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釋光鷲，釋名光鷲，初名成鷲，後易名光鷲，字跡刪；原名方顓愷，字趾縻，生於番禺縣韋涌鄉（今屬廣州市番禺區鍾村鎮韋涌村）一個書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書畫名家。明朝舉人方國驊之子、方殿元弟弟、畫家梁啟運女婿。[1] 父親方國驊為明朝舉人，隱居教授，有學守堂，學者稱“學守先生”。[2] 光鷲12歲時，補邑弟子員；15歲時遭國變、就有出世之想。因為父親健在，他未能如願，乃盡棄制科業，力究濂（指周敦頤。因其原居道州營道濂溪，世稱濂溪先生）、洛（指程頤、程顥兄弟，因其家居洛陽，世稱其學為洛學）、關（指張載，張家居關中，世稱橫渠先生，張載之學稱關學）、閩（指朱熹，朱熹曾講學於福建考亭，故稱閩學，又稱考亭派）之學。 光鷲35歲時，父親去世。他奉母羅浮，躬耕盡孝。次年，他投石洞離幻元覺禪師。光鷲一向戒律精嚴，道範崇峻，但母親去世時，他不顧俗僧的譏議，痛哭奔喪，一遵儒禮，頗見經格。[3] 光鷲一生雲遊四方，擔任肇慶鼎湖山慶雲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錫澳門普濟禪院。 晚年時候，光鷲掩關於廣州大通寺。清朝後，他堅守氣節，參與抗清復明活動。他擅長內、外學，佛學著作頗豐，書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詩集》15卷、《詩文續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嚴經直說》十卷、《金剛經直說》一卷、《道德經直說》二卷、《莊子內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經懺直音增補切釋》一卷、《老子直說》二卷等。 光鷲擅畫花卉，工書法，其行楷取法於顏真卿、蘇軾、米芾，堅韌質樸，頗有禪味。草書則取法顏真卿，厚重古勁，極有骨力，氣韻生動。現存的書法多為晚期的作品，個人書法風格鮮明，通篇老筆紛披，縱橫交錯。他喜用竹筆為書。嶺南書法，陳白沙創茅龍筆於先，光鷲使用竹筆於後。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鷲去世，終年85歲。[1] 現今澳門普濟禪院內現存釋光鷲草書屏條，骨力洞達，跌宕瀟灑，屬於珍貴文物之一。[3] 2008年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專案”，是搜羅較全的釋成鷲詩文合集，三冊57卷近100萬字，分初集與二集兩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詩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並附錄《紀夢編年》續編。“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詩六卷、賦一卷。[4] 現錄釋光鷲的詩兩首：[2] 《寄東林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雖將人物寄東林。蕃童久住諳華語，鸚鵡初來學鳩音。 兩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只愁關禁年年密，未得閒心縱步吟。 《青洲島》 突兀中流亂石隈，青洲咫尺擬蓬萊。潮頭撼岸晴還雨，屋角驚濤晝起雷。 制犬吠花人跡斷，饑鳶佔樹鳥聲哀。憑誰為向馮夷道，還與華亭作釣台。 [1]黎向群：《嶺南歷代書法名家》，廣州：廣東省出版集團，2008，第74-75頁。 [2]王桂雲：《愛國詩僧光鷲事略》，載“廣州文史＂網，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鵬翥：《澳門古今》，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0，第185-186頁。 [4]《佛門劇跡嶺南重寶——釋光鷲花卉長卷》，載“拍賣官網＂，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汪文炳，字冠時，號伴樵，香山縣鐵城（今屬中山市石岐）南門人。進士、作家、《香山縣志續編》總編纂。 清光緒二年（1876），汪文炳考中丙子科舉人，光緒二十六年（1880）榮登庚辰科進士，殿試二甲第93名。他先任吏部主事，選授浙江富陽知縣，署理錢塘知縣，升候補知府；後遷任庚子科浙江鄉試同考官、乙酉科順天鄉試彌封官，賞花翎、鹽運使銜。[1] 1915年，汪文炳和張丕基（仲弼）被聘為《香山縣志續編》總編纂，重修《香山縣志》（光緒志）共16卷，志成於1923年。[2]《香山縣志續編》提到“澳門為西洋人所住，始自前明嘉靖年間，載在縣志，每年僅納地租銀五百兩”。“20世紀20年代，澳門半島及其附近島嶼，合計周圍水陸地方平面計算共約370里。” 晚年時候，汪文炳歸隱，與邑中名士李贊辰、林星舫、梁碧珊、鄭鼐等人，在南門迎陽石成立“仿白香山九老會”，唱遊為樂。 汪文炳善於作詩，現錄四首：[1] 《壬子重九仿白香山九老會宴集迎陽石》 朋輩招邀讓我先，聯歡九老繼唐賢。重陽節幸留佳日，南極星欣聚九天。 石上題詩偉韻事，樓頭醉月邁英年。滄桑世變撩人感，徙倚斜陽古樹邊。 《步鄭君熙見贈四首韻》 管領湖山記宦遊，飽餐風月集清流。宰辭花縣圖歸隱，恨抱萱帷莫解憂。 三窟功名嗤狡兔，一生心跡寄浮歐。且傾樽酒酬佳節，勝會春明瞬復秋。 《聞本邑專審所員曾羅被逮捕解省感賦》 其一 掃除專制說共和，何物豺狼遍地多。 賄賂公行無枉直，脂膏盡吮等妖魔。 歐風美麗陰全翳，白鏹黃金撫且摩。 幸有法庭公道在，作囚階下罪嚴科。 其二 恨煞機關布爪牙，作倀引虎罪應加。 通風兔狡營三窟，敗露狼貧哭幾家。 草木有知能指佞，雷霆不測盡誅邪。 諸公有意休鉗舌，莫比寒林宿暮鴉。 [1]《汪文炳‧清末》，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102-103頁。 [2]《香山縣志續編》，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3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html/zsdq/zszs/xz/。

