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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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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瑩,字兆仁,號玉生,廣東南海捕屬(今屬廣州市)人。嶺南文獻家、編書家和駢文家、詩人。 譚自少聰穎,喜作詩賦,12歲作《雞冠花賦》、《看桃花詩》,縣中耆宿驚贊為“後來之秀”。適值兩廣總督阮元督粵,遊越秀山寺,見到譚的題壁詩文,讚賞有加,一時傳為佳話。譚以縣考首選榜入學。 清道光初年,阮元在廣州越秀山創立學海堂,明言不教八股,專以經史考據課士,兼及詩賦,實際上是以講求實學之風氣,扭轉廣東文壇學術浮誇之弊。當時能躋身學海堂者,如陳澧、朱次琦、曾釗、陳蘭修、譚等十多個優秀學生,幾乎囊括當時嶺南士子的精英。 學海堂從另一角度說是嶺南最高學府的研究生院,成就斐然。譚在學海堂常受阮元讚譽,所作《蒲澗修禊序》、《嶺南荔枝詞》尤為欣賞。學官歎其“粵東固多俊才”、“此手合推第一”,文譽日隆。同時,譚以優行生(學行兼優的生員)入貢,院試名列前茅。文章憎命達。 儘管譚在學界傲視同儕,但他對功名有心而不迫切,導致鄉試屢遭失敗,20多年無緣科舉;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舉人,又因策問觸及時諱,降為榜末,險些失去。 譚赴京會試,名落孫山,從此無意科場,安居教職。他先後任肇慶府學教授、博羅院學教諭、嘉應州學和化州州學訓導、瓊州府學教授(未赴任)等職,後來,他充任粵秀、粵華、端溪等書院院監,數十年培育嶺南人才,誨人不倦。 譚一生為豐富嶺南文庫作出重大的貢獻。他和伍崇曜的合作,博採和整理海內罕見古籍,鉤沉佚著,刊播地方文獻,匯刻成叢,在嶺南文化大地和文獻之園無聲播種,裨益後代,青史留名。 兩人合作半生,所刻的書有《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楚庭耆舊遺詩》、《粵雅堂叢書》等。署名是伍崇曜,實際上由選題、選材和編纂的工作,從訪求、收集、研讀、鑒別,並加以校勘、審定和編排之統籌,直至叢書的序言和叢書所收各書的尾跋,都離不開譚的汗水和心血。 《粵雅堂叢書》是譚和伍崇曜合作最大型又最有影響的一部叢書。此書從道光三十年(1850)開始付刻,經咸豐、同治,直至光緒元年(1875)為止,歷時25年,前後出正、續、三編,共30集,收書208種、1289卷,是清代後期一部大型私刻綜合性叢書。 譚在審輯此書時,顯示出他作為國內有數的文獻家和編書大家的氣魄和特色。 一是收入《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之逸書,如《寶刻類編》、《帝苑》。 二是收入《四庫全書》編後嘉慶年間,阮元進呈,而《四庫全書》未收之書。如《爾雅新義》、《九國志》。 三是收入日本學者林述齋所輯《佚存叢書》一部分之書:如《文館詞林》,是繼《文選》後最早的詩文總集,共1000卷。此書早於北宋亡佚,日本學者發現殘卷後,中土驚為秘笈。雖殘頁斷簡,彌足珍貴。 四是收錄四庫未收之書和其他叢書少收之書,如《虎鈐經》和《四書逸箋》等,大都極為罕見。 五是收入道光前後之近人有價值而又未刻之書,如錢大紹《類經》、全望祖《漢書地理志稽疑》等。《粵雅堂叢書》凡跋尾二百餘篇,其體例統一,又極有章法;徵引廣博,審考精詳;非廣攬群書、精思博見、洞識卓穎者不能為。 期間,譚受到當時學界和學術之尊阮元的高度稱讚,是對我國自漢劉向、劉歆所校訂古籍方法的繼承和改進。譚在書後跋語中,先概述作者生平和學術造詣,再分析內容,撮其要旨,評得失;又注重辯證學術,考核源流,甚得《四庫全書》紀氏之味。學術上,對《四庫提要》多所補正、駁正和補充,又為紀氏所不及。 譚編纂的《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及其他叢書序文,很有特色,其語體和語言風格充分地體現作者“尤工駢體文”、喜儷體和句式工整對稱的特點。每種書後所附跋語,介紹作者生平、書籍來源、版本情況和校勘情況,十分詳細。其學識之廣博,功力之深厚和見解之卓越。《嶺南遺書》計收75種,其書之序跋,譚之名雖隱,但功不可沒。 《粵十三家集》是輯者用心收錄,或借或抄或買,共得嶺南十三家詩文集,包括有宋代李昴英、趙必豫、區仕衡;明代李時行、黎民表、區大相、陳子壯、黎遂球、陳子升;清代方殿元、梁綱蘭、王隼、易宏,都是在粵詩家有一定影響的代表。 清同治十年(1871),譚在廣州去世,終年71歲。 譚瑩著有《樂志堂詩集》12卷、《樂志堂文集》18卷(約1861年出版)。有部分文章收入《學海堂叢刻》,題為《樂志堂文略》(四卷);晚年時著有《續國朝駢文正宗》一卷(未完)。 譚瑩次子譚宗浚(1846-1888),字敘裕,後改懋安,進士,有文名,選為學海堂堂監。譚宗浚有父之風,創藏書齋“希古堂”;所繼承其父的藏書,後增至八萬餘卷,一度總數達到12萬卷;著有《希古堂文集》。[1] 譚瑩到過澳門遊歷,並作七律詩一首: 《澳門人饋青洲蟹》[2][3] 島中珍味冠熊魚,一例無腸企不如。[4]風雪估帆天氣換,烽煙蠻榼世緣疎。 誰堪出將徵佳兆,人笑居夷乏遠書。聞說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饗武陵漁。[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政協:《佛山歷史人物錄》(第一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第149-154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52頁。 [3]黃德鴻:《澳門掌故》,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第265頁。 [4]譚瑩把“無腸公仔”比作珍味,甚至連熊魚也不及。但在從未嚐過此等珍味的人來說,確實是少有的滋味。因為此種黃油膏蟹只有在鹹淡水交雜的海岸邊才能生養。 [5]這首詩作於清咸豐四年(1854)冬。在此之前,詩人曾到澳門,一嚐青洲蟹的美味。此時在羊城接到澳門友人饋送的青洲蟹,遂有此詩之作。詩中“烽煙”、“避兵”及“武陵漁”等,與當時粵中紅巾軍之役有關。
譚瑩,1800-1871
阮元,字伯元,號芸台,賜諡文達,江蘇儀徵(今江蘇省儀徵市)人。進士、清代著名學者。 阮元是清乾隆年間進士,官至湖廣、兩廣、雲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在史館倡修《儒林傳》,在杭州設詁經精舍,在廣州創立學海堂。 阮元提倡樸學,精研經籍,學識廣博;羅致學者,從事編書刊印工作;主編《經籍撰詁》,校刊《十三經注疏》,匯刻《皇清經解》;由經籍訓詁,求證於古代吉金、石刻,並擴大到天文、曆算、地理,成為研究我國歷代天文學家、數學家和古文字學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他的論文重文筆之辨,以用韻對偶者為文,無韻散行者為筆,為文提倡駢偶;著有《研經室集》58卷、《研經室詩錄》5卷。 1849年,阮元去世,終年85歲。[1] 歷代方志中,清嘉慶、道光年間阮元主修的《廣東通志》是學術界公認的具有較高品質的一部,歷來備受史志專家所重視。從《阮通志》編纂的時代背景、他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學術功底及其居中的領導作用、修志班底的構成及其主要成員的學術素養等方面看,其修志在主客觀兩方面都具備許多有利條件。 從修志過程中發生的在清代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江、方之爭考察,《阮通志》優長之處與特點很明顯:全志體例架構既全面又十分完善;編纂選材相當廣泛,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編纂手法方面採用“大字正文,小字箋案”,既較好地追本溯源,又完整地表述事物的演化;全書具有鮮明的從專注考據轉向“經世致用”的時代特徵,反映在具體內容上,是對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都極為關注,並給予充分的闡述;對於歷來方志普遍存在的誇飾攀附流弊則力加警戒,凡辨正與存疑都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並以全域觀念克服以偏概全的地方偏見等。 阮元通過修志培育人才、為振興廣東文化教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2] 1821年至鴉片戰爭前,伶仃洋鴉片走私中心的形成,澳門鴉片貿易走向低谷。澳門與黃埔的鴉片走私越演越烈,引起兩廣總督阮元的關注。 1820年4月5日,阮元和粵海關監督阿爾邦阿聯名頒佈“嚴禁販賣鴉片”的示諭。1821年,阮元採取果斷措施,首先法辦澳門屯戶葉恆澍;接著懲罰庇護隱瞞外船夾帶鴉片的廣州行商之首伍敦元,摘掉他的三品頂戴。他派遣一名官吏做暗探,監視海關收稅的哨艇,在緝拿之中,該官吏用刀砍傷了一兩個走私販子,令往日那些肆無忌憚的煙販有所收斂。同年11月,清朝廷宣佈驅逐泊在黃埔的躉船,同時封鎖澳門。 澳門和黃埔的鴉片走私受到這一連串打擊後,“夷商”無處存儲鴉片,相率轉赴伶仃洋。道光元年後,伶仃洋鴉片走私中心開始形成。[3] [1]王烈夫:《元明清詩詞名作注解析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第148頁。 [2]顏廣文等:《論阮元與〈廣東通志〉的編纂》,載“中華文史網",2007年10月16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s/2004-12-20/25776.shtml。 [3]《澳門的鴉片貿易》,載“文化共享網",2007年11月21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604/view?searchterm=None。
