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7月11日，誅殺武宗幸臣江彬，火者亞三亦伏法。張本《五湖漫聞》稱：“嘉靖初，罪其（傅永紀即亞三）私通，乃致之庾死，時年四十八。” 葡文資料則稱：大通事得病而死，其餘四個小通事因帶葡人到中國而被砍頭。張廷玉：《明史》卷17《世宗紀》1；王維德：《林屋民風》卷12《雜記》。 高德勝：《歐洲第一個赴華使節》，第149頁。

嘉靖八年(1529年2月9日─1530年1月28日)7月11日，正德十六年(1521)及嘉靖元年(1522)明政府驅逐葡萄牙人出境後，並宣佈“各國海商亦不許通市”，於是諸國船隻皆潛入閩、浙沿海，私通貿易，而廣東則無番船至。過去，廣東地方“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船不至，則公私皆窘”。於是，兩廣總督林富上疏，奏請開廣東番舶貿易，並言互市有四利：祖宗朝諸蕃朝貢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餘，足供御用，利一；兩粵比年用兵，庫藏耗盡，藉以充兵餉、備不虞，利二；粵西素仰給粵東，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若番舶流通，則上下交濟，利三；小民以懋遷為生，持一錢之貨即得輾轉貿易，衣食其中，利四。兵部批復：廣東“許通市者毋得禁絕，漳州則驅之，毋得停泊”。這就是說對於向來允許通貢貿易的國家可以來廣東貿易，但仍禁止與葡萄牙人貿易和漳州貿易。林富請求重開廣東市舶貿易亦獲廣中士大夫的支持，戴璟稱：“吾恐佛朗機之變生肘腋矣。雖然通之，而禁之亦非長策。吾讀林巡撫《番舶疏》，亦近似有理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南海人霍韜亦稱：“東南夷皆由廣入貢，因而貿易則為利市焉，中國不可拒之以自困。惟佛朗機之夷，則賊虜之桀也，不可不拒。因拒佛朗機並拒諸夷，非策也。當今之策，在諸夷之來，則受之，在佛朗機則斥之，否則厲兵以防之。”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卷9《佛郎機》。張廷玉：《明史》卷325《佛郎機傳》；《明世宗實錄》卷106，嘉靖八年冬十月己巳條； 黃佐：《泰泉集》卷20《代巡撫通市舶疏》。戴璟：《廣東通志初稿》卷35《外夷》。霍韜：《霍文敏公全集》卷30《兩廣事宜》。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7月1日，荷蘭商船至北大年，有荷蘭商人與一位華人相約，同往廣州貿易，乃於11日啟程，30日抵達澳門。許雲樵：《北大年史》，第55頁。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7月11日，荷蘭艦隊司令官萊爾森率領在澳門敗退的13艘船開抵澎湖。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第15頁。

康熙九年（1670年1月21日－1671年2月8日）7月11日，寓居澳門的明遺民沈三、郭十、蔡龍、楊仁等65人駕船赴日貿易，途中遭遇風暴，漂流至朝鮮濟州島。濟州牧盧錠使人詢問澳門情況。他們回答稱：香山澳乃廣東海外之大山，青黎國之鄰界，為南蠻（指葡人）地，蠻人甲必丹主人。明亡後，明之遺民，多入居之，台灣鄭經派遣遊擊將軍柯貴領導與指揮這些遺民。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9冊下編卷2，顯宗十一年七月丙寅。“青黎”當即China之音譯，即中國。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1月25日－1695年2月12日）7月11日，意大利耶穌會士鮑仲義（Giuseppe Baudino）神父及法安多（Antonio Faglia）神父抵達澳門。前者被作為醫師和藥劑師應召進京，法安多亦同鮑仲義一起進京，後在各省傳教，1704年患病，曾往澳門治療。同時抵達澳門的應還有比利時耶穌會士萬惟一（Guillaume vander Beken）神父和德國耶穌會士紀理安（Killian Stumpf）神父。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63、208、651、702頁；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第560頁。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1月31日－1719年2月18日）7月11日，清廷兵部批覆，澳門夷船已開放南洋貿易，即令通事告諭夷商，帶信給在外國貿易之漢人，他們可以搭載澳門葡船回國，並給予原籍安插。《明清史料》丁編第8本《禁止出洋貿易記注》。

