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黃錦華，1955年在澳門出生。我的父親也是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澳門自來水) 的員工，他在俗稱“沙濾”的化驗部門工作。小時候，我會跟着父親去公司玩，公司的後花園很漂亮的，我覺得甚至比二龍喉公園更漂亮。

那個年代不是很多人讀到中學，在我十二歲，即小學都還沒有畢業時，就出來工作了。加入澳門自來水之前，我做過好幾份工作。最初我去咖啡檔幫人家送外賣，做了幾個月後就轉行去做花瓶的木座。做了四年之後，內地來了一家公司也做這行，我們就被淘汰了。我又轉行去做暖壺膽，做了一年多。

1972年，當時澳門自來水有一個老工人退休，正好有一個空位，父親就問我要不要到澳門自來水工作。那時候要進澳門自來水工作並不容易，一般是有員工退休出現空缺，經熟人介紹才能進去。於是我就在1972年的10月9日入職澳門自來水工作，一直做到2019年12月退休，一共做了四十七年，可以說大半輩子都在澳門自來水工作。

我一開始進入澳門自來水是在沙濾部做學徒，甚麼都要做，每天都要拖地、擦地、清潔。當時有很多工序都需要人手操作，我還記得剛做學徒的時候每天都要清洗濾水池，天天要“擰”幾十個閥門，這些閥門有對應關水的，有對應放水到渠裡的，也有控制水塔的。這些很重的閥門都要用人手來關，這樣的工作起碼需要兩個人，一個人是做不來的。所以我們當時分成三更，每一更都要負責所有工作。

當了六年學徒之後，我就負責放漂白粉，如明礬，有藍的也有白的，加到水中能沉澱出泥沙等物質，水就會變得清澈起來。在1982年之前，我們都要擔着一桶桶的漂白粉走幾十級樓梯上去高塘，放料的時候塵土飛揚，工友就只是拿塊白布裹着臉，我父親甚至連白布都不用，後來就患了肺塵病，四十八歲就去世了。

那個年代的工序很落後，處理出來的自來水很髒和鹹，水壓也不夠。有時候樓下開水用，樓上就沒水了。樓上煮飯的時候，可能也要大喊：“樓下關水喉囉，放點水煮飯！”一直到1982年，何賢先生邀請香港新世界發展集團董事鄭裕彤加入澳門自來水主管公司業務，情況就發生了改變。

新時代1982年，鄭裕彤等人接手管理澳門自來水，從香港派了人過來進行改革。很多工序從以人手作業為主，逐漸轉變成為電腦操作。比如在青洲水廠二樓的值班室，新增了一套控制水泵開關的系統，再也不用人手開關閥門和清洗濾水池，只要在電腦按六七個鍵就做到了。這些自動化的操作，在1987至1988年就可以做到，不需要那麼多人手，於是我從1987年被調去維修部。

那時候我三十多歲，在維修部跟着師傅學習，工作也比較辛苦。那時候澳門的原水是在鴨涌河那邊過來的，很渾濁。那邊有一個大沉箱，外圍全部是泥，這些泥很臭的。每個月起碼有兩三次，我們要穿上泳褲或者長褲，一桶一桶地挖那些泥，因為不把泥挖出來，就不能將泵伸進去。那時候工作環境不是很好，和現在沒法比，那些摩打（馬達）都是我們自己手動操作的，就跟漁民織網一樣，他在這頭，我在那頭，一起用手攪動才能啟動。

我在維修部工作近三十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直至在退休前我都在維修部。維修部的工作很辛苦，但是當時的薪酬水平與其他行業相比，遠遠比不上從前了。1972年剛進公司的時候，我的薪水是每月4 百元，在那個年代已算是高薪了，甚至比公務員還要高。按照當時的物價，買一台全新的電單車也就1 千元左右。可是後來到八十年代，我們的薪水就漸漸追不上物價，加薪的幅度也不高。我記得1986年的工資大概是每月2千元左右，供樓就用了1千元，只剩下1千元做生活費。當時我已經成家，還有兩個孩子，要供書教學，經濟壓力很大。

