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廣東番禺人。曾先後赴英國和日本留學。歸國後，主要從事翻譯。辛亥革命後接受無政府主義，並在上海創辦勞工神聖社。1920年冬任廣東教育委員會秘書，旋組織廣東女界聯合會，並被選為執委。1921年春創辦廣東女子職業學校，年底出席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被壓迫民族代表大會。1922年5月底澳門血案後，積極營救被捕群眾。次年1月被廣州市公安局逮捕殺害。

耶穌會傳教士。法國人。1594年入耶穌會，1610年來華。次年至南京，隨郭居靜（Lazarus Cattaneo）、高一志（Alphose Vagnoni）神父學習華語。他是第一個向教廷請准以中文舉行彌撒，行其他聖事，以及誦念日課的。金尼閣在歐洲時，遍歷意、法、德、比諸國，其主要目的是向各方募集書籍。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金尼閣與其他22位教士再度來華。明泰昌元年（1620）抵澳門，帶來了大批藏書，後來分批運至北京，對中外文化交流有所促進。

林君復，生於香山縣隆都安堂（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香山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安堂第19世孫。 君復出身於名門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讀書，後到廣州入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期間，他深感清廷腐敗，外侮日甚。受到康梁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清光緒年間，他東渡日本。他摒棄封建八股文，希望學有所成，報效祖國，先後入讀東京宏文書院、早稻田大學。 1900年，孫中山多次在東京向留學生演講，鼓吹民主革命，並聽取師生的意見。君復當即站起，慷慨陳詞，公開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給孫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孫中山的鼓勵下，君復加入同盟會，並接受孫中山安排的任務，負責革命籌款工作。孫中山將廖仲愷、朱執信、黃興等人分別介紹給君復認識。[2] 1906年，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澳門，成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支部，組織香山起義。君復、鄭彼岸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3]他和鄭彼岸、林警魂等制訂細緻周密的計劃，籌集起義資金、偷運軍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軍。在起義前，他親自潛回香山，在蕭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開骨幹緊急會議，宣佈起義。 1908年，君復潛回香山大涌，動員妹妹林壽華、表妹黃文軒，以及蕭世冰、劉振群、黃芙蓉等人參加革命，並發動她們從香港、澳門分批攜帶武器至廣州，為廣州起義作好準備。林壽華和黃文軒等以秋瑾為榜樣，冒著生命危險，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多次往返港澳與廣州之間，擔任運送武器的任務。 香山起義成功後，1911年11月建立香山縣臨時革命政府，君復將各路起義軍整編成香軍，並親自率領3000名香軍開赴廣州，與廣東各路軍民會師，為光復廣東作出突出的貢獻。 之後，君復揮師北伐，先後參加宿州、徐州戰役，戰功卓越，受到孫中山的讚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廣東各界一致推舉君復為廣東省都督，被他婉拒。孫中山親筆書寫“毀家紓難，功成身退”條幅相贈。 “五四”運動以後，君復與魯迅會面，魯迅問他對國運之設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為根本國策，願民眾奮起救國，挽狂瀾與未倒。他對魯迅之幽默與諷刺文風，表示欽敬不已。當時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君復經常閱讀《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閱讀新文化運動雜誌，並教育子女必須接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想，以適應新形勢發展。 1933年，中山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君復以家長身份出席，學校請李宗仁講話。會後，李宗仁迎前與他握手寒暄，並頌贊他“高風亮節，不勝欽佩”。 君復向來重視文化藝術和教育事業。他在澳門時，以南灣41號為社址，創辦“仁聲”劇社。為了開展革命宣傳，他和革命黨人張若屏、林了儂等變賣田產得白銀兩萬多元，作為劇社常年活動經費；並親自粉墨登場，先後扮演《血淚》、《金錢毒》、《齊家鏡》等劇碼角色。