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大，又名陈龙，生于香山斗门南山（今属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 康大18岁时，随父兄经澳门，飘洋过海到美国加里福尼亚谋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开设的米店做搬运工，晚上到华人区教堂学习英文，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对他日后与洋人打交道和事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两年后，康大在加州萨克拉门地区，按照四六分成，租种2000英亩土地种植芦笋（龙须菜），每年雇用华人农工五千余人。[1] 1906年，康大转到桑尤干垦区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顿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亩土地，种植马铃薯和谷物。他与许多华人佃农一样，同时租种几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经营规模很大。20世纪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种土地，几乎构成一个农业帝国。20多年来，康大一直是萨克拉门—桑‧尤干三角洲中心最大经营者。1913年，他在俄勒冈科雷默斯瀑布附近买下2000英亩土地，雇人种植优质马铃薯。30年代，除供应加州市场外，康大的马铃薯销售到美国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称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于中国南方农村，放过牛，念过私塾，但他并不擅长耕种技术，而他善于经营管理。他每年雇用五六百名农业工人，既有华人，又有墨西哥人，拥有70匹马和两艘驳船用作运输。他自己乘船或乘马车经常来往于各片土地之间，进行筹画和监督耕种。 康大生育五子：陈荣、陈华、陈富、陈贵、陈寿。他们说，父亲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擅长与地主、债主们谈判；懂得找多少工人进行耕种、收割；懂得如何运送工人、安排他们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场行情，以最好的价格将马铃薯等农产品销售出去，所以，经营状况特别好，每年从农业上获取十多万美元的利润。 除在三角洲经营马铃薯种植业外，康大把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装协会的大马哈鱼罐头厂当“包工头”，后在萨克拉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开设一家星记公司；在三藩市开设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装公司。当时，他在中国最大商业机构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购买不少股票。1919年，陈氏家族成员成立一个“美国华人农场总公司”，资本达到100万美元。 康大羁旅异邦，心怀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会会员、旅美同乡陈耀恒的影响下，他积极回应孙中山在美国向华侨发出的“踊跃捐资，以助成革命大业”号召，捐款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并经陈耀恒引荐结识孙中山，他们多次在三藩市陈典敬（珠海斗门华侨）开设的“五湖药店”见面，亲自聆听孙中山宣传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不少旅美华侨失业，生活无著。康大乐意安排他们在自己的企业工作，薪酬特别优厚。20世纪20年代，家乡盗贼蜂起，鸡犬不宁。康大闻讯，慨然捐款资助南山乡建造一座防御性的碉楼“镇南楼”，捐款购置枪械，增强家乡的联防力量，一直到抗战时期，乡亲们仍使用“康大公的枪”。1938年，南山乡一群进步青年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兴办活然小学（后更名前锋小学），当时在澳门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资赞助。 康大凭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国环境中艰苦创业成长起来的华侨企业家和资本家。虽为巨富，但他从不炫耀，生活俭朴，乐善好施，常常接济有困难的乡亲。一辆小汽车成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公益事业。 康大是第一个拥有福特牌履带拖拉机的华人。1933年，他结束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创业生涯，回国安度晚年。[1][2]20世纪20年代，他在澳门荷兰园一带买房定居，经商贸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门逝世，终年75岁。 其长子陈荣在三藩市经营公司。次子陈华管理星记领地。三子陈富以管拜伦领地。四子陈贵负责俄勒冈的土地，后加入商船队，再后开餐馆。五子陈寿是一个菊花种植者。[4] 1989年，孙子陈国男等捐献钜款给家乡兴建一座新学校，乡亲父老将学校命名为“南山康大学校”，以作纪念。之后，陈国男每年捐赠500美元给学校用于奖学奖教，深受乡亲和师生的赞扬。 一个世纪以来，康大子孙昌盛，人才辈出，现今定居在美国的有三四百人。他们当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医学教授、牙科医师、工程师、律师、厨师、神学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陈氏族人举行一次陈氏家族野餐会，陈康大的孙辈轮流主持，与会者二百多人，热闹非凡。 陈康大的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功，后人将他的名字和事迹载入加州的史册。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麦礼谦将他的事迹收录在《美国华侨简史》一书。[1][2] 2001年7月，陈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陈国男的带领下回家乡寻根访祖。陈国男生于澳门，并在澳门读书，12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专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誉；拥有圣荷西最大的花卉种植园，是圣荷西所属的圣地克拉拉郡农场局主席和第一位华城市规划委员。圣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当年华人在政界几乎没有代表。作为湾区菊花会创始人之一，农学专家陈国男带动和扶助了一批亚裔人士参政，为争取亚裔权益积极奔走，并推动湾区华裔青年参与公众事务，参与创建为亚裔移民提供各种服务的社区机构亚美社区协进会。[5] 2007年7月4日，陈国男遗孀率领陈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区、镇侨务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回到斗门区乾务镇南山村寻根访祖，参观南山康大学校及祖屋，并探望亲人，增强与家乡联系。陈国男夫人表示，他们在美非常想念家乡。今次回乡，发现珠海发生很大变化，感到很高兴。南山康大学校2003年并入五山中心小学，该校占在面积十万平方米，政府投资3500万，是一所设备、功能齐全的省一级学校。原南山康大学校现成为五山中心幼稚园。陈夫人表示，康大学校虽不存在了，但陈氏家族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会持续下去，今后每年他们将从美国的陈国男基金会中拿出部分资金，说明家乡的贫困学生。[6] 2009年3月，美国第十大城市、湾区圣荷西举行揭牌仪式，“陈国男邮政大楼”在众人欢呼声中正式更名。陈国男的亲属及加州湾区地方官员、各界人士、华人代表等出席揭牌仪式。[5] [1].《陈康大》，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区达权：《美国“薯仔大王”陈康大》，载《珠海特区报》，2008年7月16日。 [3].罗祖宁：《乡情，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载“珠海市地情网＂，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务历史人物》，载“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网，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门华侨命名美国陈国男邮政大楼圣荷西揭牌》，载“广东侨网＂，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国著名侨领陈康大后裔返珠海寻根》，载“广东侨网＂，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马文驺，字瞻一，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九曲溪人。民国时期国民党官员、檀香山侨领、诗人。郑乃炎妹夫。 马文驺早年担任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书记长、中国国民党澳门支部监察委员兼秘书、澳门中山教育学院讲师。 50年代初，马文驺举家移居美国檀香山，成为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的领导人，1975年出版《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一九七五年特刊》。 马文驺生育三子二女，长子马任远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初任太平洋士厂化验师，后任设计师。二女马本维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外交系高级护理系、德洲陆军卫生医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历任美国陆军医院少校护士长，调任中东埃及美国陆军医院工作。次子马任弘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土木工程系商业管理系，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接受美陆军部特种训练。四女毕业于夏威夷大学土木工程系，任职政府机构，后奉派往南朝鲜为工程师。 马文驺初到美国时，生活穷困，在餐馆打工赖以维生。他以中国的文化、孔孟学说，伦理道德思想及国家民族之观念教育子女，且从各方面激励子女读书，子女不负父望，个个成才。经金山区评议，马文驺荣获1988年度“檀香山模范父亲”称号。 马文驺自幼爱好诗词，诗作历数百首，出版《岫云庐诗集》，受到海外侨胞称赞。陈立夫评价《岫云庐诗集》说“妙造自然，如见道心，取语甚直，矫矫不群”。 马文驺在艰苦生活中学得一身好厨艺，后来自己开设餐馆，成为檀香山皇后餐室、大同餐馆的创办人兼总经理。他担任夏威夷中华文艺协会荣誉会长、夏威夷马氏宗亲会荣誉会长、世界中山同乡会总会副评议长，并任全美华人福利总会第四届代表大会秘书长。马文驺身在美国，心念故乡，改革开放后回到北京、广州、中山等地探亲观光。 现录马文驺的诗三首：[1] 《秋夜有怀》 惯坐小楼听夜雨，今宵对月伴长檠。万言隐约秋声里，清梦萦牵雁影横。 遣此晴空当逆旅，拼将块磊入瑶觥。人间未改荒凉态，老眼留看春意生。 《初夏》 熏风冉冉绿山城，池涨新蛙试夏声。雨霁蝉鸣催荡熟，乡心苑转动行旌。 朱门酒肉熏天臭，忍听春来杜宇啼。华屋邱圩人闻寂，千山濯濯夕阳低。 《春暮》 残红柳絮去冥冥，紫燕呢喃客梦醒。茂草苔深王谢宅，夜兰无语数春星。 [1]英豪：《马文驺先生和他的诗集》，载《中山文史》（第20辑），中山：中山政协，1990，第179-182页。

李锦裳，原籍新会县七堡（今江门市新会区七堡镇）涌沥村，定居香山县南水墟（今属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南水镇）。“李锦记”创始人。 父亲早逝，锦裳与母亲蔡氏相依为命，靠耕种为生。他自幼习武，青年时练就了一副强健体魄。他18岁时赴会城应考从军，名列前茅，回家等候官府征召。同村一个富家子弟不服锦裳的武功，妒忌他在考场上受到主考官的青睐，恣意挑起事端，找来几个人围打锦裳。锦裳避走到香山县南水墟替人打工。他和堂兄弟李万添、李惠灿在南水做搬运工、樵夫，又帮人家养蠔、打鱼，为糊口四处奔波。后来，锦裳母子开一家小食店，从此定居南水。 锦裳在南水村东（今李兆南纪念学校西侧）开设小食店，母子待人诚恳，诚信经营，蒸包卖粥，生意兴旺。母亲去世后，锦裳孤身一人，难以支撑小食店，就用蒸包的大铁锅为人家煮蠔、加工蠔豉。一次，他把蒸熟的蠔捞起，在拿出去晒蠔干之时，忘记关掉炉火，结果炭火把蠔汤熬得半干。他回家打开锅盖一看，蠔汤变成蠔油，黄澄澄地凝结在锅底。他用手点了少许放入嘴里，味道非常鲜美。他将蠔油盛起，拿给李万添和李惠灿品尝。他们尝后点头称好，劝他就做蠔油生意，别再为人家加工蠔豉了。 锦裳觉得言之有理，从此白天收蠔，晚上熬蠔油。每次将约一百斤蠔汤熬至十斤左右，加入适量盐后盛起，除去锅底渣砂，就成为美味的蠔油。他拿着蠔油上街出售，马上成为抢手货。南水熬蠔油生意成行成市，从几家迅速发展到十多家，江门、石岐、广州等地商人到南水采购渔货时，顺便采购蠔油；而更多的蠔油销往澳门。锦裳的蠔油干净卫生，浓度适中，而且他为人豪爽，人缘好，顾客盈门，供不应求。 1888年，锦裳请人在店铺写上“李锦记”招牌，意为蠔油由李家经营、锦记为号。之后“李锦记”蠔油品质最好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干脆都把锦裳叫作“李锦记”。他借助南水天然丰富的海产资源，闯出一条新路来。 锦裳经营蠔油有方，赚了些钱，生活走出困境，之后结婚生子。1902年，一场无情大火烧去了半条南水街，“李锦记”蠔油店也被烧得精光。锦裳看着火灾后的家，一筹莫展，只好心痛地离开南水，前往澳门谋生。[1][2] 在澳门创业之初，“李锦记”的原料生蠔主要由锦裳的堂兄弟在南水代理收购。锦裳经常带着年幼的三子李兆南往返南水，付款取料。李兆南16岁时开始独自回南水收购原材料，海盗猖獗的磨刀门海域当时是条危险的航线，三次在进货途中遇劫。为了儿子的安全，锦裳痛下决心中断南水的货源，将眼光投向了同样盛产生蠔的横琴和银坑，开辟出新的货源。 横琴湾海水咸淡适宜，温度适中，水质肥沃。横琴蠔身体肥硕，鲜嫩质美，清甜味香，以“一大、二肥、三白、四嫩、五脆”的特点，确保“李锦记”蠔油的品质。很快，“李锦记”的招牌在澳门站稳了脚跟。通过精心配制和加工，“李锦记”蠔油不仅适合国人口味，而且西方人将它当作高级调味品和送礼佳品，澳门人返乡和华人到外埠都随身带几瓶“李锦记”蠔油，它成为一种手信。[3] 后来，李兆南一方面协助父亲采购横琴和银坑的生蠔，另一方面学习吸收酱料的制作方法，经过精工炮制所生产出来的蠔油，成本降低，香滑可口，独具一格，适合国人和西人口味，一时畅销起来。“李锦记”蠔油庄生意日渐兴隆，路越走越宽。 1929年2月15日，锦裳在澳门逝世，终年61岁。[1] 李锦裳之子李兆登、李兆南继承“李锦记”事业，30年代初，开辟广州“李锦记”蠔油庄和美国“李锦记”蠔油代销点，1932年在香港设立生产点，1946年发展为股份公司，总部从澳门迁往香港，生意越做越大。 “李锦记”在抗战时期一度衰落，20世纪50年代再次崛起，“李锦记”蠔油迅速恢复发展，产品畅销省、港、澳地区及东南亚部分国家，“李锦记”成为香港实力雄厚的经济实体。 1972年，李兆南年纪渐大，其子李文达掌管产业，产销业务不断拓展。1987年建立新厂，安装11条自动化流水线，电脑控制生产过程。除生产蠔油之外，还生产芝麻油、饮料及酱油等十多个品种销往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此，“家有李锦记，餐餐陪住你”这句广告词，成了不少人的口头禅。[1][2] 80年代，李文达的五个子女相继学成回香港加入公司，引进最新的管理文化和科学技术﹐加速“李锦记”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步伐；1983年“李锦记”在美国加州洛杉矶设立办事处；1986年美国“李锦记”在纽约中国城设立办事处；1991年美国“李锦记”在洛杉矶工业市设立厂房；1996年“李锦记”在中国广东新会市建成面积达一千多万平方尺的酱油生产基地；2002年美国“李锦记”迁入位于洛杉矶工业市的全新办公大楼；2008年“李锦记”集团主席李文达先生获美国著名百森商学院（Babson College）授予“杰出企业家学院奖”；2008年美国“李锦记”在洛杉矶扩建的另一间十万尺新厂房开始投产；2009年“李锦记”集团主席李文达荣膺“香港杰出工业家奖”；2010年“李锦记”集团在加拿大设立办事处。[4] 现在，“李锦记”蠔油日销80万瓶，创造了“从一开始就是第一”的传奇。 [1]《李锦裳（1868-1929）》，载“珠海侨网＂，2012年12月1日，http://www.zhoverseaschn.com/huaqiao/hqShow.aspx?sshowid=18&ttid=90。 [2]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06-107页。 [3]《李锦记》，载“百度百科＂网，2012年12月3日，http://baike.baidu.com/view/555756.htm。 [4]彭健：《李锦裳：美味世家的缔造者》，载“晶报多媒体数位报刊平台＂网，2009年1月1日，http://jb.sznews.com/html/2008-04/24/content_148533.htm。

