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何连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著名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代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连旺以每年缴纳1541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合同规定，经营人限开馆16间为止，如开不足16间，也要纳足16间之数。 1886至1887年，连旺与卢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缴1250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三人经有现银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会银库，并有物业值银20000元交出与公物会作按担保。规定限开16间。此次承充生意，原为卢九、林西合作，竞投完毕，连旺才申请加入。该合同期满后，三人继续合作经营1887至1888年澳门番摊生意，每年缴纳134100元，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1888至1889年，三人继续合作生意，每年缴纳为125000元。摊馆限额还是16间。 连旺参与闱姓的经营，采取与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门闱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另外，何氏家族时和摊馆从1874年至1910年7月，经营36年。连旺及其兄长何连胜等何氏族人，成为澳门番摊生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连旺以每年缴1090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由父亲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连旺以每年缴853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自己交银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连旺将1882年开设的缫丝厂申请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年8月，在群队地瑞隆栈炮竹厂外建一分厂，开设炮竹厂分厂，专门生产炮竹纸。约1892年，他与卢九、刘炳堂、陈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庙直街开办“如心益记”茶楼，并经营茶叶加工与贸易生意。 1884年6月，连旺以杰出的贡献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奖，获授予葡国基唯斯督宝星。[2]在当时澳门华人社会中，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连旺父子同获此项嘉奖。同时，清政府重视连旺在澳门的作用和影响，以“捐款赈灾”表彰他。 1888年，父亲去世后，连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连续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粪”标书，从清光绪初年至民国初年专营澳门粪业超过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筹建中国北方赈灾公会，连旺成为主要成员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组建俄国皇太子访澳之迎接公会，连旺任副会长，何连胜成为董事之一。1894年，连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职，成为城市卫生防疫公会会长；1894年6月，担任澳门整饬洁净公会会长；1894年8月成为澳门理商局职员，参与商业管理工作。[1] 连旺为人慷慨正直，仗义疏财。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士医院毕业后在澳门开业行医，他引荐孙中山进入镜湖医院做医生；多次在《镜海丛报》上刊登广告，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应澳门绅士曹子基之邀，治愈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名流、维新派人士刘桢麟、连旺等人热情欢迎。连旺与康有为相见恨晚。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报》创刊，一炮打响。《知新报》创刊号登载康有为写给光绪皇帝的系列维新奏书，加上梁启超的评论文章。 《知新报》实际工作由连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何树龄、徐勤等。起初为每月五日刊，后改为旬刊、半月刊。连旺把《知新报》分送至香港、广州、天津、上海等地；远销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国等海外市场，当时海内外代理发行点近40个。[4] 连旺与康有为一起制订庞大的移民计划。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担忧中国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亡国灭种，产生移民的想法。当时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康有为计划将中国向外国移民。在康有为指导下，连旺制订详细的移民计划，并具体安排招工和雇船运输事宜。1897年11月突发的中德胶州湾事件及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迫使康有为放弃“移民巴西的计划”。 1898年8月，戊戌政变发生，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在内的“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辗转逃至加拿大，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赴东洋。当时连旺冒着危险，接待梁启超父亲及妻儿，把康有为父亲接到澳门加以保护。为保护维新人士，《知新报》从9月的第68册后，重要论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笔名，并多录译者。报纸用“本馆经理人葡国伯爵非难地”的名义出版，还在“本馆经理人谨启”中声明：与旧人无关。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变为保皇派。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澳门设立分会，连旺任分会会长。1900年，慈禧谎称光绪病重，欲立皇子废除光绪。消息传出，全国譁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为首，联合1231位文人和绅商反对。慈禧对经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经元善由郑观应安排摆脱缉捕，辗转逃到澳门。满清官员赴澳门缉拿时，连旺多方设法，耗费重金，全力营救。 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澳葡当局给予经元善政治避难。连旺熟悉国际公法，出钱出力，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义感。在何东、连旺等港澳人士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活动，扩大声势，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2]同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保皇党侵吞华侨捐款的内幕暴露。之后，连旺与保皇党疏远。1901年《知新报》停刊。1898年，连旺帮助康门弟子陈子褒开办澳门大同女学堂，兴办教育事业。 1898年5月，连旺与张寿波、刘祯麟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连旺担任董事。此举与其鸦片烟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驰。连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连旺家族拥有大量物业，成为晚清时期澳门华人大业主之一。[1]他表现卓著，成为一代杰出的华商领袖，对澳门慈善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热心华人公益事业；1931年去世，终年76岁。 为纪念何连旺，澳葡政府将氹仔旧城区一条街命名为“何连旺街”。[3] 何连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云章，1895年2月13日《镜海丛报》报导何云章新进秀才，荣归故里的盛大场面：“有以红笺一封惠到本局者，启而视之，系澳绅何仲殷穗田为其第三子前岁科考新进之秀才云章，荣归顺德县原籍，行渴祖礼，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连排盛筵，藉宴嘉宾。族党何性，为顺德巨族，子姓繁众，科名亦盛，一堂庆会，乐何如哉？”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55-162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李佳佳：《澳门近代史上的开明华人赌商》，载《澳门月报》，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页。

曾奇玉，澳门报人、记者。 曾奇玉是澳门《朝阳日报》、《大众报》两报的采访主任。[1]1937年8月12日，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代表大会在澳门柿山孔教学校召开，100多位代表参加。 会上推举《朝阳日报》社长陈少伟为临时主席，并通过组织章程，发表成立宣言，以“筹款赈灾，拯救受难同胞”为宗旨。大会选出理事11人，理事会下设总务、财务、宣传、游艺、体育五个部门，陈少伟出任理事会主席，曾奇玉获选为理事兼宣传部主任，之后，他兼任回国服务团工委委员。[2] 该会址设在澳门营地大街104号《朝阳日报》和《大众报》共用社址内。该会成立后，立即投入抗日救国工作，初期主要是筹募钱款，宣传救亡及动员，慰劳工作，后期主要组织回国服务团，发动爱国青年回内地参加抗战，先后动员服务团11个队的爱国青年回内地服务。1941年冬，该会停止活动，前后四年多时间，为抗日救国工作作出巨大的贡献。 1938年5月29日，组织宣传队共46人，由陈大白、李哲夫任领队，廖锦涛、曾奇玉为队长，前往慰劳湾仔乡驻军、自卫团、警察，向他们赠送食品和药物，同时在湾仔乡街头演出抗敌文娱节目。[3]曾奇玉与廖锦涛努力做好各项宣传工作，策划出版《救灾特刊》。[4]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澳门报界发起成立澳门新闻记者公会，租用新马路捷声药房二楼为会址。1946年，澳门新闻记者公会正式选举许国潮、黄浩然、何曼公为常务理事。澳门新闻记者公会成立后，为筹措经费，举行大型游艺会。之后，澳门新闻记者公会组织澳门新闻界观光团到广州访问，当部分团员乘坐“广源”号渡轮返回澳门途中，不幸遭遇龙卷风，“广源”号渡轮被撞沉没，随团记者曾奇玉、刘伟海等四人遇难。[5] [1]陈大白：《天明斋文集》，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21-40页。 [2]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259页。 [3]《澳门四界救灾会》，载“有道词典＂网，2013年2月25日，http://dict.youdao.com/wiki/%e6%be%b3%e9%97%a8%e5%9b%9b%e7%95%8c%e6%95%91%e7%81%be%e4%bc%9a/。 [4]《赤子报国情——廖锦涛烈士传略》，载“中国侨网＂网，2009年1月2日，http://www.chinaqw.com/node2/node2796/node2829/node3245/userobject6ai239703.html。