乾隆八年（1743年1月26日－1744年2月12日）4月18日，喬治•安森指揮的“百夫長”號在澳門洋面經過半年時間修整，決定出發尋找西班牙國王的大帆船進行打擊。出洋後，行抵小呂宋洋面[馬尼拉海峽西南的聖埃斯皮里圖角（Cape Espírito Santo）]，遇大呂宋巡哨兵船，兩相攻殺，並將大呂宋船搶擄。被擄的船是由阿卡普爾科至馬尼拉航線上最著名和最有經驗的葡萄牙人熱羅尼莫•蒙特羅（Jerónimo Monteiro）為船長的西班牙大帆船“科巴東加聖母（Nuestra Señora de Cobadonga）”號。當時這艘大船正從墨西哥把價值1313843枚西班牙八雷阿爾銀元的白銀和35862盎司的銀器運往馬尼拉。西班牙船的桅杆和帆纜已毀壞，船體受到150次攻擊，很多中彈處均在船水線處，因此，船身進水頗為嚴重；“百夫長”號的前桅、桅杆和船首的斜桅受損較大，帆纜遭徹底破壞，船體亦受到15次攻擊。西班牙方面有58人死亡，英方僅死亡兩人。兩艘受傷的戰船均無法繼續前行，遂又漂回到廣東洋面。7月11日，英船與其拖帶的西班牙船抵達澳門洋面。由於“百夫長”號船上載有船員300餘人，還有呂宋船俘虜492人，而船上口糧缺乏，7月14日，喬治•安森派舢板小船赴省城，懇請就近買食，並移泊內海以避風濤。當時兩廣總督策楞不明事實真相，準備調發兵船驅逐夷船。時任東莞縣令的印光任擔心擴大事態，激生他變，所以阻止了策楞的軍事行動，自己親乘小舟並帶翻譯一人去調查事情原委並與英人談判。瞭解事情真相後，印光任即稟告策楞，控制英人的糧食和修船工匠，逼英人交出所擄之西班牙人。英國酋領無奈，為了修復破船和獲得糧食，只好答應印光任的條件，將492名西班牙俘虜交給清政府。清政府又將西班牙人轉交澳門夷目，有便船時送他們回國。獲得生路的西班牙人歡欣鼓舞，共慶更生。兩廣總督策楞遂“很客氣和禮貌地接見了”喬治•安森，“還賞賜了喬治•安森希望得到的一切東西”。英船於7月20日移泊四沙。事後，乾隆皇帝於9月21日還專門下諭旨，要求廣東省加強海防，防止此類事件再發生。最後該西班牙大船在澳門出售。12月15日，喬治•安森啟程返回英國。喬治•安森在澳門期間，曾為葡萄牙商船在澳門大量出現而大發感慨，更令他感到震驚的是澳門華人海外貿易的能力：他們有本事與馬尼拉的西班牙人達成更為可觀的貿易，用大量貴重商品、以高昂的價格換取銀幣或銀條。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85—286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廣州將軍策楞等奏聞英國被風哨船飄至澳門已令移泊四沙摺》、《諭內閣著該部行文廣東省督撫須協力同心加強海防不得貽誤公務》，第194—196頁；袁枚：《小倉山房文集》續集卷34《慶遠府知府印公傳》；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上《官守篇》。Glyndwr William, Documents Relating to Anson's Voyange Round the World, 1740—1744, London: Navy Records Society, 1967, pp.222—224.（此文由金國平先生翻譯。此處所載西班牙俘虜數為492人，袁枚書作500人，中文澳門檔案作290餘人，《澳門記略》作299人。）《英國艦隊指揮官喬治•安森閣下環球遠航記》，載《航海與旅行文集》第1卷，第345頁，轉自傑弗里•C．岡恩：《澳門史》第2章，第42頁。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1月31日－1757年2月17日）7月1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噶喇芬（Griffin）”號又來寧波進行貿易，通事洪任輝隨同而來。不久，又有一艘港腳船也來到浙江。英船連續來浙，並隨帶大批武器。這一情況引起了清朝浙江地方官的警惕。他們害怕英船日益增多，寧波又會變成第二個澳門。為了防微杜漸，乾隆皇帝下令浙江、廣東督撫籌議解決。後經兩地督臣協商，認為英人之所以棄廣州而來浙江，主要是浙海關稅比廣州輕。於是決定將浙海關稅提高一倍，以求達到不禁自絕的效果。“港腳”一詞為country之音譯，從17世紀末葉到19世紀中葉，印度與亞洲其他地區間的海上貿易被稱為“港腳貿易（the Country Trade）”，在中文文獻中出現的“港腳”一詞，主要指印度與中國之間的海上貿易。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初企圖把港腳貿易完全壟斷，但由於種種原因，從1682年起，公司實際上就已開始逐漸放棄這種獨佔港腳貿易的努力。就對華港腳貿易而言，在18世紀中葉後，該項貿易完全由散商經營。港腳商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僑居印度的歐洲商人，即主要是英國人；另一類是印度籍商人，主要由巴斯人（Parstes）、印度教徒（Hindus）和穆斯林（Muslims）組成。參見龔纓晏：《鴉片的傳播與對華鴉片貿易》下編，第170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寄諭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浙江寧波間有洋船著時加體察以防別滋事端》、《諭寧波徵稅須稍重於粵海關以防洋船集於寧波》，第301—303頁；梁廷枏：《粵海關志》卷8《稅則》1。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2月5日─1781年1月23日）7月11日，澳門二十三號“華貓殊”船回澳。因其報單內籠統開載商梢20名，並無詳細名單，香山知縣吳光祖下令理事官，查明此名單。《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香山知縣吳光祖為補列二十三號船商梢名單下理事官諭》，第190頁。