梁昌，原名梁润昌，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人，生于澳门。港澳知名富商。 年青时代，梁在银铺和办馆任职。[1]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梁因为认识当时知名商人钟子光，又结识经济局长兼富商葡人罗保(Pedro José Lobo)，获得罗保赏识。 40年代中期，梁在内港海旁开设英昌行（润昌的谐音），经营火水（煤油）及白米生意。 二次大战结束后，澳门开始成为世界主要的黄金走私地方，当时国际订定黄金价公价为每安士是35美元。许多地区包括香港在内，黄金进口受到管制，而澳门因为不是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成员，不受国际公价的规限，因此，成为世界知名的黄金市场。1973年，黄金的国际公价撤销。香港取消限制黄金进口后，澳门才失去这一地位。 1948年开始，澳葡政府将黄金进口生意批给一个恒昌公司经营，由经济局局长罗保、商人何贤、钟子光等组成，从外国（主要是英国和南非）进口黄金，这些贵金属由国外用飞机运到香港，再用飞机转运到澳门。当时飞航港澳航线的水陆两用客机，当黄金运到香港时，梁在恒昌公司任职，负责将黄金转运到澳门；并获邀加入专营黄金的恒昌公司成为股东，获得分红，他开始赚得第一桶金。[2] 60年代，梁在香港开办港澳水翼船公司，经营港澳两地水上交通生意；又在香港开设燕昌置业公司，在地产、股票上发展顺利，成为港澳两地著名富商。 梁一生宣导文化体育事业，热心慈善公益事业；1961年捐资50万元，在澳门南湾兴建孤儿院；1965年再捐款为梁文燕培幼院增添设备。 梁两次获得葡国授勋；太平洋战争时期，他因援救英军有功，1973年获英皇颁授CBE勋衔。 1979年6月4日，梁在香港要司机开车载他兜风，到了浅水湾道1001号浅水湾花园大厦下车。他独自进入大厦A座，不久便坠下大厦入口处地上，当场身亡，终年61岁。[1] 梁昌与元配妻子梁文燕生育五子二女。1962年，梁文燕因癌病去世。 梁昌向当时澳门政府公共救济处（今社会工作局）捐款50万元，作为抚育孤儿之用。在西环“烧灰炉”兴建了一座梁文燕孤儿院，后改名梁文燕培幼院。梁昌捐钱在香港沙田兴建一所梁文燕纪念中学。 后来，梁昌娶了原是管家兼子女的家庭教师何杏庄为继室，生育三子。1977年，何杏庄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与梁昌离婚，后双方协议离婚。之后，梁昌心情大受打击，性情大变，经常拿着一叠钞票，在街上向途人分派；在一家表行买了一大堆手表，见人就派。[3] 明朝末年，澳门被葡人占据开埠时，西望洋山有疍家人在此建寮屋楼居住，形成“烧灰炉”和“竹室仔”两条自然村。清朝时，澳门正式成为中国唯一的洋场租界并由澳葡管治，当时西望洋山两条自然村自然消失了，之后二百多年，西望洋山从未有华人建屋居住。 1911年，澳葡修筑西望洋山脚东南侧马路，将南湾西湾与妈阁前地连通。因马路修好之际，恰逢葡萄牙国内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澳葡遂将此新路命名为“民国大马路”。50-60年代，梁昌率先在西望洋山东麓“烧灰炉”附近，英国公使官邸旁边兴建西式大宅并入住，成为200年来第一位在此置业居住的华人。之后，梁昌事业蒸蒸日上，生意越做越大。这时港澳华商官员蜂拥而至在西望洋山置业居住，从此西望洋山一带便成为“澳门地王”。据说，梁昌是经粤港澳著名风水师霍鉴清的点化，劝他不必顾虑甚么。霍鉴清说，一是辛亥革命开创民国，国运地大有变化。二是澳葡辟设民国大马路，改其风水作“龙首披挂”，“龙首鸡”之啄克已被化解。三是氹仔岛上的鸡颈山“鸡首石”已自然崩塌了，形坏则克然亦坏。因此，梁昌敢率先在西望洋山东麓置宅。[4] 其子梁仲豪继承家业。梁仲豪为前上海大酒店副主席，担任新世界发展董事。他拥有港澳水翼船公司股权；1987年出售30%大酒店股权，套现16亿；在泰国拥有Thai Hong Kong Real Estate，投资超过40亿港元。他又与泰商Wise Power及何添合作发展曼谷SV City 121万平方米楼面和8.3万平方米商铺写字楼和高级商住区，投资额达35亿港元，建立梁仲豪财团。[5] 1992年，何杏庄捐款港币55万元，作为东华三院“梁昌纪念安老院”建设费用，以彰梁昌的功德。为贯彻政府安老政策和响应社会需要，该院获社会福利署批准于2006年2月1日起，逐步转型为提供持续照顾的护理安老院。[6] 梁昌家族于2007年及2010年分段吸纳地盘前身的四栋旧楼，购入价共3.86亿元，一度有意重建成酒店，及后有见零售业大旺，改变主意重建成银座式商厦作楼上铺之用，总楼面46379方呎。兴建霎东街15-21号银座式商厦楼花OLIV，因应同区铜锣湾地带拆售，即时推出发售，套现逾13.58亿元，赚近十亿元。[7] 2011年，巨龙船务董事总经理梁仲豪担任董事的两间投资公司，向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借钱后，未能如期还款。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日前入禀高等法院，向出任担保人的梁仲豪追讨合共1.6亿元及利息。原告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指，2008年3月与莱祺投资有限公司及晴域投资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两份贷款协议，批贷款额合共3.2亿元。 巨龙船务股份有限公司、吴福（译音）及被告梁仲豪作为独立担保人，而被告的保证金额共1.6亿元。两公司未有按原告要求清还贷款，截至2011年9月，莱祺投资仍欠原告逾8000万元，晴域投资有限公司拖欠逾9400万元。巨龙船务提供来往港澳的廉价客运航线，经营14个月后至2011年9月，突然宣布清盘。[8] 梁仲豪因其个人决定放下活跃的业务工作，2013年7月22日起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他服务于新世界33年，1979年11月获委任为公司董事，1986年出任执行董事，2012年3月改任为非执行董事。[9]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5页。 [2]《细说澳门故事——澳门巨富梁昌致富之路》，载“文汇资讯＂网，2011年8月3日，http://info.wenweipo.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2930。 [3]福哥：《澳门旧话——充满传奇色彩的巨富梁昌》，载“aomenMACAU.com＂网，2011年8月3日，http://bbs.aomenmacau.com/viewthread.php?tid=520。 [4]金丰居士：《西望洋山曾无华人敢居》，载《新报》，2013年8月18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88019。 [5]王文祥：《香港澳门百科大典》，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第567页。 [6]《梁昌纪念安老院》，载“东华三院＂网，2011年8月3日，http://twghscsd.apaci.com.hk/tc/our-services/elderly-services/extended-home-for-the-elderly。 [7]《梁昌家族拆售商厦　速套13亿》，载《苹果日报》，2013年2月22日。 [8]《中国银行上诉法院向巨龙船梁仲豪追讨1.6亿》，载“中国资本证券网＂，2012年12月20日，http://www.ccstock.cn/HKstock/guoqinews/2011-11-09/A616361.html。 [9]《梁仲豪辞任新世界（00017.HK）非执行董事》，载“网易财经＂网，2013年8月18日，http://money.163.com/13/0722/18/94DJ85TO002529IR.html。

黄豫樵，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人。[1]清末民初澳门资本家。 父亲黄焯恒。黄豫樵幼时在石岐萧阆潮馆读书，喜欢作诗，擅长书法；[2]先后创办永康置业澳门有限公司、澳门得利公司、澳门广利公司、澳门广裕盛什货、澳门国华戏院、泅德银号[3]；成为澳门早期华人富商之一。 1911年前，澳门商人没有成立团体。1911年，华商萧瀛洲等发起筹备组织“澳门商会”，拟定纲领，1912年12月14日获澳葡政府批准立案。1913年，澳门商会正式成立，公推萧瀛洲为首届总理。当时没有会所，暂借同善堂为临时办事处。同时，以“旅澳华商总会”名义，获得中国政府工商部批准立案。1916年，正式定名为“澳门中华总商会”。1930年，卢焯担任总理，黄豫樵担任副总理，购入议事亭前地十八号作为会所。[4] 1935年，濠江中学由前校长黄健接办，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柱记、黄豫樵、黄渭霖等组成校董会。几年后，学校发展为完全小学，1936年开设初中一年级，学生达二百余人。[5]现在澳门云泉仙馆，在抗战前是旅澳西樵道侣的联谊处。抗战期间，西樵沦陷，云泉仙馆同门四散，道侣来到澳门暂避。1940年，黄豫樵、何海科等召集道侣成立联谊处。[6] 1947年，黄豫樵通电全国机关及参议会，提倡恢复读经，并择简要编入高小以上课程，得到五省参议会来电赞同。 民国时期，杨子毅等人倡建中山纪念图书馆，黄豫樵捐国币350万元。[7] 澳门东望洋山“白头坟场”与上松山的斜坡间，有座著名的“焯公亭”，扼守幽径咽喉，背山面海。亭为六角，古朴典雅，两柱嵌有对联，为黄豫樵所撰： 悦耳沸松声，仰瞻乔木高枝，恍忆鲤庭趋对日； 停纵看海景，感到长风巨浪，应多鹏翮奋飞人。 在澳门松山凉亭，黄豫樵撰写（木质）对联一副，白底红字，楷书：[8] 风和日丽，健体强身宜晨运； 花香鸟语，舒胸畅怀乐谈天。 1949年春，黄豫樵出资建立焯公亭，以纪念父亲九秩冥寿。当时，他自行堪舆，选此建亭。他认为此亭选位恰在“松山东南两翼之中”，为吉位名曰鹏背，这样既尊先人宾天，又主后人生发。他对风水术数颇为精通，在澳门文人圈中素有名气。 然而，澳门康公庙前的一众风水师却认为，白头坟场立后山界碑，犹如为白头夷守孝，更有说焯公亭得窥天葬，是大不吉的。据说，焯公亭建后，黄豫樵百病缠身。之后家族四散流离。[9] 20年代，黄豫樵在中山石岐开设泗德银号时，向来稳扎稳打，不做投机买卖。当时石岐广衡银号的倒闭，它由一个有名的资本家开设。因司理人郭炽云炒买币，损失很大，他以欺骗的手法，向泗德银号借了很多金币和黄金。黄豫樵误信同业，致被拖累，损失了几十万元，同时拖累瑞升银号损失了42万元。泗德银号东家从澳门汇回20余万元还债，瑞升银号交出产业，开投变价得款37万元还债。[10] 黄豫樵历任澳门六和自来水有限公司、澳门电灯有限公司、澳门永康有限公司董事长，岐关车路有限公司董事、澳门永廉置业有限公司总司理等职；出任澳门商会副主席及监事长。 他热心教育事业，创办澳门粤华学校、澳门孔教学校，并出任校董；后出任澳门孔教会会长及监事长；著有《孝友齐家集》数种。[1] 1956年3月26日，澳门工商界名流组团赴穗参观展览，黄豫樵任团长，全团共22人。黄豫樵之子黄仲良担任澳门同善堂主席，继承祖父、父亲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贡献良多。[11] 1963年癸卯兔年，澳门孔教会、同善堂于10月14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下午1时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数百人出席，纪念孔子诞生2514周年，仪式古雅，气氛热烈。当日，孔教会在圣堂举行祀圣典礼，该会主席何贤因事未能到会主祭，改由该会副主席莫培樾任主祭。并由崔德祺、黄仲良、胡煜荣、冼永就、陈伯墉、刘明新、林文照、萧俊钦等知名人士参加。[12]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中国对联集成编校室＂网，2013年6月6日，http://china-liand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060。 [3]中山政协：《中山文史》（第1-3辑选刊），中山：中山政协，1989，第93页。 [4]《濠江中学史略》，载“濠江中学＂网，2012年12月20日，http://www.houkong.edu.mo/intro/history/before2004.htm。 [5]《澳门中华总商会史略》，载“澳门中华总商会＂网，2012年12月18日，http://www.acm.org.mo/intro/history.htm。 [6]李长莉、左玉河：《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440页。 [7]《中山市石岐区文物古迹介绍——赓建图书馆三楼碑记》，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plus/view.php?aid=5072。 [8]《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360doc个人图书馆＂网，2014年5月6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9]《东望洋山白头坟场成澳门巴斯人天葬台》，载《新报》，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1787。 [10]缪文雨、高焕章：《石岐银业的回忆》，载《中山文史》（第3辑），中山：中山政协，1965，第12-19页。 [11]《澳工商界名流组团，今日赴穗参观展览，黄豫樵任团长全团共二十二人》，载“海外华人华侨剪报资料库＂网，2013年11月20日，http://libproject.hkbu.edu.hk/was40/detail?record=8&&channelid=4935&searchword=%E6%97%A5%E6%9C%9F%3D1956.03.26&ispage=yes。 [12]《附件四：同善堂祝圣庆典》，载《澳门日报》，1963年10月15日。

