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年2月8日─1865年1月26日）9月30日，华人陈生（Chiang-Chan）和基督徒安东尼奥‧诺古拉（António Nogueira）请求在氹仔天后庙（Thin-hau）和三婆庙（Sampo）一带填海建店铺。同年10月8日两人的请求被批准。1867年5月12日填海施工完成。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57页。

葡人自筑澳城，虽明朝官吏，隳其垣墉，而仍再修之。后来葡人又自毁之，虽清朝官吏，勘存界址，而其竟毁灭之，原因无他，澳城要扩展，其经历所必然者也。澳城扩展之经过，始终一如几何理法，由点而线，而平面，而全图。其初由濠镜隙地，而澳门街，而澳城，而整个濠镜澳，寖且建氹仔、路环也包涵在内，而称“澳门省”焉。攷其历史经过，今试就中国旧有文献，举例证述之。徐继畲之《瀛环图志》云：“隆庆初，葡萄牙国人抵粤东香山县之濠镜，请隙地建屋，岁纳租银五百両 ，疆臣林富代请，许之，葡萄牙人遂立埔头于澳门，是为欧罗巴国通粤东之始。”此即濠镜隙地之例证也。张鸣冈《奏请约东澳夷疏》云：“奏请就其聚庐大街，中贯四维，各树高棚，榜以“畏威怀德”，分左右定其门，藉以旅，獒，明，王，德，四，译，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东西各十号，使互相维系讥察，毋得容奸，一听约束。”此即澳门街之例证也。《香山县志》海防篇云：“番禺举人卢廷龙会试入都，请尽逐澳中诸蕃，出居浪白外海，还我濠镜故地，当事不能用。蕃人既筑城，聚海外杂蕃，广通贸易，至万余人。”此即澳城之例证也。由是观之，所谓濠镜隙地，实即澳城之始点，亦即葡人最初到来澳门之地也。兹就陈沂所著之《澳门》一书所载：“葡人初入中国，寄碇澳口，是处有大庙宇，名曰妈阁。葡人误会此庙宇为地名，故以初到所见者名其地。各国历史称澳门为（Macao）者，其名当起于此。”又据西文强克斯脱（今译龙思泰 Ljungsted）所著之《中国葡萄牙殖民地史略》又称：“于一五五七年，有名 ‘阿妈’一荒芜小岛，被指定为彼等居住地。及彼等乘船直驶其地，知其地即为（Macao）。”更据托利各尔脱（Trigault）所著之《中国基督教传教史》亦有说：“澳门之名，起于其地有阿姆（Ama）一神祠。以神祠之名，名其地者也。有阿姆海门之意。此祠迄今犹存。”根据以上中西文献所说，可证葡人最初到澳之地，实为濠镜澳旧时之北湾，即今妈阁下环。盖昔妈祖阁庙前海傍，原有石碑一块，刻着“妈祖阁渡头”数字，传即为旧日葡人最初来澳之登陆地点。按当年葡舶既泊碇北湾，借地晒晾水渍货物；又搭篷楼息，以谋贸易；寖且住此不忍离去，更请岁输课税聚居，明吏许之，遂成澳城之始点。攷龚翔麟《珠江奉使记》有云：“今之澳门，即旧名濠镜地，有南北二湾。明万历中，有大西洋人至此乐之。遂请濠镜为澳,就湾停泊。久之,益自彼国遣众聚居,岁输税五百金。”嗣是，濠镜隙地,便扩展成为澳门街焉。澳门街，既是由濠镜隙地扩展而来，而澳城，亦是后来由澳门街扩展而成者也。盖明嘉靖时，葡舶既泊妈祖阁渡头，遂于北湾海滨，结篷曝货。初仅茅舍，继且筑室。明吏受贿，居渐内移。广开贸易，呼羣而至。以湾作澳，依谷置市，严然成坊，遂称为澳门街焉。攷澳门街，古只称大街焉，即今之营地大街也，昔时该街之两端，各设闸门一度。东曰“石闸门”，西曰“红窗门”。中国设关扼守。所以石闸门外，今有关前街。而红窗门之街名，今葡文译作有“Rua da Afândega”，即关卡也。且李家围内，其壁上，旧有“澳门”两个擘巢大字，所以标示此处方为澳门，但今已湮灭矣。当日澳门街之区域，只限于此。而葡人亦只许在此范围内，经营贸易或居住，不准闲出或阑入也。所以明朝督抚，有要于其聚庐大街，中贯四维，树栅设防，以约束澳夷云云。话虽如此，但法久玩生，而葡人以贸易所获不赀，遂竞相举族而来，年以澳门街之小小区域，保持甚暂。不久便逾限筑室，明吏受贿，视若无睹，葡人建城墙，设堡垒，居然由澳门街而扩展为澳城焉。据庞尚鹏之《抚处濠镜澳夷疏》云：“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数百区，今且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筑室又不知几许，而众殆万人矣。”