該劇社被史家譽為“我國現代劇第一塊奠基石”。 1906年，君復在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小學”、“同仇女學”，邀請鄭彼岸相助。“同仇女學”貼著一副門聯“同袍同澤，仇滿仇洋”，見者無不瞠目結舌。覺群小學成立典禮時，香山縣知事鄭榮親臨觀禮。拜桌不供皇帝萬萬歲牌，僅安孔子牌位，又令學生不行三跪九叩禮，以三鞠躬代之。 當時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遠，隆都民風向來強悍。鄭榮知道上報“逆情”，只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索性裝聾扮啞。“覺群小學”成為當時中山最早的小學之一。君復不當高官，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資產，自己的後代變成貧窮的知識份子。 君復治學甚篤，尤喜翻譯，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量古籍書中，無一不精通。他的文學修養淵博，偶有所感，詩詞、對聯計有四千餘首，抗戰時散失無存。 前海軍部長程璧光在護法鬥爭中被暗殺。程璧光石碑立於廣州長堤，碑刻的《殉難記》，是君復遵孫中山的囑咐，用“四六駢文體”撰寫。 20年代末，君復赴日本大量翻譯禪宗佛經和中醫書籍，孜孜不倦，數年如一日。他的翻譯工作，不但體現個人的治學精神，而且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貢獻頗大。 君復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隨孫中山期間，總統府一切對外對內重要文件都由君復撰寫，孫中山對他非常信任，嘉許他的工作。 君復與伍廷芳友善，酷愛研究禪宗佛經。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榮西禪師兩次來中國學習禪宗，我國與日本友情源遠流長。君復在日本期間住長崎妻弟家，終日孜孜不倦翻譯佛經及中醫書，他所攜帶書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燈繕寫，常常伏案書寫而至通宵達旦，數年如一日。這種堅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欽佩。 晚年時候，君復對腐朽舊社會，產生悲觀情緒，前往惠陽象山寺削髮為僧。當時民主人士陳銘樞及李宗仁多次勸他下山。君復表明了心跡，長居古刹。 1942年，君復在古刹病逝，終年63歲。臨終時遺言“只帶赤心來，不攜寸草去”。 林君復一生不謀名利，身無長物，但對革命戰友，情誼深厚，經常解囊相助。他與劉思復為肺腑之交。劉思復刺殺清水師提督李准未成，出獄後肺病危殆。君復日夕守望照顧，直至劉思復與世長辭。之後，君復出賣衣物，將劉思復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復之孫林紹聲擔任中山市政協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他與小兒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區。林紹聲回憶，從他出生到五歲，一直與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後，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與他相處的時間實在太短了。當時自己是個孩童，但祖父對自己的那份疼愛，牢牢地留在記憶的深處。[4]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憶先父林君復烈士》，載《中山文史》（第07-09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7-13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復：《毀家紓難功成身退》，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明末來中國的一位博學多才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人。1578年（明萬曆六年）3月24日，奉派參加第三十批耶穌會傳教士遠征隊，從里斯本出發前往印度和遠東。應耶穌會巡視神父范禮安的要求，1582年8月7日從印度果阿到達澳門，後被任命為中國傳教士使團領導人。1583年，利瑪竇和羅明堅神父在廣東肇慶傳教，是耶穌會士在中國內地傳教之始。1584年第一次為兩個皈依者洗禮。1589年，他們被趕出肇慶，遷往韶州，繼續傳教活動。1595年經南昌到南京傳教。他初到中國，帶來自鳴鐘、三稜鏡、渾天儀、時晷、地圖等器物和大量西書，開始了明季西學東漸的新紀元。1600年5月19日，利瑪竇在龐迪我神父陪同下，作為葡萄牙使臣到北京準備覲見明朝萬曆皇帝，並以當時作為葡萄牙君主的西班牙國王的名義贈獻許多禮品。1601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準備覲見萬曆皇帝，不久即移居北京，直到1610年5月10日去世。萬曆皇帝特批一塊墓地安葬，表示對他的敬重。利瑪竇精通漢語，博覽群書，深刻瞭解中國的歷史、地理、宗教、法律、經濟、禮俗等情況。