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君复，生于香山县隆都安堂（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香山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同盟会澳门总支部创办人。安堂第19世孙。 君复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读书，后到广州入读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期间，他深感清廷腐败，外侮日甚。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清光绪年间，他东渡日本。他摒弃封建八股文，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先后入读东京宏文书院、早稻田大学。 1900年，孙中山多次在东京向留学生演讲，鼓吹民主革命，并听取师生的意见。君复当即站起，慷慨陈词，公开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给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君复加入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安排的任务，负责革命筹款工作。孙中山将廖仲恺、朱执信、黄兴等人分别介绍给君复认识。[2] 1906年，君复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澳门，成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澳门支部，组织香山起义。君复、郑彼岸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3]他和郑彼岸、林警魂等制订细致周密的计划，筹集起义资金、偷运军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军。在起义前，他亲自潜回香山，在萧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宣布起义。 1908年，君复潜回香山大涌，动员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轩，以及萧世冰、刘振群、黄芙蓉等人参加革命，并发动她们从香港、澳门分批携带武器至广州，为广州起义作好准备。林寿华和黄文轩等以秋瑾为榜样，冒着生命危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多次往返港澳与广州之间，担任运送武器的任务。 香山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建立香山县临时革命政府，君复将各路起义军整编成香军，并亲自率领3000名香军开赴广州，与广东各路军民会师，为光复广东作出突出的贡献。 之后，君复挥师北伐，先后参加宿州、徐州战役，战功卓越，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广东各界一致推举君复为广东省都督，被他婉拒。孙中山亲笔书写“毁家纾难，功成身退”条幅相赠。 “五四”运动以后，君复与鲁迅会面，鲁迅问他对国运之设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国策，愿民众奋起救国，挽狂澜与未倒。他对鲁迅之幽默与讽刺文风，表示钦敬不已。当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君复经常阅读《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杂志，并教育子女必须接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以适应新形势发展。 1933年，中山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君复以家长身份出席，学校请李宗仁讲话。会后，李宗仁迎前与他握手寒暄，并颂赞他“高风亮节，不胜钦佩”。 君复向来重视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他在澳门时，以南湾41号为社址，创办“仁声”剧社。为了开展革命宣传，他和革命党人张若屏、林了侬等变卖田产得白银两万多元，作为剧社常年活动经费；并亲自粉墨登场，先后扮演《血泪》、《金钱毒》、《齐家镜》等剧码角色。该剧社被史家誉为“我国现代剧第一块奠基石”。 1906年，君复在家乡安堂创办“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请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著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无不瞠目结舌。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 当时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向来强悍。郑荣知道上报“逆情”，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索性装聋扮哑。“觉群小学”成为当时中山最早的小学之一。君复不当高官，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资产，自己的后代变成贫穷的知识份子。 君复治学甚笃，尤喜翻译，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量古籍书中，无一不精通。他的文学修养渊博，偶有所感，诗词、对联计有四千余首，抗战时散失无存。 前海军部长程璧光在护法斗争中被暗杀。程璧光石碑立于广州长堤，碑刻的《殉难记》，是君复遵孙中山的嘱咐，用“四六骈文体”撰写。 20年代末，君复赴日本大量翻译禅宗佛经和中医书籍，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他的翻译工作，不但体现个人的治学精神，而且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大。 