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1年（明萬曆三十九年），由9艘戰船組成的葡萄牙護航艦隊抵達澳門，中國官府要這支船隊照章交納船税。指揮這支艦隊的梅內澤斯（Dom Diogo de Vasconcelos de Menezes）卻以這些船隻為王家兵船為由，拒絕納税，並威脅中國官吏，必要時將以武力對抗。廣東官府下令封澳，斷絕對澳門的糧食供應，引起了當地葡萄牙人對梅內澤斯的不滿，他們抓住幾個船長，強迫船長向中國官府交税。梅內澤斯等繼續抗拒，市民集結到議事亭，要議事局出面解決。最後，由議事局為艦隊代交了4870兩銀子的船税才使風波平息。

1604年（明萬曆三十二年），曾隨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到過北京、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郭居靜回到澳門。1606年初，澳門傳出流言説，耶穌會士勾結葡萄牙人、荷蘭人和日本人，要殺在澳的中國人，然後用武力征服中國，並擁戴郭居靜為皇帝。這一謠言迅速傳遍全澳，使中國居民十分驚恐，紛紛返回內地，澳門僅剩下葡人及黑奴。兩廣總督戴耀聞知，亦很緊張，急忙下令調集軍隊，準備防禦；並斷絕與葡人的一切貿易，禁止將糧食運入澳門。澳門得不到糧食，很快就出現嚴重的糧荒，澳葡當局急忙派出一個“最謙恭”的代表團， 去向戴耀表白並無入侵之事。經過各方調查，並派人招見郭居靜和參觀全澳的教堂、旅店、醫院等，證實無戰事跡象。於是，緊張局面得到緩和，中外貿易也恢復了正常狀態。

明朝官員強行拆除澳葡當局在澳門非法修築城牆的案件。1623年（明天啟三年），澳葡當局沒有獲得明朝政府的允許，藉口防禦荷蘭的進攻，在水坑尾三巴門間，建築了一道城牆。城牆起於今西望洋山聖母堂附近，分東西兩翼延伸，東翼城牆循東面山坡一直到燒灰爐台止；西翼城牆，則分南北兩幅，南幅止於西望洋山聖母堂的西南山脊，北幅一直伸到媽閣廟的海鏡石。明朝政府對於葡人的這種越權非法行為採取了堅決的行動，廣東海道副使徐如珂首先通知澳葡當局拆毀這道城牆，澳葡不聽。徐如珂即派中軍領兵進駐澳門，自己也隨軍前往，並命令軍隊拆毀城牆。不到兩天，城牆全部拆毀，澳葡不敢反抗。原城牆下的媽閣斜巷等街道，後人俗稱為“萬里長城”。

1614年（明萬曆四十二年），兩廣總督張鳴崗根據海道副使俞安性的建議，為便於對居澳葡人進行管理，將澳門葡萄牙人聚居地方編街道號碼，定立門籍，逐項登記。做法是在葡人居住的大街上樹高柵，掛榜書“畏威懷德”4字。又以《尚書•旅獒》篇中“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服食器用”20字，分別作為門號，分為東10號、西10號，防止奸人進入；同時還禁止葡人在居留地內私藏武器、彈藥，並由在澳門的中國官員對當地房屋進行認真搜查。

1574年（明萬曆二年），明朝政府在澳門半島與內地相連的沙堤——蓮花莖的中段（今關閘馬路中段），設置關閘一事，史稱“莖半設閘”。此座中式城樓形式的關閘，位於澳門與內地之間的險要處，扼內地通往澳門的陸上咽喉。開始時每5日開啟一次，設官兵把守，成為限制民夷出入之要隘。後逐漸成了一個重要關卡，至清代則由幾日開啟一次變成日日開啟的“官關”。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改為“關閘汛營”，由前山派兵駐守。至道光年間（1821～1850）林則徐任欽差大臣時，關閘更由重兵鎮守。後來，關閘變成了邊界，不僅限制洋人出入境，更禁止居澳葡萄牙人擅自越過關閘到前山打鳥。1849年的關閘事件中，關閘城樓首次被葡兵佔領，延至1870年（清同治九年），澳葡當局竟將關閘城樓拆毀，夷為平地。蓮花莖古關閘存世近300年，只餘關閘城樓刻着“關閘門”3個字的匾額，迄今仍鑲嵌在民政總署大樓入口大堂的牆上作為古關閘的唯一證物，也成為殖民擴張的歷史見證。