字德彰，号寿屏。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孙中山长兄。早年随舅父赴檀香山谋生，初作农工，后从事畜牧、垦殖，复经商渐富，接孙中山到檀香山读书。1894年加入兴中会，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7年移居香港九龙。1909年参与筹划广州新军起义，复在九龙联合会党，从者日众，被港府驱逐。1911年移居广州湾（今湛江），任同盟会香港南方支部副支部长，组织民军响应武昌起义，并收复雷州半岛各地。辛亥革命后，曾反对袁世凯窃国。1910年移居澳门。1915年在澳门病逝。

林炳炎，原名林福新，英文名Lam Bing Yim，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田寮村人。恒生银行创办人之一、港澳知名富商。 父亲林寿汝是一位老实的农民，生育子女多个，炳炎居长。炳炎童年时入读私塾、小学，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在广州一家小钱庄做学徒；后被老板的好友赏识，推荐到汕头的钱庄做店员，负责外出收送汇单和钱币，工作量很大。几年后，炳炎基本学会经营钱庄的本领，就携眷前往上海，自办大昌钱庄。他坚持“顾客至上、服务第一”的宗旨，经过多年努力，仅在常德路街内，就开设多家店铺；又与孔祥熙、宋子文等上层社会名流交往，成为上海颇有名气的富商之一。 抗战初期，炳炎向前线捐献飞机，并购买粮食救济广东旅沪灾民，知名度越来越高。 1933年3月，炳炎与挚友何善衡、盛春林、梁植伟、何添等集资十万港元，在香港中环路创办恒生银号，自任董事长。炳炎在上海拥有产业，在广州十三行开设昆昌银号（抗战胜利后改为汇隆），经常来往于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开拓银号业务。恒生银号是华资银行，从事金银、外币买卖和汇兑、押汇业务，主要为中小客户服务，生意越做越大，入股人越来越多。1937年，恒生银号成为香港银行、银号大户之一，当时《粤华报》称炳炎为“金融钜子”。 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炳炎把资金转移到澳门开办“永华银号”。他受到澳门总督的热情接待，让出澳督将军府给炳炎居住，并声言免收房租。[1] 当时，正值澳门镜湖医院因长期性高强度的施济而面临财源枯竭，炳炎受澳门众华商推举出任镜湖医院主席。他除弊革新，促使镜湖医院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他建立自己在澳门社会的影响，推动澳门华人社区的新权力核心的形成，创下了造福万民的功绩。 炳炎接任镜湖医院值理会主席后，认为值理会处理医务行政事务应有医生参加，为此，次年推行领导制度改革，院长专责医务，聘请柯麟医生担任镜湖医院首任院长。 一是改值理制为董事制，医务方面由院长负责。 二是抗战爆发后，镜湖医院施济激增，入不敷出，加上连年捐输，民穷财竭。炳炎不畏困难，除带头捐款外，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银行界发起为镜湖医院捐款，仅1945年募得经费13万余元，创下历年筹款的记录；1948年，他一次捐赠镜湖医院手术室价值1.5万余港元的设备。 三是向澳葡当局争得中国医师与葡籍医师同等待遇。镜湖医院手术室建立后，中国医师尚未取得手术权。按照澳葡政府规定，必须聘请葡籍医师为外科主任，只有得到该主任授权，华籍外科医师才能手术。对此，炳炎无法容忍，与澳葡当局据理力争，终获得澳督同意，使华籍医师与葡籍医师拥有同等的手术权；此举彰显了炳炎的民族气节，华人无不赞佩。 四是以镜湖医院为阵地，形成澳门华人社团新的权力中心。镜湖医院建成后，成为澳门华人集议之地。 1912年，华人社区的权力中心开始从镜湖医院转移到商会。1930年代中期，柯麟进入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师，设法提高共产党在镜湖医院的影响。太平洋战争期间，镜湖医院成为共产党保护下的进步文化人士撤出香港中转回内地的地下交通站。炳炎入主镜湖医院前，向前任值理会提出与柯麟一起加入值理会的条件，得到同意。 为使柯麟顺利进入值理会，炳炎亲自游说澳督，希望澳督批准柯麟加入值理会。当时澳督顾虑柯麟是共产党员，炳炎对澳督坚称，如果柯麟是共产党，自己也是共产党。终于，迫使澳督同意炳炎的要求。 不久，炳炎主持董事会，决定聘柯麟为镜湖医院院长，使柯麟顺利取得镜湖医院医务的领导权。20世纪40年代末，炳炎逐渐将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务委托时任副主席何贤来主持，形成何贤主持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务、柯麟主持镜湖医院院务的权力格局，使镜湖医院成为中华总商会之外澳门华人社团新的权力核心。炳炎有胆有识，敢作敢为，领导镜湖医院慈善会顺利地渡过危机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个人品德和功绩获得澳门各界人士的敬佩和赞赏。[2] 抗战胜利后，炳炎将资金从澳门转回香港复办恒生银号，并率先拓展南北物资交流及汇兑业务，致力香港经济复兴。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统区货币贬值，香港黄金、外币炒卖业高潮迭起，恒生银号与同行一样从中获利，资金倍增。 炳炎知人善任，主张“凡能者举之”。有不合条件的亲友要求进入恒生银号工作，他婉言拒绝：“你做生意不够本钱，尽管说，但要求入恒生做事就难了。”多年来，在恒生担任高级职务的不下数十人，却没有一个是靠他私情提拔上去的。有位友人因缺资金办学而愁眉苦脸，炳炎知道后说：“钱还是要捐的，再穷也要办学校。你做一个计划，看要多少钱，我来帮你。”事后，还叮嘱那位朋友不要告诉别人钱是他捐的。 三、四十年代，清远县多次遭受水灾，炳炎向灾民施粥分米、赠医施药；抗日战争期间，资助香港同乡疏散回内地。他捐献钜款支持清远师范、清远中学、清远方便医院、香港东华医院、澳门镜湖医院等建设。在家乡田寮村，他出资建有东兴小学，教学设备完善，当地孩子免费入校读书，教师在校免费用膳。 兴建兴仁小学时，他捐资1000元白银。在兴仁墟、石龙头村、东村，他捐资建三座钢筋水泥桥。修建石泉坑水库，他捐助白银3000元。他成立林炳炎基金会在香港荃湾葵青区大厦街33号；建设洁心林炳炎中学在香港九龙横头磡富美街；建设岭南大学林炳炎楼；帮助在粤港澳一带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等。 1946年，炳炎先后担任香港清远同乡会、清远公会名誉顾问，讲一口石角蛇话。[1] 1947年2月15日，炳炎坐在沙发上因心脏病发而去世，年仅56岁。[2] 送葬之日，香港的花圈被购一空，护棺送葬的人群长达一公里之多。 “文革”期间，林炳炎在乡的祖墓被破坏，房产和没收。“文革”结束后，当地政府一度修复林炳炎祖墓。 林炳炎生育四子一女：长子林秀梁、次子林秀峰、三子林秀荣、四子林秀棠及女林丽冰。林秀梁是美国化学博士，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港后进入恒生银行，负责外汇业务；后升为副总经理，并进入董事局，1976年5月，因一场小病去世；其妻林李翘如为大学资助委员会主席，当律师和任教于中学，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前房委会主席王鸣及商业电台高层俞琤等都是她的学生。 在兄长去世不久，林秀峰和林秀荣辞退工作。林炳炎逝世后留下三亿港元的遗产，指定其中两亿港元用于文化事业。1976年林秀峰入股佳艺电视台，成为董事之一；他热烈追求港姐出身的无线电视台当红艺人缪骞人；但佳视倒闭后，两人就分手。 四子林秀棠一直保持低调，任职于大昌贸易行。[1]林丽冰嫁与陈姓人家，是岭南教育机构有限公司主席，岭南大学校董及校友。[3] [1]向耀佳：《恒生银行的创办人——林炳炎》，载《广东史志》，1998年第10期，第52-53页。 [2]清城区档案局：《近代金融钜子——林炳炎》，载“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政府＂网，2013年12月30日，http://www.qingcheng.gov.cn/info/73876。 [3]《林炳炎》，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1月26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7%82%B3%E7%82%8E。

李钜观，祖籍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生于澳门。“大学鞋店”的创始人。 钜观年轻时来广州打工，在十六甫“全利棉胎店”学打棉胎。后来，转行在高第街“华强鞋店”打工。他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对鉴别鞋的品质，了若指掌，熟练掌握制鞋工艺，能独自做鞋。 1934年，钜观另起炉灶，自己当起小老板，在广州万福路开设一家“亚履鞋店”，质优价廉，该店的鞋被顾客誉为“铁价鞋”。他被誉为“鞋博士”。 1941年，“亚履鞋店”迁至惠爱路，先后租用“云来阁”（今中山四路、原东江饭店隔壁的333号和335号），取名“天工”和“友昌龙”。 20世纪30-40年代，皮鞋称作西鞋，而穿皮鞋者多为政军学界人士。为适应潮流所需，钜观自行设计自产的“教官鞋”、“学生鞋”、“政界鞋”，深得军政、学生界青睐。广州沦陷后，劫后余生，惨澹经营。钜观目睹沦陷的惨况，寄望年轻一代的学生多上大学读书，做个有进取、有作为、以知识去拯救祖国危亡的国民。1943年初，他将“天工”、“友昌龙”店合二为一，易名“大学鞋店”。 为表明货真价实，钜观在橱窗醒目处挂著一双拆开底的大皮鞋，以示“大学鞋”的真料实做，并声明：如假包换。还在鞋店门口挂著一副夺目的对联“大学之作，实斧实凿”，“大学之价，实银实码”，以示大学鞋店的经营理念。 1972年，钜观去世，终年80岁。[1] 李钜观生育三子二女，都精通造鞋术。长子李勤、次子李俭，造鞋技艺精湛。 李勤子承父业，将“大学鞋店”进行到底。 20世纪90年代，“大学鞋店”是广州市鞋类市场的“大哥大”。1997年，因建地铁和城区改造的需要，“大学鞋店”被拆除，被搬到北京南路太平沙附近“隐居”，原五家连锁店先后被迫关闭。[2] 2009年春节，原中国歌舞剧艺社的一群老人在广州团拜，老战友一见李勤来了，都亲切地与他握手。64年前，身为大学鞋店少东家李勤，把皮鞋送给中国歌舞剧艺社社员。他们穿上“大学鞋”穿街过巷、爬山越岭，宣传抗日救国。回首往事，大家都称赞“大学鞋”轻便、好著、耐用。[1] [1]刘湛萱：《“鞋博士”李钜观（羊城后视镜4）》，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第247-248页。 [2]刘湛萱：《“鞋博士”李钜观》，载“羊城晚报数字期刊＂网，2011年1月5日，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09-03/01/content_438187.htm。