清嘉慶五年（1800年1月25日─1801年2月12日）7月11日，署理澳門同知諭澳門理事官奧利維拉‧馬托斯，原任理瑤同知劉某耳患重聽，聞澳門葡人中有能醫者，遂下澳治病，然治療已有十餘日，未見效驗。命理事官立將澳門選舉精於耳病的醫生，不論是外國人還是澳門葡人，立即前來醫治，以期速痊。《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署澳門同知三為理瑤同知來澳就醫事下理事官諭》，第364頁。

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7月11日，香山知縣彭昭麟下理事官若阿金·巴羅斯諭，令理事官調澳門葡船到磨刀門緝捕海盜。《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彭昭麟為飭調番船至磨刀門捕盜事行理事官札》，第507頁。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7月19日，受兩廣總督耆英的委託，廣州知府抵達澳門準備與法國特使真盛意會見。然而，廣州知府在澳門剛登岸，先期於本月11日抵澳的法國駐廣州領事拉地·蒙冬（Ratti Menton），即刻派遣兩名密探通知中國官員稱，拉地·蒙冬是法國政府授權的唯一代表，真盛意和沙厘均是冒充者。拉地·蒙冬還說，真盛意與沙厘因行為不端，已被法國政府革職。然而，廣州知府認為拉地·蒙冬是真盛意的屬下。衛青心：《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上卷，第233頁；The Friend of China, January 9th, 1844, Vol.3, No.96, p.201.

咸豐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7月11日，有中國師船在九洲洋面捕獲盜舟兩隻，澳門之葡萄牙兵船亦捕獲兩隻。尚有兩盜舟，在追捕之際，竄逃無蹤。《遐邇貫珍》1854年7月，第7號。

同治七年（1868年1月25日─1869年2月10日）7月11日，1864年12月路環火災後的重建工作完成。所有街道重新平整，安裝了長明燈，配備了巡捕崗，使之成為一處安全、舒適的貿易區。對葡萄牙政府在辦理此事中表現出的重視和效率，氹仔、路環的社區負責人表示十分感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72頁。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7月11日，澳門議事公局主席下令砍伐嘉思欄兵營附近的樹木，以修建軍人俱樂部。該建築於1871年正式動工，圖紙由塞爾卡爾男爵小梅洛設計，賈華玉少尉主持修建。1872年年底之前在南灣湖嘉思欄花園旁邊正式落成。該建築為城市樓房式建築，面積占地為2011平方科瓦多，其正面有騎樓及以古典主義組成的托斯卡納、哥特式廊柱，側面有穹廬式窗戶，為典型的南歐建築。科瓦多，葡文Côvado，葡萄牙古代長度單位，1科瓦多合0. 66米。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88頁；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2, p. 84；塔維拉：《澳門從開埠至20世紀70年代社會經濟和城建方面的發展》，載《文化雜誌》第36－37期，1998年；Manuel Teixeira, Os Militares em Macau, pp. 35—36.

