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半島的墳場主要受到西方宗教的影響，充滿了異域文化特色，而離島的墳場則更多地保留了更多中國傳統元素，體現出澳門的社會特徵及濃厚的社團文化。

民國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12月，依照繁榮澳門計劃，澳門政府開始辦理疏河工程。工程初在第一號碼頭附近進行，使得港務局船舶易於停泊碼頭，由澳門唯一浚河船“比利士文”號負責挖掘，挖出之海泥則用自荷蘭治河公司租賃之船隻運輸。《最近三年澳門屬地完成及改善各項工程概況 (1947年9月至1950年9月)》，第40頁。

伊斯蘭教墳場位於新口岸水塘之側摩囉園路四號，即與濠江中學澳門本部校舍相對，又與澳門治安警察局總部之修車廠為鄰，澳門人習慣上稱之為回教墳場。 白頭墳場，位於澳門半島松山山腰卓公亭側、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下，其入口面向嶺南中學，是澳門唯一的瑣羅亞斯德教墓園。

澳門缺乏河流和湖泊，居民的日常用水只能從地下獲取，其中水井是最重要的水源之一。除了鑿井取水之外，一些山地亦流出地下水，形成山泉，成為居民們另一個重要的天然取水點，如二龍喉、亞婆井等，雖然這些山泉隨著時間消失，但它們的故事卻長流於歷史之中。

光緒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16日，從里斯本來的公共工務部工程師囉利囉（Adolfo Ferreira de Loureiro）少校抵達澳門。其任務為研究起草一份關於澳門港口狀況及需要的報告。據1865年至1881年的一份統計資料，內港堆積的沉積物形成的淤塞層已達1. 25米厚，當澳門的經濟需要進一步向海上發展時，情況就越發嚴重。葡國工程師的方案於1884年公佈，但因不具備條件而未實施。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31頁；王文達：《澳門掌故》，第30頁提到的1883年修改內港填築計畫的工程人員羅利老應即是阿道夫．羅萊路。

同治三年（1864年2月8日─1865年1月26日）9月30日，華人陳生（Chiang-Chan）和基督徒安東尼奧‧諾古拉（António Nogueira）請求在氹仔天后廟（Thin-hau）和三婆廟（Sampo）一帶填海建店鋪。同年10月8日兩人的請求被批准。1867年5月12日填海施工完成。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57頁。

望廈聖母（新西洋）墳場，簡稱新西洋墳場，位於澳門半島西北面、螺絲山腳下，屬昔日望廈村的範圍內，與普濟禪院（俗稱觀音堂）、望廈炮台及馬交石炮台為鄰。而新基督教墳場位於螺絲山後方，黑沙環斜坡旁。從新西洋墳場的亞馬喇馬路的門口進入，右邊的墓地便是新基督教墳場，從名字上可以看出，它與舊基督教墳場存有承傳的關係。