刘逸生，原名刘锡源、又名刘日波，香山县谿角乡（今属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人。学者、诗人、资深报人、作家。 祖父是一个鞋匠。父亲刘祥盛九岁时[2]，祖父去世，祖母独力带着父亲弟妹三人艰难生活。父亲在家乡中山读完小学，就做木匠学徒。 父亲带着全家，从家乡前往香港，以补鞋为生。兄弟姐妹多个，逸生居长。他小学毕业后，因父亲在一场意外中去世；后母亲李惠坤病逝，无法升读中学。之后，他当过木匠、报贩、搬运工，过著流浪般生活。但他自强不息，勤奋自学，刻苦用功，1931年进入香港《大同日报》当勤杂员，同年冬在香港《中兴报》当见习校对。不久到澳门任职员。 1938年8月，逸生考入香港《星岛日报》做校对、编辑；1939年考入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学习，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1942年任佛山第五中学语文教员；1943年赴梧州任《言报》编辑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广州《晨报》任编辑主任；同年底，前往香港《正报》任副总编辑；1949年任香港《华商报》编辑。 解放前，逸生著有通俗读物《“国大”演义》。他从排字工人、校对员开始，经过长期艰苦自学，终于成为著名的编辑、诗人和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 1950年，逸生回到广州，先任《南方日报》副刊副主编。1957年《羊城晚报》创刊，他担任第二副刊部主任；1958年加入省作协，1962年加入中国作协。1974-1978年，他在广东中山图书馆工作；1979年调任暨南大学新闻系工作；1982年离休。 1984年，逸生被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长期致力古典诗词研究和赏析工作；担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诗词学会副会长、岭南诗社副社长等职。 逸生主要著有《元剧史话》、《唐诗小劄》、《宋词小劄》、《龚自珍诗选》、《龚自珍己亥杂诗注》、《龚自珍编年诗注》、《唐人咏物诗评注》、《微型诗品》、《漫话三国》、《艺林小劄》、《事林小劄》、《史林小劄》、自传《学海苦航》、长篇小说《珠水龙蛇传》、《诗经》等40种，主编《小说轩》16种，个人诗集《刘逸生诗词》等。 逸生的书法作品获得日本书画院第51回国际文化交流书道展特选奖状；广东“四大”名园之一、顺德清晖园等藏有其书法楹联。 逸生没受过多少正规学校教育，在学术界没有“同门”或师承关系，全凭自己自学成才。他为人谦逊，没有将自己当作学术权威。父子、兄弟之间亦师亦友，家庭聚会时，家人自由发表意见，非常民主。 逸生妻子吴畹华，原是香港富商女儿。为了嫁给刘逸生，与家里断绝关系。吴畹华从小接受新思想，对旧式家庭里种种不良风气，深恶痛绝。她宁愿离开安逸的家庭，与一贫如洗的逸生共同生活。从此，无论生活怎么困难，她从不向家里要钱。 许多年之后，年迈的吴父来广州探望吴畹华，父女和好如初。吴畹华喜欢看书，更喜欢古典诗文，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生活的艰难，把她磨练成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只有在教孩子读古典诗文时，她的兴趣才得以发挥。她一生最爱教孩子们读古典诗文，起初是教儿女，后又教孙子。 2001年10月3日，逸生在广州去世，终年84岁。[3] 长子刘斯奋担任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画院院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刘斯奋所著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1997年获全国长篇小说最高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获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1999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论文《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1999年获得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出版《黄节诗选》、《苏曼殊诗笺注》、《陈寅恪晚年及其他》、《快活的蝙蝠》等。 同时，他精研绘事，尤其擅长中国人物画，出版《刘斯奋人物画选》、《刘斯奋画集》等画册，并在广州、香港、深圳、台湾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次子刘斯翰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研究，曾任广州《学术研究》主编；治诗、治史，出版《曲江集校注》、《海绡词笺注》、《汉赋：唯美文学之潮》、《史与诗》等著作十余种。 女儿刘圣宜读书时年年得奖，恢复高考后，直接考取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现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岭南文史研究所所长；著有《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州近代开放史话——抵抗与吸收》，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长孙刘一行，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现为岭南美术出版社编辑，工作之余致力于漫画、中国画创作，专长现代水墨画，出版《刘一行画集》。[4] 30年代，刘逸生客居澳门，80年代忆诗。这首忆诗写出30年代澳门的一个生活侧面。潮声歌声交混，令人对自然、道德的判断也有所混淆。 《内港西堤杂咏》[5][6] 内港西堤涨晚潮，一声一歇到深宵。 月华醉人花寮去[7]，夜夜珠喉紫玉箫。[8] [1]《刘逸生》，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ailaspx?personId=259。 [2]王晓吟：《我与唐诗小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147页。 [3]王远明：《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89-291页。 [4]郭毓玲：《“名门望族刘逸生家族”父子兄弟亦师亦友谈诗论艺书香渐醇》，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9日。 [5]李畅友：《港澳诗选注》，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249-250页。 [6]内港：澳门西部的天然港湾，由澳门半岛南端之妈阁起，一直伸展到西北端的青洲止。 [7]花寮：妓院。 [8]珠喉：形容歌声清圆婉转。

张逸，字纯初，号禺山山人，晚号无竞老人，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人。[1]画家。画家张韶石伯父。 张天生聪颖，勤奋好学，拜在居廉门下，断断续续学习数十年，深研没骨写生法。中年后，他精研恽寿平与徐熙画法；游历大江南北及岭南诸名胜，开拓画境。擅绘虫鱼花鸟。[2] 张担任广州八桂中学教席，在羊城创办《七十二行商报》。[3] 20年代，张在绘画上的活动较活跃。1924年，他参加由邓剑刚、黎庆思、陈树人宣导的“清游会”集会活动；以会员身份参加广东国画研究会画人群体的雅集、展览和研究古代书画的活动。 “清游会”形式极为自由，且“清”、“游”、“会”之雅称，是一文社，参与者有文人、书法家等，没有宗旨、门户的限制，集会无定期，主要活动是结伴游览秀丽山川，游兴阑珊时吟诗作对，即席挥毫助兴。黎葛民、经颐渊、苏少伟、罗仲彭、黎泽闿、容仲生、谢子祥、黄祝蕖、高剑父、张谷雏、黄少梅、赵浩公、卢子枢、吕觞妩、陈罗生、黄咏雩、邓芬、梁培基、简琴石、陈大年等，这些人都是张的主要交游者，一直持续到30年代，“清游会”同人鼓励张将自己的诗文集刊印。 1931年仲春，高剑父、陈树人、凌巨川、黎泽闿、苏少伟、周演明、叶竞生、袁芷芬、刘秉纲、陈草村、黄咏雨、陈子和、李供林等“清游会”同人代张梓印《笔花草堂词》，内含《花痕梦影词》、《豁尘词》、《百花词草》。 20年代后期，张主要与国画研究会联系。广东国画研究会会员中不少参加“清游会”活动，但国画研究会有明确的艺术宗旨和目的，宣导复古维新的创作方式，并与高剑父的新派产生一定矛盾，在这一事件中，张表现一种平和的态度。在国画研究会画学活动上，他表现出支持的态度。 1927年冬，广州发生大火，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在陶园酒家设“书画助赈即席挥毫会”，张前来参加。另外，张当时在《海珠星期画报》美术部工作，并且屡次刊载其花鸟画和传略，都与参与国画研究会的画人组织有关。 30年代，张担任广州市第一次美术展览会的美术组委员，画作《泉石杜鹃》、《凤仙茉莉》、《海棠小鸟》入选“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广东省预展会”，其中《海棠小鸟》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这些画学活动的开展，说明张在画学研究上的成绩不俗。 抗战时期，张避居香港和澳门，与高剑父、陈树人、郑哲园等人重组“澳门清游会”。 当时，张主要以鬻画维生，绘画成为一种营生的手段，得到简又文的不少赞助，许多画作于这个时期，颇费心力。1940年，张参加香港艺术研究社的艺术观赏会活动，参展作品《木棉》。当时，香港画界不乏有人以“牡丹张”弟子进行宣传，实属时事之无奈。张心归佛门，与竺摩法师等来往颇为密切，并在《觉音》、《狮子吼月刊》发表倾向于禅意的诗文。[2] 1942年，张在澳门去世，终年71岁。 张逸除作画外，尤好诗词曲艺。尝作百花册，每花自题绝句。自言于词：“潜心研炼，寝馈此道有年，久之似有所悟。每于春朝花笑，秋晚蛩吟，时复倚声，不复知人间何世，积久遂多”。李供林评价其词：“于苏（轼）、辛（弃疾）、姜（夔）、吴（文英）为近。” 张逸著有《花痕梦影词》一卷、《豁尘词》一卷、《百花词草》一卷、《笔花草堂词》二卷等[3]，现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张逸为简又文绘制的《牡丹》轴款识：“余友简君又文精赏鉴，所藏甚富。而尤爱居师古泉画，故秘藏特多。＂[3] 张韶石（1913-1991），少孤，跟伯父张逸生活并从其学画，后到汕头任图画教师。1932年回广州，曾临邓芬所画《浣纱图》，为其赏识，遂得从邓芬学画。1939年寄寓香港，抗战期间避居澳门、越南等地。战后定居香港，设“木兰花馆”授徒，毕生致力于中国画艺。精擅花卉画，设色妍雅富丽兼而有之，笔触流丽柔畅，更以绘牡丹著称于世，素享“牡丹王”美誉，间亦绘画人物、仕女、山水等。[4] 现录张逸的诗两首： 《菩萨蛮》[2] （丁未八月十六夜，与子寿夜渡澳门，舟中赏月。） 云罗卷净天如水。沧溟灏瀚金波碎。表里尽澄清。姮娥彻夜明。 秋光才过半，兔魄依然满。记得昨宵游，珠江听粤讴。 《题〈青洲图〉》[3] 绿云深护读书堂，堂外澄湖碾鉴光。倦客登临伤世变，闲鸥来去笑人忙。 春风满座新桃李，古木盘根老雪霜。难得山川明秀处，嘤鸣萍合共徜徉。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14-316页。 [2]魏祥奇：《襟怀清朗‧张纯初艺术论略》，载“艺术国际＂网，2011年3月11日，http://blog.artintern.net/article/148831。 [3]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7-578页。 [4]《近现代张韶石花鸟麻雀图》，载“唐潮文化＂网，2011年3月11日，http://www.tangchaowenhua.com/movie/html/?163.html。 [5]《岭南画派：十香园寻找岭南画派的“族谱”》，载“新浪博客＂，2012年6月11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e2829301014ste.html。

