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六年（1588年1月28日─1589年2月14日）7月28日，范礼安神父率领日本天正遣欧使节团和17名耶稣会士从果阿返抵澳门。他们带回一架欧洲活字印刷机。不久即成立一间印刷所，并且利用这部机器在澳门印书，第一部印刷的作品即是本年重印了若奥•博尼法西奥（João Bonifácio）神父于1575年出版的《公教儿童教育》 （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 Adolescentiaeque Perfugium），该书现存一孤本，藏于里斯本阿儒达宫图书馆。李向玉：《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第135页。

万历十八年（1590年2月5日─1591年1月24日）7月28日，意大利耶稣会士石方西（Francisco de Petris）抵达澳门。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79页，而《利玛窦书信集》附录15有1589年1月8日石方西神父在澳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则知石方西到澳门时间在1589年1月或之前；又据附录18石方西1592年12月15日在韶州写给德•法比之信称其7月底到澳门，故知石方西抵澳时间应是1588年7月28日，应比荣振华书所言早一年。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1月27日─1600年2月13日）7月28日，台风袭击澳门。有10～12处房屋被海水和风暴摧毁。房子是用土和生石灰的混合物建造的，到一定的高度是石质墙基，墙壁内外都涂抹著石灰，屋顶上按照西班牙的方式盖著瓦片。 Francesco Carletti, Raginarnenti di Francesco Carletti, Fiorentino Soprale Cose da lui Vedute ne'suoi viaggi si dell Indie Occidentali, e Orientali come dáltri paesi, Frirenze, Seamperia di Giuseppe Manni, 1701, pp.197—198.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2月4日─1621年8月27日）7月28日，由热罗尼莫•卡瓦略率领的6艘船正在前往日本贸易途中，其中若尔热•席尔瓦（Jorge da Silva）指挥的“圣巴尔托罗梅乌（São Bartoloméu）”号双桅船在台湾海峡遭英国武装商船“独角兽（Unicorn）”号袭击。船上商人在追击途中恰遇飓风，祷告请求法国之岩童贞圣母（Virgem Nossa Senhora de Penha da França）前来救助，称只要他们能生还，一定捐出往日本贸易货物的百分之一，为圣母在澳门建造一座隐修院。后来该船船员居然奇迹般地躲过了英国人的进攻和风暴的袭击，船只及货物沉没，船员及乘客安全返回澳门。而追击它的英国武装商船“独角兽”号却被飓风吹袭触礁沉没于广东阳江海面。逃生的船员上岸后“骄悍肆掠，居民惊逃”。在粤东推官阳江县令兼摄肇庆府海防同知邓士亮等海防官员的指挥下，将这些英国人进行了安顿，并用两艘船将他们分别送往澳门和万丹。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34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9, p.272; 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1, p.87; 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pp.69—70; 黄一农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资料称“独角兽”号于1620年6月2日或6月22日沉没于Tympaon（电白）或Macojo（“澳门”另译）（黄一农：《欧洲沉船与明末传华的西洋大炮》，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3分册，2004年）。此时间与葡文资料及中文资料的时间均不相合。中文资料《（乾隆）阳江志》称“（万历四十八年）六月，飓风大作，时澳人为红毛番所劫，有顺风漂泊北寮（在阳江县西南海滨处）者（转自《（民国）阳江志》卷37，第5页）”。六月为西历1620年6月30日—7月28日。这一时间正与葡文资料7月28日相合。又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9天启元年十一月条，蔡思充上疏称：红夷船沉在九月。九月应是邓士亮完成打捞铜炮的时间。邓士亮：《心月轩稿》卷17《粤东铳略》。

康熙八年（1669年2月1日－1670年1月20日）7月28日，鉴于澳门经济进入极度的困境，澳门议事会向暹罗国王借款以支付玛纳•撒尔达聂使团前往北京觐见皇帝的费用。暹罗国王帕•那菜（Phra Narai）决定贷款665斤（Cate）白银给澳门议事会。本日以若瑟‧比涅罗（José Pinheiro）为船长的米格尔•格里玛尔多的双桅小船进入澳门港口。该船带来了暹罗国王给澳门的部分贷款，而另一部分贷款则在8月9日由赴暹罗贸易的卡塔琳娜•罗郎也（Maria Catarina de Noronha）的双桅小船带回。 每斤（Cate）合3000克鲁札多。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115.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1月30日－1711年2月16日）7月28日，贾士度（Francisco de Melo e Castro）就任澳门总督，而前任总督戴冰玉则受到市民控告，并押回印度果阿审判，根据葡萄牙法律，他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贾士度就职以后，先住圣保禄学院，但第二天就搬进了大炮台。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81页；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64页。