《知新報》第一百二十二期刊登《論各省亟宜勤王討賊以造中國》、《一片血誠》、《疆臣會銜電奏稿》、《警世楹聯》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7月11日，澳門政府頒佈命令，除藥用和再出口外，所有莫非亞、高根及鴉片煙製造品一概禁止運入澳門。其中運入藥用、再出口者，須經管理鴉片煙事務官批准。《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8月12日第32號。

1931年（民國二十年）7月11日，澳門電報局與上海、廣州及廈門電報局在上海簽訂合作協議。8月11日，二龍喉新火藥庫的爆炸造成24人死亡、50人受傷。二龍喉宮完全被摧毀。9月1日，《澳門之聲》（A Voz de Macau）報面世。該報第5系列一直出版至1947年8月16日第4648期。10月3日，確定十月十日中華民國紀念日定為澳門節日。南灣填海工程開始。

民國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7月11日，鋼琴家哈羅德‧斯科特 (Harold Scott)在業餘戲劇音樂會舉辦演奏會。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71頁。

抗日戰爭後期澳門地區難民驟多，1942年期間天氣嚴寒、氣溫特低，貧苦難民斃死街頭每日達數十宗之巨。慘景空前，怡興堂與鏡湖醫院合辦賑粥會，一連施粥五個多月，上午九時半開始在鏡湖醫院長亭分派，每天賑粥一千多份，領粥貧民在九時前攜同憑券齊集等候，怡興堂主席劉敘堂（亦係鏡湖醫院主席）、副主席梁卓梧等親臨指揮，有怡興堂工作人員、鏡湖醫院醫生、護士、學校教職員凡數十人參與，另有警員、童子軍維持秩序。 拍攝時間：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七月十一日 第二排左三：劉柏盈 第二排左五：劉叙堂主席 第二排左六：梁卓梧 第二排左八起：徐鶴儕、劉耀墀、黃耀堅。

民國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7月11日，《澳門之聲報》重新出版英文副刊《澳門論壇》 (The Macau Tribune)週報，至1945年1月3日，該副刊由週刊改為日刊，出版兩周後停刊。此前1943年2月至6月間，《澳門之聲晨報》曾出版過英文副刊《澳門先鋒》 (Macau Herald)週報。這兩個名稱不同的英文副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報導地區戰況最重要的英文報章。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71-174；林玉鳳：《澳門新聞出版四百年》，載《澳門史新編》第4冊，第1234頁。

1976年7月11日，澳門立法會進行首次選舉。6個直選席位全部為土生葡人佔據。由宋玉生（Carlos Assumpção）領導的保守派公民協會贏4席，民主協會和澳門協進會各1席。

