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天爵，字秉仁，号冠亭。澳门富商。 沈家祖籍福建，居住在澳门城外的乡村。沈天爵幼年纯朴，夙遭凄苦。他12岁时，父亲去世后，只遗有住屋一间、乾隆铜钱四千余文，当时已不能用。母亲将衣服首饰典当，才可办理殡葬事宜。 沈天爵有一个61岁瞎眼的祖母柯氏、40岁的母亲史氏，又有九岁、六岁、四岁、二岁的弟妹。家无越宿之粮，外有恃势强近之亲而无怜恤。母子婆孙，形影相吊，苦不堪言。随时将衣服或当或卖，母亲为别人缝衣以活命。及至次年，更加艰苦，难以支持，每日供奉祖母，朝夕食饭，母子每日都食粥一次，艰难度日。但若祖母问及，沈天爵都答食饭了，措辞安慰。因她两目不见，可以掩饰。 沈天爵与母亲商量，必须想一个善方以活命。当时，母亲让沈天爵做小买卖，每日清晨，或食碗粥，或用铜钱七文买个面包，代作饭食；肩挑椰油，奔走四乡，零星沽卖，递日间，或挣铜钱一百二百文不等。沈天爵令二弟在澳门买卖生果，或挣得铜钱三五十文，才得两餐，或粥或饭。 几年后，沈天爵17岁，得到朋友帮助和提携，拿些洋布各式货物，前往澳门洋人妇女地方贩卖；又让二弟、三弟出来打工。当时家里渐入佳境，家里不再食粥，一年又一年除去家计，有所积蓄。 沈天爵22岁时，积有200余金。八月，祖母去世。十一月，母命沈天爵完婚。事后，全部积蓄用光。当时时人崇尚古风，情多厚重，生意场中稳打稳扎，又能俭蓄。沈天爵27岁时，又积有200余金。他与母亲商量，欲开一间店。当时，二弟沈天奎也积有百金。 母亲命兄弟两人同心协力经营生意，清嘉庆十七年（1812），在澳门红窗门街开办仁茂洋货店。 自开张后，生意颇为兴隆。当时，沈天爵侍奉母亲，口能宽裕，免去史氏之忧，以乐余年。之后，沈天爵兄弟勤俭，颇有积蓄，购买屋铺数间。当时，三弟沈天相、四弟沈天时去世，甚么也没留下。 沈天爵临终时，为防止去世的弟弟缺祀，谆谆致嘱，令儿子沈荣显将高地围内屋一间拨出，交给两房侄子管理，批赁收租，永远作为兄弟两人祭祀之需。沈天爵毫无遗憾地离世。 沈天爵生前友爱恺悌，念切孔怀而嘉言懿行。 沈荣显，字建业，号琼林，国学生，候选布政使司经历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捐升同知衔清咸丰八年（1858），在福建捐输于咸丰九年七月，经户部奏请奖励，奉旨分发江苏以同知补用；咸丰九年；在广东捐输咸丰十年三月，经户部奏请奖励，奉旨加盐运使司运同衔； 清同治元年（1862），在江北捐炮，奉钦差江宁将军都兴阿饰知议请奖励，赏戴蓝翎于同治五年；在广东遵筹饷例捐输，八月奉旨赏戴花翎，覃恩诰授奉政大夫，例授朝议大夫，敕封儒林郎，晋封武功将军。沈荣显经历一般性的捐输（从监生捐起）和特别的筹饷例捐，从监生至晋封武功将军，历时20年。[1] 镜湖医院的创建者为152个本土商号和71名本地绅商，包括沈荣煜、沈荣显、赵允冠、崔鹏举等人，都参与倡建其他澳门华人组织。[2]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21-27页。 [2]黄雁鸿：《清末民初澳门华人慈善组织的成立理念与组织模式研究》，载《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第4期，第149-159页。

蔡保官，原名蔡全青，字尔善。澳门大鸦片商。[1] 蔡保官贩卖鸦片发了财，捐官成为“州同知衔”（知府，从六品文官）。当时澳门华籍鸦片烟商，几乎人人都捐官，既耀祖光宗，又能给做生意带来便利。时人称他蔡保官，成为澳葡“华籍仕绅”。[2] 清嘉庆二十二年二月初二（1817年3月19日），香山县丞周飞鸿据澳门举人赵允箐举报，查处蔡保官租赁洋楼开设的鸦片烟馆。[3] 嘉庆年间，张保仔做海匪红旗帮首领时，与多位澳门鸦片烟商关系密切，参与大规模走私澳门鸦片活动。他与蔡保官的关系最好。后来，张保仔向两广总督百龄递信表露想接受招安之意，此信由蔡保官转递给香山县驻澳门佐堂县丞。经蔡保官介绍，张保仔认识了澳门朋友、中医周飞鸿。 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二十日，张保仔率海匪17000多人、匪船200多艘、大炮1300多门、武器2700多件，在香山石岐向两广总督百龄正式投降。 清廷授予张保仔“福建水师千总”职衔，并允许他保留一支30艘帆船的船队，同时赏赐他大笔银两，让他为部下在陆上买地建房定居。随即朝廷命令张保仔率水师到粤西沿海剿灭海盗，用的是“以海匪治海盗”的高招策略。投降招安过程中，张保仔对清廷供出澳门有一个“鸦片窝子”。 两广督抚立即在张保仔投降招安后的翌日，发出海捕文告（通缉令），捉拿“澳门华民”蔡保官和纪申官、王扁、朱梅官、纪开凤、王栈官、王蓄官、吴党官、郑祥官、朱明官、陈二舍、陈子髦、陈焕官、陈钦官、王玷官、许宁官、卢裕官、许霞运、卓开官、徐秀官等20人，最后只抓获朱梅官等12人治罪，其他人都逃脱了，其中包括蔡保官。据说张保仔在作供后，心有不安，派人及早通知蔡保官暂避风头。 蔡保官在澳门开设的鸦片公司，原在大堂街三角亭味囒楼（现今圣约瑟教区中学对面），是一幢三层葡式洋楼，天台上有一个大凉亭，红瓦亭顶，十分抢眼。 蔡保官经常邀请朋友在这凉亭下饮茶谈事，眺望南湾海景。当时有一位叫刘志鹏的秀才在蔡保官处做师爷，他精通风水术数，曾劝蔡保官不可把鸦片公司设在如此显眼招摇处，更指味囒楼顶的红顶凉亭“受风招邪”，定会对宅主不利，不出三年，必有大祸临到。 蔡保官不为所动。据说不到三年，他被官府通缉，生意大败。[2]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42页。 [2].金丰居士：《味囒楼红瓦招摇受风招邪不利宅主》，载《新报》，2013年6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27932。 [3].黄巧波：《清末民初时期中山地区禁毒概况》，载《中山日报》，第4406期，第B1版，2007年2月4日。

