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人，名韶，号葭外，生于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番禺区）。诗人、画家、“岭南三杰”之一。 树人自幼潜心绘事，17岁时师从隔山乡先辈居巢、居廉画师习画。期间，树人与高剑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画画基础。树人特获居巢画师青睐，将孙女居若文许配给他为妻。 时值晚清，国家内忧外患。树人心存报国，治学之余，主持广州、香港两地新闻笔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孙中山从美洲转道香港赴日，树人与陈少白、黄世仲同谒于舟中，大家相见恨晚，树人随即加入同盟会。 孙中山对树人颇赏识和推重，邀请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会务，之后，树人进入京都美术学校绘画科攻读直至毕业。民国成立后，树人回国担任粤省优级师范学校和广东高等学校图画教授。为深研世界文学，他再次东渡日本，毕业于东京立教大学文学科，先后留学日本十多年，与艺术、文学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树人回国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当时袁世凯阴谋篡国，树人以事被袁党所诬入狱，虽系桎梏中，犹吟诗不绝，旷达胆识过人。1922年夏，树人奉命从加拿大回国述职。返抵香港时，恰遇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蒙难，情势十分危急。树人获悉后，第一时间诀别妻儿，冒险赶回广州，登上“永丰”号舰，表示愿任孙中山秘书，誓与孙中山共患难。孙中山经过慎重考虑，要求树人赶赴上海，向各地华侨揭露、声讨叛军陈炯明的罪行。两天后，树人不得不离舰。从此，他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脱险后的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改进中国国民党计划，树人由孙中山指定的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担任大会主席的孙中山指定树人为广东省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 1931年冬，树人出游桂林。期间，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在《杂诗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鸳鸯江水辨难真，也为临流一怆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头清浊漫无分。”从中可看，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和一盘散沙，已让树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间，他顿悟，促成了他以一种高蹈出世、洁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体验。之后，桂林山水写生成为他艺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捩点。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长子陈复在路上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当晚11时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头“惩戒场”惨遭杀害，年仅25岁。树人得知消息后，悲愤至极，作《哭子赋》诗八首，并将陈复生前的住处起名为“思复楼”，后亲自将遗骸葬于故园隅山乡刘王殿岗息园。陈复之死使树人在政治斗争中，更加超然洒脱。 树人在绘画上的成就，一是在扎实的传统功夫上，通过融汇中外技法，实现构图、线条、色彩等方面创新。他对画面空间十分重视，让空间有回旋的余地，虚实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诗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兰心蕙质的底蕴更不可少。如作于1928年夏的《跃鲤》，画面上半部是一条跳跃着的鲤鱼，下半部则是水和草，各占画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浓》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于敷彩。他画红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伟大。他尤其善于用绿色画竹子、芦苇、杨柳、梧桐等，浓淡相宜，清秀明丽，色彩中孕育著喷薄欲出的生命。人们常说“陈树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树人工诗善画，尤长花鸟、山水画；1931年创作《岭南春色》、《木棉图》，寓壮硕于雄丽，获得比利时万国博览会的最优等奖。