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君復，生於香山縣隆都安堂（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香山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安堂第19世孫。 君復出身於名門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讀書，後到廣州入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期間，他深感清廷腐敗，外侮日甚。受到康梁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清光緒年間，他東渡日本。他摒棄封建八股文，希望學有所成，報效祖國，先後入讀東京宏文書院、早稻田大學。 1900年，孫中山多次在東京向留學生演講，鼓吹民主革命，並聽取師生的意見。君復當即站起，慷慨陳詞，公開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給孫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孫中山的鼓勵下，君復加入同盟會，並接受孫中山安排的任務，負責革命籌款工作。孫中山將廖仲愷、朱執信、黃興等人分別介紹給君復認識。[2] 1906年，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澳門，成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支部，組織香山起義。君復、鄭彼岸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3]他和鄭彼岸、林警魂等制訂細緻周密的計劃，籌集起義資金、偷運軍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軍。在起義前，他親自潛回香山，在蕭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開骨幹緊急會議，宣佈起義。 1908年，君復潛回香山大涌，動員妹妹林壽華、表妹黃文軒，以及蕭世冰、劉振群、黃芙蓉等人參加革命，並發動她們從香港、澳門分批攜帶武器至廣州，為廣州起義作好準備。林壽華和黃文軒等以秋瑾為榜樣，冒著生命危險，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多次往返港澳與廣州之間，擔任運送武器的任務。 香山起義成功後，1911年11月建立香山縣臨時革命政府，君復將各路起義軍整編成香軍，並親自率領3000名香軍開赴廣州，與廣東各路軍民會師，為光復廣東作出突出的貢獻。 之後，君復揮師北伐，先後參加宿州、徐州戰役，戰功卓越，受到孫中山的讚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廣東各界一致推舉君復為廣東省都督，被他婉拒。孫中山親筆書寫“毀家紓難，功成身退”條幅相贈。 “五四”運動以後，君復與魯迅會面，魯迅問他對國運之設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為根本國策，願民眾奮起救國，挽狂瀾與未倒。他對魯迅之幽默與諷刺文風，表示欽敬不已。當時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君復經常閱讀《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閱讀新文化運動雜誌，並教育子女必須接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想，以適應新形勢發展。 1933年，中山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君復以家長身份出席，學校請李宗仁講話。會後，李宗仁迎前與他握手寒暄，並頌贊他“高風亮節，不勝欽佩”。 君復向來重視文化藝術和教育事業。他在澳門時，以南灣41號為社址，創辦“仁聲”劇社。為了開展革命宣傳，他和革命黨人張若屏、林了儂等變賣田產得白銀兩萬多元，作為劇社常年活動經費；並親自粉墨登場，先後扮演《血淚》、《金錢毒》、《齊家鏡》等劇碼角色。該劇社被史家譽為“我國現代劇第一塊奠基石”。 1906年，君復在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小學”、“同仇女學”，邀請鄭彼岸相助。“同仇女學”貼著一副門聯“同袍同澤，仇滿仇洋”，見者無不瞠目結舌。覺群小學成立典禮時，香山縣知事鄭榮親臨觀禮。拜桌不供皇帝萬萬歲牌，僅安孔子牌位，又令學生不行三跪九叩禮，以三鞠躬代之。 當時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遠，隆都民風向來強悍。鄭榮知道上報“逆情”，只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索性裝聾扮啞。“覺群小學”成為當時中山最早的小學之一。君復不當高官，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資產，自己的後代變成貧窮的知識份子。 