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弼臣，澳門著名西醫。 父親吳棟華是澳門知名西醫。吳弼臣畢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與鄭士良、李則綱成為同學。他和鄭士良為人豪俠尚義，交遊廣闊，所結識的都是江湖之士，在同學屬於少見。 現錄吳弼臣的詩一首： 《奉和王惺岸先生〈戊寅除夕〉》[1] 早知身世似浮漚，溷跡濠江十六秩。[2]同泛屠蘇聊一笑，欲簪彩勝已先羞。[3] 樗蒲又向門前鬧，斗酒難軀客裡愁。[4]劫外非無春住處，江山如此怕回頭。 吳弼臣的後人、澳門實業家、收藏家吳利勳先生等先後捐贈一定數量的古籍和手稿給澳門大學圖書館。他經營吳淦記建築和恆基投資，在澳門從事投資建築業，除擔任廣東省政協委員外，還擔任澳門藝林書法學會和廣東省汕尾市文獻學會名譽會長，1997年1月7日獲得葡國總統頒予博物館勳章，這是國際文化活動的崇高榮譽之一。[5] 2004年，澳門大學國際圖書館、澳門懷舊收藏學會合辦的“澳門百年懷舊展”在澳門大學國際圖書館多功能廳舉行，展出約三百件精品，當中以紙品為主，並有少量文物為輔，包括與澳門教育有關的展品（如校刊、校章、畢業證書、聘書等）、教育家陳子褒的出版物、早期政府契約（如各行業經營執照、船牌等）、第一代澳門西醫吳弼臣的珍貴文件（當中較罕見的是其祖輩吳國德先生於宣統二年獲頒的地方自治研究所畢業文憑）、早期宗教、童子軍、博彩、娛樂行業及鴉片活動的資料。[6]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59頁。 [2]十六秩：十年為一秩。且秩字不恊韻，應為十六秋之誤。 [3]彩勝：古代立春日用色絹、紙剪成的小旗或其他飾物，叫做彩勝。插於髮上或繫在花枝，表示迎春，並相互饋贈。梅堯臣（嘉祐己亥歲旦呈永叔內翰）詩：“屠酥先尚幼，彩勝又宜春。” [4]斗酒：斗，量器，十升為斗。極言飲酒之多。 [5]李修松：《李則綱遺著選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第103頁。 [6]《澳門百年懷舊展下週一澳大開幕》，載“澳門大學＂網，2012年12月26日，http://news.umac.mo/nrs/faces/pub/items.jspx?categoryId=&year=2004&itemId=3811。

劉光普，原籍江西省吉安市[1]，生於澳門。澳門著名牙科醫生、社會活動家。[2] 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在澳門出版中文報紙《西南日報》，開辦日語學校，企圖蒙蔽澳門人和蠶食中華文化教育。期間，澳門進步人士關玉書先生在望德女子中學開辦達用國語講習所，兩個月一期，教授國語，與日語學校對抗。當時參加人員極為踴躍。 1942年，光普和吳岸芳、黃炳泉等人領導講習所歷屆畢業生於1月16日正式成立“修社”，租用下環街一間平房作臨時社址。修社把講習所的熱血青年組織在一起，切磋國語，組織座談會和讀書會，演唱抗日歌曲，以國語表演話劇、宣傳抗日救國道理，後來不少同學積極投身抗日救國隊伍。抗戰勝利後，修社暫停活動。 1949年，修社同學重新會合。1987年恢復活動，光普擔任永遠會長。[3] 1944年7月初，李嘉（成俊）帶領光普等十多名來自澳門總理故鄉紀念中學、培正、濠江等學校青年學生，徒步走到五桂山。抵達部隊駐地當天，正好是“七七”事變抗戰七周年紀念日。光普和李嘉等人參加中山抗日義勇大隊舉辦的首期青年遊擊訓練班，代號為“紐約橋”，意為訓練班起到溝通家鄉與海外的橋樑的作用。[4] 光普發起成立牙科醫學會，進一步提高澳門牙科醫生的專業水準。1981年，他在全澳進行一次牙齒普查，之後舉辦牙齒衛生常識展覽。1982年，他組織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四個國家和地區的牙醫舉行牙科醫學研討會，獲得成功。 1984年，澳門街坊總會成立，光普擔任總會會長。 1988年，光普獲選為澳門第四屆立法會議員，後為澳門街坊總會顧問、廣東省第六、七屆政協委員；2002年獲授金蓮花榮譽勳章[2]；2012年獲授大蓮花榮譽勳章。[5] 光普熱心社會慈善活動，扶危救困，不遺餘力，並創辦一個青年中心、一個老年中心和婦幼中心。[6] [1]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第411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97頁。 [3]《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664頁。 [4]《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珠江縱隊》，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11月3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1803691.htm?fromsyno&hold=source。 [5]《澳門特區政府頒佈2012年度勳章、獎章和獎狀獲得者名單》，載“網易新聞中心＂網，2013年6月30日，http://news.163.com/12/1201/00/8HJLBLR700014JB6.html。 [6]《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鑒2002》，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鑒社，2002，第360頁。

陸鏡輝，香山縣人。澳門醫生、港九培靈研經會創辦人之一、澳門基督教會宣道堂創辦人。[1] 陸鏡輝18歲時，受洗成為基督徒，學醫期間留學日本；[2]23歲時醫科畢業後，成家立室。當時，他在廣州開業，兼在醫科學校教書；加入廣州河南岐興里同寅會禮拜堂，成為教友。他的奉獻堂費每個主日五仙，每月合共二毫。 鏡湖護士助產學校（今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是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屬下的機構，1923年秋創辦，建造時間比鏡湖醫院晚了半個多世紀，因當時西醫尚未普及所致。1919年留醫所落成後，留醫病人增多，護理工作繁重。創辦之初，原名為“鏡湖高級護士學校”，當時因西醫尚在起步，護校因陋就簡，僅具雛形，並聘請陸鏡輝和趙振東、余雅閣、彭瑤之、彭偉田、李漢風、李傅堂、吳冠琰等八位醫師擔任義務教員，並按中華護士學會規定，設置各項課程，分科教授。[3] 1925年，陸鏡輝擔任廣東公立醫科大學學監。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廣州，1925年6月19日爆發省港大罷工，激起廣州各界人民的反帝鬥爭熱潮。6月23日，在陳延年、周恩來的領導下，廣州工農商學兵各界群眾五萬多人在東較場集會，聲討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的血腥暴行。會後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途經沙面對岸的沙基時，遭到英法軍隊的血腥鎮壓，造成駭人聽聞的“沙基慘案”，更激起廣東人民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仇恨和憤怒。國立廣東大學學生和廣東公立醫科大學學生，在周恩來等大力支持下，開展廣東公立醫科大學收回教育權的愛國鬥爭。6月27日晚，該校學生執委會召開會議決定：一，將公醫歸併廣大。二，組織公醫歸併廣大運動委員會問席舉出何仿等14人為委員。三，自議決日起全體一致不承認李樹芬為校長、陸鏡輝為學監，在風潮未解決以前，學校一切報告及文件概無效力。6月28日上午11時，學生會執委會在全體學生大會上提出上項決議案，結果全場通過。[4] 1927年初，廣州市第一屆培靈研經大會的委員會成立，由翟輔民牧師（美籍）、梁貴民牧師（美籍）、趙柳塘牧師、林保羅牧師、鄭德音牧師及陸鏡輝醫生等11位人士擔任。20世紀20年代後期，福州王載第一次到澳門浸信會堂領奮興會，當時，基督教會中，只有陸鏡輝一人能用粵語傳譯國語，擔當起傳譯任務。 1932年，王明道在澳門浸信會堂領奮興培靈會，陸鏡輝在澳門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服務，同時做黑市西醫。 1933年，陸鏡輝決定就把西醫事業，帶到中山第四、第六、第五區去，一去就是17年。 1936年，宋尚節博士到中山領奮興會，陸鏡輝夫婦同往赴會。7月，宋尚節在廈門開查經會一個月，陸鏡輝夫婦到廈門赴會一個月。宋尚節那種只求主的喜歡、不求個人的喜悅、不避艱苦的精神、不以性命為念的勇氣，深深印在陸鏡輝的心裡。 