由此以观，可知其当时扩展之速也。澳门街既扩展成为澳城后，由明而清，至道光廿九年以前，葡人都一向保持此范围。该城墙界址，虽历来皆不为中国官吏所承认，且曾屡次堕其城，毁其垣，但随摧随修，葡人终仍砌回短墙一道，而自以为限耳。查该短墙旧址，以杨文骏《查覆澳门新旧界址情形疏》，言之最详，兹节录之云：“由家私栏炮台起，向北转西，至水坑尾门；又转西北，至大炮台，再西北，至三巴门；又转北，沿白鸽巢，至沙梨头闸门；向西南，至海边高楼止。”由此以观，葡人于当时，已拥有整个濠镜澳之西南半壁。至于沙梨头，沙岗，塔石，龙田，望厦等村，及青洲小岛等，尚未在范围之内。而围墙内之澳城面积，据当时张甄陶之《澳门图记》有云：“由望厦而西三里，为澳门。其地周一千三百八十余丈。因山势高下，筑屋如峰房螘垤者，澳夷之居也。”至于当年澳城之形势，据《香山县志》说：“夷所居地，西北枕山，高建围墙，东南倚水为界。小门三：曰小三巴门，曰沙梨头门，日花王庙门，今俱塞：大门三：曰三巴门，曰水坑尾门，曰新开门；炮台六，最大为三巴炮台，台冠山椒，列炮四十七，铜具十六、余铁，上宿蕃兵，下为窟室，贮焰硝；次则东望洋，西望洋，两台对峙东西山上……”按所说“东南倚水为界”一语，盖昔日濠镜澳尚未填海，故东面山麓，便是海滨；南湾规圆如镜，亦是一泓绿水；而北湾旧址，即今之炉石塘一带，旧本是河边渡头。当年澳城陆地，实未有如现在之广阔也。明朝天启年间，葡人已将澳门街扩展成为澳城矣。嗣后，其族人来澳日众。至万历初年，明吏为防范其再事扩展计，迺于濠镜澳之莲花茎处，建立一度关闸门，以便戍守，并以统制澳城粮食，盖此处迺濠镜之咽喉也。按《澳门纪略‧形势篇》有云：“出（前山寨城）南门，不数里为莲花茎。即所谓一径可达者。前山、澳山对峙于海南北，茎以一沙堤亘其间。径十里，广五六丈。茎尽处，有山拔起，跗萼连蜷，曰莲花山。茎从山而名也。万历二年，茎半设闸，官司启闭。上为楼三间，岁久圯。康熙十二年，知县申良翰修，增建官厅于旁，以资戍守。每月给夷人米石，讫即闭。”又据H.Bernard之《天主教十六世纪传教志》亦云：“一六七四年，中国当局，靠土腰之最窄处莲花茎，筑高垣一道，中留一大门，门上置有岗警。大门每隔五日开放一次。除规定时间外，门上贴有封条六张，上面写着中文（孚威镇德）等字。”至于葡人蒙特托朱萨士(C. A. Montalto de Jusus) 所著之《澳门史（Historic Macau）》则称：“广东地方政府之设立此关闸，除限定境界外，并藉以统制澳门葡 人食粮之购买也。”其所谓“限定境界”一语，究属错误。盖当时之关闸门以南，和澳城以北，整个濠镜澳半岛中，尚有望厦，龙田，龙环，沙岗，塔石，新桥，沙梨头等七村，仍是中国之神圣禹甸。即当时澳城之法治，亦有澳丞管辖也。葡人自从在澳门筑垒建城后，迄明而清，二百余年来，何以都谨守城墙，未有越雷池半步者？良以明清官吏，对葡人来澳后，扩展之迅速，不得不谋严密防范。如万历时，设立关闸门于莲花茎，以限制其粮食，后又于香山之雍陌营，置参将，集千兵以戍守。至天启时，更改置参将于前山寨，配备水陆精兵哨船等。戒备益严，处此严重防备之下，自然边境安谥无事，故《明史‧佛郎机传》有说：“终明之世，此蕃固未尝为变也。”当此时期，葡人正谋自固其围。且尝求援于我国，因当时之荷兰，英，法等国，皆艳羡葡人得居澳门，正欲夺取澳门而代之，屡见于行动也。如《中葡外交史》所载：“一五八零年，西班牙王（兼葡萄牙王）禁止荷兰商人出入于里斯本，荷人迺有谋夺取葡人东方贸易中心地澳门之举。于一六零一年，派测量队至澳门， 当时虽被葡人所获，然葡人终以澳门缺乏防御设备，恐慌异常。一六零四年，荷兰司令官华威克第二次东来，拟袭取澳门，以阻于飓风，未果。”又有云：“一六二二年，荷兰亚洲殖民地太守郭氏，率舰队多艘，由喀西里亚（按今之海国游魂处）之海岸登陆，作第二次之袭击，终被三巴炮台炮击溃退。”按是役之前，葡人已向明朝乞援。并请准其修筑城垣，即《澳门纪略》所载：“澳夷奔告，红毛将犯香山，请兵，请饷，请木石，以缮垣墉。”以上所举，皆为荷兰人䁗睮澳门，葡人请中国官吏援助之例证。至于英法人谋夺澳门之事实，容再详述之。澳门，原迺神明华甸，实毋须辩言者，故昔葡人虽扩展澳城以居，但其保护和法令权责，悉须听命于我国，虽在清朝乾嘉间亦然也。