君复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随孙中山期间，总统府一切对外对内重要文件都由君复撰写，孙中山对他非常信任，嘉许他的工作。 君复与伍廷芳友善，酷爱研究禅宗佛经。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荣西禅师两次来中国学习禅宗，我国与日本友情源远流长。君复在日本期间住长崎妻弟家，终日孜孜不倦翻译佛经及中医书，他所携带书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灯缮写，常常伏案书写而至通宵达旦，数年如一日。这种坚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钦佩。 晚年时候，君复对腐朽旧社会，产生悲观情绪，前往惠阳象山寺削发为僧。当时民主人士陈铭枢及李宗仁多次劝他下山。君复表明了心迹，长居古刹。 1942年，君复在古刹病逝，终年63岁。临终时遗言“只带赤心来，不携寸草去”。 林君复一生不谋名利，身无长物，但对革命战友，情谊深厚，经常解囊相助。他与刘思复为肺腑之交。刘思复刺杀清水师提督李准未成，出狱后肺病危殆。君复日夕守望照顾，直至刘思复与世长辞。之后，君复出卖衣物，将刘思复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复之孙林绍声担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区。林绍声回忆，从他出生到五岁，一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后，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与他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当时自己是个孩童，但祖父对自己的那份疼爱，牢牢地留在记忆的深处。[4] [1]《香山起义里的大涌安堂》，载《中山侨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忆先父林君复烈士》，载《中山文史》（第07-09辑），中山：中山政协，1992，第7-13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复：《毁家纾难功成身退》，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14日。

范洁朋，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早期同盟会会员、澳门富商、慈善家。 洁朋参与讨伐龙济光与陈炯明之役，担任广东省长公署和滇军总司令部咨议。1922年后从事工商实业，定居澳门。他所办企业分布粤港澳三地，最大型的有亚通织造厂和澳门置业公司。[1] 1892年，澳门镜湖医院董事会根据富商曹有等人提议和捐赠，分别在澳门各区的连胜街、卖草地、新埗头、水坑尾、新桥等处，分别设立五所义塾，统称“镜湖义塾”，成为澳门第一所免费学校；1912年起，改为七年学制，更名为“镜湖小学”；1924年在下环街区开设镜湖小学分校；1948年与澳门平民免费小学合并，改称“镜湖平民联合小学”；曹子基、何宾岩、洁朋、徐伟卿等人历任该校校长，都由镜湖医院董事推选。[2] 洁朋是澳门赌界的前辈，嗜好赛马，成为澳门临时马会的会董、马主。当时，马主一般并不拥有马，马是葡籍骑兵的军马，临赛前充当赛马，由社会名流投买，就成为马匹的临时主人。洁朋每逢赛马都要做一回马主，又热衷马会慈善，1915年广东大水灾，港澳华人同胞在澳门黑沙环临时马场举行马会义赛、粤剧义演等活动，他十多天没做生意，捐了不少义款。 1930年，商人卢九联合洁朋、何土等人组成“豪兴公司”，在广东银行行长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银行创办人李声炬的支持下，投得澳门赌场的经营权。由于没有其他赌场竞争，豪兴生意不错，为吸引更多香港人来澳门赌钱，赌场内水果、食物、香烟等全部免费奉上。 1933年，豪兴斥资购入奥地利一艘驱逐舰，改装成客轮行驶港澳之间，航程时间缩短为2.5小时，船只行走较稳定。这使前往澳门的港客逐渐增多。澳门的专营赌博业从此走上正轨。 1930年的一天，洁朋提出建议，上海赌博非常兴旺，赌式多，赌徒众，有不少南方没有的花样。如引进过来，就会吸引更多的香港人来澳门赌钱。 卢九否定了洁朋的建议，洁朋觉得卢九思想十分守旧，他跟卢九谈过几次，卢九就是不同意做上海人的“跟屁虫”。他不理卢九的想法，以个人的身份前往上海。 上海赌场使洁朋大开眼界，赌场规模远大于澳门，很多西洋赌式。上海赛马场有三个，赛狗场也有三个。澳门不是搞赛马的地方，香港赛马存在一天，澳门黑沙环跑马场只能做配角。 洁朋认为澳门可以开办赛狗博彩，一是香港没有，二是无需占用大块土地。上海第一个跑狗场叫明园，1928年英商麦边创办，成为上海热门赛事。赛事在每周三、六、日三晚举行，分平地赛和跳栏赛；彩票有“独赢”、“位置”、“摇珠彩票”三种，公司每晚从门票、彩票抽取的佣金，收入七八千元。 同年7月底，英国绅士伊文思创立申园赛狗场。申园是明园的翻版，只是时间错开，每周一、四晚上开赛。开赛前请来英租界的苏格兰军乐队演奏助兴。申园的赛狗较明园少，收入稍逊。同年12月底，逸园赛狗场开办。赛场看台非常气派豪华，附设跳舞厅、酒吧间、餐厅及摔跤、拳击台。发起人有上海万国储金会董事长司比门、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司比门任逸园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按照三个“狗园”的协议，逸园赛事定在周二、五的晚上，周日下午逸园增设特别赛。 逸园的出现，使明园、申园每况愈下。1931年初秋，洁朋上明园、申园观摩，发现看台上稀稀落落。他与公司头面人士接触，他们说逸园洋经理拉上上海滩的大流氓做后盾，为所欲为，破坏行规，唆使“小瘪三”进场捣乱。这样下去，只有关闭。 范洁朋马上回到澳门，先跟卢九商量。卢九说，你去上海挂帅办赛狗，我坐阵豪兴；你在豪兴的股份不动，赛狗会若筹资有困难，我参一股。 卢九的爽快和豁达，令洁朋觉得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马上求见澳葡府的要员，立即得到包括阿尔‧巴尔博托总督在内等要员的支持，以优惠的价格批出望厦山以西的新填海地。洁朋占的股权较大，卢九居次，另外还有数个赌商参股。