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氹仔三婆庙捐银择地建义冢一区，并规定，凡遇有尸骸枯骨暴露者，应即殓葬于义冢，不得索钱殡埋。《龙头环义冢碑》，载郑炜明：《葡占氹仔路环碑铭楹匾汇编》，第21—22页。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6月2日，澳门拟创设华人坟园，管理事宜归镜湖医院董事办理。该坟园章程经澳门政府第50号札谕批准，规定第一等永远坟，每穴价银30元；第二等暂寄葬坟，每穴价银2元，以五年为期。埋葬7龄小童，每穴价银1元。倘买永远坟为一家之坟，其价银100大元。《澳门政府宪报》1881年6月18日第25号。

咸丰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在华克亚克穆斯林公司（Cojak Muslims & Co.）经理杰拉兹‧曼克（Jeraz Manjee）从澳门葡人菲利浦‧奥佐里奥（Felipe António Ozório）手中购买了一座乡村花园作为穆斯林公共墓地和一座小清真寺的用地。这块地在玛丽亚二世堡垒（即马蛟炮台）的下方，离华人村庄望厦不远。施其乐、范岱克：《1700—1930年珠江三角洲的穆斯林》，载《文化杂志》第58期，2006年。路易士‧库尼亚（Luís Cunha）在《澳门的穆斯林》[载《南湾（Nam Van）杂志》第21期第23—25页，1986年]中称：“澳门穆斯林于1851年建起了一座清真寺和一座公共墓地。”两处所记不同。

“沙冈应解忆荒芜，前辈惟闻说镜湖。月风不知人事变，可怜还认旧舆图！”“三巴门外冢累累，雄鬼喧呼去不回。并向夜台传露布，任教白骨尽成灰。”为《两行堂诗钞》中“庚戌清明出三巴门外经沙冈旧地有感而作”之七言诗二首也。沙冈，在濠镜墺中，大炮台西北之一带地区。由夷城之三巴门外起，沿连胜街、镜湖医院、连胜马路、而至三盏灯附近，北对望厦，东连塔石，西与新桥接壤，是为原来沙冈旧区。攷沙冈原为澳门城门外之墦坵，黄沙漠漠，荒冢累累，于白杨衰草之间，冈陵起伏，因此称为“沙冈”。盖迺昔日之丛葬义地，有如昔之关闸沙然。沙冈既在三巴门外，实属我国领土。自从清朝同治二年，始被澳葡占领，毁坟灭骨，建屋开路，改作民居耳。据《梁燕孙年谱》载称：“同治二年，葡人占沙冈，建筑马路。”沙冈既被并入澳门市区后，今成十里洋场矣。案《澳门市街名册》划分该区云：“沙冈：此名系指本市二小区，位置在罗白沙街，连胜马路，柯高马路，及罅些喇提督大马路之间。现属新桥区，此名渐不为人用。”沙冈义地，本迺澳中平民身后之埋葬处。顾初时澳中人口有限，富者自置山地，毋须埋葬于斯，所以沙冈虽小，而坟墓尚不甚密，只不过荒冢落漠，残碣萧疏而已。惟自从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二夜，澳门经过一场大风灾，遭难者无算，事后捡拾水上浮尸，路中遗骸，皆掩埋于此，沙冈遂有坟满之象。闻是役也，迺一八七四年九月廿二日晚，风狂水涨，沙梨头海边溺人最多，犹幸花王堂适遇祝融，火光烛天，照耀该区，庶拯回不少路人性命耳。现在花王堂门之石碑，尚勒有：“一八七四年重毁于火”（De Novo lncEndiada 1874）等西文。至今天主教人士，每年是日定必举行巡游纪念，称是日为“天灾节”云。光绪十四年时，澳门境内，曾遇鼠疫流行，死人更多，皆丛葬于沙冈。斯时沙冈坟地，早已葬满，迫得重叠，堆积如冈，连绵起伏，真一片触目伤心之象也。及至光绪三十一年后，澳葡实行迁坟拓地，修路建屋，将沙冈改为今日之住宅区焉。犹忆当年尚余无主孤坟八十二穴，澳葡将其移葬于黑沙环观音堂之后山处，后又开山取泥，迺由澳门水陆超幽会将其骸骨合营一冢，葬于观音堂后园山上，以迄于今也。昔日澳城，以三巴门为出入门户，三巴门外即为沙岗。沙冈原有一条沙路，直通莲花迳，为澳门与中国各地之交通总道。明末清初，中国官吏巡视澳门，必由沙冈入澳，故澳葡官兵，均列队迎于三巴门外之沙冈道上。据《澳门纪略》记称：“凡天朝官如澳，澳判事官以降，皆迎于三巴门外。三巴礮台燃大礮，番兵肃队，一人鸣鼓，一人飐旗，队长为帕首革袴状，舞枪前导；及送亦如之。”迨至清朝道光二十九年，龙田村民沈米，沮杀澳葡兵头亚马勒后，澳葡军曹未士基打，竟带兵突出三巴门外，经沙冈直扑莲花迳，将古关闸占领。后据《香山县志》称：“同治二年，葡人强占沙冈塔石。”又称：“同治十三年，葡人因租界龃龉，乘间闯入，拆毁关闸泛墙，改设捕房，另立大关闸。由三巴门以北至旧关闸，均认为葡界。”又称：“光绪三十一年，葡人平毁沙冈塔石等处坟墓，投无主遗骸于海。”统观以上所述，澳葡以清朝官吏节节退让，而其连续得手，故将开辟沙冈之马路，改名为“连胜街”。及“连胜马路”焉。清朝同治年间，澳葡占领沙冈时，三巴门外一带，尚属郊野地区，荒烟蔓草，杳无人居者。迨至同治九年，澳葡公物会才有批准华人请建医院于三巴门外荒地之布告。翌年，澳绅王禄、曹有、沈旺及德丰等，向澳葡公物会办理领取医院地址立契手续，以后经之营之，至同治十二年癸酉，镜湖医院始行筑成开幕焉。嗣是三巴门外至镜湖医院一带，始渐有人建屋居住。光绪中叶，成立三巴门街坊会。因鼠疫流行，曾举行迎神保安，更发起筹建包公庙等一列庙宇，于是该坊日渐成为澳门廓外之平民住宅区矣。 惟镜湖医院以北之义地，仍属茺冢累累，故医院之傍，筑有长亭，俾扶殡送丧者，可以在此祭饯也，今则改为门诊赠医处。其侧之镜湖马路，旧日有阴阳路之称，盖逾此则为墓地。每届日暮或阴雨时候，辄觉暮气阴森，无人敢经此路者。一九一九年左右，澳葡当局拓展该区。迁救火局于此，修路政，建新楼，并规划三盏灯附近之各马路线，以三盏灯为中心，四通八达。闻三盏灯处，澳葡拟立亚利鸦架铜像，故该处有一马路名为亚利鸦架街，藉以纪念当年之澳葡领袖亚利鸦架氏云。昔日沙冈义地，在连胜马路段内，坟墓丛密。至光绪卅年以后，澳葡禁止丧者再事营葬，寻且勒令已葬者迁徙，无主荒冢则毁坟弃骨，铲平冈坵，改建成无数小屋，纵横行列，俨然为一平民区。其中分为数条街道，有名“义字街”者，即义地之谓也；又有名“卢九街”者，纪念卢九曾襄其事也。攷卢九迺当年澳中富户，曾承投得澳门第一届赌饷。按《新会潮莲芦鞭卢氏族谱》记载云﹕“卢九，行三，字育诺，号焯之。妻妾九人，生十七子。授监运使衔，赏戴花翎，二品顶戴，广西特用道，叠封文林郎，诰授中议大夫。曾四次捐助卢氏乡中平粜，改建名宦家庙，捐资三万余元，连年捐助义学。”又云﹕“焯之以寨畯起家，悯贫民不识字者多苦，迺于光绪廿二年丙申，捐赀延师义学两所于乡中。……迨光绪廿九年癸卯，焯之又思推爱于一乡，扩充规模，增为四区。……焯之又虑无监学者，则收效尚少，迺委族姪之经理。其教法注重认字解书，务使学童速通文义，故就学未久，辄能作浅白信札，岁时考校，劝而诱掖之。如是两年，戴义颂声四起。卅一年乙己，以节省经费，故只设本乡二所。……卅三年丁未，又裁为一区。是岁，焯之卒。”由是推知卢九死于光绪卅三年。闻其生前，尝在广州承办闱姓等赌博，以饷项事发，畏罪自缢于澳寓，遗资甚丰，在澳中称为一时首富云。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2月15日－1685年2月2日）3月25日，方济各会士卞芳世从广州返回澳门，住圣方济各修道院。在此期间，他在修道院后面的山坡上建了一条圣道，最高处架起一座巨大的花岗石十字架。故这座山又被称为“十字山”。20世纪初，这座十字架被迁到美基坟场（西洋坟场），至今仍在。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132.