阮元,1764-1849
羅天尺,字履先,號石湖,又號百藥居士,生於廣東順德大良(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大良鎮)一個書香之家。清代著名詩人和學者、“惠門八子”及“鳳城五子”之一。[2] 祖父羅孫耀是一位正直的文士,與陳恭尹、梁璉、彭睿壦等交往密切,組織石湖詩社,馳名遠近州府。[2]父親羅世舉是1693年副貢生,家道中落,卻堅守家中園亭花木,力勸其弟勿變賣。他性格傲岸,亦不通權貴,晚號棱崖居士;著有《驅饑集》。 天尺幼承家學,聰明穎悟,博學多識,尤長於詩;1736年考中舉人,早年參加科舉考試不中。1721年,他與何夢瑤、蘇珥、勞孝輿等同為學政惠士奇所賞,成為補諸生,當時有“惠門八子”之名。他又與余錫純、陳份、嚴大昌、梁麟生合稱“鳳城五子”。 1730年,魯曾煜總纂《廣東通志》,天尺與勞孝輿同任分纂,撰擬諸稿,多所採取;因資望未深,頗招謗議,相繼辭職,所以《廣東通志》完成時不得列名。 天尺回鄉授徒。中舉後一上公車,他就奉母居於順德城北門外石湖故里,杜門著述;著有《五山志林》、《癭暈山房詩鈔》、《文鈔》。晚年時候,他自定其詩為《癭暈山房詩刪》。其詩以學宋詩入手,故骨力特重。歌行長篇跌宕不羈,其餘諸體亦高雅超脫。 他與張汝霖交情甚篤,張汝霖於1749年冬偕香山李卓揆冒雨相訪於石湖草堂,作《二羅行》相贈,詩末云:“安能君似羅山長作主,我侶浮山海中寓。萬里長風海上來,浮山忽與羅山遇。天俾李子作鐵橋,兩山終古吹不去。”(《五山志林‧談藝》)。次年春,天尺到廣州禺山寓齋探訪張汝霖,與粵秀書院山長郭植談詩,好事者為繪《三子論詩圖》。 天尺一生體弱多病,17歲時因心悸而輟學,長年服藥,因此自號“百藥居士”。他清心寡欲,調養有方,活得長壽;[3]1766年去世,終年80歲。 現錄羅天尺的詩兩首:[2] 《題澳門圖》 澳口東風未易尋,蓮莖關外大洋深。誰當海不揚波日,寫出人來歸市心? 魚撼腥風疑島動,蜃浮樓氣入春陰。天邊不用乘槎去,酒後青山畫裡吟。[4] 《送家漱公遊澳門》 壯遊誰不羨,十字列成門。地勢中華盡,濤聲海市喧。 花錢唐壻重,蠻律法王尊。亦足覘風化,輶軒好細論。[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市政協文教體衛委員會:《佛山歷史人物錄》(第2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第64-67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10-113頁。 [3]張解民、葉春生等:《順德歷史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146-148頁。 [4]這首詩約作於1721年。清代的《澳門圖》不止一幅,題詠之作頗多。這首詩為《澳門圖》題詠中較早的一首。頷聯寫出封建社會的“盛世”中國人的自豪感和自大心,出自布衣之士之口而更具有時代色彩。 [5]這首詩大約作於1748年。
羅天尺,1686-1766
美國第一位來華牧師,也是美國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第一人。1801年4月22日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12歲洗禮。1826年畢業於安姆赫特學校,隨後入安道華神學院就讀。1829年10月受美國公理會派遣赴中國。1830年3月22日抵達澳門,受到馬禮遜接待。由於裨治文專向中國人傳教,故先要學習華文,並得梁發協助其工作。1830年裨治文與馬禮遜、雅裨理等人發起組織廣州基督教徒聯會,主要宗旨是聯絡西國教徒;設立資料庫、圖書館;出版華文聖經教本。隨後參加益智會、馬禮遜教育協會、醫藥傳道會的工作。1832年創辦英文《中國叢報》(又譯《澳門月報》、《中國文庫》),先後在廣州、澳門出版。該報是鴉片戰爭前後外國人在華創立的重要刊物。初由馬禮遜倡議,美商奧利芬特負責在紐約進行印刷器機設備的籌募。裨治文辦報態認真、立論較持平,以大量文字記錄了鴉片戰爭前後重大事件及背景。1843年11月,任英商馬地臣創辦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秘書。1839年2月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容閎曾在該學堂學習六年。同年6月15日應欽差大臣林則徐之邀,到虎門觀察銷煙。1843年出席香港傳教士商討重譯《聖經》會議。1844年2月,美國使團到達香港,裨治文充當顧盛的翻譯和秘書。1845年參加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53年任上海公理會牧師。1856年在上海外僑組成的學術團體一上海文理學會任會長。1857年促成皇家亞洲協會華北分會成立,被選為主席。1858年為簽訂《中美天津條約》而出謀策劃。他於1841年在澳門出版《廣東方言撮要》,此書有助歐美人士學習中國語文,更可從學習中認識中國文化。1861年11月12日在上海去世。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
天主教傳教士。葡萄牙埃武臘(Évora)人。1767-1770年間在埃武臘大學學習。1769年入聖方濟各教會一教派。1773年12月2日在里斯本正式入會。1779年獲科英布拉大學數學博士學位。1782年被選為北京主教。1783年2月7日在里斯本郊區一修道院中領主教神品。1783年4月離里斯本東來。1784年7月28日入澳。1785年11月8日抵達北京。葡女王唐娜‧瑪麗婭一世(D. Maria)遴選湯氏出任北京主教時向其下達宗教、政治雙重任務。前者為緩解因1780年意大利神甫若昂‧達馬塞諾‧薩魯斯蒂(D. João Damasceno Salusti)被祝聖為北京主教而引發的葡萄牙王室與梵蒂岡的矛盾,但堅持葡萄牙王室的東方保教權。後者則為結束中國當局對澳門的壓制,尤其《張汝霖制夷十二條》所規定的嚴厲管束。為此,海事及海外國務秘書卡斯特羅(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於1783年4月4日為統治澳門的葡印總督F. G. 索札(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下達了41條詳細的指令,令其為湯士選入華作好準備。除此正式的指令外,尚有一題為《在果阿應為北京主教提供的指令的札記及消息》的備忘錄,其內容更加細緻。葡印總督接卡斯特羅指令後,亦起草一指令並於1784年4月7日正式下達。同時責成澳門議事會為湯士選執行政治任務準備材料。湯士選抵達澳門後,議事會於1784年9月12日又為他提供了一份由19條組成的指令。雖然接受了上述指令,湯氏的北京主教身份在華從未公開,他僅以數學家和天文家學的身份為清廷服務,自然無法執行那些為他下達的指令。1808年7月6日卒於北京南堂,享年57歲。賜葬柵欄教堂。
湯士選(Alexandre de Gouveia),1751-1808
第一位來華傳教的基督教士。英國人。生於莫佩斯。1804年加入倫敦傳道會。1807年1月封為牧師,旋被選派到中國。9月4日到達澳門,9月8日至廣州,後在澳門長期居住,秘密活動和傳教。在東印度公司庇護下充當公司翻譯員,使當地政府、天主會未能發現他的真正身份。1813年,翻譯出版《聖經》第一個中譯本。1814年,秘密吸收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工人蔡高入教,並為他洗禮(蔡高是中國第一個基督徒)。1815年編寫出版英文版《漢語語法》。1816年,吸收梁發等人入教,並封授梁發牧師(梁發是第一個中國牧師)。後與米憐(William Milre,1785-1822)合編出版巨著《華英字典》(6冊,4595頁);1818年與米憐在馬六甲創辦華人學校──英華書院(1843年遷往香港)。1820年,協助東印度公司李文斯敦醫生在澳門開設診所,兼有中醫,實施贈醫施葯。1824年回國,設辦東方語言學校,還在家中開辦女子中文研究班。1826年5月重返中國,把家安在澳門。1927年,協助英人馬地臣創辦中國第一份英文報紙《廣州紀錄報》(1839年改名《澳門雜錄》,1843年改稱《香港雜錄》),並任副主編;協助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在澳門開辦眼科診所。1834年,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的秘書兼翻譯。1834年8月1日病逝,葬於澳門馬禮遜墓園。為紀念他,1835年在澳門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馬禮遜教育會,1839年該會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前身是1831年設立的馬禮遜書塾)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