黄新，香山县人。 黄新是澳门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 1939年，黄新参加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三队工作，并在香港参与爱国活动，担任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指导员、虹虹歌咏团负责成员。[1] 1952年，黄新来到澳门南光公司工作，担任助理总经理兼人事部部长。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是总部设在澳门的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1949年在澳门建立，起初名称为“南光贸易公司”，直至1999年，几十年来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2] 黄新担任镜湖医院办公室主任、《澳门日报》社经理等职。 1986年，黄新退休。[1] [1]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265页。 [2]《璀璨南光》，载“新浪网＂，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新闻工作者。又名蔡果然。广东珠海人。青年时代即在港澳从事新闻工作，历时40年。1946年在香港创办《果然日报》，不久返回澳门。1948年，接办《大众报》并出任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报大力宣传爱国，报道爱国新闻。从50年代起，编辑出版《澳门工商年鉴》。1968年参与发起成立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任副理事长。还出任何贤办事处秘书长、澳门市政委员。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对澳门重大福利事业均有参与，并慷慨赞助。

革命烈士。原名国俊，又名振，号点农。广东新会潮莲乡（今属江门）人。早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1925年考入岭南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岭南大学组织工人罢工。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香港、上海等地从事地下斗争工作。1930年在香港组织交通站；同年与岭南大学同学廖梦醒（廖承志姐姐）结婚。1934年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后被派往华南沦陷区工作。1941年底香港沦陷，随后到澳门一年多，做情报工作，并与母亲在澳门一起生活。1943年至重庆，任《新华日报》记者兼编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1945年10月8日在送柳亚子回沙坪坝住宅后返回途中，被国民党士兵枪击误杀牺牲。

陈大白，新会水东（今属江门市新会区罗坑镇水东村）人。澳门资深报人、资深新闻界人士。 大白出身于贫寒之家，有一兄五妹。父亲当年在航行省澳线客轮任低级职员，收入微薄，家庭负担重，生母早年去世。父亲因长期嗜酒，50岁时不幸去世。大白由继母勉力养育成人。他少年时，因家境困难，只能供读小学，无力升中。[3] 在青年时代，大白以半工半读方式，在广州一所教会中学读书，结业后来到澳门打工。 1935年，大白到陈少伟在澳门创办的《朝阳日报》工作，同年，他在陈天心创办的《大众报》兼任编务，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 1937-1939年，大白等发起组织澳门规模最大的抗日救国团体——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出任首届理事，后任常务理事。[4] 50年代，澳门风云激荡。大白在新闻战线上亲历不少风浪，度过动荡不安的岁月。当时澳门涌现一股要求变革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新潮流，新兴的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澳门同胞的民主进步力量迅速发展，逐渐地形成一股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巨流。同时，蒋介石从大陆溃退后，其大批人马涌入澳门，扩展机构和立足点，与澳门同胞进步力量形成对垒的局势。蒋氏人马到处闹事和进行干扰，搞破坏活动，甚至搞爆炸、暗杀，还恐吓殴打各行工人，干预工人加入爱国工会，更利用澳门为基地，派特工潜入内地进行破坏活动，造成澳门满城风雨、动荡不安的紧张局面。由蔡凌霜接办的《大众报》及由陈满、张阳主理的爱国期刊《新园地》，坚定地站在澳门同胞民主进步力量方面，对抗邪恶，并肩作战。 1948年，蔡凌霜接办《大众报》，大白继续在报社担任编辑工作。1950年3月《新园地》创刊，大白加入该刊兼任编务，直至1958年夏。期间，他与两报同事同舟共济，休戚与共，守望相助，大家行动一致，坚守立场，为澳门进步的新闻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50年代中期起，大白钻研重心转移到汉语语法及汉语拉丁化两个方面，1959年春，大白撰写《汉语语法讲话提纲》，之后作了多次增订，全文三万多字。当时澳门中华教育会负责人获悉大白从事语法研究多年，举办一个“教师业务讲座”，讲授汉语语法，邀大白担任主讲，为中小学教师及部分文化界人士，讲授词法、句法的分析，各种类型结构的阐释及各种病句的举例等内容。 1967年，大白参加新中国成立后澳门第一个新闻工作者团体——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的筹备组织工作，担任该会常务理事。业余时间，他从事汉语语法及汉语拉丁化的研究，历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时事评论文章，累计1000万字以上。 大白担任澳门爱国报纸《大众报》副总编辑、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副监事长，成为澳门地区报龄较长的资深新闻工作者之一。[1]他在新闻事业工作70多年，2009年退休。 作为澳门抗日救亡运动的参与者、澳门大半世纪华文报业发展的见证者，大白具报人风骨，并致力传承澳门的历史文化。20世纪30年代后期起，在报刊上撰写评论文章逾半个世纪，在《朝阳日报》连载的专栏“老实人的书信”逾百篇；1959年撰《汉语语法讲话提纲》，1990年参与编纂和出版《濠江风云儿女》。1995年出版综合性文集《天明斋文集》，辑录其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著述，包括大量有关澳门历史及新闻史的珍贵资料，为研究澳门现代史提供不少宝贵的史料。《濠江风云儿女》记述抗战时期澳门同胞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历史，1991年获得广东省史料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天明斋文集》收集作者发表的部分作品，包括记述澳门报业历史的论文及大量有关澳门报业发展情况的回忆文章。[1] 2003年，大白获特区政府颁授文化功绩勋章。2009年，他将多年珍藏的抗战时期澳门四界救灾会百余原件，包括照片、文献、书信等捐赠给澳门博物馆。2010年，他向记协赠送其个人史料著作及记协多届珍贵照片、资料等，作永久收藏。2012年6月9至8月12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历史档案馆举办“澳门历史的见证——陈大白大半个世纪的回忆展览”，他应邀主持“抗战时期澳门中文报业”讲座，分享抗战时期，报纸作为抗日救国的重要宣传工具的点滴与艰辛，备受各界好评。[2][5] 2012年11月27日中午12时10分，大白在仁伯爵综合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7岁。遗体于12月2日移镜湖殡仪馆寿全堂治丧，3日中午12时30分大殓，随即辞灵出殡，奉柩珠海市殡仪馆火化。[2] [1].中国新闻年鉴杂志社：《中国新闻年鉴1996》，北京：中国新闻年鉴杂志社，1996，第659页。 [2].《陈大白病逝周日治丧》，载《澳门日报》，2012年11月29日。 [3].陈大白：《天明斋文集》，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 [4].《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1页。 [5].《历史档案馆办陈大白回忆展开放日多项活动欢迎公众参加》，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网，2013年6月30日，http://www.gcs.gov.mo/showNews.php?DataUcn=61453&PageLang=C。

鲍华，乳名金桥，曾用名鲍兆华、包华、鲍雁坡、鲍哲魂，笔名列昂，香山县白石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白石村）人。 鲍幼时丧母，随父旅居日本横滨。鲍居长，弟妹众多（生母生育三子、继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难。他13岁时进入一家商行当童工，三年后，转到横滨中华会馆工作。 鲍自小刻苦好学，业余时勤奋自学，稍长，接受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大革命失败后，他不满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和革命人士的镇压屠杀，有感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现状，逐步倾向马克思主义。 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时任起义肃反委员会秘书长潘兆銮在横滨成立党支部。鲍开始与共产党人接触，加入日本进步华侨青年组织的“黎明社”，散发有关反对蒋介石的传单，后加入中共党的周边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接受党组织的领导，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革命原理，觉悟不断提高，改名“鲍兆华”，以示中华民族必将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经潘兆銮介绍，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日本当局发动大规模迫害日华侨和留学生事件，他被捕入狱；翌年秋，被日本当局递解出境。他回到澳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心情十分苦闷，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离群之雁。之后，他在香港鱼栏打工、在澳门以卖报为生[1]。 1931年，鲍结识澳门地下党员黄新英[1]，之后共同创办濠江中学校暨附属小学（今濠江中学），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参加社会爱国活动；认真传授知识，启发学生认识现实，追求真理；使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受到社会正直人士和学生家长的赞许。黄仁辅担任首任校长，学生百多人，贫苦学生可获减免学费。两年后，因学校经济困难，鲍和黄新英让与黄晓生（健）接办[2]。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展开，鲍以濠江中学为据点，组织师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话剧，并举办“国耻周”纪念活动，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为了进一步激发同胞的爱国热情，他创办学生书店，出版《学生杂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经常在《大公报》副刊发表文章；又与广州林锋等创办《南国青年》小报，宣传抗日。