抗戰期間，陸鏡輝擔任三鄉堂執事，成為第十區會執委會主席。他和妻子及第九子、十子在中山生活。另有二子六女分散在上海、長沙、貴陽、重慶等地讀書，四年來消息全無。及後，陸鏡輝的親戚一家五口，忽然逃難到他家裡來，共九口人，全靠他一雙手來撐起一頭家。陸鏡輝信心很堅定，無怨無悔，因為他覺得自己遵行神的旨意，才搬到中山的，而且鄉間一個教會，一群無牧之羊，都放在他自己的肩上。每逢禮拜日，他負責領會講道，在三鄉堂任傳道的有鄭夢初、林漢英、譚敬一、區世民、曹振南、馮永農和李超然（後往香港）等。中山淪陷期間，陸鏡輝經歷許多危險，在三鄉、下珊、唐家等地行醫施藥，救濟災民。抗戰勝利後，他一直沒有消息的八個兒女，個個平安歸來，而且學有所成。 陸鏡輝擔任中山石岐廣智世光小學（今高家基小學）校董會主席，教育目的使學生養成“勤樸敬愛”之美德，成為眾人公僕，為中華民族教育事業鞠躬盡瘁。當時，該校在中山地區是一所有良好聲譽的學校。[5] 廣州解放前夕，粵港澳教會聯合舉辦水災救濟活動，李應林擔任水災救濟會主席，陸鏡輝等三人擔任副主席，共同幫助同胞及早脫離困境。[6] 1948年，陸鏡輝取得在澳門正式行醫的許可證，他又回到澳門工作。解放前夕，他結束中山的診所，前往澳門定居，並將診所交還教會，教會得以擴大，宗教活動逐漸增多。 1950年2月，陸鏡輝和計志文牧師、許公遂牧師三人，租用澳門連勝馬路28號前“宣道實用小學”校舍，正式成立“澳門基督教會宣道堂”，奉行自養、自理、自傳的立會原則。 同年冬，眾人有感於購買堂址的需要，在某夜連袂長執同工十餘人，在高士德馬路100號現址前禱告，當時屋主索價十萬元。三年後，1953年11月11日，宣道堂以5.1萬成功購買該址，且澳葡政府免納稅項。稍作修復整理後，1954年2月10日，澳門基督教會宣道堂正式啟用作禮拜堂。不久，教會不夠使用。1956年秋，在原址旁興建可容納約三百人的單層禮拜堂，1957年4月20日舉行獻堂典禮，原址舊房作為副堂使用。[7] 陸鏡輝的外甥孫女鄭明真是博士[8]，擔任香港城市大學署理商學部主任[9]，1995年4月17日，她訪問中國教會老一代傳道人，家庭教會的精神領袖林獻羔。 [1]陸鏡輝：《培靈會與我四十載的回憶》，載“港九培靈研究經會＂網，2013年8月16日，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cn/about-us/share-articles/258-share-articles-12.html。 [2]政協斗門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斗門文史》（第1輯），珠海：斗門政協，1985，第50頁。 [3]《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歷史》，載“人民網＂，2013年8月20日，http://hm.people.com.cn/GB/158259/158260/9551555.html。 [4]《周恩來與中山大學》，載“中山大學蘇區校史＂網，2013年8月20日，http://gjs.sysu.edu.cn/zsdxxs/mrzj/index.htm。 [5]《中山市石岐高家基小學》，載“互動百科＂網，2013年8月20日，http://www.hudong.com/wiki/中山市石岐高家基小學。 [6]王以敦：《廣州解放前夕粵港澳教會聯合舉辦的水災救濟》，載“廣州文史＂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25/200809/t20080917_8879_1.htm。 [7]《基督教會宣道堂》，載“基督教會宣道堂＂網，2012年8月16日，http://macautimes.net/77/7731.htm。 [8]《林獻羔（Samuel Lamb，1924年10月4日）——中國著名基督教家庭教會領袖》，載“新浪博客＂，2013年8月1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ba545a0102elhg.html。 [9]“Staff Directory教職員名錄＂，載“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網，2013年8月16日，http://www.cityu.edu.hk/col/cccu_staff_chi.htm。