卢荣杰，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人，生于香港。澳门精武会副主席。 卢荣杰入读圣士提反学校，后赴上海留学，权衡时局，决心弃学经商，就在上海经营出入口生意。1932年，卢荣杰被澳葡政府委任为西洋专卖局华经理，被镜湖医院聘为董事，澳门精武会公推为副主席。[1] 1933年，日本邮船公司聘卢荣杰为香港华经理。他的个人资产50万美元。[2]卢荣杰热心社会公益，1935年被选为东华三院总理、1936年被推为东华三院主席。[1]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4页。 [2]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三十年代南洋华侨领袖调查报告书》（续），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第12页。

郑芷湘，原名郑帝淅，字其集，号芷湘，香山县三乡桥头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桥头村）人。[2]民国政要、岐关车路公司董事长。 青年时代，芷湘与宋子文是留法同学。[3] 1928年，芷湘见中山公路交通不畅，于是与郑礼卿、黄昌恒、吴梅一等三乡人发起创办岐关公司，芷湘担任第一任董事长。该公司原名是岐关筑路行车公司，后简称为岐关车路（岐关东路从石岐至拱北关闸）公司。[4]同年7月，岐关公司在广州西堤二马路设中山县岐关车路有限公司筹备办事处。同年12月，将办事处迁往澳门新马路。芷湘主持修建从石岐到珠海拱北的岐关公路，该公路成为广东第一条民办公路，沿用至今。[1] 除芷湘等人发起外，还有一百多人参加创办岐关车路有限公司，大多数是当时军政界及工商界人士，省、县级官员。由于芷湘担任两广烟酒税局长，结交许多军政界人士，如陈济棠、香翰屏等。他与财政部长宋子文关系特别好，对建筑岐关公路更为有利。该公司的总办事处原设在石岐，澳门只称作代办处，因为它在国内注册。 岐关公司集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投资认股，每股毫银五元。另一种是筑路收购土地作股，即公路经过的土地，以地价作股。 因当时土地按价太低，曾有过抗拒收购的事件，但因该公司财雄势大，抗拒不起作用，结果还是不得不把股票收下。除收购土地时出现问题外，沿途经过的村落，因风水问题发生争执，更有因利益冲突而打官司。如小隐至石岐的一段路，当时由濠头郑仲楚经营，他认为岐关路应筑至大环止，大环至石岐这段路生意就得由莆隐路经营，但结果岐关公路终于改道经库充等村落，经华陀庙进入石岐。 岐关车路开始只有东线，即从澳门、萧家村、那洲、大金鼎、翠亨、南朗、张家边至石岐。从1931年起，从萧家村开始增建西线，经三乡、麻子、深湾、恒美、竹秀园、华陀庙、石岐与东线接通。中山邻近港澳，客商来往频繁，加上公路取得专利权，汽车零件、汽油可免交关税，生意十分兴旺。 当时处于国民党统治，币值日落，所收车费补偿不了港澳购置的汽车及零件、汽油等费用，加上搭霸王车的车警又多，收入大受影响。抗战期间，大环桥和古鹤一段路被破坏，阻止日寇运输，但日寇侵占中山后，迫使民工很快把路修复。中山沦陷期间，岐关公司没有汽车，全部停业，把全部车辆及零件存放在澳门。抗战胜利后，1946年恢复通车，但当时收入因货币贬值很快，公司亏损很大，最后改收港币，扭亏为盈，一直到解放。 解放初期，1950年人民政府认为岐关公司是官僚资本，实行接管，收归国有，但该公司绝大部分财产在澳门，而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地。最后通过该公司广大职工把在澳门的全部财产接运过来。接管后，该公司改为广中公司，当时公司拓展到广州，而澳门仍保留用岐关车路公司名称。[4] 芷湘是一位认真严肃之人，但说话很随和。当时很多老乡请他找活干，他都爽快答应“好！好！”他干著前人未想之事业，却永葆一颗赤子之心。 晚年时候，芷湘前往美国定居。[3] 1977年，芷湘在檀香山去世，享年92岁。[1] 郑芷湘侄子郑诚之舍身取义，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谱写爱国主义的壮丽篇章。[5] 现在从三乡镇桥头村牌坊进入，绕过两条小巷就到了郑芷湘旧居，跨过一条狭窄的廊桥，一栋低矮的普通旧房，透过近两米高的院墙，露出几分沧桑。院前一口池塘。据说池塘在夏季开出鲜艳的荷花，院旁几棵木棉树，亭亭如盖。[3]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125页。 [2]《祠堂遍布整条村》，载《中山日报》，第3396期，B5版，2004年4月24日。 [3]林子英：《岐关公司史略》，载《中山文史》（第14辑），中山：中山政协，1988，第133-136页。 [4]《旧股票“述说”中山资本风云》，载《中山日报》，第5344期，A3版，2009年9月3日。 [5]《（两岸情深）澳门：爱国义捐不遗余力》，载“金羊网＂，2006年11月16日，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5-08/15/content_961994.htm。

刘耀墀，字耀恭，香山县谿角乡（今属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龙瑞村）人。澳门华商总会会长、镜湖医院董事。 1910年，刘耀墀毕业于旧制存古中学；三次连任谿角端本学校校长。 后来，刘耀墀移居澳门，创立东兴火柴厂；担任澳门华商总会会长、镜湖医院董事。[1]1941年1月18日，“郑褧裳（锦）画作欣赏会”在望厦雅廉访大马路32号揭幕，震撼了澳门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第一次画展闭幕不久，一大批为抗日爱国而寄寓澳门的中学校长联名，邀请郑锦开办开放式画展，这使美术教育家郑锦十分感动。 3月22日，“郑褧裳慈善画展”在澳门中华总商会开幕。此次，郑锦拿出全部精品，包括早年被选入《大正美术展览会》轰动日本的《待旦》、他从未示人的北派山水画等作品。画展成为澳门一大盛事，无论学生、市民，当时居住澳门中外政商，刘耀墀和周雍能、郭炳琦、梁彦明、卢煊仲、戴思荣、黄涉川、胡肇春等文化名流，澳门政府经济局局长罗保博士和澳门总督戴思乐，纷纷前往观展。[2] 1979年，刘耀墀去世，终年84岁。 现录刘耀墀的诗两首：[3] 隆都学堂首届毕业同学，于丙戌年，一九四六年元月八日假座太白楼，置酒联欢，醉后赋呈杨星垣师、杨宝琦兄暨介石、子韶、寿煊、瑟希、颂德诸子，并寄文原澳洲君原栋城。 南辕北辙辍嘤鸣，久别相逢再问名。 酒后尚谈看竹事，灯前犹记读书声。 难忘薪火同传习，喜近乡闾略送迎。 十个程门立雪者，算来都是我为兄。 卅五年来转瞬过，再过卅五又如何。 幸留道义长相契，还有精神永不磨。 似我痴顽仍健在，诸君磊落自应多。 行知并重崇师训，把酒无忘旧切磋。 [1]《刘耀墀》，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2年12月20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_detail.aspx?personId=32。 [2]《郑锦的生平与艺术四》，载“新浪博客＂，2010年1月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ab2d1e0100afn0.html。 [3]中山诗社：《中山诗词选》（第一卷），中山诗社，1989，第267-268页。