雍正十一年（1733年2月14日－1734年2月3日）6月28日，澳门议事会处于绝望境地，内部争吵不休，外面中国官员不断找麻烦，财源短缺，饥饿的幽灵已经出现。像以往一样，只得求助于耶稣会。这一天，他们致函北京省区会长陈善策(Domingos Pinheiro)神父：在澳门经受的诸多不幸之中，最大的不幸是缺少一座米仓。中国人哄抬米价，而且不论葡萄牙人的奴隶发生什么问题，他们动辄关闭粮店，“使这块土地因缺少食品而受尽苦难”。要想避免这类困扰，议事会唯一的办法是请求省区会长准许圣若瑟修院的神父们出资建造一座米仓并由他们管理，因为议事会没有这笔资金。陈善策于7月28日从北京致信阿马拉尔•梅内塞斯总督：“该城市面临被中国人占领的危险。”有鉴于此，议事会在1733年10月31日决定设立一座粮仓，由于没有钱，“预审法官兰萨•瓦斯贡塞罗斯(António da Lança Vasconcelos)自愿想办法使这一重大事项获得成功。”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21页。

乾隆七年（1742年2月5日－1743年1月25日）7月28日，粤海关监督命令行商通知已经抵达澳门的6位荷兰大班，他们的船要停留在澳门，这样可以获得安全，但不能给他们来广州的执照。他同意派官员前往澳门丈量他们的船只，他们也可以在澳门随便买卖。29日，澳门议事会向广东巡抚请求，不要将荷兰船留在澳门，因为荷兰人全副武装，恐怕会攻击他们。因此，广东巡抚派出行商向他们表示，同意荷兰船驶入内河，并停泊在二道滩以下。开始，荷兰人拒绝执行巡抚的命令，不愿进入虎门，只希望留在澳门，但在广东政府的威逼下，于9月3日离开澳门，启程前往黄埔。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80—281页。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7月28日，北京主教汤士选神父、高等法院法官费利喇（Lázaro da Silva Ferreira）以及葡萄牙遣使会神父科雷亚‧瓦伦特（Manuel Correia Valente），及意大利神父魏腊儿（João Agostinho Vila）、戴国恩（Joaquim Leonardo da Rocha）抵达澳门。汤士选神父10月14日离开澳门，并于11月6日到达北京。而瓦伦特和魏腊儿的目的地则是圣若瑟修院。同船而来的还有150名士兵，代替80名澳门土生士兵，组建澳门驻军及治安队伍，并以这支部队取代议事会之治安巡逻队。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p. 637—638;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8, p. 310; 魏腊儿，1803年1月29日在北京去世。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37.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7月28日，包也舰长就任澳门总督。葡萄牙王室先是于5月4日，根据澳门议事会等的建议，曾授予他圣基督荣誉勋章，终生年薪500金币，并可世袭。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33、314页。