树人生于江南，爱画春雨、杏花、杨柳，展现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创作的《雨后》，有雨过天晴的清新气氛。他的山水画《鼎湖飞瀑》、《柳浪闻莺》都有景秀华润的特色，线条圆润，轻巧而疏朗。后期深入蜀地，绘有《峨眉云海》、《夔门秋色》等作品，画风偏于雄劲峭削，笔墨浓重粗犷。毕生作画达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隽秀的情趣，熔诗、书、画于一炉。他与高剑父、高奇峰被称为“岭南三杰”。 树人一直当官，虽亦官亦画并不矛盾。1927年，他辞去各种职务后，长时间流连于山水、诗画，不问政治。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他住在重庆山区茅屋里，无论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时多起床作画，首先练线条，练笔墨，星期天练写生。抗战胜利后，身负闲职的他回到广州专门从事艺术创作，与高剑父以振兴中华艺术的大任共勉，后又与赵少昂、关山月、黎葛民、杨善深等弟子晚辈组成“今社”，并举行画展，孜孜不倦地进行新国画艺术的探索和开拓。蔡元培评价“陈树人先生，纯粹美术家，而具优美个性者也”。[1] 抗战初期，树人避居澳门，与高剑父、张纯初、郑哲园等重组“澳门清游会”。[2] 1948年10月4日，树人因患胃溃疡而病逝，终年64岁。 陈树人著有《树人画集》三辑、《桂林写生集》一辑及《专爱集》、《战尘集》、《寒绿吟草》、《自然美讴歌集》等书。 现存作于1930年的《紫藤游鱼》画一幅，容大块画鲤鱼，陈树人补上了紫藤和题识。 广州艺术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块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与陈树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块画桃花，陈树人画牡丹花。还藏有一幅合作画《岭海春光》，画作由陈树人写萱花，高剑父画红棉，高奇峰作牡丹，张纯初绘茶花，再由罗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画黄葵，容大块作桃花等。[3] [1].王翯：《“岭南三杰”之——陈树人》，载“新华网＂，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广州脸谱][广州画卷‧第38期]容大块1900年-1963年壮游写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载“中国青年网＂，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冯秋雪，名平，号西谷，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诗人。赵连城丈夫、冯印雪兄长。 少年时代，秋雪入读陈子褒创办的澳门灌根学塾；在澳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和讨袁斗争；后在澳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他与友人合办南华印字馆，出版《诗声月刊》。1919年，他与妻子赵连城、弟弟冯印雪创办佩文小学，并担任校长。 1924年，秋雪与赵连城、冯印雪、刘君卉、黄沛功、梁彦明、周佩贤等创办“雪社”，成为主要负责人；并参与创办澳门中华教育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杨匏安等人的委托，秋雪将佩文小学扩充为中学，利用学校和印字馆进行革命活动。他被澳葡当局逮捕，经谢英伯营救获释。抗战初期，秋雪担任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驻港办事处主任；香港沦陷后，避居广西桂林、昭平等地。 新中国成立后，秋雪担任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69年，秋雪在广州病逝，终年77岁。[1] 冯秋雪著有《宋词绪》、《金诗绝句选》、《金英馆词》、《甲甲夏词》、《秋音甲稿》、《乙稿》、《水珮风裳集》等。 现录冯秋雪的诗两首：[2] 《愁倚栏令》[3] 四月二十日[4]，余与连城邀同哲士、佩贤、草衣，小叙佛笑楼。[5]座中有作愁苦语者，倚此慰之。 华灯初照罗裳，正玉薤平添满觞。[6]尔我心情真似酒，偏入愁肠。 年华忍独思量，漫负郤，钗光鬓香。如此清容正好[7]，休说斜阳。[8] 《初春归澳示印雪》 流水无根蒂，飘然又转蓬。两年知刧短，小聚惜尊空。 骨肉今能几？韶光昔易穷。且干家国泪，来对浅春红。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69-274页。 [2]《诗说濠江》，载“爱书堂＂网，2012年11月21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htm。 [3]愁倚栏令：又名春光好，词调名。 [4]四月二十日：指民国十年农历四月二十日（1921年5月27日）。 [5]佛笑楼：俞永济《澳门指南‧饮食‧餐室》：“佛笑楼餐室，福隆新街六十四号”。 [6]玉薤：酒名。 [7]清容：清秀的容颜。《子夜歌》：“含春未及歌，桂酒发清容。” [8]斜阳：夕阳。权德舆《晚》诗：“古树夕阳尽，空江暮霭收。寂寞扣船坐，独生千里愁。”夕阳易引起愁思，故用以比喻愁苦。