卢观恒，字熙茂，外国商人称为茂官（Mowqual），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棠下镇石头村蓬莱里人。广利行富商。 卢观恒出身于贫苦家庭，幼时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40岁时，尚未娶妻成家。为了生计，他从新会来到广州谋生，为商人看管歇业的店铺。18世纪80至90年代，常有外国商人运商品到广州贸易，因受到广州行商的垄断压价，外商不愿压价出售货物的情况。于是不少外商租卢观恒看管的空铺暂存货物，并自定价格，委托他代售。 卢观恒借此机会，加上他经营有方，往往能将外商暂存货物出售清光，从中获取利润和佣金，并得到外商的信任。外商不断运来洋货到广州，委托卢观恒代售。就这样，他成为商人，积累一定的资本，并且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外商眼中的重要商人。 卢观恒未正式承充行商之前，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生意。1787年12月28日，“他不是一名行商，申请转移与茶叶合约有关的款项共计130000两”。在1786-1787年和1787-1788年两个贸易年度，他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港脚商人）购买大量棉花，成为与英国进行棉花贸易的最大商人。这无疑为他后来得以承充行商及发达打下良好的基础。 1792年9月，“粤海关监督另发给六位商人的行商执照”，在“新行商中，卢观恒多年来与委员会订立相当巨额的合约，他是文官（蔡世文）的亲信，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作为承充行商，卢观恒商行名为广利行，地址在源昌街（今广州市十三行路南），后又迁至今广州市普安街处。 在卢观恒的精心经营下，广利行业务蓬勃发展，日益兴旺。特别是他和次子卢文锦承商时期，商务繁荣昌盛，在广利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上，无论是毛织品还是茶叶，都是不断上升，并且排在众行商的前面。[1]1809年4月，卢观恒听说总督百龄筹议在澳门派设专营，以控制和慑服澳葡，当即表示捐饷支持“今情愿捐银十万两发商生息，以备每年兵食之需”。卢观恒支持澳门防务的举动，博得嘉庆皇帝的的赞赏。 卢观恒捐款十万两，利于澳门防务，并持续30多年“前山营有一项从洋商捐出生息，嘉庆十四年奏作添设前山兵营饷之用，按年复实支销，历三十余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底，部存银五万三千八百两。” 卢观恒的行为一举两得，既以捐输换得职衔，又求得澳葡当局慑服；番舶安集，商贾蒙麻，确保行商在澳门的贸易。 1812年9月，卢观恒拟保办澳葡第十号额船的所有进出口货物。为了防止澳葡及各类客商私相买卖，碍其生理，他特向粤海关监督德庆察报“窃查澳门各船进口货物，向系各客自行赴澳买运，在澳门口报输，给单来者。其下澳出口各货，大起者例由商等各行自报验输，请给大牌下澳。如系小贩零星，不能候给大牌者，始准随时自行报输，请给便单运往，此向来办理澳船货物之成例也，至到澳大西洋夷船，其船只较大，货到怕重，例归外洋行保办，所以重国课而专责成，历年办理在案。是大西洋船原与别项夷船不同，所有进出口货物，自应归保商办理，以昭慎重。兹商现在保办第十号大西洋夷船，所有进口货物，应照例由商行一手经理，其出口货物，亦应由商请给大牌运下，该客贩等自不得私自携越，致紊章程。若听其照别项夷船之例，自赴澳门买运，及便单报下，不特货物零星，易启影射偷漏，有亏税怕，且亦非从前原定归行保办之本意，理合案明，伏乞俯赐出示晓谕，实为恩便。” 当时澳门的对外贸易，特别是澳葡额船进出口货物，按例向由广利行及其他十三行保办经理，而且已实行多年。十三行商人“下澳”贸易不但是成例，而且带有不可“私相携越”的垄断性。可能是这种垄断性受到挑战，卢观恒恳切地叙述保办澳葡船货的“成例”，恳请粤海关对此“成例”予以保护。对于他的察报，德庆的回复是非常明确的“查大西洋夷船进出口货物，向由保商承办，自应仍循旧章，不得稍有紊乱，致滋影射偷漏之弊。”[2] 1802年，英国为侵占澳门，集结在广东海面的英国兵船多达六艘，兵千员，满载兵械炮具，随时准备登陆澳门。卢观恒、潘有度等行商多次代粤海关监督传谕英国大班。经卢观恒等人反复交涉，同年7月4日，英国兵船全部离开中国海域，英军第一次图谋攻占澳门被化解。 1807年2月，停泊在广州的英国商船海王星号一班喝醉了酒的水手在岸上与当地群众斗殴，一名中国人被打死，一位海关关员受伤。南海知县下令要保商和英国在华代表交出肇事者。卢观恒是保商，愿意悬赏两万银元缉拿凶手；又交涉英国大班剌佛。数日后，涉案的52名英国水手在南海县衙受审，庭审结果认定藏匿于澳门的希思为凶手。后来，卢观恒与另两位行商赶赴澳门，将希思押回广州。 1808年，卢观恒、伍敦元、潘有度合捐数千金于洋行会馆，又由英公司大班剌佛自小吕宋载十小儿传牛痘种至广州，聘邱熹、谭国两人免费为市民接种，开创中国群众性接种牛痘之先河。同年，西关绅士何太清、钟启韶等发起修浚西关各濠渠，向卢观恒、潘有度等行商集资。卢观恒等各捐出大笔款项，成立“清濠公所”，主持西濠涌等河渠的疏浚、整修工程，后又用余款兴建有名的文澜书院。 1812年12月20日，卢观恒在广州病逝，终年66岁。 卢观恒去世后，其子卢文锦承充行商，掌管行务，商名为卢隶荣，外国人称为茂官第二，以别茂官。 当时卢文锦约20岁，首席行商的位置只好让给怡和行伍秉鉴。卢文锦小农思想严重，将大量财产冻结在地产上，投入商业贸易的资金大量减少，广利行生意从此日下。卢文锦英年早逝后，由其四弟卢文翰执掌广利行行务，商名为卢继光，西人称茂官第三。卢继光承商时期，广利行商务进一步衰落，到鸦片战争结束后，广利行已欠债354692元；之后他回老家居住。 卢观恒的长子卢文举之子卢薛昌，因广利行过早衰败，没有参与到家族生意中。商行生意结束后，卢薛昌没像大部分家人一样回老家，而是选择留在广州经营午时茶店小生意。 卢文锦继承行商时，实际权力掌握在卢文举手中，为了炫耀自己，硬把父亲入祀乡贤祠。卢文锦以父亲办义学义田，有功桑梓为由，要求将父亲入祀乡贤祠，并重金贿赂广东各级地方官吏。新会知县和一些乡绅牵头，要求将卢观恒入祀乡贤祠。 1815年5月10日，奉旨入祀，卢文锦在明伦堂大宴宾客，设饮唱戏，极为豪奢。此事引起另一些士绅的强烈不满：卢观恒未曾读书，曾与堂兄争田产、拔兄发辫等。香山学者黄培芳、东莞邓湻和番禺陈昙认为只要向上告发，从容力辩。最终朝廷降下圣旨：将卢观恒滥祀乡贤祠的“木主”撤出，摘去卢文锦顶戴，结保之巡抚、藩司等各级官员、士绅分别降级罚俸。[3] [1]黄启臣、庞新平：《明清广东商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第287-288页。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36-37页。 [3]《“卢观恒家族”来如夏花绚烂去如秋叶静美》，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5月21日。

