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1月24日─1564年1月13日)7月29日，迪奥戈•佩雷拉使团抵达澳门后，与广东政府多次交涉要求进京谒见中国皇帝，但迟迟未获广东政府的批准。葡印总督彿兰西斯科•库蒂尼奥(D. Francisco Coutinho)不得不另行组织使团，遂命迪奥戈•佩雷拉之妹夫吉尔•戈伊斯(Gil de Góis)以国王特使的身份使华。戈伊斯带着葡印总督给中国皇帝的书信，并备有一份厚礼，在武装舰队的 护送下于4月底从果阿出发，于本日顺利抵达澳门。同船而来的还有方济各挚友迪奥戈•佩雷拉、两位葡萄牙耶稣会神父培莱思(Francisco Peres)和泰玛诺(Manuel Teixeira)及修士安德烈•平托(André Pinto)。他们由葡印新总督高丁纽•雷顿多(Dom Francisco Coutinho de Redondo)伯爵派遣，受到兵头迪奥戈•佩雷拉和教区法官若昂•苏亚雷斯(João Soares)神父以及全体居民的热烈欢迎。据《耶稣会会士在亚洲》：本年(1563)，两个我们的人来中国的澳城(Ciudad de Amacao)居住。它当时是个人口稀少之地。不久前，葡萄牙人从中国官员处获准驾船来此同华人 交易商品。因为许多人需要在此过冬购买华人的货物，当初澳门的房屋很少，于是开始建筑了一些房屋。当时的印度省教区长安东尼奥•瓜德洛斯(António de Quadros)神父派遣培莱思和泰玛诺神父及安德烈•平托修士来亚妈港，企图入华，但因为无法实现，在一位名叫佩罗•金特罗(Pero Quintero)的西班牙人家中逗留了一段时间。此人善德，是耶稣会的朋友。他在家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留住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安东尼奥•瓜德洛斯神父命令他们占用了一间简陋、狭小的房屋。培莱思(Francisco Peres)神父1564年12月3日的信称，他们是“真福玛尔塔的节日那一天到达澳门”，即6月29日。罗理路：《澳门寻根》附录文献之八，第100页。雷顿多伯爵名若奥•德•门多萨(Joāo de Mendoça)。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de Macau, pp. 32—33;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14页。 阿儒达宫图书馆：《耶稣会会士在亚洲》，Cód, 49-IV-53, fis. 369—369V.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2月4日─1610年1月24日）7月29日，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安德烈•佩索阿乘“圣母（Notre Dame）”号商船抵达长崎贸易。他以41000色勒芬购买这次对日航行。该船满载货物，其中丝绸为3000担，价值1000余两黄金，船上还载有很多准备前往日本传教的传教士。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ⅩⅦ, p.2, p.13; C.R.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77.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7月29日，耶稣会神父狄若瑟（Joseph François Tissanier）从澳门抵暹罗传教，并于1675年返回澳门，其在暹罗传教11年，任暹罗传教区会长。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673—674页。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7月29日，比利时耶稣会士巴普蒂斯塔•马尔多纳多神父于本年1月29日离开果阿，在巴达维亚逗留一个月，乘维埃拉•菲格雷多的“圣米格尔（S. Miguel）”号船于本日抵达澳门。后于1673年5月去暹罗，1674年又回到澳门，1678年又去暹罗，1694年再次返回澳门，1696年去柬埔寨，1699年5月在柬埔寨逝世。 文德泉：《第一个中国耶稣会神父》，载《文化杂志》第10期，1992年。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7月1日，医生雅各布．德尔蒙特答应留在澳门，条件是议事会继续按照合同付酬；议员们同意，“只要有钱可付，就每年支付250两白银”。7月29日，医生请求解释“只要有钱可付”的意思，因为他不得不“无限期”地做下去。市议员解释说，如果哪年议事会没有能力支付其上述薪俸，则在第二年付清。但他必须每天两次出诊为各元老及其妻子和生病的儿女治病。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09页。

