公司則想刪減待遇，勞資雙方總有磨擦衝突。但一般而言，我們工會與資方的關係算很好，商討期間我們爭取福利，可以罵可以吵，離開會議室後，對方為公司打工，我也為公司打工，大家都理解的。

也試過公司未與工會討論就出台新政策。公司直接出了報告，我們發現對員工福利有損時就會反對，安排代表與公司談判。因此，不論公司作出甚麼改動，都要先出通告，當員工認為新政策不合理時，就會主動約見。可見，我們現在擁有的談判權是很難得的。早期是兩間企業的員工一起組織工會，慢慢聚集了一群人與資方談判，形成一個無形的集體談判權。很多工會到現在仍沒有工會法裡的集體談判權，包括工聯總會在內的組織，向政府爭取都未能成功。因為這對資方造成的影響很大，會限制工作的開展，很多資方不願意，所以只有水電兩機構內有這個權利。

起初沒有規定勞資雙方開會的頻率，公司有新安排時就會通知我們開會，員工遭到不合理待遇時，我們又要求與公司商討。後來大家認為，不如安排一個固定時間，例如每一兩個月就開一次會，通常都是上班時間開會，方便雙方溝通，不用每次有事才會面。

開會時公司的代表主要是人事部的同事，包括高級經理、秘書、經理或助手等三四人，當時的高層主要是土生葡人，經理則多是中國人。我們的代表有四五人，透過經理向上司反映我們的意見。

早期未立約時，也會怕被打壓。因為公司有權隨便解僱你，補回一個月薪金即可。後來合約簽訂，明確不得無理開除員工，讓我們有一個放心的環境進行談判，當然我們也提出合理的要求，不會開天殺價。有時遇到有些工友甚麼福利都想要，我們就會告訴他不能面面俱到，比對外面的公司，我們的條件已經很好了。

澳電經過幾次管理層改動。一般來說，葡萄牙人的管理較有人情味。曾有個時期葡萄牙人將股權賣了給法國公司，CEO由香港調來，將香港的管理方法應用到澳門，他們的管理較刻板，當員工是機器般安排工作，加上我們也習慣了葡萄牙人的做事作風，那時間的爭論比較大，幸好只有四五年左右。

後來由中國人管理，因為公司已上軌道，蕭規曹隨，沒有大改動。現在的CEO也是中國人，和我們的顧問關係很好。較難解決的事會和他反映，希望他能間接幫忙。

我認為工會的角色主要是保障員工的福利。如公司不侵犯員工的權益，員工一般也不會說甚麼。我們主要是看新規矩是否合理、對我們損害程度大小等。有福利當然喜歡，但我們亦會站在公司立場去想，考慮公司的能力，不會獅子開大口胡亂要求福利，要求太多導致公司沒法營運的話，對員工也沒有好處。

2000年後，公司向我們反映，公司的財政負擔很大，新入職的員工沒有長俸，還將醫療福利全部修訂，即不按舊合約辦事，所以現時員工的醫療福利比以往差。我們希望可以組織年輕的代表，替他們這代慢慢爭取，即使未必能達到我們當時的水平，畢竟環境不同，看可否逐漸改善。

我已經退休，現在很少主動參與工會的事務，只能輔助他們。遇到甚麼要我們幫忙的，可以給他們一些意見，站在後面作為一種支持，看怎樣協助他們，慢慢用我們過去的方式，向公司慢慢爭取，使員工的工作更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