君復治學甚篤，尤喜翻譯，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量古籍書中，無一不精通。他的文學修養淵博，偶有所感，詩詞、對聯計有四千餘首，抗戰時散失無存。 前海軍部長程璧光在護法鬥爭中被暗殺。程璧光石碑立於廣州長堤，碑刻的《殉難記》，是君復遵孫中山的囑咐，用“四六駢文體”撰寫。 20年代末，君復赴日本大量翻譯禪宗佛經和中醫書籍，孜孜不倦，數年如一日。他的翻譯工作，不但體現個人的治學精神，而且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貢獻頗大。 君復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隨孫中山期間，總統府一切對外對內重要文件都由君復撰寫，孫中山對他非常信任，嘉許他的工作。 君復與伍廷芳友善，酷愛研究禪宗佛經。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榮西禪師兩次來中國學習禪宗，我國與日本友情源遠流長。君復在日本期間住長崎妻弟家，終日孜孜不倦翻譯佛經及中醫書，他所攜帶書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燈繕寫，常常伏案書寫而至通宵達旦，數年如一日。這種堅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欽佩。 晚年時候，君復對腐朽舊社會，產生悲觀情緒，前往惠陽象山寺削髮為僧。當時民主人士陳銘樞及李宗仁多次勸他下山。君復表明了心跡，長居古刹。 1942年，君復在古刹病逝，終年63歲。臨終時遺言“只帶赤心來，不攜寸草去”。 林君復一生不謀名利，身無長物，但對革命戰友，情誼深厚，經常解囊相助。他與劉思復為肺腑之交。劉思復刺殺清水師提督李准未成，出獄後肺病危殆。君復日夕守望照顧，直至劉思復與世長辭。之後，君復出賣衣物，將劉思復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復之孫林紹聲擔任中山市政協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他與小兒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區。林紹聲回憶，從他出生到五歲，一直與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後，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與他相處的時間實在太短了。當時自己是個孩童，但祖父對自己的那份疼愛，牢牢地留在記憶的深處。[4]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憶先父林君復烈士》，載《中山文史》（第07-09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7-13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復：《毀家紓難功成身退》，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陳樹人，名韶，號葭外，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詩人、畫家、“嶺南三傑”之一。 樹人自幼潛心繪事，17歲時師從隔山鄉先輩居巢、居廉畫師習畫。期間，樹人與高劍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畫畫基礎。樹人特獲居巢畫師青睞，將孫女居若文許配給他為妻。 時值晚清，國家內憂外患。樹人心存報國，治學之餘，主持廣州、香港兩地新聞筆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孫中山從美洲轉道香港赴日，樹人與陳少白、黃世仲同謁於舟中，大家相見恨晚，樹人隨即加入同盟會。 孫中山對樹人頗賞識和推重，邀請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會務，之後，樹人進入京都美術學校繪畫科攻讀直至畢業。民國成立後，樹人回國擔任粵省優級師範學校和廣東高等學校圖畫教授。為深研世界文學，他再次東渡日本，畢業於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先後留學日本十多年，與藝術、文學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樹人回國後，一直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當時袁世凱陰謀篡國，樹人以事被袁黨所誣入獄，雖繫桎梏中，猶吟詩不絕，曠達膽識過人。1922年夏，樹人奉命從加拿大回國述職。返抵香港時，恰遇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情勢十分危急。樹人獲悉後，第一時間訣別妻兒，冒險趕回廣州，登上“永豐”號艦，表示願任孫中山秘書，誓與孫中山共患難。