薪水追不上物價是有原因的，一來，以前喝一口乾淨的淡水並不容易，內地供水過來不是很多，自來水沒有那麼普及；二來，後來參與工會勞資談判才知道，原來以前澳門自來水差不多有二十年沒加過水費，別說盈利了，可以說公司一直都是虧本的，怎麼有錢加薪呢？ 1982年新世界接手管理之後，經營情況確實有所改善，無論工序還是自來水的品質都有很大的進步，然而也有很多管理上的改變，需要工會代表工人與公司進行協商。

我十二歲就出來工作，也不知道甚麼是工會。幸好，我加入澳門自來水之後，跟了一個很好的工頭—潤叔（馮潤）。潤叔對我們年輕一輩很好，我在當學徒的時候，他已經是水電工會的理事長，後來在1973至1974年，他就推薦我加入水電工會。我很感謝潤叔帶我加入工會，也開始做一些服務工會的事情。

每年年末我們都會去探望退休的老工友，還有國慶的時候，會裡的年輕人會去議事亭前地的中華總商會做糾察。我也曾經被潤叔囑咐：“你明天不用來上班了，去商會那邊，到那兒你就知道了要做甚麼了。”因為中華總商會舊址五樓，是當時國慶大會的總部，我們會在國慶前後三四天左右去那裡做糾察，以防有人搞破壞。而前輩們就會留守在工會，有甚麼事工會就要出動。

我們工友之間的關係很好，工會常常辦一些旅行、聚餐、足球和籃球比賽等，讓我們聯絡感情。我還記得以前我們在公司裡有分小組，每星期三會開小組會議，大家在會上學習，也會聊一下工友家裡有甚麼需要幫忙。就像我以前住在黑沙環的木屋區，七八個工友過來幫忙蓋房子、裝電燈、接水喉等等。

潤叔很有心，現在還能看到他在主理職工福利會時整理的會員資料。這個福利會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辦起，是由工友們每人捐一兩元辦起來的。有的工友家屬有一些困難，我們就會以福利會的名義幫忙做白事，其他如住院也會有慰問金、生孩子有薑醋金、死亡身故有帛金等，假如有特別困難的情況，也會搞籌款幫助工友。

潤叔打理這些會員資料非常認真，工作簿上清晰地記錄了會員們的家庭成員、孩子多大了等信息，非常花心思。這本工作簿也記錄了我們一家的資料，我不是在醫院出生的，是俗稱“執媽”的接生婆接生的，沒有甚麼出生證明。後來我去辦護照就拿這個會員登記冊去做證明。

由於以前澳門沒有身份證登記制度，現在看我父親1958年水電工會的會員登記表，也能看到一段很有趣的歷史。

現在工會還保留着我父親的會員登記表，他的會員編號是287號。登記資料記錄着我父親是1958年入會，當時才二十八歲，但姓名一欄卻寫着“黃添（周強）”。我一直都不知道原來我父親還有一個名字叫周強，直到1978年父親去世。澳門自來水會負責員工三個月的醫療費用，但在出示證明的時候，我卻發現父親在公司登記的名字是“周強”，我當時就十分迷惑。因為名字對不上就不能報銷，父親的醫療費要2萬元，實在是一筆不少的費用，怎麼辦呢？

後來我就回來問潤叔，幸好潤叔當時還在世，他就告訴我，原來從一開始，我父親就是頂着周強的名字在公司工作的。那時候周強離職了，化驗室主任要找人頂替他的職位，潤叔就推薦我父親去，但是卻沒有把名字改過來，以至於公司都是以“周強”的名義給我父親發薪水。那怎麼辦呢？後來我們就用“曾用名”的方式解決人名對不上的問題，所以就會看到有“黃添（周強）”、“朱彥（羅盛）”、“朱安（鄭六）”這些姓名完全不一樣的會員登記表。

這些登記資料，其實反映了一段工人的辛酸史，也反映了以前澳門自來水在管理上比較傳統，沒有制度化，現在就完全不會這樣了。

後來，潤叔在他退休之前把水廠工人福利會的會員登記冊交給了我，舊的福利會在1987年解散了。過了兩年之後，我們年輕一輩又重新辦起另一個福利會，直到1990年，我們的工人福利會就和全哥（關鏡全）他們的文員福利會合併了。我們的福利會主要是做工友的福利，包括有旅行、每年的周年聚餐和三八婦女節的自助餐活動都已經變成傳統了，此外還會有子弟獎學金等等的會員福利。