譚瑩，字兆仁，號玉生，廣東南海捕屬（今屬廣州市）人。嶺南文獻家、編書家和駢文家、詩人。 譚自少聰穎，喜作詩賦，12歲作《雞冠花賦》、《看桃花詩》，縣中耆宿驚贊為“後來之秀”。適值兩廣總督阮元督粵，遊越秀山寺，見到譚的題壁詩文，讚賞有加，一時傳為佳話。譚以縣考首選榜入學。 清道光初年，阮元在廣州越秀山創立學海堂，明言不教八股，專以經史考據課士，兼及詩賦，實際上是以講求實學之風氣，扭轉廣東文壇學術浮誇之弊。當時能躋身學海堂者，如陳澧、朱次琦、曾釗、陳蘭修、譚等十多個優秀學生，幾乎囊括當時嶺南士子的精英。 學海堂從另一角度說是嶺南最高學府的研究生院，成就斐然。譚在學海堂常受阮元讚譽，所作《蒲澗修禊序》、《嶺南荔枝詞》尤為欣賞。學官歎其“粵東固多俊才”、“此手合推第一”，文譽日隆。同時，譚以優行生（學行兼優的生員）入貢，院試名列前茅。文章憎命達。 儘管譚在學界傲視同儕，但他對功名有心而不迫切，導致鄉試屢遭失敗，20多年無緣科舉；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舉人，又因策問觸及時諱，降為榜末，險些失去。 譚赴京會試，名落孫山，從此無意科場，安居教職。他先後任肇慶府學教授、博羅院學教諭、嘉應州學和化州州學訓導、瓊州府學教授（未赴任）等職，後來，他充任粵秀、粵華、端溪等書院院監，數十年培育嶺南人才，誨人不倦。 譚一生為豐富嶺南文庫作出重大的貢獻。他和伍崇曜的合作，博採和整理海內罕見古籍，鉤沉佚著，刊播地方文獻，匯刻成叢，在嶺南文化大地和文獻之園無聲播種，裨益後代，青史留名。 兩人合作半生，所刻的書有《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楚庭耆舊遺詩》、《粵雅堂叢書》等。署名是伍崇曜，實際上由選題、選材和編纂的工作，從訪求、收集、研讀、鑒別，並加以校勘、審定和編排之統籌，直至叢書的序言和叢書所收各書的尾跋，都離不開譚的汗水和心血。 《粵雅堂叢書》是譚和伍崇曜合作最大型又最有影響的一部叢書。此書從道光三十年（1850）開始付刻，經咸豐、同治，直至光緒元年（1875）為止，歷時25年，前後出正、續、三編，共30集，收書208種、1289卷，是清代後期一部大型私刻綜合性叢書。 譚在審輯此書時，顯示出他作為國內有數的文獻家和編書大家的氣魄和特色。 一是收入《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之逸書，如《寶刻類編》、《帝苑》。 二是收入《四庫全書》編後嘉慶年間，阮元進呈，而《四庫全書》未收之書。如《爾雅新義》、《九國志》。 三是收入日本學者林述齋所輯《佚存叢書》一部分之書：如《文館詞林》，是繼《文選》後最早的詩文總集，共1000卷。此書早於北宋亡佚，日本學者發現殘卷後，中土驚為秘笈。雖殘頁斷簡，彌足珍貴。 四是收錄四庫未收之書和其他叢書少收之書，如《虎鈐經》和《四書逸箋》等，大都極為罕見。 五是收入道光前後之近人有價值而又未刻之書，如錢大紹《類經》、全望祖《漢書地理志稽疑》等。《粵雅堂叢書》凡跋尾二百餘篇，其體例統一，又極有章法；徵引廣博，審考精詳；非廣攬群書、精思博見、洞識卓穎者不能為。 期間，譚受到當時學界和學術之尊阮元的高度稱讚，是對我國自漢劉向、劉歆所校訂古籍方法的繼承和改進。譚在書後跋語中，先概述作者生平和學術造詣，再分析內容，撮其要旨，評得失；又注重辯證學術，考核源流，甚得《四庫全書》紀氏之味。學術上，對《四庫提要》多所補正、駁正和補充，又為紀氏所不及。 譚編纂的《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及其他叢書序文，很有特色，其語體和語言風格充分地體現作者“尤工駢體文”、喜儷體和句式工整對稱的特點。每種書後所附跋語，介紹作者生平、書籍來源、版本情況和校勘情況，十分詳細。其學識之廣博，功力之深厚和見解之卓越。《嶺南遺書》計收75種，其書之序跋，譚之名雖隱，但功不可沒。 《粵十三家集》是輯者用心收錄，或借或抄或買，共得嶺南十三家詩文集，包括有宋代李昴英、趙必豫、區仕衡；明代李時行、黎民表、區大相、陳子壯、黎遂球、陳子升；清代方殿元、梁綱蘭、王隼、易宏，都是在粵詩家有一定影響的代表。 清同治十年（1871），譚在廣州去世，終年71歲。 譚瑩著有《樂志堂詩集》12卷、《樂志堂文集》18卷（約1861年出版）。有部分文章收入《學海堂叢刻》，題為《樂志堂文略》（四卷）；晚年時著有《續國朝駢文正宗》一卷（未完）。 譚瑩次子譚宗浚（1846-1888），字敘裕，後改懋安，進士，有文名，選為學海堂堂監。譚宗浚有父之風，創藏書齋“希古堂”；所繼承其父的藏書，後增至八萬餘卷，一度總數達到12萬卷；著有《希古堂文集》。[1] 譚瑩到過澳門遊歷，並作七律詩一首： 《澳門人饋青洲蟹》[2][3] 島中珍味冠熊魚，一例無腸企不如。[4]風雪估帆天氣換，烽煙蠻榼世緣疎。 誰堪出將徵佳兆，人笑居夷乏遠書。聞說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饗武陵漁。[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政協：《佛山歷史人物錄》（第一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第149-154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52頁。 [3]黃德鴻：《澳門掌故》，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第265頁。 [4]譚瑩把“無腸公仔”比作珍味，甚至連熊魚也不及。但在從未嚐過此等珍味的人來說，確實是少有的滋味。因為此種黃油膏蟹只有在鹹淡水交雜的海岸邊才能生養。 [5]這首詩作於清咸豐四年（1854）冬。在此之前，詩人曾到澳門，一嚐青洲蟹的美味。此時在羊城接到澳門友人饋送的青洲蟹，遂有此詩之作。詩中“烽煙”、“避兵”及“武陵漁”等，與當時粵中紅巾軍之役有關。