商人、业余画家。又译作普斯帕。普氏家族世代在印度做官。业余随钱纳利习画，擅长水彩画，模仿乔治‧钱纳利的笔法几乎达到了乱真的地步。曾到澳门和广州经商，同时亦画了不少风景画。1838年在澳门画的《圣玫瑰堂》水彩画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同年创作的《澳门妈阁庙》颇有东方情趣。

名达权，号平庸。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幼居香港，早年就读于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与容闳为同学。1847年在该学堂美籍教员布朗的带领和香港《德臣西报》的资助下，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为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1848年因病回香港，在《德臣西报》社学经营管理、翻译和印刷业务。后任伦敦布道会印刷厂总管。1869年被推为东华医院倡建总理之一。次年，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1年与王韬一起开办中华印务总局。后在清廷驻美使馆充任翻译官。1874年参与创办《循环日报》。曾首次出任香港法院华人陪审员，也曾出任香港定例局及洁净局非官守议员。

郑文瑞，字启华，号秀峰，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慈善家。郑观应之父。 文瑞出身于封建知识份子家庭，“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手自校仇，丹铅殆遍”。 文瑞从小聪慧，读书勤奋，早年致力科举，但未能考取功名，经过奋斗官至巡按，当过上海道。遵循郑家传统，科举不成，为养家糊口，他四处跑生意，到过南洋，多次出入澳门，但仍不忘读书和著述。清咸丰三年（1853），文瑞前往上海经商，稍有积蓄后，回到故乡，在家乡香山雍陌和澳门开设私塾，长期充当“蔽貌科名，设帐授徒”的布衣塾师。他对先贤教诲和嘉言懿行特别感兴趣，一边读书，一边抄录大量格言和故事，并编辑成书，名为《训俗良规》和《劝戒录》，自费印刷，广为派送和热心讲解。 文瑞回乡后，热心参与乡村中筹置义田，兴立善堂，修建宗祠、书院、道路、桥梁等公益事业，关注民生。曾任陕西布政使的王承基等绅士在《上李鸿章禀》中，说郑文瑞“家居筹置义田，兴立善堂。地方公举：若水利，若桥梁，若义仓，或创或困，无不尽力乐输，弹心规画”。 清光绪三年（1877），文瑞发动亲戚和分散各地谋生的儿子们劝赈倡捐数十万两银，赈济山西特大旱灾，救活不少人。经山西巡抚卫荣光、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奏请，清政府准许在香山家乡竖立郑氏一门“乐善好施”牌坊。在澳门下环龙头左巷新建的郑家大屋里，悬挂由湘军首领曾国藩胞弟、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抚一等威毅伯曾国荃赠送的一块横匾，上面写着“崇德厚施”四个金漆大字，上款是诰封荣禄大夫郑文瑞。光绪十九年（1893），文瑞去世，终年81岁。 郑文瑞诰授奉直大夫，光禄寺署正随带，加二级，赏戴花翎，覃恩晋封通政大夫，叠封荣禄大夫。 郑文瑞娶香山三乡平岚旧大墟陈氏（1814-1849）为妻，即郑观应母亲，生育郑思齐、郑观应、郑思贤；诰赠宜人，屡赠太夫人，覃恩叠赠一品太夫人；葬于广州省城大北门小金钟岗将军岭（地名）。 后娶香山石岐刘氏（1838-1906）为继室，生育郑官桂、郑庆麟、郑庆蕃、郑官寿、郑庆镗、郑九如；诰封宜人，晋封夫人，覃恩叠封一品夫人；葬于香山前山三台石（今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又娶香山那洲（今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那洲村）梁氏（1827-1921）为妾，诰封宜人；葬于香山前山三台石（地名）。郑文瑞共生育九子和八女，八个女儿依次嫁与曾、区、邓、陈、陈、张、杨、容姓人家。[1] 郑文瑞一生节俭持家，却尽力周济贫苦亲邻，他的行为和思想，成为郑观应树立良好的榜样。 郑观应故居位于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该故居为郑观应出资为父亲郑文瑞而建。现今，故居门额镶嵌一块长2.35米、宽65厘米的石匾，楷书阴刻“秀峰家塾”四字，落款“光绪二十九年孟春立”。[2]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16-17页。 [2]《（郑观应故居）百年“秀峰家塾”荣耀三乡仁厚郑氏兄弟名留故里》，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5月14日。

崇祯八年（1635年2月17日─1636年2月6日）1月，葡印总督利尼亚雷斯伯爵（Conde de Linhares）米格尔•诺罗尼亚（Miguel de Noronha）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托马斯•史密斯先生签订临时协议宣布休战，英国东印度公司因此而获得了在印度与葡萄牙各商站进行贸易的特权，并准许英人有权出入澳门。但葡方的条件是，必须把葡萄牙人的财产从澳门运往果阿。随后，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颁发委任状，任命若翰•威德尔（John Weddell）上校为船队指挥官，拿塔尼耳•蒙特尼（Nathaniell Mountney）为首商，准备来华贸易。刘鉴唐、张力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13世纪—1760》第1卷，第110—111页。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第15页。

清嘉庆二年（1797年1月28日─1798年2月15日）3月7日，澳门著名土生葡人富商甘博亚（中文名夜呣）在本日之前去世。甘博亚作为澳门土生甘博亚家族第二代，1754年8月26日生于里斯本。1775年来到澳门，主要经营棉花及鸦片贸易，据统计从1784年至 其去世前的13年时间，甘博亚获发19次船照出海贸易，成为18世纪后期澳门最重要的商人及船主。1793年和1795年两次出任澳门议事会理事官，1795年11月1日被选为仁慈堂会员。甘博亚去世后，澳门将奥斯定堂前地附近的一条街命名为“甘博亚街（Rua do Gambõa）”，华人则称之为夜呣街。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p. 224.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9.