今试就当年英法觊觎澳门，澳葡尚藉我国出头抗拒，唯清吏谕令调处言之。如一七九五年时，葡法两国，在欧洲正处交战状态中。一法舰诿称追捕英船，侵入澳门。后得香山县官，出来干涉，其事迺寝。又如一八零二年，英印总督鉴于法舰袭澳，藉恐危及中英贸易为词，先征果亚葡督同意，派舰来澳。澳葡拒其登陆，英军竟强占澳城。葡人迺乞援于两广总督吉庆，卒谕英兵退出澳城。又据《香山县志》载称：“侦报鹦颈有红夷三舶，诡言将往日本贸易。不数日又三舶至，光任闻大府，调集舟师分布防范，八月九日皆升帆若远扬状。俄而佛郎西来告亟，光任与统巡香山协副将林嵩，令各营哨船横截海面，且遣澳夷目，宣谕威德。会日暮西南风作，佛郎西三舶疾驶入口。红夷计沮,迺逡巡罢去。”此又一事也。又一八零八年县志又载：“会弗郎西与英吉利构兵，遣人告西洋王毋与英吉利通。英吉利闻之，先遣兵胁西洋王，随迁美利加洲。大班拉弗侦知其事，致书伊国孟加刺之总管，遣兵头喥𡀔唎来澳，以防护弗郎西为名。于八月二日拥入澳门。澳夷弱不能拒，其理事官唩嚟哆报县，知县彭昭麟请大府封舱，撤买办，禁在澳服役人从之……晓喥𡀔唎以利害，迺俯首服罪，随回澳门归国，十一月七日也。”统上以观，昔年澳城凡有事，葡人皆请中国官吏出头抗拒或调处，如此态度，已为当时澳门地位之最好例证也。澳城历久再无扩展，大抵因中国防范严密，及荷英频年骚扰所致也。惟于一六零四年时，罗马教耶稣会之大三巴修院院长贾华辽（Val.Carvalho）与东方巡教监范礼安（Valignano）二人，尝私自到濠镜澳西北隔水之小屿青洲岛，建立教堂。但因其未得广东地方官许可，且疑其为建筑炮垒，迺于一六零六年由驻澳华官，亲自率众到青洲将之焚毁。竟触怒耶稣会徒愤恨，澳城骚动。后得香山县令准其复建，惟另立一石碑，表明此岛为中国领土。更筑高墉，如城垣然。按《明史‧佛郎机传》云：“万历三十四年，又于隔水青洲建寺，高六七丈，闳敞奇閟，非中国所有。知县张大猷请毁其高墉，不果。”张大猷欲毁其墉未果。但至天启时，终为广东监司冯从龙所毁。《明史‧佛郎机传》又记其事：“天启元年，守臣虑其终为患，遣监司冯从龙等，毁其所筑青洲城，番亦不敢拒。”会当时耶稣会士与其他会士，党争正烈，值中国官民疑青洲筑垒，一般反对耶稣会之教徒，迺诡说耶稣会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有谋叛明帝阴谋。遂使居澳华人，及广东官吏大为恐慌，于是民则避居，军则秣马，封仓闭闸，全粤骚然。据《中国基督教传教史》记其事，“澳葡粮断受困，迺急遣葡员二人，赴省陈述：谓葡居澳久，向爱和平，对中国并无危害企图，请毋误会。因是中国派人莅澳调查，知是谣言，疑团迺释。”又据《中国葡萄牙殖民略史》则大略谓：“两广总督戴曜自得郭居静谋叛告后，立命总兵袭取澳门，事先遣探侦察。始悉此仅为澳门宗教内哄所致，绝无谋叛事实，迺罢攻澳之举。”嗣是，澳局遂平定如初云云。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16日，从里斯本来的公共工务部工程师囉利囉（Adolfo Ferreira de Loureiro）少校抵达澳门。其任务为研究起草一份关于澳门港口状况及需要的报告。据1865年至1881年的一份统计资料，内港堆积的沉积物形成的淤塞层已达1. 25米厚，当澳门的经济需要进一步向海上发展时，情况就越发严重。葡国工程师的方案于1884年公布，但因不具备条件而未实施。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31页；王文达：《澳门掌故》，第30页提到的1883年修改内港填筑计画的工程人员罗利老应即是阿道夫．罗莱路。

民国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12月，依照繁荣澳门计划，澳门政府开始办理疏河工程。工程初在第一号码头附近进行，使得港务局船舶易于停泊码头，由澳门唯一浚河船“比利士文”号负责挖掘，挖出之海泥则用自荷兰治河公司租赁之船只运输。《最近三年澳门属地完成及改善各项工程概况 (1947年9月至1950年9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