清代軍政大臣。字元撫、少穆、石麟,晚號俟村老人。福建候官(今福州市閩候)人。嘉慶朝進士,曾與龔自珍、黃爵滋、魏源等提倡經世致用之學。1831年任河東河道總督時曾修治黃河下游,1832年任江蘇巡撫,又興修白茆河、瀏河等水利。1838年(道光十八年)任湖廣總督時,嚴禁鴉片,成效卓著,是主張禁煙的代表人物。同年受道光皇帝之命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輸入,次年到廣東。為瞭解西方國家情況,派人翻譯外文書報,編成《四洲誌》。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協力查禁鴉片,嚴令英美煙販繳出鴉片237萬斤,在虎門當眾銷毀,並積極加強海防,倡辦民團,多次擊退英軍武裝挑釁。他認為,廣東中路的要口,“虎門為最,次即澳門”,在澳葡人“兵單力薄”,因此增派軍隊對澳門水陸加倍嚴防,並親自到澳門巡視。林則徐抵抗外國侵略的壯舉,激發了澳門同胞的愛國精神。1840年1月任兩廣總督。鴉片戰爭爆發後,他嚴密設防,使英軍在廣東無法得逞。因受主張投降的官員誣陷,被革職。次年被派赴浙江籌劃海防,不久發往新疆充軍。1842年抵伊犁,曾在新疆興修水利,開墾屯田。1845年起用為陝西巡撫,擢雲貴總督,因病辭職回籍。1850年起用為欽差大臣,前往廣西鎮壓農民起義,在潮州途中病逝。著有《林文忠公政書》等。
林則徐,1785-1850
字芸墅。安徽宣城人。清乾隆初年由拔貢生保舉知縣事,先後在廣東任河源、香山、陽春等地知縣。乾隆十一年(1746)權澳門同知事,兩年後實授澳門同知。在任內,曾報請查封唐人廟。1748年發生葡萄牙士兵在澳門殺死華人李廷富、簡亞二一案,葡人駐澳兵頭若些拒不肯向中國交出凶犯,他反覆與之交涉,最後終獲解決。又與香山知縣暴煜制《澳夷善後事宜條議》12條勒石刊佈,重申中國在澳門的行政司法主權。但朝廷對該案處理結果不滿,被降職去任。遂返鄉隱居,不復為官。他平生好文,著作除與印光任合著《澳門紀略》外,還有《辛辛草》、《吳越吟》、《耳鳴集》等。
張汝霖,1709-1769
中國近代思想家、實業家、經濟學家。原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鶴山人,生於廣東香山雍陌鄉。少年時在澳門讀書,17歲到上海學商。此後20年左右,先後當過英商寶順洋行、太古洋行買辦,32歲任英商太古行輪船公司總理兼營棧房。後來受李鴻章委辦上海電報局,創辦機器織布局、造紙局等。39歲時由太古洋行轉入官督商辦的上海招商局為幫辦,並到南洋考察。他在1862年撰寫的《救時揭要》和1874年撰寫的《易言》中,除了宣傳他的改良思想外,還有《澳門豬仔論》、《澳門窩匪論》等揭露澳門時弊的篇章。從1886~1891年,洋務官僚利用織布局的虧欠對他進行迫害,從此賦閑居於澳門。現位於澳門下環街龍頭左巷10號的“鄭家大屋”,乃是鄭觀應協助父親興建的祖屋。當時,他貧病交加,杞憂忠憤,兩不能禁,抱着“勿為外人所侮”的願望,著成了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並把孫中山的《農功》等文章收入該書。這部以富強救國為主題的煌煌巨著在當時振聾發聵,風行全國,對維新變法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書於1894年完成。1906年,他因回家守制而長期留居澳門,在這一期間,他發表了很多關於鼓吹君主立憲的言論,並於1907年編輯、整理了他的文集《盛世危言後編》。其故居鄭家大屋是澳門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歷史建築群12個古建之一。
鄭觀應,1842-1922
盧文起,字深潮,號斗韓,別字瀚星,香山縣上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上柵村)人。進士、縣令。 文起自小聰明過人,當時得到知學使惠士奇的賞識,用心栽培他。他不負所望,補諸生第一。清乾隆三年(1738),文起考中舉人;乾隆十三年(1748)上京會考,榮登戊辰科進士。當時,他的恩師惠士奇罷官回歸吳地,因生活貧困而變賣房屋。文起獲悉後,聯同其他同學捐贈600兩,為恩師將房產“紅豆齋”贖回。此事四方傳為美談。 文起先後擔任湖南臨湘縣令、貴州仁懷縣令。仁懷當地偏僻貧窮,苛捐雜稅十分沉重。到任後,他減免貧民稅收,改善人民的生活。當地文化落後,許多人不識字。他燒錄詩文,興辦教育;秉公執法,磊落辦事,深受仁懷民眾的愛戴和擁護。[1] 某日,某婦人夥同姦夫殺死親夫,將屍體投入山洞中。文起派官兵搜尋數月,找到死者未變質的屍體。杵作按照慣例,需要拆解屍體檢驗。文起加以制止,說死者的傷痕清晰可見,為甚麼還要拆解屍體呢?他有甚麼罪呢?於是,文起請示撫軍,說貴州山高土厚,凡屍體不易變質且能夠檢驗的,一概不要剖屍檢驗。撫軍表揚他,並採納他的建議。[2] 文起深得民心,老百姓把他當成自己的再生父母。仁懷民眾自發組織起來,為他建造一座遺愛祠,表彰他的功績。後來,文起因病,回到廣東韶州府(今韶關市)從事教學工作。 清乾隆十四年(1749),文起回到香山,與兄長盧文興一起大力支持家鄉建設,倡議集資建橋,帶領村民興建官涌橋,橋長14丈,寬5尺,方便村民出入,免除他們長途跋涉之苦。 蓮峰廟是澳門華人求神拜佛和集議商事的公共場所。清雍正元年(1723)蓮峰廟進行大規模擴建,命名為“慈護宮”。乾隆十七年(1752),文起擔任清廷戶部侍郎,積極聯同香山縣事等,捐資修建廟內觀音殿,他所撰《重修觀音殿碑記‧觀音大士殿宇記》記載“其中基址廣延,肇造宏麗,惟蓮峰慈護一宮,直並象教鷲嶺。其前為天后殿,其後為觀音殿,建自雍正元年,迄今三十餘載矣。[3]” 乾隆五十七年(1792),文起去世,終年89歲。 盧文起博學多才,著有《四書纂要》十卷、《易經講義》五卷、《周易纂要》五卷、《湖連鄉志》、《四書講義》等書。 現今中山市沙溪鎮濠涌村前有一座雲亭峰,北面就是金鼓山。當年,盧文起以一首《金鼓朝陽》詩贊曰:[4] 一聲金鼓半峰丹,麗日崢嶸復旦看。鏜答應天暄負早,離暉出地曙光團。 花呈錦繡籠煙瑞,澗繞春陽煦穀寒。靜傳雲亭濠上望,咸池焜耀舞蛟鸞。 [1]香洲區唐家灣鎮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唐家灣鎮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第382頁。 [2]盧文起:《香山縣鄉土志》(卷四‧耆舊錄)。 [3]岡虎:《澳門蓮峰廟始建時期探微》,載《五邑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第29頁。 [4]《“香山八景”始於元代》,載“中山文化資訊網",2006年11月16日,http://www.wh3351.com/rwzs/whcs/cscontent.php?bc_id=91。
盧文起,1703-1792
魏源,原名魏遠達,字默深,生於湖南邵陽縣一都金潭(今湖南省隆回縣司門前鎮學堂灣村)。進士、著名經學家、政治家。 先祖原是江西省太和縣人,明朝初年遷徙到邵陽金潭定居。 魏源出身於中小地主官僚家庭,15歲中秀才;21歲時隨父至京師,從劉逢祿治公羊學,並與龔自珍、林則徐結識,共同研究學問,談論時政。1828年,他考中舉人,之後屢試不第,1844年榮登進士。他以知州分發江蘇,歷任東台、興比縣知事,1850年任高郵州知州;1853年組織地主武裝團練,準備抵抗太天平國農民軍。因耽誤驛事,他被清政府革職。不久恢復官職。 晚年時候,魏源在家潛心研究佛學,法名承貫,輯有《淨土四經》。 1857年,魏源在杭州東園僧舍病逝,終年63歲。葬於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魏源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海國圖志》、《聖武記》、《古微堂內外集》、《古微堂詩集》、《古微堂集》、《元史新編》、《老子本義》、《詩古微》、《書古微》等數十種,其中《海國圖志》、《聖武記》最著名,影響最深遠。 1841年,魏源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府,直接參與抗英戰爭,並在前線親自審訊俘虜。後見清政府和戰不定,投降派昏庸誤國,憤而辭官,立志著述。1842年完成《聖武記》,敘述清初到道光年間的軍事歷史及軍事制度。在文中提出“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贏,令不行於境內之謂贏。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不材,則國禎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的人才論觀點。 魏源依據林則徐所輯的西方史地資料《四州志》,參以歷代史志、明以來《島志》及當時夷圖夷語編成《海國圖志》50卷,後經修訂、增補,1852年成為百卷本。它囊括世界地理、歷史、政制、經濟、宗教、曆法、文化、物產,對強國禦侮、匡正時弊,振興國脈之路作了探索;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觀點,主張學習西方製造戰艦、火械等先進技術和選兵、練兵、養兵之法,改革中國軍隊。 為了捍衛中國的獨立自主,他號召“以甲兵止甲兵”,相信中國人能戰勝外國侵略者。他告誡人們在“英吉利蠶食東南”之時,勿忘“鄂(俄)羅斯併吞西北之野心”。他提倡創辦民用工業,允許私人設立廠局,自行製造與銷售輪船、火器等,使國家富強。他主張革新,要求“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 他並在《默觚》中發揮“變古越盡,便民越甚”和“及之而後知,屨之而後艱”的主張,實為近代中國改良思想的前驅。對清王朝長期昧於世界大事,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封關鎖國的閉關政策和媚外求和的路線予以犀利的批判。 1851年,魏源授高郵知州,公餘整理著述,1853年完成《元史新編》。後來,他以“遲誤驛報”、“玩視軍機”革職,不久復職,他以年逾六旬、世亂多故而辭去。 魏源是一個著名的經學家和政治家、清代的進步思想家。他在浙江參加鴉片戰爭;提倡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復古,主張變法和建立近代化工業。編著的《海國圖志》對當時瞭解外國情況,具有很大價值,被人們認為“奇書”。