黎协，又名黎国民，生于澳门。夏威夷富商、同盟会分会部长。 1875年，黎来到夏威夷，起初在莫洛凯岛上做工，后转到夏威夷岛希炉埠工作。他在种植园工作八年，稍有积蓄，开设一家小杂货店，后发展到三四家商店。 黎开始投资房地产，兼种植甘蔗，成为希炉埠的华人富商。 黎慷慨捐助各种慈善事业，成为希炉华人社会的侨领，在整个希炉埠颇有名声。 1903年12月，孙中山应毛文明之邀来到希炉埠演讲，黎与另一华侨商人黄根组织欢迎委员会。孙中山乘船在夏威夷岛卡乌登陆，黎和黄根陪同孙中山从卡乌乘火车来到希炉埠。孙中山在希炉埠时，住在黎家或黄根家。 黎与孙中山成为好友，积极支持革命运动，带动希炉华人捐助起义活动。1910年，孙中山到夏威夷成立檀香山同盟会；同年5月到达希炉，停留约两周，成立檀香山同盟会希炉分会，华侨踊跃入会，参加会员达385人，黎担任分会部长。 孙中山离开夏威夷后，多次写信给夏威夷同志，其中有三封信写给“国民兄”（黎协）,信中孙中山要求紧急捐款。 1915年1月19日，在希炉市内，一名华侨对黎开枪射击。他身中数弹，11月25日，因伤重去世，年仅52岁。 凶手当场被捕，认罪后被判刑。此案当时没有深究凶杀的动机。但黎协的家属称，凶手背后有人指使。 孙中山得悉黎协被害后，1915年12月14日和1916年1月26日，写信给希炉分部和筹饷局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 黎协与有一半夏威夷半白人血统的妇女结婚，生育七个子女。 黎协之女伊莉莎白（Elizabeth Lai Hiplum）说父亲支持孙中山革命，所以有人反对他，他被人枪杀与此有关。 黎协的孙女Muriel De Ponte，是黎协次子之女。她说，父亲告诉她，祖父遇害是有人暗中指使。 黎协的许多个孙子和孙女现住在火奴鲁鲁。其中，伊莉莎白及其儿子Ted Lum十分珍惜黎协的生平事迹，向作者马兖生提供许多宝贵资料。2000年4月伊莉莎白去世。亲友说，她生前能把黎协和她见过孙中山的资料告诉马兖生，是她晚年最高兴的事。[1] [1]马兖生：《孙中山在夏威夷：活动和追随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163-164页。

梁镜清，香山县（今属珠海市）人[1]，以海为家。港澳流动渔民、同盟会会员。 梁镜清拥有三艘船，经常停泊澳门，往返于香山港澳之间。当时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在香港成立同盟会，之后在澳门设立支部，进行宣传和组织革命活动。 梁镜清膺服孙中山的革命学说，说吾等水上人家，受尽屈气，非革命不可！他毅然加入同盟会。 朋友梁义是香山县人，穷于家计，沦为盗贼，成为“绿林”头目之一。梁镜清晓以大义，明之以理，劝梁义改邪归正。梁义悦服，也加入同盟会；并将自己的澳门寓所捐出，作为同盟会支部集会、联络之用。[2][3]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革命形势日趋成熟，孙中山为筹集经费，奔走国内外。梁镜清常用自己的渔船秘密为党人送枪械弹药，接济内地民军。[4] 当革命军出现经济困难时，梁镜清变卖自己的一艘渔船，将得到的全部款项捐给同盟会。没多久，他又将另外两艘渔船变卖，所得款项同样全部资助革命活动。因此，他家计困难，但他毫无怨言，被革命同志誉为“疍家之王”。 辛亥革命事起，肇建共和。梁镜清已一无所有，在一间小庙当司祝以度日糊口。 抗战时期，梁镜清在香港去世。 梁镜清爱国之义举日月可鉴，值得后人敬仰。[2] 澳门富商萧瀛洲出资帮助梁镜清开渔栏和摊馆，掩护采购和走私军火，支持革命党人采购洋军火组织武装起义。[5] [1]蒋乐进：《澳门第一代赌王》，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17日。 [2]珠海政协：《珠海文史》（第5辑），珠海：珠海政协，1987，第49页。 [3]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352-353页。 [4]《同盟会潜伏策划起义大香山清军不战而退》，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2月3日。 [5]金英杰：《灵芝药房秘密搞革命》，载《新报》，2013年9月27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郑卓，原名郑卓轩，香山三乡桥头（今属中山市三乡镇桥头村）人。兴中会会员、孙中山侍卫。 孙中山为他改名郑卓，人称德叔，早年参加三合会。1897年，郑在香港加入兴中会。在澳门草堆街孙中山创办的中西药局当搬运工。后来孙中山到广州行医，药局交与程大元（程北海之子）做司理，成为革命党人常集会之所。 郑一方面做运货，一方面担任交通传讯。郑与孙昌是好朋友，常得机会与孙中山见面，孙中山见郑身体好、功夫好，通晓英文、法文，又会开汽车和轮船，就留在身边做侍卫，后郑当上侍从武官。在广西镇南关起义时，郑担任司令部副官，负责掌管粮食。孙中山派郑向马君武学制炸药。 1913年，他随孙中山南下，巡视南方各省督办铁路，后随孙中山赴美国三藩市、西雅图、洛杉矶和加拿大温哥华、法国巴黎、日本等地。 1918年，郑担任广三铁路机务段长，一年多后，回到孙中山身边当侍从武官。 1923年8月，郑被委任为大本营巩固军副官长；1925年1月被委任为广东兵工厂管理委员会委员，1926年任财政部总务处缉私课课长，1931年任中山县公安局局长，后任岐关车路公司副经理等职。后来，郑定居澳门。[2] 1982年6月，应江门政协之邀，郑撰写《孙中山先生在江门轶事》一文。1908年，郑、卢怡若等五人护卫孙中山，都带有手枪和炸弹。孙中山乔装为郎中，化名姓徐。