乾隆七年（1742年2月5日－1743年1月25日）7月28日，粤海关监督命令行商通知已经抵达澳门的6位荷兰大班，他们的船要停留在澳门，这样可以获得安全，但不能给他们来广州的执照。他同意派官员前往澳门丈量他们的船只，他们也可以在澳门随便买卖。29日，澳门议事会向广东巡抚请求，不要将荷兰船留在澳门，因为荷兰人全副武装，恐怕会攻击他们。因此，广东巡抚派出行商向他们表示，同意荷兰船驶入内河，并停泊在二道滩以下。开始，荷兰人拒绝执行巡抚的命令，不愿进入虎门，只希望留在澳门，但在广东政府的威逼下，于9月3日离开澳门，启程前往黄埔。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80—281页。

乾隆八年（1743年1月26日－1744年2月12日）7月29日，在北京宫中工作的西洋人索智能告假抵达澳门料理家事。先是，1740年12月19日教宗批准索智能为北京教区主教，在北京的索智能两年后才得到消息，至本年才告假南行准备到澳门参加祝圣礼。祝圣礼11月3日在澳门举行。《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册《广州将军策楞为遣员伴送入京效力西洋人庞进仁等三人事致内务府咨》，第74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644—645页。高龙肇（A.M.Colombel）的《江南传教史》第2部分第733页称索智能是在福建由白多禄主教祝圣和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728页称索智能1741年祝圣，均误。

乾隆十七年（1752年2月15日－1753年2月2日）7月29日，罗德里格．贾士度（D. Rodrigo de Castro）出任澳门总督。See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p. 275;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216页。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1月21日─1766年2月8日)7月2日，华籍世俗神父杨执德(Étienne Laforest)和高仁(Aloys Kao)在洛里昂(Lorient)乘船抵达澳门。杨执德，字德望，高仁又称高类斯，俱北京人。先在蒋友仁(Michel Benoist)神父引领下在北京进修。1751年，两人被保送去法国拉弗莱歇(La Flèche)公学深造，攻读法文、拉丁文和人类学。1759年，入耶稣会，并在路易公学专攻神学。耶稣会解散后，他们在遣使会修院最后完成学业。法国国务大臣佩尔丁(Peletier)先生允诺充当他俩的保护人。1764年，又在法国科学院普礼逊(Brisson)和卡德特(Cadet)两位院士指导下，从事物理、自然史及化学多项研究，他们学会了硝酸制版印刷法，并参观了里昂的丝绸纺织厂、金银器皿制造厂和火器制造厂，最后他们带着法国王室赠送的礼品，其中有一架轻便的印刷机，以及国务大臣佩尔丁的赠言前往中国。两人抵达澳门后，在澳门居停27天，于7月29日到广州，翌年2月2日到达北京。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49─750页；费赖之：《明清时期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1141─1142页。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2月14日─1791年2月2日)7月29日，花露(D. Vasco Luís Carneiro de Sousa e Faro)就任澳门总督。这位总督一直住在小高士德(António José da Costa Júnior)家中，至1794年12月21日小高士德请求议事会支付花露总督在此居住的租金。此小高士德为1781年去世的澳督、富商高士德之长子，1746年6月1日生，1818年11月16日逝世。因两父子葡文名均为António José da Costa，故称其子为António José da Costa Júnior，即小高士德。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76.