按明园的规模作预算，估计需要50万元。工程分几期进行，股东届时按股份注资。洁朋安排下属暂建简易跑狗场，两次赴宴上海。 洁朋买来一批澳洲“格力”狗388只，按广东人习惯，图个好意头。他担任“澳门赛狗会”主席兼经理，狗会董包括股东、澳门政要和社会名流。正好有一支美国女子乐队来远东的军事基地劳军，洁朋通过关系，请她们来澳门旅游观光。 1932年元旦过后，澳门首届赛狗会开幕，场地虽简陋，但场面隆重。开幕之前，24位美国漂亮女郎身着礼服在澳门街上吹吹打打，弄得街知巷闻。开幕式邀请到澳督等政要，卢九和社会名流分别坐在澳督两侧的贵宾包厢，洁朋忙得不可开交。但之后的赛事，一场比一场冷清。澳门人口太少，赛狗本来就不是葡萄牙人的传统娱乐节目，而广东华人也不喜欢这种洋玩意，只热衷于中式赌博。洁朋为求收支平衡，把门票定为一元，一元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小厮半个月的薪水，对一般收入的葡人来说，也是高消费。昂贵的票价弄得赛狗会无人问津。洁朋期望二期工程完工后，扭转颓势，结果只是有所改观，赛狗会仍然亏损厉害。 当洁朋邀请股东董事讨论三期工程时，卢九建议他趁早结束赛狗生意，1933年，澳门赛狗会停办。洁朋把赛狗会卖给英商嘉道理家族，之后赛狗会几次易手，1938年销声匿迹。 1935年，豪兴出现了危机。霍芝庭和傅老榕等在深圳另立门户，开设了一间赌场，由于交通较澳门方便，省港两地赌客纷纷涌向深圳，澳门赌场生意门庭冷落，开始亏本，走下坡路。1937年，“豪兴”的本钱亏尽。[3] 1931年11月27日，洁朋和李际唐、高可宁、毕侣俭等发起成立的“澳门筹赈兵灾慈善会”，成为澳门最早成立的有影响的救亡赈难团体。慈善会成立后，召集澳门各个行业，如疋头行、理发行、番摊行、鲜鱼行、火柴厂、戏院等商讨向国内抗日将士捐输事宜。[4]洁朋被选为主席，带头捐出六千余元，募集了十万元，为抗日救国作出重要的贡献。 1936年，国大选举，洁朋被选为澳门华侨区监督，成为澳门华人领袖。在香港担任出口炮竹商会主席、香港华商总会值理。对社会慈善、公益、教育事业多有支持襄助。洁朋担任澳门商会主席、镜湖医院主席、同善堂值理、镜湖学校校长、望德女中校董、圣罗撒女中校董等职。 范洁朋后来的情况不详。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页。 [3].《〈赌城往事之澳门风云〉：赌王纷争》，载“当当网＂，2013年9月12日，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47751?ref=read-3-C&book_id=3658。 [4].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页。

冯秋雪，名平，号西谷，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诗人。赵连城丈夫、冯印雪兄长。 少年时代，秋雪入读陈子褒创办的澳门灌根学塾；在澳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和讨袁斗争；后在澳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他与友人合办南华印字馆，出版《诗声月刊》。1919年，他与妻子赵连城、弟弟冯印雪创办佩文小学，并担任校长。 1924年，秋雪与赵连城、冯印雪、刘君卉、黄沛功、梁彦明、周佩贤等创办“雪社”，成为主要负责人；并参与创办澳门中华教育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杨匏安等人的委托，秋雪将佩文小学扩充为中学，利用学校和印字馆进行革命活动。他被澳葡当局逮捕，经谢英伯营救获释。抗战初期，秋雪担任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驻港办事处主任；香港沦陷后，避居广西桂林、昭平等地。 新中国成立后，秋雪担任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69年，秋雪在广州病逝，终年77岁。[1] 冯秋雪著有《宋词绪》、《金诗绝句选》、《金英馆词》、《甲甲夏词》、《秋音甲稿》、《乙稿》、《水珮风裳集》等。 现录冯秋雪的诗两首：[2] 《愁倚栏令》[3] 四月二十日[4]，余与连城邀同哲士、佩贤、草衣，小叙佛笑楼。[5]座中有作愁苦语者，倚此慰之。 华灯初照罗裳，正玉薤平添满觞。[6]尔我心情真似酒，偏入愁肠。 年华忍独思量，漫负郤，钗光鬓香。如此清容正好[7]，休说斜阳。[8] 《初春归澳示印雪》 流水无根蒂，飘然又转蓬。两年知刧短，小聚惜尊空。 骨肉今能几？韶光昔易穷。且干家国泪，来对浅春红。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69-274页。 [2]《诗说濠江》，载“爱书堂＂网，2012年11月21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htm。 [3]愁倚栏令：又名春光好，词调名。 [4]四月二十日：指民国十年农历四月二十日（1921年5月27日）。 [5]佛笑楼：俞永济《澳门指南‧饮食‧餐室》：“佛笑楼餐室，福隆新街六十四号”。 [6]玉薤：酒名。 [7]清容：清秀的容颜。《子夜歌》：“含春未及歌，桂酒发清容。” [8]斜阳：夕阳。权德舆《晚》诗：“古树夕阳尽，空江暮霭收。寂寞扣船坐，独生千里愁。”夕阳易引起愁思，故用以比喻愁苦。

陈恭尹，字元孝，号独漉子，又号半峰，晚号罗浮布衣，生于顺德大良（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锦岩冈东麓。清初“岭南三大诗家”之一。 恭尹自幼聪敏，好学深思，12岁丧母，15岁补诸生。16岁时，父亲陈邦彦起兵抗清，恭尹随庶母及两个幼弟回到原籍顺德龙山乡下居住。清朝巡抚佟养甲侦知，派兵前来劫持。恭尹适值外出，听到消息，乔装逃到增城县新塘乡，在父亲的朋友湛珩如家中躲藏数月，才避过缉捕。同年九月，父亲和二弟陈馨尹遇害，全家只他一个幸存。第二年，清将李成栋反正，广东重建南明旗号，永历帝迁居肇庆。恭尹入朝泣陈父亲殉难情状，得授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之职，给假归家治丧。清顺治七年（1650）冬，清军大举反攻，再陷广州，永历君臣西走桂、滇。恭尹不及相随，逃匿于西樵山中，从此与永历朝廷失去联系。 之后十年，恭尹怀着国破家亡的深痛巨创，积极从事反清活动。起初三年，他奔走于福建、浙江、江苏一带，意图与郑成功、张煌言等抗清人士联系，但没结果。 