之后，他和廖锦涛发动部分学生和汽车业职工，组织“绿光剧社”，进行抗日宣传的演出活动。 抗战前夕，鲍与陈少陵组织“救国会”，更广泛地团结广大工人、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经过鲍等人六七年艰苦工作，澳门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爱国同胞、拯救中华民族危亡而奋斗的根据地，为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简称“旅澳服务团”）组建及后回内地参加抗日斗争打下一定的基础[1]。 抗战爆发后，鲍回到广州会见杨康华，研究率领部分澳门抗日青年回内地参加救亡斗争的问题。接着，旅澳服务团由中共澳门地下党负责人余美庆组建完成，函鲍速返澳门。之后，鲍经常来往于澳港穗之间，担任旅澳服务团的后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庆介绍下，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澳服务团成员60多人从澳门出发，经江门、新会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剧、演讲、出壁报，宣传抗日，影响颇大。同年底抵台山时，台城国民党当局竟将他们拘捕，解送广东绥靖公署军法处，后囚押于南石头监狱。鲍闻讯后，马上找到杨康华研究，后到香港向高连贯汇报，决定向社会公布事件真相。 接着，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报》首先披露旅澳服务团被拘捕消息，呼吁各界营救；港澳各报竞相转载，予以回应。不久，上海“全国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等发出通电，敦促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释放旅澳服务团全体成员。在爱国舆论的压力下，1938年4月国民党政府被迫将服务团全体成员释放。 旅澳服务团返澳休整后，又到中山一带开展救亡活动。广州沦陷后，经党组织批准，决定解散，由陈少陵、鲍率领奔赴四会县，参加驻四会的广东税警总团政训处政训大队，鲍和陈少陵被任命为上尉视察员。 1939年1月，政训处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级为特别支部）成立，陈少陵任书记，鲍担任宣传委员。不久，陈少陵调去三水，鲍接任支部书记。期间，他在中共四会临时工委领导下，组织特支党员到四会各地深入开展抗日活动，壮大党组织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会、三水开展“肃托”斗争，解散中共政训处特别支部和三水特别支部。在这场错误斗争中，鲍被内定为托派，遭受清洗，开除党籍。 1940年1月，日寇进犯清远，税警团奉命抵抗。鲍虽遭到错误处理，仍以大义为重，积极组织救援队，奔赴前线，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务。4月，鲍离开当地，经乐昌曲江进入乳源，担任县文教馆干事，后到乳源县第一小学任教。乳源经济文化较落后，全县连一所中学也没有。鲍四处奔走，拜会有识之士，亲谒县政当局，提议创办乳源中学。 1941年秋，创办乳源县第一所中学，鲍被聘任教。期间，他团结进步学生，组织课外读书会，并创立“民主同盟”。在鲍的影响下，乳源中学不少学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鲍组织乳源中学学生，反对国民党当局在学校动员学生报告参加“青年军”所谓“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并取得胜利，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2月，将他逐出乳源县。在进步学生的掩护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党在乳源建立组织，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指派邝哲民和潘达（潘兆銮之子）审查鲍的历史和表现，决定恢复他的组织关系。鲍离党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组织的怀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准备发动剿灭人民革命力量的内战，对持有异见的鲍始终心怀芥蒂。1946年2月，鲍又一次被驱逐出乳源县。4月，他前往香港，创办《论坛》小报，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7年8月，他到东莞虎门中学任教；10月，受华南分部派遣返回粤北。他先后任北江第一支队青工班负责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北江革命干部学校负责人，直接参加武装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鲍被任命为北江公学副教育长，继任韶关师范学校校长。期间，他艰苦朴素，谦虚谨慎，勇挑重任；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团结广大师生，致力教育教学改革，使该校成为全省教育战线的先进单位。 1954年8月，鲍被加以“托派”和“自首叛党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党，并撤销韶关师范学校校长职务。妻子冯昭仪受到株连。在逆境中，他坚信自己无辜，坚信党组织终会澄清问题，将每月应交的党费储存起来，等到恢复党籍时一起交纳。1964年4月，鲍因病在广州逝世，年仅53岁。他在弥留之际唯一的遗嘱，就是要求组织澄清自己的问题，恢复党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省委刘田夫、梁威林等领导亲自向党中央有关部门写报告，要求平反鲍华的冤案，党组织重新审查。1981年9月，中共韶关市委作出决定，否定鲍华“叛徒”、“托派”等问题，恢复其党籍和名誉，对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称赞他是好党员、好干部[1][3]。 [1].苏鼎常、肖清：《鲍华》，载《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页。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页。 [3].《党史人物——鲍华》，载“中国共产党珠海市委员会＂网，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陈树人，名韶，号葭外，生于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诗人、画家、“岭南三杰”之一。 树人自幼潜心绘事，17岁时师从隔山乡先辈居巢、居廉画师习画。期间，树人与高剑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画画基础。树人特获居巢画师青睐，将孙女居若文许配给他为妻。 时值晚清，国家内忧外患。树人心存报国，治学之余，主持广州、香港两地新闻笔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孙中山从美洲转道香港赴日，树人与陈少白、黄世仲同谒于舟中，大家相见恨晚，树人随即加入同盟会。 孙中山对树人颇赏识和推重，邀请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会务，之后，树人进入京都美术学校绘画科攻读直至毕业。民国成立后，树人回国担任粤省优级师范学校和广东高等学校图画教授。为深研世界文学，他再次东渡日本，毕业于东京立教大学文学科，先后留学日本十多年，与艺术、文学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树人回国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当时袁世凯阴谋篡国，树人以事被袁党所诬入狱，虽系桎梏中，犹吟诗不绝，旷达胆识过人。1922年夏，树人奉命从加拿大回国述职。返抵香港时，恰遇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蒙难，情势十分危急。树人获悉后，第一时间诀别妻儿，冒险赶回广州，登上“永丰”号舰，表示愿任孙中山秘书，誓与孙中山共患难。孙中山经过慎重考虑，要求树人赶赴上海，向各地华侨揭露、声讨叛军陈炯明的罪行。两天后，树人不得不离舰。从此，他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脱险后的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改进中国国民党计划，树人由孙中山指定的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担任大会主席的孙中山指定树人为广东省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 1931年冬，树人出游桂林。期间，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在《杂诗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鸳鸯江水辨难真，也为临流一怆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头清浊漫无分。”从中可看，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和一盘散沙，已让树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间，他顿悟，促成了他以一种高蹈出世、洁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体验。之后，桂林山水写生成为他艺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捩点。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长子陈复在路上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当晚11时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头“惩戒场”惨遭杀害，年仅25岁。树人得知消息后，悲愤至极，作《哭子赋》诗八首，并将陈复生前的住处起名为“思复楼”，后亲自将遗骸葬于故园隅山乡刘王殿岗息园。陈复之死使树人在政治斗争中，更加超然洒脱。 树人在绘画上的成就，一是在扎实的传统功夫上，通过融汇中外技法，实现构图、线条、色彩等方面创新。他对画面空间十分重视，让空间有回旋的余地，虚实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诗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兰心蕙质的底蕴更不可少。如作于1928年夏的《跃鲤》，画面上半部是一条跳跃着的鲤鱼，下半部则是水和草，各占画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浓》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于敷彩。他画红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伟大。他尤其善于用绿色画竹子、芦苇、杨柳、梧桐等，浓淡相宜，清秀明丽，色彩中孕育著喷薄欲出的生命。人们常说“陈树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树人工诗善画，尤长花鸟、山水画；1931年创作《岭南春色》、《木棉图》，寓壮硕于雄丽，获得比利时万国博览会的最优等奖。树人生于江南，爱画春雨、杏花、杨柳，展现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创作的《雨后》，有雨过天晴的清新气氛。