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4月23日，澳门公会批准、澳门议事厅议定的《猪槽章程》颁布施行。猪槽设在妈阁，专为存放猪只及㓥宰之所。以免贩卖猪肉各户在铺屋内存养大小猪只，致人畜杂处，兼免晚上在铺私行开宰有损于国课暨本局规项，又免所宰多有羸病之猪，有碍于人民卫生各等弊端。规定由水陆两路运入口之大小猪只，无论系在本澳宰卖或即转运出口，均须将猪在妈阁猪槽存养，俟至开宰或出口起程之时，然后由该槽取出。猪只存豢此槽者，不须纳费，只须派伴自行看守豢养。《澳门政府宪报》1906年10月27日第43号。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8月14日，奉总督命谕各人知悉：照得现准旧鱼栏华人郑亚初、徐已生、郑亚二、卢亚垒、刘亚看、郑智和等相应照旧承充鱼栏，其所有入澳鲜鱼、咸鱼，全归伊等办理。自咸丰元年（1851）七月初五日起，限期两年，期内不准别人私充。如有违命，按例分别罚银惩罚。各宜知悉。特谕。《澳门政府宪报》1851年8月23日第40号。

光绪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8月21日，澳门政府公布已投成的1880年10月11日起计的三年期渔揽头生意合同。该鱼生意仍然仿照旧章，并无更易。至载鱼来澳，所输规项仍旧照纳，并无加增。各渔船不须领牌，在澳出入亦不用输钞，均以公物会所定承充合同款式，其承充规银以每月上期交纳七二兑。《澳门政府宪报》1880年8月28日第35号。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本年，澳门鱼栏行变动较大，向来渔船计有700只，今则实存430只，业渔人数约只5000名，以致承顶转让、倒闭等情形颇多。如义友堂刘绍修承顶“源来鱼栏”；郑发等人的“赞利”、“鸿利”二栏的变动；杨士彬承顶澳门营地街市门牌第68号“新两全”鱼栏生意；谭桂甫等人承顶果栏街门牌第19号安吉海味生意；合和堂用本银1500两顶受路湾海旁街门牌第14号锦隆鱼铺生意；义合堂张彭及郑星南、辛俭坡等人合股经营在澳门皇家新街门牌第105号开设的昆隆海味店倒盘等等。据上年的“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透露：澳门盐价日贵，渔户皆欲将鲜鱼装往香港醃制也，应是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澳门政府宪报》1897年3月13日第11号，5月1日第18号，5月23日第21号，7月10日第28号，8月14日第33号，10月30日第44号；《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光绪二十二年（1896）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第178页。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1月7日，为达到以公平便利之法振兴渔业的目的，澳门政府正式公布属务兼海军部上年11月21日签署的上谕，将澳门盐鱼出入口买卖生意办法更改为专利凭照。先是1906年1月18日上谕规定澳门渔业自由买卖之章程，但最终因议事公局反对等原因并未着手施行，而其时承充合同又至1911年6月30日期满。鉴于自由买卖章程不宜于澳门地区生意，亦无益于政府国课，即澳门渔业生意既不可归一人承充，又不便任各人自由贸易，两者均属不宜，故澳门政府遵照葡国律例，设立澳门鱼商行，归其承办，并规定澳门所有渔业商人均可入行。该行则认定一抽用税额，以纳国课之规定，同时按价以收同年中所收用银，除缴纳国课之认定额规，并支出一切经费外，所有盈余归行内人照数均分。《澳门政府宪报》1911年1月7日第1号。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本年，据本年年鉴资料，捕鱼业仍为澳门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大约有2万名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员以此行业为生。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217页。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1月21日，葡国政府谕令将澳门盐、鱼出入口买卖生意办法更改。自1906年1月18日上谕卖盐生意废去承充改用领牌，意在使零卖之盐价稍平，以裨益百姓起见，但盐价未见减平反转增昂。而且国课收益亦为减少，合四年计之，短收109056元，足见废免承充，国课受亏，而人民亦无所益。现仍用承充之法，招人投充。至于澳门鱼务生意归一人承充，与任便各人自由贸易，两者均属不宜。今改为鱼业中人联合设立一行，归其承办，则比之现在承充估值抽规较为妥善。《澳门政府宪报》1911年1月7日第1号。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5月26日，澳门政府批准鱼商行包收鱼规之合同章程。合同之期系自1911年7月1日起至1921年6月30日止，每年缴纳国课规银33000元，并规定凡在澳门做鱼生意之人，须准澳门鱼商行每日抽取用银每价1元抽1.5仙，无论已入行未入行一律抽收。《澳门政府宪报》1911年6月10日第2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