孫中山經過慎重考慮，要求樹人趕赴上海，向各地華僑揭露、聲討叛軍陳炯明的罪行。兩天後，樹人不得不離艦。從此，他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脫險後的孫中山在上海召開會議，商討改進中國國民黨計劃，樹人由孫中山指定的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擔任大會主席的孫中山指定樹人為廣東省代表，出席國民黨“一大”。 1931年冬，樹人出遊桂林。期間，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在《雜詩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鴛鴦江水辨難真，也為臨流一愴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頭清濁漫無分。”從中可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和一盤散沙，已讓樹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間，他頓悟，促成了他以一種高蹈出世、潔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體驗。之後，桂林山水寫生成為他藝術生涯中重要的轉捩點。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長子陳復在路上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當晚11時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頭“懲戒場”慘遭殺害，年僅25歲。樹人得知消息後，悲憤至極，作《哭子賦》詩八首，並將陳復生前的住處起名為“思復樓”，後親自將遺骸葬於故園隅山鄉劉王殿崗息園。陳復之死使樹人在政治鬥爭中，更加超然灑脫。 樹人在繪畫上的成就，一是在紮實的傳統功夫上，通過融匯中外技法，實現構圖、線條、色彩等方面創新。他對畫面空間十分重視，讓空間有迴旋的餘地，虛實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詩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蘭心蕙質的底蘊更不可少。如作於1928年夏的《躍鯉》，畫面上半部是一條跳躍著的鯉魚，下半部則是水和草，各佔畫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濃》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於敷彩。他畫紅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偉大。他尤其善於用綠色畫竹子、蘆葦、楊柳、梧桐等，濃淡相宜，清秀明麗，色彩中孕育著噴薄欲出的生命。人們常說“陳樹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樹人工詩善畫，尤長花鳥、山水畫；1931年創作《嶺南春色》、《木棉圖》，寓壯碩於雄麗，獲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的最優等獎。樹人生於江南，愛畫春雨、杏花、楊柳，展現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創作的《雨後》，有雨過天晴的清新氣氛。他的山水畫《鼎湖飛瀑》、《柳浪聞鶯》都有景秀華潤的特色，線條圓潤，輕巧而疏朗。後期深入蜀地，繪有《峨眉雲海》、《夔門秋色》等作品，畫風偏於雄勁峭削，筆墨濃重粗獷。畢生作畫達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雋秀的情趣，熔詩、書、畫於一爐。他與高劍父、高奇峰被稱為“嶺南三傑”。 樹人一直當官，雖亦官亦畫並不矛盾。1927年，他辭去各種職務後，長時間流連於山水、詩畫，不問政治。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他住在重慶山區茅屋裡，無論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時多起床作畫，首先練線條，練筆墨，星期天練寫生。抗戰勝利後，身負閒職的他回到廣州專門從事藝術創作，與高劍父以振興中華藝術的大任共勉，後又與趙少昂、關山月、黎葛民、楊善深等弟子晚輩組成“今社”，並舉行畫展，孜孜不倦地進行新國畫藝術的探索和開拓。蔡元培評價“陳樹人先生，純粹美術家，而具優美個性者也”。[1] 抗戰初期，樹人避居澳門，與高劍父、張純初、鄭哲園等重組“澳門清遊會”。[2] 1948年10月4日，樹人因患胃潰瘍而病逝，終年64歲。 陳樹人著有《樹人畫集》三輯、《桂林寫生集》一輯及《專愛集》、《戰塵集》、《寒綠吟草》、《自然美謳歌集》等書。 現存作於1930年的《紫藤遊魚》畫一幅，容大塊畫鯉魚，陳樹人補上了紫藤和題識。 