黃瑜，字廷美，香山縣鐵城（今屬中山市石岐）仁厚里人。[1]嶺南學者、自稱“雙槐老人”、世稱“雙槐先生”。黃泗之子、黃畿之父。 黃自幼聰穎，勤奮讀書；明景泰七年（1456）考中丙子科舉人。當時知縣謝祺為他立石柱牌坊在縣署左側，命名擢秀，以志其事。 明天順初年，英宗皇帝朱祁鎮頒詔於天下，以求直言，圖善朝政。黃應詔赴京晉見上疏，奏陳六事，世稱《六事疏》。 《六事疏》：“一日正身則天下治；二日正家則天下定；三日正禮則天下化；四日正樂則天下和；五日正賦則天下富；六日正軍則天下安。＂全文數千言，義正辭懇，聲威震盪朝野。因此，黃觸怒朝中權貴，欲加之罪。幸得吏部尚書王翱、戶部侍郞薛遠兩人賞識他，並設法挽救而未遭禍害。 黃聲譽大振，居在京師八年，卻未能任事。大學士李賢、邱浚等多位名士器重黃，著意推薦他進入翰林院從事。黃書《七誘》一卷，以明志，但被拒。中御史選銓部寫奏章保舉他任事，因名冊被一位俞姓侍授詔者盜去而纂改，奪走黃的任命。黃知道這事，但不作辯。明成化五年（1469），黃發回廣東授長樂知縣。 黃上任後，禮賢興學，整肅綱紀，施行開明之策，竭力舉辦多宗百姓受惠之事：一收攏流浪閒蕩人群，施以教化，引導他們從事農商正務。二清理民間積案，大開衙府公門，公開問案，廣聽呼聲，秉公處事，有冤雪冤，有罪則判，應放則放，應殺則殺。三抑制豪強，懾服以州府朝廷權貴為靠山之輩，按章處置偷稅貪贓之徒，切實充實邑倉邑庫。四率先捐贈薪金辦學，設法改善縣學環境，宣導各界集資興學，並於政暇時親自為生員授課、考試等，從而使素來以貧瘠見聞之長樂城鄉，稍向饒富轉變，百姓安居樂業。 黃告辭官回歸故里時，百姓為他立生祠在縣學官前，作為銘念。 黃回鄉後，遷居省城番山下，在庭院親自種植兩棵槐樹，建築休憩亭作為讀書之處，自稱“雙槐老人”，學者稱“雙槐先生”。黃每日早起讀書於亭，晚上詠詩於居室而後睡，對於聲色紛華之事，一無所好。 黃去世時，終年73歲；著有《應詔六事疏》、《七誘》、《書傳旁通》十卷、《雙槐文集》十卷、《雙槐歲鈔》十卷。 其子黃畿著作較多，著有《易說》、《粵洲集》六卷、《皇極經世書傳》八卷、《三五元書》25卷、《刪正黃庭經》等。黃畿之子黃佐著有《詩經通解》21卷、《禮典》40卷、《樂典》36卷、《鄉禮》七卷、《續春秋明經》12卷、《小學古訓》一卷、《姆訓》一卷。 黃瑜與父親黃泗、兒子黃畿、孫子黃佐都成為香山郡學鄉賢。 現錄黃瑜的詩兩首： 《悲井澳詩》[2][3] 白雁過，江南破[4]，更無一寸土可坐。 自閩人廣隨波流，氛塵暗天天亦愁。[5] 黃蘆霾岸風颼颼[6]，上有深井，下有仙女澳，漁舟不到御舟到。 風吹御舟力排奡[7]，嗟嗟悲哉誰與告。 誰與告兮悲復悲，逢崖則止會有時[8]，星星之火奚滅為。[9] 君不見青苗行時不敢語[10]，大事已逐黃龍去。[11] 又不見金牌出時不可回[12]，殺氣先傳白雁來。 舒王生，鄂王死[13]，宋家刑賞乃如此，嗟嗟井澳徒悲爾。[14] 《夜宿鳳凰山》[15] 桃花悄無源，仙妹渺河許。 空餘一片山，欲逐鳳凰翥。 長林暮蕭颼，似送飛玉語。 倏然臥荒村，清猿深夜雨。 [1]《中山文化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241頁。 [2]李暢友：《港澳詩選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148-149頁。 [3]井澳：在大橫琴山下，又叫仙女澳。相傳有樵者見二姝殊麗，就視之，化為雙鯉，今有雙鯉石。宋帝是乘船逃到此處，曾欲逃向占城，遇颶風，幾乎溺死，遂得病死於澳門以東的大嶼山。因史事發生於澳門附近海域，故錄此詩。 [4]白雁過二句：宋季臨安童謠有“白雁渡江來”，後元以伯顏為統帥破江南。 [5]氛塵：災禍的塵氣。古以氛為兇氣。 [6]霾岸：指風塵滾滾的海岸。颼颼，風勁刮的樣子。 [7]排奡：互相擠壓。此寫帝舟遇颶風顛覆的情景。 [8]逢崖則止：暗指南宋在崖山海戰中最後敗亡。 [9]星星之火：喻南宋王朝最後的一點抗爭力量和復國希望。 [10]青苗：北宋神宗用王安石變法，其中有青苗法，當青黃不接時，宮放貸於民，正月放而夏斂，五月放而秋斂，納息二分。此借指王安石變法。作者認為，王安石變法使北宋朝政混亂，最後衰敗。 [11]黃龍：黃龍府，在今吉林省農安縣，岳飛“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即指此。借指金國，此句謂金兵破汴，宋朝大勢已去。 [12]金牌：指宋高宗當岳飛大破金兵，乘勝前進時以十二道金牌召岳飛回軍的事。後岳飛被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宋金和議，又失去恢復中原、振興國家的機會。 [13]舒王：王安石死後的封贈。鄂王，岳飛死後的封贈。 [14]這首詩換韻頻繁，且多用仄聲韻，造成慷慨悲歌，哽咽不能續氣的藝術效果，與詩的內容悲悼宋王朝飄零海上屢遭天災相適應。但作者更把宋王朝滅亡原因溯於王安石變法、岳飛抗金受挫等，表現出學者的深刻，雖然王安石變法的是非仍是一個不易簡單論定的歷史問題。 [15]《黃家四代賢良》，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12-27頁。

阮元，字伯元，號芸台，賜諡文達，江蘇儀徵（今江蘇省儀徵市）人。進士、清代著名學者。 阮元是清乾隆年間進士，官至湖廣、兩廣、雲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在史館倡修《儒林傳》，在杭州設詁經精舍，在廣州創立學海堂。 阮元提倡樸學，精研經籍，學識廣博；羅致學者，從事編書刊印工作；主編《經籍撰詁》，校刊《十三經注疏》，匯刻《皇清經解》；由經籍訓詁，求證於古代吉金、石刻，並擴大到天文、曆算、地理，成為研究我國歷代天文學家、數學家和古文字學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他的論文重文筆之辨，以用韻對偶者為文，無韻散行者為筆，為文提倡駢偶；著有《研經室集》58卷、《研經室詩錄》5卷。 1849年，阮元去世，終年85歲。[1] 歷代方志中，清嘉慶、道光年間阮元主修的《廣東通志》是學術界公認的具有較高品質的一部，歷來備受史志專家所重視。從《阮通志》編纂的時代背景、他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學術功底及其居中的領導作用、修志班底的構成及其主要成員的學術素養等方面看，其修志在主客觀兩方面都具備許多有利條件。 從修志過程中發生的在清代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江、方之爭考察，《阮通志》優長之處與特點很明顯：全志體例架構既全面又十分完善；編纂選材相當廣泛，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編纂手法方面採用“大字正文，小字箋案”，既較好地追本溯源，又完整地表述事物的演化；全書具有鮮明的從專注考據轉向“經世致用”的時代特徵，反映在具體內容上，是對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都極為關注，並給予充分的闡述；對於歷來方志普遍存在的誇飾攀附流弊則力加警戒，凡辨正與存疑都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並以全域觀念克服以偏概全的地方偏見等。 