咸丰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7月28日，著名画家钱纳利的素描和油画遗作在香港公开拍卖。出售钱纳利的画作，使香港社会沸腾起来。《香港纪录报》称：这一活动不在澳门举行是人们无知的表现。这些画被宝顺洋行大班若翰‧邓特购得。《东方印象：钱纳利绘画展》之《钱纳利生平简述》，第37页；The Hong Kong Register, July 13th, 1852; 《澳门政府宪报》1852年7月24日第13号；亨特：《旧中国杂记》，第288页。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6日，舵尾岛白沙栏麻风病人数为40名单身和7名已婚男人（无妻相随）。女性麻风病人18人并已确认染病，2名已婚但未与丈夫同居，11名单身，5名寡妇，其中4名初来时已丧偶，身边带着2名幼女。7月28日，澳督札谕严禁各项华船装载麻风病人到澳，不准登岸。如查有载来，须令将该麻风病人留在船上载回原处。同日，还对白沙栏收容所接收麻风病人做出规定，并确定了在街上相遇时的措施。决定用于男性病人的收容所要和女性住所完全隔离。《澳门政府宪报》1882年8月5日第31号。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26页。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28日夜间，有华人偷漏烟土，被厘卡查见，开炮击之，毙1人，伤5人。驻澳之葡萄牙总督谓华兵不应在界内开炮伤人，乃行文告知两广总督。闻督辕即发兵往澳门驻扎，葡官令人将营毁拆，华兵乃移营于中国界土上云。《申报》1882年10月5日《译录西报》。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7月28日，澳门建立一个负责研究“改善城市物质条件”的委员会，由工务司康斯坦丁诺．必哆，卫生司卢西奥．施利华，西政厅飞良绍、米格尔．施理华及卡尔萨．利贝罗（Tancoledo do Carsa Libero）等5人组成。该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关于澳门城市建设及卫生条件改善的指导性的总体规划，并在12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1．街道宽度和建筑物高度。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一般说来难以在原来已建有房屋的地区实行：街道“弯曲、狭窄，几乎在每座建筑前宽度都不一样”；街道“走向极为糟糕，令人烦恼的曲折竟然把两个天然相近的地点分隔开了”。关于最后一点，尤其强调必须在南湾和内港之间建立“直接和通畅”的道路，与议事公局相通，还规定该道路的宽度必须足以进行绿化。在道路方面还有一个建议，即开辟一条从南湾炮台到妈阁炮台的街道，“要么绕过西望洋山沿海边修建，这样效果极好但花费极大，要么在山上开辟，这样风景较佳而且费用较低”。该委员会承认，实行这些措施“需要坚韧不拔的巨大决心”，可惜这种决心并不存在，所以直至今天仍能见到宽度小于规定标准的街道。2．清除粪便，铺设管道，建造厕所。为解决这一与公共卫生关系极大的严重问题，曾提出过一些办法。把粪便用于当时微不足道的农业行不通（也不可取），最好的办法是设法使之流入大海，“为此要在街道宽度允许的情况下建造适当的管道”。然而得出的结论是，“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因为在本市大部分地点，尤其是华人居住区，街道狭窄弯弯曲曲。几乎每一步都有拐角，拐角形状各式各样，难以铺设管道，即使铺设了也不可能畅通，所以建立下水道体系似乎无法实施”。该委员会最后选择使用活动粪池每天清除。可惜我们不了解这个办法是否曾经使用，是否曾经取得预期效果。原有的厕所也是传染源，因此建议用卫生条件好的新设施代替，还建议建立公共小便池，但两者都“需要大量供水，水成了公共卫生的根本因素”。3．供水。澳门水源一直有限，尤其是可饮用水。因为“供居民用的水井含水层几乎都与海水处于同一平面，互相渗透，所以井水都有些咸味，并且夹杂着有机物，不适合饮用”。