廣州藝術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塊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與陳樹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塊畫桃花，陳樹人畫牡丹花。還藏有一幅合作畫《嶺海春光》，畫作由陳樹人寫萱花，高劍父畫紅棉，高奇峰作牡丹，張純初繪茶花，再由羅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畫黃葵，容大塊作桃花等。[3] [1].王翯：《“嶺南三傑”之——陳樹人》，載“新華網＂，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廣州臉譜][廣州畫卷‧第38期]容大塊1900年-1963年壯遊寫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載“中國青年網＂，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范潔朋，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早期同盟會會員、澳門富商、慈善家。 潔朋參與討伐龍濟光與陳炯明之役，擔任廣東省長公署和滇軍總司令部諮議。1922年後從事工商實業，定居澳門。他所辦企業分佈粵港澳三地，最大型的有亞通織造廠和澳門置業公司。[1] 1892年，澳門鏡湖醫院董事會根據富商曹有等人提議和捐贈，分別在澳門各區的連勝街、賣草地、新埗頭、水坑尾、新橋等處，分別設立五所義塾，統稱“鏡湖義塾”，成為澳門第一所免費學校；1912年起，改為七年學制，更名為“鏡湖小學”；1924年在下環街區開設鏡湖小學分校；1948年與澳門平民免費小學合併，改稱“鏡湖平民聯合小學”；曹子基、何賓岩、潔朋、徐偉卿等人歷任該校校長，都由鏡湖醫院董事推選。[2] 潔朋是澳門賭界的前輩，嗜好賽馬，成為澳門臨時馬會的會董、馬主。當時，馬主一般並不擁有馬，馬是葡籍騎兵的軍馬，臨賽前充當賽馬，由社會名流投買，就成為馬匹的臨時主人。潔朋每逢賽馬都要做一回馬主，又熱衷馬會慈善，1915年廣東大水災，港澳華人同胞在澳門黑沙環臨時馬場舉行馬會義賽、粵劇義演等活動，他十多天沒做生意，捐了不少義款。 1930年，商人盧九聯合潔朋、何土等人組成“豪興公司”，在廣東銀行行長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銀行創辦人李聲炬的支持下，投得澳門賭場的經營權。由於沒有其他賭場競爭，豪興生意不錯，為吸引更多香港人來澳門賭錢，賭場內水果、食物、香煙等全部免費奉上。 1933年，豪興斥資購入奧地利一艘驅逐艦，改裝成客輪行駛港澳之間，航程時間縮短為2.5小時，船隻行走較穩定。這使前往澳門的港客逐漸增多。澳門的專營賭博業從此走上正軌。 1930年的一天，潔朋提出建議，上海賭博非常興旺，賭式多，賭徒眾，有不少南方沒有的花樣。如引進過來，就會吸引更多的香港人來澳門賭錢。 盧九否定了潔朋的建議，潔朋覺得盧九思想十分守舊，他跟盧九談過幾次，盧九就是不同意做上海人的“跟屁蟲”。他不理盧九的想法，以個人的身份前往上海。 上海賭場使潔朋大開眼界，賭場規模遠大於澳門，很多西洋賭式。上海賽馬場有三個，賽狗場也有三個。澳門不是搞賽馬的地方，香港賽馬存在一天，澳門黑沙環跑馬場只能做配角。 潔朋認為澳門可以開辦賽狗博彩，一是香港沒有，二是無需佔用大塊土地。上海第一個跑狗場叫明園，1928年英商麥邊創辦，成為上海熱門賽事。賽事在每週三、六、日三晚舉行，分平地賽和跳欄賽；彩票有“獨贏”、“位置”、“搖珠彩票”三種，公司每晚從門票、彩票抽取的佣金，收入七八千元。 同年7月底，英國紳士伊文思創立申園賽狗場。申園是明園的翻版，只是時間錯開，每週一、四晚上開賽。開賽前請來英租界的蘇格蘭軍樂隊演奏助興。申園的賽狗較明園少，收入稍遜。同年12月底，逸園賽狗場開辦。賽場看台非常氣派豪華，附設跳舞廳、酒吧間、餐廳及摔跤、拳擊台。發起人有上海萬國儲金會董事長司比門、青幫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司比門任逸園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按照三個“狗園”的協議，逸園賽事定在週二、五的晚上，周日下午逸園增設特別賽。 逸園的出現，使明園、申園每況愈下。1931年初秋，潔朋上明園、申園觀摩，發現看台上稀稀落落。他與公司頭面人士接觸，他們說逸園洋經理拉上上海灘的大流氓做後盾，為所欲為，破壞行規，唆使“小癟三”進場搗亂。這樣下去，只有關閉。 范潔朋馬上回到澳門，先跟盧九商量。盧九說，你去上海掛帥辦賽狗，我坐陣豪興；你在豪興的股份不動，賽狗會若籌資有困難，我參一股。 盧九的爽快和豁達，令潔朋覺得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馬上求見澳葡府的要員，立即得到包括阿爾‧巴爾博托總督在內等要員的支持，以優惠的價格批出望廈山以西的新填海地。潔朋佔的股權較大，盧九居次，另外還有數個賭商參股。按明園的規模作預算，估計需要50萬元。工程分幾期進行，股東屆時按股份注資。潔朋安排下屬暫建簡易跑狗場，兩次赴宴上海。 潔朋買來一批澳洲“格力”狗388隻，按廣東人習慣，圖個好意頭。他擔任“澳門賽狗會”主席兼經理，狗會董包括股東、澳門政要和社會名流。正好有一支美國女子樂隊來遠東的軍事基地勞軍，潔朋通過關係，請她們來澳門旅遊觀光。 