阮元通過修志培育人才、為振興廣東文化教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2] 1821年至鴉片戰爭前，伶仃洋鴉片走私中心的形成，澳門鴉片貿易走向低谷。澳門與黃埔的鴉片走私越演越烈，引起兩廣總督阮元的關注。 1820年4月5日，阮元和粵海關監督阿爾邦阿聯名頒佈“嚴禁販賣鴉片”的示諭。1821年，阮元採取果斷措施，首先法辦澳門屯戶葉恆澍；接著懲罰庇護隱瞞外船夾帶鴉片的廣州行商之首伍敦元，摘掉他的三品頂戴。他派遣一名官吏做暗探，監視海關收稅的哨艇，在緝拿之中，該官吏用刀砍傷了一兩個走私販子，令往日那些肆無忌憚的煙販有所收斂。同年11月，清朝廷宣佈驅逐泊在黃埔的躉船，同時封鎖澳門。 澳門和黃埔的鴉片走私受到這一連串打擊後，“夷商”無處存儲鴉片，相率轉赴伶仃洋。道光元年後，伶仃洋鴉片走私中心開始形成。[3] [1]王烈夫：《元明清詩詞名作注解析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第148頁。 [2]顏廣文等：《論阮元與〈廣東通志〉的編纂》，載“中華文史網＂，2007年10月16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s/2004-12-20/25776.shtml。 [3]《澳門的鴉片貿易》，載“文化共享網＂，2007年11月21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604/view?searchterm=None。

楊匏安，原名楊麟燾，又名楊錦燾，筆名匏庵、王純一，生於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一個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論家，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父親楊富祥是家中長子，父母去世後，家道破落，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匏安是獨生子，父親病逝時，他才15歲。母親陳智生於香山縣古鶴鄉（今中山市三鄉鎮古鶴村）一個華僑富商家庭，讀過不少書，愛好詩詞書法，左右手都寫得一手好字。她通達明理，秉性剛直，敢作敢為。丈夫去世後，她力挑家庭重擔，生活困難，但從不向娘家求助，決不受嗟來之食。這種品格，深深影響著匏安的成長。 匏安從三四歲起，在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稍長，母親節衣縮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學堂讀書。他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愛好文學、歷史，在詩文寫作方面漸顯才華。 匏安小學畢業後，母親變賣僅有的幾畝薄田，供他到廣州廣雅書院讀書。期間，匏安經歷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軍閥龍濟光踞粵等事件，廣泛接觸張之洞洋務派，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及孫中山革命派，劉思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他不滿國家的現狀，卻又找不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學畢業後，回到恭都學堂任教，與同事一起揭發校長貪污瀆職，反被扣以“圖謀不軌”罪名，關進監獄。後經母親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釋。此事，更增加匏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他欲遠行追求真理，得到母親的支持。 同年，他籌得一筆旅費，與比他大兩歲的族叔楊章甫隨商人東渡日本。在橫濱，匏安租住一個小閣樓，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飽受饑寒與歧視。儘管環境惡劣，匏安仍然執著地追求光明，奮發學習，以極驚人的毅力，戰勝重重困難。到日本不久，他就能從事日文翻譯，經常跑圖書館和書店，研讀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書籍及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日文譯著，為日後深入探究科學社會主義和發表大量譯著打下堅實的基礎。 1916年，匏安從日本回鄉，在母親主持下，與翠微鄉姑娘吳佩琪成婚。婚後不久，匏安離家前往澳門擔任塾師。1918年，他舉家遷住廣州，寄居在家鄉人楊氏興建的楊家祠（今廣東省民政廳內）。當時，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獨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除在時敏、道根兩校任教外，他為《廣東中華新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以“匏安”筆名發表詩作，以幫補家計。 “十月革命”爆發後，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性質，還沒透徹地瞭解，但抱著極大的興趣研究，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所主張之共產主義，最得平民勞動者之歡心”，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革命和“五四”運動中，他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又從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國情的文章中受到啟發，思想迅速變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奮筆疾書，為《廣東中華新報》等報刊撰寫近十萬字介紹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世界學說”專欄中，系統地介紹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觀點和社會學說，諸如唯物論、唯心論、一元論、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幫助讀者瞭解各種新思潮及其來龍去脈，供他們分析比較、選擇。在李大釗和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李大釗一邊。 匏安在“五四”時期發表的許多文章中，當推同年11月馬克思主義的《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最為重要。當時，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也是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宣傳活動不僅為華南地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 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找到居於楊家祠的匏安和楊章甫。在陳獨秀的推動下，廣東共產黨小組於1921年春成立，以《廣東群報》為基地，開展宣傳教育和組織建設活動。 同年春夏，經譚平山介紹，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繼譚平山等之後廣東最早的黨員之一。接著，在上海入黨的林伯渠五六月間來到廣州，與譚平山、陳公博、匏安等進行座談。楊家祠成為黨的活動據點和聯絡中心，不少會議、洽談都在此進行。匏安和楊章甫在祠堂裡辦起“注音字母講習班”，為革命活動作掩護。 這時，匏安已離開時敏中學，他主筆的《廣東中華新報》被陳炯明查封，經新聞界朋友陳大年介紹，他轉入南武中學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任教。針對建黨初期廣東思想界混亂的情況，他積極從事闡述，向青年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提出“除致力勞工運動外，尤應注重開展農村工作。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出自農民汗血”。他是黨內最早提及農民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選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文書部中文負責人。在他的推動下，青年團學習馬列革命理論的熱情迅速高漲，他組織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至如何應用於中國”為宗旨，先後撰寫《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與民治主義》等文章，以配合廣大青年學習的需要。 6月，陳炯明公開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逮捕廖仲愷，迫害革命者，查禁黨、團刊物，廣東區團委書記阮嘯仙被迫轉移。由匏安代理區團委書記。翌年5月，廣東區團委改選，匏安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除致力於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視工人運動。經楊殷介紹，他擔任粵漢鐵路廣州分局編輯主任。利用這一合法身份，他常與楊殷、潘兆鑾、楊章甫等深入到廣三、廣九和武漢鐵路工人中活動，廣泛接觸工人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開展鬥爭。他戴著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臉龐清瘦而有精神，善於利用各種日常生活問題，深入淺出地演繹大道理，語言生動，引人入勝，工人們十分喜歡與他在一起，楊家祠內幾乎每晚都擠滿了訪客。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定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同年冬，黨組織指派譚平山和匏安分別擔任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書記，以統一參加國民黨及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思想和行動。之後，匏安戰鬥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統戰崗位上，他和阮嘯仙、楊殷、劉爾崧、潘兆鑾等具體協助國民黨重建工作，他並被選為國民黨廣州第十區執行委員兼秘書。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黨員林伯渠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匏安為組織部秘書。