清嘉庆四年（1799年2月5日─1800年1月24日）18世纪90年代澳门主要的土生富商有若阿金‧利马（Joaquim Rodrigues Lima)家族、门德斯，阿拉乌茹(José Mendes Araújo)家族、雅努阿里奥‧阿美达（Januário Agostinho de Almeida）家族、伊纳爵‧拉帕 (Inácio Gonçalves Lapa)家族、公萨维斯‧佩雷拉(Manuel António José Gonçalves Pereira)家族、奥利维拉‧马托斯(António Joaquim de Oliveira Matos）家族、摆华（Francisco José de Paiva）家族及安东尼奥‧埃萨 (António de Eça)家族。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pp. 150—162.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本年，澳门土生富商安东尼奥·埃萨在澳门花王堂区逝世。安东尼奥·埃萨是澳门土生埃萨家族的第一代。1770年3月21日生于里斯本，1790年到澳门，即为澳门重要的商业人物，是18世纪90年代活跃在海上贸易的商人，他于1802年及1812年出任澳门议事会理事官。Jorge Forjaz，Famílias Macaenses，Vol.1，p.1023.

清道光九年（1829年2月4日─1830年1月24日）8月9日，美国珀金斯洋行代表托马斯·福布斯（Thomas Forbes）乘自己的游艇从广州去澳门，在回程中，遇台风淹死，同船遇难的还有旗昌洋行书记员蒙逊。威廉·亨特：《广州番鬼录》，第88页。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2月8日，澳门土生富商皮奥·马葵士在澳门逝世。皮奥是澳门土生马葵士家族的第二代，为多明戈斯·马葵士的次子。1783年5月6日生于澳门大堂区。他是“壮丽（Magnífico）”号商船的船东，先后于1816年、1819年及1820年三次出任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曾多次代表议事会赴巴西见葡萄牙国王。马葵士家族极其富有，其住宅在风顺堂区，与圣若瑟修院相对。在他的财产清单中，其住宅当时估价为1万澳门元。他的财产还有许多珍贵的纹章、名画及圣器等，其中还包括7名奴隶，2名为卡菲尔（Cafre）人，5名为帝汶人。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2, p.563.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12月10日，活跃在粤澳两地的亚美尼亚巨商马休斯•约翰尼斯在广州病逝。他的遗嘱的执行，在澳门引起极大的关注。因为涉及几十万西班牙银元。根据遗嘱，马休斯赠给澳门主教5000元，用以分发给各教堂及神职人员；又捐其10岁孩子的教父马努埃尔•巴罗斯（Manuel Vicente Rosa de Barros）5000元，给孩子的保姆埃莱纳•格雷亚斯（Elena Gracias）200元，给仆人哈龙（Haron）400元，留下1000元由仁慈堂布施给澳门的穷人。剩下的财产分为五个部分：将第一部分留给其妹妹的女儿玛丽亚•比古姆（Maria Begum），马休斯规定，这一部分财产投资一桩有保障的生意，赚钱用来维持他这位侄女的生活。第二部分财产用来安抚他本人的灵魂。它将交付一家有名望的公司用来进行可靠的投资，其利润分成 四份分别交给耶路撒冷、阿拉拉特（Ararat）、俄罗斯及尤尔法城（Julpha）的亚美尼亚教堂。剩下的三部分即财产的3/5留给他儿子约翰尼斯（Matheus Johannes）投资所用，但马休斯规定，这一部分遗产由他的生意伙伴佩古斯 •亚当（Pegus Adam）、约翰尼斯的母亲沃塔尼斯（Vertannis）及马休斯的兄弟拉扎罗•约翰尼斯（Lazaro Johannes）共同管理。他的遗产中有12张债务单据，分别为亚美尼亚、英国、瑞典、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总值为112500元。他留下的内港附近的豪宅价值6000元，马休斯生前的财产远比澳门的年度财政预算要大得多，许多澳门政府部门都要依赖于他的资金，以致掌握这座城市命脉的人们不允许他转移走他的财产，以防这座城市的财政崩溃。他的兄弟拉扎罗继续留在澳门来照看未完成的生意， 当然也试图积累起自己的财富。马休斯的家族对澳门与广州有巨大的影响。在1802年，拉扎罗和他的家族移居到了加尔各答。其子小拉扎罗•约翰尼斯（Lázaro Johannes Jr.），出生在澳门，由两位中国籍天主教徒抚养大，并教他中文。施其乐、范岱克：《追寻澳门亚美尼亚商人的足迹》，载《文化杂志》第55期，2005年；施其乐：《一位18世纪澳门亚美尼亚富商》，载《文化杂志》第50期，2004年，文称马休斯逝世于1794年12月24日。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pp. 122—134; 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23, p. 237; 施其乐：《一位18世纪澳门亚美尼亚富商》，载《文化杂志》第50期，2004年。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英国商人达卫森（W. S. Davidson）来到澳门，为了不被东印度公司赶出中国，他申请加入了葡萄牙国籍。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27页。

陈声始，澳门全新织造厂东主。 抗战期间，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历次筹募活动中，不但得到当时澳门商会（中华总商会前身）、妇女慰劳会、中华教育会等各大社团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及社会名流积极赞助，商会主席徐伟卿，“华人代表”梁后源，殷商高可宁、崔诺枝、毕侣俭、李际唐等，国民党澳门支部负责人、教育会会长、崇实中学校长梁彦明，著名厂商、全新织造厂东主陈声始、杨惠馨夫妇，殷商徐伟卿夫人张瑞英，毕侣俭夫人莫翰声（妇女慰劳会主席），岐关公司总经理郑芷湘，爱国商人毕漪迢等都是热心支持者。[1] 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第三队领队杨惠馨女士，除担任工作外，她用大洋五元受旗一面，出钱出力。另外，全新织造厂受旗一面，给西纸15元。 陈声始的六个儿子各受旗一枝共西纸六元，爱国热诚，令人振奋。又有右文书局报效布旗，全新织造厂报效制工。统计三天所得，达1600余元，积极为抗日救国活动贡献力量。[2] 陈声始、杨惠馨夫妇不但自己热心捐输救国，而且教育子女把新年“利是”全数捐献出来，给抗日团体购买药品等。[3] 30年代初，陈声始的家人曾枝西（陈卓禧夫人）组织具有相当规模的澳门妇女互助社，以全新织造厂工人为主体，开展妇女运动。1933-1964年，应陈天心之邀，曾枝西投资《大众报》，成为合股人，亲自主理经理部工作；抗战时参加澳门四界救灾会工作，获选为理事，出钱出力，支持抗日救亡爱国运动。[4] 2011年，陈声始家人捐献澳门币100000元给澳门同善堂。[5] [1].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18-19页。 [2].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128页。 [3].《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页。 [4].《曾枝西》，载“互动百科＂网，2012年8月27日，http://www.hudong.com/wiki/曾枝西。 [5].《捐款善长芳名（2011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载“澳门同善堂＂网，2012年8月30日，http://www.tst.org.mo/news-donors-16.html。