[1] 1848年,魏源用了半年時間,行程八千里,遊遍東南半壁河山,遠至嶺南、澳門、香港,留下了詩篇。 魏源抵澳門後,應好客的“葡萄亞國人”委理多之邀,到他家花園做客。只見亭台樓閣,怪石古木,珍禽異鳥,多為海外種。委理多請魏源登上花園內的小樓,魏源看見室內擺放著一架洋琴,有半張茶几大小,琴上架以銅絲。魏源請主人撥奏給他欣賞,委理多不擅,但入室請出妻子代為演奏。只見女主人按照琴譜,手足應節,洋琴音調和諧,極其妍妙,與禽鳥的啾啾聲、海濤的嘩嘩聲,隱隱應和。演奏罷,委理多又領來兩個孩子相見,都不到十歲,冰肌雪膚,瞳剪秋水,魏源在中原從未見過。委理多知道魏源能詩,請求留句。於是,魏源作《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喃喃誦之。委理多聽後大喜,回贈洋畫送別。 《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2] 澳門自明中葉為西洋市埠,園亭樓閣,如遊海外。怪石古木,珍禽上下,多海外種。其樊禽之所,網其上以銅絲,縱橫十丈,高五丈,其中池沼樹木,飛浴啄息,空曠自如,忘其在樊也。園主人曰委理多,葡萄亞國人。好客,延登其樓,有洋琴如半几,架以銅絲。請其鼓,則辭不能。俄入內,出其室[3],按譜鼓之,手足應節,音調妍妙,與禽聲海濤聲隱隱應和。鼓罷,復出其二子。長者九歲,仌肌雪膚[4],瞳翦秋水,中原未之見也。主人聞予能文,乞留數句。喃喃誦之,大喜,贈洋畫而別。 天風吹我大西洋,誰知西洋即在澳門之島南海旁。怪石磊磊木千章,園與海濤隔一牆。牆中禽作百蠻語,樓上人通百鳥語。鳥聲即作琴聲譜,自言傳自龍宮女。蟬翼纖羅發鬌鬖[5],廿弦能作千聲彈。初如細雨吹雲間,寫出天風海浪寒。故將兒女幽囪態[6],似訴去國萬里關山難。倏然風利帆歸島,鳥唬花放檣聲浩。觸碎珊瑚拉瑟聲,龍王亂撤珍珠寶。有時變節非絲竹,忽又無聲任剝啄。雨雨風風海上來,蕭蕭落落鐙前簇。[7]突並千聲歸一聲,關山一雁寥天獨。萬籟無聲海不波,銀河轉上西南屋。烏乎,誰言隔海九萬里,同此海天雲月耳。[8]膝前況立雙童子,一雙瞳子翦秋水。我昔夢蓬萊,有人長似爾。[9]鞭騎麼鳳如竹馬[10],桃花一別三千紀。[11]烏乎,人生幾度三千紀,海風吹人人老矣![12] [1]夏劍欽、熊焰:《魏源研究著作述要》,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9,第1-33頁。 [2]黃雨:《歷代名人入粵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第445-446頁。 [3]出其室:請出他的妻子來。 [4]仌:“冰”的古字。 [5]鬌鬖:低垂。 [6]幽囪(聰):嫺靜聰明。 [7]鐙前簇:箭落馬前。 [8]耳:語助詞。 [9]爾:你。以上二句比他為仙童。 [10]麼鳳:鳥名。一名桐花鳳。此處指仙鳳。 [11]桃花:指天上蟠桃花。《武帝內傳》載:“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以上二句,意謂自從夢裡見他,別後至今已三千年。 [12]作者想像豐富,寫琴聲可與《琵琶行》媲美;結束處尤為奇妙,使人有天馬行空之感。
魏源,1794-1857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2月8日─1778年1月27日)本年,望廈村趙元輅參加鄉試中丁酉科第18名舉人。趙元輅,字任臣,號九衢。生於乾隆四年(1739)十二月初八日,為澳門望廈村趙氏家族第25代,賦性剛篤嚴毅,以培正性養正氣為主,故常有浩然剛大之氣,見之者皆謂其有嚴嚴氣象雲。生平讀書刻苦,事每呈孝。善詩文,有《自警日記》及《觀我集》。《趙書澤堂家譜》之《浦江趙氏家譜》,第46—47頁。
望廈村趙元輅參加鄉試中丁酉科第18名舉人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紹興,生於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同盟會會員、中國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參與發起創辦廣州時敏學堂,1901年東渡日本留學。1912年初,他從北京回到廣州,在廣東都督府任參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務;經廣東都督胡漢民和鍾榮光介紹加入同盟會,同年加入國民黨。當時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改辦為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他出任該校校長並兼黃埔海軍學校教官;1913年因母親辭世離任,後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縣立師範學校校長;1917-1923年復任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1921年,曾澄擔任廣州市第一屆參議員、廣東教育學會會長、廣東大學教育長、廣州市教育局局長及廣州華僑教育後援會主席。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他回到廣州,擔任廣東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任廣州大學校長、國民大學董事長、國立法官學校教授及中央銀行董事等職。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擔任國立中山大學代理校長(學校設在粵北坪石鎮),1945年春,日寇企圖打通粵漢線,曾澄組織全校師生疏散到連縣、五華、興寧和梅縣等地,克服重重困難,堅持辦學。[2] 廣州淪陷後,廣州教忠學堂在澳門南灣設校,時任董事長曾澄兼代校長;另在郁南連灘設分校。抗戰勝利後,遷回文德路原校復課,學校有高中八個班、初中七個班。解放後,改為市立第十三中學。[3]在澳門期間,曾澄留下不少詩篇。 抗戰勝利後,曾澄歷任仲愷農業學校、執信女校和教忠中學等校校長,兼任國民大學、廣州大學特約教授、廣州大學董事長,並當選為廣州市參議會參議員兼駐會委員。 1949年廣州解放後,70歲的曾澄仍擔任廣州私立教忠中學(今廣州市十三中學)校長職務。1953年9月,廣州市文史館成立,他受聘為館員;1957年1月任副館長;1955年當選為廣州市政協委員;1956年當選為廣州市政協第一屆常務委員。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廣州病逝,終年78歲。[1] 金曾澄著有《澄宇齋詩存》、《視察報告書》、《三民主義問答》、《廣東教育史略》等文獻。廣州市國家檔案館收藏的金曾澄檔案資料,包括有關金曾澄簡介、人物傳、書法、《澄宇齋詩存》、圖片集及照片集等。[3] 現錄金曾澄的詩兩首:[2] 《遣懷‧香江陷敵返澳》 老去悲秋強自寬,一年生計一年難。衰顏日暮惟增病,粒米時荒莫勸餐。 魑魅噬人天意亂,豺狼當道客心寒。哀哀猿鶴長鳴夜,蠟燭成灰淚欲乾。 《除夕澳門》 濠江度歲卻前緣,寒夜懨懨客不眠。米貴尚慳黃麴酒,家貧何用壓囊錢? 霜添白髮真疑老,鏡攬衰顏枉自憐。爆竹無聲燈映寂,斜風細雨度殘年。 [1]曾紹洙:《教忠中學沿革》,載“廣州文史"網,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頁。 [3]《教育名家金曾澄》,載“中國廣州檔案網",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金曾澄,1879-1957
鄧爾雅,原名溥,後更名萬歲,字季雨,號爾疋、尒疋、寵恩,別署綠綺台主、風丁老人;齋堂為綠綺園、鄧齋;廣東東莞人,生於江西。[1]著名文字學大家、篆刻家。名儒鄧蓉鏡第四子。 爾雅是東莞鄧雲霄第十一世孫。鄧雲霄是1598年進士,以諫恆出湖廣左右參藩,為官行法嚴毅,為文淵浩宏碩,尤工詩律,著作等身,《紫雲樓詩稿》、《漱玉齋文集》、《詞曲竹林小記》、《筆記冷邸小言》等列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鄧雲霄、鄧逢京父子晚明時期,與同邑著名書畫家張穆、黃貞都以篆刻齊名。鄧逢京有五方印傳世,沉厚朴茂,饒有可人風致。 父親鄧蓉鏡於1864年考中舉人,1871年榮登進士,歷任丙子會試同考官,己卯(1879)順天鄉試同考官、文淵閣校理、國史館提調等官;後為江西督糧道、署理江西按察使,素有“鄧青天”美譽。三次誥授資政大夫,加二品銜花翎。1893年回鄉,後任廣州廣雅書院第三任山長(院長)。鄧蓉鏡亦精通篆刻,與篆刻大家黃士陵(牧甫)過從甚密,現存黃士陵為爾雅於1892年所刻“蓮裳翰墨”和後在廣雅書院時所刻的“花之君子”二印。 爾雅受到家風熏陶,耳濡目染,自小對六藝產生濃厚的興趣。當家庭教師為大他六歲的哥哥講授《文字蒙求》、《說文部首》等書時,爾雅饒有興趣地在旁邊當“旁聽生”,他自小略知六書體例。父親在家裡操刀刻章,他看得如癡如醉。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他卻在家裡玩弄石頭,捉力嬉戲,深得父親喜愛。家裡大量的藏書,成為他童年歲月的夥伴,關於篆印的書籍,他一一翻遍。他看完家裡書,就到書坊購買金石圖籍。當時這類書,都是點石影印出版,價格便宜,而古代圖書、印譜,甚為難得。他四處向戚友借閱,博覽群書。之後,他漸漸窺得篆刻的門徑、篆刻的要領,甚麼沖刀、切刀之法,甚麼陰陽、布白,小小年紀,他自己操刀如筆,八歲時開始篆刻的生涯,深得父執輩的讚賞。 爾雅專心研習黃士陵的印,自稱是黃士陵的“私塾弟子”,作品頗有師傳斬釘截鐵之風,方勁古拙之妙,但不為所囿,能入能出,不斷變化發展,逐漸形成自己的面目,印名聞名遐邇,蜚聲海外。 1899年,爾雅入讀廣雅書院。