郭信堅，澳門鏡湖慈善會秘書長兼護校校長、鏡湖醫院副院長。 1949年，為了籌備全澳門慶祝新中國成立的大型活動，柯麟院長和何賢主席親往澳督府，向澳門總督要求舉行全澳的慶祝大會，澳葡當局態度曖昧，但柯麟院長、何賢主席據理力爭，終於說服澳督同意澳門各界聯合舉行大會。 由鏡湖醫院、澳門商會、勞工界等代表組成的“澳門華僑協會”成立，柯麟擔任主席，王皓明任秘書，主要成員有馬萬祺、郭信堅、林德彰、梁秩智、陳直生、高振武、謝再生、李端禮、甄棠、鄺秉仁、馮祝萬、戴恩賽等人，立即開展籌備工作。11月13日晚上，柯麟院長在其診所主持正式籌備會議。[1] 1951年春節，柯麟接到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調令後，舉家遷到廣州。他雖離開了戰鬥十多年的澳門鏡湖醫院，但之後長期兼任該院的院長一職，並委託副院長、他的好友郭信堅全面主持醫院工作。[2] 1954年，郭信堅擔任鏡湖慈善會秘書長，兼任護校校長，繼續柯麟院長的改革方針，為發展醫療業務，默默耕耘，創建新校舍（何澄溪紀念堂），並於1956年落成啟用，為醫療及護理教育事業作出貢獻。[1] 20世紀50年代，澳門經濟低迷，市民生活困迫。作為澳門慈善機構的鏡湖醫院擔負市民的主要醫療工作，壓力很大，當時郭信堅副院長兼秘書長負起重擔，無論問題大小都認真對待，從不草率處理，科室要求添置用品或是某些要改善問題，他都不會馬上批准，他深思熟慮再作決定。 在處理業務上，遇到留醫病者因經濟困窘沒法支付醫藥時，提出申請援助，郭信堅視實際情況減免，得到市民的讚許。當時慈善捐款箱有很多市民樂於獻捐，成為佳話。在葡萄牙管治的歲月，當時政府沒有撥款資助唯一的私立醫院，醫院的收入除醫療費和房地產收租外，其他都是社會人士捐款（醫院理事董事捐助等），收支經常不平衡，可員工從來沒有被院方拖欠薪金，全靠郭信堅處理得當。 當經濟支持不來時，他主動向慈善會提出解決辦法，當時何賢主席經常慷慨付款解決，在工作中，郭信堅副院長向全體員工提出勤儉辦院，以醫院為家的方針，員工的薪金雖偏低，但福利好，員工及直系親屬享受免費醫療，同時員工有餐廳和免費宿舍。不論職位高低，員工們同心同德做好醫療工作，大家都對醫院有著深厚的歸屬感。 除處理醫務工作外，郭信堅在當時複雜的社會裡，堅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支持國家的愛國統一戰線，帶領員工參加愛國活動。他勤奮工作，不計較個人得失，從不以公謀私。 郭信堅在工作中逝世。身後沒有自己的物業，生前住房都是院方的房子。他去世後只有院方給他家屬十多萬撫恤金。他是兩袖清風的好領導，嚴肅帶有慈祥的光輝形象銘記在人們心中。[3] [1]《人物介紹》，載“澳門鏡湖護理學院90周年校慶＂網，2012年3月1日，http://www.kwnc.edu.mo/web/90th_anniversary/characters.htm。 [2]《〈柯麟傳〉連載——八、致力新中國醫學教育事業》，載“廣東省柯麟醫學教育基金會＂網，2012年3月1日，http://www.gdkelin.org/view.php?id=537。 [3]《退休感言——敬愛的郭信堅院長》，載“海豐人社區＂網，2012年3月1日，http://www.hfren.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46。

饒不辱，廣東省惠州市惠城區橋西人。[1]澳門著名醫生、社會活動家。 1946年，不辱畢業於中山大學醫學院，之後來到澳門鏡湖醫院工作，歷任內科駐院醫生、主治醫師、主任醫師。 1976年起，不辱出任該院副院長，成為澳門醫務界知名人士，1991年退休，被聘為鏡湖醫院顧問。[2]他熱愛澳門，懸壺濟世，臨床、管理經驗豐富；在鏡湖醫院工作40多年，工作積極，認真負責，將畢生奉獻給澳門醫療和護理教育事業，為醫院建設和發展作出卓越的貢獻。 不辱熱愛祖國，關心社會，積極參與，深得社會各界的尊重；擔任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廣東省第五、六、七、八屆人大代表和常務委員，澳門基本法協進會顧問，澳門中華醫學會理事長、名譽會長等職。1978年暨南大學在廣州復辦後，他擔任暨大第一屆董事會董事，2008年起任董事會永遠名譽董事。一直以來，他使暨大與澳門醫療界關係越來越密切，促進暨大與澳門各界的交流與合作。另外，他擔任暨大澳門校友會名譽顧問、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名譽會長、中山大學澳門校友會永遠會長。