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毛，其实我的名字应该有三个字，“林子毛”。为何我不要“子”？因为我有四个大佬，但现在一个也没有在。四个大佬叫做富、贵、荣、华。所以我不要“子”，就只要两个字“林毛”。

名字是我上一辈的阿爷改的，他认为是好意头，但下一代没有一个好。四个没有一个在，因为其中两个被日本人累死的。那时候没有工作做，没有饭吃，又有病而饿死。

我1933年在新会出生。我八岁时父亲就死了，是在江门北街带病工作时死的。那个时候是10月割禾时间，父亲本身有病，如果不工作就要乞食，要工作又“挨不到”。当时他做苦力，担东西去江门，担百几斤的东西，只赚两三元。他挨不了，在江门北街死的。

抗日时期，有两个哥哥不在，据我知其中有一个哥哥，当我妈和我返乡下去避难，他（哥哥）在会城工作，但是他生病，我妈妈又不懂，不会处理小孩子出麻疹，她用水抹哥哥的身体，之后哥哥就不在了。所以小孩子出麻疹千万不要被水抹和冲凉。因为我妈不晓得。

还有一个最大的大佬，入过一年学，20多岁，在会城无工作做、无饭吃。国民党时，因为无钱无饭食，他自己卖身去当兵，但他一去没有回头。他在会城出世，如果那时他仍在，20多岁，应该会认路返会城。打仗时期，无眼的子弹周围飞，我想就是这个原因，他不在了。我问过会城的街坊，有些“伯爷公”见过他，问过他去哪里？他回答“去当兵，无饭食”。大佬就这样死了。

爸爸死了之后，我在乡下看牛。一只牛，一年有100斤谷，不是米哦！其实当时100斤谷只弄到60至70斤米。当时日本时期，最基本吃三碗饭都未必够吃。同乡或邻居会给一些番薯、芋头，有些菜卖不出去都会给我们吃。

我没有读书，日本时期我四五岁。我记得曾经去过学校，但一个星期都没有就走回了家。我八岁帮人看牛，一直至16岁，有八年时间看牛。

和平¹之后两三年，我16岁，出来澳门。我来澳门的时候是坐“三包渡”，是“水客婆”带我来澳门的，都不用付钱。我们在“金城码头”上船坐客船“三包渡”，我们有三个细路仔，问她要收多少钱，她说“细路仔不收钱”。

从乡下出来到澳门，是为了学师，学剫木（做木工）。行规要学三年。还有一年是“挨师”，是帮老板做的，即“傍住师父”的意思。虽然已经学满师，有大工的技术，但收的钱是学徒钱。

学师三年，没有什么工钱的，两三元都不一定，师傅是给我们剪头发、买毛巾的；如果我们没有工作，他只给我们一元五角，即使他给一元，我们也不敢出声，因为我们是无权出声找老板拿钱。

到“挨师”约十元左右吧！我之后出来工作都只是15元而已。“挨师”时最多给我们十元去买个面包食，就是这个情况。

学师是住在师傅那儿。当时牌坊一整片都是傢俬店铺，在白鸽巢附近。这也是澳门的一个特点，现在大三巴去到石级上面，转下去卖草地街，转右面去出来到平路，一直到白鸽巢，当时所有傢俬铺都聚集在那儿。

当时的傢俬铺（老板）全部姓刘，只有一个姓林，我在长楼住了20多年，因为我在那儿跟师傅学师，不用给租，吃都会跟师傅吃，姓林的人在香港都有一间傢俬铺——香港“长发隆”傢俬铺。林老板的傢俬铺在大板斜巷口石级那间，只有他一家姓林。