李葵，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 李葵早期从事澳门工会工作，是澳门工联会发起人之一，1949年出任该会副理事长，1958年及1960年再度担任。 后来，李葵转到澳门中旅社工作，担任澳门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澳门中旅（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澳门富豪酒店、濠臻酒店、京都酒店及香港新雅图酒店董事长。另外，他担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董、常务会董。[1] 抗战时期，1943年，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时，中共党组织先后派郑秀、郭宁、冯彬、黄乐天等人赴澳门。郑秀借着其舅舅在澳门开设的马康公司作为掩护，在高士德马路19号建立抗日游击队秘密办事处，散发宣传材料，动员当地青年参军，开展与各界的联络工作。李葵和李成俊等澳门青年来到五桂山参加抗日活动，游击队专门为李葵等人开办代号为“纽约桥”的训练班。[2] 1960年春节前夕，以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先生为首，组织澳门各界代表45人，来到水库工地慰问，澳门代表感谢民工为澳门居民的饮用水而付出的辛勤劳动，并向民工赠送慰问品。同年3月8日大陆正式向澳门供水，澳门各界更是群情激昂，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副理事长李葵说：“祖国输水澳门，使澳门同胞结束水荒的威胁，饮水思源，澳门同胞应更加热爱祖国。”澳门各界对中山县人民政府建设竹仙洞、银坑两水库充满感激之情。[3] 70年代初期，为了拓展澳门、中山旅游业，时任澳门中旅社总经理李葵，与副总经理陈源来到中山，与县领导商议开辟两地旅游线、中山选景点，澳门中旅社组织客源。[4] 澳门南海沙头同乡会民间社团成立于1946年12月，成为澳门较早成立的民间社团之一。由崔昭光、何炳祥、崔翼周等乡贤发起成立，以同心同德，合行善举为宗旨。后因时局动荡，会务停顿。1961年5月，该会复会，6月举行复会第一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之前该会只设理事会，从第24届起，因会务蓬勃发展，与家乡联系日益增多，改为会长与理、监事会制，两年一届。 崔德祺连任第24至27届会长，李葵和老永担任副会长，崔顺与为理事长。第28届改由李葵担任会长。1997年为第30届，会长由李葵担任，理事长崔世荣，监事长林擎。[5]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欧初：《战斗岁月：在澳门杀敌锄奸的往事》，载“新华网＂，2013年1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xhfk/2012-08/02/c_123513016.htm。 [3]蔡尚途：《澳门与水》，载“金山区水务局＂网，2013年1月6日，http://jswater.jinshan.gov.cn/html/EN77/914441128310.html。 [4]《中澳渊源流长》，载“中山网＂，2012年12月2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12/showcontent.asp?id=558373。 [5]《澳门南海沙头同乡会》，载“搜搜百科＂网，2012年12月2日，http://baike.soso.com/v7194374.htm。

叶恒澍，葡人称为“阿西”（Asee），香山县人。澳门鸦片商、华人领袖。 叶恒澍购买一艘缯船，经营渔业。后来，他涉足鸦片走私贸易，成为澳门大鸦片商。[1] 1808年农历八月初五，英吉列人入侵澳门，想据为己有。澳葡当局弱不能拒，总督吴熊光奏奉谕旨，用兵驱逐。练总叶恒澍晓英吉列人以利害，英吉列人俯首服罪，随即离开澳门回国。因此，叶恒澍获各官奖赏，并授予匾额，仍负责缉捕洋匪。 1817年，叶恒澍担任澳门新庙（莲峰庙）首事，先后协助地方官管理一些事务，与官府过从甚密。 1821年，叶恒澍被捕了，罪名是贩毒。当时，叶恒澍有好几重身份。在官方看来，他是位候补官员，通过捐官获得“州同”官衔，同时是一位经营渔业的老板。 根据两广总督阮元给清廷的报告，案情如下：1821年7月，叶恒澍船泊妈祖阁，偶遇来澳门贸易的相熟者福建人陈五。陈五告诉叶恒澍有一批鸦片，每斤12银元，要否买进。于是，叶恒澍与同伙一起凑集1320银元，向陈五购入110斤。不久，他以一斤16元洋银价钱，卖给一位不知名的客商。后来，叶恒澍被逮捕。 根据在华西方人记载，叶恒澍被捕是因为杀人或雇凶杀人。最后，他因贩毒而被判枷号一个月、发配充军、到达配所后杖一百。但在上报中央的报告中，广东地方官只字不提叶恒澍行凶杀人之事。 叶恒澍作为一个小老板、州同，结果逃过了杀身之祸，化险为夷。原来，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澳门行贿基金中间人。1820年，澳葡当局设立，对输入澳门的鸦片每箱征收40银元，专款用于对大清官员的行贿。根据当时鸦片进口量推算，该行贿基金每年收入十万银元（约七万两，折合人民币1400万元）。 叶恒澍被审讯时，爆出与杀人案无关的大量行贿细节。这张遍布广东官场的鸦片保护黑网，最后成了他的救命符，广东当局只能重罪轻判。 1823年8月，澳门沿海一带有居民私筑铺屋。因澳门地方华夷杂处，规定不得于旧有铺屋之外，添建一椽一石。香山知县马德滋催促澳门地保余有功、史文机、刘德高，立即协同澳门绅士赵允箐、叶恒澍等人，马上查明沿海一带各居民铺屋，如系与人买受，及遵例投承者，就令交出屋契，票缴核验。最后，经叶恒澍、赵允箐清查出澳门私占官地屋铺，绘图列折禀覆，以凭按勘押拆。[2]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2006，第44-45页。 [2]雪珥：《腐烂的帝国》，载“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网，2012年12月28日，http://zgrmdx.dooland.com/wap/article.php?id=176747&verify=&m=2。