二龙喉公园的高处有三个泉眼，流量不大但水质很好，富裕人家都派人去挑水。另外还有亚婆井和妈阁井，但卫生条件不如前者。沙梨头的小河一直是重要水源，但仅能满足沙梨头居民的需要和向抵内港的船只供水。随着时间推移，它完全被四周稻田的废水污染，这使新桥渠成了条污水沟，后来由于卫生的原因把它填平了。委员会提出了两条建议：净化原有的水源，在山上寻找新泉水，或者把湾仔非常丰富的水引到澳门。不过它提醒人们注意后一种情况：“不敢实施这种主张，因为有不妥之处，会导致澳门供水依赖一个强大的外国的好心或恶意。”4．不卫生的街区。被认为是不卫生的街区有：菜园坊、和隆街和圣保禄街；疯堂街、沙梨头和新桥街的一部分以及“街市”的许多地点。为彻底清除这些传染源而提出的建议是：“全部拆除现有建筑，确定拥有良好地下管道的新街道。”另外一些建议是，废弃旧码头，将其移至海上；覆盖新桥渠，“中间留一个用于稻田排水的壕沟，覆盖后在上面修建一条与原渠同样宽的林荫大道，使连胜街与海相连”。5．市场。当时的市场，地方小，卫生条件差。“所谓营地街市场位于一个既狭窄又阴暗的地方，肉、鱼和各种蔬菜堆放在一起，毫无秩序，没有最起码的整洁观念”，在一个入口处还有一个“肮脏不堪的厕所”。委员会认为，“有三个市场即可满足本市的供应，在现在的玫瑰堂市场附近建一个大规模的中心市场，在万里围和沙梨头各建一个较小的市场；另外，美基街和燕主教街（Rua do Bispo Eanes）之间的填海地段正在建造一个新市场”。6．屠宰场。现有的屠宰场不具备最起码的卫生条件，因此建议将其迁至马交石炮台附近的海边，并主张“建立附属工厂加工肥油和血、醃制肉皮”以及“建造对牲畜观察48小时的畜圈”。7．监狱。鉴于监狱不具备安全和卫生条件以及让囚犯获得新生的社会气氛，委员会认为应当迁移，建议搬到圣保禄教堂遗址后边不远的地方，那里有“宽阔的地段可以建立附属工厂，也可建立花园让犯人们养花植树”。8．其他不卫生场所。这一项中包括各种设施，例如沙梨头制革工厂以及晾晒鱼和储藏骨头和羽毛的地点等等。委员会建议把这些都迁移到马交石炮台和望厦之间的地方或者妈阁炮台附近。9．清除垃圾。各种建筑物和道路的垃圾都堆放在居住区附近，尤其是公墓旁边，二龙喉和连胜街之间，或者通往关闸的路上。“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彻底解决这些困难，即强迫清洁工人把小车运来的全城所有垃圾统统用船运出本半岛”。10. 居屋之挤迫及清洁。从社会角度进行的某些考虑反映了对民众福利的关心。建议到各户巡查以促使其改善内部卫生条件，房屋内外墙每年粉刷，检查每所房子内空气体积是否符合所居住人数之需要。11. 农村卫生状况。在制订改善城市卫生环境计画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农业地区。“在河流和从北到南穿过澳门的山脉之间的洼地是农业地区；这里条件特殊，主要着眼于不卫生的种植方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委员会建议“规定一些改善农村卫生条件的法则”，例如更换稻田用水；菜地每天仅浇灌一次；不再从水坑内取水浇灌，改为用手动水泵或风车从小口井内提水。12. 绿化。委员会充分意识到绿化的必要性，认为其益处是“净化大气，排出土地表层多余水分，调节气候”，还说绿化可以“美化城市，在炎热的时候向行人提供舒适的条件”。为达到这一目的，委员会建议进行两种绿化：“首先是市内、花园和道路的绿化，其次是让附近的荒山秃岭重新披上绿装。”在那个时代人们没有论及生态学，但他们以不寻常的自觉意识提倡植树种灌木，使本半岛逐渐有了绿色区域：绿化了东望洋山，建立了得胜街、嘉思栏、二龙喉、螺丝山、烧灰炉街、白鸽巢、卢九（现称卢廉若）等处的公园。还规定在塔石街（Rua do Tap Siac）以北开辟新街道时，各个住宅前面必须带小花园。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早在罗沙总督执政期间便对城市卫生作出了规定。科斯塔：《澳门建筑史》，载《文化杂志》第35期，1998年；阿丰索：《澳门的绿色革命：19世纪80年代》，载《文化杂志》第36—37期，1998年。按：1883年的报告中提到卢九花园，可知卢九花园的始建年代应在1883年之前。