顺治十一年（1654）春，恭尹折回广东，在增城与湛珩如女儿成婚；第二年回到顺德，寄居羊额友人何衡、何绛家中，密切关注时局，与何氏兄弟、梁琏、蔡艮若等读书切磋之余，同赴阳春、澳门；到新会崖门，渡铜鼓洋，秘密结交遗臣志士共图大业，未能成事。 顺治十五年（1658），恭尹与何绛再度远行，打算西走云贵，投奔永历朝廷。行至湖南昭潭（今湘潭），因清军封锁严密，只好改道北上，转徙湖北、江苏、河南，北渡黄河，直扺太行山下。他沿途留心观察地形和关隘，结合以前在东南沿海所见，绘成《九边图》，以备他日之需，但当时西南地区抗清力量已成强弩之末。第二年冬，他在郑州遇见平西王吴三桂由云南遣送京城的象队，得知南明政权倾覆，永历帝逃入缅甸，只得郁郁南归，隐居于增城新塘。两年后，他听到永历帝遇害的噩耗，哀恸之余，见新朝统治已成定局，痛心复兴无望，再也无意远游，携眷回到顺德，隐居于羊额七年。他与友人何衡、何绛、梁琏、陶璜相与砥砺名节，抑志读书，世称“北田五子”。 中年以后，恭尹锐气逐渐消磨，息影田庐，以诗文琴酒自娱。清康熙七年（1668）夏，湛氏夫人病逝，他领着儿女扶柩移居增城新塘。八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居地正当要冲，不堪兵燹困扰，恭尹举家回到顺德，先后寓居羊额和龙江。1678年秋，官府怀疑恭尹与三藩反叛事件有瓜葛，拘捕他入狱二百多天。经此变故，恭尹心存畏惧，明哲自保，1684年，筑室广州小禺山（今禺山路附近），日夕以诗酒酬世，“贵人有折节下交者，无不礼接”。他被友人梁琏当面批评“何事而仆仆走风尘”，但终其一生不仕清，并常以郁勃沉酣的诗笔，挞伐新朝统治者，民族大节实无亏损。 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月十二日，恭尹去世，终年69岁。 陈恭尹一生以诗名世，著有《独漉堂全集》。他与父亲学生、著名诗人屈大均思想行藏接近，交谊相当深厚，艺术上互相切磋濡染，共同辉映清初岭南诗坛。 北方大诗家朱彝尊、王士祯、赵执信、纳兰性德等人，对陈恭尹十分敬重，彼此建立友谊。陈恭尹诗集中最有价值的，是感时伤世、托古讽今、反映民生疾苦、描绘地方风貌的作品。他以抒发性情为宗旨，艺术风格上不拘泥宗唐宗宋的偏见，兼采众长。在各种体裁中，以七律成就最高。今人刘斯奋、周锡《岭南三家诗选》评陈恭尹的诗“既豪迈雄奇，又蕴藉含蓄，郁勃沉雄而不晦涩生硬，堪称举重若轻，舒卷自如”，概括他的艺术特色。[1] 陈恭尹和番禺屈大均、南海梁佩兰被誉为清初“岭南三大诗家”。他不仅是一代文学宗师，而且是个书法家。他的隶书主要取法于汉碑，得益最多的为《夏承碑》、《曹全碑》。《曹全碑》主要特色为秀逸，而《夏承碑》以灵动著称，两碑的特色构成陈恭尹隶书的主要风格。他能以瘦逸遒劲之笔，尽量避免隋唐以来那种呆板孱弱的习气，不为汉碑所囿，在当时广东书坛极具开拓性意义。但受条件限制，当时所能见到的汉碑不多，不像乾隆以后金石学、小学的兴盛和各种碑版的大量出土，这使得陈恭尹无法博采众家之长。 陈恭尹的传世书迹比屈大均、梁佩兰较多，朱万章编著的《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中录有其书迹51件，其中隶书有20多件，主要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及私人藏家中，其隶书名迹主要有故宫博物院所藏《题明史列传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咏月诗》轴、广州艺术博物院藏《隶书》轴，以及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祝龙翁》诗赋斗方和《咏花十诗》卷等，尤以《咏花十诗》卷为精湛。 陈恭尹的隶书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清初文人王士祯在其《香祖笔记》、《渔洋诗话》中屡次提及，陈奕禧的《隐绿轩题跋》有所论及。作为岭南地区一代文学宗师，其隶书能扬名岭外，名垂书史，在广东书法史上并不多见。[2] 澳门普济禅院，又称澳门观音堂，为中国佛教建筑，具有中国名山古刹的特色，禅院的首座是大雄宝殿，次殿是长寿佛殿，后座正殿是观音殿。院后还有广阔幽深的后花园。禅院内收藏很多名家的书画、书法、文物，包括驰誉中外画坛的岭南派大师高剑父及其学生关山月，陈恭尹、章太炎等人的作品悬挂于殿堂，供游客欣赏。[3] [1].《清初诗人陈恭尹》，载“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2012年10月30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31321&secid=31361。 [2].《陈恭尹》，载“顺德文化＂网，2012年10月29日，http://www.sdartol.com/html/2011/whmr_1019/633.html。 [3].《澳门观音堂》，载“搜艺搜＂网，2012年10月29日，http://yishujia.findart.com.cn/10510789-180061-zixun.html。

杨铁夫，名玉衔，字懿生，号铁夫、季良、鸾坡，香山县申明亭乡（今属中山市沙溪镇申明亭村）人。同盟会会员、著名诗词人、国立无锡图书馆馆长。 1901年，铁夫考中举人，担任广西归顺州知州、晋安府知府；后毕业于京师大学师范专业，又东渡日本求学。期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1] 时值光绪末年，举国上下废科举制度、责令书院皆改公学时，废科举，兴学堂，废除旧的教育体系，构建新的学堂教育体系。铁夫学成回国后，提倡研究中西方教育，尤其要振兴新学方可救国图强。他召集全都绅士决议把龙山书院改为隆都高等小学堂，首先公推彭炳纲等五人为筹备委员，并以乡绅捐助及书院田产收入等作为教育经费，在书院旁购地建筑宿舍和教室，扩建校舍，保证校园足够大。 另外，在师资力量上，他不惜大手笔，以年俸300两的优厚待遇聘请举人、中大教授等能人贤才为教席，确保师资雄厚。在改制初期，学堂没有章程可考，铁夫参考日本学制课程，不少数、理、化科目所需要的标本仪器从日本购回，之后，隆都兴学之风开始普及。[2] 香山隆都地区教育发达，英才辈出，铁夫贡献较大。其兄杨季廷（玉瑚），侄子杨清甫（兆泾），先后接掌龙山书院，故有“一门三校长”的美誉。 铁夫非常关怀家国，力图澄清吏治，唤醒国魂。他结识不少革命志士，与蔡锷将军在桂林共事，互以戮力国是相许，结为异姓兄弟。 1904年秋，胡汉民再度留学日本，开始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次年投身革命。