我在那打工，很节俭的，用100、200元买些烂傢俬来改，髹了再去卖。

学完师之后，我四周围找散工做。一九六几年才结婚的。出师以后，我住在牌坊，以前傢俬店铺的附近。白天外出工作，晚上回师傅的住所休息。

我们那时会造一些箱，三元多，用杂木整一个“黑鬼栊”，用来放置衣服等东西。在葡国时期，有一些黑人当葡兵，当他们被调来时，要负责整衣柜给他们放置东西。

衣柜是他们自己买，不是老板给他们的，很便宜，十多元一个。造这个栊，要自己髹，加上被老板扣一点，最后一个只能赚得三元人工。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去造木栊，因为不造就没有饭吃。吃一餐饭至少要五六毫子，不用说一元，一元已经很贵了，食两餐饭都要一元多。

我那时都有食烟，一包烟都要三毫，加起来都要两元钱了，没有什么钱剩下，一不做就无得食了。

那时的处境真的很困难，每个人都生活困难。

那时正值关闸响炮事件²，我们刚食完晚饭，坐在门口乘凉。外面“砰砰”声，因为当时台山那些小屋正在拆，事后知道打死了一个“黑鬼”，他的坟墓就在关闸马路那儿，后来搬走了。

当时大家其实都在边界守着，他（黑兵）是边界的守卫，不知是否因他吐口水故意挑衅，那只是作一个还击，就是这样把事件开大了。葡方就开炮了，望厦山上还有炮台。

那时，西洋鬼³已经很凶恶了，见到中国人就可以打你，以为“稳阵”了，但他不知共产党更厉害，借这个事打探共产党的反应，谁知共产党不会和他们客气的，你若侵犯他他一定还击，三乡、前山的地方都有解放军驻守。

我停了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做，第三次就遇上“一二．三事件”，那时也是没有工作做，而且比之前的（关闸事件）范围更大。关闸响炮时，流血事件比较少，日子过得去就算。但在“一二．三事件”时，不断发生嘈杂和打架。我正在开工时，警察还去新马路喷水池打人，那时很紧张，若有甚么事便可能开枪，从中央酒店打过来，怎么办？我们都拿着工具躲在工会，闭门不出。

我见过装甲车，记得牛仔葡兵（青年葡兵）见到有人在行，便开枪，从民政总署［注：现为市政署］那里打过来，子弹在“嗖嗖”，我们都急急忙地走，都不敢行近新马路那带了。

“一二．三事件”时，很多剫木佬没有工作，起码半年至大半年不定。我们这班小孩都停了学，因无钱交学费，吃饭只配豉油。一家有四五个“细路哥”要吃饭，你想工作没有人请，小孩子又要交学费，那时真的很困难。

那时很多行家，不止三行⁴，连九行都没有甚么工作可做。当时每个人在吃完饭后，就会到白鸽巢闲坐，几乎没有人在工作。

若拖长了我们的生活便会更困难。但西洋鬼的问题是不肯解决，怎样也要支撑著。后来，本地店铺抵制他们的，拒绝售卖东西给他们。他们就派“唐人婆”出来买，如果是“鬼婆”出来买，就不卖给她。就是这样控制他们。

军舰也不敢进来，进来也没人敢开炮，解放军在司打口码头边那处巡游，我们便和他们“打招呼”。不管他们是否会开炮，解放军都会保护澳门市民，预估了西洋鬼不敢行动，若他们一行动解放军便会上岸，就是这样。解放军由早上从司打口到妈阁，妈阁到筷子基，好大的炮艇。

所以说稳定的环境很重要，若一个地方发生动荡之后，整个经济受影响，受苦的是老百姓。

我初初结婚就住在新桥那裹，自己租房，大概18至20元。其实我搬过几次屋，后来才搬到三巴门住。以前我们住的是旧房子，邻近起楼毁掉了我们的墙，我没有地方可住，所以找建筑商理论，建筑商叫梁华田。我有机会跟他做过事情，所以熟悉他，我同华田说：“我的屋倒了，没有地方住，怎么办？”他（梁华田）说：“你去租屋，我帮你付屋租。”于是我便不再追究。

住了大半年后，始终都是不划算，始终我都没有楼，所以我问他有没有一层楼，我买来供楼？原本他是给高园街，但我认为不好，因为那儿较静，他给了一个铺位，闭上门便漆黑一片，不开上门又无人看门口，我认为不合适。最后就住在柯利维喇街，是石屎屋，一住就住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

