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年（1592年2月13日─1593年1月31日）8月6日，澳門富商安東尼奧•帕依斯（António Paes）妻子去世，安東尼奧•帕依斯為了表示對妻子的紀念，將她曾住過的兩座房屋捐給了仁慈堂屬下的貧民醫院，作為病人的伙食費。仁慈堂書記員安東尼奧•格拉塞斯（António Garces）記錄在案。曾德昭（Álvaro de Semedo）（原名謝務祿）神父稱：澳門仁慈堂每年要花8000克朗或9000克朗，每年要施捨給澳門的貧窮基督徒，特別是對華人基督徒的佈施。盡管葡萄牙國王允許從果阿送去普通接濟，但有19年未兌現，幸有澳門市民慷慨解囊，仍使他們得到足夠的援助。Ahmison, N302, Microfilv A0370, p.3. 轉引自董少新：《西洋傳教士在華早期行醫事蹟考述》第1章，第11頁，中山大學2004年博士論文。克朗（Krona），北歐國家使用的一種貨幣。曾德昭：《大中國志》，第210頁。

崇禎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9月2日，上訴失敗被拘押在日本的卡斯特羅•布蘭科（D. Francisco de Castelo Branco）船長和唐•若奧•佩雷拉船長被帶到駿府聽取關於斷絕與葡萄牙人通商的詔書。他們與瓦斯科•阿爾梅達的澳門船隊一起於10月17日回到澳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7頁。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7月30日晚，一艘由貢薩洛•索薩船長指揮的從中國前往日本貿易的葡萄牙大黑船在啟航前被韋麻郎率領的兩艘荷蘭商船“伊萊斯姆斯（Erasmus）”號、“奈索（Nassau）”號和一艘中型艦在澳門港乘虛截獲，船上載有1400擔生絲和大量黃金，還有其他貨品。因為當時人們都在岸上忙於出海前的準備工作，船上空無一人。荷蘭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奪得該船。這樣澳門人就先後失去了這兩艘大船的所有資本，每一艘都值1科托（Conto）黃金。他們此時還欠日本人巨額貨款，日本人賒賬把貨物賣給了這兩艘船。澳門耶穌會士在這兩次事故中損失巨大，他們再也無力救濟他人反要靠救濟為生。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第136頁稱荷蘭截獲的這批貨物生絲有2800包，每包價值500盾，總值140萬盾。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50.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2月7日─1607年1月27日）5月2日，因當時澳門葡人擅自建築城垣，並聚集海外諸國人在澳門居住，而廣東官府“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於是入京參加會試的廣東番禺縣舉人盧廷龍上疏，請求驅逐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將他們的居地遷往浪白，並派軍隊鎮守蠔鏡。當時朝廷“以事多窒礙，寢閣不行”。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30《香山澳》。《明神宗實錄》卷433，萬曆三十五年四月甲辰。

崇禎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11月11日，葡萄牙船長卡瑪拉•羅郎也（Manuel da Câmara Noronha）以他的劃槳帆船在科欽海岸襲擊和焚燒了擁有20尊大炮的丹麥大黑船。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38—39頁。

天啟七年（1627年2月16日─1628年2月4日）9月10日，廣東總兵帶管香山寨事祝世爵抓捕私自下澳奸商許佩玉等人，獲走私物品剪絨、綢緞6箱，但隱匿不報，被革職。《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第11頁第6號檔《兵部尚書霍維華為廣東總兵帶管香山寨事祝世爵拿獲私澳奸徒隱匿不解應予革任事題稿》。

1974年10月5日，這一天是葡萄牙紀念1910年10月5日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國的重要日子，根據澳葡政府當天的慶典活動日程，早上8時，澳門政府機關、軍營及要塞建築升起葡萄牙國旗；中午12時，東望洋炮台鳴放21響禮炮；晚上9時，警察樂隊於盧廉若公園舉行音樂會；夜間9時至凌晨0時，所有具備照明功能的公共建築、軍營及紀念碑同步亮燈，為這一日增添光彩。

崇禎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12月24日，宣佈多明戈斯•瓦斯（Domingos Vaz）的侄子曼努埃爾•瓦斯貢塞羅斯（Manuel de Vasconcelos）因無禮拒絕接受監稱官的職務而禁閉在家，永遠不得在澳門被選任任何官職，也不得從事任何公務。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8頁。

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2月18日─1606年2月6日）3月26日，荷蘭海軍上將韋麻郎船隊之荷將西巴司丁（Cornelis Sebastiaanse）在北大年奪取正返回澳門的葡萄牙“聖安東尼奧（S. António）”號大黑船。船上載有白糖2000擔，錫4500擔，中國龍腦223包，沉香90束，麝98箱，朱砂11箱，中國扇22箱，生絲209捆，劣黃絲75捆，雜色瓷器6000件，粗細瓷器10箱。張禮千：《馬六甲史》第2章，第1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