組織部是國民黨中央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也是極為繁忙的一個部門，不僅要選派人員到全國各省市開展國民黨改組工作，而且要掌管軍隊、機關、學校、工廠、海外及廣東各縣黨務工作，身為組織部長的譚平山因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經常要參與處理各方面要務，組織部日常工作實際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認真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合作制定的方針，審慎地處理國共兩黨間發生的矛盾和糾紛，努力維護團結，使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 同年秋，中共廣東區委成立，匏安擔任區委監察委員，與陳延年、周恩來等一起工作，過從甚密。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身居要職，但廉潔奉公，用人唯賢。周恩來欣賞他“為官廉潔、家境涪貧”。在匏安犧牲多年後，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與孫中山、廖仲愷建立良好的關係。 早在日本期間，匏安結識了廖仲愷。國民黨改組時，又在一起工作，兩人相知頗深，合作默契。孫中山對匏安、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十分賞識，說這些有為的共產黨員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譚平山出席國際會議期間，由匏安代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足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愛國運動爆發。6月初，盤踞廣州的滇桂軍挑起武裝叛亂，匏安發動鐵路工人罷工，以協助廣東革命政府平叛。勝利後，匏安以廖仲愷的代表身份，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鄧中夏一起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楊殷等一起籌劃發動香港工人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大罷工。當時，香港許多工會領袖擔心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後食宿無著、流落街頭。 匏安代表財政部長廖仲愷，向罷工會領袖保證，罷工工人回穗後，由廣州政府安排食宿問題，消除了工人們的顧慮。各工會相繼發出罷工命令，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序幕由此揭開。罷工工人衝破港英當局封鎖和鎮壓，返回廣州。罷工開始後，港英當局驚恐萬狀，四處搜捕罷工“煽動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員工人家裡商量工作時，被捕入獄。消息傳出，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機關報《工人之路》特號發表《楊長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萬罷工工人的憤慨，鬥志昂揚。匏安等被關了近兩個月後，因港英當局找不到“煽動工潮”的證據，只得釋放他，並宣佈驅逐出境。匏安出獄的消息給省港罷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號連續報導。 8月2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省教育會舉行歡迎會。歡迎蘇俄總工會代表團到訪和匏安出獄。但匏安沒有出席，他謙遜地認為歡迎國際友人是應該的，自己為革命做一點事、受一點苦，是共產黨人的本分，不應居功接受這份榮譽。27日，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聘請匏安為罷工委員會顧問，後來他兼任香港罷工工團宣傳學校名譽校長。 1925年11月，國民黨廣東省省黨部成立，匏安當選為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廣東統一後，省黨部在匏安主持下，廣東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工作發展十分迅速，且較健全，廣東各縣市黨員在短短兩個月內，從15000餘人增至48000多人；黨員成分從過去以華僑為主，變為以農民、工人、學生為主力。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匏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出席中共“八七”會議。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參加編輯黨刊；1930年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部副部長。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蔣介石九次派人勸降，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年僅35歲。 楊匏安著有《楊匏安文集》。 楊匏安夫婦生育子女七個，其中兩個幼兒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長子楊文達，又名楊宗玄。次子楊明，又名楊宗銳。長女楊絳輝。三子楊志，又名楊宗。1931年楊匏安在上海遇難後，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楊宜春患白喉病，無錢醫治而夭折，年僅三歲。[1]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劉逸生，原名劉錫源、又名劉日波，香山縣谿角鄉（今屬中山市沙溪鎮雲漢村）人。學者、詩人、資深報人、作家。 祖父是一個鞋匠。父親劉祥盛九歲時[2]，祖父去世，祖母獨力帶著父親弟妹三人艱難生活。父親在家鄉中山讀完小學，就做木匠學徒。 父親帶著全家，從家鄉前往香港，以補鞋為生。兄弟姐妹多個，逸生居長。他小學畢業後，因父親在一場意外中去世；後母親李惠坤病逝，無法升讀中學。之後，他當過木匠、報販、搬運工，過著流浪般生活。