1932年元旦過後，澳門首屆賽狗會開幕，場地雖簡陋，但場面隆重。開幕之前，24位美國漂亮女郎身著禮服在澳門街上吹吹打打，弄得街知巷聞。開幕式邀請到澳督等政要，盧九和社會名流分別坐在澳督兩側的貴賓包廂，潔朋忙得不可開交。但之後的賽事，一場比一場冷清。澳門人口太少，賽狗本來就不是葡萄牙人的傳統娛樂節目，而廣東華人也不喜歡這種洋玩意，只熱衷於中式賭博。潔朋為求收支平衡，把門票定為一元，一元錢在當時相當於一個小廝半個月的薪水，對一般收入的葡人來說，也是高消費。昂貴的票價弄得賽狗會無人問津。潔朋期望二期工程完工後，扭轉頹勢，結果只是有所改觀，賽狗會仍然虧損厲害。 當潔朋邀請股東董事討論三期工程時，盧九建議他趁早結束賽狗生意，1933年，澳門賽狗會停辦。潔朋把賽狗會賣給英商嘉道理家族，之後賽狗會幾次易手，1938年銷聲匿跡。 1935年，豪興出現了危機。霍芝庭和傅老榕等在深圳另立門戶，開設了一間賭場，由於交通較澳門方便，省港兩地賭客紛紛湧向深圳，澳門賭場生意門庭冷落，開始虧本，走下坡路。1937年，“豪興”的本錢虧盡。[3] 1931年11月27日，潔朋和李際唐、高可寧、畢侶儉等發起成立的“澳門籌賑兵災慈善會”，成為澳門最早成立的有影響的救亡賑難團體。慈善會成立後，召集澳門各個行業，如疋頭行、理髮行、番攤行、鮮魚行、火柴廠、戲院等商討向國內抗日將士捐輸事宜。[4]潔朋被選為主席，帶頭捐出六千餘元，募集了十萬元，為抗日救國作出重要的貢獻。 1936年，國大選舉，潔朋被選為澳門華僑區監督，成為澳門華人領袖。在香港擔任出口炮竹商會主席、香港華商總會值理。對社會慈善、公益、教育事業多有支持襄助。潔朋擔任澳門商會主席、鏡湖醫院主席、同善堂值理、鏡湖學校校長、望德女中校董、聖羅撒女中校董等職。 范潔朋後來的情況不詳。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頁。 [3].《〈賭城往事之澳門風雲〉：賭王紛爭》，載“當當網＂，2013年9月12日，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47751?ref=read-3-C&book_id=3658。 [4].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頁。

鄭卓，原名鄭卓軒，香山三鄉橋頭（今屬中山市三鄉鎮橋頭村）人。興中會會員、孫中山侍衛。 孫中山為他改名鄭卓，人稱德叔，早年參加三合會。1897年，鄭在香港加入興中會。在澳門草堆街孫中山創辦的中西藥局當搬運工。後來孫中山到廣州行醫，藥局交與程大元（程北海之子）做司理，成為革命黨人常集會之所。 鄭一方面做運貨，一方面擔任交通傳訊。鄭與孫昌是好朋友，常得機會與孫中山見面，孫中山見鄭身體好、功夫好，通曉英文、法文，又會開汽車和輪船，就留在身邊做侍衛，後鄭當上侍從武官。在廣西鎮南關起義時，鄭擔任司令部副官，負責掌管糧食。孫中山派鄭向馬君武學製炸藥。 1913年，他隨孫中山南下，巡視南方各省督辦鐵路，後隨孫中山赴美國三藩市、西雅圖、洛杉磯和加拿大溫哥華、法國巴黎、日本等地。 1918年，鄭擔任廣三鐵路機務段長，一年多後，回到孫中山身邊當侍從武官。 1923年8月，鄭被委任為大本營鞏固軍副官長；1925年1月被委任為廣東兵工廠管理委員會委員，1926年任財政部總務處緝私課課長，1931年任中山縣公安局局長，後任岐關車路公司副經理等職。後來，鄭定居澳門。[2] 1982年6月，應江門政協之邀，鄭撰寫《孫中山先生在江門軼事》一文。1908年，鄭、盧怡若等五人護衛孫中山，都帶有手槍和炸彈。孫中山喬裝為郎中，化名姓徐。時值農曆正月十五，茶庵寺進香人多，孫中山等推遲到正月十七日到達茶庵寺，在一間有秘密地下室“客房”休息，慧真和尚立即派了小和尚在上山的路上佈下哨崗。剛坐定不久，放哨的和尚突然發現山下來了一隊清兵。 一向很鎮定的孫中山感到意外。此行高度秘密中進行，難道走漏了消息？當時鄭等採取緊急措施，陳少白、劉義、黃順護衛孫中山，由慧真和尚派出心腹帶路，走上茶庵寺後山茂林深竹中一條小路，繞到海邊去。在那裡有小船可以過渡，必要時從水路撤退。盧怡若（三哥）前往台山。鄭裝作茶庵寺的“後生”，下山探聽消息。鄭趕到山腰，發現數十個清兵護擁著幾頂轎正上山。轎子裡坐的都是女眷。 鄭根據從事革命工作多年的經驗，清兵出動圍捕黨人，決不會帶女眷。鄭立即將消息飛報回去。事後，據茶庵寺的和尚向進香的女眷和清兵打聽，才知這是一場誤會。原來當時江門商業發達，與香港有火船往來，成為水陸交通要道，所以有一營清朝陸軍駐守。 營長當時叫“管帶”。另外，在江門堵頭山有個炮台，炮台台長是外省人，與陸軍營管帶、兩家女眷都有往來，這兩位“官太太”聽說茶庵寺香火很旺，決定前來參神，認為正月十五人多，選定正月十七才來。因茶庵寺在山區，她們的丈夫恐怕有“山賊”，多派護兵保護。 孫中山、陳少白、劉義、黃順等接到平安通知，又回到茶庵寺，在有地下室的“客房”住上一晚，第二天，陳宜禧派他的侄子陳忠堂到茶庵寺來迎接孫中山。[3] 1986年3月11日，鄭在澳門舉行102歲壽宴會；後與女兒一家同住。 1988年，鄭在石岐蘇華贊醫院逝世，終年104歲。[1] [1]中山市外事僑務局、中山市港澳事務局：《中山市華僑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第751頁。 [2]《鄭卓》，載“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xgrw.php?id=280。 [3]江門政協：《江門文史資料》（第8輯），江門：江門政協，1982，第1-3頁。