清嘉庆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7月29日，由于海盗遍布珠江三角洲沿岸各水道，从澳门往广州经磨刀门过香山县的水路已被包围而无法行驶。东印度公司大班罗伯特‧莫尼（Robert Money）在l6名清政府士兵的保护下于本日从澳门出发去广州，途中遭遇海盗船，而在这些海盗的狙击下，莫尼不得不退回澳门而无法往广州与自己的船队会合。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701页。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7月29日，澳门葡人咹哆女等14名水手出洋贸易，遇风漂到陵水县属白蕉地方登岸获救。他们受雇在西洋葡船充当水手。嘉庆十四年（1809）十二月内，在澳门置买药材等货，坐驾澳门第二号咹多女额船，一共86人，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开行，载往越南售卖，就近贩有槟榔、苏木等货回棹，遭风沉溺，货物漂流，同船咹哆女等72人落水，不知生死。他们等14人跳下舢板，随风漂流。被救后，由清政府遣返澳门。《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两广总督松筠题报嘉庆十五年分发遣难番归国日期本》，第20页。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10月28日，葡萄牙国务兼外交大臣又为席尔维拉·边度下达补充指示，即在充分肯定澳门政府于7月29日提出“九请”的同时，要求：1. 葡萄牙船只享有同英国船只相同的特权和优惠；2. 割让澳门半岛和青洲乃至整个对面山；3. 清政府官员从澳门撤出；4. 对澳门华人实行荷兰及英国式的殖民统治；5. 宜将同清政府达成通商航行协议，以条约而非协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外交部长为与华谈判钦差大臣边度下达的补充指令》、《外交部长为与华谈判钦差大臣边度下达的补充指令之更正》，载《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27A号、第27B号，第108—111页。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7月29日，在总督府，中葡双方召开了一个长达4个小时的会议。经过澳门总督席尔维拉·边度、澳门法官多次会议讨论，澳门议事会草拟了一份文件，向钦差大臣耆英提出九点要求，试图改变澳门管治状况。即“澳门议事会九请”：1. 既然中国已将整个香港岛无偿让与英国王室，那么，作为中国人长期朋友的葡萄牙人仍要缴纳地租，显然颇欠公允且令其面颜扫地。何况鉴于葡萄牙人持有的凭证，应特别明确规定，从权利上来讲属于葡萄牙人的土地包括从关闸至大海为一侧及内港为另一侧的范围，以及氹仔港。葡萄牙人自愿在关闸永远保留一军事据点以防止任何越界行为及骚乱，等等。2. 文移往来应以平等原则为之，因为天朝大臣已如此对待它国官员。3. 来自葡国或属于澳门船主的葡萄牙船只在澳门的泊费应予减少，以便使葡萄牙人缴纳的税款总是低于其他外国人在黄埔支付的税额，我们有权利希望，来自其他任何国家的外国船只可停泊澳门港，支付与它们在黄埔应缴纳的税额相同的税金。葡萄牙政府保证无一偷漏税行为出现。4. 中国人进口货物向中国缴纳的税率应降至最低（因为他们须向葡萄牙海关缴纳部分税款，否则这一居留地将无法维持下去。业已证明，此地对天朝作用甚大），以此吸引华人进口商至本港贸易，尤其是使用葡萄牙船只运货。此乃对中国海关有利之举。它可保证进口货物不被挪作他用，即通过走私的途径输入中国。走私堪称华人一“国祸”。5. 除非特殊情况，对所有国家商人来澳经商不得加以任何限制。如有所限，亦应解释清楚，以免出现擅权的情形或招致不满。6. 彻底废除新建、修缮、船只修理及市场进货方面强加给澳门居民的请牌制度。允许所有工匠自由从业，并在他们受到刁难时施以援手。受益者系工匠，因为他们全部是华人，自然有权受到本国大臣的保护。同时，还应珍视中葡人民几近300年来居澳和睦共处的兄弟情谊。7. 在作任何决定时，均须考虑到最近制定的、用以调整对英国商人开放的通商五口施行的关税的税率。英国人的通商自由应为所有船只所享受。在皇帝陛下及其大臣的心目中，不应厚英薄葡，因为我们葡萄牙人与中国的持久友好关系源远流长，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曾被视若（中国）国民。8. 出口货物应可以自产地直接来澳，而无需像现在一样先经过广州（完税）。货物在此（澳门）按章纳税后，任由进口商采购。此外，任凭进口商发运任何数量的货物，不像现在这样加以限制。例如，各种质地的丝绸，笼统地讲，所有高级料子，其量不足30担便不得行销本澳，今后不受此限，数量寡众均可采买；茶叶、粗布、漆器不满70担亦允许起运；而爆竹、斗笠、纸张等物品，若不足70担亦准运销本澳。9. 最后，上述各款即刻实施。其后由葡国女王陛下委任的一位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加以确认。“议事会九请”概括起来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1. 领土地位问题——以豁免地租及领土界限的扩展与确定为其核心。2. 葡萄牙王室在与中华帝国正式关系中的尊严问题，其中包括与中国当局正式函件往来的格式及对女王有权派一代表确认所订条约的权利。3. 澳门商业生存的问题。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32页。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236—237页，附录之3。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37页。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7月29日，葡人向钦差大臣耆英提出九点要求，试图改变澳门管治状况。10月3日，彼亚度（José Gregório Pegado）总督开始执政。他上任后，开始逐步进占氹仔岛。他礼节性拜访耆英时，获得葡人占领氹仔的默许。10月10日，前总督边度被任命为葡萄牙全权公使。11月4日，前总督边度乘“特茹”号到达黄埔，然后换乘小船进入广州，与清政府官员耆英在法国领事馆进行会谈。葡方提出的免交地租、取消三巴门界等7项要求被拒绝，中方被迫同意给予澳葡政府和中国地方官府公文处理同等待遇，减少葡船只税收；规范中国从澳门进口货物的税收，取消各种繁琐手续；自由修建房屋，打造船只，购买物品，雇佣工匠；葡萄牙船只也可以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岸通商。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7月29日，香港英商组织的澳门赛艇会在澳门海面举行。当日为星期二，12时15分，比赛正式开始，有4艘游艇最先达到终点。不幸的是比赛中途出现风暴，“仙女（Fairy）”号失事沉没。The Friend of China, July 10th, 1858; Vol. 17, No. 55, p. 218.