他改穿儒服，“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與中國的文人學士、皇室貴族有密切的交往。利瑪竇主張將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把四書譯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把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介紹給中國學者，推動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瑪竇在中國居住28年，著作甚豐。1584年與羅明堅神父合編《葡華字典》，1589年編輯《中西字典》，1605年編輯《西字奇蹟》。又與郭居靜神父合作，採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讀音對照的方式編成一部《西文拼音華語字典》。這些工具書的編寫與出版，為後學者開路，使傳教士能克服學漢語的困難。他翻譯《幾何原本》（利瑪竇口授，徐光啟筆錄），這是西方幾何學傳入中國之始，還翻譯和編譯有：《同文算指》十一卷、《渾蓋通憲圖說》二卷、《乾坤體義》三卷、《西國紀法》、《圜容教義》、《測量法義》等。著有《山海與地全圖》、《坤輿萬國全圖》、《華圖奇觀》等。這些著作對中國的天文歷學、算學、地理學、物理學、哲學、醫藥學、建築學、倫理學等都產生重要影響。利瑪竇逝世前，留下的（自題為《論耶穌會及天主教進入中國》）意大利文手稿記載了自1552年第一批耶穌會士來中國直到1610年間在中國傳教的經過，特別是他自己從1582年到1610年的經歷，介紹了他對中國的學術思想和儒家經典的體會，以及對中國的認識，記錄了他再中國和朝野人士的交往。這部書在歐洲引起廣泛重視，被譯成德、英、法等國文字多次出版，使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耳目一新。

曹思晃，祖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著名宗教人士。澳門立法局議員曹善榮第四子、曹有之孫。 思晃先在澳門政府公學學習葡文，1910年進入香港聖保羅書院讀書。1913年受洗於聖保羅堂；1919年在廣州協和神科大學畢業，同年，在倫敦會督被冊為會吏。 1922年，思晃被封為牧師，1923年擔任澳洲華人教會主任牧師。[1] 1909年，林護、黃茂林、李維楨三位華人及史超域牧師等商議組織堂會，並在香港中環興建一座禮拜堂。經過兩年努力，新堂落成。1928年1月，思晃牧師被聘為主任，並宣佈聖公會聖保羅堂為一牧區直轄會督。 1928年，思晃與何玉瑛（1898-？）女士結婚。何玉瑛是香港女子基督教會負責人。從這年起，思晃一直主持該堂教務14年，擴展聖堂，發展教友。 1930年，教友人數大增，何玉瑛倡議籌款50000元擴充聖堂及建築牧師住宅。1934年得到何會督的幫助，港府再給地2300尺，擴展順利，聖堂加長40尺，並加建閣樓及牧師住宅。 1940年，思晃前往雲南講學半年。 1941年12月8日，日寇襲港，12月25日香港淪陷。聖堂變為憲兵講習所，聖堂改在伍廷芳堂聚集，思晃被迫遷居。他被列入憲兵部黑名單，不得不離港赴桂林避難。 1945年8月，抗戰勝利。10月10日，召開和平感恩大會，思晃和何會督等陸續歸來，恢復辦理堂務，各項事務漸復常態。 1958年，教區議會通過選舉牧區議員新例，思晃召開教友大會，宣佈明年施政綱要。這年起聖公會聖保羅堂增設主日早堂祟拜。[2] 1960年5月，思晃退休，由彭牧師接替管理堂務。 思晃歷任國聯會香港分會董事、反對蓄婢會值理、聖保羅男、女校董事等職，他熱心宣道，翻譯見長。世界著名演講家艾迪博士、龔士德博來港佈道，他擔任翻譯，成為香港著名宗教人士。[1]香港前葵芳廉租屋第三座的聖公會思晃學校以他的名字來命名。 思晃夫婦生育兒子曹安邦、曹安民。 曹安邦（Paul On-pong Tso）生於1929年，美國華人生物物理化學家。1949年獲廣州嶺南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51年獲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理科碩士學位；1955年獲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歷任加州理工學院助教（1952-1955）、生物化學教研室研究員（1955-1961）、高級研究員（1961-1962）；巴爾的摩霍普金斯大學放射系生物物理化學副教授（1962-1967）、教授（1967-1973）、生物物理教研室主任兼教授（1973-1980）、環境衛生學系環境衛生生物學教授（1980年後）。美國生物物理學會、美國生物化學學會、美國微生物學會、美國細胞生物學會、美國癌研究協會等學術團體會員，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85年應邀訪華，進行學術交流；主要著作有《核酸化學的基本原理》二卷（1974年）《哺乳動物遺傳器的分子生物學》二卷（1977年）等。妻子黃鳳坤。[3] 曹安民（Mark O. M. Tso）是美國Johns Hopkins（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眼科及病理學科著名眼科教授。