黄新，香山县人。 黄新是澳门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 1939年，黄新参加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三队工作，并在香港参与爱国活动，担任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指导员、虹虹歌咏团负责成员。[1] 1952年，黄新来到澳门南光公司工作，担任助理总经理兼人事部部长。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是总部设在澳门的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1949年在澳门建立，起初名称为“南光贸易公司”，直至1999年，几十年来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2] 黄新担任镜湖医院办公室主任、《澳门日报》社经理等职。 1986年，黄新退休。[1] [1]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265页。 [2]《璀璨南光》，载“新浪网＂，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卢荣锡，原籍新会县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生于澳门。卢怡若之子。 父亲卢怡若深受孙中山的教育和影响，一生致力于革命，成为澳门华人中最早的同盟会成员，同时是澳门同盟会负责人之一。1906年，卢怡若与八弟卢寿荪留学英国，入读伦敦皇仁书院；他和尢列、谢英伯等在广州创办广东归国华侨子弟学校，出任校董。卢怡若娶有妻妾四个，生育子女七个，长子卢荣均，七子卢荣勋居住台北，卢荣锡还有卢荣标、卢荣坚等兄弟。 1955年，卢荣锡和父亲及高世俭等人发起成立澳门新会同乡会，帮助滞留澳门同乡；积极参与澳门华人事务，赈济、教育及华葡交涉等活动。[1] 继祖父卢九、伯父卢廉若之后，卢荣锡出任第三任澳门商会华人代表。[2]澳门商会于1916年正式改为“澳门中华总商会”，活跃于澳门社会的商业性社团。[3] 抗战期间，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戏剧界、体育界）救灾会历次筹募活动中，不但得到当时澳门商会（中华总商会前身）、各界救灾会、妇女慰劳会、中华教育会等各大社团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和社会名流的积极赞助。首期筹募得到社会热心人士的慷慨捐助。 捐赠结婚戒指的有殷商傅渔冰、梁洁英夫妇，陈章唐、李淑颜夫妇，苏无逸、陈紫英夫妇，六人各捐婚戒一枚。游艺大会购买名誉入场券和捐款的有殷商及各界知名人士高可宁、郑芷湘、黄豫樵、陈声始和杨惠馨夫妇、梁鸿勋及梁太夫人、卢荣锡、柯麟、梁彦明、陆电明等人。[4] 1953年，卢怡若、卢荣锡为吴铁城撰写挽联一副：[5] 数十年作革命前锋，党国早著贤劳，羨当代皆称元老； 四五载悲沉沦大陆，鼓鼙正思将帅，惜中枢遽折良材。 卢荣锡之子卢景昭是澳门兴昌行、澳门实业有限公司、香港高得利贸易有限公司董事；1999年12月14日首次获委任为独立非执行董事。1967年，他在美国Lake Forest University主修经济，取得文学士学士学位；担任政协江西省委员、加拿大的University of Victoria校长（亚洲）特别顾问及澳门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Plc公共关系顾问；并为澳门（中国）青年商会总会创办人和澳门扶轮会前会长、澳门高尔夫球总会主席。[6] 现今，在江门市潮连街卢鞭村海田街11号的名宦家庙，坐南朝北，宏伟大门，精致雕刻。一个刻有“名宦家庙”四个大字的牌匾格外醒目，牌匾原有的颜色变得黯淡。牌匾四周环绕着精美的砖雕、石雕、木雕和壁画，上面的花、鸟、历史人物都栩栩如生。2000年9月成为江门市文物保护单位。[7] [1]林广志：《澳门华人与孙中山和同盟会──〈革命史系‧卢公怡若传〉述略》，载“神州交流＂网，2013年10月4日，http://www.riccimac.org/ccc/gb/ccc83/world/article2.htm。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79-81页。 [3]黄雁鸿：《清末民初澳门华商对经济及社会的影响》，载“澳门经济学会＂网，2013年10月4日，http://acemacau.org/book/34/10.pdf。 [4]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5页。 [5]祝秀侠：《吴铁城先生纪念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编辑169），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69页。 [6]《卢景昭》，载“华富财经＂网，2013年10月4日，http://www.quamnet.com/peopleSearchDetail.action?request_locale=zh_TW&ppId=9474 [7]《寻访名宦家庙——探岭南古风》，载《江门日报》，2012年8月3日。

卢滔，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英记茶庄第一任老板。 约1930年，英记茶庄开业。英记茶庄前身是宝春茶庄。宝春茶庄倒闭后，卢滔等五人认为，宝春茶庄所在十月初五街人流如鲫，有所作为，每人出500元，共2500元，接办茶庄。当时，英记茶庄五个股东除茶庄外，也做红蟹蟹栏、祥珍茶庄、英记饼家等其他生意。因为其中一人有份经营英记饼家，所以把茶庄定名为英记。卢滔在蟹栏、饼家都有股份。 1939年，卢滔的堂弟卢璋鸿为逃战乱来到澳门。当时卢璋鸿只有十岁。在读书之余，卢璋鸿开始在英记茶庄帮手，做送茶等下栏工作。他14岁时，不再读书，全心在英记工作。 当时英记茶庄规模不小，分成七个工种，计有总管、正柜、买手、行街、细路、师傅、伙头等。总管负责管理保险柜，负责管理金钱。正柜即柜面，管理门面生意。买手负责购买英记茶庄需用的物资，如器具、线、草等。行街负责向茶楼铺头等推销茶叶。细路负责送货的人，当时雇有两个细路，当时有一正一副两个师傅，负责炒茶。伙头负责煮食。 当时澳门茶庄很少只卖茶叶，通常兼营烟草、饼点生意。原来当时不少茶客都会吸烟，而且时人认为烟、茶叶都是奢侈品，所以放在一起摆卖。其中规模较大、卖茶叶的仅有英记一家。饮茶的风气颇为盛行，有不少人都喜欢喝茶，都会去买茶叶。但英记的主要收入来源并非零售，而是大茶楼、商铺等批发生意。英记平均每天都有约二百元的生意，在当时来说不错。 香港沦陷后，当时不少香港有钱人逃到澳门，而且不少内地人来澳门买茶叶回大陆卖，再从内地买一些因战争短缺的日用品来澳门谋生，加上澳门本地人对茶叶的需求，使茶叶销量大增。另外，因当时饥荒等灾害，使如生茂等茶庄结业，英记客人数目激增，使原来楼高三层的店铺不够用，需在沙梨头、下环等地租用三间大屋做仓库。 在战后，英记茶庄生意不俗，如有一个法国人在战后两三年，在英记订了2000多元各种茶叶，如寿眉、水仙等200斤茶叶，并托英记由澳门寄往法国。抗战时期，澳门未被日本占领统治，但日本对澳门严格管制出入口，这并不影响英记进货。英记除大规模地一箱一箱把茶叶运来外，也会从水客处买进茶叶。因内地处于交战状态，各大茶产区茶叶加工基本上停止了，英记茶庄来货主要是新茶，从茶农手上直接进口未经处理的茶叶。 后来，英记茶庄从五人合资变成由卢滔一人独资。 解放后到60年代，英记生意一直良好。有不少茶楼都是直接从香港经纪处入货。香港经纪会给这些大茶楼的买手一些甜头，使他们光顾自己，但金城、远来、天香等茶楼从英记处取货，而且购货量不少。有一次，远来茶楼一次取走2000多元的茶叶。 当时人们喜欢喝茶，一旦有客人来访，以茶会友。人们认为茶庄所售的茶叶的品质较好，杂货铺的茶叶可能存放很久，这使英记茶庄零售生意较好。澳门发生过几次暴动，如1966年“一二‧三”事件，但没对英记生意造成太大影响。之后，卢璋鸿从堂哥卢滔手中接手打理英记茶庄，当时在商会办办转名手续。卢璋鸿从此开始主理英记茶庄，2002年7月退休。 [1]《英记茶庄》，载“澳门乡土茶事＂网，2013年6月20日，http://history.mo/special/Tea/Content/Html_08.html。