1905年偕妻及長子鄧小雅赴日學醫,後改學美術,1910年回國擔任小學教員;次年與潘達微等同辦《時報畫報》、《賞奇畫報》;1912年與黃節等創辦貞社廣州分社;1915年後,爾雅以書刻文章遊藝粵桂等地。 1910年,爾雅名列於《廣印人傳》;1911年在《時事畫報》上刊登潤例,開始了他鬻字、鬻印的生涯。他一生刻過的印無法準確統計,但當數以萬計。他培養一批廣東的篆刻名家,如余仲嘉、劉玉林、莫鐵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鄧祖傑於藝林中亦有印名。[2] 1922年,爾雅攜眷到了香港,在新界大埔築綠綺園居住;1926年,他與潘達微、黃般若組建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藝觀學會和南社書畫社;1928年擔任《非非畫報》編輯;1932年任中山大學顧問教授,後任第二軍軍長香翰屏的幕僚及中區綏靖公署委員;1936年與黃節組建南社廣東分社。1937年移居香港。1938年廣州淪陷,避兵島上,治印《不求聞達》。1940年香港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他擔任徵集組組長。日寇侵佔香港後,匿名隱居。抗戰勝利後,治印《幸民》、《歷劫不壞》等。[3] 晚年時期,爾雅喜歡參用六朝碑文字入印,人謂之“驅使銛筆,毛穎縱橫”。印章風格清麗恬淡,剛勁雋永;刀筆俱現,韻味清朗;還善於刻造像印。所刻的印章,只得形象而不知是何字,這是他篆刻的一種代表性創造。 在爾雅的影響下,一家人與篆刻結下了不解之緣。長子鄧橘,自幼聰穎嗜學,隨侍父親筆硯之餘,亦操刀習印,並隨父參加印學社團的活動。其印除得家法外,又參漢金意趣,疏密變化,至堪玩味,深得父執青睞,可惜早逝。次子鄧祖永、三子鄧祖潤、三女鄧復、五女鄧悅,皆能治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鄧橘,列名於印人傳中。爾雅的繼室葉奕,過門時文化程度不高,但在爾雅引導下,不時操刀治印,先是由爾雅把印文寫在石上,讓葉奕摹刻;久而久之,葉奕熟能生巧,從摹寫、布白、操刀,揮灑自如。[2]1954年10月6日,爾雅在香港病逝,終年70歲。 鄧爾雅著有《文字源流》、《鄧齋印譜》、《鄧齋筆記》、《藝觚草稿》、《藝》、《綠綺園詩集》、《集唐宋詩聯》、《聊齋索引》、《篆刻卮言》、《印雅》等書。[1] 鄧爾雅的外孫和外曾孫喜歡篆刻,只是業餘愛好,無繼承祖業之意。從鄧雲霄算起,篆刻之藝相傳15代,家風不失,難能可貴。鄧爾雅一生刻過多少印,實在無法統計。由東莞政協主編、榮寶齋出版的《鄧爾雅篆刻集》,收入鄧爾雅近2500方印。楷書印似俗實雅,古雅清朗,沖和自然,格調甚高。魚鳥蟲書入印,線條暢達宛轉,盤曲遊動,方寸之間,艷而不妖。佛像印造型簡約洗練,線條圓潔厚潤。金石味中透出強烈的裝飾美,別具韻味。[2] 鄧爾雅到港澳授徒,在澳門留下不少寶貴的文化遺產,多幅作品為澳門博物館收藏。2008年12月,澳門行隱畫藝學會主辦的“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盧園春草堂舉行。展出20世紀40-50年代旅居澳門的畫家鄧爾雅、馮芝、陳融、沈仲強、鄧芬、李研山、張韶石、傅菩禪、方人定等人作品逾百幅,觀者不僅可以欣賞到這些畫家豐富的文化底蘊、高超的藝術水準,而且可以提高書畫界人士及書畫愛好者的水準。[4] 現錄鄧爾雅作於1923年的詩一首《澳門》:[5] 古刻摩厓不可尋,惟存普濟一禪林。 當時遺老空奔走,姑道安居便死心。 [1].《鄧爾雅》,載“鄧爾雅個人官方網站",2010年1月1日,http://3405.a.artokok.com/。 [2].黃大德:《篆刻大家鄧爾雅》,載《東莞日報》,2007年11月28日。 [3].《鄧爾雅》,載“中國硬筆書法線上"網,2010年1月1日,http://www.yingbishufa.com/zhuanke/jdyrz/dengerya.htm。 [4].《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舉行》,載《中國書畫報》,2008年12月21日。 [5].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20頁。
鄧爾雅,1884-1954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釋竺摩,1913-2002
簡朝亮,字季起,號竹居,順德縣簡岸鄉(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北滘鎮簡岸村)人。學者稱為“簡岸先生”、嶺南近代著名經學家和教育家。[1] 父親簡孫揚精通文墨,長期在本族祠堂供職,家境貧寒,品行方正。 朝亮自幼聰穎,刻苦好學,嚴格自律,品行高尚;27歲時補稟生,在廣州設館授徒。他37歲時,第五次應考舉人,落第後不再涉足科場;回鄉建讀書草堂,一邊講學,一邊讀書著述。 朝亮畢生師承朱九江的學說,極力宣導“通經致用”(掌握儒家經典精義,應用於人生實踐),尊奉孔學是“萬世學術之宗”,寫下大量著作,希望藉以“正人心,挽世風”;而對於興起的新學,抱有排斥態度,視為“介亂”、“離經叛道”。他把國家民族的危難歸咎於“人心不古”,一再呼籲“明正修身之道,始可達於治平之階”。 朝亮的思想雖趨於保守,品德高尚,淡泊明志。他成為稟生後,生活仍相當拮据,卻從不為童生作擔保,以賺取酬金。每次應考舉子試,一般考生那樣出錢買謄錄(新科考試時,由於時間限制,考生不可能將考卷的作文草稿謄正上交。為便於教官批閱,考場僱用一批書手,只要考生繳交一定費用,可代為謄正草稿。這種做法叫“買謄錄”)。他認為一經別人謄正,便涉嫌文過飾非。時人認為,他連考五次都沒考上,與此有關。但他泰然處之,無怨無悔。 朝亮先後在廣州、順德、陽山築“讀書草堂”、“讀書山堂”,講學授徒,著書立說,專治經史之學,成就卓越;著有《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尚書集注述疏》、《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孝經集注述疏》等文獻。[2] 朝亮設帳講學30多年,社會影響頗大。他言傳身教,與學生一起篤行儒家修身之道。學生們深受潛移默化,走出社會後,大多大有作為和聲譽良好。他的儀態風度,無不令學生欽仰折服;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在課堂上身心全情投入,雄論滔滔,聲若洪鐘;每談到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時事,忍不住拍案而起,大聲疾呼,聽者無不為之動容。數十年後,學生們對此印象猶新,津津樂道。 朝亮門人眾多,人才輩出,如晚清國粹派領袖鄧實、黃節出自其門下。[1] 朝亮秉性正直,不畏權勢。清光緒年間,簡岸鄰村槎涌的豪強買通省衙門某達官貴人,偽造證據,拒絕出錢修築歷來由簡岸、槎涌、祿洲合修的三村堤圍,引起簡岸、祿洲兩村村民不滿,上告到縣衙門。順德知縣害怕得罪權貴,不敢主持公道。朝亮挺身而出,親自到省上面見主管此事的讞官,而讞官官官相護,一臉不高興,斥責朝亮“無事生非,要脅官府,居心叵測”。 朝亮毫不畏懼,據理力爭。讞官見一個小小的生員居然斗膽頂撞自己,喝令左右把朝亮的帽子摘掉,並咆哮道:“若還多嘴,當堂打死你!” 朝亮早置生死於度外,大聲抗辯:“大人枉判此案,為害三鄉,即使殺了我。也無濟於事!”讞官氣得說不出話來,悻悻然退入後堂,半晌,重新走出來,態度稍為緩和,叫朝亮上前,讓左右把帽子還給他,但案件仍維持原判。 民國成立後,政權旁落於北洋軍閥手中。1915年,袁世凱網羅全國各地知名人士,作為他竊國稱帝的羽翼,朝亮在禮聘之列。他拒絕會見北洋使官,使官等了幾天一無所獲,只好留下聘書,悻悻地回京覆命。[2] 1887年,朝亮遊歷澳門、香港。《讀書堂集》卷八記錄他遊歷澳門、香港詩作。如《澳門》詩寫葡國化的澳門,云:“大眼魚舵泛海家,澳門口岸阻浮沙。萬人爭入葡萄國,市利何如卜榜花。”之後,他東渡香港,途經汲水門,有詩紀事。 來到香港後,新異風貌,使朝亮讚歎不已,他撰寫《香港四首》詩,分別介紹升旗山(今太平山)、大馬路、番妓樓(妓院)、綠衣兵(警察),頗能刻畫出英國統治下香港洋化的一番景象。[1] 《升旗山》詩云:“白沙碧草路委蛇,雲氣初開欲午曦。回首升旗山未半,玉樓斜倚醉戎姬。”詩寫蒼翠的太平山,洋人遍居,尤其是西洋女子醉倚在玉樓瓊宇之中,姿態多麼嫵媚呀!自洋人雜居後,西方的名物隨之進入香港。《大馬路》詩云:“夾道垂陰外國花,廛居畫地鬥簷牙。少年不敢摴蒲戲,但看西人走馬車。”寫港島大馬路上盛開著外國的花朵,殖民化可見一斑。 《番妓樓》寫洋人開辦的洋妓院,詩云:“金鏤花錢出碧洋,電鐙浮影錦衣光。可憐賣笑青樓女,一半番妝一半唐。”在燈光輝煌、雕飾華美的妓院中,有穿著唐裝的洋妓,亦有著番裝的唐妓,這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打扮,反映出當時香港青樓的獨特風貌,表明中西文化的進一步融洽。 《綠衣兵》詩寫香港警察:“吹茄號令報嚴更,頃刻旋收海市聲。借問月明誰犯夜,綠衣一喚萬人驚。”綠色制服,執法嚴明,成為殖民地治安的特色,這當然與晚清腐朽的役差截然不同。1933年,朝亮去世,終年82歲。[2] [1]劉正剛:《居家憂國的簡朝亮》,載“南方網",2010年11月12日,http://theory.southcn.com/wenszj/content/2008-11/05/content_4688012.htm。 [2]程中山:《紅塵往事:嶺南儒宗簡朝亮詩中的香港》,載“新浪網",2008年1月6日,http://news.sina.com.cn/o/2004-12-29/16404663050s.shtml。
簡朝亮,1851-1933
