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门，人们习惯称呼李观鼎先生为“李教授”，哪怕现如今他已光荣退休，这一称谓也不曾有过变化。似乎纵使是在大学校园外、喧哗的城市街区中，他常戴的那副变色墨镜，依旧在向外辐射著庄严的学术气质。

自然，李观鼎并非生来就是“李教授”。1960年，在其所就读的北京大学校园里，于号称“山鹰之国”的阿尔巴尼亚建国十六周年庆祝活动上，还是大二学生的李观鼎，朗诵了自己所作的长诗
《山鹰之歌》。其时，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帕里夫蒂就在现场。活动结束一星期后，李观鼎被大使邀请出席国庆招待会。那天他本准备去打饭，却收到了“一封金色的邀请函”，团委的老师打趣，说：“别吃食堂了，今晚有好吃的，去营养营养吧！”

为赴会，李观鼎借来一套呢子中山装，打扮妥当，走进北京饭店。晚宴上，他与京剧大师梅兰芳同席，坐下后，“等了几分钟，开始奏乐，大门一开，毛主席走进来，满面红光”。这辉煌的一夜，给李观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当时他尚不能料到，多年后，他会离开北京，扎根澳门，成为文学圈举足轻重的“李教授”。从北到南，由一个学生，成为一名学者，个中经历，曲折又充满戏剧性，纵目望去，其精彩程度，不亚于一则让人啧啧称奇的古代传奇故事。

李观鼎是“现代武侠小说之王”还珠楼主李寿民之四子。对于父亲，每每讲述其相关的回忆，他的语气总是自豪又亲切，其中便有这样一桩趣事：

李观鼎曾随父亲到上海短暂生活。彼时，陆小曼正在上海养病，为打发时间，她从书摊上租来还珠楼主的《青城十九侠》，不料未看到结局，故事就“断了档”，她遂写信给报馆寻找还珠楼主。一来二去，两人有了联系，李寿民干脆将一整套《青城十九侠》赠予对方，陆小曼于是回信：“志摩在日，每恨不能写小说，散文写得甚为美丽，一写小说，终不能满意，吾也觉其然， 当日如能见先生之大笔，必定喜极狂跳！”

1958年，李观鼎入读北大中文系。他尽情写作，成了校园诗人。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管庄中学，变成一名初中老师，所负责的班级多是留级生。头一堂课，他们就要给新老师下马威。先是有人问：“老师，你有劲儿吗？”再派出一名十八岁男学生。此人伸出一只粗壮有力的手，非要与他“掰手腕”。李观鼎倒是不怯，因曾参加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夺冠，在北大时也加入了田径队──“五公斤的铅球，我能扔出十二、三米远！”

李老师遂取胜。“这下能上课了吧？没门儿！”又一名学生拿出字典，问：一个写作“麤” 的生僻字怎么读？为难时，李观鼎想起古代汉语课堂上，王力教授曾讲过这个异体字，说它音同“粗”字。至此，学生们终于心服口服。“非得通过一文一武两个考验，才正式开始上课！”

李观鼎所执教的班级，鼎盛时，夹缝处都坐满学生，全是其他班容不下的“捣蛋鬼”，可他们就是能在他带领下，评上“五好班级”。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正是这些“刺头”挺身而出， 保护了李观鼎。当时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李观鼎撰写文章驳斥，引发风波，红卫兵将他抓去批斗，又拉出语文课组其余的老师们，一个一个地逼问：“你说，李观鼎是甚么人！”唯他当时的同事、日后的妻子周寒梅答曰：“李观鼎是好同志！”再然后，红卫兵们开始殴打被批斗者，事态严峻之际，十几个学生冲出来，护着李观鼎安全撤退，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1985年，邓林带领代表团访问澳门，李观鼎被邀请以代表团顾问身份随行。在市政厅，他发表了演讲《中国画的美学特征》。那是李观鼎第一次踏足澳门。

1988年，李观鼎正式移居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岚请他担任语文课组组长。于中学执教两年间，李观鼎建立文学社团“萌芽社”，也常带领学生参加文学比赛。对濠江中学，李观鼎有着深厚的情感。在六十周年校庆时，他曾写就诗歌《濠江之恋》。他感慨：“我们这些曾是/无家可归的孩子/调皮捣蛋的孩子/心灰意懒的孩子/在这里得到了/暖烘烘的寄托/殷切切的照料/炭火般的煨烤。”

九十年代，李观鼎入职澳门大学，其后正式成为“李教授”。1999年澳门回归，于回归前一日，在澳门大学，李观鼎伏笔疾书至深夜，写成长诗《这一天，莲花在午夜熠熠开放》，诗中饱含对光辉未来的希冀：“我们不想徘徊在/恩恩怨怨的往昔/尽管胸中留存著/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无暇纠缠在/无休止的争执中/因为心里期待着/澳门迅速的崛起。”

除创作与研究外，李教授亦不遗余力鼓励青年们投入写作，然那鼓励的态度中，同样包含冷静的哲思。他警醒世人不要掉入创作的情感陷阱。在散文集《三余集》所收录的文章《说说“审智”》里，李观鼎指出：“情感的文学抒写，自然是审美价值的体现，但缺乏独特、深刻理解的感情，单凭一时冲动，其结果不外两个：要么肤浅，要么滥情。这一点，只要想一想消极浪漫主义的没落，想一想充斥着‘东风、红旗、战鼓’等口号诗的消亡，便知端倪。”

201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李观鼎的诗集《滴水集》。学者孙绍振在前言中回忆，于北京大学读书时，李观鼎“意气风发，不但着迷于写诗，而且热衷于朗诵。不单是在通常的朗诵会上，而且是在劳动的工地上，在走向田野的征途中，那时的诗作，真是火热的”。然而多年后，他的诗歌风格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像青年时代那样，热衷于情感的宣泄”，而是变得更为内向。

孙绍振评价这风格的变化：“内向，一方面意味着感情的节制，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思想的丰富。”这一变化，如前所述，既反映在了李观鼎的文学理念中，也体现在了他的创作里。

为表彰其为澳门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以及在研究领域的杰出表现，2004年，澳门特区政府向李观鼎颁授文化功绩勋章。由北到南，从校园诗人成为澳门的“李教授”，李观鼎始终不曾消减对文学的热爱。诚然，现如今文学艺术已不再占据大众精神世界的显著地位。但对于文学“退居二线”的现象，李观鼎曾在文章《“边缘”絮语》中指出：“社会人生的价值并不总在‘中心’，而在‘边缘’部分。当满足欲望的物质消费居于社会生活‘中心’时，处于‘边缘’的文学创作却在种植精神食粮。”

“很难想象精神荒芜的现象会永久持续下去，”他写道，“很难想象远离‘家园’的人们会永远也不想回家……要相信文学，相信审美的力量，总有一天，在一番番物欲喧嚣之后，人们会转过头来皈依精神，回归到包括文学活动在内的审美创造上来。”正是这样的信念，使李观鼎教授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本心，亦是这片赤诚之心，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们投入写作， 让澳门这座南方小城，得以焕发出不朽的文学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