1986年7月11日，廬山輪停泊在內港碼頭，遠景是青洲山。

葉德利，西名泰迪葉，原籍廣東梅縣（今屬梅州市梅縣區），生於印尼。[1]港澳富商、澳娛創始人之一、“格蘭披治先生”。賭王何鴻燊妹夫。 父親對德利影響較大，囑咐他要工作勤奮、取信於人。德利少年時，在印尼接受教育。40年代初，他回到香港，先在國民收銀機公司當推銷員，後轉到建源公司工作，並出任仰光分公司經理，取得香港5%食米的入口配額，立下大功。很快，他升任為香港和東南亞區總經理。在他的努力下，取得五成的食米入口配額。 他通曉英、法、德、荷蘭、馬來語多種語言，國語、福建、客家、廣州、上海話等多種中國方言。他英語流利，熟悉金融股票業務，成為朋友們的投資顧問，很多朋友都把錢交給他，請他代為投資，因此，他賺了不少錢。 1961年，“職業賭王”之稱的葉漢忽然來找德利。原來葉漢兩次出高價競投澳門賭場牌照都鎩羽而回，敗在傅老榕家族手下，但他不服輸，希望能與德利合作。德利聽了葉漢的建議，當場婉拒。因為傅家富甲一方，在港澳財雄勢大，單靠兩人之力，勝算甚微。 葉漢仍不死心，繼續向德利遊說。德利終於動心，首先找舊老闆希尼斯“教路”，希尼斯為他找到一位在美國當律師的朋友，通過美國駐葡萄牙領事館，向葡國政府查詢審批賭牌的準則。 為獲得詳細資料，德利與妻子何婉婉秘密繞道西班牙及巴黎，親赴里斯本瞭解詳情，一切行動保持高度機密。在美籍律師的協助下，德利查出葉漢兩次未能投得賭牌的真相。因葉漢並非葡萄牙公民，在澳門沒有生意，根本不符合申請人的資格，投標書從未送達里斯本。 查清原因後，德利靈機一觸，想到妻兄何鴻燊在澳門有生意、而其太太是葡國人，是最佳拍檔的人選。於是，他找來何鴻燊助陣，眾人憂慮財力未必能與傅家抗衡，何鴻燊找來霍英東作後盾。為了增加勝券，霍英東建議在投標書內加上如獲賭牌，興建碼頭等公共設施，使往來港澳的時間縮短，吸引更多港人到澳門旅遊。 德利他們在澳門聘請負責草擬投標文件的律師突然失蹤，各人眼見投標期限將至，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後來，德利叫來賽車手四處駕車尋找這位律師，結果在一條小街找到他。德利以了得的口才，最終說服律師立即返回律師樓草擬文件。各人忙了整個通宵，天亮前完成投標書。 揭盅之日，德利等人爆冷勝出。後來才知只贏對手一個馬鼻，德利和何鴻燊等人出標316萬元，多出對手僅1.7萬元。1962年1月1日，德利和何鴻燊等人共同經營的賭場“新花園”正式開張。1962年5月，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簡稱“澳娛”）成立，霍英東任董事長，葉漢、德利任常務董事，鴻燊任董事總經理。[2] 德利熱愛賽車，在澳門以“格蘭披治先生”著稱。1955年，他首次參與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最終因練習期間發生意外而未能完成賽事，從此，他與賽車結下不解之緣。 當初他以車手身份參賽，1970年初，贊助一級方程式賽車前身——Formula 5000國際賽。 1976年，德利創辦德利車隊（Theodore Racing），從參加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到贊助北美印第方程式IndyCar 500，到參加一級方程式賽車，他成為國際賽車事業的殿堂級人物。澳門“東望洋跑道”被認為是德利車隊的主場，而德利在澳門松山的別墅就在“東望洋跑道”旁邊。 除參與澳門格蘭披治大賽外，德利車隊是首支由華人擁有的一級方程式車隊，1978年、1981年、1982年、1983年參賽，後來，德利接納Ensignteam合併計劃，不再以德利車隊的名義出戰一級方程式賽車，但他對一級方程式賽車的支持從未停止。 1983年，在德利的積極推動下，澳門方程式賽事從太平洋方程式——Formula Pacific正式改制為三級方程式賽車，德利車隊邀請新人冼拿（Ayrton Senna da Silva）出戰，並取得冠軍，冼拿後晉身為一級方程式賽車名將；成為一級方程式賽車冠軍的夏健侖（Mika Hakkinen）等多位車壇名將，都是出自德利車隊。德利車隊在澳門格蘭披治大賽中奪得六次冠軍，奠定了澳門賽車作為世界級車手搖籃的地位。[3] 德利成為全世界單座位賽車最年長車手，澳門大賽車博物館設專區展出與德利有關的展品。他在香港淺水灣和澳門松山華宅的車房內，擺放著幾輛古董跑車。一有煩惱，他就到車房看看他的寶貝。他說一看見它們，一切煩惱便煙消雲散。 在大半生中，德利風流盡顯。1983年，他在墨西哥度假勝地阿及培哥出盡風頭，請來世界各地認識的52位前度女友及她們的丈夫、兒女，與他共度70歲誕辰。所有被邀嘉賓都獲贈來回頭等機票、豪華五星級酒店住宿四天，一切佳餚美酒任吃任喝，德利還向每位女友贈送金錶、鑽石胸針等名貴禮物。他出手闊綽，令外國記者以為他是阿拉伯酋長，後才知他是港澳富豪。這條消息瞬息轉發世界各地，並配以德利與眾洋妞嬉水的照片，一夜之間，他的“豪舉”，名震全球。 德利妻子是何鴻燊之妹何婉婉，當年德利前往西貢暫避戰亂時認識，雙雙墮入愛河。何婉婉居住澳洲。德利還有一位太太在美國，生下兒子小泰迪，成為他最疼愛的兒子。德利的港澳生意都交由長子葉慶華打理，葉慶華原是他的侄子，後過繼給他。德利生育三子二女，從醫的女兒因癌症病逝，年僅30歲。德利傷心了很長時間，並捐獻一筆錢給癌病基金。 德利原持有約一成的澳娛股權，1992年以六億港元賣給何鴻燊。德利是信德船務主要股東，後來，將大部分生意交給兒子及助手處理。他在英國、美國、加拿大都有產業，擁有財富估計逾20億港元。 1990年，德利因腸出血在美國的專科醫院進行大手術。手術前，醫生告訴他生存機會不大。不過，他還是從死裡逃生，可能與他年輕時當甲組足球員練就的強健體魄和多年賽車練就的頑強意志有關。 德利對風水深信不疑，其中環德成大廈辦事處，電話、傢具等都與27年前入住時一樣，絲毫沒有變動。原來，他請風水名家看過，之後一路順景。[2] 2003年7月11日，德利在香港瑪麗醫院逝世，享年90歲。 澳門政府為表揚葉德利對澳門賽車事業所作的貢獻，2003年，“第五十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舉行特別儀式向他致意。葉德利的喪禮以天主教儀式進行，靈堂佈置簡潔，場內外擺放許多白色鮮花。作風低調的葉家謝絕傳媒採訪，何婉婉及子女出席設靈儀式。 葉德利生前好友前來弔唁，夏利里拉家族成員夏利萊博士及兒子夏雅朗，賭王何鴻燊二太太的兄長藍鏵纓、三太太陳婉珍及羅保爵士，許世勳和鄭裕彤等人送上花籃致意。何鴻燊在兒子何猷龍及兒媳婦羅秀茵的陪同下，前來參加喪禮。[4]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頁。 [2]立日：《港、台億萬富豪傳2》，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第94-99頁。 [3]《他們支撐著香港娛樂業：體育名門——葉德利》，載“新浪網＂，2009年1月5日，http://ent.sina.com.cn/s/2008-11-21/17492261756.shtml。 [4]林蘊兒：《何鴻燊妹夫葉德利設靈》，2012年7月18日，http://www.hihoku.com/yule/mingxing/gtxw/2011/0112/55073.html。