杜连玉，西名Herculano Hugo Goçalves Estorinho，生于澳门巴冷登街三号的寓所内。画家。 父亲是葡国拉戈阿（Lagoa）人约瑟‧岗萨维斯‧杜（José Goçalves Estorninho），母亲是澳门人彭美拉（Palmira Maria Augusta Estorninho），连玉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1] 连玉在澳门长大，开始入读圣约瑟修院，之后转读殷皇子学校。在他的授课老师中，有著名的画师拉拉‧雷伊斯（Lara Reis），还有使他在绘画及作曲上受益匪浅的波达罗‧包热斯（Bordalo Borges）及安东尼‧圣克拉拉（António de Santa Clara），在他们的美术启蒙教育下，连玉八岁时拿起了水彩画笔，随Brigite Reinhart学习水彩画并在澳门美术学校学习进修水彩技法，之后进入奥地利维也纳专业艺术学院随祖士学习专业艺术。[2] 连玉33岁时，在受洗礼的教堂成婚。当时，他的职业是气象台观测员，在此岗位勤勤恳恳地干了17年；1984年3月23日，获颁“气象功勋证书”。 连玉在气象台负责观察与记录大自然工作，迎合他热爱观察大自然的天性，他喜欢看澳门的自然风光：水、天空、植物、建筑等。当时澳门气象台建在大炮台上面，周围绝大多数是二层高的西洋别墅和唐楼，大炮台上的气象台居高临下，澳门的景色一览无遗。 连玉深邃而温柔的目光，总是注视著天空，也注视著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连玉是一位勤奋好学、博采众长的艺术家，他从来没有种族和门户偏见。他向两位德国后裔Brigitte Reinhardt及Frederick Joss学画。他在殷皇子学校学生为其举办的展览上接受一家澳门报纸的访问时，说过“Frederick Joss是一位教给我许多绘画知识的人”。1963年，连玉与Frederick Joss在澳门市政厅举办画展。 连玉一生崇尚自然，从没放弃过写生，但其后期风格逐渐趋向自由。在他的最初几幅水彩画中，图案的线条较为明显，但晚年时期，线条均消失得踪影全无。连玉的随意性及绘画技巧几乎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另外，色彩的搭配及题材的简洁显示出表现主义对他深刻的烙印。 连玉深受法国巴比松（Barbizon）学派的美学观点及印象主义时期各学派的美学观点影响，非常了解印象派画家的技巧理论。他在初期作品中经常显示出模仿的痕迹。水彩画本身就使画家有一个较大的表现自由的空间，可以反映画家在景物面前的激情。题材的选择与色彩的运用，成为画家诗一般目光的反映，这在杜连玉的水彩画中比比皆是。 水彩画《亭桥》是连玉一生中画得最有中国情调的作品。这幅画证明中国美术对连玉的影响，也证明生活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另外，连玉使用的水彩画颜料中有些矿物质含量较高，所以在画风景特别是远山，水彩颜料在背景上沉淀，造成特殊的山峦肌理效果。他的水彩画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他的画面紧凑的构图。他的水彩画作是紧凑与流动的结合体，这种对立的统一使连玉的水彩画具有十分独特的个性和原创性。 1968年前，连玉前往东帝汶主持帝汶旅游暨娱乐公司；1970年回到澳门后，继续其企业家的生涯；开始担任葡京酒店的董事；1974-1976年任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的顾问；1976年，开始担任澳门南湾新建成的新丽华酒店经理，一做就是17年。虽然工作忙碌，但连玉一直没有放下画笔，1976年，他与中国籍画友郭士等人在市政厅举办画展，在贾梅士博物馆举办两次个展。在他执掌新丽华酒店期间，他的办公室是“画廊”、“画室”、“视听室”及“图书馆”，成为朋友们聚会、交流、学习的场所。[1] 1962年，连玉发起成立“天虹艺术社”，成为创会成员；1963年1月，在澳门市政厅画廊，他与祖士和谭智生合办画展；1964年2月，在澳门市政厅画廊举办“天虹艺术社美术展览会”，获得空前成功。自1965年始，他在葡国、澳门和香港等地举办个展，其作品获私人及政府机构如葡萄牙贝南宫、里斯本澳门之家、帝汶总督府、澳门艺术博物馆和葡萄牙驻墨尔本领事馆等收藏。[2] 1994年，连玉去世，终年73岁。 [1].徐新：《澳门水彩画》，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47-52页。 [2].《杜连玉》，载“澳门艺术博物馆＂网，2012年9月12日，http://gb.mam.gov.mo/showcontent2.asp?item_id=20100612010203&lc=1。 [3].《杜连玉平生作品》，载“孔夫子旧书网＂，2013年11月28日，http://book.kongfz.com/9748/199245990/。