黃瑜,字廷美,香山縣鐵城(今屬中山市石岐)仁厚里人。[1]嶺南學者、自稱“雙槐老人”、世稱“雙槐先生”。黃泗之子、黃畿之父。 黃自幼聰穎,勤奮讀書;明景泰七年(1456)考中丙子科舉人。當時知縣謝祺為他立石柱牌坊在縣署左側,命名擢秀,以志其事。 明天順初年,英宗皇帝朱祁鎮頒詔於天下,以求直言,圖善朝政。黃應詔赴京晉見上疏,奏陳六事,世稱《六事疏》。 《六事疏》:“一日正身則天下治;二日正家則天下定;三日正禮則天下化;四日正樂則天下和;五日正賦則天下富;六日正軍則天下安。"全文數千言,義正辭懇,聲威震盪朝野。因此,黃觸怒朝中權貴,欲加之罪。幸得吏部尚書王翱、戶部侍郞薛遠兩人賞識他,並設法挽救而未遭禍害。 黃聲譽大振,居在京師八年,卻未能任事。大學士李賢、邱浚等多位名士器重黃,著意推薦他進入翰林院從事。黃書《七誘》一卷,以明志,但被拒。中御史選銓部寫奏章保舉他任事,因名冊被一位俞姓侍授詔者盜去而纂改,奪走黃的任命。黃知道這事,但不作辯。明成化五年(1469),黃發回廣東授長樂知縣。 黃上任後,禮賢興學,整肅綱紀,施行開明之策,竭力舉辦多宗百姓受惠之事:一收攏流浪閒蕩人群,施以教化,引導他們從事農商正務。二清理民間積案,大開衙府公門,公開問案,廣聽呼聲,秉公處事,有冤雪冤,有罪則判,應放則放,應殺則殺。三抑制豪強,懾服以州府朝廷權貴為靠山之輩,按章處置偷稅貪贓之徒,切實充實邑倉邑庫。四率先捐贈薪金辦學,設法改善縣學環境,宣導各界集資興學,並於政暇時親自為生員授課、考試等,從而使素來以貧瘠見聞之長樂城鄉,稍向饒富轉變,百姓安居樂業。 黃告辭官回歸故里時,百姓為他立生祠在縣學官前,作為銘念。 黃回鄉後,遷居省城番山下,在庭院親自種植兩棵槐樹,建築休憩亭作為讀書之處,自稱“雙槐老人”,學者稱“雙槐先生”。黃每日早起讀書於亭,晚上詠詩於居室而後睡,對於聲色紛華之事,一無所好。 黃去世時,終年73歲;著有《應詔六事疏》、《七誘》、《書傳旁通》十卷、《雙槐文集》十卷、《雙槐歲鈔》十卷。 其子黃畿著作較多,著有《易說》、《粵洲集》六卷、《皇極經世書傳》八卷、《三五元書》25卷、《刪正黃庭經》等。黃畿之子黃佐著有《詩經通解》21卷、《禮典》40卷、《樂典》36卷、《鄉禮》七卷、《續春秋明經》12卷、《小學古訓》一卷、《姆訓》一卷。 黃瑜與父親黃泗、兒子黃畿、孫子黃佐都成為香山郡學鄉賢。 現錄黃瑜的詩兩首: 《悲井澳詩》[2][3] 白雁過,江南破[4],更無一寸土可坐。 自閩人廣隨波流,氛塵暗天天亦愁。[5] 黃蘆霾岸風颼颼[6],上有深井,下有仙女澳,漁舟不到御舟到。 風吹御舟力排奡[7],嗟嗟悲哉誰與告。 誰與告兮悲復悲,逢崖則止會有時[8],星星之火奚滅為。[9] 君不見青苗行時不敢語[10],大事已逐黃龍去。[11] 又不見金牌出時不可回[12],殺氣先傳白雁來。 舒王生,鄂王死[13],宋家刑賞乃如此,嗟嗟井澳徒悲爾。[14] 《夜宿鳳凰山》[15] 桃花悄無源,仙妹渺河許。 空餘一片山,欲逐鳳凰翥。 長林暮蕭颼,似送飛玉語。 倏然臥荒村,清猿深夜雨。 [1]《中山文化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241頁。 [2]李暢友:《港澳詩選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148-149頁。 [3]井澳:在大橫琴山下,又叫仙女澳。相傳有樵者見二姝殊麗,就視之,化為雙鯉,今有雙鯉石。宋帝是乘船逃到此處,曾欲逃向占城,遇颶風,幾乎溺死,遂得病死於澳門以東的大嶼山。因史事發生於澳門附近海域,故錄此詩。 [4]白雁過二句:宋季臨安童謠有“白雁渡江來”,後元以伯顏為統帥破江南。 [5]氛塵:災禍的塵氣。古以氛為兇氣。 [6]霾岸:指風塵滾滾的海岸。颼颼,風勁刮的樣子。 [7]排奡:互相擠壓。此寫帝舟遇颶風顛覆的情景。 [8]逢崖則止:暗指南宋在崖山海戰中最後敗亡。 [9]星星之火:喻南宋王朝最後的一點抗爭力量和復國希望。 [10]青苗:北宋神宗用王安石變法,其中有青苗法,當青黃不接時,宮放貸於民,正月放而夏斂,五月放而秋斂,納息二分。此借指王安石變法。作者認為,王安石變法使北宋朝政混亂,最後衰敗。 [11]黃龍:黃龍府,在今吉林省農安縣,岳飛“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即指此。借指金國,此句謂金兵破汴,宋朝大勢已去。 [12]金牌:指宋高宗當岳飛大破金兵,乘勝前進時以十二道金牌召岳飛回軍的事。後岳飛被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宋金和議,又失去恢復中原、振興國家的機會。 [13]舒王:王安石死後的封贈。鄂王,岳飛死後的封贈。 [14]這首詩換韻頻繁,且多用仄聲韻,造成慷慨悲歌,哽咽不能續氣的藝術效果,與詩的內容悲悼宋王朝飄零海上屢遭天災相適應。但作者更把宋王朝滅亡原因溯於王安石變法、岳飛抗金受挫等,表現出學者的深刻,雖然王安石變法的是非仍是一個不易簡單論定的歷史問題。 [15]《黃家四代賢良》,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12-27頁。
黃瑜
譚瑩,字兆仁,號玉生,廣東南海捕屬(今屬廣州市)人。嶺南文獻家、編書家和駢文家、詩人。 譚自少聰穎,喜作詩賦,12歲作《雞冠花賦》、《看桃花詩》,縣中耆宿驚贊為“後來之秀”。適值兩廣總督阮元督粵,遊越秀山寺,見到譚的題壁詩文,讚賞有加,一時傳為佳話。譚以縣考首選榜入學。 清道光初年,阮元在廣州越秀山創立學海堂,明言不教八股,專以經史考據課士,兼及詩賦,實際上是以講求實學之風氣,扭轉廣東文壇學術浮誇之弊。當時能躋身學海堂者,如陳澧、朱次琦、曾釗、陳蘭修、譚等十多個優秀學生,幾乎囊括當時嶺南士子的精英。 學海堂從另一角度說是嶺南最高學府的研究生院,成就斐然。譚在學海堂常受阮元讚譽,所作《蒲澗修禊序》、《嶺南荔枝詞》尤為欣賞。學官歎其“粵東固多俊才”、“此手合推第一”,文譽日隆。同時,譚以優行生(學行兼優的生員)入貢,院試名列前茅。文章憎命達。 儘管譚在學界傲視同儕,但他對功名有心而不迫切,導致鄉試屢遭失敗,20多年無緣科舉;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舉人,又因策問觸及時諱,降為榜末,險些失去。 譚赴京會試,名落孫山,從此無意科場,安居教職。他先後任肇慶府學教授、博羅院學教諭、嘉應州學和化州州學訓導、瓊州府學教授(未赴任)等職,後來,他充任粵秀、粵華、端溪等書院院監,數十年培育嶺南人才,誨人不倦。 譚一生為豐富嶺南文庫作出重大的貢獻。他和伍崇曜的合作,博採和整理海內罕見古籍,鉤沉佚著,刊播地方文獻,匯刻成叢,在嶺南文化大地和文獻之園無聲播種,裨益後代,青史留名。 兩人合作半生,所刻的書有《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楚庭耆舊遺詩》、《粵雅堂叢書》等。署名是伍崇曜,實際上由選題、選材和編纂的工作,從訪求、收集、研讀、鑒別,並加以校勘、審定和編排之統籌,直至叢書的序言和叢書所收各書的尾跋,都離不開譚的汗水和心血。 《粵雅堂叢書》是譚和伍崇曜合作最大型又最有影響的一部叢書。此書從道光三十年(1850)開始付刻,經咸豐、同治,直至光緒元年(1875)為止,歷時25年,前後出正、續、三編,共30集,收書208種、1289卷,是清代後期一部大型私刻綜合性叢書。 譚在審輯此書時,顯示出他作為國內有數的文獻家和編書大家的氣魄和特色。 一是收入《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之逸書,如《寶刻類編》、《帝苑》。 二是收入《四庫全書》編後嘉慶年間,阮元進呈,而《四庫全書》未收之書。如《爾雅新義》、《九國志》。 三是收入日本學者林述齋所輯《佚存叢書》一部分之書:如《文館詞林》,是繼《文選》後最早的詩文總集,共1000卷。此書早於北宋亡佚,日本學者發現殘卷後,中土驚為秘笈。雖殘頁斷簡,彌足珍貴。 四是收錄四庫未收之書和其他叢書少收之書,如《虎鈐經》和《四書逸箋》等,大都極為罕見。 五是收入道光前後之近人有價值而又未刻之書,如錢大紹《類經》、全望祖《漢書地理志稽疑》等。《粵雅堂叢書》凡跋尾二百餘篇,其體例統一,又極有章法;徵引廣博,審考精詳;非廣攬群書、精思博見、洞識卓穎者不能為。 期間,譚受到當時學界和學術之尊阮元的高度稱讚,是對我國自漢劉向、劉歆所校訂古籍方法的繼承和改進。譚在書後跋語中,先概述作者生平和學術造詣,再分析內容,撮其要旨,評得失;又注重辯證學術,考核源流,甚得《四庫全書》紀氏之味。學術上,對《四庫提要》多所補正、駁正和補充,又為紀氏所不及。 譚編纂的《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及其他叢書序文,很有特色,其語體和語言風格充分地體現作者“尤工駢體文”、喜儷體和句式工整對稱的特點。每種書後所附跋語,介紹作者生平、書籍來源、版本情況和校勘情況,十分詳細。其學識之廣博,功力之深厚和見解之卓越。《嶺南遺書》計收75種,其書之序跋,譚之名雖隱,但功不可沒。 《粵十三家集》是輯者用心收錄,或借或抄或買,共得嶺南十三家詩文集,包括有宋代李昴英、趙必豫、區仕衡;明代李時行、黎民表、區大相、陳子壯、黎遂球、陳子升;清代方殿元、梁綱蘭、王隼、易宏,都是在粵詩家有一定影響的代表。 清同治十年(1871),譚在廣州去世,終年71歲。 譚瑩著有《樂志堂詩集》12卷、《樂志堂文集》18卷(約1861年出版)。有部分文章收入《學海堂叢刻》,題為《樂志堂文略》(四卷);晚年時著有《續國朝駢文正宗》一卷(未完)。 譚瑩次子譚宗浚(1846-1888),字敘裕,後改懋安,進士,有文名,選為學海堂堂監。譚宗浚有父之風,創藏書齋“希古堂”;所繼承其父的藏書,後增至八萬餘卷,一度總數達到12萬卷;著有《希古堂文集》。[1] 譚瑩到過澳門遊歷,並作七律詩一首: 《澳門人饋青洲蟹》[2][3] 島中珍味冠熊魚,一例無腸企不如。[4]風雪估帆天氣換,烽煙蠻榼世緣疎。 誰堪出將徵佳兆,人笑居夷乏遠書。聞說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饗武陵漁。[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政協:《佛山歷史人物錄》(第一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第149-154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52頁。 [3]黃德鴻:《澳門掌故》,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第265頁。 [4]譚瑩把“無腸公仔”比作珍味,甚至連熊魚也不及。但在從未嚐過此等珍味的人來說,確實是少有的滋味。因為此種黃油膏蟹只有在鹹淡水交雜的海岸邊才能生養。 [5]這首詩作於清咸豐四年(1854)冬。在此之前,詩人曾到澳門,一嚐青洲蟹的美味。此時在羊城接到澳門友人饋送的青洲蟹,遂有此詩之作。詩中“烽煙”、“避兵”及“武陵漁”等,與當時粵中紅巾軍之役有關。