光绪十七年（1891年2月9日─1892年1月29日）7月28日，在广州流传葡萄牙政府欲将澳门拍卖的消息。葡萄牙驻广州领事德美特里奥·施拿地将该消息葡文译文发给澳门政府，并做出澄清，指出这是谣言。据称，这是指其他殖民地，即有一位议员为此提出过请求，但未被接受。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65—266、269页。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6月28日，里斯本塞尔纳谢神学院毕业的若瑟‧内维斯（José das Neves）和本雅明‧施利华（Benjamin Veríssimo da Silva）两位神父抵达澳门。两位神父于7月28日赴帝汶传教，内维斯神父出任拉哈内中央传教团代理主教。本雅明神父则于1904年2月返回澳门，3月乘船返回葡萄牙。白尼奥：《在远东的塞尔纳谢‧多‧邦雅尔丁学院的神父》，载《文化杂志》第57期，2005年。

《知新报》第九十四期刊登《辨中国今日无所谓新旧党》、《伦顿地图会聚集》、《法员自花梭打回国》、《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中国外通商务清单略述》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9月6日，具有独立倾向的周刊《进步报》 (O Progresso)问世，创办人卢义士．施利华 (Luís Gonzaga Nolasco da Silva)同时担任主编。该报设于白马行街7号，逢星期日出版，分四栏排印，宗旨在于捍卫远东葡人利益，至1918年7月28日停刊，共出版48期。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 77；李长森：《近代澳门外报史稿》，第83页。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七月二十八日第十一次值理常会会议录，报告广东第三区游击第五支队部函送团员苏光到院留医。抗日战争初期，中山县各地都成立自卫队、游击队等抗日组织。其伤员由各部门公函介绍转送本协助治疗。

1942年7月28日《华侨报》讲到当时望厦米站招工挑泥。1942年，正值风潮时期，当时生活非常艰苦，要生存，就要到处挣扎求存，去打工。木匠徐洪8岁就到现在的望厦体育馆掘山泥石，以前那里是海。现在的俾利喇街的公屋，以前是兵营，是山，当时工人就在那里掘山泥石，用来填现在望厦体育馆那块地。这样做一朝，就有一碗“Soupa”（葡文：粥），即是将一些马铃薯、豆类、蕃茄等煮成粥。

民国三十三年 (1944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7月28日，澳督府秘书长高士德前往广州商谈谷米供应归来，广州方面应允每月供应15000担大米，供应3个月。高士德返澳之日，澳门政府派出军舰迎接，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绩。《华侨报》1944年7月28日。