原在氹仔北澳村后山乱葬岗的三座古冢，于一九九五年迁移至氹仔市政坟场特辟的墓园中，分别是义冢、女冢及童冢，一字排开，前立迁移碑石，记载百多年前澳门一场风灾惨史。 据《广东的自然灾害》记载，这场风灾发生于一八七四年九月廿二日（清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二日），是清代以来粤港澳发生历史上最惨重的风灾之一，是年岁次“甲戌”，史称“甲戌风灾”。当天台风来势凶猛，至深夜更为厉害，横扫穗港澳、珠江三角洲及附近一带县市乡村，地域广阔，海上“顷刻潮高二丈，浊若泥泞”，风狂雨暴，雷电交加，所到之处，拔木、毁屋、伤害农作物，各地损失严重，而“澳门坏船千余，溺死者万人，捡得尸者七千。”  事发前，本澳风平浪静，岂料半夜台风袭澳，来势汹汹，居民猝不及防，澳门半岛及路氹离岛，一时陷入恐布世界中。在风灾中，市内很多楼房被摧毁，死伤无数，海面巨浪翻腾，不少船艇沉没。其中路氹丧生者众，事后氹仔坊众捡拾浮尸，发现死者多为渔民，不知姓名，乃将其集体殓葬，在北澳山设立三座冢墓，中为“义冢”和左右的“童冢”和“女冢”，分葬男性、女性、和孩童的风灾死难者。 在风灾当晚，白鸽巢前地花王堂遭雷殛着火焚烧；沙梨头海边居民避风逃生，不知木桥被冲走，黑暗中纷纷堕海溺毙，事后捡获浮尸八十二具，草葬三巴门沙岗，后义坟迁至望厦观音堂后山，与氹仔三古冢均是“甲戌风灾”历史佐证。其后，本澳天主教徒把九月廿二日定为“天灾节”。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1月3日，澳门总督发布公告，在莲峰山下划定华人坟场，即后来的望厦坟场。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