郑伯昭，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三乡镇）平岚人。英美烟草公司大买办、洋烟销售大王。 少年时期，伯昭进入上海中西书院学习英语；30岁时进入永泰栈工作，起初做一名职员，不久跃居成为合股人。永泰栈是一个推销雪茄烟的广东籍人组织，总号设在上海河南路汉口路转角，在菲律宾开设一家泰记烟厂，利用当地烟叶制造“绿树”牌和“真老头”牌雪茄供销上海。[2] 伯昭天生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拥有过人的经商手段，成为他创造财富的有力武器。 1890年，上海美商老晋隆洋行独自承担美国卷烟在华销售业务，日见扩大。伯昭认定卷烟必定大有作为，就与合伙人商量与公发英行签订经销合约代销卷烟。经过深思熟虑，伯昭选中了惠尔斯公司的“老刀”牌。惠尔斯公司为了与美国卷烟竞争，不惜采用增加香烟、卷烟内附有赠烟券等奖励推销办法，而且英国卷烟无论是在色、香、味，还是包装上，都比美国卷烟要强。 合同规定每月包销六大箱（每箱装卷烟五万支），在伯昭的大力促销下，每月销量20箱以上，使得英国卷烟销量扶摇直上，超越美国卷烟的销量。因此，伯昭被任命永泰栈的经理。1 902年英美烟公司在伦敦成立，资本为3000万美元，由美国“烟草大王”杜克任总经理，杜克很快把中国作为重点国外市场。由于伯昭善于推销，当“老刀”牌卷烟销路不断扩展，英美烟公司就将自行销售，另外换上新牌子“皇后”牌给永泰栈销售。 1904年，美国禁止华人到美合约期满，美政府想继续禁华人赴美。消息一出，上海舆论譁然，强烈反对。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抵制美货。广州、汉口等160多个城市纷起响应，抵制美货。 一时间，美国“皇后”牌成了过街老鼠，堆积如山的香烟堆在永泰栈。焦急万分之际，伯昭心生一计，将“皇后”牌改成了“大英”牌。如此一来，伯昭运用一招“借尸还魂”，使美烟绝地反弹，起死回生。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上海全市实行总罢市、总罢课、总罢工。6月19日，上海总商会纷纷抵制英货、日货，开展提倡使用国货运动。伯昭故伎重演，将“大英”牌改成“红锡包”，并宣称“红锡包”是美国烟，并在广告用醒目的特大字体表明“美国制造”四个大字。当时《察安日报》一针见血地指责，致使“红锡包”没法打开销路。伯昭换上“品海”牌，说“品海”牌是真正老牌的美国香烟，挽回“大英”牌的损失。 1917年，老晋隆洋行见“大英”牌一路畅销，就想收回去自己赚钱。一手操持起销售网络的伯昭非常生气，他决定一脚踢开挡在自己眼前的障碍——老晋隆洋行。老晋隆洋行只是公司在华的运销机构，总强不过总公司董事，伯昭决定到美国纽约“告状”去。 伯昭悄然来到纽约找到了董事汤玛斯。汤玛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特地为他包下了豪华的范德比饭店的大套间。当初英美烟公司在华销售卷烟时，将推销系统掌握在自己手中，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推销网，具体由老晋隆洋行负责。 推销网设部、区、段、组四级：部主管两三个省的销售业务；部下设区，管理一个省的销售业务；区下设段，管理一个县的业务；段下设组，具体管理一批调查员和推销员，共设五个部17个区90个段。区以上的负责人都由洋人担任，推行一段时间后，并不理想。基于此，汤玛斯想利用这个中国人来负责推销网，这样节省了大量开支。 1917年11月23日，伯昭在纽约签订了合同，规定自1918年1月1日起，以15年为期，英美烟公司继续委托他为中国“大英”牌卷烟的独家经销商。1919年，伯昭清除了另一障碍——永泰栈。他在九江路大庆里租下两幢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创办永泰和烟行，将“大英”牌卷烟的经销权一并带走了。当时，他已在永泰栈工作20多年。 1919年2月27日，英美烟公司为了加强在华企业的管理，在上海设立驻华英美烟公司总部。驻华英美烟公司被指定为英美烟公司在中国和香港的独立代理商，为期50年。这年驻华英美烟公司将“锦扇”牌卷烟交给伯昭独家经销。伯昭在首月卖出1000箱，为此，总部特别嘉奖他；同时将“仙女”牌交给他，以此对付大美烟公司“红屋”牌，结果“仙女”牌很快就打垮了“红屋”牌。 总部决定在永泰和的基础上，与伯昭合作成立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1921年8月19日，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章程正式施行。公司核定中国国币100万元，分为一万股，每股面值100元，由驻华英美烟公司认股51%，伯昭认股49%。伯昭构建的销售网络充满著智慧，经销商大多是做烟草生意的商人，他们不仅熟悉业务，而且受到巨额佣金的刺激，拼命地推销卷烟。如伯昭的心腹冯锡藩主管推销，他常坐在永泰和柜台外，直接与客户打交道。 伯昭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经商的手法，对经销商凭关系、凭信用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考核办法就是视推销成绩而定。凡是成为永泰和的得力经销商，如无特殊情形绝不更换，所以经销商都十分勤奋。有关赊帐销售的条件十分优惠，只要有现金就可作保，永泰和还付给利息；如遇财力不足者，只要一家铺作保即可。 伯昭在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建立经销网点，仿效英美烟公司，分别建立起两条销售系统，一条是永泰和公司管理销售的行政系统，总公司下设分公司和区办事处，区以下设段，段下设推销员；另一条是经销商系统，分15甲级经理、大经理、小经理，再联系零售商，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 一旦签订合同后，15甲级经理、大经理就向永泰和公司交一张金额超过5000元的保单，准备一个仓库就能获利了。小经理也交给大经理一张若干金额的保单，进货满一个月后付款，这样可陆续出售卷烟所得的销货款经营其他商品，而且霉烟允许调换。 伯昭激励零售商店的措施是，一是霉烟包换。二是包装归零售商。三是卷烟涨了，按老价派货，跌了，补给差额。为加大广告力度，大搞有奖购烟活动，利用人们喜新厌旧的本性，不断推出新品种卷烟。数年后，永泰和的销售网遍布大半个中国，穷乡僻壤都有人知道“大英”牌香烟。 1925年“五卅”运动后，华商卷烟厂应运而生，1927年华商卷烟厂由“五卅”运动前的14家激增到182家。伯昭就想方设法打击，挤垮华商卷烟厂。他把这些华商生产的产品叫“敌牌”。 华商烟厂出品的“美丽”牌卷烟风行一时。伯昭和英美烟公司就模仿“美丽”牌，研制出“华芳”牌，用2000元的价钱买下名旦潘雪艳的照片做烟壳包装的权利，以此打击“美丽”牌。与兴烟厂推出“时髦”牌卷烟，采用进口的美国烟叶，在汉口、宁波一带销路很好。 英美烟公司开始希望收购，被对方拒后，就生产“飞燕”牌，由永泰和运往宁波争夺战市场，“时髦”牌每箱售价118元，“飞燕”牌仅售115元，买一送一。1932年华商卷烟厂被打压得一片狼藉，上海仅剩华商卷烟厂60家，比1927年减少2/3以上，永泰和公司重新夺回了市场。[4] 伯昭收入颇丰，每年仅佣金达50万元，同时经营地产生意。抗日战争前，他在上海的地产竟达3000万元，显赫一时。当时被称为上海民族工商业界五大家族之一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鼎盛时期也只有2000万元，当时号称上海华资地产大王的宁波商人周湘云，他家族拥有上海“一号”汽车牌照达40年之久，1943年去世时，家产高达8000万，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纳税人的名册上排名第五，而伯昭排在他前面。 伯昭最爱干的事是打算盘，每天晚饭后，他惬意地坐在房里算算今天赚了多少钱，把算盘打得劈劈啪啪。同行讥讽他精明刻薄，称他“潮阳麻子”。[2]他自己从不穿甚么好衣服，只穿长袍马褂、一双布鞋。 他在子女教育上却肯花大钱。次子郑观铝、三子郑观城、四子郑观桐在上海青年会中学毕业后，全部送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深造。儿子们回国时都把最时尚的新车一同搬回家。妻子穿得珠光宝气，手指上戴着大钻石戒指，令所有洋人太太都惊得合不拢嘴。儿子在家养著一群名犬，雇了专人做狗馒头，每天吃掉几十斤牛肉。[3] 伯昭有一套独到的现代销售理念，拥有高瞻远瞩、大胆创新、奋勇上进的管理理念，与他不择手段的竞争、吝啬成性的“守财奴”形象交织在一起，跻身于“中国十大买办”之列。他与其他香山买办不一样，他只注重赚钱。但他在舆论压力之下，他在虹口盖了一所岭南中学，专供粤籍人士的子弟读书。 1925年，他与美国人汤玛斯合资开设奥迪安影院（今群众影剧院），决定拆除北四川路宜乐里的房屋，根本不顾住着的都是广东老乡。老乡们不服，告到法院去。伯昭一是花钱赢得官司。二是躲在拆房现场指挥部里操纵的一班人与广东老乡对打，直到把他们全部赶走。奥迪安影院1932年毁于“一‧二八”的炮火。后来，他又在宁波路建造新光大戏院，1994年后改为新光影艺苑。 1930年，伯昭遭到一群绑匪围劫，幸好跑得快，逢凶化吉。1937年，日本发动“八一三”事变，流弹正中伯昭的住宅。解放前夕，伯昭家人相继赴港。 1951年，伯昭在澳门病逝，终年90岁。[4] 郑伯昭娶妻黄氏、妾刘氏，生育六子四女。[5] [1]《郑伯昭》，载“上海烟草学会＂网，2010年9月29日，http://xh.sh-tobacco.com.cn/culture/culture_04_a13_1a.htm。 [2]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曲振明：《郑伯昭与永泰和》，载《中国烟草》，1992，第8期。 [4]《洋烟销售大王郑伯昭的生意经》，载《中山日报》，第5537期，A5版，2010年3月15日。 [5]马学强、张秀莉：《出入于中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307页。

柯正平，又名柯平，广东省海丰县人。澳门富商、社会活动家。柯麟弟弟。 正平出身于一个小商家庭，1927年，在广东省海丰县参加工农革命军；1929年在香港从事爱国进步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当时东江纵队提供后勤服务。 1934年，正平到澳门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创办南光公司，为解放海南岛和抗美援朝、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作出重要的贡献。1936年，正平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澳门共产党组织机构的创建人之一。 1945年，正平领导和主要参与澳门同胞“光复回归祖国运动”，1947年“澳葡和中国渔船事件”、“澳葡打死单车工人朱文彬事件”，1948年“澳葡颁布工会合法化事件”，1947-1948年“澳门各界为粤省灾民赈灾捐款运动”等。 正平是中共在澳门的最高负责人，成为原中央港澳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分治后的中共澳门工委的第一把手。20世纪30年代始，他参与澳门历史上社会政治的一切大事件，并且都身处在关键位置。从营救失陷在港澳的数十位中国文化精英，到组建澳门抗日救亡队伍，组建东江纵队港澳支队，他都是组织者和主要干部。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正平策动澳门社团在澳门升起了五星红旗。 1951年，正平发起澳门各界，开展庆祝“十一”国庆活动。 1953年“澳葡驱逐国民党势力出澳门”，就是正平运筹帷幄的结果。1955年澳葡企图藉“澳门开埠四百年纪念活动”宣布澳门改称“葡国澳门省”，他领导澳人举行大规模的抗争行动，使澳葡的阴谋不能得逞。 1963年，他参与决策“中澳边界划定谈判”。 1966年，他实际领导了澳门爆发著名的“一‧二三”运动。1967年澳葡向中共无条件妥协后，全赖于他主导澳门的善后稳定工作。 正平参与推动澳门回归的历史进程。 1975年1月葡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断交；年底撤走驻澳门军队，解散葡国驻澳陆军和海军司令部。1976年葡国公布《澳门组织章程》，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 1977年，葡国开始与北京进行建交谈判。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交。 70-80年代所有有关中葡、澳葡政治大事，都是他主要参与推动。1984年开始中葡谈判澳门回归问题；1986年中葡正式谈判，这其中的中方官方代表团名单中，第一名团员就是正平。 经过三轮谈判，1987年3月26日，中葡两国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正平在场见证这个历史时刻；1988年开始起草《澳门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正式颁布《澳门基本法》，期间，他就是主要立法者，他的地位和作用，远超那些法律专家、草委。 在澳门回归祖国的历程中，正平先后担任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制订和宣传工作。在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期间，为筹建特区、实现澳门政权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澳门回归后，正平努力推动“一国两制”的实践，坚决反对“台独”，关心祖国经济建设，支持特区依法施政。1999年12月20日，他以极为重要的位置见证了澳门回归。[1] 建国初期至60年代初，正平先后主持创办南通银行、澳门中国旅行社，它们和南光公司成为澳门最早的三家中资公司，至今一直重要影响着澳门经济发展。 南通银行开办初期，不过是一家小银号，行址仅数十平方米，职工20余人，只能经营存款、汇款和小额贷款等银行业务，运作中困难很多。正平作为董事长，多方奔走呼吁，终于换来澳门同胞的理解，纷纷以到南通银行储蓄的实际行动来支持爱国银行开办。1987年，南通银行全行职工670人，分行15家，总资产100多亿元。 为适应澳门主权回归的需要，澳门南通银行全部资产无偿转让给中国银行，并于1987年完成法律程序，澳门南通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中葡两国签订联合声明，1995年，澳门政府通过法律授权中国银行可发行澳门钞票地位。 正平积极为内地的经济发展“牵线搭桥”；为推动广东基础建设发展，1981年，他多次与广东省长刘田夫同志磋商，决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合作，参与投资兴建广珠公路的沙口、洪奇、容奇等大桥；为此成立澳门联合发展公司，向广东方面投资港币1.5亿元，他被推举为董事长；1984年11月，四座大桥全部竣工，令全长137.6公里的广珠公路畅通无阻，不仅促进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繁荣与腾飞，同时在全国创立“集资建桥、过桥收费、以桥养桥”的范例。[2] 1956年，正平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84年春节，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在中山温泉宾馆听取他和有关人士汇报澳门工作；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再次接见他；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厅，江泽民总书记与他亲切握手。 2003年1月，正平荣获澳门特区政府授予大莲花荣誉勋章。 正平被选为全国人大第四至九届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柯正历任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南通银行董事长、澳门中国旅行社董事长、新华社香港分社顾问、南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新华社澳门分社顾问等职。在澳门回归历程中，先后担任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澳门工作60多年，生平犹如一部澳门近代史书，人称“澳门王”。[1] 2005年9月30日，正平在澳门逝世，享年94岁。 近百位前任和现任的国家领导人发唁电悼念柯正平。 柯正平夫妇生育两子两女，但他创造的财富、地位并没有代代相传。女儿柯琼说，父亲从小对孩子特别严厉，我和妹妹从来都没有甚么特权，父亲配有车，小时遇到刮风下雨，我想坐一下，但父亲不肯，呵斥说这是国家配给的车，是用来开展工作的。二哥一直在做一名义务兵，大哥也只是在农村当干部，都没受到特别照顾。她自己毕业后在南光公司工作12年，后辞职出来。[2] [1]《不能忘记澳门的柯氏二兄弟——柯麟与柯正平》（转“人民网＂），载“广东省柯麟医学教育基金会＂网，2012年3月20日，http://www.gdkelin.org/view.php?id=777。 [2]余彦君：《柯正平：心系祖国造福澳门的“地下澳督”》，载《晶报》，2010年5月18日。