胡汉民与铁夫乡榜同首并共事，革命意志相投，共同参与反清活动。后来，胡汉民被举为广东都督，邀请铁夫出任秘书。铁夫准备行装将作欧洲之游而婉拒。铁夫前往欧洲时，撰写《旅欧纪游》一书，留居新加坡，开办实业，经营锡矿，后因故离开新加坡回国。 民国初年，铁夫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孙文学院院长，1913年任广东高等师范学堂（今中山大学）文案一职，后因故辞职。应校方之约，铁夫推荐侄子杨清甫接任。1914年，铁夫任广东警察厅卫生科科长；1915年因办广东水灾赈济，铁夫获授七等嘉禾章，以县知事用；1916年出任揭阳县知事，发展教育和振兴实业，事事亲力亲为。 早年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于高级师范学堂的杨清甫随任，委以教育实业科长一职，为揭阳人多办实事。揭阳官衙有肥缺称，又为鸦片烟苗产地，人皆以为此任“腰缠十万贯”。铁夫绝不同流合污、恃权谋私，而是关心民间疾苦。他认为鸦片祸国殃民，深恶痛绝，严厉禁种铲苗，当地豪绅，以数竹箩盛黄金、白银行贿，请求宽期。他终不为所动，愤然表态“刁民可恶！”亲自率马队于罂粟地往来奔驰，尽将烟苗践踏铲除，奔波三月，始告肃清。 1926年，铁夫回乡担任中山师范校长。上任不久，他以私人名义，委托旅檀香山乡亲募捐修缮校舍，筹得美金2000元。后因款项不必动用，他将募得之款，分文不少，寄回檀香山捐款人。为此，不少侨胞赞他“一尘不染”。 后来，铁夫旅居上海，常出入于同乡小榄人甘翰臣的别苑“非园”，当时，来“非园”客人有朱疆村、王病山、陈伯严、曾农髯等当代诗词大家。铁夫是朱疆村在粤督学时所录取的人才，多次呈献自己的作品，多得奖勉。 朱疆村示意他多读《梦窗词》。铁夫对词章更进行深入探索，完成《梦窗词笺释》一书，并出版他所填的《抱香词》一卷问世，声名大噪。词集由前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兼国学馆馆长叶恭绰题写书名，陈石遗题词，有“疆村夜钵晚年强”之句。 当时，古文学家唐太史（文治）以保存国学为职志，在江苏无锡设立国学专修学院，聘请铁夫为词学教授，陈石遗为诗学教授，章太炎时来讲学，一时有“国学堡垒”之称。 铁夫担任国立无锡图书馆馆长，经常出游就近太湖诸胜，夜宿鼋头渚广福寺。在治学流览中，他似别有醒悟，陷于虚幻，一度萌发出家的念头，居住浙江普陀山慧济寺一年，以居士身份学佛，唯未剃度。铁夫既欣赏浩瀚大海，又喜爱突兀山峰，江南诸山遍游。年纪渐大时，他腰脚尚健，前往游黄山、衡山，在衡山顺至岳麓，祭拜蔡锷将军墓，并撰文凭吊。南返广州小住后，他又游罗浮、鼎湖诸山，在鼎湖吊慕经老和尚。慕经以庆云寺方丈退院圆寂，称大德，是铁夫少时问道的朋友。 铁夫的长子杨兆焘当时供职于宁波市府，迎往一游，并到奉化雪窦寺观千丈岩瀑布之奇。宁波旧称“四明”，有藏书名楼“天一阁”，在月湖之西，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创建于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又有“四明图书馆”，上承薛观察福成之储，藏古今书籍颇丰；铁夫受聘为馆长，迁馆于公园中央，馆前高梧荫簷，十分怡人。 辛亥革命后，铁夫历任中山师范学校校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孙文学院院长、无锡市国学专修学院词学教授、香江广州大学国民大学教授等职。 铁夫毕生钻研古典文学，词学底蕴深厚，素有“岭南词人”之称；著作有《抱香词》、《双树居词》、《五厄词》、《清真词笺》、《铁城土语语原考》、《隆都语原总例》、《梦窗词笺释》等书。 1943年6月6日，铁夫去世，终年74岁。 在追悼会上，朱庸斋撰写悼联“一瞑巧逢‘教师节’，万人传诵《抱香词》。” 国民时期，6月6日是教师节。该联对仗工整，切时切人，令人潸然泪下。当时杨铁夫之子远在梅汕，交通不便，未能马上回乡奔丧，一切由侄子杨清甫（杨正绳之父）料理。杨铁夫元配妻子黄氏生于1873年，长洲名门望族之女，诰封恭人，温和贤淑，勤俭持家；1939年逝于香港。 杨铁夫生育二女三子。其中长女杨惠文，适本邑李应庚解元之子李辕孙（杨铁夫署镇安府时，与李应庚先生交谊甚厚，以儿女姻事为约）。次女杨惠明师范毕业后病逝。长子杨兆焘，儿媳唐逸馨是唐绍仪侄女。次子杨兆熊，儿媳杨洁庄。三子杨兆煦，幼时夭折。 杨兆焘夫妇都获得公费留美，取得硕士学位，同任上海复旦、广州中山大学、香港大学教授。杨兆焘供职于宁波和广州府，1935年担任中山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杨兆熊夫妇长期供职于香港、梅汕一带学校，居住汕头市。 杨铁夫的堂弟杨泽常、杨泽图旅居檀香山，美国眼科学者杨思禄博士、火奴鲁鲁市前劳工局副局长、隆都从善堂主席杨兆佳、英文书记杨兆文、申明亭同乡会主席杨献墀及杨献琛、杨献东等都是杨铁夫的侄辈。已故马来西亚吉隆玻中山同乡会主席是杨铁夫的侄孙辈。[1] 杨铁夫所著的《铁城土语语原考》一文，对澳门“马交”得名，持另一种说法： “葡萄牙租借地之澳门，西人名之曰‘马交’，或曰前以有马蛟石得名。按《说文》瓜部，小瓜也。徐锴曰‘今有马如小瓜也。’（按：古人于动植物，往往因其大小而加以牛马之名，马亦然）。澳门一隅与前山相隔，有一窄长之过脉小径联之，今人呼为莲花茎，实瓜蔓也，盖澳门如瓜然耳。又曰南环者，亦瓜环也。”杨铁夫没有提出更多的论据，其眼力颇有穿透力，“马”之说，成为专家学者一新视听，非常有意义。[3] [1]杨正绳：《岭南词人杨铁夫及其家世》，载《中山文史》（第43辑），中山：中山政协，1998，第101-102页。 [2]《山川灵淑蔚人文兴学立教多才俊》，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16日。 [3]陈绍锦：《关于隆都话的研究》，载《中山日报》，第2572期，D3版，2002年1月21日。