空间很小，当时是几万元。即使只需几万元，都令我供得很辛苦。我要照顾五个小孩子，个个还没出身，又要读书又要食饭，又有老婆，我只有一个人赚钱养七个人，又要供楼。有时候不够钱便暂时不供楼，只给利息，利息都要一个月500元。500元是很多的，因为那时每日只有20至30元左右的工资。

我供楼供到怕。供了15年楼左右，不过后来不用供这么久。有亲戚借给我一些钱，然后还了银行。我就可以慢慢还给他们，不用那么惨。

我连14厘利息都供过，13厘、12厘，平均每次都是12、13厘，30年前供楼的人个个都知。最厉害的是供楼去到20厘。

我都有去过香港做，做了一年有多。香港工作很“巴闭”（紧张）的，清晨五点便要起床，然后乘计程车，因为以前住的是木屋区，那时候返工乘头班巴士到深水埗，再乘早班船到上环，去到上环，用几毫子或者一元搭去狮子山，那山很高，如果要行，便要行很长时间。由起床到到达工作的地方，至少要两个多小时。

去到目的地已经八点有多。不过我这个人没有所谓，早一些都可以，我帮美国“鬼佬”的教会工作，是他们的家，他们没有怎样限制。

我的五个子女，都没有接手我的工作，做这行太辛苦，不做了！

我没有按照什么规定退休，退休便没有粮食，如果没有人请我工作，我便自动得闲“行行企企”。我在60多岁到现在，已经没有做工十年左右。没有办法，年纪老迈了，老板未必请你，这是事实；年纪大站在上面工作，老板都会担心。子女们都大了，我退休了，过节俭的生活。

1999年澳门回归后，我就没有做了。当时是全澳工作最淡的，连工会都要登记失业救济，所以老一辈在那种环境是没有工作做的。

我两餐就可以开饭，又不懂得找救济，就算你给予我救济的机会我也不要。

我是1958年加入上架木艺工会。由行家马炳贤（又名马仔贤）介绍。如果没有行家介绍，工会不会相信你是否真的从事木工工作，要由已经入了工会的老行家去证明。

入会后，我没有做甚么事。皆是由年轻一辈去做。

“一二．三事件”时，我游行都去过。工会号召，那时候马上到工人球场出发，我都有去参加，因为当时都没有工作做。

我曾经在南光公司工作五六年。在南光工作时，没有工会工作证，别人不敢请我们，所以那时我们要入工会。那时因为还有国民党支撑著，南光未得稳定。逢国庆节“搭牌楼”，雷老虎（老板的花名）有份做，到南通银行那些机构要搭牌楼，以前在河边新街，下环街那边也有，有五六个铺位，由大厦搭上去。

竹仔室，也叫新竹苑，也是南光公司的宿舍，以前是英国最早的代办处。最初由我们去装修，我们去砍树。当时柯正平巡来，见到我们，很熟，就问有无入工会。他不是讲我们，是指砍树的其他人。柯正平的意思是没有工会证不要来做。到南光公司工作，总负责人柯正平要求进入工作的人必要有工会会员证，这样才有根可查，才能放心，防止国民党力量。

我记得国庆节那时，南光公司的警卫会拦路，（警卫们）手中持枪，我在那儿工作所以知道。不管真枪假枪都好，那时国民党开始游行，又“反攻大陆”呀、又台湾呀，很多人都走开了。

有一个人，他都是做木工的，百多岁了，已过世。他去帮国民党搭牌楼，回到工会便被其他人“呛”（说闲话），说他“为甚么要去帮国民党”。因为有银纸赚，他不怕帮国民党工作。