时值农历正月十五，茶庵寺进香人多，孙中山等推迟到正月十七日到达茶庵寺，在一间有秘密地下室“客房”休息，慧真和尚立即派了小和尚在上山的路上布下哨岗。刚坐定不久，放哨的和尚突然发现山下来了一队清兵。 一向很镇定的孙中山感到意外。此行高度秘密中进行，难道走漏了消息？当时郑等采取紧急措施，陈少白、刘义、黄顺护卫孙中山，由慧真和尚派出心腹带路，走上茶庵寺后山茂林深竹中一条小路，绕到海边去。在那里有小船可以过渡，必要时从水路撤退。卢怡若（三哥）前往台山。郑装作茶庵寺的“后生”，下山探听消息。郑赶到山腰，发现数十个清兵护拥著几顶轿正上山。轿子里坐的都是女眷。 郑根据从事革命工作多年的经验，清兵出动围捕党人，决不会带女眷。郑立即将消息飞报回去。事后，据茶庵寺的和尚向进香的女眷和清兵打听，才知这是一场误会。原来当时江门商业发达，与香港有火船往来，成为水陆交通要道，所以有一营清朝陆军驻守。 营长当时叫“管带”。另外，在江门堵头山有个炮台，炮台台长是外省人，与陆军营管带、两家女眷都有往来，这两位“官太太”听说茶庵寺香火很旺，决定前来参神，认为正月十五人多，选定正月十七才来。因茶庵寺在山区，她们的丈夫恐怕有“山贼”，多派护兵保护。 孙中山、陈少白、刘义、黄顺等接到平安通知，又回到茶庵寺，在有地下室的“客房”住上一晚，第二天，陈宜禧派他的侄子陈忠堂到茶庵寺来迎接孙中山。[3] 1986年3月11日，郑在澳门举行102岁寿宴会；后与女儿一家同住。 1988年，郑在石岐苏华赞医院逝世，终年104岁。[1] [1]中山市外事侨务局、中山市港澳事务局：《中山市华侨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751页。 [2]《郑卓》，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xgrw.php?id=280。 [3]江门政协：《江门文史资料》（第8辑），江门：江门政协，1982，第1-3页。

林君复，生于香山县隆都安堂（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香山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同盟会澳门总支部创办人。安堂第19世孙。 君复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读书，后到广州入读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期间，他深感清廷腐败，外侮日甚。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清光绪年间，他东渡日本。他摒弃封建八股文，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先后入读东京宏文书院、早稻田大学。 1900年，孙中山多次在东京向留学生演讲，鼓吹民主革命，并听取师生的意见。君复当即站起，慷慨陈词，公开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给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君复加入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安排的任务，负责革命筹款工作。孙中山将廖仲恺、朱执信、黄兴等人分别介绍给君复认识。[2] 1906年，君复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澳门，成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澳门支部，组织香山起义。君复、郑彼岸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3]他和郑彼岸、林警魂等制订细致周密的计划，筹集起义资金、偷运军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军。在起义前，他亲自潜回香山，在萧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宣布起义。 1908年，君复潜回香山大涌，动员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轩，以及萧世冰、刘振群、黄芙蓉等人参加革命，并发动她们从香港、澳门分批携带武器至广州，为广州起义作好准备。林寿华和黄文轩等以秋瑾为榜样，冒着生命危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多次往返港澳与广州之间，担任运送武器的任务。 香山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建立香山县临时革命政府，君复将各路起义军整编成香军，并亲自率领3000名香军开赴广州，与广东各路军民会师，为光复广东作出突出的贡献。 之后，君复挥师北伐，先后参加宿州、徐州战役，战功卓越，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广东各界一致推举君复为广东省都督，被他婉拒。孙中山亲笔书写“毁家纾难，功成身退”条幅相赠。 “五四”运动以后，君复与鲁迅会面，鲁迅问他对国运之设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国策，愿民众奋起救国，挽狂澜与未倒。他对鲁迅之幽默与讽刺文风，表示钦敬不已。