1580年（明萬曆八年），居澳葡萄牙人擅自選舉首席法官，並在當地實施葡萄牙法律。1582年新任兩廣總督陳端奉朝廷之命，前來查辦這一事件。陳瑞先傳令澳葡地方長官，即中日貿易船隊司令米蘭達（Aires Gonsalves de Miranda）和薩（D. Leonardo de Sá）主教，前往兩廣總督駐地肇慶。澳葡派出與中國官員關係密切的司法官本涅拉（Mattia Penella）和傳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作為代表去與總督周旋。在參見陳瑞時表示，居澳葡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總是中國皇帝的順民，並承認兩廣總督殿下是他們的保護者，懇請總督對他們加以扶助及慈愛。接着又把隨身帶去的一批天鵝絨、水晶鏡等總值超過1000金幣的厚禮送給陳瑞。於是陳瑞便吿訴他們可以在澳門繼續居留，但必須服從中國官員的管轄。

朱印船即指1592年（明萬曆二十年）至1639年（明崇禎十二年）間持有幕府將軍朱紅印執照、可以從事海外貿易的日本商船。1608年11月30日， 一艘日本“朱印船”的船員在澳門的碼頭上與葡萄牙人發生糾紛，接着，他們上岸尋釁，打傷了前來勸解的澳葡官員。澳葡中日貿易船隊司令佩索阿（André Pessoa）和憤怒的士兵、市民一起進行反擊，殺死、俘獲近百名日本船員。1609年秋，消息傳到日本，日本政府決定懲罰正在長崎進行貿易的佩索阿。他們調集軍隊於1610年1月3日對佩索阿的船隊發動圍攻。戰鬥持續四日，直到1月6日晚，最後，佩索阿點燃船上的火藥庫將自己連同價值上百萬的金銀和近3000擔生絲全部炸沉海底，事件遂告平息。

蔡善繼，字伯達，浙江烏程人，明萬曆年間（1573-1620）任香山縣知縣。1608年（明萬曆三十六年），澳葡當局對一名首犯判刑，引起一部份葡人不服鬧事，澳門陷入混亂，無法控制局面。蔡善繼獲知此事後，“單車駛澳”，親自出面處理了這一宗案件，平息了騷亂。事後訂出了《制澳十則》，警告葡人不得在澳門置物業、蓋房屋；主張對澳門葡萄牙人嚴加管制，受到兩廣總督張鳴崗的採納。蔡善繼廉潔奉公，執法嚴明，使葡人無機可乘，在澳門葡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其制澳事蹟亦在香山縣人民中廣為流傳。

17世紀初澳葡守軍擊敗荷蘭海軍進犯澳門的一場戰鬥。葡人來澳不久，荷蘭亦覬覦澳門。1601年（明萬曆二十九年），荷蘭數次向明政府提出借地通商的要求，均被拒絕。又於1601年和1604年兩次進攻澳門，均未成功。1622年（明天啟二年），荷蘭大舉侵澳，出動巴達維亞8艘戰艦，並聯合艦長苗活的4艘戰艦，配備巨炮60門，士兵1000人，由荷蘭提督賴啫臣（Kornelis Reyerszoon）統率，於6月10日出發，直奔澳門。6月21日，荷艦抵澳門海面。當時澳門守備力量僅50名火槍兵，100多名能執武器的土生葡人和三座配備不全的炮台。6月24日破曉，荷蘭軍艦猛轟嘉思欄炮台，炮台守軍全力回擊，當即擊毀一艘。賴啫臣即率800名精鋭部隊在劏狗環一帶登陸，葡軍憑藉新挖戰壕向荷軍反擊，賴啫臣腹部中彈返回，命盧芬（Hans Ruffijn）代他指揮。荷軍在盧芬上校的指揮下很快佔領龍環村、龍田村一線，被大龍泉、二龍泉匯合的坑水阻擋。葡方的伯多祿炮台發炮轟擊，命中荷軍火藥車，使荷軍死傷慘重。這時，澳葡中日貿易船隊司令薩門托（Lobo Sarmento de Carvalho）也親臨前線，並發出反攻命令，葡軍、市民、修道士及黑奴們一起出擊，特別是黑奴作戰勇敢，奮不顧身，當場擊斃盧芬，荷軍全面崩潰。是役，荷軍死136人，傷126人，其中11名校級軍官，死傷的日本人和印尼人也達數百人，還有一名上校及一批士兵被俘。葡方傷亡極輕。澳門葡軍獲得了完全的勝利。為了紀念這一空前大捷，澳葡當局將6月24日定為澳門城市日。