鑒於他對中國眼科學發展作出突出的貢獻，經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柯楊教授簽署，報北京大學校長簽署，經國家教育部部長簽署，作為2009年中國政府友誼獎候選外國專家，上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專家局，經友誼獎評審委員會評審，國務院批准，決定授予曹安民教授2009年度“友誼獎”。 曹安民是北京大學醫學部名譽教授、北京大學眼科中心主任、香港眼科醫師學院顧問，前任院長、亞太眼科學會委員，名譽信託人、世界眼科學院第十一講座教授，世界眼科理事會副主席。 1961-1967年，曹安民在美國波士頓大學醫院任外科實習醫師和眼科住院醫師。完成眼科住院醫師培訓後，1969年進入美國軍隊總醫院病理學院任眼科醫師和病理研究員，完成兩年病理學專科培訓後兼任美國佐治亞華盛頓大學醫學中心眼科學臨床助理教授，研究副教授。1976-1994年，任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芝加哥分校醫學院Lions眼科研究院眼科學教授，Ceorgiana Theobald眼科病理室主任，伊利諾州立大學眼耳醫院視網膜黃斑病科主任，伊利諾Lions眼庫主任。1994-1999年，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系講座教授、主任、香港大學眼科名譽臨床教授、香港眼科學院院長及奠基人。 曹安民從海外籌募贊助基金，2001年建造起一座15000平方米北京大學眼科中心大樓，北京大學眼科中心於2001年10月開幕，為病人服務，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聘任曹安民教授為北京大學眼科中心主任。他領導的北京大學眼科中心成為國內重點的眼科中心之一。 曹安民擔任國際眼科理事會副主席期間，經他長期多方面不懈的努力，使中華眼科學會2002年加入國際眼科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Ophthalmology），成為理事會正式成員。 1992年始，曹安民以中美眼科學會的名義出資為中華眼科學會設立金蘋果獎和金鑰匙獎，每年表彰中國眼科專家在中國眼科學教育及眼科臨床作出突出貢獻的學者。2005年始為中國引進國際眼科醫師資格考試，使中國眼科醫師與國際先進水準接軌，該考試每年由衛生部國家考試中心舉行；他在海外籌措無償捐贈基金創建中國“防盲治盲扶貧光明工程”，在河南開封、山東臨沂啟動“防盲治盲光明工程”，為農村貧困農民眼病患者服務。 2007年，經曹安民推薦，國際眼科學會出資贊助在亞洲建立北京大學Eli Lilly糖尿病眼病中心，作為發展中國家開展糖尿病眼病防盲治盲工作的樣板。[4]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507頁。 [2].《我們的歷史》，載“聖公會聖保羅堂＂網，2012年11月11日，http://dhk.hkskh.org/stpaul/aboutus.aspx?id=43。 [3].《曹安邦》，載“中華僑鄉網＂，2011年10月18日，http://www.chnqxw.com/2011/0510/2960.html。 [4].《曹安民》，載“互動百科＂網，2012年12月18日，http://www.baike.com/wiki/%E6%9B%B9%E5%AE%89%E6%B0%91。

謝清高，原籍廣東嘉應（今梅州市），定居澳門。清代旅行家、航海家。[1] 清高18歲時，出洋謀生，隨外商海船遍歷南洋群島各地和世界各國，歷經艱難險阻，增長見識和人生經驗。他學習外國語言，訪問各島嶼、城寨、風土人情和物產，為他日後從事他所喜愛的航海事業打下堅實的基礎。14年後，他因雙目不幸失明被解僱，只好回到廣東，後流落於澳門，靠口頭翻譯，維持生計。[2] 1806-1808年，發生葡人拖欠謝清高貨銀糾紛案。清乾隆末年流寓澳門，清高為葡人充當通事和做生意。他租用葡人哆呢吵（António Rosa）桔仔圍鋪一間，年租銀七元。後在做生意時，哆呢吵的侄子哆呢（António Fonseca）與清高進行布匹交易，欠下清高銀150元，年息二分，但無力償還本息。 1801年，哆呢吵又以紅窗門鋪一間押給清高收租抵息，年租為25元。因清高當時雙目失明，哆呢吵蓄意欺負，將鋪租阻截。不讓清高收租抵息，但表示可與他鋪租相抵。 1806年，哆呢吵狀告清高拖欠租銀。澳門同知王衷接到澳葡理事官的報告後，認為此案應該分開處理，不能混在一起。他要求清高償還了拖欠的兩年鋪租共15元；同時要求澳葡當局責令哆呢吵，將所欠布銀，照數抵兌清楚。可澳葡蓄意包庇，並沒有認真追討，債款一直沒有歸還。1808年，香山縣根據清高的訴求，諭令澳葡當局立即照數追討所欠銀兩。[1] 1820年，清高遇見同鄉黃炳南，大家一見如故。清高向他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及見聞，並請求黃炳南代為筆錄，以便傳留後人。黃炳南被他的真誠所感動，於是逐一記下，並取名《海錄》，同年底刊行問世。1821年，清高因病在家鄉逝世，年僅56歲。[2]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關於中外交通往來的書，主要有南宋趙汝適的《諸藩志》、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清徐繼畬編著的《瀛寰志略》等，《海錄》是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國內最先介紹世界概況的著作，時人稱廣東人乃至中國人略知世界大事，應從《海錄》開始。 