譚瑩,1800-1871
釋光鷲,釋名光鷲,初名成鷲,後易名光鷲,字跡刪;原名方顓愷,字趾縻,生於番禺縣韋涌鄉(今屬廣州市番禺區鍾村鎮韋涌村)一個書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書畫名家。明朝舉人方國驊之子、方殿元弟弟、畫家梁啟運女婿。[1] 父親方國驊為明朝舉人,隱居教授,有學守堂,學者稱“學守先生”。[2] 光鷲12歲時,補邑弟子員;15歲時遭國變、就有出世之想。因為父親健在,他未能如願,乃盡棄制科業,力究濂(指周敦頤。因其原居道州營道濂溪,世稱濂溪先生)、洛(指程頤、程顥兄弟,因其家居洛陽,世稱其學為洛學)、關(指張載,張家居關中,世稱橫渠先生,張載之學稱關學)、閩(指朱熹,朱熹曾講學於福建考亭,故稱閩學,又稱考亭派)之學。 光鷲35歲時,父親去世。他奉母羅浮,躬耕盡孝。次年,他投石洞離幻元覺禪師。光鷲一向戒律精嚴,道範崇峻,但母親去世時,他不顧俗僧的譏議,痛哭奔喪,一遵儒禮,頗見經格。[3] 光鷲一生雲遊四方,擔任肇慶鼎湖山慶雲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錫澳門普濟禪院。 晚年時候,光鷲掩關於廣州大通寺。清朝後,他堅守氣節,參與抗清復明活動。他擅長內、外學,佛學著作頗豐,書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詩集》15卷、《詩文續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嚴經直說》十卷、《金剛經直說》一卷、《道德經直說》二卷、《莊子內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經懺直音增補切釋》一卷、《老子直說》二卷等。 光鷲擅畫花卉,工書法,其行楷取法於顏真卿、蘇軾、米芾,堅韌質樸,頗有禪味。草書則取法顏真卿,厚重古勁,極有骨力,氣韻生動。現存的書法多為晚期的作品,個人書法風格鮮明,通篇老筆紛披,縱橫交錯。他喜用竹筆為書。嶺南書法,陳白沙創茅龍筆於先,光鷲使用竹筆於後。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鷲去世,終年85歲。[1] 現今澳門普濟禪院內現存釋光鷲草書屏條,骨力洞達,跌宕瀟灑,屬於珍貴文物之一。[3] 2008年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專案”,是搜羅較全的釋成鷲詩文合集,三冊57卷近100萬字,分初集與二集兩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詩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並附錄《紀夢編年》續編。“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詩六卷、賦一卷。[4] 現錄釋光鷲的詩兩首:[2] 《寄東林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雖將人物寄東林。蕃童久住諳華語,鸚鵡初來學鳩音。 兩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只愁關禁年年密,未得閒心縱步吟。 《青洲島》 突兀中流亂石隈,青洲咫尺擬蓬萊。潮頭撼岸晴還雨,屋角驚濤晝起雷。 制犬吠花人跡斷,饑鳶佔樹鳥聲哀。憑誰為向馮夷道,還與華亭作釣台。 [1]黎向群:《嶺南歷代書法名家》,廣州:廣東省出版集團,2008,第74-75頁。 [2]王桂雲:《愛國詩僧光鷲事略》,載“廣州文史"網,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鵬翥:《澳門古今》,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0,第185-186頁。 [4]《佛門劇跡嶺南重寶——釋光鷲花卉長卷》,載“拍賣官網",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釋光鷲,1637-1722
黃節,原名黃晦聞,字玉昆,號純熙,生於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杏壇鎮右灘一個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詩人和學者。 黃自幼聰敏好學,深明事理;22歲時在簡岸草堂讀書,深受嶺南大儒簡朝亮道德學問的熏陶。兩年後,赴廣州深造。約1900年,他北遊齊、魯、幽燕等各地,並東渡日本,廣泛結識進步人士,深刻認識國情,形成啟迪心智、喚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黃在上海與章太炎、馬敘倫等創立國學保存會,刊印《風雨樓叢書》,創辦《國粹學報》,對整個學術界的影響很大;編輯出版《國粹學報》、《國粹叢書》,將清代焚毀的書淘尋,獲得15萬卷,黃將這些書籍圖冊分門別類印刷出版,為保存散落民間的珍貴書籍作出巨大的貢獻。 民國成立後,黃加入南社,長居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他以詩名世,與梁鼎芬、羅癭公、曾習經合稱嶺南近代四家。 黃著有《蒹葭樓集》。作品兼見唐詩的文采風華與宋詩的峭健骨格,人稱“唐面宋骨”。他對先秦、漢魏六朝詩文有很多精當見解,學界視為一代宗師。他還著有《詩旨纂辭》、《變雅》、《漢魏樂府風箋》、《魏文帝魏武帝詩注》、《曹子建詩注》、《阮步兵詩注》、《鮑參軍詩注集說》、《謝康樂詩注》、《謝宣城詩注》、《顧亭林詩說》等。 20世紀30年代。在清華園裡,有好幾位不向當局買帳的學者,他們以學人的風骨,維護著學術的尊嚴,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國學的黃。無論是汪精衛電召出席所謂“國難會議”,還是陳濟棠邀任教育廳長,他堅辭不就。 黃本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順德簡岸草堂讀書時,與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勵;後浪跡大江南北,廣泛接觸進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從事文化救國事業。為此,他變賣祖業,赴上海與章太炎、鄧實、馬敘倫等創報刊,創辦學會,闡明反清思想,寫下大量愛國詩文,為胡漢民草擬《誓師北伐文》。 袁世凱復辟帝制期間,黃頻頻撰文抨擊,致遭忌恨。之後,他不再從事新聞輿論工作,專心致力於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1917年,黃受聘為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專授中國詩學。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書長;後擔任一年的廣東省教育廳長兼通志館館長;因對時局不滿,1929年辭職,仍回北大工作,同時兼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 1935年1月24日,黃在北京病逝,終年62歲。安葬在廣東白雲山御書閣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來到北京大羊宜賓胡衕的“蒹葭樓”,拜會黃節,並以《碧琅玕館詩集》文稿呈覽。黃節批語“陳想未除,陳言未去,獨喜其真。”黃節的批語意在鼓勵冼玉清要突破舊體詩的舊傳統,有更多大膽創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辭、新的意境,以激勵冼玉清在詩歌創作中開創一代新風,成為獨領風騷的詩人。黃節肯定冼玉清詩的優勝處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並提醒她“吾粵詩之濫,濫於張南山”、“囑謝絕應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黃節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注解很有見地,對那個時代詩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對曹植詩歌的注解,為學界所稱道。 黃節所寫《詩學》,學界評論說,這是近80年來甚為傳統學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國古典詩學批評史,比陸侃的《中國詩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說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詩學史,朱自清以《論詩學門徑》一文舉清代詩話代表作葉燮《原詩》與黃節並提。