[3] 不辱的獨生女饒衛平任教勞工子弟學校40多年；女婿陸波是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澳區代表、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長、澳門記者聯會會員大會主席、《澳門日報》總編輯。[4] 2010年11月21日下午4時40分，不辱在鏡湖醫院辭世，終年89歲。 鏡湖醫院慈善會及澳門各界人士69人組成饒不辱先生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澤雲，副主任委員有林若、朱森林、許爽、李展潤、馬有禮、許世元、馬有恆、李成俊、李鵬翥等人。 暨南大學校長胡軍、暨南大學董事會分別向饒不辱的親屬和饒不辱先生治喪委員會發去唁電，對饒不辱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親切慰問。 饒不辱靈堂佈置莊嚴肅穆，橫匾寫有“德範長存”，靈堂兩旁放滿親屬及生前好友致送的鮮花、花籃。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行政長官崔世安、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及何厚鏵，全國政協常委何鴻燊，中聯辦主任白志健及副主任徐澤，政府主要官員，暨南大學董事會、暨南大學校長胡軍等及社會各界人士送上花籃、花牌致悼。 中聯辦副主任徐澤、立法會主席劉焯華及副主席賀一誠、檢察長何超明、民署管委會主席譚偉文及立法會議員先後到場致悼，並向饒不辱家屬表達深切慰問。11月24日，在鏡湖殯儀館福壽堂治喪，11月25日上午11時半舉行公祭，饒不辱的外孫女陸青致謝辭，賈益民副校長及董事會辦公室、駐澳辦等部門領導出席公祭儀式。[5] [1]《饒不辱》，載“惠城地情網＂，2011年10月21日，http://fzb.hcq.gov.cn/list.asp?id=25509。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頁。 [3]《饒不辱先生辭世廿五日舉殯》，載《澳門日報》，2010年11月23日。 [4]《學校董事會永遠名譽董事饒不辱先生逝世》，載“暨南大學＂網，2010年12月21日，http://portal.jnu.edu.cn/publish/publish/XmlFile/1/W_5036_84800.html。 [5]《各界昨公祭送別饒不辱》，載《澳門日報》，2010年11月26日。

黃新，香山縣人。 黃新是澳門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東大會主席。 1939年，黃新參加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三隊工作，並在香港參與愛國活動，擔任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指導員、虹虹歌詠團負責成員。[1] 1952年，黃新來到澳門南光公司工作，擔任助理總經理兼人事部部長。南光（集團）有限公司是總部設在澳門的國務院國資委直屬中央企業，1949年在澳門建立，起初名稱為“南光貿易公司”，直至1999年，幾十年來一直充當著中國官方在澳門的政治和商業代表。[2] 黃新擔任鏡湖醫院辦公室主任、《澳門日報》社經理等職。 1986年，黃新退休。[1] [1]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265頁。 [2]《璀璨南光》，載“新浪網＂，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劉幗超，女，原籍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生於澳門一個信奉天主教家庭。醫生、愛國志士。 幗超幼年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以針線手工度日，生活貧苦。她六歲時，叔叔欺她們母女孤寡，以女子無繼承權為名，要強佔她們居住的小木樓。為此，母女兩人打了十年官司。帝國主義者把持下的法庭，堅持維護封建禮法，使她們屢訴屢敗。最後，她們雖贏了，但卻要賣掉小木樓才能償還訴訟費用。世態炎涼，人情淡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罪惡，在幗超幼小的心靈裡，留下了深刻的傷痕。 