葡人自築澳城，雖明朝官吏，隳其垣墉，而仍再修之。後來葡人又自毀之，雖清朝官吏，勘存界址，而其竟毀滅之，原因無他，澳城要擴展，其經歷所必然者也。澳城擴展之經過，始終一如幾何理法，由點而線，而平面，而全圖。其初由濠鏡隙地，而澳門街，而澳城，而整個濠鏡澳，寖且建氹仔、路環也包涵在內，而稱“澳門省”焉。攷其歷史經過，今試就中國舊有文獻，舉例證述之。徐繼畲之《瀛環圖誌》云：“隆慶初，葡萄牙國人抵粵東香山縣之濠鏡，請隙地建屋，歲納租銀五百両 ，疆臣林富代請，許之，葡萄牙人遂立埔頭於澳門，是為歐羅巴國通粵東之始。”此即濠鏡隙地之例證也。張鳴岡《奏請約東澳夷疏》云：“奏請就其聚廬大街，中貫四維，各樹高棚，榜以“畏威懷德”，分左右定其門，藉以旅，獒，明，王，德，四，譯，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東西各十號，使互相維繫譏察，毋得容奸，一聽約束。”此即澳門街之例證也。《香山縣誌》海防篇云：“番禺舉人盧廷龍會試入都，請盡逐澳中諸蕃，出居浪白外海，還我濠鏡故地，當事不能用。蕃人既築城，聚海外雜蕃，廣通貿易，至萬餘人。”此即澳城之例證也。由是觀之，所謂濠鏡隙地，實即澳城之始點，亦即葡人最初到來澳門之地也。茲就陳沂所著之《澳門》一書所載：“葡人初入中國，寄碇澳口，是處有大廟宇，名曰媽閣。葡人誤會此廟宇為地名，故以初到所見者名其地。各國歷史稱澳門為（Macao）者，其名當起於此。”又據西文強克斯脫（今譯龍思泰 Ljungsted）所著之《中國葡萄牙殖民地史略》又稱：“於一五五七年，有名 ‘阿媽’一荒蕪小島，被指定為彼等居住地。及彼等乘船直駛其地，知其地即為（Macao）。”更據托利各爾脫（Trigault）所著之《中國基督教傳教史》亦有說：“澳門之名，起於其地有阿姆（Ama）一神祠。以神祠之名，名其地者也。有阿姆海門之意。此祠迄今猶存。”根據以上中西文獻所說，可證葡人最初到澳之地，實為濠鏡澳舊時之北灣，即今媽閣下環。蓋昔媽祖閣廟前海傍，原有石碑一塊，刻着“媽祖閣渡頭”數字，傳即為舊日葡人最初來澳之登陸地點。按當年葡舶既泊碇北灣，借地曬晾水漬貨物；又搭篷樓息，以謀貿易；寖且住此不忍離去，更請歲輸課稅聚居，明吏許之，遂成澳城之始點。攷龔翔麟《珠江奉使記》有云：“今之澳門，即舊名濠鏡地，有南北二灣。明萬曆中，有大西洋人至此樂之。遂請濠鏡為澳,就灣停泊。久之,益自彼國遣衆聚居,歲輸稅五百金。”嗣是，濠鏡隙地,便擴展成為澳門街焉。澳門街，既是由濠鏡隙地擴展而來，而澳城，亦是後來由澳門街擴展而成者也。蓋明嘉靖時，葡舶既泊媽祖閣渡頭，遂於北灣海濱，結篷曝貨。初僅茅舍，繼且築室。明吏受賄，居漸內移。廣開貿易，呼羣而至。以灣作澳，依谷置市，嚴然成坊，遂稱為澳門街焉。攷澳門街，古只稱大街焉，即今之營地大街也，昔時該街之兩端，各設閘門一度。東曰“石閘門”，西曰“紅窗門”。中國設關扼守。所以石閘門外，今有關前街。而紅窗門之街名，今葡文譯作有“Rua da Afândega”，即關卡也。且李家圍內，其壁上，舊有“澳門”兩個擘巢大字，所以標示此處方為澳門，但今已湮滅矣。當日澳門街之區域，只限於此。而葡人亦只許在此範圍內，經營貿易或居住，不準閒出或闌入也。所以明朝督撫，有要於其聚廬大街，中貫四維，樹柵設防，以約束澳夷云云。話雖如此，但法久玩生，而葡人以貿易所獲不貲，遂競相舉族而來，年以澳門街之小小區域，保持甚暫。不久便逾限築室，明吏受賄，視若無睹，葡人建城墻，設堡壘，居然由澳門街而擴展為澳城焉。據龐尚鵬之《撫處濠鏡澳夷疏》云：“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且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幾許，而衆殆萬人矣。”