当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君复经常阅读《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杂志，并教育子女必须接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以适应新形势发展。 1933年，中山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君复以家长身份出席，学校请李宗仁讲话。会后，李宗仁迎前与他握手寒暄，并颂赞他“高风亮节，不胜钦佩”。 君复向来重视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他在澳门时，以南湾41号为社址，创办“仁声”剧社。为了开展革命宣传，他和革命党人张若屏、林了侬等变卖田产得白银两万多元，作为剧社常年活动经费；并亲自粉墨登场，先后扮演《血泪》、《金钱毒》、《齐家镜》等剧码角色。该剧社被史家誉为“我国现代剧第一块奠基石”。 1906年，君复在家乡安堂创办“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请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著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无不瞠目结舌。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 当时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向来强悍。郑荣知道上报“逆情”，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索性装聋扮哑。“觉群小学”成为当时中山最早的小学之一。君复不当高官，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资产，自己的后代变成贫穷的知识份子。 君复治学甚笃，尤喜翻译，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量古籍书中，无一不精通。他的文学修养渊博，偶有所感，诗词、对联计有四千余首，抗战时散失无存。 前海军部长程璧光在护法斗争中被暗杀。程璧光石碑立于广州长堤，碑刻的《殉难记》，是君复遵孙中山的嘱咐，用“四六骈文体”撰写。 20年代末，君复赴日本大量翻译禅宗佛经和中医书籍，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他的翻译工作，不但体现个人的治学精神，而且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大。 君复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随孙中山期间，总统府一切对外对内重要文件都由君复撰写，孙中山对他非常信任，嘉许他的工作。 君复与伍廷芳友善，酷爱研究禅宗佛经。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荣西禅师两次来中国学习禅宗，我国与日本友情源远流长。君复在日本期间住长崎妻弟家，终日孜孜不倦翻译佛经及中医书，他所携带书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灯缮写，常常伏案书写而至通宵达旦，数年如一日。这种坚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钦佩。 晚年时候，君复对腐朽旧社会，产生悲观情绪，前往惠阳象山寺削发为僧。当时民主人士陈铭枢及李宗仁多次劝他下山。君复表明了心迹，长居古刹。 1942年，君复在古刹病逝，终年63岁。临终时遗言“只带赤心来，不携寸草去”。 林君复一生不谋名利，身无长物，但对革命战友，情谊深厚，经常解囊相助。他与刘思复为肺腑之交。刘思复刺杀清水师提督李准未成，出狱后肺病危殆。君复日夕守望照顾，直至刘思复与世长辞。之后，君复出卖衣物，将刘思复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复之孙林绍声担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区。林绍声回忆，从他出生到五岁，一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后，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与他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当时自己是个孩童，但祖父对自己的那份疼爱，牢牢地留在记忆的深处。[4] [1]《香山起义里的大涌安堂》，载《中山侨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忆先父林君复烈士》，载《中山文史》（第07-09辑），中山：中山政协，1992，第7-13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复：《毁家纾难功成身退》，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14日。

