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曹有，字應賢，號謂泉、益昌，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在澳門繁衍生息，發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馬行街創立繅絲廠，成為晚清時期澳門最早的工業投資者之一。[1] 1870年，曹有與沈旺、王祿、德豐等人出資籌建鏡湖醫院，香山縣政府和澳葡當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會辦理登記立契手續，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會發佈公告，批准在三巴門外沙崗山邊興建醫院。 曹有與兄長曹雨亭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80年4月，曹有購買水車一架贈送給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認為曹有“乃屬出於情願，亦並無私益，越有功勞，是以本澳官樂為收領”，並對曹有“鄭重表揚，實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賞給曹有御賜聖母金星，他成為當時首位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1]同年，他獲得清政府欽賜二品頂戴花翎，並獲賜牌坊“樂善好施”一座，以示旌獎。[3] 1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有的長子曹善業，何穗田、陳賡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資助，來到澳門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為鏡湖醫院的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見證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4]，與澳門知名人士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聯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 曹有生育十多個子女：其中包括曹善業、曹善芳、曹善瓊、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榮、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謙（子揮）等。[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9》（奏議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頁。 [4].《晚清澳門儒商曹有等創辦鏡湖醫院借大量銀款給孫中山辦藥局“贈藥”》，載《羊城晚報》，2011年9月19日。

崔霖，又名崔培生。澳門富商。[1]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六月二十三日，崔霖向澳門國課衙門訂立合同，承批花王堂坊空地第一、二、屋、六、七等號數段。後因崔霖不遵守合同，澳門國課衙門將該批地合同批銷作廢。崔霖於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初五交存西洋銀行之擔保銀亦一併充公，歸國課衙門。[2] 清宣統三年（1911），崔霖經營生意失敗，將其擁有物業變賣抵債。包括：北便街第42號屋，內有花園1座，掛號第24B部第53頁後幅第6383號，底銀2000元。北便街第26、28、30、32、34、36、38等號屋的空地，每段每年納地租銀1元，掛號第24B部第6384-6390號，每段底銀20元，或共底銀140元。樹根里第10、12、14等號屋的空地，每段每年納地租銀1元，掛號第24B部第6391、6392、6393號、每段底銀20元，或共底銀60元。蟻巷第24號屋空地，每段每年納地租1元，掛號第24B部第6394、6395號，每段底銀20元，或共底銀40元。汛地河邊村第2、4、6、8、10、12、14、16、18、20等號屋的空地，每段每年納地租銀14等號屋的一半，掛號第14B部第3029號，每該屋的一半底銀200元，或共底銀400元。白灰街第27號B，該屋二樓憲門二度，掛號第24B部第103頁第6650號，底銀432元。白灰街第27號C，掛號第24B部第6651號，底銀432元。白頭新街第42B，掛號第24B部第6352號，底銀432元。白頭新街第42B，頭新第24B部第6653號，底銀432元。