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九年（1744年2月13日－1745年1月31日）2月26日，葡印總督委任富商月旺•疏夏為澳門王室大法官。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114.

世居澳門的葡萄牙人，孫中山的摯友。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就學時，飛南第在香港法院任翻譯，兩人相識，遂成知己。1892年（清光緒十八年）孫中山畢業後，準備在澳門行醫，曾請飛南第在澳門代為申請行醫執照。1893年飛南第主辦澳門《鏡海叢報》，孫中山棄醫從政時，將自己的醫療器械和生活用具贈給飛南第留作紀念。1895年10月，廣州起義失敗，孫中山潛往澳門飛南第處，飛南第護送他到香港，脱離險境。在這一年11月6日《鏡海叢報》上，刊登了這次起義的電訊，並全文刊登孫中山撰寫的《農學會序》，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又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文章，高度評價孫中山的品格。辛亥革命後，飛南第為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取得成功感到高興。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飛南第時任澳門市議事公局（即市政廳）議員，特意致函孫中山表示祝賀，並建議澳葡當局升旗誌慶。以後和孫中山書信往來。1912年5月，孫中山返澳門時與飛南第晤面。1921年5月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曾擬聘飛南第為顧問，他以年事已高婉辭。飛南第逝世後，葬於澳門聖美基墓園。

成克大，字子來，直隸大名（今河北省大名縣）人。首任粵海關監督、澳門海關開創者。 父親成基命是明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兄長成克鞏是清少傅兼太子太傅、大學士、戶部尚書。清順治十七年（1660），克大考中舉人，性格激烈齟齬，不合於時。 克大幼時喪父，以母親在而不仕，居家奉母20餘年。母親去世後，克大獲授內閣中書，遷戶部廣西司主事，擢戶部貴州司員外郎。當時黔粵軍務興，度支數倍他司，克大練達精密，處之裕如。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克大創設粵海關，奉命擔任監督（當時海關設滿、漢監督各一員）。克大經過家鄉時，受兄長成克鞏的告誡“勿厭清貧”。廣東香山（澳門），舊為西人所居，名為鬼卒，俗尚火攻。聽聞克大到來，其酋長率隊來迎，刀劍森列，儼若勁敵。克大宣聖上恩威，無不懾服。 康熙二十七年（1688），克大正式在澳門設置海關機構，名曰粵海關澳門關部行台，下設大馬頭、關閘、娘媽閣、南灣等四個稅館，具體負責徵收關稅事宜。任職期間，他不納賄賂，開清廉之氣；處事公允，有大國之風。有位商人激怒鬼卒，奔訴求救。鬼卒追趕至門，氣勢洶洶。 克大神色自若，手檄通譯，召集酋長，曉之以理，事情得到解決。克大完成差事後，復任戶部江西司郎中；升任貴州鎮遠知府。鎮遠時值兵患後，民憊財殫，苗人雜處。克大招集流亡，興辦學校，查禁奸宄，約束屬下，政績卓然。郡人為屏山遺愛碑紀其事。 後來，因成克鞏去世，克大乞求回鄉。他好為詩歌，兼善顏真卿書法；著有《春秋精義》、《歷遊詩》行世。克大去世時，62歲。 成克大是首任粵海關監督，同時是澳門海關的開創者，任職期間，不僅能妥善處理內外糾紛以維持國體，而且樹立海關官員清貧廉潔的典範。 成克大著有《歷遊詩》、《春秋精義》等文獻。 現錄成克大的詩兩首： 《仲冬赴澳》（二選一）[1] 炎方霜雪少，海氣夜寒生。飄搖舟一葉，遊子衣裳輕。 饑渴莫我問，骨肉萬里情。泠泠晚潮水，凄清欸乃聲。 獨憐宵征客，憔悴百愁並。顧影無儔匹，仰盼悲參橫。 《濠鏡澳即事》 編竹張飛蓋，肩輿類短牀。兜羅衣尚錦，篤耨珮含香。 茉莉蒸花露，檳榔當酒漿。倭絲襟底貯，但嗅不須嘗。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62頁。

生於澳門。1967年獲葡萄牙科技大學經濟金融高等學院經濟學學士學位，並先後在普利第茨、倫敦等地大學進修。曾就讀斯坦福（Standford）大學與葡萄牙美國商會、葡萄牙工業協會在葡共同舉辦的管理課程。大學畢業後在Factoring Portuguesa公司工作，進行市場資料研究，此後先後擔任葡萄牙工業研究所助理技術員、葡萄牙全國航運公司研究室負責人、CUP集團屬下工貿總公司研究室主任、葡萄牙全國航運公司研究規劃及特殊運輸分析處處長。1971年參與了重組葡萄牙全國航運公司的工作，此後擔任該公司管理委員會成員及董事。曾擔任Ribamar旅遊公司行政委員會主席。1985-1987年擔任Transcolmar公司行政委員會顧問。1989年出任澳門東亞大學副秘書長。1992-1999年起擔任澳門基金會管理委員會主席。2001年病逝於里斯本。

