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门流动小贩》明信片第一辑中，见到《草药小贩》及《跌打医生》两帧老照片，引起我一些模糊的回忆。街头卖药在数十年前仍很流行，晚上常见在康公庙前地、司打口前地及南湾等处大笪地开设摊档。江湖卖药师父与几个伙计开档，燃点大光灯，敲锣打鼓，表演武术及“心口碎大石”、劈砖等硬气功，有声有势，吸引观众围观，颇为热闹。演出至高潮时，就开始售卖膏丹丸散之类医治跌打刀伤药物，师父在介绍药物时，伙计在旁和应，大力推销，虽然围观者众，但购药者寥寥。一般跌打药摊档较为简单，档主单人匹马走江湖，揹着一个大药箱，选定热闹街道，就地开档，在地上铺一块写有药名药效的白布，放置药物，静待客人光顾，档主还会替人诊病。售卖蛇药的摊档也无助手，档主用布袋盛载几条蛇，开档时将蛇拉出布袋，让牠在地上爬行，作为生招牌，途人好奇地驻足观看，听着档主介绍蛇药好处。不过，售卖春药的，多是晚上在街上开档，档口简陋，在地上铺了一小块红布，上置火水灯及数小瓶药物，档主扬言自夸药效神奇，途人多是匆匆而过，档口冷清，偶尔有人上前与档主交谈、购药。药物中以售卖草药较多，除店铺外，还有流动摊档，档主熟悉药性，自采生草药摆卖，挣钱谋生；有的还懂得一点医术，替人诊病。其中干草药档摊，除了自制药油供销外，还陈列各种干草药，在药草上加上药名、药效的简单标签。随着时代变迁，西医药普及应用和当局管制药物，江湖卖药及草药摊档逐渐消失，今已鲜见了。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2月1日─1547年1月21日)耶稣会士保禄•卡梅尔特(Paulo Camerte)在圣信学院附近建起了一座贫民医院(Hospital dos Pobres)，以治疗贫穷的印度教徒，也有专门的地方收留痲疯病人。 Leopoldo da Rocha, As Confrarias Goa, Séculos XVI—XX, pp. 80—81，转自董少新的《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第41页。

隆庆二年(1568年1月29日─1569年1月16日)本年，贾尼劳主教在澳门建立了两所医院及一所仁慈堂。一所医院为麻疯院，是专门为麻疯病人所设，当时中国南方有很多麻疯病人，希望通过这种途径对麻疯病患者的灵魂进行拯救。麻疯病院最初是设在贫民医院 的隔间内，后迁设于城外望德堂之旁，以为教堂之属。贾尼劳以拉匝禄圣人为麻疯病患者的主保，故名此堂为“圣拉匝禄堂(Igreja de Sāo Lázaro)”。因堂内收养麻疯病人，故又称为“发疯寺”。《澳门记略》称：“东南城外有发疯寺，内居疯蕃，外卫以兵，月有禀。” 另一所医院为“贫民医院(Hospital de Pobres)”。贫民医院在大三巴炮台南麓，澳城外水坑尾一带，隶属于仁慈堂。贫民医院，《澳门记略》称“医人庙”，“在澳城之东，医者数人。凡夷人鳏寡茕独，有疾不能自疗者，许就庙医，其费给自支粮庙。”仁慈堂，位于澳门议事会前地侧，它以 “仁慈圣母”为主保，仿罗马仁爱协会之制，专以补助贫苦无告者之生活用品为职责，对葡萄牙“富人和商客”亦有安全保障作用，贾尼劳将本地税收的百分之五用作维持慈善会的经费。仁慈堂，《澳门记略》称为“支粮庙”，在澳城南隅，“如内地育婴堂制，门侧穴转斗悬铎，置转斗中，僧闻铎声至，收而育之”。澳门仁慈堂是一个慈善机构，同时亦是一个宗教机构。该堂楼下正厅曾设祭坛、圣像，摆设犹如小教堂。贾尼劳是创办澳门慈善事业的第一人，亦是将西药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关于望德堂与拉匝禄堂之间的关系，有关论述均不清晰。望德堂始建于1558—1560年间，而麻疯院始建于1568年，最初设在贫民医院内的隔间，后迁至望德堂之旁且附属。如是，望德堂才有拉匝禄堂之称。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阿马罗：《澳门医学：名医、药房、流行病及医务治疗》，载《澳门史新编》第3册，第999页称：根据当时捐助者名单，这间医院开办的具体日期在1591年。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Lettrere dell'India Orientale, scritte da Reverendi Padri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Novamente, Stampate, In Vinezia, appresso António Ferrari. MDL XXX, pp. 215—216, 董少新：《贾尼路与澳门》，载《澳门杂志》2002年8月。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

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澳门中学教师高斯华（José Gomes da Silva）完成了《澳门卫生报告》，该报告非常详细地报导了当时澳门的卫生情况，特别是对沙岗和新桥区的卫生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报导。该报告首次附录了澳门植物的目录，并收集了300多种植物标本。在当年的霍乱爆发时，他毫无种族歧视和科学家的傲慢，邀请了一位本地郎中来帮助他一同抵御霍乱，而且，这位郎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正值“印度（Índia）”号轮船驶抵澳门，船上有霍乱患者，这位医生随即下令在二龙喉、㓥狗环、东望洋炮台及青洲锚地设立隔离棚，隔离霍乱患者，避免此疫在澳蔓延。他还在其供职的学校内成立了一小型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矿石和动物标本，并搜集当地植物制作标本。这些标本现存于科英布拉大学植物学院。阿马罗：《澳门医学：名医、药房、流行病及医务治疗》，载《澳门史新编》第3册，第996页。

康熙十三年（1674年2月6日－1675年1月25日）3月27日，方济各会中国教区会长文度辣神父在澳门写信给在马尼拉的塞巴斯蒂昂·罗德里格斯（Sebastião Rodrigues）神父称：“艾脑爵神父和方济各会传教士、圣家辣修道院的修女一起，坚守贫困，坚持医疗工作。我要不是有病在身，也想和他们一起参加救助工作；因为这里的医生医疗方法极不科学。”。Manuel Teixeira, Macau e n Sua Diocese, Vol. 3, p. 495.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0日─1863年2月17日）卫生局长卢西奥‧施利华医生关于本年霍乱流行的报告称，此次霍乱在澳门造成了很多人死亡。当时有28名华人接受葡萄牙医生的治疗，其中12人死亡，占43%。然而有328名华人接受郎中治疗，死亡人数只有73人，百分比为22. 2%。阿马罗：《澳门医学：名医、药房、流行病及医务治疗》，载《澳门史新编》第3册，第10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