郭得胜，祖籍香山县（今属中山市）石岐，生于澳门，在石岐长大。香港十大首富之一、慈善家。 得胜小学毕业后，随父经营百货批发。他天资聪明，记忆力强，很快掌握做生意的门道。 抗战期间，得胜随家人逃难到香港。抗战胜利后，他在香港上环得胜开设鸿兴合记杂货店，经营杂货和工业原料批发；后来扩展改称为鸿昌百货批发商行，专营洋货批发，销售遍及省港澳乃至东南亚各地，人们称他为“洋杂大王”。[1][2] 得胜在事业上的转捩点，就是取得日本的“YKK”拉链的独家代理权。50年代末，拉链服装兴起，拉链的应用大行其道，所有成衣和布袋，都以拉链取代原有的纽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胜认识了日本YKK公司的要员。YKK公司被他的诚实作风所感动，将YKK在香港的经销权交给鸿昌百货独家代理。当时香港以制衣工业为主，拉链的需求急剧增长。得胜利用自己多年来在洋杂生意中建立的批零网络，使拉链在港澳及东南亚各地畅销。 60年代起，得胜每年经营拉链的营业额逾1000万元，同时，他代理台湾“良友牌”尼龙丝及多家日本生产的尼龙制品；这都是六七十年代的新兴工业产品，以轻盈、美观及清洁卫生见长，很快取代传统的咸水草和麻绳，尼龙产品销量节节上升，60年代每月销量约十万镑。得胜日进斗金，跃身成为香港富豪。 得胜瞅准机会独家经营几种产品畅销后，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1958年，他抓住香港地少人多、住房潜在需求大的特点，成立一家专做地产生意的公司，开始进军地产建筑业，使其旗下的生意多元化；首先组建永业有限公司，经营拆楼、买小地盘建楼和收购沙田酒店。 1963年，得胜和冯景禧、李兆基合资创建新鸿基实业有限公司，大举进军地产市场。60年代，香港工业开始萌动，厂家对工业楼宇需求迫切。时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的得胜看准机会，大量兴建工业厂房。新鸿基很快就在地产市场站稳了阵脚，从此，公司在全港率先推出分层出售和提供长年期的分期付款买楼服务，这一举措大受中小厂家的欢迎。 他们宁愿购买工业大厦，也不愿租楼，因为租约满时大幅度加租而使成本失去预算。新鸿基实业有限公司一炮而红。得胜和冯景禧、李兆基在地产界被称为“三剑侠”。后来，香港几经动荡，新鸿基实业有限公司始终屹立不倒，成为首屈一指的地产公司。 得胜凭借自己精准的目光，在香港地产业一举成功。在地产低潮时，他大胆地以低价吸入大量土地，等到地产市场复苏时，再以高价出售而获利。 1965年，香港多家银行出现挤提，被迫紧缩信贷，致使物业价格大幅下降。1967年香港社会动荡，百业萧条，物业无人问津。在这种环境下，新鸿基实业有限公司坚信“否极泰来”的经济循环原则，采取“人弃我取”的投资策略，继续大量吸纳土地，兴建楼宇。1968-1970年，香港工商业复苏，对楼宇需求逐渐增加，地产开始出现高潮，因此，新鸿基实业有限公司获取极为可观的利润收益。 70年代，“三剑侠”分道扬镳，冯景禧率先退出新鸿基公司成立“新鸿基证券”，投资证券业；李兆基另创“恒基兆业”，仍然从事地产生意；得胜将新鸿基实业公司易名为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并自任董事长。得胜乘着地产和股票投资的热潮，将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上市。 时值香港市民正陷入疯狂抢购股票风潮中，股价抢至令人吃惊的程度，恒生指数一日数涨。原本，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推出股票上市时集资一亿元，但疯狂的股民将十亿元汇至该公司，超过新发行股票银额的十倍。 1967年，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综合纯利跃升至9000万元。之后三年完成了三级跳式投资跃升，资产剧增，经营继续扩大，逐渐发展为一个多元化的集团公司，除经营地产外，还经营保险、财务、物业管理、投资控股、交通运输和建筑业，得胜从中赚取了巨额财富。[3] 1987年末，香港发生股灾，经济陷入低潮。得胜大量吸入拥有帝苑酒店全部股份及新城市广场50%股份的新城市股份，1988年，继续低价作出全面收购。后来，物业价值大幅上扬，旅游业攀上高峰，新鸿基地产集团发展日益壮大。从鸿昌合记到新鸿基地产，从年纯利几十万到年纯利近亿元，得胜创造了时代的奇迹，同时，为香港的经济繁荣作出重要的贡献。 得胜的成功之路充满传奇的色彩。他稳健踏实，待人以诚，讲求信用；具备敏锐的目光和独到的投资技巧，尤其是他的“人弃我取”的战略，善于及时地把握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从一个普通商人跃升为“地产大王”。他的资产总值达130亿港元，在香港富豪排名榜中，与包玉刚、郑裕彤三人并列第二位。新鸿基的地产市价总值仅次于长江实业，1972年上市时，市值是1.6亿元。现在市值近220亿元，膨胀达137倍。 得胜一向爱国爱乡，大力支持家乡建设。1982年初，他捐款港币1000万元在石岐兴建孙中山纪念堂，并捐资扩建华侨中学。为表彰他支持中山建设的重大贡献，1989年9月16日，中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得胜中山市荣誉市民称号，并由中山市政府颁授“荣誉市民证书”和金锁匙。[1] 1990年10月底，得胜因心脏衰竭，在香港病逝，终年79岁。 消息传出后，香港地产、证券界人士深感惋惜。中山市领导专程前往香港，吊唁并慰问郭得胜的亲属。[1][2] 之后，郭得胜的三个儿子共同管理新鸿基地产发展公司。长子郭炳湘生于1948年，担任香港新鸿基地产发展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主席、香港公益金历届董事委员会主席。 二子郭炳江生于1952年，香港新鸿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上海市第九届政协常委、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第一副主席、香港公益金董事、香港社会福利政策服务委员会及公开进修大学校董会委员。 三子郭炳联生于1954年，香港新鸿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新意网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 1994年，郭炳湘和弟郭炳江、郭炳联捐资700万港元装修中山市孙中山纪念堂；2003年11月捐资780万港元、2004年捐资1020万港元作为中山市孙中山纪念堂专项维护基金；2004年投资两亿港元，在中山城区开发建设奕翠园住宅区。 2004年3月19日，经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郭炳湘获授“中山市荣誉市民”称号。[4] [1]《郭得胜》，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4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5398。 [2]林宣：《郭得胜先生事略》，载《中山文史》（第51辑），中山：中山政协，2002，第45-48页。 [3]李旭昭、冯焯南：《郭得胜先生的创业概况》，载《中山文史》（第13辑），中山：中山政协，1987，第40-42页。 [4]《郭炳湘》，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2日，http://www.zsda.gov.cn/plus/view.php?aid=273445。

陈声始，澳门全新织造厂东主。 抗战期间，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历次筹募活动中，不但得到当时澳门商会（中华总商会前身）、妇女慰劳会、中华教育会等各大社团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及社会名流积极赞助，商会主席徐伟卿，“华人代表”梁后源，殷商高可宁、崔诺枝、毕侣俭、李际唐等，国民党澳门支部负责人、教育会会长、崇实中学校长梁彦明，著名厂商、全新织造厂东主陈声始、杨惠馨夫妇，殷商徐伟卿夫人张瑞英，毕侣俭夫人莫翰声（妇女慰劳会主席），岐关公司总经理郑芷湘，爱国商人毕漪迢等都是热心支持者。[1] 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第三队领队杨惠馨女士，除担任工作外，她用大洋五元受旗一面，出钱出力。另外，全新织造厂受旗一面，给西纸15元。 陈声始的六个儿子各受旗一枝共西纸六元，爱国热诚，令人振奋。又有右文书局报效布旗，全新织造厂报效制工。统计三天所得，达1600余元，积极为抗日救国活动贡献力量。[2] 陈声始、杨惠馨夫妇不但自己热心捐输救国，而且教育子女把新年“利是”全数捐献出来，给抗日团体购买药品等。[3] 30年代初，陈声始的家人曾枝西（陈卓禧夫人）组织具有相当规模的澳门妇女互助社，以全新织造厂工人为主体，开展妇女运动。1933-1964年，应陈天心之邀，曾枝西投资《大众报》，成为合股人，亲自主理经理部工作；抗战时参加澳门四界救灾会工作，获选为理事，出钱出力，支持抗日救亡爱国运动。[4] 2011年，陈声始家人捐献澳门币100000元给澳门同善堂。[5] [1].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18-19页。 [2].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128页。 [3].《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页。 [4].《曾枝西》，载“互动百科＂网，2012年8月27日，http://www.hudong.com/wiki/曾枝西。 [5].《捐款善长芳名（2011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载“澳门同善堂＂网，2012年8月30日，http://www.tst.org.mo/news-donors-16.html。

卢滔，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英记茶庄第一任老板。 约1930年，英记茶庄开业。英记茶庄前身是宝春茶庄。宝春茶庄倒闭后，卢滔等五人认为，宝春茶庄所在十月初五街人流如鲫，有所作为，每人出500元，共2500元，接办茶庄。当时，英记茶庄五个股东除茶庄外，也做红蟹蟹栏、祥珍茶庄、英记饼家等其他生意。因为其中一人有份经营英记饼家，所以把茶庄定名为英记。卢滔在蟹栏、饼家都有股份。 1939年，卢滔的堂弟卢璋鸿为逃战乱来到澳门。当时卢璋鸿只有十岁。在读书之余，卢璋鸿开始在英记茶庄帮手，做送茶等下栏工作。他14岁时，不再读书，全心在英记工作。 当时英记茶庄规模不小，分成七个工种，计有总管、正柜、买手、行街、细路、师傅、伙头等。总管负责管理保险柜，负责管理金钱。正柜即柜面，管理门面生意。买手负责购买英记茶庄需用的物资，如器具、线、草等。行街负责向茶楼铺头等推销茶叶。细路负责送货的人，当时雇有两个细路，当时有一正一副两个师傅，负责炒茶。伙头负责煮食。 当时澳门茶庄很少只卖茶叶，通常兼营烟草、饼点生意。原来当时不少茶客都会吸烟，而且时人认为烟、茶叶都是奢侈品，所以放在一起摆卖。其中规模较大、卖茶叶的仅有英记一家。饮茶的风气颇为盛行，有不少人都喜欢喝茶，都会去买茶叶。但英记的主要收入来源并非零售，而是大茶楼、商铺等批发生意。英记平均每天都有约二百元的生意，在当时来说不错。 香港沦陷后，当时不少香港有钱人逃到澳门，而且不少内地人来澳门买茶叶回大陆卖，再从内地买一些因战争短缺的日用品来澳门谋生，加上澳门本地人对茶叶的需求，使茶叶销量大增。另外，因当时饥荒等灾害，使如生茂等茶庄结业，英记客人数目激增，使原来楼高三层的店铺不够用，需在沙梨头、下环等地租用三间大屋做仓库。 在战后，英记茶庄生意不俗，如有一个法国人在战后两三年，在英记订了2000多元各种茶叶，如寿眉、水仙等200斤茶叶，并托英记由澳门寄往法国。抗战时期，澳门未被日本占领统治，但日本对澳门严格管制出入口，这并不影响英记进货。英记除大规模地一箱一箱把茶叶运来外，也会从水客处买进茶叶。因内地处于交战状态，各大茶产区茶叶加工基本上停止了，英记茶庄来货主要是新茶，从茶农手上直接进口未经处理的茶叶。 后来，英记茶庄从五人合资变成由卢滔一人独资。 解放后到60年代，英记生意一直良好。有不少茶楼都是直接从香港经纪处入货。香港经纪会给这些大茶楼的买手一些甜头，使他们光顾自己，但金城、远来、天香等茶楼从英记处取货，而且购货量不少。有一次，远来茶楼一次取走2000多元的茶叶。 当时人们喜欢喝茶，一旦有客人来访，以茶会友。人们认为茶庄所售的茶叶的品质较好，杂货铺的茶叶可能存放很久，这使英记茶庄零售生意较好。澳门发生过几次暴动，如1966年“一二‧三”事件，但没对英记生意造成太大影响。之后，卢璋鸿从堂哥卢滔手中接手打理英记茶庄，当时在商会办办转名手续。卢璋鸿从此开始主理英记茶庄，2002年7月退休。 [1]《英记茶庄》，载“澳门乡土茶事＂网，2013年6月20日，http://history.mo/special/Tea/Content/Html_08.html。

叶恒澍，葡人称为“阿西”（Asee），香山县人。澳门鸦片商、华人领袖。 叶恒澍购买一艘缯船，经营渔业。后来，他涉足鸦片走私贸易，成为澳门大鸦片商。[1] 1808年农历八月初五，英吉列人入侵澳门，想据为己有。澳葡当局弱不能拒，总督吴熊光奏奉谕旨，用兵驱逐。练总叶恒澍晓英吉列人以利害，英吉列人俯首服罪，随即离开澳门回国。因此，叶恒澍获各官奖赏，并授予匾额，仍负责缉捕洋匪。 1817年，叶恒澍担任澳门新庙（莲峰庙）首事，先后协助地方官管理一些事务，与官府过从甚密。 1821年，叶恒澍被捕了，罪名是贩毒。当时，叶恒澍有好几重身份。在官方看来，他是位候补官员，通过捐官获得“州同”官衔，同时是一位经营渔业的老板。 根据两广总督阮元给清廷的报告，案情如下：1821年7月，叶恒澍船泊妈祖阁，偶遇来澳门贸易的相熟者福建人陈五。陈五告诉叶恒澍有一批鸦片，每斤12银元，要否买进。于是，叶恒澍与同伙一起凑集1320银元，向陈五购入110斤。不久，他以一斤16元洋银价钱，卖给一位不知名的客商。后来，叶恒澍被逮捕。 根据在华西方人记载，叶恒澍被捕是因为杀人或雇凶杀人。最后，他因贩毒而被判枷号一个月、发配充军、到达配所后杖一百。但在上报中央的报告中，广东地方官只字不提叶恒澍行凶杀人之事。 叶恒澍作为一个小老板、州同，结果逃过了杀身之祸，化险为夷。原来，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澳门行贿基金中间人。1820年，澳葡当局设立，对输入澳门的鸦片每箱征收40银元，专款用于对大清官员的行贿。根据当时鸦片进口量推算，该行贿基金每年收入十万银元（约七万两，折合人民币1400万元）。 叶恒澍被审讯时，爆出与杀人案无关的大量行贿细节。这张遍布广东官场的鸦片保护黑网，最后成了他的救命符，广东当局只能重罪轻判。 1823年8月，澳门沿海一带有居民私筑铺屋。因澳门地方华夷杂处，规定不得于旧有铺屋之外，添建一椽一石。香山知县马德滋催促澳门地保余有功、史文机、刘德高，立即协同澳门绅士赵允箐、叶恒澍等人，马上查明沿海一带各居民铺屋，如系与人买受，及遵例投承者，就令交出屋契，票缴核验。最后，经叶恒澍、赵允箐清查出澳门私占官地屋铺，绘图列折禀覆，以凭按勘押拆。[2]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2006，第44-45页。 [2]雪珥：《腐烂的帝国》，载“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网，2012年12月28日，http://zgrmdx.dooland.com/wap/article.php?id=176747&verify=&m=2。