《海錄》書中記載18世紀80年代羅芳伯（嘉應人）在昆甸（今馬來西亞東部婆羅洲的昆甸）地區組建公司，設立自治行政管理機構，建立法制，號稱“大唐總長”，臨終禪讓賢者的豐功偉績，史實詳盡，文筆優美，為研究華人海外奮鬥史的一本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因為謝清高在中國航海史上的傑出貢獻，被後人譽為中國的馬可波羅。他的《海錄》與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行記》相提並論。《海錄》是中國鴉片戰爭前問世的一部影響非常大的介紹海外世界的著作。謝清高成為清代最早放眼世界、介紹世界的重要人物之一。[3] [1]黃鴻釗：《澳門同知與近代澳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65頁。 [2]《謝清高》，載“梅縣體育局＂網，2012年10月5日，http://www.mzsports.gov.cn/mx/ReadNews.asp?NewsID=1143。 [3]《謝清高》，載“互動百科＂網，2012年10月5日，http://www.hudong.com/wiki/%25e8%25b0%25a2%25e6%25b8%2585%25e9%25ab%2598。

外交官。字葆林，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幼時學於上海廣方言館。1875年（清光緒元年）赴美，為中國第四批赴美幼童留學生之一。1881年回國後，入天津電報學堂和醫學堂，並被李鴻章聘為家庭敎師。後任駐紐約領事館翻譯。1884年充駐美使館翻譯。嗣任直隸候補道、洋務局總辦、北洋大臣洋務文案。後歷充駐新加坡及澳洲總領事，駐英、法公使館參贊。1910年任外務部右丞，旋任駐英國大使。民國成立後，再任駐英公使。1914年6月返國後，常住澳門，出任澳門華人代表，曾任廣東省政府高等顧問等。1942年病逝，葬於西洋墳場。

北愛爾蘭人。任中國海關總税務司長達45年（1863-1908），被清朝政府視為“客卿”。1854年（咸豐四年）來華，1854-1858年間，先後在英國駐寧波和廣州領事館擔任翻譯和助理。1859年參加中國海關工作，任粵海關副税務司。1861年起，代理總税務司職務。1863年1月（同治二年十月）繼李泰國任海關總税務司。1885年（光緒十一年）6月被英國政府任命為駐華公使，未就。1908年休假離職回國，仍掛着總税務司的頭銜，直至逝世。赫德主持中國海關近半個世紀，在海關建立了總税務司的絕對統治，並把他的活動伸向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各個方面。他曾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顧問的身份參與清朝政府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各種交涉，如1885年《中法和約草案》，以及後來的中緬交涉和印藏交涉等。1887年，赫德派其秘書、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幹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就澳門的地位問題與葡國政府談判，雙方最後於1887年3月26日簽署《中葡里斯本草約》，共四款，其中第二款“定准由中國堅准，葡國永居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第三款“定准由葡國堅允，若未經中國首肯，則葡國永不得將澳地讓與他國”。草約簽署後，以兩廣總督張之洞為代表的地方當局多持異議。葡萄牙全權代表羅沙（Tomás de Sousa Rosa）於1887年8月11日到京議約，但雙方對澳門及其屬地界址等分歧甚大，赫德從中“調解”，並向總理衙門陳述意見。最後兩國分別由奕劻、孫毓汶和羅沙於12月1日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並於1888年4月28日在天津換文。該條約第二款對《中葡里斯本草約》予以承認，從而正式承認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門”。

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西西里人，貴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東來，1636年抵澳門。1638年入江南。1640年創始成都教堂。1643年至1646年間，與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被迫在張獻忠起義軍中供職。1647年，為清軍所俘。次年與安文思同被押至北京。1651年獲釋後，設立北京東堂住院（Residência de São José），1662年建東堂教堂（Igreja de São José）。1664年教難中被捕。1669年獲康熙帝恩釋。1682年10月7日卒於北京，賜葬柵欄教堂。在當時耶穌會會士中被公認為漢語造詣最高深者，所遺著作、譯作多達20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