同治二年（1863年2月18日─1864年2月7日）7月29日，巡捕营长官先拿‧飞南第少校请求辞职，获得批准，并由索萨‧阿尔文中尉接任。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42, 214.

同治九年（1870年1月31日─1871年2月18日）7月29日，澳门土生葡人、名医莱奥卡迪．科斯塔（Leocádio Justino da Costa）在澳门病逝。莱奥卡迪最早在圣若瑟修院接受教育，后中断学业，从事航海事业。几年后前往果阿潜心攻读医学，1841年返回澳门，在1859年防治霍乱流行期间名声大噪，获得业绩勋章。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79页。

光绪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7月29日，塞尔卡尔男爵小梅洛的女儿帕梅拉‧贡扎加（D. Pamela Francisca Maria Gonzaga de Melo）将圣珊泽宫以800澳门元卖给英国商人赫尔贝尔特‧邓特（Herbert Fullarton Dent）。1879年，小梅洛与其妻吉列尔米娜‧贡扎加（Guilhermina Pamela Gonzaga）进行离婚诉讼划分财产时，其母塞尔卡尔子爵夫人向法院递交了一份正式信函，信中说，圣珊泽宫是其丈夫留给她的产业。此物业权于1882年5月24日获政府承认并注册，明确圣珊泽宫为小梅洛母亲子爵夫人的物业。1892年，子爵夫人去世，圣珊泽宫留给了她的孙女即小梅洛的女儿帕梅拉。Jorge Forjaz, Familias Macaenses, Vol.2, p.648; Isabel Nunes, Santa Sancha, pp.13—14.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2月13日─1897年2月1日）7月29日，强台风于该日晚间袭击澳门。澳门南环一带以及迤北各海岸，石崩土陷，陆地低洼之处，悉成泽国。船只走锚、脱缆、倾覆颇多，溺毙人口亦复不少。据说此次台风为近l7年来所仅见。灾后两三个月澳门贸易冷淡。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光绪二十二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第180页。