2004年7月11日，為慶祝特區成立5周年，進一步凝聚和提升居民的愛國愛澳情懷，澳門基金會實施慶祝澳門特區成立5周年特別計劃，包括津貼社團舉辦聯歡活動。

建設中的漁人碼頭，圖中可見興建中的“火山”和“唐城”，但漁人碼頭落成後部份設施於2015年也被拆卸，後用作興建酒店。

2022年6月18日，澳門爆發新一波社區疫情，進入即時預防狀態。澳門自7月11日零時至18日進入“相對靜止”狀態，其後再延長至7月23日。這段期間暫停所有非必要的工商業公司和場所運作，包括賭場與建築地盤等也要停工，市民如非必要亦要留在家中，違者可被處以最高兩年徒刑。這段期間，澳門非封城也不是禁足，一些人仍然需要上班，市民如有必要原因仍可外出，是處於一種相對靜止的狀態。

2022年6月18日，澳門爆發新一波社區疫情，進入即時預防狀態。澳門自7月11日零時至18日進入“相對靜止”狀態，其後再延長至7月23日。這段期間暫停所有非必要的工商業公司和場所運作，包括賭場與建築地盤等也要停工，市民如非必要亦要留在家中，違者可被處以最高兩年徒刑。這段期間，澳門非封城也不是禁足，一些人仍然需要上班，市民如有必要原因仍可外出，是處於一種相對靜止的狀態。“相對靜止”首日共作出超過一千宗勸喻，主要是涉及在公共地方跑步、在公園閒坐等，其次是外出時沒佩戴好口罩、沒佩戴符合規定的口罩，而遛放寵物也不被允許。到“相對靜止”踏入第三日，警方已經檢控了19宗違反防疫措施罪的案件，涉及外出無佩戴口罩、佩戴不符合標準的口罩或非必要外出。

澳門自2022年7月11日零時至18日進入“相對靜止”狀態，其後再延長至7月23日。這段期間暫停所有非必要的工商業公司和場所運作，包括賭場與建築地盤等也要停工，市民如非必要亦要留在家中，違者可被處以最高兩年徒刑。這段期間，澳門非封城也不是禁足，一些人仍然需要上班，市民有必要原因仍可以出街，是處於一種相對靜止的狀態。

澳門自2022年7月11日零時至18日進入“相對靜止”狀態，其後再延長至7月23日。這段期間暫停所有非必要的工商業公司和場所運作，包括賭場與建築地盤等也要停工，市民如非必要亦要留在家中，違者可被處以最高兩年徒刑。這段期間，澳門非封城也不是禁足，一些人仍然需要上班，市民有必要原因仍可以出街，是處於一種相對靜止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