1564年（明嘉靖四十三年）4月，潮州柘林水兵因缺餉斷糧而嘩變，變兵隊伍在徐永泰等人率領下，聯絡其他一些武裝，進抵虎門附近的三門海，對兵力空虛的廣州構成嚴重威脅。為進一步打開中國大門，取悦於明朝政府，曾任濠鏡（澳門）葡萄牙人首領的佩雷拉（Diogo Pereira）派人前往廣州，向明將俞大猷表示，願意幫助明政府鎮壓兵變。獲得同意後，佩雷拉與中日貿易船隊司令德梅洛（Luiz de Mello）率領300名葡萄牙士兵參戰，分成兩隊，登上幾艘裝備有西式火炮的中國戰船，直駛三門海，以突然襲擊的戰術，很快擊敗叛兵。此役生擒變兵612人，斬首不計其數。

1644年（清順治元年），崇禎帝自盡，明王朝傾覆後，澳門葡萄牙人仍全力支持殘存的南明政權的抗清事業。1645年3月，耶穌會士畢方濟（François Sambias, 1582-1649）奉南明福王之命前往澳門求援，受到澳葡當局的隆重接待。由於福王政府旋即覆亡，畢方濟又向建立在福州的唐王政府表示忠誠，與信奉天主教的太監龐天壽一起去澳門購炮請兵。葡萄牙人予以積極的支持，給他們提供了一批大炮，還選派了300名士兵。唐王政府則同意將對面山下的一塊地方作為耶穌會士陸若漢的墓地，開始了葡人居留對面山的歷史。不久，唐王政府被清軍消滅，龐天壽就帶這支葡萄牙軍隊去投奔建在桂林的桂王政府。葡萄牙的軍事援助對於桂王政府的抗清起了很大的作用，多次擊退清軍，同時，耶穌會士也積極地在南明君主中傳播天主教，南明君主紛紛皈依天主，太后、皇后及太子均入教。1648年（南明永曆二年），久病的太子在受洗後恰好病愈，王太后還派龐天壽前往澳門，請求耶穌會的司鐸們舉行彌撒大祭。10月17日，龐天壽入澳，各炮台鳴炮致敬，修道士們列隊出迎。10月31日，聖保羅教堂為南明王室隆重地舉行彌撒，彌撒結束，澳門總督又設宴款待使者，還贈送火槍100支作為給桂王政府的禮物。桂王政府也因之答應永遠豁免每年500兩的地租銀，並豁免澳葡數年的船舶餉税。澳葡政府與南明政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關係，直至桂王政權的最後滅亡。

市舶提舉司，簡稱市舶司，是明朝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明朝政府擔心讓外國商船直接停泊在廣州，會對省會安全構成威脅。於是，在正德年間將市舶司的“泊口”（即外國船隻的停泊港口）由廣州移到電白縣。由於電白縣不是傳統的對外貿易港口，不利於中外貿易的正常往來，東南亞各國商人，於是集結於香山、東莞、新寧縣各澳，而聚於浪白澳者尤多。但浪白澳風高浪大，水土甚惡，難以久駐，而澳門則比較合適。廣東當局遂於1535年（嘉靖十四年）將市舶司泊口遷移至香山境內的濠鏡澳，澳門從此開埠。葡萄牙商人賄賂指揮黃慶（又作黃瓊），得以在澳門沿岸停泊船隻，進行貿易。