《知新报》第二十六期刊登《驳龚自珍论私上》、《种植格致》、《机秤运煤》、《芝罘贸易》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知新报》第六十期刊登《中国失权愈甚》、《西班牙筹饷竭蹶》、《西班牙内乱续述》、《俄国议创兴东洋航路》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宣统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7月29日，澳督罗沙达卸任。9月22日，参谋部军官马奎斯（Eduardo Augusto Marques）出任澳门总督。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314页。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7月29日，澳门政府颁布第159号札谕，批准《濠镜公众阅书报社章程》。濠镜公众阅书报社由澳门富商卢九之子卢怡若、澳门同盟会分会主盟人刘君复及香山士绅萧聘一呈请澳门政府立案，这是澳门同盟会第一次主动向澳门政府申请立案建立的机构。该社社址在白马行街钓鱼台一座大屋之二楼内，并向各界募集图书，以供群众借阅。濠镜公众阅书报社举行成立大会时，出席开幕典礼有200—300人，除了社长刘思复、同盟会会员谢英伯与卢怡若外，其中还有一些女学生和家庭妇女。会上谢英伯要赵连城演讲，以女子演说鼓吹反清，成为当时一项社会新闻，这也是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书报社表面为公开图书馆，其实主要陈列策动革命书报，以为鼓吹革命之用，并同时作为澳门共和革命者活动、联络海外各地同盟会相互响应的半公开场所，杨振熊等革命党人也于此时先后加盟。濠镜公众阅书报社成立后，在同盟会内成立附属组织“锄异社”，又名，“澳门同盟会暗杀除奸团”，除奸团总部设在菩提巷的菩提画馆。成员有梁倚神、高剑父、刘卓凡、陈峰海、李醒魂、陆萨尘、区大球及王岐生等人，全是港澳两地的富家子弟，职业有医生、画家、药剂师、教师及商行老板，其中有不少留日归来的知识份子。从1911年秋至1913年夏，除奸团先后在港澳两地暗杀掉清廷鹰犬有6人之多，其中包括两广总督侍卫刘某，他扮成学画之人，混入菩提画馆，被高剑父同门画家、同盟会会员梁倚神及时发觉，高剑父、梁倚神、陆萨尘等将密探引诱到三角亭菩提巷梁倚神住处，处决后掩埋地下。这是澳门同盟会所进行的一次暗杀活动。卢怡若，名光臣，又名宗缙，字怡若，以字行，广东新会人。1884年生，澳门钜商卢九第三子。1902年，赴北京参加乡试，位列第31名举人，并结识康有为，拜恭亲王溥伟为师。回到澳门后，在龙嵩街吕宋人所开之理发店，将垂辫剪去，成为澳门剪辫第一人。同年，东渡日本横滨游学，并参加革命党工作。1906年，转赴英国伦敦皇仁书院留学。1908年，因家父卢九病重，返回澳门，孙中山遂授命其同林复、谢英伯、邓三伯一道组织中国同盟会澳门支部。1912年，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特邀其为总统府顾问，后获任总统府筹饷委员，受命南下筹饷，旋即回到澳门。1915年，当选第二届国民代表。1922年，受粤海关监督刘玉麟之聘，赴任开平关总办。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出任第七战区第三纵队司令部参议，驻澳指挥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因孙科荐举担任广东省政府参议。卢怡若亦热心公益，襄助学校善堂，颇得澳门市民敬仰。参见杨振熊、赵汉一、曾霖山等口述，任志林撰：《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第6页。《澳门政府宪报》1911年7月29日第30号；档案Estatutos da Biblioteca Púlblica-Hou Kiang Chong Iut Su Pou Sié-Fundada por Lu Chong Chan e Outros（《建立公共图书馆——濠镜（公）众阅书报社——由卢宗缙等人建立》），1911/7/12—1911/7/22, AH/AC/03169；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参加革命的回忆录》，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册，第311页；金丰居士：《菩提画馆夺命藏尸煞气极重》，载《新报》2008年10月30日。按，据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8月14日报导：据传闻“濠镜阅书报社”系为志士所设。开幕前一日，香港琳瑯幻境白话戏班为之演戏一宵助庆，不收戏金，而清平戏院亦不收园租，志士等遂亦不收票价，送票于知交者。该院座位仅千余，而印送票至三千余之多。以致到者众多，几无地立足。戏班所演三幕之戏，仅演一两句钟，其中除本班演说脚式之外，有轮船卖药者几人演说革命。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7月29日，澳督嘉路米耶就中葡澳门勘界谈判问题回复葡萄牙驻北京使馆信称：勘界是必要的，勘界是本质的。如果没有勘界，就不可能实现对港口的改进，就不可能使容易受到中国挑衅的边境地区规范化，就不可能防止路环岛上的动荡，就不能对内港和湾仔东岸的问题作出裁决，也不可能把澳门与西江上的海盗横行隔离开来。澳门档案管：CX90─4500，总督，澳门殖民地部，1914年7月23日，“澳门勘界”。