他的山水画《鼎湖飞瀑》、《柳浪闻莺》都有景秀华润的特色，线条圆润，轻巧而疏朗。后期深入蜀地，绘有《峨眉云海》、《夔门秋色》等作品，画风偏于雄劲峭削，笔墨浓重粗犷。毕生作画达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隽秀的情趣，熔诗、书、画于一炉。他与高剑父、高奇峰被称为“岭南三杰”。 树人一直当官，虽亦官亦画并不矛盾。1927年，他辞去各种职务后，长时间流连于山水、诗画，不问政治。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他住在重庆山区茅屋里，无论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时多起床作画，首先练线条，练笔墨，星期天练写生。抗战胜利后，身负闲职的他回到广州专门从事艺术创作，与高剑父以振兴中华艺术的大任共勉，后又与赵少昂、关山月、黎葛民、杨善深等弟子晚辈组成“今社”，并举行画展，孜孜不倦地进行新国画艺术的探索和开拓。蔡元培评价“陈树人先生，纯粹美术家，而具优美个性者也”。[1] 抗战初期，树人避居澳门，与高剑父、张纯初、郑哲园等重组“澳门清游会”。[2] 1948年10月4日，树人因患胃溃疡而病逝，终年64岁。 陈树人著有《树人画集》三辑、《桂林写生集》一辑及《专爱集》、《战尘集》、《寒绿吟草》、《自然美讴歌集》等书。 现存作于1930年的《紫藤游鱼》画一幅，容大块画鲤鱼，陈树人补上了紫藤和题识。 广州艺术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块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与陈树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块画桃花，陈树人画牡丹花。还藏有一幅合作画《岭海春光》，画作由陈树人写萱花，高剑父画红棉，高奇峰作牡丹，张纯初绘茶花，再由罗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画黄葵，容大块作桃花等。[3] [1].王翯：《“岭南三杰”之——陈树人》，载“新华网＂，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广州脸谱][广州画卷‧第38期]容大块1900年-1963年壮游写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载“中国青年网＂，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张汝为，字磊庵，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人。[1]书画家、《艺湖旬刊》等报刊创办人。 张汝为自幼聪明，勤奋不倦，早年毕业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和国立广东大学政经系[2]；擅长人物面部素描，后在澳门春睡画院师从高剑父学画。[1] 张汝为定居香港，历任港九所院校美术教师，桃李满门，交游广阔。 张汝为的画贯穿中西，作品气魄宏大见称。擅长书法，尤喜草书，对联中字体用笔使转萦绕中见筋力，凝而不滞。[1]张汝为创办《艺湖旬刊》、《灯花画报》及香港中国自由书画家协会。[2][3] 1990年，张汝为去世，终年79岁。 [1]珠海市委宣传部：《珠海历代书画集》，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第194页。 [2]乔晓军：《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一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第205页。 [3]张根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增补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第411页。

雷渭灵，又名雷伟灵，广东台山（今台山市）人。澳门知名报人。 雷渭灵幼时随父前往香港，1930年中学毕业后，考入香港《华侨日报》做体育记者，后做突发事件记者和编辑。后来，他在《南强报》、《南中晚报》及《新亚通讯》社工作。[1] 1937年，雷渭灵奉《华侨日报》社长岑维休之命，与赵斑斓一起来到澳门创办《华侨报》。同年11月20日，《华侨报》正式创刊，社址设在澳门红窗门街七号。 《华侨报》原为香港《华侨日报》所有，1969年，赵斑斓承顶《华侨报》全部股份，独资经营，并自任社长；雷渭灵出任总编，副总编辑邓祖基、佟立章，李铿任经理。赵斑斓去世后，其子赵汝能接任社长，仍由雷渭灵出任总编。该报销量在澳门报纸中名列第二位。每日出对开纸四至五大张，约20版。主要版面有“澳门新闻”、“中国新闻”、“香港新闻”、“国际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及“经济新闻”等。[2] 雷渭灵数十年如一日，以报馆为家，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澳门新闻事业中。他长期担任《华侨报》总编辑，并出任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1] 经过十多年发展，《华侨报》由最初每日出版两大张增加至后来的每日出七到八大张，除每日刊登“澳门新闻”、“国际新闻”、“香港新闻”及“体育新闻”外，还有定期期刊和副刊，以及以文艺性、知识性、评论性等专栏为主的“华座”版，以青少年园地为主的“华青”版，以“园艺、饮食、术数、杂学”等休闲性内容的“华圃”版，风格多样化的小说版“华林”版，以妇女为对象的“艺兰”，影视娱乐新闻的“华彩”，及“摄影版”、“汽车版”，以弘扬澳门文化为主的“斑斓版”，及赛马、经济版等；在言论方面有“新闻评释”、“见闻散记”、“读者来论”等栏目。 20世纪80年代，《华侨报》陆续出版专门性的参考工具书，计有《澳门问题》第一、二、三辑，《澳门旅游地图》、《标准中葡文译音手册》、《澳门经济年鉴》、《葡籍及非葡籍护照的使用功能》等。《华侨报》除在澳门销售外，销往香港、珠海、中山及广州等地，在内地及台湾、美国等地都有订户。[3]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页。 [2]中新社香港分社：《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报刊名录》，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第70页。 [3]《华侨报》，2013年6月28日。

潘飞声，字公讙，号兰史，又号剑士、志剑、独立山人，别署老兰、老剑、论剑词人、海山琴客、水晶庵道士，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人。南社社员、中国近代著名诗人、书法家。 飞声出身于富商家庭，是海山仙馆潘仕成的后人。祖父和父亲都以倚声（填词）闻名于岭南，著有《梧桐庭院词》、《灯影词》传世。飞声幼承家学，爱好诗赋辞章，早年师从叶衍兰学诗词，耳提面命，又得父执陈朗山悉心指点，艺业精进。之后，他走出岭表，交游广阔，才名渐盛。 1890年，飞声应聘到德国柏林东学学堂，教授汉语、文学三年。期间，他结交国外有识之士，了解中外政治经济之得失，眼界大开；撰有《柏林竹枝词》、《西海纪行卷》、《天外归槎录》、《游萨克逊日记》。 1898年，飞声应贵州学政严修奏议设立的经济特科考试，未能成事，从此绝意官场。不久，他应邀赴香港主持《华报》、《实报》、《中外日报》笔政，在港倡设“戒烟会”、“不缠足会”及“仁智书楼”，对社会贡献较大；参加广州《广报》、《岭南报》编务，后转至上海，历任环球、神州、招商、广肇等学校教员。授课之余，他以文会友，广结雅士，与吴沃尧、邱菽园、黄遵宪、陈蝶仙、蒋万里、叶恭绰等结为至交，经常雅集，交流诗艺。[1] 1906年，江南文风大盛，精英荟萃。同年夏，飞声离开香港回到广州。1907年，他在上海定居，加入南社，与丘逢甲、居巢、居廉、吴昌硕、黄芦、黄宾虹等成为至交，开阔境界，积极参与南社活动，吟咏甚多。 他与诗社中的高天放（钝剑）、俞锷（剑华）、傅屯艮（君剑）被誉为“南社四剑”，故以“说剑堂”为诗词集名；并在南得实业家周庆云的集结下与吴昌硕、况惠风、喻长霖、赵叔孺、夏剑丞、沈醉愚等在上海成立“淞社”；参加“希社”、“沤社”、“鸥隐社”等团体；参加上海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潜心金石书画和研究国粹。 他长于书法，善行书，苍秀遒劲，善画折枝花卉。他的诗笔雄丽，时有奇气，所作《罗浮山纪游》诸诗，深得梁启超和陈衍赞赏。陈璞在《花语词》序中称“岭表词坛，洵堪独秀”。[2] 飞声踌躇满志，才气纵横，激情勃发，喜欢游览，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壮丽山川、佳绝名胜，激发出创作的灵感。其记游诗不少是借景物故实，抒济世胸臆，或则潇洒飘逸，或则沉郁顿挫，皆缘情而发，力度具足。[1] 1932年，飞声移居沪西小枫林桥，诗酒仍不辍。吟咏之余，雅爱收藏书画金石。所居之室，纤尘不染，悬以丹青翰墨，陈以图书典籍，日夕仰观，称之“卧游”，自谓人生一乐；还擅临池泼墨，其行书苍秀遒劲，梅花朴实屹立。他常与粤籍才子黄遵宪、吴趼人、邱菽园、丘逢甲等交游，晚年时期，他家境清贫，在上海以卖文鬻字为生，不向人告贷，对非其人所赠，更坚拒不纳。1934年，飞声因酒精中毒气郁，在上海去世，终年76岁。[2] 之后，粤人将潘飞声与罗悖融、曾习经、黄节、黄遵宪、胡汉民并称为“近代岭南六大家”。潘飞声的散文富诗情，知其诗，亦足以识其文。其诗写景抒情，均称清秀。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赞道：“兰史（飞声字）以《罗浮山纪游》刻本见寄，附诗数十章，皆飘飘有出尘之想。余最爱其二绝云‘罗浮大云海，洞阴多野云。云水日相涤，仙山古无尘’（《涤云桥》）‘云涛天半飞，月乃出石罅。万壑洞空明，仙山古无夜’。”钱仲联《百年词坛点将录》评价其词“才华艳发”。[1] 潘飞声勤奋创作，著述甚丰，有“六十年间万首诗”之誉；主要作品有《西海纪行卷》、《天外归槎录》、《说剑堂诗集》、《说剑堂词集》、《在山泉诗话》、《两窗杂录》、《说剑堂全集》、《饮琼浆室词》、《春明词》、《饮琼浆室骈文钞》、《翦淞阁随笔》等近20种，其中《两窗杂录》是手抄本，现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2] 现录潘飞声作于1895年的诗两首：[1] 《濠镜谒天后阁》 咫尺飚轮渡我前，翠屏招手振衣翩。 乍看怪石临无地，忽睹灵宫讶到天。 竟弃珠崖伤竖子，重扶铜柱定何年。 手持神珓趋台卜，祝降波臣奠海边。 《澳门》 一廛胡许借，前代此通商。鹿足嗟谁失，鹊巢今竟忘。 逋逃兼博塞，洋海慎关防。立马吴山宫，屯兵计早荒。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88页。 [2]《潘飞声》，载“广州市海珠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版权）局＂网，2011年1月20日，http://www.hzqws.gov.cn/site/whj/whhz/lswhmr/201004/139288.html。

革命烈士。原名国俊，又名振，号点农。广东新会潮莲乡（今属江门）人。早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1925年考入岭南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岭南大学组织工人罢工。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香港、上海等地从事地下斗争工作。1930年在香港组织交通站；同年与岭南大学同学廖梦醒（廖承志姐姐）结婚。1934年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后被派往华南沦陷区工作。1941年底香港沦陷，随后到澳门一年多，做情报工作，并与母亲在澳门一起生活。1943年至重庆，任《新华日报》记者兼编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1945年10月8日在送柳亚子回沙坪坝住宅后返回途中，被国民党士兵枪击误杀牺牲。