在南光公司，不是整年都有工作做，有东西做才有工作开，否则没有。那个老板接到工作，当然只想找熟人来做，我们都很熟手了。

有次何贤去南光开会，柯正平问何贤，要不要其他师傅先离开，何贤直接说“不用不用”。因为要装修他的房间，房间是柯正平的经理室。

虽然大家不是很熟悉，但都认得样子，马仔（保镖）不让人亲近何贤，何贤也见惯我们了。

那些马仔来问何贤：“贤哥，（有人）没有饭开”。

马仔丢些钱在马路，一些“道友”——所谓的“烂鬼”，食毒品的那些人——会拾起来，我们在门口工作有时会见到。他们保镖本身带了一袋钱在身上，道友收钱时，马仔站在一旁。

马仔当然不会让道友接近到何贤，因为不知道他们身上有没有炮（枪枝）。那时食（白粉）很便宜，一包几毫子。

上架行年年都拜鲁班师傅诞，在“一二．三事件”后，“文化大革命”时，我看见封板鲁班，但我没有份做。我拆又无份，做又无份。

鲁班被封板以后，好像没有再拜了。鲁班被封了之后拜也没有用吧。我每次去买“飞”（聚餐券），只看到他（鲁班像）正被封著。我很少去工会，我一年最多去两三次工会，我好少见。

烧元宝的三脚鼎被卖掉了，卖给大石，不知是卖了几十元，还是几百元。那是清朝古董来的，卖到去大石，大石又卖到去香港尖沙咀的古董铺，很贵的。有人说要拿它去卖，租了一架木头车推去卖。

我认为不必要拿去卖，又不阻碍你，反正师傅庙的地方这么大，那个东西只不过是这么长，没有理由拿去卖掉。

我的儿子开灯时，师傅庙也会开灯，正月初八时开灯，那时我就有回去。

师傅诞，有唱戏，在嘉年华酒家那儿，有抽奖。如果在工会的时候，对面会搭了棚，有女伶来唱大戏。我想起码他们都唱了十年八年。我学师时已见到三年，学满师后还可见到几年唱，没有十年都有八年。

以前上架行会办聚餐，八人一围，吃饭的期间风扇不足够。有个肥佬抬了架风扇出来，我们上架行去用，但食饭时因没有电，每个人都很热，后来有人说，不如“第二年”（下一年）去外面的酒楼吃，以12围，宁愿一人投一两元，这样吃才比较自在，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改了去酒楼的。

其实每个人都要买餐券的，如果在工会吃相对较经济，但最主要是因为没有电，风扇当时是可在外面租的，租了几部风扇回来，但插头插了下去先发现无电，因为电力负荷不了，所以便“跳掣”，导致环境变得黑漆漆的。

以前的电线没有那么粗，没有分幼电、粗电。早几十年前，我们在三巴门，几乎日日都没有电，打电话去问，只回答“你有没有电不关我事，我家里有电就行了”。叫我慢慢等有电，我想应该有很多人打过电话给他们，他们听到发脾气而没有甚么耐性。那时真的很落后。

那个时代，很多人都是自己弄个“火牛”（变压器），110W余下20W，便要加大瓦数。每个人都自己买一盏船尾灯，如果不买灯情况会更坏，整个房子会变得黑麻麻，因为没有电。火水灯那种的船尾灯有保证作用，又名马灯。

那时澳门很落后，四周都是菜田，牛都可以吃草。那时我们在培道学校附近的教会学校做工，即现在联邦酒家对面附近的一些地方，一直到水塘位置都是。刚新年，我们都没有熟悉那儿的环境，都被吓一跳，那些草有这么高，牛都在吃草，你说有多高，全部都是菜田、木屋。晚上五点已经没有人在路上行。

在南湾新马路、中国银行的位置开始，过了几条马路，后面全都是草，没有人敢在晚上在那儿走，只有我们这些十多岁的“细路哥”不怕死，晚上要去。以前南湾那带地方整片都是草地来的。有些夜生活的人，会在那儿摆摊位卖武，又有“讲古”、“睇相”等等，他们都在那儿做夜市生意。其中任剑辉曾在那儿做“大戏”，当然要搭棚了。马戏都有在那见做过一段时间。但我们没有钱去买票。