馬大臣街第12號屋，掛號第18B部第127頁第3643號，底銀500元。白灰街空地一段，九十六勿及廿四仙點丁方，掛號第23B部第5609號，底銀30元。白灰街空地一段，一百一十二勿七十五仙點丁方，掛號第23B部第5610號，底銀40元。羅憲新街空地一段，五十一勿丁方，掛號第23B部第5618號，底銀20元。亞婆井街第16、18等號屋，掛號第24B部第6246、6247號，每間底銀300元，共底銀600元。田一段，舊在羅利老馬路東便，該田一百三十九個丁方勿，掛號第24B部第102頁第6643號，底銀13.9元。空地一段，東向羅利老馬路，南向東望洋街尾，二百七十一丁方勿，掛號第24號B部第102頁第6644號。空地一段，東羅利老馬路，北向東望洋街尾，一百一十二丁方勿，掛號第24B部第6645號，底銀11.2元。空地一段，北向羅利老馬路，附近第十號益多咩，三千九百六十七勿四十二仙點丁方，掛號第24B部第6655號，底銀396.7元。白灰街空地一段，五十勿四十仙點丁方，掛號第23B部第5608號，底銀5元。[3]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42頁。 [2].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第569頁。 [3].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第554-555頁。

曹雨亭，字應逵，號雨亭，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人。澳門富商。曹有兄長。[1] 曹氏先祖移居澳門，曹氏家族逐漸在澳門繁衍，發家致富。 曹雨亭和弟弟曹有創辦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等商號，擁有大量物業和房地產。[2] 1874年秋，澳門遭受颶風之災，生命財產損失慘重。在鄭觀應等帶動下，澳門紳商紛紛助籌賑務，設立“澳門協賑公所”，專“有募收紳士，隨時匯交起解”，救濟內地受災諸省。僅在“協助晉賑一案”內，由山西巡撫劄飭諮報的“辦賑出力紳士”名單中，“澳門協賑公所”有何伯賢、馮頌清、陳兆祥、曹應逵、曹應賢（有）、沈榮煜（旺）、伍其政、龔廷章、王應昌等在列；尤其是澳門“存善堂”董事曹雨亭兄弟等，憂念“晉省久困災饑”、“慨發宏願，捐銀萬兩”，善款之巨，為“連年各省籌賑輸助”、“無論官捐民捐，均所未覯”。[1] 曹雨亭和周者宜創辦廣州潤身社善堂。潤身社善堂原來不是慈善機構，而是當時東關汛一些文人學士於1869年在大東門外線香街46號，組織兩個吟詩論文的團體。清光緒年間，東關汛一帶，時疫流行，貧苦百姓染上瘟疫，無錢醫治，又復求救無門，死亡很多。潤身社的同人目睹此慘像，殊覺不忍。 曹雨亭、周者宜兩位澳門富商捐資購置廣州榮華南46號的四便過大屋興建堂址，開始辦理慈善事業，並由各人自動捐款作為救濟之用。由於措施得當，成績卓著，影響大。瘟疫過去後，還有不少病患者上門請求醫治。該社同人擴大組織，改為專營救濟業務的善堂，推舉何夢覺為董事長，聘請有名中醫數人，打開大門，接受病員，贈醫贈藥，兼施衣施粥救濟貧民。當時勞苦大眾及一般人士對該善堂頗為稱頌。該善堂並辦有潤身社小學，由何煜林任校長。潤身社駐堂診症的有梁佩賡、李匯川等醫生，並特約會診醫生潘靜江。 淪陷期間，全體董事星散。該善堂改由石室主教負責，取消中醫中藥，僅派出西醫一名駐堂擔任醫務，其他業務已停辦。小學停辦了近十年，學校所有設備，損失殆盡。 抗戰勝利後，潤身社善堂無人負責，由李匯川、周達材、梁錫洪、盧幻海、黃順之等臨時維持，漸次恢復診療（李匯川任醫生）、教學等業務。之後國民黨政府社會局派丁鴻訓為負責人到潤身社主持，翌年改派麥思敬負責。解放後，潤身社善社參加公益社團聯合會。1955年遷至中山四路33號（惠愛堂對面）成為公益社團第五診所，之後又遷河南同慶路，後又由廣州市衛生局改為寶崗衛生院。[3] [1].汪叔子：《鄭觀應與穗澳社會經濟合作》，載《澳門回歸與穗澳合作前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2].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3].廣州政協：《廣州文史資料》（第22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第202-203頁。