1927年，幗超離開澳門，隻身到外求學，先到香港，師從嶺南畫派高劍父學畫。不久，她覺得民族災難深重，繪畫不是當務之急，於是，考入廣州市婦產科學校學醫。在進步同學的影響下，她閱讀魯迅、巴金、茅盾等著作和進步書刊，這些書籍強烈地觸動她的心靈，使她更仇恨那些恣意蹂躪百姓的帝國主義者和封建統治階級。 她暗下決心：畢業後要到窮鄉僻壤去，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貢獻給勞苦大眾。1929年秋，幗超從婦產科學校畢業，把大捆醫學書籍和全套魯迅全集裝入行囊，毅然辭別母親，來到中山三鄉，開設博愛醫局。她積極宣傳，推廣科學接生；走鄉串巷，為兒童免費接種牛痘，給窮苦人贈醫贈藥等。當地婦兒因舊法接生和不科學的免疫法而導致常見病的現象逐漸消除，並且有不少久病不癒的病患者恢復了健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山縣各種抗日團體紛紛成立。幗超勇敢投入愛國救亡運動中，白天，她與救護隊員們一起冒著炮火奔走各鄉，搶救被炸百姓，出入於難民棚治療逃難中倒下的難民。晚上，她給救護隊員們講授戰時救護常識，參加各種抗日宣傳活動。 她心中燃燒民族義憤和愛國之情，使她忘記了疲勞，忘記了自己。1940年，中山縣淪陷，三鄉成為岐關公路上的一個重要據點，日、偽部隊盤踞。但同時，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在這一帶，採取“分散隱蔽，積蓄力量，以待發展”的方針，繼續進行抗日救國鬥爭。1942年，珠江縱隊主力部隊挺進三鄉附近的五桂山區，這裡成為珠江三角洲抗日鬥爭的中心。 幗超親眼看到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看到中國共產黨真心實意、不屈不撓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日。因此，她積極靠攏黨組織，將為黨的工作作為己任。她的醫局設在三鄉鎮上，在敵人的眼皮底下，成為遊擊部隊的秘密後方醫院。五桂山區遊擊隊同志們負傷、染病都到這裡來醫治。 他們有時化裝成老百姓來醫局看病，有時隱蔽在附近鄉村地下傷兵月台，幗超由交通員領著逐個點去找，為他們治療。不管是颳風下雨，不管是三更半夜，交通員一到，她二話不說，提起藥箱就走。遊擊隊同志來就醫，她從來不要報酬，不收醫藥費，甚至連他們伙食費都包起來。 有的同志身體虛弱，幗超經常燉補品給他們吃，她時常把同志們放在心上，積極想辦法為患病同志治療。王河患上嚴重肺炎，經常咯血，當時肺炎是不治之症。幗超查閱許多醫書，研究一些民間土方，藥物與食物治療結合，四個多月後，使王河奇跡地恢復了健康。 譚婉明患上惡性瘧疾、葉向榮患上瘡、歐初患上長期感冒等難以治癒的疾病，都在幗超大膽細心的治療和調理下治癒了。部隊裡女同志在幗超的醫局裡分娩，得到她細緻入微的照顧。幗超的醫局成為戰士們的家，她像親人般給戰士們親切的撫慰和調養。 戰士們十分信賴幗超，尊敬幗超，她把戰士們當作自己的親人。有一個時期，部隊生活非常艱苦，缺乏營養，不少戰士患上夜盲症。一天晚上，30多名患夜盲症戰士由明眼者領著，一個個牽著衣尾結成串，連夜翻山越嶺，走了幾小時，來到醫局找幗超。當時藥物奇缺，幗超採用土方百草霜給他們治療。 這批戰士治癒後，她向部隊司令部提出建議，寧可少吃菜，也要多吃油，以防止夜盲症發生。部隊領導採納幗超的建議，訂出新的伙食制度，把油錢和菜金分開，保證每人有一定數量的油吃，有效地降低患病率。這對經常夜行軍、打夜仗的遊擊隊來說，意義非常重大。 幗超的醫局不僅是部隊的醫療所，而且是安全的掩蔽所。1943年，幗超夫婦為更好地配合革命工作，選擇一個水陸交通方便、較為僻靜的地方建了一所房屋，名為“桂園”。桂園內一棵桂樹也沒有，名字是取自遊擊隊根據地五桂山，寄託幗超夫婦對黨的感情。 醫局遷到桂園後，遊擊隊經常利用這裡作為掩護。每逢敵人掃蕩，幗超就把傷重、病重的同志作為留醫病人留在醫院裡，保護好他們。在形勢最險惡之時，五桂山區遊擊隊領導歐初、鄭吉、劉震球、葉向榮等在這裡召開秘密會議。抗戰期間，幗超醫生成為珠江遊擊隊一個得力的助手和戰友。 每當同志們向幗超表示感激之時，她總是深情地說，你們不惜為國捐軀，我為你們治病是醫務人員的本分，我盡了一些責任吧。1944年，何明的愛人犧牲了，留下一個孤女。巢健的愛人北撤了，身邊有個三歲男孩。她們請求組織上給孩子找戶人家撫養，便於輕裝上陣。