斗牛那年是最差的，那个地方在葡京那儿。福临门的地盘当时是斗牛场来的，那年是“一二．三”事件，没有人看。我有个朋友，取了一些“飞”（票）给我们去看。送“飞”都没有人去看，不知道是甚么原因？就算没有工作，晚上都没有甚么事要做，但都没有人有兴趣。当时它（葡京）想出一些噱头，所以做一些本地没有的节目，想吸引一些香港人来，因为斗牛是香港也没有的。

行阿公山（指拜公墓），我去过一年。那座山已经没有了。因为拱北、珠海开发。那座山好远的呀！以前梁培带我上去过。回来后到金菊园那儿拿四两烧肉，之后没有去过。

我问为甚么不再去举办，老行家建造了房屋出来，工会应该要去拜山。但是因为上面开发要收，有些搬到合罗山。

没有了也没有办法，无法再去拜了。不过，如果有得再去纪念一下也好，不要忘本心，怎样说他们建造了很多房屋出来，他们都有功劳的。已经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

我记得有一年，有很多人去，人头涌涌的，在前山买了一些蔗“托”过去，几个人坐在一起，有松糕、烧肉等给工友食，食完便离开。之后就没有再办这项活动了。

当时，我们手持工会证便可以出关，不是用身份证的。

西洋鬼不理的，只是共产党会看我们的证。西洋鬼是不理的，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出入。他们其实都不想理我们，这样他们便不用工作太多。任你们如何，他们只站在那儿收银纸。

开发工人球场我当然有参加，多多少少都有出力。两毫子的孖水面，不是云吞面。去工人球场，其实不一定要全部工友去，你想去才去，不想去也可以不去，并不是勉强你去的。

白天各自做自己的工作，晚上八点过去，帮忙一个小时，然后可以离开。第二晚可以再去帮忙，也可以不去，会有另外一班人去帮忙，可能是镜湖的学生、护士等，任何一个人去做也可以。

当年工联有大戏做，都已经几十年前了。工联还在司打口时，举行展览、康乐馆，又做大戏。做大戏时，我们都有份去帮忙，换场时便要支撑那些布景，因我们是木工，如果赶不及完成去钉，便要站在后面，扶着那些布景。如果不扶着布景，那场戏就做不了，做这份工作是没有人工的，我当时站了很久。曾经去下环街街市工作过，做了一个多钟的晚间劳动工作，那儿吃五毫子的云吞面。

我参加了福利会，参与争取一日四毫子的保险。全部地盘我都要去查，看看地盘的老板会否给四毫子，如果他们不给予的话便不开工，要一日给四毫子才会开工。那时伍培做大判头，我是帮伍培做的。

我们分几路人，每条街道都会去查，有人开工的地方就去查。那时最多五层楼而已，没有电梯上去的。当问到师傅有否给足四毫子时，若他说没有，我们便直接回应，没有就不要开工。

我现在有政府的养老金，其他的收入就没有了。做三行的人能有甚么储蓄？根本就没有多少钱。三行就是剫木、泥水、油漆。因为赚到的钱很少，功夫又不够做，又要人多吃饭，加上有几个小孩子。

现在都很好，子女都长大了。靠他们帮补一下，他们又会自己照顾自己，加上政府派的几千元，当喝茶的钱，这样生活就稍为好些了。

我们都迟了才拿（保障基金），我们都不懂得。我们才拿了两三年，别的行家已经取了十多年，我说他们都很聪明，而我们只拿了几年。现在的钱可以去喝咖啡、喝茶就不错了。

讲到剫木这一行有没有甚么禁忌，其实都没有什么，有人说，在开工前不要说些不吉利的话，这是一个传一个，说明不可以做的事。我是请你来拍挡，讲不吉利的话，大家都不喜欢。有些人以前碰见尼姑，当日便不开工了，有些更迷信的人，开工时连唱歌都不可以。总之工作还工作，休息还休息，不过后来都会有人敢唱歌，十年十二年之前都开始有人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