何仲恭，來自北京。澳門政府視學處官員。 何仲恭在華務科教翻譯人員學習國語，擔任崇實中學國語教師。[1] 1937年7月7日，日寇發動侵華戰爭，澳門人口驟增，葡萄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採取所謂中立政策，日軍炮火雖未及澳門，但到處爪牙密佈。澳門居民和全國人民一起，度過八年抗戰的艱苦歲月。 1936-1940年，澳門學校學生從8000人增至30000人，許多聞名嶺南教育家如張瑞權、譚維漢、陳道根、區茂泮、廖奉靈、黃啟明、劉年祜、郭秉琦等來澳門辦校，或被聘在澳門私校主政，大批著名的教師如數學的新、舊四大天王劉芙初、胡金昌、潘子湘、張兆駟等，大學教授、名師宿儒如符俊、黃漱石、歐陽韶，著名體育、童軍教練如梁松、李朝炷、梁碧霞、謝不凡等，著名音樂教師蕭文、俞安斌，著名國音導師關玉書、何仲恭，美術名師司徒奇、何磊等，人才鼎盛；促使澳門學校的管理水準、教學水準、設備水準大大提高。澳門近代教育事業因外力作用而走向成熟。[2] 由於澳門經濟發展緩慢，難以留住人才，除何仲恭之外，其餘幾位都先後離開了澳門。[1] 現錄何仲恭的詩兩首： 《奉和彥明西灣步月次原韻》[3] 時危且覓苦中娛，海靜波平話鏡湖。 月朗奚須重秉燭，更深應挾夜雲俱。 短榻當窗怡自如，拋書倏發臥聲呿。 青胥歷徧猶酣適，應比遊觀意更舒。 《遊西望洋山造其極巔》[4] 連袂登高縱笑歌，襟懷豁朗鏡初磨。 坐觀沿岸紛纓絡，煙水微茫隱翠螺。 [1]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2]鄧開頌等：《澳門歷史新說》，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第815-818頁。 [3]《奉和彥明西灣步月次原韻》，載《覺音》，1924年第23期，第8頁。 [4]《近代作品》，載“愛書堂＂網，2012年12月20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b.htm。

乾隆十五年（1750年2月7日－1751年1月26日）葡商米蘭達．索薩第一次被選為澳門議事會理事官，他是18世紀澳門社會十分重要的人物，先後於1750年、1754年、1760年、1768年、1772年、1774年、1775年、1777年及1779年九次擔任理事官。Manuel Teixeit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p.200—201.

新聞工作者。又名蔡果然。廣東珠海人。青年時代即在港澳從事新聞工作，歷時40年。1946年在香港創辦《果然日報》，不久返回澳門。1948年，接辦《大眾報》並出任社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該報大力宣傳愛國，報道愛國新聞。從50年代起，編輯出版《澳門工商年鑒》。1968年參與發起成立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任副理事長。還出任何賢辦事處秘書長、澳門市政委員。他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對澳門重大福利事業均有參與，並慷慨贊助。

作家。葡萄牙文學象徵主義派代表人物。生於科英布拉。1891年畢業於科英布拉大學法律系。1894年4月到澳門，在利宵中學及其附屬的商業學院任教。多次代理法官職務。1900年一度出任物業登記局局長。他對中國的歷史和語言頗有研究，喜歡收集中國的藝術品，曾將若干珍貴中國名畫贈給葡萄牙政府，現分別藏於里斯本和科英布拉博物館內。他出版了一部詩集《漏鐘》（Clepsidra）；還出版一本雜文集《中國》，文中記述了孫中山1912年5月在澳門接見中西知名人士的情景。澳葡政府為紀念他，將爐石塘街命名為庇山耶街。1982年澳門發行的100元澳門幣即以其肖像為圖版。