1821年（清道光元年），在歐美大陸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推動下，葡萄牙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進入高潮。由公民選舉產生的葡萄牙議會制定了君主立憲的憲法，下達了取消一切封建權利和義務的命令，在葡萄牙民主運動的影響下，澳門的葡萄牙人分成了敵對的兩派：一是以土著葡萄牙人為主體，有着強烈變革要求的立憲派，其首領為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少校；一是以葡萄牙貴族官員為主體，力圖維護原有特權的保守派，其首領是地方長官亞利鴉架（Miguel Arriaga）。立憲派先是開展請願活動，抗議議事局無視市民的要求，提出恢復原來的議事局政體，免除澳門對果阿、帝汶的財政補貼，任用澳門土生葡萄牙人在當地文職機構及軍隊任職等一系列請求。澳葡當局被迫於1822年2月16日召集市民在市政廳舉行忠於憲法的宣誓。但他們對民眾所要求的改革並不準備實行。在這種形勢下，立憲派與澳葡當局，特別與保守派首領矛盾越來越尖鋭，並不時採取激烈行動，使亞利鴉架的人身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脅。1822年8月中旬，澳門民主運動爆發。市民若瑟在8月17日議事局開會時，提交了一份由83位市民聯名的抗議書。這份抗議書指控亞利鴉架慫恿中國官員干預澳門事務，以維持自己的地位。亞利鴉架自知受到市民的普遍敵視，表示願意辭職。市議員向市民們宣佈了他辭職的消息，並表示準備進行一次新的選舉。8月19日，市民們舉行選舉大會。會上，立憲派與保守派發生尖鋭的衝突。保守派頭目卡瓦爾坎蒂（Cavalcanti）宣稱，這一會議沒有確定新政體的權力。與會的市民都被激怒，當即將他從窗口扔到街頭。這時，巴波沙登台演説，指出人民希望建立的是與憲法完全符合的政體。會議最後決定，重新恢復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前的政體，授予新選出的議事局不受總督及地方長官控制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總督只能掌管軍事。亞利鴉架則被剝奪一切職務。9月12日，巴波沙又創辦了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張報紙－《蜜蜂華報》。該報宗旨鼓吹立憲派各項主張，成為新政權的喉舌。澳門資產階級立憲派領導的民主運動進入高潮。被罷免的亞利鴉架並不甘心失敗，煽動總督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發動政變。但很快被立憲派擊敗。1823年，葡印總督派“薩拉曼特拉”號巡洋艦運載一批士兵駛往澳門，旨在恢復舊政權，鎮壓澳門民主運動。由於中國政府的干涉，他們未敢輕舉妄動。9月23日凌晨，士兵在澳門偷偷登陸，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進抵市政廳前的廣場，並逮捕了立憲派領袖巴波沙。隨後，保守派組織了政府委員會，來攝理總督職權，並將亞利鴉架官復原職。接着，他們大肆鎮壓立憲派，查封《蜜蜂華報》。與此同時，葡萄牙王子米格爾（Dom Miguel）也在本國發動政變，解散議會，廢除憲法，恢復其父若奧六世專制君主的權力。澳門保守派狂熱地歡呼這一場政變，他們宣誓效忠於君主專制政體，舉行了盛大的慶典和宴會。澳門民主運動遂因此而夭折。

兩個華人被葡萄牙士兵殺害一案。1748年（清乾隆十三年）6月某日晚，華人李廷富、簡亞二在澳門街上遊逛，被巡夜的葡萄牙士兵亞嗎嚧、安哆呢當作嫌疑犯加以拘捕。在押解途中，李、簡二人企圖逃跑，亞嗎嚧等竟將他們毒打致死。第二天，香山縣丞獲悉此事，便與澳葡當局交涉。而清楚該案詳情的澳督梅內澤斯（António José Teles de Meneses）卻將兩位死者的屍體扔入大海，並否認見過這兩個中國人，但有位知情的土生葡人佛朗哥（Franco）向中國官府告發了罪犯，海防同知張汝霖等便再次要求澳葡當局交出被害人屍體與兇犯。梅內澤斯不僅拒絕交屍、交犯，甚至拒絕中國官員審訊兇犯。於是，廣東大吏下令封閉關閘，停止對澳門的糧食供應，並命令中國居民離開澳門。在這種形勢下，梅內澤斯仍增兵修城，準備頑抗。梅內澤斯以應付突然事變為藉口，立即將兩名兇犯流放帝汶島。兇犯離澳後，澳葡官員只好以重賄來求平息這一事件。張汝霖因罪犯已經離澳，又收受賄賂，便向廣東巡撫岳浚謊報李廷富、簡亞二夜入亞嗎嚧、安哆呢之家而被殺死、棄屍，據葡萄牙法律，可判流放。這一案件就這樣草草了結，關閉20餘天的關閘又重新開放。

18世紀80年代葡萄牙王室強化對澳門直接管治權的行為。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澳葡當局根據葡萄牙殖民大臣卡斯特羅（Martinho do Melo e Castro）的指令（即王室制誥），在澳門進行了一場“政治改革”。主要內容包括：首先是加強總督的權力，總督不僅是作為澳門的軍事首領，而且可以干預當地的日常政務，否決議事局的一切提案，成為澳門的最高首長；其次是解散過去的市政衛隊，組成一支由100名火槍兵和50名炮兵組成的印度兵衛隊，增強澳門的警衛力量；再次是確立由總督和王家法官審計國庫收支，取消議事局代營的制度。