由此以觀，可知其當時擴展之速也。澳門街既擴展成為澳城後，由明而清，至道光廿九年以前，葡人都一向保持此範圍。該城墻界址，雖曆來皆不為中國官吏所承認，且曾屢次墮其城，毀其垣，但隨摧隨修，葡人終仍砌回短墻一道，而自以為限耳。查該短墻舊址，以楊文駿《查覆澳門新舊界址情形疏》，言之最詳，茲節錄之云：“由家私欄炮台起，向北轉西，至水坑尾門；又轉西北，至大炮台，再西北，至三巴門；又轉北，沿白鴿巢，至沙梨頭閘門；向西南，至海邊高樓止。”由此以觀，葡人於當時，已擁有整個濠鏡澳之西南半壁。至於沙梨頭，沙崗，塔石，龍田，望廈等村，及青洲小島等，尚未在範圍之內。而圍墻內之澳城面積，據當時張甄陶之《澳門圖記》有云：“由望廈而西三里，為澳門。其地週一千三百八十餘丈。因山勢高下，築屋如峰房螘垤者，澳夷之居也。”至於當年澳城之形勢，據《香山縣誌》說：“夷所居地，西北枕山，高建圍墻，東南倚水為界。小門三：曰小三巴門，曰沙梨頭門，日花王廟門，今俱塞：大門三：曰三巴門，曰水坑尾門，曰新開門；炮台六，最大為三巴炮台，台冠山椒，列炮四十七，銅具十六、餘鐵，上宿蕃兵，下為窟室，貯焰硝；次則東望洋，西望洋，兩台對峙東西山上……”按所說“東南倚水為界”一語，蓋昔日濠鏡澳尚未填海，故東面山麓，便是海濱；南灣規圓如鏡，亦是一泓綠水；而北灣舊址，即今之爐石塘一帶，舊本是河邊渡頭。當年澳城陸地，實未有如現在之廣闊也。明朝天啟年間，葡人已將澳門街擴展成為澳城矣。嗣後，其族人來澳日衆。至萬曆初年，明吏為防範其再事擴展計，迺於濠鏡澳之蓮花莖處，建立一度關閘門，以便戍守，並以統制澳城糧食，蓋此處迺濠鏡之咽喉也。按《澳門紀略‧形勢篇》有云：“出（前山寨城）南門，不數里為蓮花莖。即所謂一徑可達者。前山、澳山對峙於海南北，莖以一沙堤亘其間。徑十里，廣五六丈。莖盡處，有山拔起，跗萼連蜷，曰蓮花山。莖從山而名也。萬曆二年，莖半設閘，官司啟閉。上為樓三間，歲久圯。康熙十二年，知縣申良翰修，增建官廳於旁，以資戍守。每月給夷人米石，訖即閉。”又據H.Bernard之《天主教十六世紀傳教誌》亦云：“一六七四年，中國當局，靠土腰之最窄處蓮花莖，築高垣一道，中留一大門，門上置有崗警。大門每隔五日開放一次。除規定時間外，門上貼有封條六張，上面寫着中文（孚威鎮德）等字。”至於葡人蒙特托朱薩士(C. A. Montalto de Jusus) 所著之《澳門史（Historic Macau）》則稱：“廣東地方政府之設立此關閘，除限定境界外，並藉以統制澳門葡 人食糧之購買也。”其所謂“限定境界”一語，究屬錯誤。蓋當時之關閘門以南，和澳城以北，整個濠鏡澳半島中，尚有望廈，龍田，龍環，沙崗，塔石，新橋，沙梨頭等七村，仍是中國之神聖禹甸。即當時澳城之法治，亦有澳丞管轄也。葡人自從在澳門築壘建城後，迄明而清，二百餘年來，何以都謹守城牆，未有越雷池半步者？良以明清官吏，對葡人來澳後，擴展之迅速，不得不謀嚴密防範。如萬曆時，設立關閘門於蓮花莖，以限制其糧食，後又於香山之雍陌營，置參將，集千兵以戍守。至天啟時，更改置參將於前山寨，配備水陸精兵哨船等。戒備益嚴，處此嚴重防備之下，自然邊境安謚無事，故《明史‧佛郎機傳》有說：“終明之世，此蕃固未嘗為變也。”當此時期，葡人正謀自固其圍。且嘗求援於我國，因當時之荷蘭，英，法等國，皆艷羡葡人得居澳門，正欲奪取澳門而代之，屢見於行動也。如《中葡外交史》所載：“一五八零年，西班牙王（兼葡萄牙王）禁止荷蘭商人出入於里斯本，荷人迺有謀奪取葡人東方貿易中心地澳門之舉。於一六零一年，派測量隊至澳門， 當時雖被葡人所獲，然葡人終以澳門缺乏防禦設備，恐慌異常。