黨組織找到幗超，她欣然同意接收孩子。孩子送來後，幗超又領養兩個被人遺棄的孤兒，以興辦育嬰堂名義掩人耳目，撫育這些孩子。 後來，她陸續收養一些烈士的遺孤及鄉中失去父母的孤兒和公路旁被丟棄的難民子女，幗超把所有孩子視作自己的親骨肉，為他們費盡了心血。因醫務工作繁忙，將孩子們交給義妹照管，但她自己並沒有少花一分精力，無微不至地關心孩子們的成長。她按時給他們種牛痘，打預防針，檢查身體。每天晚上孩子們熟睡後，她親自起來，一夜巡視幾次。 幗超家經濟條件不寬裕，為了撫育嬰兒，她養了幾隻母羊，用羊奶餵養他們，動員鄉中乳汁多的產婦兼餵這些孩子，對較大的孩子，經常買些廉價的牛骨頭加黃豆熬給孩子們喝，增加他們蛋白質和鈣質。為保證孩子們的飲食營養，幗超夫婦省吃儉用，每餐以南瓜作菜，把錢用在孩子們身上。她風趣地對愛人說南瓜好，糖分多，產生的卡路里多。 幗超十分重視孩子們的教育，她在桂園內養了小兔子，種上花木和青菜，讓孩子們每天給花木、青菜澆水，採割青草飼養小兔子，從小培養孩子們熱愛勞動。幗超經常教育孩子們做人要誠實，愛學習。桂園內建了簡易的兒童遊樂場，有滑梯、蹺蹺板、沙池等，供孩子們娛樂。孩子們的歡聲笑語，整天充滿著桂園。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裡，桂園成為這些曾被饑餓、疾病和死亡威脅的孩子們的樂園，無家可歸的孩子們在這裡找到了第二個母親，這位慈母給了他們第二次生命。 1982年秋，幗超去世，終年74歲。[1] 劉幗超熱愛黨和人民，一生中充分發揚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在國民黨反動派多次威逼利誘面前，她從未動搖過對黨的信念。她把自己的一切，無私地奉獻給革命，人民將永遠緬懷這位崇高的白衣戰士。[2] [1]中山市天主教文史資料組：《紀念愛國愛教的典範劉幗超女醫師》，載《中國天主教》，1986年第16期，第25-27頁。 [2]高平：《崇高的白衣戰士》，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71-75頁。 [3]高兆輝、陳小雪：《劉幗超與桂園的故事》，載《三鄉僑刊》，2013年9月1日，第35-37頁。

譚伯銘，原籍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生於澳門。澳門著名老中醫。 20世紀40年代，伯銘在廣東漢興國醫學校畢業，並師承江蘇名醫、針灸大師承淡盦、王珩光[2]，懸壺濟世，後定居澳門。40年代開始，他服務於澳門同善堂醫務部，醫術精湛，服務40載，醫治病人無數。[3] 1957年，伯銘積極籌辦澳門街坊福利會中醫診所，出任中醫診所主任，大力推廣使用中成藥製劑，方便患者，並用針灸治病；成為50年代澳門中醫藥界一大改革。 1966年，伯銘首倡創建澳門中醫學會，團結同業，交流學術，不斷提高業務水準和服務素質。1967年6月1日，澳門中醫學會正式成立，伯銘任理事會首屆理事長，王嘉言、林有存、羅卓雄等16人任理事，伯銘一直擔任理事長，至1993年連任20多年。澳門中醫學會成立後組織多項活動，多次組團回內地參加中醫學術交流，到內地中醫醫院中醫學院參觀、訪問，在當地組織講座、學術會議，出版《澳門中醫》專刊，參加穗、台、港、澳中醫藥界聯誼會各項活動。[4] 60年代，伯銘擔任澳門譚氏宗親會理事長，1996年籌建澳門譚氏宗親會大廈，發展澳門譚氏宗親會會務。他從醫70年，臨床經驗豐富，積存大量醫案，一生為澳門服務不遺餘力，全部投入澳門醫療事業，以振興澳門中醫為己任，樂於助人，為澳門中醫藥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1986年，伯銘退休。1990年，他榮獲澳督頒授專業功績勳章。在會上，他收到各方賀金三萬元，全部捐給澳門地方公益基金。 伯銘歷任澳門中醫學會創會會長、澳門譚氏宗親會創會會長、澳門街坊福利會中醫診所創辦人、澳門同善堂醫事顧問、廣州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澳門開平同鄉會名譽會長、澳葡政府衛生司中醫牌照科審查委員等職。 在伯銘教導和熏陶下，子孫都學業有成。他為培養下一代，造福社會，克盡己任；子孫從事教育、醫務、工程專業、商界、社會服務等工作，在社會中頗有建樹。 2012年1月17日下午1時40分，伯銘在鏡湖醫院辭世，享年107歲。 