黄豫樵，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人。[1]清末民初澳门资本家。 父亲黄焯恒。黄豫樵幼时在石岐萧阆潮馆读书，喜欢作诗，擅长书法；[2]先后创办永康置业澳门有限公司、澳门得利公司、澳门广利公司、澳门广裕盛什货、澳门国华戏院、泅德银号[3]；成为澳门早期华人富商之一。 1911年前，澳门商人没有成立团体。1911年，华商萧瀛洲等发起筹备组织“澳门商会”，拟定纲领，1912年12月14日获澳葡政府批准立案。1913年，澳门商会正式成立，公推萧瀛洲为首届总理。当时没有会所，暂借同善堂为临时办事处。同时，以“旅澳华商总会”名义，获得中国政府工商部批准立案。1916年，正式定名为“澳门中华总商会”。1930年，卢焯担任总理，黄豫樵担任副总理，购入议事亭前地十八号作为会所。[4] 1935年，濠江中学由前校长黄健接办，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柱记、黄豫樵、黄渭霖等组成校董会。几年后，学校发展为完全小学，1936年开设初中一年级，学生达二百余人。[5]现在澳门云泉仙馆，在抗战前是旅澳西樵道侣的联谊处。抗战期间，西樵沦陷，云泉仙馆同门四散，道侣来到澳门暂避。1940年，黄豫樵、何海科等召集道侣成立联谊处。[6] 1947年，黄豫樵通电全国机关及参议会，提倡恢复读经，并择简要编入高小以上课程，得到五省参议会来电赞同。 民国时期，杨子毅等人倡建中山纪念图书馆，黄豫樵捐国币350万元。[7] 澳门东望洋山“白头坟场”与上松山的斜坡间，有座著名的“焯公亭”，扼守幽径咽喉，背山面海。亭为六角，古朴典雅，两柱嵌有对联，为黄豫樵所撰： 悦耳沸松声，仰瞻乔木高枝，恍忆鲤庭趋对日； 停纵看海景，感到长风巨浪，应多鹏翮奋飞人。 在澳门松山凉亭，黄豫樵撰写（木质）对联一副，白底红字，楷书：[8] 风和日丽，健体强身宜晨运； 花香鸟语，舒胸畅怀乐谈天。 1949年春，黄豫樵出资建立焯公亭，以纪念父亲九秩冥寿。当时，他自行堪舆，选此建亭。他认为此亭选位恰在“松山东南两翼之中”，为吉位名曰鹏背，这样既尊先人宾天，又主后人生发。他对风水术数颇为精通，在澳门文人圈中素有名气。 然而，澳门康公庙前的一众风水师却认为，白头坟场立后山界碑，犹如为白头夷守孝，更有说焯公亭得窥天葬，是大不吉的。据说，焯公亭建后，黄豫樵百病缠身。之后家族四散流离。[9] 20年代，黄豫樵在中山石岐开设泗德银号时，向来稳扎稳打，不做投机买卖。当时石岐广衡银号的倒闭，它由一个有名的资本家开设。因司理人郭炽云炒买币，损失很大，他以欺骗的手法，向泗德银号借了很多金币和黄金。黄豫樵误信同业，致被拖累，损失了几十万元，同时拖累瑞升银号损失了42万元。泗德银号东家从澳门汇回20余万元还债，瑞升银号交出产业，开投变价得款37万元还债。[10] 黄豫樵历任澳门六和自来水有限公司、澳门电灯有限公司、澳门永康有限公司董事长，岐关车路有限公司董事、澳门永廉置业有限公司总司理等职；出任澳门商会副主席及监事长。 他热心教育事业，创办澳门粤华学校、澳门孔教学校，并出任校董；后出任澳门孔教会会长及监事长；著有《孝友齐家集》数种。[1] 1956年3月26日，澳门工商界名流组团赴穗参观展览，黄豫樵任团长，全团共22人。黄豫樵之子黄仲良担任澳门同善堂主席，继承祖父、父亲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贡献良多。[11] 1963年癸卯兔年，澳门孔教会、同善堂于10月14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下午1时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数百人出席，纪念孔子诞生2514周年，仪式古雅，气氛热烈。当日，孔教会在圣堂举行祀圣典礼，该会主席何贤因事未能到会主祭，改由该会副主席莫培樾任主祭。并由崔德祺、黄仲良、胡煜荣、冼永就、陈伯墉、刘明新、林文照、萧俊钦等知名人士参加。[12]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中国对联集成编校室＂网，2013年6月6日，http://china-liand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060。 [3]中山政协：《中山文史》（第1-3辑选刊），中山：中山政协，1989，第93页。 [4]《濠江中学史略》，载“濠江中学＂网，2012年12月20日，http://www.houkong.edu.mo/intro/history/before2004.htm。 [5]《澳门中华总商会史略》，载“澳门中华总商会＂网，2012年12月18日，http://www.acm.org.mo/intro/history.htm。 [6]李长莉、左玉河：《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440页。 [7]《中山市石岐区文物古迹介绍——赓建图书馆三楼碑记》，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plus/view.php?aid=5072。 [8]《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360doc个人图书馆＂网，2014年5月6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9]《东望洋山白头坟场成澳门巴斯人天葬台》，载《新报》，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1787。 [10]缪文雨、高焕章：《石岐银业的回忆》，载《中山文史》（第3辑），中山：中山政协，1965，第12-19页。 [11]《澳工商界名流组团，今日赴穗参观展览，黄豫樵任团长全团共二十二人》，载“海外华人华侨剪报资料库＂网，2013年11月20日，http://libproject.hkbu.edu.hk/was40/detail?record=8&&channelid=4935&searchword=%E6%97%A5%E6%9C%9F%3D1956.03.26&ispage=yes。 [12]《附件四：同善堂祝圣庆典》，载《澳门日报》，1963年10月15日。

李锦裳，原籍新会县七堡（今江门市新会区七堡镇）涌沥村，定居香山县南水墟（今属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南水镇）。“李锦记”创始人。 父亲早逝，锦裳与母亲蔡氏相依为命，靠耕种为生。他自幼习武，青年时练就了一副强健体魄。他18岁时赴会城应考从军，名列前茅，回家等候官府征召。同村一个富家子弟不服锦裳的武功，妒忌他在考场上受到主考官的青睐，恣意挑起事端，找来几个人围打锦裳。锦裳避走到香山县南水墟替人打工。他和堂兄弟李万添、李惠灿在南水做搬运工、樵夫，又帮人家养蠔、打鱼，为糊口四处奔波。后来，锦裳母子开一家小食店，从此定居南水。 锦裳在南水村东（今李兆南纪念学校西侧）开设小食店，母子待人诚恳，诚信经营，蒸包卖粥，生意兴旺。母亲去世后，锦裳孤身一人，难以支撑小食店，就用蒸包的大铁锅为人家煮蠔、加工蠔豉。一次，他把蒸熟的蠔捞起，在拿出去晒蠔干之时，忘记关掉炉火，结果炭火把蠔汤熬得半干。他回家打开锅盖一看，蠔汤变成蠔油，黄澄澄地凝结在锅底。他用手点了少许放入嘴里，味道非常鲜美。他将蠔油盛起，拿给李万添和李惠灿品尝。他们尝后点头称好，劝他就做蠔油生意，别再为人家加工蠔豉了。 锦裳觉得言之有理，从此白天收蠔，晚上熬蠔油。每次将约一百斤蠔汤熬至十斤左右，加入适量盐后盛起，除去锅底渣砂，就成为美味的蠔油。他拿着蠔油上街出售，马上成为抢手货。南水熬蠔油生意成行成市，从几家迅速发展到十多家，江门、石岐、广州等地商人到南水采购渔货时，顺便采购蠔油；而更多的蠔油销往澳门。锦裳的蠔油干净卫生，浓度适中，而且他为人豪爽，人缘好，顾客盈门，供不应求。 1888年，锦裳请人在店铺写上“李锦记”招牌，意为蠔油由李家经营、锦记为号。之后“李锦记”蠔油品质最好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干脆都把锦裳叫作“李锦记”。他借助南水天然丰富的海产资源，闯出一条新路来。 锦裳经营蠔油有方，赚了些钱，生活走出困境，之后结婚生子。1902年，一场无情大火烧去了半条南水街，“李锦记”蠔油店也被烧得精光。锦裳看着火灾后的家，一筹莫展，只好心痛地离开南水，前往澳门谋生。[1][2] 在澳门创业之初，“李锦记”的原料生蠔主要由锦裳的堂兄弟在南水代理收购。锦裳经常带着年幼的三子李兆南往返南水，付款取料。李兆南16岁时开始独自回南水收购原材料，海盗猖獗的磨刀门海域当时是条危险的航线，三次在进货途中遇劫。为了儿子的安全，锦裳痛下决心中断南水的货源，将眼光投向了同样盛产生蠔的横琴和银坑，开辟出新的货源。 横琴湾海水咸淡适宜，温度适中，水质肥沃。横琴蠔身体肥硕，鲜嫩质美，清甜味香，以“一大、二肥、三白、四嫩、五脆”的特点，确保“李锦记”蠔油的品质。很快，“李锦记”的招牌在澳门站稳了脚跟。通过精心配制和加工，“李锦记”蠔油不仅适合国人口味，而且西方人将它当作高级调味品和送礼佳品，澳门人返乡和华人到外埠都随身带几瓶“李锦记”蠔油，它成为一种手信。[3] 后来，李兆南一方面协助父亲采购横琴和银坑的生蠔，另一方面学习吸收酱料的制作方法，经过精工炮制所生产出来的蠔油，成本降低，香滑可口，独具一格，适合国人和西人口味，一时畅销起来。“李锦记”蠔油庄生意日渐兴隆，路越走越宽。 1929年2月15日，锦裳在澳门逝世，终年61岁。[1] 李锦裳之子李兆登、李兆南继承“李锦记”事业，30年代初，开辟广州“李锦记”蠔油庄和美国“李锦记”蠔油代销点，1932年在香港设立生产点，1946年发展为股份公司，总部从澳门迁往香港，生意越做越大。 “李锦记”在抗战时期一度衰落，20世纪50年代再次崛起，“李锦记”蠔油迅速恢复发展，产品畅销省、港、澳地区及东南亚部分国家，“李锦记”成为香港实力雄厚的经济实体。 1972年，李兆南年纪渐大，其子李文达掌管产业，产销业务不断拓展。1987年建立新厂，安装11条自动化流水线，电脑控制生产过程。除生产蠔油之外，还生产芝麻油、饮料及酱油等十多个品种销往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此，“家有李锦记，餐餐陪住你”这句广告词，成了不少人的口头禅。[1][2] 80年代，李文达的五个子女相继学成回香港加入公司，引进最新的管理文化和科学技术﹐加速“李锦记”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步伐；1983年“李锦记”在美国加州洛杉矶设立办事处；1986年美国“李锦记”在纽约中国城设立办事处；1991年美国“李锦记”在洛杉矶工业市设立厂房；1996年“李锦记”在中国广东新会市建成面积达一千多万平方尺的酱油生产基地；2002年美国“李锦记”迁入位于洛杉矶工业市的全新办公大楼；2008年“李锦记”集团主席李文达先生获美国著名百森商学院（Babson College）授予“杰出企业家学院奖”；2008年美国“李锦记”在洛杉矶扩建的另一间十万尺新厂房开始投产；2009年“李锦记”集团主席李文达荣膺“香港杰出工业家奖”；2010年“李锦记”集团在加拿大设立办事处。[4] 现在，“李锦记”蠔油日销80万瓶，创造了“从一开始就是第一”的传奇。 [1]《李锦裳（1868-1929）》，载“珠海侨网＂，2012年12月1日，http://www.zhoverseaschn.com/huaqiao/hqShow.aspx?sshowid=18&ttid=90。 [2]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06-107页。 [3]《李锦记》，载“百度百科＂网，2012年12月3日，http://baike.baidu.com/view/555756.htm。 [4]彭健：《李锦裳：美味世家的缔造者》，载“晶报多媒体数位报刊平台＂网，2009年1月1日，http://jb.sznews.com/html/2008-04/24/content_148533.htm。