曾有學者表示,《詩學》是近代研究中國的開創性著作,它與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王國維的《宋元戲劇考》、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一樣具有學科建設的奠基意義。 黃節不僅是一個詩人,而且對詩歌的創作技巧,既有理論探索,又有創作,還是詩歌的傳播者,在近現代學者當中,成就十分突出。 黃節對顧炎武詩歌的研究很有影響,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國東北被日本侵略,顧炎武詩歌的研究激勵、影響當時一大批學生,投身抗日前線。 黃節又是一名出色的書法家,他的書法在嶺南書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時期,黃節研論《毛詩》,凡是與《毛詩》、《楚辭》、《文選》有關的書籍盡數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圖書外,身無長物。[1] 1928年春夏,黃節來到澳門,天氣十分酷熱。詩人筆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無雨多鬅鬙,行雲暫作須臾陰”、“濕草低田草亦枯”、“雨帶朝暾風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夾山氣行行去,鴨上枝陰脈脈哀。”苗鬅鬙、草乾枯、井無水、鴨上枝,可見當時旱熱難耐,熱極生風雨。在黃節筆下,又是一幅大雨傾盆、浪如逝川的壯麗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樂,海納群峰故故彎,得水鵜鴣逾鬥大,漫田良莠與人頑”、“大魚出樹時高下,渴馬收江直萬千”。 當年澳門夜景,雖無今天霓虹燈映照下的璀璨絢麗,但海天共一色,明月灑清輝,確也醉人。在黃節筆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淨,又有“浩浩海上鷗,寥寥欄外星”的遼闊、更有“浮雲落與人爭渡,漁火明如海有涯”的絢爛。黃節在澳門逗留,成為世人更深入瞭解這位詩人豐富細膩內心世界的絕佳切入點,同時,為歷史留下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3] 2008年,黃節之孫黃炳瑜66歲,五年前開了一家製衣廠。黃炳瑜有八個姐妹,為了謀生,除他及弟弟黃炳蝦還住在右灘,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廣州、番禺等地發展。 “文革”期間,黃炳瑜之父黃大星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對於黃節的歷史,黃炳瑜說“父親不敢說,也不願意再提及”。黃大星在香港求學,回鄉後在一所小學教書,擔任學校校長。退休後,家裡經濟困難,只有靠姐姐在廣州的縫紉機廠做工來補貼生活。後來生活好一點,搬到廣州,在那裡呆了十多年,去世時80多歲。 黃錦暉是黃節的曾孫,現是杏壇鎮光華社區民警中隊一名民警。對於曾祖父黃節的事蹟,他在父親偶爾提及時才瞭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經是一位名人。[1] 現錄黃節的詩五首: 《濠鏡寄廣州羅原覺》[4][5][6] 山翠當門且卜居,一年塵事了無餘。意多始覺泉明晚,跡近能令務觀疏。 鄰樹鳥鳴同止止,海波鷗沒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難得,回首鄉邦獨累歔。 《澳居雜詩》(五選四)[7] 倚欄樹不到簷庭,白日初黃月淡青。樓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難得此居停。 一灣水弱不流花,寂寂連山長草芽。五月海風多帶雨,亂帆隨雨過前沙。 濕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誰謂水都無!憬然《中谷》三章後,不是深憂獨老夫。 巢鳥因風落短簷,屢回頭處語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識,雨後闌干不上簾。 [1]《一代詩人學者黃節》,載《珠江商報》,2008年10月25日。 [2]冼劍民:《嶺海育才女風華鑄詩魂——拜讀冼玉清教授詩歌有感》,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網,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發現順德‧澳門專題》,載“順德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順德市政府文體局:《嶺嶠春秋黃節研究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第72頁。 [5]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6]劉斯奮:《黃節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頁。 [7]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黃節,1873-1935
阮元,字伯元,號芸台,賜諡文達,江蘇儀徵(今江蘇省儀徵市)人。進士、清代著名學者。 阮元是清乾隆年間進士,官至湖廣、兩廣、雲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在史館倡修《儒林傳》,在杭州設詁經精舍,在廣州創立學海堂。 阮元提倡樸學,精研經籍,學識廣博;羅致學者,從事編書刊印工作;主編《經籍撰詁》,校刊《十三經注疏》,匯刻《皇清經解》;由經籍訓詁,求證於古代吉金、石刻,並擴大到天文、曆算、地理,成為研究我國歷代天文學家、數學家和古文字學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他的論文重文筆之辨,以用韻對偶者為文,無韻散行者為筆,為文提倡駢偶;著有《研經室集》58卷、《研經室詩錄》5卷。 1849年,阮元去世,終年85歲。[1] 歷代方志中,清嘉慶、道光年間阮元主修的《廣東通志》是學術界公認的具有較高品質的一部,歷來備受史志專家所重視。從《阮通志》編纂的時代背景、他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學術功底及其居中的領導作用、修志班底的構成及其主要成員的學術素養等方面看,其修志在主客觀兩方面都具備許多有利條件。 從修志過程中發生的在清代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江、方之爭考察,《阮通志》優長之處與特點很明顯:全志體例架構既全面又十分完善;編纂選材相當廣泛,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編纂手法方面採用“大字正文,小字箋案”,既較好地追本溯源,又完整地表述事物的演化;全書具有鮮明的從專注考據轉向“經世致用”的時代特徵,反映在具體內容上,是對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都極為關注,並給予充分的闡述;對於歷來方志普遍存在的誇飾攀附流弊則力加警戒,凡辨正與存疑都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並以全域觀念克服以偏概全的地方偏見等。 阮元通過修志培育人才、為振興廣東文化教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2] 1821年至鴉片戰爭前,伶仃洋鴉片走私中心的形成,澳門鴉片貿易走向低谷。澳門與黃埔的鴉片走私越演越烈,引起兩廣總督阮元的關注。 1820年4月5日,阮元和粵海關監督阿爾邦阿聯名頒佈“嚴禁販賣鴉片”的示諭。1821年,阮元採取果斷措施,首先法辦澳門屯戶葉恆澍;接著懲罰庇護隱瞞外船夾帶鴉片的廣州行商之首伍敦元,摘掉他的三品頂戴。他派遣一名官吏做暗探,監視海關收稅的哨艇,在緝拿之中,該官吏用刀砍傷了一兩個走私販子,令往日那些肆無忌憚的煙販有所收斂。同年11月,清朝廷宣佈驅逐泊在黃埔的躉船,同時封鎖澳門。 澳門和黃埔的鴉片走私受到這一連串打擊後,“夷商”無處存儲鴉片,相率轉赴伶仃洋。道光元年後,伶仃洋鴉片走私中心開始形成。[3] [1]王烈夫:《元明清詩詞名作注解析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第148頁。 [2]顏廣文等:《論阮元與〈廣東通志〉的編纂》,載“中華文史網",2007年10月16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s/2004-12-20/25776.shtml。 [3]《澳門的鴉片貿易》,載“文化共享網",2007年11月21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604/view?searchterm=None。
阮元,1764-1849
| 資料來源: | 黎細玲編︰《香山人物傳略1》,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638-639頁。ISBN978-7-5034-523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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