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6月4-6日,日本攻佔武漢、廣州之後,急於向中國方面“誘和”,展開所謂“桐工作”。3月8日,中日雙方在香港舉行正式會談。中日高級會談第二次預備會議在澳門市郊一家空房子的地下室內召開,史稱“澳門會議”。先是本年1月底,日本米內新內閣提出所謂“和平計劃”,主張接受國民黨政府各領袖 (甚至包括蔣介石本人)以個人身份參加汪偽政權。7月,近衛內閣組建,新內閣總理也亟待與蔣介石達成協議,以結束長期的消耗戰爭。為此,中日雙方特意在澳門舉行高級會談的預備會議。此次會議中方代表為宋子良,日方代表為日軍參謀本部第八科長臼井茂樹 (ぅすいしげき)大佐。中方強烈要求停戰,首先讓汪精衛出國或隱退,以後談判留待蔣介石的代表 (暫定為張群)至上海等地與汪精衛會談,解決汪的安排問題,然後再由蔣介石與南京總司令部總參謀長板垣中將在重慶舉行會談。同時,中方要求把滿洲問題和華北駐兵問題從和平條件中刪掉,日方則強調對於這兩個問題,用約定的技術性方法加以解決可以考慮,但不能置於和平條件之外。最終雙方同意舉行“蔣、汪、板垣三人會談”,並定於8月初旬在長沙舉行,將由板垣及蔣介石商談中日停戰問題。後因8月20日百團大戰戰事的興起不了了之。同時本年11月,蔣介石也決定中國與英美直接採取一致行動,以對抗軸心國的侵略。從此以後,中國對於日本企圖與中國單獨解決的一切“和平”條件概置之不理。11月30日,日本政府與汪精衛簽訂《中日基本關係條約》,正式承認汪偽政權。蔣介石3月21日日記稱,“倭寇一面成立汪偽中央政會,宣言30日成立偽政府,而一面又派素不相識者來求和議,其條件一如既往,以試探我方對汪偽出現之心理”。中方提出“有汪無和平”,要求日方令汪出國或隱退,但是鈴木在向其上級匯報時,卻改變為中方僅要求日方對汪作“適當處置,並可由重慶派遣代表,與汪“協議合作問題”。總之,就中方來說,這不過是軍統特務為刺取情報而採取的權謀,其派出代表的身份、出示的蔣介石親筆文件和轉達的許多中方意見都是假的;而日方香港機關負責人為誘惑重慶要人坐到談判桌前,實現“巨頭會議”,也曾謙詞卑態,哄騙中方。蔣介石最初以“先行解決汪逆”為談判條件,其後逐漸認識到日方的“欺誘”和“兒戲滑稽”,主張“嚴拒”,同時下令審查參與談判的軍統人員張治平,但為了阻撓日本對汪偽政權的外交承認,並沒有立即關閉和日方的秘密談判之門。[1]

[1]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3卷第2分冊,第53-55頁及第86-87頁。按:原文稱,據日方情報可知,宋子良或為受戴笠寵信的藍衣社香港地區負責人王新衡。有關“桐工作”最精准、權威的研究,參見楊天石:《“桐工作”辨析》 (載《歷史研究》第2期,2005年)。本書自該文轉引了《今井武夫回憶錄》、《困勉記》稿本1940年3月21日 (據蔣介石親筆日記摘錄),見“蔣中正總統檔”,台北“國史館”藏。楊天石文利用了台灣蔣介石檔案及日本史料,並將兩者記載進行比照,從巨大的差異中查勘辨析出幾個主要問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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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