'澳门佛同人恭请虚云老和尚说法纪念留影 民国卅六．七月廿八日'--相片；前排坐者右六为虚云和尚。

图为澳门恒生银号发出的汇款回条，收款人为香港一家洋纸公司。

缪朗山，笔名缪灵珠，生于香山县。[1]著名西方文学、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学者，古希腊语等小语种专家，翻译家。[2] 童年时期，朗山在澳门度过。因为家里贫困，他在英文专科夜校读三年英文就辍学了[3]；12岁时在南洋烟草公司当学徒，美国老商人见他聪慧，资助他学习英、法、德语，他还学习许多名著。 20世纪30年代初，朗山在澳门崇实中学任教；1936年底，在澳门圣罗撒教会女子中学任校长（法籍教团开办），成为该校首任非神职人员的校长。[3]期间，他帮助犹太学者魏纳解决生活困难，同时向魏纳学习古希腊语和数学。后来，他以同等学历考入广东中山大学攻读统计学、生物学专业。除精通母语中文外，他精通古希腊、拉丁、英、俄、德、法、日等多种语言文字。[1] 1936-1942年，朗山自设“灵春学舍”，讲授英语和西方文学；1942年参加文艺界抗敌协会，同年，开始发表作品。[2]时值抗战，全民奋起抗日，澳门成为华侨支援抗日斗争的重要基地。朗山带领学校的师生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任职的学校是教会学校，其爱国活动受到教会指责。他愤而辞职，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40年代初，广州、香港相继沦陷。日本特务在澳门张贴海报，勒令朗山等三位抗日知名人士三天内离开澳门，否则格杀勿论。之后崇实学校校长梁彦明被杀害于街头。朗山被迫离开澳门，前往桂林参加由郭沫若和李济深领导的抗日宣传队，期间，他结识于立群、汤晓丹，成为好友；还结识了朱光潜先生，两人在美学、哲学上有相同的观点，相见恨晚。 朱光潜表示，如有机会请朗山到武汉大学共事。1943年下半年，其子缪铁夷随母到达桂林，朗山一家人团聚。1944年，桂林沦陷，朗山全家流亡到重庆。为了谋生，他在电线杆上张贴教授外语的小广告。汤晓丹看见广告，找到朗山。当时汤晓丹在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工作，推荐朗山到中央电影制片厂教外语。 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直属国民党中宣部，厂长是特务头子，当过上海警备司令。朗山在厂里翻译两部对外宣传片，受到厂长赏识。他突然宣布要提升朗山为上校，还要他填表加入“中统”。朗山只得装病拖延时间，准备逃亡。这时，朗山收到朱光潜先生的信，说有个空缺，请朗山到乐山教书。 在汤晓丹的帮助下，朗山全家逃离重庆，拟沿江而上到乐山。制片厂长对朗山逃走十分恼火，通电沿途追截。晚上，轮船靠在一个码头，突然宪兵上船检查。一个军官走到朗山跟前，拿着一封电报说：“缪先生，这是给你的电报。”朗山接过电报说：“这上面写着缪朗山先生收，这不是我的。”又指着他们行李上贴的名字说：“我叫缪灵珠。”缪灵珠是朗山的笔名，所带的行李上都贴著“缪灵珠”的字条。就这样，他们一家逃过了一劫。 在乐山武汉大学，朗山开设英国文学课，并积极参加学运，经常发表演说，还开班教俄语。不久，乐山警备司令就“请”朗山去赴宴，警告他不准再作演说。朗山没听那一套，再次被抓起来。朱光潜出面保释了朗山。为了避免意外，朗山在朱家藏了几个月。 抗战胜利后，武大迁回武汉，学校发了一笔钱作路费。但这些钱不够，朗山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短期打工，挣够路费后来到武汉。1947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全国各大学兴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朗山成了武大学运的头面人物，国民党特务机关误认为朗山是共产党。 1947年6月1日早上4点，朗山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国民党还调集军队，出动坦克，血洗了武大，抓走了数十名教师和学生，并封锁了武汉大学，宣布朗山是共产党，要就地处决。 当时，武大有几位美国派来的教授，他们设法开车到汉口，将武大“六一”惨案电告美国几所大学。美国几所名校发起援助武汉大学的活动，要求派红十字会的人到武大。蒋介石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下令释放了被捕师生。为防止国民党特务当面释放、背后暗杀，被捕释放的师生一起被接回学校开大会。会后，三名美国教授及一些名教授直接送朗山到机场飞往香港。 