但他自強不息，勤奮自學，刻苦用功，1931年進入香港《大同日報》當勤雜員，同年冬在香港《中興報》當見習校對。不久到澳門任職員。 1938年8月，逸生考入香港《星島日報》做校對、編輯；1939年考入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學習，開始接受進步思想的教育；1942年任佛山第五中學語文教員；1943年赴梧州任《言報》編輯主任。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廣州《晨報》任編輯主任；同年底，前往香港《正報》任副總編輯；1949年任香港《華商報》編輯。 解放前，逸生著有通俗讀物《“國大”演義》。他從排字工人、校對員開始，經過長期艱苦自學，終於成為著名的編輯、詩人和研究古典文學的專家。 1950年，逸生回到廣州，先任《南方日報》副刊副主編。1957年《羊城晚報》創刊，他擔任第二副刊部主任；1958年加入省作協，1962年加入中國作協。1974-1978年，他在廣東中山圖書館工作；1979年調任暨南大學新聞系工作；1982年離休。 1984年，逸生被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聘為特約研究員，長期致力古典詩詞研究和賞析工作；擔任中華詩詞學會理事、廣東詩詞學會副會長、嶺南詩社副社長等職。 逸生主要著有《元劇史話》、《唐詩小劄》、《宋詞小劄》、《龔自珍詩選》、《龔自珍己亥雜詩注》、《龔自珍編年詩注》、《唐人詠物詩評注》、《微型詩品》、《漫話三國》、《藝林小劄》、《事林小劄》、《史林小劄》、自傳《學海苦航》、長篇小說《珠水龍蛇傳》、《詩經》等40種，主編《小說軒》16種，個人詩集《劉逸生詩詞》等。 逸生的書法作品獲得日本書畫院第51回國際文化交流書道展特選獎狀；廣東“四大”名園之一、順德清暉園等藏有其書法楹聯。 逸生沒受過多少正規學校教育，在學術界沒有“同門”或師承關係，全憑自己自學成才。他為人謙遜，沒有將自己當作學術權威。父子、兄弟之間亦師亦友，家庭聚會時，家人自由發表意見，非常民主。 逸生妻子吳畹華，原是香港富商女兒。為了嫁給劉逸生，與家裡斷絕關係。吳畹華從小接受新思想，對舊式家庭裡種種不良風氣，深惡痛絕。她寧願離開安逸的家庭，與一貧如洗的逸生共同生活。從此，無論生活怎麼困難，她從不向家裡要錢。 許多年之後，年邁的吳父來廣州探望吳畹華，父女和好如初。吳畹華喜歡看書，更喜歡古典詩文，寫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生活的艱難，把她磨練成一個能幹的家庭主婦，只有在教孩子讀古典詩文時，她的興趣才得以發揮。她一生最愛教孩子們讀古典詩文，起初是教兒女，後又教孫子。 2001年10月3日，逸生在廣州去世，終年84歲。[3] 長子劉斯奮擔任廣東省文聯主席、廣東畫院院長、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中國文聯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 劉斯奮所著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1997年獲全國長篇小說最高獎——第四屆茅盾文學獎、1998年獲廣東省宣傳文化精品獎、1999年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論文《朝陽文化、巨人精神與盛世傳統》，1999年獲得廣東省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出版《黃節詩選》、《蘇曼殊詩箋注》、《陳寅恪晚年及其他》、《快活的蝙蝠》等。 同時，他精研繪事，尤其擅長中國人物畫，出版《劉斯奮人物畫選》、《劉斯奮畫集》等畫冊，並在廣州、香港、深圳、台灣等地舉辦個人畫展。 次子劉斯翰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和古代文化研究，曾任廣州《學術研究》主編；治詩、治史，出版《曲江集校注》、《海綃詞箋注》、《漢賦：唯美文學之潮》、《史與詩》等著作十餘種。 女兒劉聖宜讀書時年年得獎，恢復高考後，直接考取近代史專業的研究生；畢業後留校，現任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嶺南文史研究所所長；著有《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廣州近代開放史話——抵抗與吸收》，並在《中國社會科學》、《學術研究》、《廣東社會科學》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長孫劉一行，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現為嶺南美術出版社編輯，工作之餘致力於漫畫、中國畫創作，專長現代水墨畫，出版《劉一行畫集》。[4] 30年代，劉逸生客居澳門，80年代憶詩。這首憶詩寫出30年代澳門的一個生活側面。潮聲歌聲交混，令人對自然、道德的判斷也有所混淆。 《內港西堤雜詠》[5][6] 內港西堤漲晚潮，一聲一歇到深宵。 月華醉人花寮去[7]，夜夜珠喉紫玉簫。[8] [1]《劉逸生》，載“沙溪旅遊文化網＂，2012年9月30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ailaspx?personId=259。 [2]王曉吟：《我與唐詩小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第147頁。 [3]王遠明：《風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289-291頁。 [4]郭毓玲：《“名門望族劉逸生家族”父子兄弟亦師亦友談詩論藝書香漸醇》，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7月9日。 [5]李暢友：《港澳詩選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249-250頁。 [6]內港：澳門西部的天然港灣，由澳門半島南端之媽閣起，一直伸展到西北端的青洲止。 [7]花寮：妓院。 [8]珠喉：形容歌聲清圓婉轉。