郑沧徽，香山县人。中国民主同盟中山县民盟委员、《开明报》社长。 郑沧徽担任广东省支部组织委员、秘书处副主任。1951年4月27日，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南（海）佛（山）分部筹备委员会，郑沧徽兼任主任委员，有盟员十人。[1] 1947年《开明报》创办，是高苞等地方豪绅为扶植地方势力、用来对抗中山县政府主办的《建中日报》的，后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当时县政府建设科科长赵约文（中共地下党员）与社会科科长苏翰彦（民盟中山县筹建人）看到这情况，立即以县政府需要掌握舆论机关为由，建议县长孙干接管该报。获得孙干同意后，两人立即安排共产党员李思明、王伟彤，民盟成员郑沧徽、刘清勋进入该报担任记者、编辑。[2] 1949年春，中国民主同盟中山分部正式成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改变过去由民盟澳门分部领导中山盟务的状况。苏翰彦担任分部主委，郑沧徽、李有杰、赖志卫分别负责秘书、组织、宣传工作，曾理任委员。 《开明报》创刊时，原定每日发行对开一大张四版，后因提前刊行，印刷工人未能及时到位，改为每日出四开四版恢复对开版面，每日出四版，1947年7月25日扩为对开六版。该报头版刊登国内、国际消息及各种告白，第二版为“本地新闻”（后改为经济版）。第三版之后依次为“开明副刊”、“读者之页”及“国内、本地新闻”等，广告所占版面相对较小。创办初期，该报社长为高星耀，副社长为方克环（曾任县参议员）。 后来，郑沧徽出任社长，陈宏文担任总编。停刊前，社长为高星耀，副社长为黄大惠。社址最初设在石岐孙文中路101号，后迁至孙文西路21号（今孙文西路兴宁里牛角巷口）。报纸由正风印务局和开明印务局负责承印。 《开明报》属于民办报纸，为与《中山民国日报》、《建中日报》等官方报纸竞争中求得生存，《开明报》十分注重新闻内容的出彩和采访稿件的独立性，在言论上力求独具特色。在不触动统治阶层政治底线的前提下，在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导上，观点相对另外两报较倾向于进步。 实际上，《开明报》较民主与进步，与其办报人员多为中共地下党员和民盟盟员有关，它基本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民盟中山地方组织手中。中山解放前夕，1949年10月29日，《开明报》在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它对1947年中山特大水灾报导“1947年入夏后，珠江中上游连续暴雨，东、西、北三江江水暴涨，珠江沿岸各县市遭受水灾，尤以珠江三角洲区域灾情最为严重。其中中山一县更是遭受30年来最大的水灾，淹没耕地30多万亩，受灾人口近八万人，损失稻谷69万市担，庐舍牲畜损失极多。” 《开明报》对此次水灾前后报导较多，尤为关注灾民受灾及救灾的情况。从报上记载中清楚地了解当年中山受灾严重的情况，号召民众要增强抗灾信心、奋起自救。在1947年中山水灾报导中，《开明报》充分体现其持论公正、为民请命的舆论立场。这一特点在该报的许多报导中得到体现。 通过这次报导，《开明报》获得读者的充分认可，奠定它与《建中日报》、《中山民国日报》抗衡的基础。对收回澳门运动有关的报导，澳门原属香山县，两地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澳门问题始终是香山人关注的焦点。在二战后兴起的收回澳门运动中，中山本土报纸始终给予高度的关注。 其中，作为当时中山唯一民办的县级报纸，《开明报》对澳门问题的舆论，十分重视澳门与中山本地的利害关系，主张收回澳门运动应以发动民间力量为主，依靠政府力量为辅，基本上代表中山民间的呼声。 1947年4月16日，《开明报》上刊登《发动收回澳门运动》一文，这是该报对收回澳门运动的首次评论。该文对广东省参议会敦请政府从速收回澳门主权的提案深表赞同，并分别从历史、现实、地方等角度分析收回澳门的重大意义，呼吁在动员政府出面收回澳门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发动普通民众参与运动“我们绝对不能把责任全卸给参议会身上，我们应当一致起来，尽量发挥我们的力量……这点尤其希望本邑民众身体力行，认真注意！” 1947年4月27日，中山县参议会响应省参政会、省参议会的号召，组织成立中山县民众收回澳门运动会，除电请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葡萄牙要求限期收回澳门外，还分电邻近东莞、新会、顺德、宝安、台山等县，协同采取收回澳门有效行动。在之后几个月中，因国民政府内外交困，对收回澳门热情不再，民间收回澳门运动热潮渐呈减弱。 有鉴于此，《开明报》于7月9日再度刊发社论《旧事重提，别忘了收回港澳运动》，为收回澳门运动鼓劲。文章开头便开宗明义“我国社会多变故，固然内在潜伏许多复杂因素，而帝国主义在我国土的租借地和割让地存在一天，则我社会生活实在无法转好。”接着，文章一一列举英港、澳葡的殖民罪状，如吸收大量黑金、包庇国内逃犯、公开或变相的赌场和妓馆林立、公开贩卖鸦片等，“其年中收入累千累万，予我国民的毒害却遗害无穷”。 最后，文章对当前收回澳门运动的逐渐冷却表示担忧：“吾人仍深刻记忆数月前对于收回港澳问题运动的热烈讨论，情绪的紧张！计划准备的彻底，未敢或忘。然而计划一事，行动又一事。终于消失于无影无声，静中思之，不禁悲愤，亦觉惭愧！” 7月30日，发生的澳葡警察殴毙朱文彬一案，终使收回澳门运动舆论再度高涨起来。8月8日，《开明报》发表《收回澳门此其时矣！》社论，为中山民众反对澳葡暴行的行动声援，并为收回澳门运动发起呼吁。当时国内盛传美国与葡萄牙签署秘密协定，开辟澳门为美国商港、氹仔岛为美军空军基地的消息。为此，中山民众十分愤怒，一些热心读者向《开明报》写信，表达对美葡协定的愤怒。《开明报》将一些读者的信件刊登在报纸上，以引起更多民众的注意。[3] [1]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海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 [2]曾理主编：《南方民盟历史》，广州：《南方民盟历史》编辑委员会，1991，第213页。 [3]方炳焯、陈彦等：《传媒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34-144页。

新闻工作者。广东台山人。父亲是香港一名裁缝，家境并不宽裕。少年时就读于香港华仁书院，未读完中学，即考入华侨日报社为校对生。一年后，升为外勤记者，几年后升为要闻主编。1937年奉社长岑维休之命到澳门创办《华侨报》，出任社长。抗日战争期间，《华侨报》积极宣传抗日，受到读者好评，报纸发行量迅速增至一万份，破澳门报业纪录。1966年购入《华侨报》全部股份，独自经营。1968年参与创办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任理事长。今赵斑斓艺术馆即为纪念他而设立。

黄新，香山县人。 黄新是澳门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 1939年，黄新参加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三队工作，并在香港参与爱国活动，担任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指导员、虹虹歌咏团负责成员。[1] 1952年，黄新来到澳门南光公司工作，担任助理总经理兼人事部部长。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是总部设在澳门的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1949年在澳门建立，起初名称为“南光贸易公司”，直至1999年，几十年来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2] 黄新担任镜湖医院办公室主任、《澳门日报》社经理等职。 1986年，黄新退休。[1] [1]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265页。 [2]《璀璨南光》，载“新浪网＂，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郑景康，字润鑫，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新闻摄影事业开创人之一。郑观应第四子。 1904年4月，郑观应任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期间，喜得第四子景康。郑观应早年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之后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开办不少有利民族工商业的事务。从少年时代起，景康受到父亲进步思想和爱国言行的影响。郑观应主张儿子继续自己的夙愿，经商创业，这一点让景康难以接受。因他爱好绘画和摄影艺术，之后并选择摄影作为奋斗终身的革命武器，成为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和新闻摄影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学毕业后，父亲将他送入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读书。父亲去世后的次年（1923），景康离开上海青年会商业专科学校，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同时学习摄影，开始研习摄影艺术。 1929年夏，景康变卖父亲留下给他的一笔遗产，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开办一间“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几年后，他在人像拍摄技巧和暗室技术方面，积累丰富的经验。1932年春，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国的美丽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从此，他的摄影创作从摄影室的人像摄影转入更广阔的领域，扩大到风光、花卉、戏剧和民俗等各种题材。 之后四年，他先后游历广东、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摄大量表现祖国巍伟的河山、优美的古迹名胜、动人的民俗风光照片，还有一些以花卉和戏剧或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积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艺界朋友和同行的热情鼓励下，1934年11月1日，“郑景康个人影展”在北平开幕。这次展出他历年来创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为“风光”、“花卉”、“民俗”和“戏剧”四类，内容丰富多彩。原计划只从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誉，临时延期再展七天。 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评，当时《北平晨报》刊文介绍，认为他是“名闻南国的大摄影家”、“郑君的作品，取柑立意与里房技术已登峰造极……为不可多得之作”。赞赏其中一些作品是“绝作”、“非凡品”、“叹为观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发动下，北平18位摄影家举行作品联展，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参展100多幅，期间，他的作品与“个展”时一样，获得很高的评价。《北平晨报》在报导“联展”过程中，提到“平津各大报大致对郑景康氏之作品最称满意”。当时，他已是名满南北有极高成就的摄影艺术家。在反映祖国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人们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有着明显进步思想的人民艺术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在时代上的需要从学影谈到宣传》一文，很能代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情况。