一六零四年，荷蘭司令官華威克第二次東來，擬襲取澳門，以阻於颶風，未果。”又有云：“一六二二年，荷蘭亞洲殖民地太守郭氏，率艦隊多艘，由喀西里亞（按今之海國遊魂處）之海岸登陸，作第二次之襲擊，終被三巴炮台炮擊潰退。”按是役之前，葡人已向明朝乞援。並請准其修築城垣，即《澳門紀略》所載：“澳夷奔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繕垣墉。”以上所舉，皆為荷蘭人䁗睮澳門，葡人請中國官吏援助之例證。至於英法人謀奪澳門之事實，容再詳述之。澳門，原迺神明華甸，實毋須辯言者，故昔葡人雖擴展澳城以居，但其保護和法令權責，悉須聽命於我國，雖在清朝乾嘉間亦然也。今試就當年英法覬覦澳門，澳葡尚藉我國出頭抗拒，唯清吏諭令調處言之。如一七九五年時，葡法兩國，在歐洲正處交戰狀態中。一法艦諉稱追捕英船，侵入澳門。後得香山縣官，出來干涉，其事迺寢。又如一八零二年，英印總督鑒於法艦襲澳，藉恐危及中英貿易為詞，先徵果亞葡督同意，派艦來澳。澳葡拒其登陸，英軍竟強佔澳城。葡人迺乞援於兩廣總督吉慶，卒諭英兵退出澳城。又據《香山縣誌》載稱：“偵報鸚頸有紅夷三舶，詭言將往日本貿易。不數日又三舶至，光任聞大府，調集舟師分佈防範，八月九日皆升帆若遠揚狀。俄而佛郎西來告亟，光任與統巡香山協副將林嵩，令各營哨船橫截海面，且遣澳夷目，宣諭威德。會日暮西南風作，佛郎西三舶疾駛入口。紅夷計沮,迺逡巡罷去。”此又一事也。又一八零八年縣誌又載：“會弗郎西與英吉利構兵，遣人告西洋王毋與英吉利通。英吉利聞之，先遣兵脅西洋王，隨遷美利加洲。大班拉弗偵知其事，致書伊國孟加刺之總管，遣兵頭喥𡀔唎來澳，以防護弗郎西為名。於八月二日擁入澳門。澳夷弱不能拒，其理事官唩嚟哆報縣，知縣彭昭麟請大府封艙，撤買辦，禁在澳服役人從之……曉喥𡀔唎以利害，迺俯首服罪，隨回澳門歸國，十一月七日也。”統上以觀，昔年澳城凡有事，葡人皆請中國官吏出頭抗拒或調處，如此態度，已為當時澳門地位之最好例證也。澳城曆久再無擴展，大抵因中國防範嚴密，及荷英頻年騷擾所致也。惟於一六零四年時，羅馬教耶穌會之大三巴修院院長賈華遼（Val.Carvalho）與東方巡教監范禮安（Valignano）二人，嘗私自到濠鏡澳西北隔水之小嶼青洲島，建立教堂。但因其未得廣東地方官許可，且疑其為建築炮壘，迺於一六零六年由駐澳華官，親自率衆到青洲將之焚燬。竟觸怒耶穌會徒憤恨，澳城騷動。後得香山縣令准其復建，惟另立一石碑，表明此島為中國領土。更築高墉，如城垣然。按《明史‧佛郎機傳》云：“萬曆三十四年，又於隔水青洲建寺，高六七丈，閎敞奇閟，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不果。”張大猷欲毀其墉未果。但至天啟時，終為廣東監司馮從龍所燬。《明史‧佛郎機傳》又記其事：“天啟元年，守臣慮其終為患，遣監司馮從龍等，毀其所築青洲城，番亦不敢拒。”會當時耶穌會士與其他會士，黨爭正烈，值中國官民疑青洲築壘，一般反對耶穌會之教徒，迺詭說耶穌會士郭居靜（Lazare Cattaneo）有謀叛明帝陰謀。遂使居澳華人，及廣東官吏大為恐慌，於是民則避居，軍則秣馬，封倉閉閘，全粵騷然。據《中國基督教傳教史》記其事，“澳葡糧斷受困，迺急遣葡員二人，赴省陳述：謂葡居澳久，向愛和平，對中國並無危害企圖，請毋誤會。因是中國派人蒞澳調查，知是謠言，疑團迺釋。”又據《中國葡萄牙殖民略史》則大略謂：“兩廣總督戴曜自得郭居靜謀叛告後，立命總兵襲取澳門，事先遣探偵察。始悉此僅為澳門宗教內鬨所致，絕無謀叛事實，迺罷攻澳之舉。”嗣是，澳局遂平定如初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