1910年（清宣統二年）葡軍殺害路環島村民的事件。路環是澳門半島南面的一個小島，原名九澳島，在十字門的入口處。早在1864年（清同治三年）葡萄牙人就佔據路環島上的荔村灣，在那裡建築炮台、駐軍防守。島上這時僅有居民1900多人，全以捕魚為生。1910年7月初，廣東新寧、開平發生教案，10餘名天主教徒子女被困在路環島上。教民先稟告兩廣總督袁樹勛，袁因“澳界尚未勘定，不便派兵往緝”而遲疑。教民又向澳門主教求救，澳葡當局即以此為藉口，以“剿匪”名義派軍隊進攻路環，島上居民武裝自衛，擊退葡軍3次進攻，打死葡方官兵數人，並奪回炮台。澳葡當局立即又調軍艦炮轟路環，一連幾天，島上居民得不到支援，最後失敗。8月4日，葡軍登陸，縱火焚燒九澳全鄉，村民數百家家毀人亡。有一艘逃難的村民船，被葡軍追逐擊沉，船上38人全部喪生。路環慘案發生後，全國人民無比憤慨，紛紛要求政府廢除條約，收回澳門。清政府鑒於群眾強烈要求，遂派駐法大使劉式訓赴里斯本，再次提出劃界談判問題，但此事最後不了了之。

18世紀60年代， 葡萄牙本土在著名政治家龐巴爾（Marques Pombal）侯爵領導下進行了一場改革，其中一項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取締耶穌會。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澳葡當局根據葡萄牙的命令，也鎮壓澳門的耶穌會。耶穌會擁有的一切財產，包括聖保祿教堂，都被沒收，聖保祿神學院和聖約瑟修院也被封閉，學員均被驅散，聖保祿神學院圖書館在近兩個世紀內大量收藏的珍貴圖書，全部被賤賣。24名耶穌會士被押送里斯本，關在聖朱利安堡壘。

1935年11月30日，泛美航空公司開闢港澳航線。航機為四引擎“馬丁103”型水陸兩用機，命名為“菲律賓飛剪”號，後易名為“中國飛剪”號。該航線每星期僅開航一次，設有導航用的無線電台，航機時速130英里，由香港到澳門約需25分鐘。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該航線中斷。

鴉片戰爭後，葡萄牙政府和澳葡當局加緊對澳門地區的殖民擴張。亞馬留於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4月21日抵澳門任總督，更加肆意踐踏中國政府在澳門的主權，拒交商税和地租，關閉中國在澳門的官署和驅趕中國在澳門的官員，強行拆屋挖墳，引起了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慨。香山望廈龍田村民沈志亮等人因先人骨殖被毁，於1849年8月22日與郭金堂、李寶、張根、郭洪、周玉和陳發等人經過周密的計劃，趁亞馬留於傍晚到望廈龍田村騎馬打鳥取樂之機，埋伏在距離關閘300米處，對其實施突襲，致其當場斃命。亞馬留的隨行副官也被砍傷，倉惶逃回澳門。沈志亮等人的英雄行動震撼了葡萄牙當局，他們立即對望廈等地居民採取報復，同時照會廣東政府嚴懲兇手。英、美、西等國領事館發表聲明支持澳葡當局。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下，清政府屈膝妥協，將沈志亮殺害於前山，郭金堂發配充軍，並把亞馬留的殘肢交還葡方。香山和澳門人民厚葬沈志亮於前山寨城西門山坡（今前山鎮西門大街，山坡已毁），立碑“義士沈志亮之墓”，以誌欽敬追懷。

清嘉慶年間葡人欲以加租驅趕華人遭制止事件。蕉園圍，與荷蘭園毗連，位於澳門城以北，原不屬澳葡居地。後來，一些有錢的葡萄牙人逐漸購入澳門界牆以北的土地，租借給陸續來澳的中國居民。1799年（清嘉慶四年），葡人業主萬威向租居蕉園圍的中國居民大量加租，欲以這種辦法將華人居民趕走，遭拒絕後，萬威在澳葡當局的支持下，率領黑奴用暴力拆毀蕉園圍閘門，香山縣令李德興根據澳門華民的控狀，要求澳葡當局予以禁止，但無效。後許乃來繼任香山縣令，通知澳葡當局，如不對蕉園圍華人停止迫遷，重修閘門，中國官府將採取封閉關閘，停止糧食供應等。在這種壓力下，蕉園圍加租迫遷事件才停止下來。

1866年（清同治五年）3月，苦力船“拿破崙•卡尼伐羅”號從澳門出洋，船上的華工因不堪虐待，奮起奪船，遭到武裝鎮壓，大批華工被槍殺。船方又縱火燒船，到烈火無法撲滅時，該船船長、船員堅持不打開囚禁華工的鐵柵，自己急忙棄船逃走，而船上數百名華工則全部被活活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