王作芝，澳门工商业者、会宁同乡会主席。 王作芝在澳门开办炮竹厂。[1] 抗战期间，除带头捐资捐物外，王作芝以会宁同乡会主席身份，发动会宁籍的同胞参加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和捐资捐物。在他带动下，澳门会宁籍同胞70%以上捐了钱物。从1937年8月至1940年，澳门同胞举行百多次募捐活动。 孔令淦和王伯琰来到澳门找到欧新、王作芝商量。当时欧新在澳门岐关公司工作，发动在澳门的同乡青年参加服务团和支援服务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在香港澳门两地党组织的支持下，有十多人报名参加服务团，还捐集到一批衣物、药品和活动费用。[2] [1]《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132页。 [2]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四会党史资料选辑》，中共四会县委党史办公室，1989，第15-16页。

黄豫樵，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人。[1]清末民初澳门资本家。 父亲黄焯恒。黄豫樵幼时在石岐萧阆潮馆读书，喜欢作诗，擅长书法；[2]先后创办永康置业澳门有限公司、澳门得利公司、澳门广利公司、澳门广裕盛什货、澳门国华戏院、泅德银号[3]；成为澳门早期华人富商之一。 1911年前，澳门商人没有成立团体。1911年，华商萧瀛洲等发起筹备组织“澳门商会”，拟定纲领，1912年12月14日获澳葡政府批准立案。1913年，澳门商会正式成立，公推萧瀛洲为首届总理。当时没有会所，暂借同善堂为临时办事处。同时，以“旅澳华商总会”名义，获得中国政府工商部批准立案。1916年，正式定名为“澳门中华总商会”。1930年，卢焯担任总理，黄豫樵担任副总理，购入议事亭前地十八号作为会所。[4] 1935年，濠江中学由前校长黄健接办，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柱记、黄豫樵、黄渭霖等组成校董会。几年后，学校发展为完全小学，1936年开设初中一年级，学生达二百余人。[5]现在澳门云泉仙馆，在抗战前是旅澳西樵道侣的联谊处。抗战期间，西樵沦陷，云泉仙馆同门四散，道侣来到澳门暂避。1940年，黄豫樵、何海科等召集道侣成立联谊处。[6] 1947年，黄豫樵通电全国机关及参议会，提倡恢复读经，并择简要编入高小以上课程，得到五省参议会来电赞同。 民国时期，杨子毅等人倡建中山纪念图书馆，黄豫樵捐国币350万元。[7] 澳门东望洋山“白头坟场”与上松山的斜坡间，有座著名的“焯公亭”，扼守幽径咽喉，背山面海。亭为六角，古朴典雅，两柱嵌有对联，为黄豫樵所撰： 悦耳沸松声，仰瞻乔木高枝，恍忆鲤庭趋对日； 停纵看海景，感到长风巨浪，应多鹏翮奋飞人。 在澳门松山凉亭，黄豫樵撰写（木质）对联一副，白底红字，楷书：[8] 风和日丽，健体强身宜晨运； 花香鸟语，舒胸畅怀乐谈天。 1949年春，黄豫樵出资建立焯公亭，以纪念父亲九秩冥寿。当时，他自行堪舆，选此建亭。他认为此亭选位恰在“松山东南两翼之中”，为吉位名曰鹏背，这样既尊先人宾天，又主后人生发。他对风水术数颇为精通，在澳门文人圈中素有名气。 然而，澳门康公庙前的一众风水师却认为，白头坟场立后山界碑，犹如为白头夷守孝，更有说焯公亭得窥天葬，是大不吉的。据说，焯公亭建后，黄豫樵百病缠身。之后家族四散流离。[9] 20年代，黄豫樵在中山石岐开设泗德银号时，向来稳扎稳打，不做投机买卖。当时石岐广衡银号的倒闭，它由一个有名的资本家开设。因司理人郭炽云炒买币，损失很大，他以欺骗的手法，向泗德银号借了很多金币和黄金。黄豫樵误信同业，致被拖累，损失了几十万元，同时拖累瑞升银号损失了42万元。泗德银号东家从澳门汇回20余万元还债，瑞升银号交出产业，开投变价得款37万元还债。[10] 黄豫樵历任澳门六和自来水有限公司、澳门电灯有限公司、澳门永康有限公司董事长，岐关车路有限公司董事、澳门永廉置业有限公司总司理等职；出任澳门商会副主席及监事长。 他热心教育事业，创办澳门粤华学校、澳门孔教学校，并出任校董；后出任澳门孔教会会长及监事长；著有《孝友齐家集》数种。[1] 1956年3月26日，澳门工商界名流组团赴穗参观展览，黄豫樵任团长，全团共22人。黄豫樵之子黄仲良担任澳门同善堂主席，继承祖父、父亲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贡献良多。[11] 1963年癸卯兔年，澳门孔教会、同善堂于10月14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下午1时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数百人出席，纪念孔子诞生2514周年，仪式古雅，气氛热烈。当日，孔教会在圣堂举行祀圣典礼，该会主席何贤因事未能到会主祭，改由该会副主席莫培樾任主祭。并由崔德祺、黄仲良、胡煜荣、冼永就、陈伯墉、刘明新、林文照、萧俊钦等知名人士参加。[12]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中国对联集成编校室＂网，2013年6月6日，http://china-liand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060。 [3]中山政协：《中山文史》（第1-3辑选刊），中山：中山政协，1989，第93页。 [4]《濠江中学史略》，载“濠江中学＂网，2012年12月20日，http://www.houkong.edu.mo/intro/history/before2004.htm。 [5]《澳门中华总商会史略》，载“澳门中华总商会＂网，2012年12月18日，http://www.acm.org.mo/intro/history.htm。 [6]李长莉、左玉河：《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440页。 [7]《中山市石岐区文物古迹介绍——赓建图书馆三楼碑记》，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plus/view.php?aid=5072。 [8]《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360doc个人图书馆＂网，2014年5月6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9]《东望洋山白头坟场成澳门巴斯人天葬台》，载《新报》，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1787。 [10]缪文雨、高焕章：《石岐银业的回忆》，载《中山文史》（第3辑），中山：中山政协，1965，第12-19页。 [11]《澳工商界名流组团，今日赴穗参观展览，黄豫樵任团长全团共二十二人》，载“海外华人华侨剪报资料库＂网，2013年11月20日，http://libproject.hkbu.edu.hk/was40/detail?record=8&&channelid=4935&searchword=%E6%97%A5%E6%9C%9F%3D1956.03.26&ispage=yes。 [12]《附件四：同善堂祝圣庆典》，载《澳门日报》，1963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