陈恭尹，字元孝，号独漉子，又号半峰，晚号罗浮布衣，生于顺德大良（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锦岩冈东麓。清初“岭南三大诗家”之一。 恭尹自幼聪敏，好学深思，12岁丧母，15岁补诸生。16岁时，父亲陈邦彦起兵抗清，恭尹随庶母及两个幼弟回到原籍顺德龙山乡下居住。清朝巡抚佟养甲侦知，派兵前来劫持。恭尹适值外出，听到消息，乔装逃到增城县新塘乡，在父亲的朋友湛珩如家中躲藏数月，才避过缉捕。同年九月，父亲和二弟陈馨尹遇害，全家只他一个幸存。第二年，清将李成栋反正，广东重建南明旗号，永历帝迁居肇庆。恭尹入朝泣陈父亲殉难情状，得授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之职，给假归家治丧。清顺治七年（1650）冬，清军大举反攻，再陷广州，永历君臣西走桂、滇。恭尹不及相随，逃匿于西樵山中，从此与永历朝廷失去联系。 之后十年，恭尹怀着国破家亡的深痛巨创，积极从事反清活动。起初三年，他奔走于福建、浙江、江苏一带，意图与郑成功、张煌言等抗清人士联系，但没结果。 顺治十一年（1654）春，恭尹折回广东，在增城与湛珩如女儿成婚；第二年回到顺德，寄居羊额友人何衡、何绛家中，密切关注时局，与何氏兄弟、梁琏、蔡艮若等读书切磋之余，同赴阳春、澳门；到新会崖门，渡铜鼓洋，秘密结交遗臣志士共图大业，未能成事。 顺治十五年（1658），恭尹与何绛再度远行，打算西走云贵，投奔永历朝廷。行至湖南昭潭（今湘潭），因清军封锁严密，只好改道北上，转徙湖北、江苏、河南，北渡黄河，直扺太行山下。他沿途留心观察地形和关隘，结合以前在东南沿海所见，绘成《九边图》，以备他日之需，但当时西南地区抗清力量已成强弩之末。第二年冬，他在郑州遇见平西王吴三桂由云南遣送京城的象队，得知南明政权倾覆，永历帝逃入缅甸，只得郁郁南归，隐居于增城新塘。两年后，他听到永历帝遇害的噩耗，哀恸之余，见新朝统治已成定局，痛心复兴无望，再也无意远游，携眷回到顺德，隐居于羊额七年。他与友人何衡、何绛、梁琏、陶璜相与砥砺名节，抑志读书，世称“北田五子”。 中年以后，恭尹锐气逐渐消磨，息影田庐，以诗文琴酒自娱。清康熙七年（1668）夏，湛氏夫人病逝，他领着儿女扶柩移居增城新塘。八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居地正当要冲，不堪兵燹困扰，恭尹举家回到顺德，先后寓居羊额和龙江。1678年秋，官府怀疑恭尹与三藩反叛事件有瓜葛，拘捕他入狱二百多天。经此变故，恭尹心存畏惧，明哲自保，1684年，筑室广州小禺山（今禺山路附近），日夕以诗酒酬世，“贵人有折节下交者，无不礼接”。他被友人梁琏当面批评“何事而仆仆走风尘”，但终其一生不仕清，并常以郁勃沉酣的诗笔，挞伐新朝统治者，民族大节实无亏损。 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月十二日，恭尹去世，终年69岁。 陈恭尹一生以诗名世，著有《独漉堂全集》。他与父亲学生、著名诗人屈大均思想行藏接近，交谊相当深厚，艺术上互相切磋濡染，共同辉映清初岭南诗坛。 北方大诗家朱彝尊、王士祯、赵执信、纳兰性德等人，对陈恭尹十分敬重，彼此建立友谊。陈恭尹诗集中最有价值的，是感时伤世、托古讽今、反映民生疾苦、描绘地方风貌的作品。他以抒发性情为宗旨，艺术风格上不拘泥宗唐宗宋的偏见，兼采众长。在各种体裁中，以七律成就最高。今人刘斯奋、周锡《岭南三家诗选》评陈恭尹的诗“既豪迈雄奇，又蕴藉含蓄，郁勃沉雄而不晦涩生硬，堪称举重若轻，舒卷自如”，概括他的艺术特色。[1] 陈恭尹和番禺屈大均、南海梁佩兰被誉为清初“岭南三大诗家”。他不仅是一代文学宗师，而且是个书法家。他的隶书主要取法于汉碑，得益最多的为《夏承碑》、《曹全碑》。《曹全碑》主要特色为秀逸，而《夏承碑》以灵动著称，两碑的特色构成陈恭尹隶书的主要风格。他能以瘦逸遒劲之笔，尽量避免隋唐以来那种呆板孱弱的习气，不为汉碑所囿，在当时广东书坛极具开拓性意义。但受条件限制，当时所能见到的汉碑不多，不像乾隆以后金石学、小学的兴盛和各种碑版的大量出土，这使得陈恭尹无法博采众家之长。 陈恭尹的传世书迹比屈大均、梁佩兰较多，朱万章编著的《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中录有其书迹51件，其中隶书有20多件，主要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及私人藏家中，其隶书名迹主要有故宫博物院所藏《题明史列传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咏月诗》轴、广州艺术博物院藏《隶书》轴，以及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祝龙翁》诗赋斗方和《咏花十诗》卷等，尤以《咏花十诗》卷为精湛。 陈恭尹的隶书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清初文人王士祯在其《香祖笔记》、《渔洋诗话》中屡次提及，陈奕禧的《隐绿轩题跋》有所论及。作为岭南地区一代文学宗师，其隶书能扬名岭外，名垂书史，在广东书法史上并不多见。[2] 澳门普济禅院，又称澳门观音堂，为中国佛教建筑，具有中国名山古刹的特色，禅院的首座是大雄宝殿，次殿是长寿佛殿，后座正殿是观音殿。院后还有广阔幽深的后花园。禅院内收藏很多名家的书画、书法、文物，包括驰誉中外画坛的岭南派大师高剑父及其学生关山月，陈恭尹、章太炎等人的作品悬挂于殿堂，供游客欣赏。[3] [1].《清初诗人陈恭尹》，载“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2012年10月30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31321&secid=31361。 [2].《陈恭尹》，载“顺德文化＂网，2012年10月29日，http://www.sdartol.com/html/2011/whmr_1019/633.html。 [3].《澳门观音堂》，载“搜艺搜＂网，2012年10月29日，http://yishujia.findart.com.cn/10510789-180061-zixun.html。