他说，外国人从照片上（大多是他们所拍的）看到的中国人，都是“缠足女人，留着豚毛辫子的懦弱书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满面生气毫无的劳动者，不文明的服装，无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们应该负有竭力宣传中国美丽的使命，我们要把中国的名胜从美感的镜头上，骄傲地表现出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上色泽犹新的建筑古迹、古物及富有东方美的风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扬出来，我们要把中国的诚朴可风的民俗，在欢悦中拍摄成相片，我们更要把中国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征派戏剧，民间的巧妙的手艺，留影在相片上，以散布到欧美人士的脑海中，纠正他们往日的错误印象”。 这段文字，迸发著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满腔热情和艺术责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为绘画和摄影创作的方向。在30年代贫弱的中国，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艺术抱负，难能可贵。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景康回到香港从事摄影工作，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离开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期间，他担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一批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极其有力控诉侵略者造成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野蛮行径的历史见证，如1938年摄于花园口决堤后灾区的《纤夫》，1938年摄于日机轰炸后汉阳鹦鹉洲的《妈妈》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张颖、徐冰的帮助下，景康来到曾家岩“周公馆”，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聆听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勉励。之后，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关怀和帮助下，他秘密地离开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摄影艺术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党的关怀、重视和培养，从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后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和联政宣传部任记者、摄影师，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克服摄影器材缺乏、条件艰苦等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利用摄影手段“歌颂人民，揭露敌人”，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摄影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1942年5月，作为摄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景康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期间，他举办个人影展。当时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为他题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军民和文艺界欢迎。任弼时、贺龙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亲临观赏并称赞景康的摄影艺术。李富有看过后，亲自写信给景康，鼓励他要用摄影艺术更好地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建设和斗争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战斗整整五年。从延安窑洞到宝塔山，从和平医院到民族学院，从边区参议会到军民大生产运动，都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这些作品极其真实地反映边区军民团结一致，生活、生产、战斗、学习的面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其中，1944年为毛泽东拍摄的第一张标准像；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延安机场上，所拍题名《挥手之间》的照片，及他为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拍摄的大量历史照片，都成为党史的重要资料。他拍摄的《陕北与江南》、《南泥湾之秋》、《开荒》等作品，成为革命画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随胡耀邦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画报社》、《山东画报社》、《东北画报社》从事摄影采访并担任摄影的领导和培训工作，培育大量新闻摄影骨干；拍摄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照片，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夺取胜利的历史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景康先后担任新闻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社特派记者、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创作辅导部主任等职，他积极从事新闻摄影、人像摄影和摄影理论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帅府园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为景康举办个人摄影展览，这是建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个人影展，对推动中国摄影艺术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举办“内蒙古纪游摄影展览”，展出两人的作品88幅，较好地反映内蒙古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展示内蒙古草原、牧场、蒙古包的风光，受到人们的赞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景康就开展摄影工作提出三条建议，其中包括举办摄影训练班，培养摄影工作者。他为摄影培训班亲自编写教材，培训一批又一批新闻摄影战线上的干部，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松辽平原到珠江两岸，都有他的学生。 景康把他多年创作方法经验概括为六个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摄方法是“抓拍”。他认为，摄影是用照相机这种科学工具纪录和反映现实，能够满足人们“百闻不如一见”的愿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艺术手段。所以“摄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及其最可贵之处，就要面对现实，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违背了这一点，“就失去了摄影艺术本身独有的特性，灵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摄照片应该从实际出发，既忠实于现实的本来面目，又注意发挥摄影的特性，不玩花样”。只有这样，摄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并“充分发挥摄影艺术的战斗作用”。所以，他从不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指挥和干预拍摄对象，而是深入现场，观察选择，抓住动态，使得作品生动自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称赞景康的摄影作品“能抓住动态”，如《红绸舞》等照片，充分表现这一特色。 50年来，景康的创作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新闻事件的发生现场，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国山川的瑰丽风光，五彩缤纷的舞台剧码，生意盎然的花朵，敌人的残暴罪行，战士的奋斗不息，都在他的镜头出色表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为毛泽东主席拍摄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中。人们普遍认为，景康的创作达到“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既无牵强意，又无雕琢痕”的艺术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严重迫害，瘫痪卧床数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终年74岁。郑景康着有《景康摄影集》、《摄影创作初步》、《摄影讲座》等书。[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澳门回归10周年，“红色岁月——郑景康摄影展”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的澳门博物馆开幕。郑景康的115幅于抗日战争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为共和国留下的珍贵照片，他的26幅与澳门摄影工作者参加文化活动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过的照相机一并展出，较全面地展示他的摄影技艺以及摄影理论造诣。展览同期举行专题讲座《共和国第一代摄影家——郑景康》。[3] [1]萧嘉：《我国著名摄影艺术家郑景康》，载《中山文史》（第14辑），中山：中山政协，1988，第147-153页。 [2]《郑景康》，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门博物馆举办郑景康摄影展》，载“中国摄影家协会网＂，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何连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著名实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代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连旺以每年缴纳1541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合同规定，经营人限开馆16间为止，如开不足16间，也要纳足16间之数。 1886至1887年，连旺与卢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缴125000元经营澳门番摊生意。三人经有现银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会银库，并有物业值银20000元交出与公物会作按担保。