韋崧，廣東省香山縣人。澳門賭商。 韋崧與劉學詢是同鄉好友。1882年，韋崧擔任上海一家洋行的助理買辦，後到香港投資房地產。1885-1895年，他擔任滙豐銀行及大東電報局的買辦；1893年被委任為香港太平紳士。 1895年，澳門闈姓博彩進入第三屆承包經營期。劉學詢是第二屆承包人，但因拖欠承包款，被康有為等人舉報，弄得灰頭土臉。這一屆闈姓，韋崧的“宏豐公司”投得經營權。 宏豐公司是個空殼公司，韋崧表面上是老闆，幕後大股東是劉學詢。宏豐公司資本72萬兩，分為20股，劉學詢佔十股，擁有50%的股權，其餘七名股東中，三名“總理”各佔二股，四名“協理”各佔一股。該公司規模不大，股東卻不簡單。 其他六名股東中，香山縣人韋寶珊的地位顯赫，是首批英國華人留學生之一，香港著名的銀行家、商人及政治家，積極參與清末民初各大政治事件；1882年獲港英政府任命為“非官守太平紳士”，參與創立保良局、團防局等；1896-1917年擔任定例局（今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是香港1842年開埠以來第四位擔任該局議員的華人。 劉渭川（國祥）也是香山縣人，1880年開始，劉渭川家族擔任沙宣洋行（沙遜洋行，E. D. Sassoon & Co.）買辦，他曾留學加拿大，1884-1893年擔任東華醫院總理，1891年入籍英國，被港英政府任命為太平紳士；1892年出任滙豐銀行買辦，香港衛生局、區域守望會成員。 盧九（華紹）是廣東新會人，生意涉及博彩業、豬肉生意、房地產業等；長期控制澳門博彩業，成為賭王；不僅參股劉學詢的宏豐公司，經營廣東的闈姓博彩，涉足番攤、白鴿票（小闈姓）、山票、仁慈堂彩票等，並且獨資承包廣東的小闈姓。 這些股東加盟，為宏豐公司帶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公司日常資金運作，經常借助於這些股東關係，得到相關洋行、銀行的支持。如韋崧和劉渭川從台灣銀行香港分行為宏豐公司貸款四萬元。另一股東Ma Fat-ting從自己佔股份的Lai-hing銀號，給宏豐公司貸款31萬元。這些股東利用自己在洋行和銀行中的廣泛人脈，將華商在日本或東南亞經營商號所發行的“匯票”，轉給滙豐銀行，為宏豐公司籌措資金。 創辦宏豐公司時，劉學詢將一部分自己的房地產地契存於公司中，價值約50萬元。此舉，應當是為證明宏豐公司的資產實力和資信證明，但負責具體經營的劉渭川，卻將這些房契抵押給滙豐銀行貸款，日後引發一連串的跨境官司。 1900年1月27日，到任幾天的李鴻章，經清廷批准，全面放開廣東的賭博行業，以廣開財源，籌集包括打黑在內的經費。除公開經營闈姓賭博外，山票、鋪票、番攤、彩票、小闈姓等賭徒們喜歡的地下博彩，全部合法化，由政府發放執照，招標經營。4月23日，成立商務局，劉學詢被任命為局長。而宏豐公司除已承包經營的闈姓外，還承包山票、鋪票的經營。[1] [1]雪珥：《賭王“兄弟連”》，載“體壇網＂，2012年10月20日，http://news.titan24.com/wanxiang/2011-05-24/139903.html。

潘禮臣，又名潘三益堂。澳門富商。 潘禮臣早年投資金融業，成為著名的泰和銀店股東之一。[1]他參與投資炮竹生意[2]，又在沙梨頭設復和隆繅絲廠，採用“內用水氣機器”。 清光緒八年（1882），澳門有四家機械繅絲廠設立，除潘禮臣一家外，還有葡籍華商曹有設廠在白馬行街，葡籍華商馮成設廠在蒲魚地，兩家都“用火器機器轉動而為者”，另外一家是在花園馬路的華商何連旺的粵和昌繅絲廠。[3] 光緒八年（1882），馮成去世。馮成生前的“十友”，即何桂（老桂）、陳六、羅澄波、胡袞臣、潘禮臣及馮成弟弟馮覺芬代何家管理生意。[4] 之後，潘禮臣和馮成的兩個兒子共同擁有澳門大街46號泰和銀店，該銀店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三月倒閉。[1] 光緒三十四年（1908）三月十四日，經澳門按察司兼理商局判定，澳門大街46號泰和銀店並股東潘三益堂即潘禮臣、馮蘿川、馮寶川（馮成之子）、關澄川、李蘭桂堂、盧焯之（盧九、已故）、蔡裕堂（已故）、張鴻景堂（已故）等准作倒盤辦理。[5] 清宣統三年（1911）四月七日，恆和公司股東及司事柯六控告大街泰和銀店東主及司事潘禮臣欠49106.46元及利息。之後，華商趙立夫、梁耀垣、盧直南、李業許、文凌州、周端甫、周繼英亦相繼控告潘禮臣虧欠帳目。而潘禮臣早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從澳門出外埠，所有其名下之產業移交李業許管理，李業許並代潘禮臣出資修整太平輪船。[6]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4-176頁。 [2]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39頁。 [3]查燦長：《轉型、變項與傳播澳門早期現代化研究鴉片戰爭至1945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179頁。 [4]馬光：《論近代澳門鴉片專營、貿易與禁煙問題（一）》，載“碧雲飄鶴＂網，2013年1月20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頁。 [6]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99頁。