郑仲，又名郑汝仲，字锟贤，号侣忠，生于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一个农民家庭。[1]兴中会会员、革命家。 南屏郑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迁来，北宋庆历年间（11世纪40年代），入粤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时迁居东莞，后复迁至香山三乡，与郑观应为同一大族。14世后，郑氏一部分族人陆续迁来南屏，之后建有纪念15世祖的雪山祠、纪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郑是郑居一的长房子孙，郑氏传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郑彦庞，娶妻杨氏，生育两子，长子郑汝俭，早夭。次子郑汝仲。 郑在少年时代，因家境贫困，远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谋生。经过十多年辛劳，颇有积蓄，与孙眉在当地合办一个畜牧场，规模甚大，有牛羊等畜类一万余头，复兼营商业，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颇有名望。 1878年，孙中山随母到檀香山孙眉处求学，结识了郑。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郑和孙眉率先参加，成为最早的兴中会员之一。有志之士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宣传和筹款活动，郑首当其冲。起初，孙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时，孙眉反对，郑极力劝说孙眉，并且在经济上对孙中山尽力帮助。后来，孙中山几次到檀香山进行宣传筹款活动，都得到郑和孙眉的大力支持。 由于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郑和孙眉、孙中山义结兄弟。郑居长，大孙眉四岁，称大哥；孙眉居次，孙中山居末。三人签字的金兰谱与郑的兴中会会员证及郑捐助的现金收据等珍贵文物，郑及其后人悉心保存，抗战期间日寇侵占南屏时，郑的儿子恐日军搜得而遭其害，将这些东西全部烧毁，十分可惜。 郑对革命更为倾心。他将与孙眉合力经营牧场变卖，所获之款交给孙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郑回到澳门省亲和完婚，及料理澳门物业。适逢广州起义失败逃到澳门的孙中山，郑将孙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顺霞家中，位于石墙街路口的“翁均利”铺号。 190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希炉埠成立兴中会分会，重振革命声威。同年，孙中山和黄兴等组织同盟会，希炉埠兴中会改为同盟会，郑随即转为同盟会员。 后来，郑在檀香山其他物业日渐萧条，加上年事已高，他与孙眉相约回国。孙眉初居澳门，后移居香港九龙。郑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关心国事，主理乡政，慷慨豪爽，排难解纷，颇得乡人拥戴。他与孙中山家人联系十分密切，常往澳门探望孙眉、卢慕贞。郑的长子结婚时，孙中山赠喜幛礼物祝贺。 1912年，孙中山视察前山，郑发动南屏群众前往欢迎。孙中山为勘探铁矿事到南屏时，郑作向导在将军山探测矿务。 1922年1月18日，郑在家乡病逝，终年72岁。 南屏乡亲给郑仲举办隆重的葬礼，全乡出动，学校停课，乡民师生都参加送葬，孙科也率人前来参加，挽联挂满一屋，极尽哀荣。 郑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张氏是本村张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长，嫁给本村张姓，不久身故。郑在檀香山时，孙眉收养一个美国孩子为义子，孩子生于1888年。 他见郑仲无子，将义子转送给郑仲领养。郑仲将义子带回家乡，取名郑胜祥。郑胜祥体魄魁梧，乡人称他为“番鬼仔”或“番鬼胜祥”。由于郑胜祥自幼接触革命前辈，耳闻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进步。当时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函邀郑仲出任财务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将义子交托给孙中山。 后来，郑胜祥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惠州战役。利用战役结束后的短暂时间，郑胜祥全副戎装，返乡探亲，乡人听他讲战斗的事迹，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郑胜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两年寄回三封信，说因工作关系，暂无定址，请缓回信。之后，音信全无，不知所终。 1895年，郑仲从檀香山回乡时，因元配张氏无子，又娶澳门路环李氏为妾，先后生育三子： 郑金柞，又名郑炳芬，生于1898年，曾在菲律宾经商，后来去世。 郑金禧，又名郑炳芳，生于1907年，受父兄影响，郑金禧早年参加革命，成为30年代老共产党员。他参与组织抗日先锋队，推动南屏地下抗日斗争工作，参加家乡解放工作，复任澳门海员工会子弟学校校长，退休后闲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郑金照又名郑炳华，生于1911年。郑金照早年到港澳谋生，后考入粤汉铁路局报训班受训，毕业后适逢抗日战争，投笔从戎，参加第四路军交通兵团担任报务通讯工作，后因病转入韶关电报局任报务员，并在乐昌、平远、广州等电信局服务，建国后任教于广东省邮电学校，退休后定居广州。[2] 郑炳芳之子郑少仁说，祖父郑仲从檀香山回到南屏后，与孙眉来往密切，逢年过节，经常走动，亲如兄弟。郑炳芳幼时体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孙眉听说狗肉汤煮鸡蛋可以治疗。于是，经常带着一篮子用狗肉汤煮好的鸡蛋来看郑炳芳。孙眉住在澳门，卢慕贞不时接济郑家，两家感情非同一般。 郑少仁听说，伯父郑炳芬多次随郑仲去澳门孙家探访，孙中山当时示意送郑炳芬到岭南大学读书，后因政局变动，孙中山过早离世，未能成行。虽然郑仲、孙中山相继离世，但郑仲后代依然坚持革命，完成先辈未尽夙愿。[3]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页。 [2]郑炳芳、郑照：《回忆先父、兴中会员郑仲》，载《珠海文史》（第8辑），珠海：珠海政协，1989，第53-58页。 [3]《与孙中山义结金兰，急公好义乐善好施　郑仲：倾其所有支持革命》，载“珠海视窗生活网＂，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