规定限开16间。此次承充生意，原为卢九、林西合作，竞投完毕，连旺才申请加入。该合同期满后，三人继续合作经营1887至1888年澳门番摊生意，每年缴纳134100元，担保人为未那年奴‧先拿‧飞难地。1888至1889年，三人继续合作生意，每年缴纳为125000元。摊馆限额还是16间。 连旺参与闱姓的经营，采取与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门闱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另外，何氏家族时和摊馆从1874年至1910年7月，经营36年。连旺及其兄长何连胜等何氏族人，成为澳门番摊生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连旺以每年缴1090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由父亲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连旺以每年缴8530元，竞投获得盐业专营权，经营澳门、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盐生意，自己交银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连旺将1882年开设的缫丝厂申请改造为织造匹绸厂；同年8月，在群队地瑞隆栈炮竹厂外建一分厂，开设炮竹厂分厂，专门生产炮竹纸。约1892年，他与卢九、刘炳堂、陈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庙直街开办“如心益记”茶楼，并经营茶叶加工与贸易生意。 1884年6月，连旺以杰出的贡献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奖，获授予葡国基唯斯督宝星。[2]在当时澳门华人社会中，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连旺父子同获此项嘉奖。同时，清政府重视连旺在澳门的作用和影响，以“捐款赈灾”表彰他。 1888年，父亲去世后，连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连续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粪”标书，从清光绪初年至民国初年专营澳门粪业超过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筹建中国北方赈灾公会，连旺成为主要成员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组建俄国皇太子访澳之迎接公会，连旺任副会长，何连胜成为董事之一。1894年，连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职，成为城市卫生防疫公会会长；1894年6月，担任澳门整饬洁净公会会长；1894年8月成为澳门理商局职员，参与商业管理工作。[1] 连旺为人慷慨正直，仗义疏财。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士医院毕业后在澳门开业行医，他引荐孙中山进入镜湖医院做医生；多次在《镜海丛报》上刊登广告，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应澳门绅士曹子基之邀，治愈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名流、维新派人士刘桢麟、连旺等人热情欢迎。连旺与康有为相见恨晚。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报》创刊，一炮打响。《知新报》创刊号登载康有为写给光绪皇帝的系列维新奏书，加上梁启超的评论文章。 《知新报》实际工作由连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何树龄、徐勤等。起初为每月五日刊，后改为旬刊、半月刊。连旺把《知新报》分送至香港、广州、天津、上海等地；远销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国等海外市场，当时海内外代理发行点近40个。[4] 连旺与康有为一起制订庞大的移民计划。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担忧中国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亡国灭种，产生移民的想法。当时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康有为计划将中国向外国移民。在康有为指导下，连旺制订详细的移民计划，并具体安排招工和雇船运输事宜。1897年11月突发的中德胶州湾事件及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迫使康有为放弃“移民巴西的计划”。 1898年8月，戊戌政变发生，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在内的“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辗转逃至加拿大，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赴东洋。当时连旺冒着危险，接待梁启超父亲及妻儿，把康有为父亲接到澳门加以保护。为保护维新人士，《知新报》从9月的第68册后，重要论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笔名，并多录译者。报纸用“本馆经理人葡国伯爵非难地”的名义出版，还在“本馆经理人谨启”中声明：与旧人无关。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变为保皇派。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澳门设立分会，连旺任分会会长。1900年，慈禧谎称光绪病重，欲立皇子废除光绪。消息传出，全国譁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为首，联合1231位文人和绅商反对。慈禧对经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经元善由郑观应安排摆脱缉捕，辗转逃到澳门。满清官员赴澳门缉拿时，连旺多方设法，耗费重金，全力营救。 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澳葡当局给予经元善政治避难。连旺熟悉国际公法，出钱出力，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义感。在何东、连旺等港澳人士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活动，扩大声势，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2]同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保皇党侵吞华侨捐款的内幕暴露。之后，连旺与保皇党疏远。1901年《知新报》停刊。1898年，连旺帮助康门弟子陈子褒开办澳门大同女学堂，兴办教育事业。 1898年5月，连旺与张寿波、刘祯麟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连旺担任董事。此举与其鸦片烟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驰。连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连旺家族拥有大量物业，成为晚清时期澳门华人大业主之一。[1]他表现卓著，成为一代杰出的华商领袖，对澳门慈善公益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热心华人公益事业；1931年去世，终年76岁。 为纪念何连旺，澳葡政府将氹仔旧城区一条街命名为“何连旺街”。[3] 何连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云章，1895年2月13日《镜海丛报》报导何云章新进秀才，荣归故里的盛大场面：“有以红笺一封惠到本局者，启而视之，系澳绅何仲殷穗田为其第三子前岁科考新进之秀才云章，荣归顺德县原籍，行渴祖礼，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连排盛筵，藉宴嘉宾。族党何性，为顺德巨族，子姓繁众，科名亦盛，一堂庆会，乐何如哉？”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55-162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李佳佳：《澳门近代史上的开明华人赌商》，载《澳门月报》，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页。

徐佩之，澳门官员、葡语翻译。 20世纪30-40年代，徐佩之是澳门华务局主管检查中文报刊和翻译工作的华籍官员。[1] 1944年8月15日，徐佩之和何曼公、余寄萍、陈霞子、李铿、潘豪等创办《市民日报》，这是澳门市民报业公司（民营股份制）创办的报纸。 《市民日报》原为周刊，出版后不久改为日报，最初出版时，内容以副刊、娱乐消息为主要内容，没有新闻版，之后，改为一般性日报。社长由何曼公担任。1955年由严庆骐接任社长。60年代初期，该报每日出对开一张至一张半，主要有澳门新闻及少量中国新闻、国际新闻、狗经、连载小说和广告。近年来以议论政府施政的言论增多。社长何曼公，督印人飞历奇，总编辑龚文，总经理朱耀德，社址设在澳门大街45号三楼。[2] 1937年抗战爆发后，澳门四界救灾会办事处设在澳门营地大街104号二三楼《朝阳日报》、《大众报》共用的社址内。其后，该会聘请28位各方面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名人士为名誉顾问，包括著名医生柯麟，澳葡政府华籍官员徐佩之、何仲恭，葡籍官员施基喇，中山县长杨子毅，国民党澳门支部负责人、教育会会长梁彦明，商会主席徐伟卿，华人代表梁后源，著名殷商崔诺枝、高可宁、范洁朋、黄照、毕侣俭、李际唐、陆电明、刘叙堂、卢煊仲，天主教神父严绍渔、颜严若，还有社会知名人士梁鸿勋、曾仲衡、卢光功、黄槐、冯顺遇、陈声始、刘玉麟、叶伯衡、陈作基等人。[3] 1956年4月1日，鉴于澳门没有一个面向社会的群众性美术组织，吴喜雨、关万里、徐佩之、陈善朗、赵伟夫、冯印雪、陆昌、郭奇波、陈子明和谭智生等成立“澳门美术研究会”，并聘请何贤为名誉会长，该会与广东美术工作者协会有联络。1968年改名为“澳门美术协会”，是目前规模最大而且人数最多的民间文化团体。[4] 现澳门大学图书馆藏有《葡国魂诗集本事》（Sumariodosluziadas），由AntonioMariadaSilva（施多尼）撰写，徐佩之翻译，铅印本。[5] 1939年，汪兆镛去世。徐佩之、王惺岸合撰挽联：[6] 岭南文献赖公传，惊闻绝笔空山，薄海共悲颓鲁殿； 濠上风烟堪自悦，留得避兵故宅，小楼长记榜湖船。 [1]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107页。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60页。 [3]《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24-125页。 [4]中国文联港澳台办公室、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当代中华艺术的多点透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第494-499页。 [5]“澳门大学图书馆古籍影像系统＂，载“澳门大学图书馆＂网，2013年12月1日，http://library.umac.mo/html/e_resources/rarebook/mainview.asp?Id=167。 [6]胡善兵：《文献整理的优秀成果：〈汪兆镛诗词集〉》，载“澳门文献信息学会＂网，2013年5月1日，http://macau-mdis.org/art_show.php?id=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