到1990年左右，工會裡的一些前輩退休了，我按照工會的安排，開始參與溝通勞資問題，一做就做了十幾年。

勞資問題，多種多樣。有些茶餘飯後的笑話說，有工友結婚要請假，上司卻說：“現在不可以，最近人手緊缺，你下次再請吧。”特別是當時的一些管理階層是外國人，語言溝通不是很順暢，經常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例如以前不允許我們在公司煮飯，但是公司的一頓飯卻收我們8、9元，比外面的盒飯還貴，為飯錢的事我們也爭取過幾次了。

當時我們和資方要討論甚麼事情，一般是由工會起草信件，通過全哥與公司接洽，然後定下開會時間，我們一起去公司和管理層溝通。談判其實是集體的力量，我和資方接觸的比較少，全哥在辦公室那邊上班，比較了解公司的事情，我也是跟着他們邊學邊做。

那時候我們勞資關係不是很僵化，搞得挺好的，工會有很多事情都為工人成功爭取。一些薪酬待遇的調整到現在也成了慣例，比如現在每年1月份的薪酬調整，因為以前加薪不一定是從一月開始算的，6月、8月也有，公司通知甚麼時候加薪，就從甚麼時候開始調整。後來這方面就已經成為了慣例，就算加薪幅度談不攏，拖延到8、9月才達成共識，也會從一月開始追補差額。

在新公司接管之前，澳門自來水的管理模式也比較傳統，當時公司沒有退休制度，有些老工人做到八十歲還在做。1982年，香港的老闆接手管理之後，在某個星期三的下午，突然就出通知要求六十五歲人員退休。後來工會就代表工人和老闆溝通，談了很長時間，最終達成協議設立緩衝期，讓一些已經到了六十五歲的工友，再多做兩三年，做到六十八歲左右，其餘員工則一律以六十五歲作為退休年齡。社會進步了，這一步是一定要邁出去的。有些事定下來成為慣例，就沒有那麼多爭論。

可以說水電工會在工友心中比較成功，最重要是幾十年來的集體談判權，這樣的談判權在澳門社會來說相對比較少，讓水電職員的生活、福利待遇都有基本的保障，工友們每月20元的會費沒有白繳。

回想參與工會的這些年，我有過不少難忘的回憶，比如每年到廣西去的扶貧活動。二十多年前，我們和廣西的工會交流的時候，他們提到了一些困難，說小孩子都不能上學讀書，於是工會就捐助了一所水電工會學校。宗哥（李耀宗）在這方面盡心盡力做了很長時間，每年的扶貧活動一做就做了好多年。他們長情，我們也長情，現在的環境好多了。

還有差不多十年前的“五一”（勞動節），那一次工會推薦我去北京參觀學習，行程包括進去人民大會堂開會，那次的經歷真的畢生難忘。我記得人民大會堂很宏偉，很漂亮，天花很高。那一次還要求我穿正裝，當時的我哪有甚麼正裝？結婚那套都不合身了，也不知道放哪裡去了。後來我就做了一條褲，還借了澳電工友一件西裝上衣就去參加會議了。

但說到最難忘的，我覺得還是在工會認識了那麼多工友。從前的生活圈子很小，別說認識那麼多澳電的工友了，像全哥以前是在南灣辦公室工作的，而我就在青洲那邊，雖然都是同一家公司的員工，但基本很少會碰面。後來我和全哥就是踢足球認識的，因為水電工會每年都有舉行足球比賽、籃球比賽，組織工友一起打籃球、踢足球、還有打乒乓球。我們還會去外地比賽，像廣西、珠海、香港等等地方都有去過，很開心，認識了一群好工友，工友們有甚麼事情大家可以一起溝通，一起開會。

從前的工友生活沒有保障，環境迫使大家團結一心。現在各方面的物質條件都好了，工會也比以前在光復街的時候漂亮多了，但工會的工作也出現了新挑戰。因為現在各方面的保障、福利條件、社會環境都好了很多，也多了不少外地勞工，所以現在的工友就未必會像我們當年那麼熱衷於參與工會工作。未來工會如何加強凝聚力，繼續傳承前輩的服務精神，就需要新一代多思考，也希望新的一批工會代表繼續搞好工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