在香港，朗山的连络人是胡乔木。在胡乔木的领导下，朗山协助共产党办报，在海外发行。报馆工作人员大多是在内地上了黑名单逃亡到香港的师生。当时，在香港有一些反蒋的国民党将领，他们愿意支持共产党办报，但又师出无名。朗山以当家庭教师的方式到他们家里讲课，他们以付学费的方式出钱支援共产党办报。1949年3月，中共中央统战部租了一条英国海轮，将逃亡到香港的民主人士接到北平（北京），从此，朗山全家在北京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天，李先念要朗山全家三天后随他前往武汉。朗山被安排任武大副校长，随南下工作团接收武汉大学。朗山希望今后好好教书做学术工作，不愿担任行政职务。他找到主管分配工作的周总理，提出在北大创办俄语系的设想。周总理写了封信，推荐他到北大创办俄语系。朗山创办北大俄语系之后，上级派了党内人士曹靖华先生任系主任。他们两人在办学方针上意见不合，后来分歧越来越大，1952年，朗山离开北大俄语系。 1952年，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开始筹建，郑振铎任所长。郑振铎对古希腊的文学、哲学、艺术十分感兴趣。朗山是国内少数精通古希腊语的专家，郑振铎邀请他到文学研究所开展古希腊文学、艺术的研究。1959年，开展反右倾运动，朗山被定为“右派”，当时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先生，郭沫若救了朗山，没有批准所里上报的文件。 1962年，中宣部和文化部在人民大学开办文艺理论研究班，朗山被调到人民大学主持研究班，研究班学员是各省市主持文化工作的领导，期间，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不停地写讲义，为学员翻译阅读材料。这段历史，使他在“文革”中成了专讲“古人”、“死人”的反动学术权威。 朗山立志要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从古希腊原文用中国古诗词的韵律翻译过来。1952至1962年，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两点，直到1962年，他主持文艺理论研究班后，因工作太忙才放下翻译工作。他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上有许多译著，商务印书馆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一再要求出版，但他总想修改得更完美后再拿出来。他翻译的著作中只出版古希腊史和俄国文学史。在“文革”中，朗山被抄家四次，他一生辛勤劳动的成果大部分被毁了。 1978年，“文革”后，人民大学重建，校长找朗山谈话说“你一生的译著被毁了，是国家的损失，学校决定成立一个研究室，并为你配五名助手，把丢失的东西再整理出来。” 朗山一时高兴过度，当场突发脑溢血，7月28日病逝，终年68岁。[3] 缪朗山逝世后，其遗稿经学生整理编订，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文研班”和进修班上课用的讲稿，整理成《西方文艺理论史纲》，1985年出版，1987年列入首批《中国人民大学丛书》；他译自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等文献资料，编订为《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分四卷在1987至1991年陆续出版。 他翻译出版许多部世界名著，如《古希腊史》、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大部分、希腊悲剧《奥瑞斯提亚三部曲》、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史》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论文选》等；编写《古希腊文学史》初稿，在我国翻译领域都占着重要的地位。[2] [1]缪铁夷：《回忆爸爸缪朗山教授》，载《珞嘉岁月》，北京珞嘉编辑部，2003，第355-359页。 [2]《中国人民大学缪朗山先生》，载“中国人民大学＂网，2011年10月26日，http://www.rucduyan.com/html/sz/szjs/9369.html?WebShieldDRSessionVerify=BDXHQDItykeasV90uOI。 [3]顾明远：《教育大辞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页。