陈孔屏，字昆耕，香山南朗山门（今属中山市南朗镇山门村）人。[1]烈士。 陈孔屏家中有些钱，成为三合会头子，组织本地人入会。入会时，斩鸡头，滴血入册。三合会有时开大会，点起火把，声势很大，共有会员近千人。当时，他与孙中山、陆皓东等三合会人来往较多，经常出入澳门。[2] 清光绪十九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即1893年9月26日，《镜海丛报》刊登了一则“声明告白”：“启者，本医生晋省有事，所有中西药局事务，统交陈孔屏兄代理一切，出入银两揭借汇兑等件陈孔屏兄签名即算为实，别无异言。光绪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孙逸仙谨启。” 从1892年9月孙中山受聘镜湖医院起，到这则“声明告白”发表之日，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整整一年时间。孙中山被澳葡当局排挤而遗憾地离开澳门，转至广州设立“东西药局”，但他在澳门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并打下了革命基础。 “声明告白”揭示：孙中山在中西药局开诊医病后，络绎不绝。但医局里所请的职员，未必是人人尽都忠实。其中更有人冒名揭借银两；或是赊借货物，以致东窗事发，被孙中山知晓，不得不登报，以此制止不法之事的蔓延，免致一发不可收拾，后患无穷。可见，两人情谊非同一般。 1895年，陈孔屏在翠亨响应孙中山、陆皓东号召，响应广州起义。[1][3] 后来，山门村龙舟地有个甘木交得了一个五品官，听说三合会是反光绪皇帝的，要回来捉拿三合会人。兰溪村甘灶安（以前在大祠堂村住的）因经常在孔屏家中吃饭，对他家情况非常熟悉。甘木交串通、收买甘灶安做内线，去捉陈孔屏。当时半夜，陈昆耕（孔屏）家中被包围，他无路可走，逃下井中，被人捉去坐牢，折磨至死。 1912年3月5日，孙中山在《追悼粤中倡义死事诸烈士通告》中提到陈孔屏烈士，通告说“殆因缘被难，株累重牢，若杨烈蓬（衢）云、郑烈弼臣、陈烈孔屏，泊辛丑役之梁烈慕义、洪烈全福诸贤，暨所有名不具详之诸志士者，成负知觉之先，耆义如饴，真岭海之芳丞民哉！” 约1937年，中山县政府出资将陈孔屏厚葬，其坟墓原在今翠亨宾馆一带，80年代因修宾馆被迁移到犁头尖山地区。[2] [1].《陈孔屏》，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2年3月10日，http://www.sunyat-sen.org:1980/b5/192.168.0.100/sun/showxgrw.php?id=369。 [2].邹佩丛：《孙中山家世研究与辨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547-548页。 [3].孙重贵：《孙中山与香港澳门的不解之缘》，载《贵州政协报》网，2012年11月12日，http://www.gzzxb.com/pages/news.aspx?id=%CD%B3%D5%BD%D5%FE%D0%AD46480。

黄健，又名黄如诚，字晓生，香山县长洲（今属中山市西区）后山村人。[1]革命家。 父亲原在烟洲小学执教，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先在私塾任教，不久弃教从商，全家开始过上小康生活。 兄弟姐妹12个，黄的弟弟黄鞅（真钧），1944年1月31日在五桂山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2岁。[2] 1925年，黄在县立中学读书时从事革命活动，担任学生联合会和新学生社中山分社负责人、中山学生救亡工作团副团长、广东省学联第一届执行委员。 1926年6月，黄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共青团中山县委书记；同年底任中共中山县委委员。1927年，他因策反驻守中山的第三十九团团长周景臻参加卖蔗埔起义不成而被捕，囚禁于广州监狱。同年12月广州工人起义，黄率领难友冲出监狱。 1928年春，黄前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担任该校中共党支部书记。同年8月，执行第三国际共产决议在东京举行国际反帝示威游行，遭到日本军警大肆镇压而被捕。黄被严刑拷打逼供，无效后，敌人在食物中暗放毒药，企图杀害，幸及早发觉，经催吐洗胃脱险，后雇请律师辩护才获释放。 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当时爱国军民为声援十九路军抗日举行示威游行，黄在领导大家高呼口号时遭特务逮捕，被关进英租界巡捕房，后来英人以游行无罪释放他。不久，黄在张贴抗日标语和《新群众》壁报时，被警察逮捕。在狱中，黄坚持宣传抗日，通过手抄《铁窗报》，唤醒难友起来斗争。后由“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律师出庭辩护，获得保释出狱。[1] 1933年底，黄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干事，编印出版《要人报》开展宣传工作。1934年初，他被敌人盯梢追踪而被捕，由上海转解南京。