民国九年（1920年）七月二十九日议案，宣读广东护国第五军第九第十二等营统领部来函，畧谓日前在南水地方起获被拐妇女何阿妹彭八娣即何彭氏，并手抱女孩共三名，口讯供均系澳门船户，因特转送贵院请查招其亲属认领等语。

民国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7月29日，澳门葡警无故殴打华人朱文彬致死。朱文彬原为中山县香山乡民，向因家境赤贫，以骑单车搭载客货为业维持生计。本日上午9时，朱文彬骑单车搭载乘客郭棠1名由香洲赴澳门。10时许，迨至关闸内附近，被葡警苏沙 (Daniel de Sousa)喝令停车，因朱文彬耳聋，以至未能及时停车。该葡警竟然不问情由，拳殴朱氏晕倒在地。后派车将朱文彬载往山顶医院，只因击中肋部要害，刚刚抵达医院即已毙命。中山县各机关及民众团体以及港澳同胞，莫不为之愤慨。至7月30日，中山县民自动封锁澳岐交通及一切贸易事宜。澳门政府不予理睬，反而以卡车多辆装载葡警兵力百余名及多种轻重武器出动于关闸沿线附近，企图以抵抗方式要求索赔，后经外交部驻澳专员交涉澳门警察厅即将当日出勤关闸的军警全部拘禁，个别审问，查出第281号葡警苏沙为殴毙朱文彬之凶手，并称该警实犯殴毙华人及违抗命令两罪，立即移交法院依法惩办，并表示对死者家属给以抚恤与赔偿。此一风波方渐平息。《澳门葡警殴毙华人朱文彬交涉案》，澳门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全宗号35J-175/案卷号2 (2)/盘号2256/影像号429-445；《李大超关于澳门葡警殴毙中山县民朱文彬案办理情形电》，转自《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第156页。

1991年7月29日，澳督韦奇立（Rocha Vieira）到任后首次返葡国述职。

1993年7月29日，警方首批“飞虎队”30人完成训练，配合警队应付严重罪案。

位置是澳门大学下方的马路，路上设置水警稽查队（P.M.F.）的岗亭。

2000年7月29日，第一届美食节开幕。

2001年7月29日，粤澳警方联手侦破8000万元绑架案，成功救出日前在珠海被绑架的澳门地产商何荣标。

2002年7月29日，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伊万诺夫短暂访问澳门。

2003年7月29日，广东个人港澳游申请在佛山、东莞、中山和江门试行。首批申请者上午在中山获得通行证及签驻。

2003年7月29日，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与澳门电力公司签署股份买卖合约，入股6%涉及金额约两亿澳门元。

新冠肺炎主要是透过飞沫和接触传播，因此口罩成为防疫的必需品。为了缓解市场的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区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居民计划，市民和外雇可以每人每轮购买10个口罩，每轮为10日；为方便市民，特区政府保证口罩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于7月29日公布调整口罩售卖期间至30日，并从第20轮计划起实施。口罩计划推出逾一年之后仍然继续，成为市民其中一项最满意政府的防疫措施。

疫情初期，市面一度出现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区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居民计划，市民和外雇可以每人每轮购买10个口罩，每轮为10日；为方便市民，特区政府保证口罩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于7月29日公布调整口罩售卖期间至30日，并从第20轮计划起实施；截至2021年5月上旬，口罩计划已进行至第29轮。

母亲会服务总监林卫华指院舍有一套流感通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