1987年7月28日，澳门首座公共停车场——栢蕙停车场启用。

1988年7月28日，澳督文礼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应广东省省长叶选平邀请，官式访粤4天。

1991年7月28日，中华总商会新厦落成启用，澳督韦奇立（Rocha Vieira）主持剪彩。

由于中总及其附设部门所需经费庞大，历年均出现赤字。而此间一直有赖何贤及社会热心人士的赞助支持。为此，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何贤的倡议下，乃发起筹募建厦基金运动，拟将议事亭前地18-20号旧会所拆建为十八层新大厦，部份留为自用，其余则作为尝产，以求在根本上解决中总长期的经费来源问题。最后以分组筹募作分工，筹得澳门币及港币合共七百多万。当中，何贤向香港友好热心企业家募捐，得到何善衡、何添等八位各认捐五十万元；澳门方面亦筹得二百多万元。其时许世元虽然还不是中总理事会成员，但亦获邀参加筹募工作，乃属梁秩智、林泽庭筹募组的成员。1968年许世元出任中总常务理事，并负责跟进这次拆建大厦的工作。当时聘请左立基为建筑师，设计了楼高十八层的商业大厦建筑计划，于1972 年向工务局申请并获得批准。孰料，其时却遇上澳门的物业市道停滞，需求疲弱，因而迟迟未敢动工。在建筑工程准照限期即将届满之时，唯有以递交更改工程计划为由推延动工时间，故又于1978年底改计划为十六层高重新入则（报建）。事情可谓一波三折，两个月后接到工务局通知，因该地区已划定为“文物保护区”，对新大厦图不予批准。尽管会址拆建计划已好梦成空，但此时规划兴建新会址确是未来推动会务发展的关键所在，势在必行，中总唯有继续设法争取成事。以旧会址不准拆建为由，中总虽先后向多位澳督提出申请批地兴建新会址，亦获每任澳督口头应允，但每次均无着落。年复一年，一拖再拖，期间历经嘉乐庇、李安道、伊芝迪、文礼治、高斯达等多位澳督任期，却始终没有结果。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伊芝迪（Nuno Viriato Tavares de Melo Egídio）澳督奉命返葡出任海陆空三军总参谋长前，趁他到中总辞行之机，中总再向他提及批地一事，他直认忘了此承诺，当即答应将此事交给保安司甘保树跟进。事后获得护督（即署理总督）甘保树通知，将批给葡京酒店对面外港填海区（NAPE）地段予中总建新会址。后经查核该地段政府早已批出发展，结果好梦又再成空。经几许波折，建厦曙光初露是在1987年，一次高斯达（Vasco de Almeida e Costa）澳督命秘书长通知许世元到繁荣建设厅见马光兆厅长（是时任工务运输司司长马文佳的弟弟），许先生便约同黄国胜前往。甫见面马厅长便说：“澳督拟批一幅地段给你发展，你有兴趣否？”许询问地点，他即示意罗理基博士大马路426 号（即今之永泰大厦）地段。许当即表示接受后，又趁机向其陈述中总要求批地建会址一事，并提及历任澳督包括时任澳督高斯达都曾答应，唯始终无结果。马厅长表示毫不知情，他随即致电查证，得到澳督的确认，并即指令马厅长处理。其后中总获知会，允承批一块位于罗理基博士大马路，面积1,780 平方米之地段（即今之中总大厦所在地段），但限三天内必须具函提出申请，否则当放弃论。（据查，“ZAPE 区”是由澳娱公司负责迁走菜农，并造好供水、供电及马路等基础设施后与政府分地。因政府所得之土地须限期批清，故其时澳门多位工商界人士均获批给该处地段。）当时许世元感到非常高兴，立即找许辉年律师准备好申请批地函件，并前往请马万祺会长签署。由于马会长一向处事十分谨慎，没有同意即时签发申请函，认为需要考虑。心急如焚的许世元便追问还需考虑什么，马会长答道：“老许，中总有多少银两你也知道。如果该地段溢价金太多，我们怎样应付得了呢？！”许曰：“我们已经等待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有此机会，如果错过了就太可惜啦！”许建议马会长先签发函件并依限期提出申请，如获准而溢价金太高，可要求政府降低；到了无法接受时再行放弃也为时未晚。终于获马会长同意签名。许世元随即向马光兆厅长递交了申请函。最终，中总今天的新会址地段获得政府批给。据许先生忆述，当年溢价金初定时超过千万，经与政府协商后获得减半。经筹备就绪，兴建新会址的工作终于全面展开。大楼规划以黄如楷为建筑师，施利华为工程师，设计为十九层大厦，定名为“澳门中华总商会大厦”，以分楼方式登报招标。此时澳门因在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影响下，楼市淡静，限期内无人投标。在迫不得已之下，许世元建议组织“商联公司”，得到马万祺、崔德祺、陶开裕、何厚铧、冯文根、中银，连同许世元等合股12份，每份50万，集资600万，以两个条件作出投标，其一为给予中总300 万元及大楼建筑面积之半；其二是若楼宇无法售出则按股份分楼，若市况好转，商联公司能获利润，则先拨20% 给予中总。此等条件亦可见中总仝仁以公家利益为重的传统。至开标当日下午四时，在中总会客室正准备开标时，却有人交标书来参与竞投。开标结果为：（A）“商联”给中总300万及一半建筑面积，另公司如获利润将先拨20%捐给中总；（B）“建兴龙”给中总330万及一半建筑面积。大家进行审标决议，马会长表示“建兴龙”条件较好，应取该标。许则提出商联之标虽价位低30万，但其附带条件（有钱赚捐20%）亦应考虑。但马会长说：“老许，无人投标才需要组织商联，现有人投标，且标价较高，虽商联承诺有钱赚会捐20%予中总，试问有谁敢担保一定有钱赚呢？故只是空话而已。”马会长言之有理。为尊重会长意见，最后决定由“建兴龙”中标，安排动工。参考资料：邢荣发：《澳门中华总商会》，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门基金会，2016年，第19~23页。

澳门中华总商会大厦落成暨新会址启用酒会上，马万祺会长与澳督韦奇立、新华社澳门分社郭东坡社长祝酒。

从左至右：中华总商会许世元副会长、崔乐其副会长、澳督韦奇立、马万祺会长、陶开裕副会长。

1991年7月28日，在中华总商会新口岸会址大厦落成启用典礼上，澳督韦奇立、马万祺会长、彭彼得副会长、何厚铧副会长、许世元副会长、陶开裕副会长为醒狮进行点睛挂红等仪式。

1992年7月28日，珠澳第二条光纤电缆开通。

1999年7月28日，特首办公布推荐法官独立委员会名单。

澳门皇宫娱乐场迁移到旧八佰伴对面的海岸。

“恒安”文玩主要售卖缸瓦瓷器，清末开始营业。现在已停业，老板为卓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