梁昌，原名梁润昌，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人，生于澳门。港澳知名富商。 年青时代，梁在银铺和办馆任职。[1]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梁因为认识当时知名商人钟子光，又结识经济局长兼富商葡人罗保(Pedro José Lobo)，获得罗保赏识。 40年代中期，梁在内港海旁开设英昌行（润昌的谐音），经营火水（煤油）及白米生意。 二次大战结束后，澳门开始成为世界主要的黄金走私地方，当时国际订定黄金价公价为每安士是35美元。许多地区包括香港在内，黄金进口受到管制，而澳门因为不是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成员，不受国际公价的规限，因此，成为世界知名的黄金市场。1973年，黄金的国际公价撤销。香港取消限制黄金进口后，澳门才失去这一地位。 1948年开始，澳葡政府将黄金进口生意批给一个恒昌公司经营，由经济局局长罗保、商人何贤、钟子光等组成，从外国（主要是英国和南非）进口黄金，这些贵金属由国外用飞机运到香港，再用飞机转运到澳门。当时飞航港澳航线的水陆两用客机，当黄金运到香港时，梁在恒昌公司任职，负责将黄金转运到澳门；并获邀加入专营黄金的恒昌公司成为股东，获得分红，他开始赚得第一桶金。[2] 60年代，梁在香港开办港澳水翼船公司，经营港澳两地水上交通生意；又在香港开设燕昌置业公司，在地产、股票上发展顺利，成为港澳两地著名富商。 梁一生宣导文化体育事业，热心慈善公益事业；1961年捐资50万元，在澳门南湾兴建孤儿院；1965年再捐款为梁文燕培幼院增添设备。 梁两次获得葡国授勋；太平洋战争时期，他因援救英军有功，1973年获英皇颁授CBE勋衔。 1979年6月4日，梁在香港要司机开车载他兜风，到了浅水湾道1001号浅水湾花园大厦下车。他独自进入大厦A座，不久便坠下大厦入口处地上，当场身亡，终年61岁。[1] 梁昌与元配妻子梁文燕生育五子二女。1962年，梁文燕因癌病去世。 梁昌向当时澳门政府公共救济处（今社会工作局）捐款50万元，作为抚育孤儿之用。在西环“烧灰炉”兴建了一座梁文燕孤儿院，后改名梁文燕培幼院。梁昌捐钱在香港沙田兴建一所梁文燕纪念中学。 后来，梁昌娶了原是管家兼子女的家庭教师何杏庄为继室，生育三子。1977年，何杏庄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与梁昌离婚，后双方协议离婚。之后，梁昌心情大受打击，性情大变，经常拿着一叠钞票，在街上向途人分派；在一家表行买了一大堆手表，见人就派。[3] 明朝末年，澳门被葡人占据开埠时，西望洋山有疍家人在此建寮屋楼居住，形成“烧灰炉”和“竹室仔”两条自然村。清朝时，澳门正式成为中国唯一的洋场租界并由澳葡管治，当时西望洋山两条自然村自然消失了，之后二百多年，西望洋山从未有华人建屋居住。 1911年，澳葡修筑西望洋山脚东南侧马路，将南湾西湾与妈阁前地连通。因马路修好之际，恰逢葡萄牙国内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澳葡遂将此新路命名为“民国大马路”。50-60年代，梁昌率先在西望洋山东麓“烧灰炉”附近，英国公使官邸旁边兴建西式大宅并入住，成为200年来第一位在此置业居住的华人。之后，梁昌事业蒸蒸日上，生意越做越大。这时港澳华商官员蜂拥而至在西望洋山置业居住，从此西望洋山一带便成为“澳门地王”。据说，梁昌是经粤港澳著名风水师霍鉴清的点化，劝他不必顾虑甚么。霍鉴清说，一是辛亥革命开创民国，国运地大有变化。二是澳葡辟设民国大马路，改其风水作“龙首披挂”，“龙首鸡”之啄克已被化解。三是氹仔岛上的鸡颈山“鸡首石”已自然崩塌了，形坏则克然亦坏。因此，梁昌敢率先在西望洋山东麓置宅。[4] 其子梁仲豪继承家业。梁仲豪为前上海大酒店副主席，担任新世界发展董事。他拥有港澳水翼船公司股权；1987年出售30%大酒店股权，套现16亿；在泰国拥有Thai Hong Kong Real Estate，投资超过40亿港元。他又与泰商Wise Power及何添合作发展曼谷SV City 121万平方米楼面和8.3万平方米商铺写字楼和高级商住区，投资额达35亿港元，建立梁仲豪财团。[5] 1992年，何杏庄捐款港币55万元，作为东华三院“梁昌纪念安老院”建设费用，以彰梁昌的功德。为贯彻政府安老政策和响应社会需要，该院获社会福利署批准于2006年2月1日起，逐步转型为提供持续照顾的护理安老院。[6] 梁昌家族于2007年及2010年分段吸纳地盘前身的四栋旧楼，购入价共3.86亿元，一度有意重建成酒店，及后有见零售业大旺，改变主意重建成银座式商厦作楼上铺之用，总楼面46379方呎。兴建霎东街15-21号银座式商厦楼花OLIV，因应同区铜锣湾地带拆售，即时推出发售，套现逾13.58亿元，赚近十亿元。[7] 2011年，巨龙船务董事总经理梁仲豪担任董事的两间投资公司，向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借钱后，未能如期还款。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日前入禀高等法院，向出任担保人的梁仲豪追讨合共1.6亿元及利息。原告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指，2008年3月与莱祺投资有限公司及晴域投资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两份贷款协议，批贷款额合共3.2亿元。 巨龙船务股份有限公司、吴福（译音）及被告梁仲豪作为独立担保人，而被告的保证金额共1.6亿元。两公司未有按原告要求清还贷款，截至2011年9月，莱祺投资仍欠原告逾8000万元，晴域投资有限公司拖欠逾9400万元。巨龙船务提供来往港澳的廉价客运航线，经营14个月后至2011年9月，突然宣布清盘。[8] 梁仲豪因其个人决定放下活跃的业务工作，2013年7月22日起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他服务于新世界33年，1979年11月获委任为公司董事，1986年出任执行董事，2012年3月改任为非执行董事。[9]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5页。 [2]《细说澳门故事——澳门巨富梁昌致富之路》，载“文汇资讯＂网，2011年8月3日，http://info.wenweipo.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2930。 [3]福哥：《澳门旧话——充满传奇色彩的巨富梁昌》，载“aomenMACAU.com＂网，2011年8月3日，http://bbs.aomenmacau.com/viewthread.php?tid=520。 [4]金丰居士：《西望洋山曾无华人敢居》，载《新报》，2013年8月18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88019。 [5]王文祥：《香港澳门百科大典》，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第567页。 [6]《梁昌纪念安老院》，载“东华三院＂网，2011年8月3日，http://twghscsd.apaci.com.hk/tc/our-services/elderly-services/extended-home-for-the-elderly。 [7]《梁昌家族拆售商厦　速套13亿》，载《苹果日报》，2013年2月22日。 [8]《中国银行上诉法院向巨龙船梁仲豪追讨1.6亿》，载“中国资本证券网＂，2012年12月20日，http://www.ccstock.cn/HKstock/guoqinews/2011-11-09/A616361.html。 [9]《梁仲豪辞任新世界（00017.HK）非执行董事》，载“网易财经＂网，2013年8月18日，http://money.163.com/13/0722/18/94DJ85TO002529IR.html。

杜连玉，西名Herculano Hugo Goçalves Estorinho，生于澳门巴冷登街三号的寓所内。画家。 父亲是葡国拉戈阿（Lagoa）人约瑟‧岗萨维斯‧杜（José Goçalves Estorninho），母亲是澳门人彭美拉（Palmira Maria Augusta Estorninho），连玉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1] 连玉在澳门长大，开始入读圣约瑟修院，之后转读殷皇子学校。在他的授课老师中，有著名的画师拉拉‧雷伊斯（Lara Reis），还有使他在绘画及作曲上受益匪浅的波达罗‧包热斯（Bordalo Borges）及安东尼‧圣克拉拉（António de Santa Clara），在他们的美术启蒙教育下，连玉八岁时拿起了水彩画笔，随Brigite Reinhart学习水彩画并在澳门美术学校学习进修水彩技法，之后进入奥地利维也纳专业艺术学院随祖士学习专业艺术。[2] 连玉33岁时，在受洗礼的教堂成婚。当时，他的职业是气象台观测员，在此岗位勤勤恳恳地干了17年；1984年3月23日，获颁“气象功勋证书”。 连玉在气象台负责观察与记录大自然工作，迎合他热爱观察大自然的天性，他喜欢看澳门的自然风光：水、天空、植物、建筑等。当时澳门气象台建在大炮台上面，周围绝大多数是二层高的西洋别墅和唐楼，大炮台上的气象台居高临下，澳门的景色一览无遗。 连玉深邃而温柔的目光，总是注视著天空，也注视著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连玉是一位勤奋好学、博采众长的艺术家，他从来没有种族和门户偏见。他向两位德国后裔Brigitte Reinhardt及Frederick Joss学画。他在殷皇子学校学生为其举办的展览上接受一家澳门报纸的访问时，说过“Frederick Joss是一位教给我许多绘画知识的人”。1963年，连玉与Frederick Joss在澳门市政厅举办画展。 连玉一生崇尚自然，从没放弃过写生，但其后期风格逐渐趋向自由。在他的最初几幅水彩画中，图案的线条较为明显，但晚年时期，线条均消失得踪影全无。连玉的随意性及绘画技巧几乎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另外，色彩的搭配及题材的简洁显示出表现主义对他深刻的烙印。 连玉深受法国巴比松（Barbizon）学派的美学观点及印象主义时期各学派的美学观点影响，非常了解印象派画家的技巧理论。他在初期作品中经常显示出模仿的痕迹。水彩画本身就使画家有一个较大的表现自由的空间，可以反映画家在景物面前的激情。题材的选择与色彩的运用，成为画家诗一般目光的反映，这在杜连玉的水彩画中比比皆是。 水彩画《亭桥》是连玉一生中画得最有中国情调的作品。这幅画证明中国美术对连玉的影响，也证明生活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另外，连玉使用的水彩画颜料中有些矿物质含量较高，所以在画风景特别是远山，水彩颜料在背景上沉淀，造成特殊的山峦肌理效果。他的水彩画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他的画面紧凑的构图。他的水彩画作是紧凑与流动的结合体，这种对立的统一使连玉的水彩画具有十分独特的个性和原创性。 1968年前，连玉前往东帝汶主持帝汶旅游暨娱乐公司；1970年回到澳门后，继续其企业家的生涯；开始担任葡京酒店的董事；1974-1976年任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的顾问；1976年，开始担任澳门南湾新建成的新丽华酒店经理，一做就是17年。虽然工作忙碌，但连玉一直没有放下画笔，1976年，他与中国籍画友郭士等人在市政厅举办画展，在贾梅士博物馆举办两次个展。在他执掌新丽华酒店期间，他的办公室是“画廊”、“画室”、“视听室”及“图书馆”，成为朋友们聚会、交流、学习的场所。[1] 1962年，连玉发起成立“天虹艺术社”，成为创会成员；1963年1月，在澳门市政厅画廊，他与祖士和谭智生合办画展；1964年2月，在澳门市政厅画廊举办“天虹艺术社美术展览会”，获得空前成功。自1965年始，他在葡国、澳门和香港等地举办个展，其作品获私人及政府机构如葡萄牙贝南宫、里斯本澳门之家、帝汶总督府、澳门艺术博物馆和葡萄牙驻墨尔本领事馆等收藏。[2] 1994年，连玉去世，终年73岁。 [1].徐新：《澳门水彩画》，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47-52页。 [2].《杜连玉》，载“澳门艺术博物馆＂网，2012年9月12日，http://gb.mam.gov.mo/showcontent2.asp?item_id=20100612010203&lc=1。 [3].《杜连玉平生作品》，载“孔夫子旧书网＂，2013年11月28日，http://book.kongfz.com/9748/199245990/。

王作芝，澳门工商业者、会宁同乡会主席。 王作芝在澳门开办炮竹厂。[1] 抗战期间，除带头捐资捐物外，王作芝以会宁同乡会主席身份，发动会宁籍的同胞参加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和捐资捐物。在他带动下，澳门会宁籍同胞70%以上捐了钱物。从1937年8月至1940年，澳门同胞举行百多次募捐活动。 孔令淦和王伯琰来到澳门找到欧新、王作芝商量。当时欧新在澳门岐关公司工作，发动在澳门的同乡青年参加服务团和支援服务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在香港澳门两地党组织的支持下，有十多人报名参加服务团，还捐集到一批衣物、药品和活动费用。[2] [1]《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132页。 [2]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四会党史资料选辑》，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1989，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