社會各界人士組成譚伯銘先生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譚伯源，委員許世元、姚鴻明、吳仕明、劉光普、高開賢、柯慶華、龔樹根、林慶雲、關樹權、林偉材、錢康祺、譚啟漢、譚海權、譚許媛屏、譚伯業、譚輝、譚炳銓、譚興棠、譚廣樂、譚國樑、譚兆燊、譚佳、余焯源。遺體於1月20日下午奉移鏡湖殯儀館福壽堂治喪。21日上午11時大殮，隨即辭靈出殯奉柩澳門舊西洋墳場安葬。執紼者眾，白馬素車，一番哀榮。[3] [1]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444頁。 [2]江一平等：《古醫籍各家證治抉微古醫籍圖書抉微》，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0，第856頁。 [3]《著名中醫譚伯銘辭世》，載《澳門日報》，2012年1月19日。 [4]鄺日建：《中醫學新探》，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6，第204頁。

鄭哲園，名傑，號五峰山人，又稱南洲先生，香山縣濠頭鄉（今屬中山市火炬開發區濠頭村）人。著名報人。鄭彥聞弟弟。 哲園世居石岐，幼時就有神童之稱，過目成誦，所著詩文尤善。起初進入邑中師範專科讀書，與黃冷觀成為同窗。時值清末，因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影響，哲園常為香港各報撰寫鼓吹革命文章，並在學術上與康有為、章太炎相詰難。他喜歡在集會上演說，在邑中創立達德學社、講學會、戒煙會、閱書報社等，之後在廣州各報撰文。 哲園的行為引起清廷的注意，他從廣州潛回香山，創設“海天書屋”，明為講學，實乃致力革命，他與鄭彼岸、劉思復成為莫逆之交。他支持長兄鄭彥聞、長嫂杜慧劍創辦益華女子職業學校，並在該校擔任國文教師六年。 武昌首義後，香山義軍積極回應，哲園負責宣傳工作。香山同盟會持正團公推他為團長，並且想請他主持民政，他力辭不就，專心致力報業。之前，哲園與同志創辦《警世鐘報》（石印版），之後參與創辦《香山旬報》、《岐江報》、《岐江畫報》。1915年，他與兄長鄭彥聞創辦《仁言報》，並任主筆。該報直到日寇侵華前夕的1937年停刊，歷時22年，成為中山辦報史上歷時最長的日報。 袁世凱竊國稱帝時，鄭彼岸辦討袁報於廣州，邀請哲園共襄筆政，清遺臣龍濟光作亂起，香山黃冷觀、劉誦芳入獄，毛仲瑩遇害。哲園連遭七次搜捕，因為邑吏敬仰他的為人，及時通風示警，才幸以身免。他經營多年的海天書屋為亂軍所毀，所藏古籍蕩然無存。 龍濟光之亂平定後，哲園結廬講學於南洲（今亭子下石岐藥廠一帶），自號五峰山人，又稱南洲先生。之後，他應聘為中山師範國文專修科主任，次年，應鄒魯之請，他赴省立法政專門學校和中山大學任教。省長楊永泰對哲園十分推崇，都督陳炯明聘他為秘書。因哲園與陳炯明政見不合，又不善交際，不屑在官場周旋，於是辭官歸里，重整海天書屋。弟子如黃居素、鄭天健、陳思危等俊彥，黃居素、鄭天健擔任中山縣長，陳思危是建國前的最後一任石岐鎮長。 從此，哲園息影家園，蓋因見政局反覆，又於患病之餘，未婚妻楊幻辭女士猝然早逝。 在以聘室之禮安葬楊氏後，哲園萬念俱灰，矢志終生不娶，不飾以華服，不沐浴，種種怪癖，雖近乎不可理喻，但見其至情至性。 中山淪陷時，哲園避亂澳門。光復後，他重返中山，潛心鑽研醫卜星相之術，雖不願掛牌，從不接受酬金，而求醫者門庭若市。 1960年，哲園無疾而終，終年77歲。 鄭哲園著有醫學手劄十多本、《五峰山房詩集》未定稿一卷。[1] 鄭哲園擅長隸書，習曹全碑、石門頌碑法，自成一格，用筆謹慎，結體舒徐重意態。[2] 現錄鄭哲園的詩兩首：[3] 《變聲》 身世猶輸一羽輕，窮居無告以詩鳴。 獨為君子慚前哲，誤作清流悔此生！ 粟進紅腰誰棄土，星搖赤舌竟燒城。 抱琴欲奏弦弦絕，知道人間有變聲。 《至澳門作》 一夜星霜鬢已斑，不堪搖落出鄉關。 乘桴豈獨存三澤，荷鍤寧辭瘞百蠻？ 西望夕陽東望月，南環秋水北環山。 昔供憑眺今揮淚，相對龍鳴總汗顏。 [1]《辛亥革命時期的鄭哲園》，載《中山文史》（第21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89-90頁。 [2]盧德銘：《書壇名家——鄭哲園》，載《中山日報》，第3093期，第B3版，2003年6月26日。 [3]《鄭哲園的澳門詩》，載《中山文史》（第21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91-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