在狱期间，黄与杜岚认识，放风时候、“听训会”上，他与杜岚互相倾诉，志同道合，萌生爱情，相约出狱后结为终身伴侣。黄有个同乡叔叔黄仲榆，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通过陈策、郑占南、谢作民等保释，极力斡旋，担保两人于1934年底出狱。黄与杜岚先后返回广东中山长洲，在黄家举行婚礼。[3] 1935年初，黄与杜岚来到澳门，兴办教育事业，以培育人才，提高民族素质，振兴中华为己任。他决定团结争取有利的社会关系，集资办校。当时黄仁辅、鲍雁坡、鲍梦光、杨振声、杨雪溪、杨雪伧等社会热心人积极支持，1932年创办濠江中学暨附属小学。同年秋后，该校校长黄仁辅和创办者多人，因事先后离开澳门或从事其他工作，1936年2月1日将该校正式移交黄接办，并郑重地签订一份合约，提出“接办之后益加努力，使学校日臻发达”的要求。 黄掌管学校后，首标办学方针和宗旨，为澳门广大劳苦同胞子女服务，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组成以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桂纪、黄豫樵、黄渭霖、黄福隆、黄汉兴等为董事的校董会；同时团结一批有为青年及热爱祖国、同心同德的教师，尽心办学，当时的老师有黄一峰、曾枝西、张铁柔（阳）、陈雪、黄瑞坤、周筱真、郑冷刃（少康）、区白霜（梦觉）等，他（她）们都抱着献身教育事业、为国家为社会培育人才的志愿，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不避艰苦，不计报酬。 初期学校经济困难，黄想尽办法请亲友捐助，甚至自己自编自制钉装成“画报”，供同学们阅读。黄和全校教职员工，以“忠诚勇敢，勤劳朴素”为校训，对学生言传身教，取得一定的成效，使濠江中学在社会上奠定较好的基础。[3] 同年，黄与华南工委接上组织关系，被任为“南委”秘书长，同年底调任五县（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东莞）特支书记；1936年任博罗县特派员。期间，经组织同意，他利用黄仲榆当博罗县长关系，当上博罗县一个区区长。在任期间，黄组织百多人的“义勇警察队”，为象头山、罗浮山一带建立武装根据地做好准备。 1938年，黄担任中共博罗县委会书记。同年底，他赴香港治病，与难友李少石、于益之相会，李少石、于益之建议调黄到八路军驻香港情报组工作，并以澳门濠江中学为联络站，开展统战策反工作。1949年8月中山解放前夕，黄先后策反中山县联防大队长黄森、广东保安一师、东江护路总队起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中山先后任石岐镇副镇长、石岐市副市长、中共石岐市委常委、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1957年，黄调广东省政协秘书处任副处长；不久调任省参事室、省文史馆办公室副主任；1959年任暨南大学办公室主任和总务处副处长。[4] 1965年，暨南大学在广西筹办后方三线建校工作，黄接受了更艰巨的任务，任劳任怨。 “文革”期间，黄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汉奸”、“国民党残渣余孽”，扣上五顶大帽子；威迫他诬陷周总理；将他关进牛栏，扣发工资，受尽抄家、毒打、殴斗、游街等凌辱、折磨、摧残；但他始终没有屈服，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不低头，充分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1980年，黄身患高血压、哮喘、心肌炎等多种顽症，忍痛离开暨南大学回到澳门治病，但他念念不忘暨大的事业发展，积极呼吁在澳门及中山的老战友、亲朋为暨大募集资金，实现培育侨生当四化建设栋梁的宏愿。他担任暨大校董会副秘书长，经常与留澳门的校董讨论暨大发展的计划，提出积极的建议。[1] 1982年6月，黄因体弱病重不幸逝世，终年76岁。 黄健与杜岚（1912-2013）生育四子二女，都服务于社会。杜岚辛勤服务濠江中学，刻苦自励，辛勤育人，造就许多良才，许多学生服务社会，卓有成就；获得澳门政府总督颁赠劳绩勋章。[5] [1]《黄健》，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6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392。 [2]中共中山市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山英烈》（第一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第53-57页。 [3]杨荫清：《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岚》，载《中山文史》（第22辑），中山：中山政协，1991，第85-88页。 [4]《黄健同志革命的一生》，载“中山网＂，2008年10月11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06/03/02/546550.shtml。 [5]《澳门濠江学校名誉校长杜岚辞世享年101岁》，载“新华网＂，2013年6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9/c_11521526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