梁镜清，香山县（今属珠海市）人[1]，以海为家。港澳流动渔民、同盟会会员。 梁镜清拥有三艘船，经常停泊澳门，往返于香山港澳之间。当时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在香港成立同盟会，之后在澳门设立支部，进行宣传和组织革命活动。 梁镜清膺服孙中山的革命学说，说吾等水上人家，受尽屈气，非革命不可！他毅然加入同盟会。 朋友梁义是香山县人，穷于家计，沦为盗贼，成为“绿林”头目之一。梁镜清晓以大义，明之以理，劝梁义改邪归正。梁义悦服，也加入同盟会；并将自己的澳门寓所捐出，作为同盟会支部集会、联络之用。[2][3]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革命形势日趋成熟，孙中山为筹集经费，奔走国内外。梁镜清常用自己的渔船秘密为党人送枪械弹药，接济内地民军。[4] 当革命军出现经济困难时，梁镜清变卖自己的一艘渔船，将得到的全部款项捐给同盟会。没多久，他又将另外两艘渔船变卖，所得款项同样全部资助革命活动。因此，他家计困难，但他毫无怨言，被革命同志誉为“疍家之王”。 辛亥革命事起，肇建共和。梁镜清已一无所有，在一间小庙当司祝以度日糊口。 抗战时期，梁镜清在香港去世。 梁镜清爱国之义举日月可鉴，值得后人敬仰。[2] 澳门富商萧瀛洲出资帮助梁镜清开渔栏和摊馆，掩护采购和走私军火，支持革命党人采购洋军火组织武装起义。[5] [1]蒋乐进：《澳门第一代赌王》，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17日。 [2]珠海政协：《珠海文史》（第5辑），珠海：珠海政协，1987，第49页。 [3]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352-353页。 [4]《同盟会潜伏策划起义大香山清军不战而退》，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2月3日。 [5]金英杰：《灵芝药房秘密搞革命》，载《新报》，2013年9月27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黄健，又名黄如诚，字晓生，香山县长洲（今属中山市西区）后山村人。[1]革命家。 父亲原在烟洲小学执教，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先在私塾任教，不久弃教从商，全家开始过上小康生活。 兄弟姐妹12个，黄的弟弟黄鞅（真钧），1944年1月31日在五桂山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2岁。[2] 1925年，黄在县立中学读书时从事革命活动，担任学生联合会和新学生社中山分社负责人、中山学生救亡工作团副团长、广东省学联第一届执行委员。 1926年6月，黄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共青团中山县委书记；同年底任中共中山县委委员。1927年，他因策反驻守中山的第三十九团团长周景臻参加卖蔗埔起义不成而被捕，囚禁于广州监狱。同年12月广州工人起义，黄率领难友冲出监狱。 1928年春，黄前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担任该校中共党支部书记。同年8月，执行第三国际共产决议在东京举行国际反帝示威游行，遭到日本军警大肆镇压而被捕。黄被严刑拷打逼供，无效后，敌人在食物中暗放毒药，企图杀害，幸及早发觉，经催吐洗胃脱险，后雇请律师辩护才获释放。 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当时爱国军民为声援十九路军抗日举行示威游行，黄在领导大家高呼口号时遭特务逮捕，被关进英租界巡捕房，后来英人以游行无罪释放他。不久，黄在张贴抗日标语和《新群众》壁报时，被警察逮捕。在狱中，黄坚持宣传抗日，通过手抄《铁窗报》，唤醒难友起来斗争。后由“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律师出庭辩护，获得保释出狱。[1] 1933年底，黄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干事，编印出版《要人报》开展宣传工作。1934年初，他被敌人盯梢追踪而被捕，由上海转解南京。在狱期间，黄与杜岚认识，放风时候、“听训会”上，他与杜岚互相倾诉，志同道合，萌生爱情，相约出狱后结为终身伴侣。黄有个同乡叔叔黄仲榆，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通过陈策、郑占南、谢作民等保释，极力斡旋，担保两人于1934年底出狱。黄与杜岚先后返回广东中山长洲，在黄家举行婚礼。[3] 1935年初，黄与杜岚来到澳门，兴办教育事业，以培育人才，提高民族素质，振兴中华为己任。他决定团结争取有利的社会关系，集资办校。当时黄仁辅、鲍雁坡、鲍梦光、杨振声、杨雪溪、杨雪伧等社会热心人积极支持，1932年创办濠江中学暨附属小学。同年秋后，该校校长黄仁辅和创办者多人，因事先后离开澳门或从事其他工作，1936年2月1日将该校正式移交黄接办，并郑重地签订一份合约，提出“接办之后益加努力，使学校日臻发达”的要求。 黄掌管学校后，首标办学方针和宗旨，为澳门广大劳苦同胞子女服务，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组成以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桂纪、黄豫樵、黄渭霖、黄福隆、黄汉兴等为董事的校董会；同时团结一批有为青年及热爱祖国、同心同德的教师，尽心办学，当时的老师有黄一峰、曾枝西、张铁柔（阳）、陈雪、黄瑞坤、周筱真、郑冷刃（少康）、区白霜（梦觉）等，他（她）们都抱着献身教育事业、为国家为社会培育人才的志愿，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不避艰苦，不计报酬。 初期学校经济困难，黄想尽办法请亲友捐助，甚至自己自编自制钉装成“画报”，供同学们阅读。黄和全校教职员工，以“忠诚勇敢，勤劳朴素”为校训，对学生言传身教，取得一定的成效，使濠江中学在社会上奠定较好的基础。[3] 同年，黄与华南工委接上组织关系，被任为“南委”秘书长，同年底调任五县（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东莞）特支书记；1936年任博罗县特派员。期间，经组织同意，他利用黄仲榆当博罗县长关系，当上博罗县一个区区长。