鄧爾雅，原名溥，後更名萬歲，字季雨，號爾疋、尒疋、寵恩，別署綠綺台主、風丁老人；齋堂為綠綺園、鄧齋；廣東東莞人，生於江西。[1]著名文字學大家、篆刻家。名儒鄧蓉鏡第四子。 爾雅是東莞鄧雲霄第十一世孫。鄧雲霄是1598年進士，以諫恆出湖廣左右參藩，為官行法嚴毅，為文淵浩宏碩，尤工詩律，著作等身，《紫雲樓詩稿》、《漱玉齋文集》、《詞曲竹林小記》、《筆記冷邸小言》等列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鄧雲霄、鄧逢京父子晚明時期，與同邑著名書畫家張穆、黃貞都以篆刻齊名。鄧逢京有五方印傳世，沉厚朴茂，饒有可人風致。 父親鄧蓉鏡於1864年考中舉人，1871年榮登進士，歷任丙子會試同考官，己卯（1879）順天鄉試同考官、文淵閣校理、國史館提調等官；後為江西督糧道、署理江西按察使，素有“鄧青天”美譽。三次誥授資政大夫，加二品銜花翎。1893年回鄉，後任廣州廣雅書院第三任山長（院長）。鄧蓉鏡亦精通篆刻，與篆刻大家黃士陵（牧甫）過從甚密，現存黃士陵為爾雅於1892年所刻“蓮裳翰墨”和後在廣雅書院時所刻的“花之君子”二印。 爾雅受到家風熏陶，耳濡目染，自小對六藝產生濃厚的興趣。當家庭教師為大他六歲的哥哥講授《文字蒙求》、《說文部首》等書時，爾雅饒有興趣地在旁邊當“旁聽生”，他自小略知六書體例。父親在家裡操刀刻章，他看得如癡如醉。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他卻在家裡玩弄石頭，捉力嬉戲，深得父親喜愛。家裡大量的藏書，成為他童年歲月的夥伴，關於篆印的書籍，他一一翻遍。他看完家裡書，就到書坊購買金石圖籍。當時這類書，都是點石影印出版，價格便宜，而古代圖書、印譜，甚為難得。他四處向戚友借閱，博覽群書。之後，他漸漸窺得篆刻的門徑、篆刻的要領，甚麼沖刀、切刀之法，甚麼陰陽、布白，小小年紀，他自己操刀如筆，八歲時開始篆刻的生涯，深得父執輩的讚賞。 爾雅專心研習黃士陵的印，自稱是黃士陵的“私塾弟子”，作品頗有師傳斬釘截鐵之風，方勁古拙之妙，但不為所囿，能入能出，不斷變化發展，逐漸形成自己的面目，印名聞名遐邇，蜚聲海外。 1899年，爾雅入讀廣雅書院。1905年偕妻及長子鄧小雅赴日學醫，後改學美術，1910年回國擔任小學教員；次年與潘達微等同辦《時報畫報》、《賞奇畫報》；1912年與黃節等創辦貞社廣州分社；1915年後，爾雅以書刻文章遊藝粵桂等地。 1910年，爾雅名列於《廣印人傳》；1911年在《時事畫報》上刊登潤例，開始了他鬻字、鬻印的生涯。他一生刻過的印無法準確統計，但當數以萬計。他培養一批廣東的篆刻名家，如余仲嘉、劉玉林、莫鐵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鄧祖傑於藝林中亦有印名。[2] 1922年，爾雅攜眷到了香港，在新界大埔築綠綺園居住；1926年，他與潘達微、黃般若組建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藝觀學會和南社書畫社；1928年擔任《非非畫報》編輯；1932年任中山大學顧問教授，後任第二軍軍長香翰屏的幕僚及中區綏靖公署委員；1936年與黃節組建南社廣東分社。1937年移居香港。1938年廣州淪陷，避兵島上，治印《不求聞達》。1940年香港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他擔任徵集組組長。日寇侵佔香港後，匿名隱居。抗戰勝利後，治印《幸民》、《歷劫不壞》等。[3] 晚年時期，爾雅喜歡參用六朝碑文字入印，人謂之“驅使銛筆，毛穎縱橫”。印章風格清麗恬淡，剛勁雋永；刀筆俱現，韻味清朗；還善於刻造像印。所刻的印章，只得形象而不知是何字，這是他篆刻的一種代表性創造。 在爾雅的影響下，一家人與篆刻結下了不解之緣。長子鄧橘，自幼聰穎嗜學，隨侍父親筆硯之餘，亦操刀習印，並隨父參加印學社團的活動。其印除得家法外，又參漢金意趣，疏密變化，至堪玩味，深得父執青睞，可惜早逝。次子鄧祖永、三子鄧祖潤、三女鄧復、五女鄧悅，皆能治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鄧橘，列名於印人傳中。爾雅的繼室葉奕，過門時文化程度不高，但在爾雅引導下，不時操刀治印，先是由爾雅把印文寫在石上，讓葉奕摹刻；久而久之，葉奕熟能生巧，從摹寫、布白、操刀，揮灑自如。[2]1954年10月6日，爾雅在香港病逝，終年70歲。 鄧爾雅著有《文字源流》、《鄧齋印譜》、《鄧齋筆記》、《藝觚草稿》、《藝》、《綠綺園詩集》、《集唐宋詩聯》、《聊齋索引》、《篆刻卮言》、《印雅》等書。[1] 鄧爾雅的外孫和外曾孫喜歡篆刻，只是業餘愛好，無繼承祖業之意。從鄧雲霄算起，篆刻之藝相傳15代，家風不失，難能可貴。鄧爾雅一生刻過多少印，實在無法統計。由東莞政協主編、榮寶齋出版的《鄧爾雅篆刻集》，收入鄧爾雅近2500方印。楷書印似俗實雅，古雅清朗，沖和自然，格調甚高。魚鳥蟲書入印，線條暢達宛轉，盤曲遊動，方寸之間，艷而不妖。佛像印造型簡約洗練，線條圓潔厚潤。金石味中透出強烈的裝飾美，別具韻味。[2] 鄧爾雅到港澳授徒，在澳門留下不少寶貴的文化遺產，多幅作品為澳門博物館收藏。2008年12月，澳門行隱畫藝學會主辦的“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盧園春草堂舉行。展出20世紀40-50年代旅居澳門的畫家鄧爾雅、馮芝、陳融、沈仲強、鄧芬、李研山、張韶石、傅菩禪、方人定等人作品逾百幅，觀者不僅可以欣賞到這些畫家豐富的文化底蘊、高超的藝術水準，而且可以提高書畫界人士及書畫愛好者的水準。[4] 現錄鄧爾雅作於1923年的詩一首《澳門》：[5] 古刻摩厓不可尋，惟存普濟一禪林。 當時遺老空奔走，姑道安居便死心。 [1].《鄧爾雅》，載“鄧爾雅個人官方網站＂，2010年1月1日，http://3405.a.artokok.com/。 [2].黃大德：《篆刻大家鄧爾雅》，載《東莞日報》，2007年11月28日。 [3].《鄧爾雅》，載“中國硬筆書法線上＂網，2010年1月1日，http://www.yingbishufa.com/zhuanke/jdyrz/dengerya.htm。 [4].《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舉行》，載《中國書畫報》，2008年12月21日。 [5].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