何連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著名實業家、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一代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連旺以每年繳納1541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合同規定，經營人限開館16間為止，如開不足16間，也要納足16間之數。 1886至1887年，連旺與盧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繳1250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三人經有現銀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會銀庫，並有物業值銀20000元交出與公物會作按擔保。規定限開16間。此次承充生意，原為盧九、林西合作，競投完畢，連旺才申請加入。該合同期滿後，三人繼續合作經營1887至1888年澳門番攤生意，每年繳納134100元，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1888至1889年，三人繼續合作生意，每年繳納為125000元。攤館限額還是16間。 連旺參與闈姓的經營，採取與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門闈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佔80股、盧光裕佔17股、連旺佔40股、尤勉之佔30股、盧九佔43股、Lu-Lau-shan和盧廉若佔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佔30股。另外，何氏家族時和攤館從1874年至1910年7月，經營36年。連旺及其兄長何連勝等何氏族人，成為澳門番攤生意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連旺以每年繳1090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由父親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連旺以每年繳853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自己交銀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連旺將1882年開設的繅絲廠申請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年8月，在群隊地瑞隆棧炮竹廠外建一分廠，開設炮竹廠分廠，專門生產炮竹紙。約1892年，他與盧九、劉炳堂、陳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廟直街開辦“如心益記”茶樓，並經營茶葉加工與貿易生意。 1884年6月，連旺以傑出的貢獻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獎，獲授予葡國基唯斯督寶星。[2]在當時澳門華人社會中，這是一項至高無上的榮譽，連旺父子同獲此項嘉獎。同時，清政府重視連旺在澳門的作用和影響，以“捐款賑災”表彰他。 1888年，父親去世後，連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連續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糞”標書，從清光緒初年至民國初年專營澳門糞業超過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籌建中國北方賑災公會，連旺成為主要成員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組建俄國皇太子訪澳之迎接公會，連旺任副會長，何連勝成為董事之一。1894年，連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職，成為城市衛生防疫公會會長；1894年6月，擔任澳門整飭潔淨公會會長；1894年8月成為澳門理商局職員，參與商業管理工作。[1] 連旺為人慷慨正直，仗義疏財。1892年孫中山在香港雅麗士醫院畢業後在澳門開業行醫，他引薦孫中山進入鏡湖醫院做醫生；多次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應澳門紳士曹子基之邀，治癒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為前來澳門遊覽，受到名流、維新派人士劉楨麟、連旺等人熱情歡迎。連旺與康有為相見恨晚。這次聚會，澳門人士對上海出版的《時務報》推崇備至。大家商討辦一份報紙，決定由康有為領導採編，出資發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報》創刊，一炮打響。《知新報》創刊號登載康有為寫給光緒皇帝的系列維新奏書，加上梁啟超的評論文章。 《知新報》實際工作由連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啟超、何樹齡、徐勤等。起初為每月五日刊，後改為旬刊、半月刊。連旺把《知新報》分送至香港、廣州、天津、上海等地；遠銷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國等海外市場，當時海內外代理發行點近40個。[4] 連旺與康有為一起制訂龐大的移民計劃。甲午戰爭失敗後，康有為擔憂中國在慈禧太后的統治下亡國滅種，產生移民的想法。當時中國農村勞動力過剩，康有為計劃將中國向外國移民。在康有為指導下，連旺制訂詳細的移民計劃，並具體安排招工和僱船運輸事宜。1897年11月突發的中德膠州灣事件及列強進一步瓜分中國的侵略行動，迫使康有為放棄“移民巴西的計劃”。 1898年8月，戊戌政變發生，維新派遭到殘酷鎮壓，包括《知新報》經理康廣仁在內的“六君子”慘遭殺害，康有為輾轉逃至加拿大，梁啟超躲進日本使館後赴東洋。當時連旺冒著危險，接待梁啟超父親及妻兒，把康有為父親接到澳門加以保護。為保護維新人士，《知新報》從9月的第68冊後，重要論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筆名，並多錄譯者。報紙用“本館經理人葡國伯爵非難地”的名義出版，還在“本館經理人謹啟”中聲明：與舊人無關。 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變為保皇派。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皇會，澳門設立分會，連旺任分會會長。1900年，慈禧謊稱光緒病重，欲立皇子廢除光緒。消息傳出，全國譁然。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為首，聯合1231位文人和紳商反對。慈禧對經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經元善由鄭觀應安排擺脫緝捕，輾轉逃到澳門。滿清官員赴澳門緝拿時，連旺多方設法，耗費重金，全力營救。 後在中外輿論的壓力下，澳葡當局給予經元善政治避難。連旺熟悉國際公法，出錢出力，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義感。在何東、連旺等港澳人士幫助下，保皇會在港澳開展活動，擴大聲勢，並暗中籌備勤王舉義。[2]同年，自立軍起義失敗，保皇黨侵吞華僑捐款的內幕暴露。之後，連旺與保皇黨疏遠。1901年《知新報》停刊。1898年，連旺幫助康門弟子陳子褒開辦澳門大同女學堂，興辦教育事業。 1898年5月，連旺與張壽波、劉禎麟等人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連旺擔任董事。此舉與其鴉片煙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馳。連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連旺家族擁有大量物業，成為晚清時期澳門華人大業主之一。[1]他表現卓著，成為一代傑出的華商領袖，對澳門慈善公益事業的重大貢獻，特別熱心華人公益事業；1931年去世，終年76歲。 為紀念何連旺，澳葡政府將氹仔舊城區一條街命名為“何連旺街”。[3] 何連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雲章，1895年2月13日《鏡海叢報》報導何雲章新進秀才，榮歸故里的盛大場面：“有以紅箋一封惠到本局者，啟而視之，係澳紳何仲殷穗田為其第三子前歲科考新進之秀才雲章，榮歸順德縣原籍，行渴祖禮，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連排盛筵，藉宴嘉賓。族黨何性，為順德巨族，子姓繁眾，科名亦盛，一堂慶會，樂何如哉？”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55-162頁。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頁。 [3]李佳佳：《澳門近代史上的開明華人賭商》，載《澳門月報》，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蔣祖緣、方志欽：《簡明廣東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