在任期间，黄组织百多人的“义勇警察队”，为象头山、罗浮山一带建立武装根据地做好准备。 1938年，黄担任中共博罗县委会书记。同年底，他赴香港治病，与难友李少石、于益之相会，李少石、于益之建议调黄到八路军驻香港情报组工作，并以澳门濠江中学为联络站，开展统战策反工作。1949年8月中山解放前夕，黄先后策反中山县联防大队长黄森、广东保安一师、东江护路总队起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中山先后任石岐镇副镇长、石岐市副市长、中共石岐市委常委、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1957年，黄调广东省政协秘书处任副处长；不久调任省参事室、省文史馆办公室副主任；1959年任暨南大学办公室主任和总务处副处长。[4] 1965年，暨南大学在广西筹办后方三线建校工作，黄接受了更艰巨的任务，任劳任怨。 “文革”期间，黄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汉奸”、“国民党残渣余孽”，扣上五顶大帽子；威迫他诬陷周总理；将他关进牛栏，扣发工资，受尽抄家、毒打、殴斗、游街等凌辱、折磨、摧残；但他始终没有屈服，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不低头，充分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1980年，黄身患高血压、哮喘、心肌炎等多种顽症，忍痛离开暨南大学回到澳门治病，但他念念不忘暨大的事业发展，积极呼吁在澳门及中山的老战友、亲朋为暨大募集资金，实现培育侨生当四化建设栋梁的宏愿。他担任暨大校董会副秘书长，经常与留澳门的校董讨论暨大发展的计划，提出积极的建议。[1] 1982年6月，黄因体弱病重不幸逝世，终年76岁。 黄健与杜岚（1912-2013）生育四子二女，都服务于社会。杜岚辛勤服务濠江中学，刻苦自励，辛勤育人，造就许多良才，许多学生服务社会，卓有成就；获得澳门政府总督颁赠劳绩勋章。[5] [1]《黄健》，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6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392。 [2]中共中山市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山英烈》（第一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第53-57页。 [3]杨荫清：《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岚》，载《中山文史》（第22辑），中山：中山政协，1991，第85-88页。 [4]《黄健同志革命的一生》，载“中山网＂，2008年10月11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06/03/02/546550.shtml。 [5]《澳门濠江学校名誉校长杜岚辞世享年101岁》，载“新华网＂，2013年6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9/c_115215265.htm。

陈孔屏，字昆耕，香山南朗山门（今属中山市南朗镇山门村）人。[1]烈士。 陈孔屏家中有些钱，成为三合会头子，组织本地人入会。入会时，斩鸡头，滴血入册。三合会有时开大会，点起火把，声势很大，共有会员近千人。当时，他与孙中山、陆皓东等三合会人来往较多，经常出入澳门。[2] 清光绪十九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即1893年9月26日，《镜海丛报》刊登了一则“声明告白”：“启者，本医生晋省有事，所有中西药局事务，统交陈孔屏兄代理一切，出入银两揭借汇兑等件陈孔屏兄签名即算为实，别无异言。光绪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孙逸仙谨启。” 从1892年9月孙中山受聘镜湖医院起，到这则“声明告白”发表之日，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整整一年时间。孙中山被澳葡当局排挤而遗憾地离开澳门，转至广州设立“东西药局”，但他在澳门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并打下了革命基础。 “声明告白”揭示：孙中山在中西药局开诊医病后，络绎不绝。但医局里所请的职员，未必是人人尽都忠实。其中更有人冒名揭借银两；或是赊借货物，以致东窗事发，被孙中山知晓，不得不登报，以此制止不法之事的蔓延，免致一发不可收拾，后患无穷。可见，两人情谊非同一般。 1895年，陈孔屏在翠亨响应孙中山、陆皓东号召，响应广州起义。[1][3] 后来，山门村龙舟地有个甘木交得了一个五品官，听说三合会是反光绪皇帝的，要回来捉拿三合会人。兰溪村甘灶安（以前在大祠堂村住的）因经常在孔屏家中吃饭，对他家情况非常熟悉。甘木交串通、收买甘灶安做内线，去捉陈孔屏。当时半夜，陈昆耕（孔屏）家中被包围，他无路可走，逃下井中，被人捉去坐牢，折磨至死。 1912年3月5日，孙中山在《追悼粤中倡义死事诸烈士通告》中提到陈孔屏烈士，通告说“殆因缘被难，株累重牢，若杨烈蓬（衢）云、郑烈弼臣、陈烈孔屏，泊辛丑役之梁烈慕义、洪烈全福诸贤，暨所有名不具详之诸志士者，成负知觉之先，耆义如饴，真岭海之芳丞民哉！” 约1937年，中山县政府出资将陈孔屏厚葬，其坟墓原在今翠亨宾馆一带，80年代因修宾馆被迁移到犁头尖山地区。[2] [1].《陈孔屏》，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2年3月10日，http://www.sunyat-sen.org:1980/b5/192.168.0.100/sun/showxgrw.php?id=369。 [2].邹佩丛：《孙中山家世研究与辨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547-548页。 [3].孙重贵：《孙中山与香港澳门的不解之缘》，载《贵州政协报》网，2012年11月12日，http://www.gzzxb.com/pages/news.aspx?id=%CD%B3%D5%BD%D5%FE%D0%AD46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