黃健，又名黃如誠，字曉生，香山縣長洲（今屬中山市西區）後山村人。[1]革命家。 父親原在煙洲小學執教，積極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被捕入獄；出獄後先在私塾任教，不久棄教從商，全家開始過上小康生活。 兄弟姐妹12個，黃的弟弟黃鞅（真鈞），1944年1月31日在五桂山戰鬥中英勇犧牲，年僅22歲。[2] 1925年，黃在縣立中學讀書時從事革命活動，擔任學生聯合會和新學生社中山分社負責人、中山學生救亡工作團副團長、廣東省學聯第一屆執行委員。 1926年6月，黃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共青團中山縣委書記；同年底任中共中山縣委委員。1927年，他因策反駐守中山的第三十九團團長周景臻參加賣蔗埔起義不成而被捕，囚禁於廣州監獄。同年12月廣州工人起義，黃率領難友衝出監獄。 1928年春，黃前往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擔任該校中共黨支部書記。同年8月，執行第三國際共產決議在東京舉行國際反帝示威遊行，遭到日本軍警大肆鎮壓而被捕。黃被嚴刑拷打逼供，無效後，敵人在食物中暗放毒藥，企圖殺害，幸及早發覺，經催吐洗胃脫險，後僱請律師辯護才獲釋放。 1932年1月28日日軍入侵上海，當時愛國軍民為聲援十九路軍抗日舉行示威遊行，黃在領導大家高呼口號時遭特務逮捕，被關進英租界巡捕房，後來英人以遊行無罪釋放他。不久，黃在張貼抗日標語和《新群眾》壁報時，被警察逮捕。在獄中，黃堅持宣傳抗日，通過手抄《鐵窗報》，喚醒難友起來鬥爭。後由“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律師出庭辯護，獲得保釋出獄。[1] 1933年底，黃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幹事，編印出版《要人報》開展宣傳工作。1934年初，他被敵人盯梢追蹤而被捕，由上海轉解南京。在獄期間，黃與杜嵐認識，放風時候、“聽訓會”上，他與杜嵐互相傾訴，志同道合，萌生愛情，相約出獄後結為終身伴侶。黃有個同鄉叔叔黃仲榆，當時是國民黨中央委員，通過陳策、鄭占南、謝作民等保釋，極力斡旋，擔保兩人於1934年底出獄。黃與杜嵐先後返回廣東中山長洲，在黃家舉行婚禮。[3] 1935年初，黃與杜嵐來到澳門，興辦教育事業，以培育人才，提高民族素質，振興中華為己任。他決定團結爭取有利的社會關係，集資辦校。當時黃仁輔、鮑雁坡、鮑夢光、楊振聲、楊雪溪、楊雪傖等社會熱心人積極支持，1932年創辦濠江中學暨附屬小學。同年秋後，該校校長黃仁輔和創辦者多人，因事先後離開澳門或從事其他工作，1936年2月1日將該校正式移交黃接辦，並鄭重地簽訂一份合約，提出“接辦之後益加努力，使學校日臻發達”的要求。 黃掌管學校後，首標辦學方針和宗旨，為澳門廣大勞苦同胞子女服務，培養學生成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用人才，組成以黃仲榆為董事長，黃桂紀、黃豫樵、黃渭霖、黃福隆、黃漢興等為董事的校董會；同時團結一批有為青年及熱愛祖國、同心同德的教師，盡心辦學，當時的老師有黃一峰、曾枝西、張鐵柔（陽）、陳雪、黃瑞坤、周筱真、鄭冷刃（少康）、區白霜（夢覺）等，他（她）們都抱著獻身教育事業、為國家為社會培育人才的志願，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不避艱苦，不計報酬。 初期學校經濟困難，黃想盡辦法請親友捐助，甚至自己自編自製釘裝成“畫報”，供同學們閱讀。黃和全校教職員工，以“忠誠勇敢，勤勞樸素”為校訓，對學生言傳身教，取得一定的成效，使濠江中學在社會上奠定較好的基礎。[3] 同年，黃與華南工委接上組織關係，被任為“南委”秘書長，同年底調任五縣（南海、番禺、中山、順德、東莞）特支書記；1936年任博羅縣特派員。期間，經組織同意，他利用黃仲榆當博羅縣長關係，當上博羅縣一個區區長。在任期間，黃組織百多人的“義勇警察隊”，為象頭山、羅浮山一帶建立武裝根據地做好準備。 1938年，黃擔任中共博羅縣委會書記。同年底，他赴香港治病，與難友李少石、于益之相會，李少石、于益之建議調黃到八路軍駐香港情報組工作，並以澳門濠江中學為聯絡站，開展統戰策反工作。1949年8月中山解放前夕，黃先後策反中山縣聯防大隊長黃森、廣東保安一師、東江護路總隊起義。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他回到中山先後任石岐鎮副鎮長、石岐市副市長、中共石岐市委常委、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職。 1957年，黃調廣東省政協秘書處任副處長；不久調任省參事室、省文史館辦公室副主任；1959年任暨南大學辦公室主任和總務處副處長。[4] 1965年，暨南大學在廣西籌辦後方三線建校工作，黃接受了更艱巨的任務，任勞任怨。 “文革”期間，黃被誣衊為“叛徒”、“特務”、“走資派”、“漢奸”、“國民黨殘渣餘孽”，扣上五頂大帽子；威迫他誣陷周總理；將他關進牛欄，扣發工資，受盡抄家、毒打、毆鬥、遊街等凌辱、折磨、摧殘；但他始終沒有屈服，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從不低頭，充分表現出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浩然正氣。 1980年，黃身患高血壓、哮喘、心肌炎等多種頑症，忍痛離開暨南大學回到澳門治病，但他念念不忘暨大的事業發展，積極呼籲在澳門及中山的老戰友、親朋為暨大募集資金，實現培育僑生當四化建設棟樑的宏願。他擔任暨大校董會副秘書長，經常與留澳門的校董討論暨大發展的計劃，提出積極的建議。[1] 1982年6月，黃因體弱病重不幸逝世，終年76歲。 黃健與杜嵐（1912-2013）生育四子二女，都服務於社會。杜嵐辛勤服務濠江中學，刻苦自勵，辛勤育人，造就許多良才，許多學生服務社會，卓有成就；獲得澳門政府總督頒贈勞績勳章。[5] [1]《黃健》，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6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392。 [2]中共中山市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山英烈》（第一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第53-57頁。 [3]楊蔭清：《澳門濠江中學校長杜嵐》，載《中山文史》（第22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85-88頁。 [4]《黃健同志革命的一生》，載“中山網＂，2008年10月11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06/03/02/546550.shtml。 [5]《澳門濠江學校名譽校長杜嵐辭世享年101歲》，載“新華網＂，2013年6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9/c_115215265.htm。

梁捷，原名梁鼎捷，字皆智，香山縣乾務鄉（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乾北村）人。[1]烈士。 梁生於農村，讀書不多，1936年赴澳門昌泰銀號當僱員，做過工人、商店售貨員。他18歲時結婚，五年後生下女兒梁寶瓊。[2] 抗戰爆發，群眾紛紛組織抗日救國團體。在國內人民和澳門同胞奮起抗日救亡的感召下，梁義憤填膺，滿懷愛國激情，1939年夏，毅然三次申請加入澳門四界（學術界、體育界、音樂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三隊。 同年5月1日，梁隨隊出發至東莞、寶安等縣工作。8月中旬，全隊編入第四遊擊區縱隊司令部政治工作隊，梁負責諜報、民運、武裝等，被派到寶安觀瀾工作。他工作負責，甘於奉獻，從一個組員升為組長，負責整個地區工作。 10月，日寇大舉掃蕩東江南岸，為達到聚殲日軍和截斷日軍從南頭增援的目的，司令部決定把在觀瀾附近的一座大木橋（大沙河橋）破壞，因為時間緊迫，任務重大，一定要有政工人員領導和鼓舞士氣。隊長轉達司令部的命令，動員隊員接受這個任務。梁自告奮勇，率領四個政工人員、八個舉火把的民眾和一連擔任火力掩護的官兵迅速到達目的地，梁與同伴們趁著下弦月的月色，奮不顧身，敏捷爬向木橋。 不料，任務將完成之際，被日軍發覺，以機槍密集掃射，梁臨危不懼，馬上指揮同伴開槍抵抗，擊斃日軍多人。他自己不幸身中數彈，光榮殉國，當時是3日深夜。梁捷犧牲時，年僅28歲。[1] 噩耗傳來，同胞無比悲憤。10月下旬，戰區（中山縣第八區）抗先隊部接到澳門四界救災會來函，要求在斗門地區開追悼梁捷烈士大會。抗先隊在小濠涌鄉召開各鄉抗先隊長會議，決定在乾務鄉舉行追悼梁捷烈士大會，並要求各鄉抗先隊員必須參加追悼會，還發動該鄉婦協會員、農民代表、學生代表等致送挽聯、花圈等。 會後，抗先隊長梁其穎將澳門四界救災會寄來的信件，報紙刊載有關梁捷烈士的事蹟、照片等有關資料，交給乾務鄉抗先隊辦理。乾務鄉抗先隊以該鄉時代小學教師和抗先隊骨幹組成追悼梁捷烈士籌備會，編寫印發《梁捷烈士史略》，刊印及唱《梁捷烈士挽歌》，出版壁報，發動募捐，佈置會場等。 10月25日，在乾務鄉忠義祖祠舉行追悼梁捷烈士大會，各地各界都派出代表參加追悼會，集會人數之多，代表性之廣，在乾務地區來說是空前的，表明人民群眾對梁捷烈士寄予無比的敬仰和懷念。[3] 11月5日，澳門各界在灣仔鄉校大操場舉行追悼會，莊嚴肅穆。當日，澳門各界人士和灣仔各鄉如南屏、北山、翠微、前山等鄉抗先隊都派出代表參加，各機關團體致送很多挽聯、花圈。12月，斗門人民在乾務忠義祠前舉行“梁捷烈士追悼會”，八區抗先隊和機關團體踴躍參加。遊擊隊司令王若周呈請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撫恤烈士家屬。[1] 梁寶瓊珍藏著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發的梁捷《革命烈士證明書》。證明書上寫到“梁捷同志在抗日戰爭中壯烈犧牲，經批准為革命烈士，特發此證，以資褒揚”。[2] [1]《梁捷》，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洪儲聞等：《河山淪陷歌姬捐獻陪酒錢抗戰時期澳門四界救災會力促救亡活動》，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12月15日。 [3]中共斗門縣委黨史研究室：《斗門英烈》，珠海：斗門縣委，1992，第58-60頁。

馮秋雪，名平，號西谷，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詩人。趙連城丈夫、馮印雪兄長。 少年時代，秋雪入讀陳子褒創辦的澳門灌根學塾；在澳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和討袁鬥爭；後在澳門從事文化教育事業。他與友人合辦南華印字館，出版《詩聲月刊》。1919年，他與妻子趙連城、弟弟馮印雪創辦佩文小學，並擔任校長。 1924年，秋雪與趙連城、馮印雪、劉君卉、黃沛功、梁彥明、周佩賢等創辦“雪社”，成為主要負責人；並參與創辦澳門中華教育會。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受楊匏安等人的委託，秋雪將佩文小學擴充為中學，利用學校和印字館進行革命活動。他被澳葡當局逮捕，經謝英伯營救獲釋。抗戰初期，秋雪擔任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駐港辦事處主任；香港淪陷後，避居廣西桂林、昭平等地。 新中國成立後，秋雪擔任廣州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1969年，秋雪在廣州病逝，終年77歲。[1] 馮秋雪著有《宋詞緒》、《金詩絕句選》、《金英館詞》、《甲甲夏詞》、《秋音甲稿》、《乙稿》、《水珮風裳集》等。 現錄馮秋雪的詩兩首：[2] 《愁倚欄令》[3] 四月二十日[4]，余與連城邀同哲士、佩賢、草衣，小敘佛笑樓。[5]座中有作愁苦語者，倚此慰之。 華燈初照羅裳，正玉薤平添滿觴。[6]爾我心情真似酒，偏入愁腸。 年華忍獨思量，漫負郤，釵光鬢香。如此清容正好[7]，休說斜陽。[8] 《初春歸澳示印雪》 流水無根蒂，飄然又轉蓬。兩年知刧短，小聚惜尊空。 骨肉今能幾？韶光昔易窮。且乾家國淚，來對淺春紅。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69-274頁。 [2]《詩說濠江》，載“愛書堂＂網，2012年11月21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htm。 [3]愁倚欄令：又名春光好，詞調名。 [4]四月二十日：指民國十年農曆四月二十日（1921年5月27日）。 [5]佛笑樓：俞永濟《澳門指南‧飲食‧餐室》：“佛笑樓餐室，福隆新街六十四號”。 [6]玉薤：酒名。 [7]清容：清秀的容顏。《子夜歌》：“含春未及歌，桂酒發清容。” [8]斜陽：夕陽。權德輿《晚》詩：“古樹夕陽盡，空江暮靄收。寂寞扣船坐，獨生千里愁。”夕陽易引起愁思，故用以比喻愁苦。

梁鏡清，香山縣（今屬珠海市）人[1]，以海為家。港澳流動漁民、同盟會會員。 梁鏡清擁有三艘船，經常停泊澳門，往返於香山港澳之間。當時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在香港成立同盟會，之後在澳門設立支部，進行宣傳和組織革命活動。 梁鏡清膺服孫中山的革命學說，說吾等水上人家，受盡屈氣，非革命不可！他毅然加入同盟會。 朋友梁義是香山縣人，窮於家計，淪為盜賊，成為“綠林”頭目之一。梁鏡清曉以大義，明之以理，勸梁義改邪歸正。梁義悅服，也加入同盟會；並將自己的澳門寓所捐出，作為同盟會支部集會、聯絡之用。[2][3] 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革命形勢日趨成熟，孫中山為籌集經費，奔走國內外。梁鏡清常用自己的漁船秘密為黨人送槍械彈藥，接濟內地民軍。[4] 當革命軍出現經濟困難時，梁鏡清變賣自己的一艘漁船，將得到的全部款項捐給同盟會。沒多久，他又將另外兩艘漁船變賣，所得款項同樣全部資助革命活動。因此，他家計困難，但他毫無怨言，被革命同志譽為“疍家之王”。 辛亥革命事起，肇建共和。梁鏡清已一無所有，在一間小廟當司祝以度日糊口。 抗戰時期，梁鏡清在香港去世。 梁鏡清愛國之義舉日月可鑒，值得後人敬仰。[2] 澳門富商蕭瀛洲出資幫助梁鏡清開漁欄和攤館，掩護採購和走私軍火，支持革命黨人採購洋軍火組織武裝起義。[5] [1]蔣樂進：《澳門第一代賭王》，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11月17日。 [2]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5輯），珠海：珠海政協，1987，第49頁。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352-353頁。 [4]《同盟會潛伏策劃起義大香山清軍不戰而退》，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12月3日。 [5]金英傑：《靈芝藥房秘密搞革命》，載《新報》，2013年9月27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