何老桂，又名何桂、何貴，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富商。 1851年，時值太平天國運動，何老桂從水路來到澳門，之後發家致富。 何老桂早年加入葡籍，生育十個兒子，長子何連勝；次子何連旺；三子何連鈞（雲章），後考中秀才；四子何連漢；五子何連輝；六子何連宗，補邑癢，為人謹正；還有何連煒、何連安等。八子、十子未讀詩書；除七子溫順謹慎外，其他兒子精習拳術。 1869年，何老桂和亞彭以每年繳3000元，競得當年澳門的闈姓經營權，為期三年。1872年6月25日，澳門公物會經過一番爭搶後，與陳行（Chen-Hang）訂立新的闈姓承充合同。每年繳納承充規銀17033元，從同年9月27日起計，三年共繳銀51000元。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這期闈姓，由陳行出頭承充，實際上還有何老桂等人參與。 1875年，何老桂承充澳門闈姓，三年上繳葡國131000元，以致中和闈姓公司之名經營。1878年，葡國以期滿加價，何老桂繼續經營三年，上繳葡國政府60萬元，定名為時和闈姓公司。1881年，葡國又以期滿加價，何老桂繼續三年，上繳葡國90萬元，名為怡安闈姓公司。 1886年，何老桂繼續與澳門公物會簽定闈姓承充合同。該合同規定，所有闈姓廠每賣出一百闈姓票，交承充人十元銀。 1877-1878年，何老桂和馮成以每年繳3500元承充過路灣（今路環）賣鴉片煙，並番攤攬頭生意，擔保人是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 1882年4月，澳門鴉片煙承充人陳六和何老桂控告公物會“查閱案卷內，該澳門鴉片煙承充人等拿獲黃亞二，因伊在澳門煮鴉片煙並無領牌”。 何氏家族時和攤館從1874年至1910年7月，經營36年，何老桂及其子等成為澳門番攤生意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1873-1874年，何老桂以每年上繳6000元，承充澳門賣鹽生意，為期一年，擔保人是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該合同規定，在澳所賣零星之鹽係歸承充人或承充人所許有牌之人可賣，別人不得私賣，如有人私賣，將鹽執去，並罰銀50兩。當時，澳門賣鹽生意被何老桂所壟斷。 合同期滿後，何老桂經過競投，獲得公物會批准，繼續經營1874-1875年澳門食鹽專賣生意，每年上繳6220元。 早在清同治年間，何老桂向澳葡政府承批白眼塘，漁艇進塘停泊，須向何老桂繳納停泊租稅。1872年，王祿父子填埋和建築福隆新街及清平直街之海坦時，工程規劃需經過白眼塘。王氏父子與何老桂協商，最後合股填塞該塘。這樣一來，何老桂在王祿、王棣的集成堂中佔2/10份額，擁有一大批物業商鋪。 何老桂還有其他物業：風順堂街一間、板樟堂街七間，吧嗦叨爾咕街兩間，天神巷一間，清平新街八間，水坑尾兩間，蓬萊新巷五間，仁安里、群隊街、龍篙街各一間，桔仔街二間。何氏物業中，多為大屋。 1888年，何老桂去世。 何氏家族是清朝末年赫赫有名的“賭王家族”，成為澳門第一屆闈姓（1869年1月12日出投）的承充人。何老桂不僅經營番攤、闈姓票等中式賭博和中式彩票，而且在省城廣州設立代理人，在內地搞賭謀利，成為省澳闈姓大戶。 何老桂是參與澳門仁慈堂彩票競投活動的華商之一。因繳納賭稅貢獻最大，1880年初，他成為澳門公鈔會首位華人成員，可見，他在當時社會地位顯赫。 1881年6月2日，鑒於何老桂對社會的影響，為表彰其慷慨捐贈，澳葡政府向他頒授耶穌基督騎士勳章。 1880年6月，何老桂成為澳門公鈔會的正式成員，這是最早進入澳葡政府職能部門擔任重要職務的華人。 1874-1876年，長子何連勝與馮成合作，以每年上繳5810元，承充氹仔番攤及煮賣洋煙生意。 1874-1875年，何連勝和尤勉之合作，以每年上繳156050元，承充澳門番攤生意。該合同第二款：每月規銀壹萬三千零四元十六毛六厘（13004.166元）兌，准開攤館26間，不得開多；第五款：由關閘至媽閣地方所有攤館生意都歸承充人，任由承充人在界內照上款開館多少。 何連旺為人慷慨正直，仗義疏財。1884年6月，他以傑出的貢獻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獎，被授予葡國基唯斯督寶星。在當時澳門華人社會中，這是一項至高無上的榮譽。何連旺、何老桂父子同獲此項嘉獎。同時，清政府對何連旺在澳門的地位和影響給予重視和關注，以“捐款賑災”表彰何連旺。 父親去世後，何連旺接管家族生意，不但是一代賭王，而且獨攬全澳的賣鹽專利，並控制市販、屠宰行業和糞業等。1894年，他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職，成為城市衛生防疫公會會長；1887年2月22日創辦《知新報》；1894年6月，擔任澳門整飭潔淨公會會長；同年8月，成為澳門理商局職員。1898年，他幫助康門弟子陳子褒開辦澳門大同女學堂，興辦教育事業。 何老桂、何連旺父子無論在商業上，還是政治上都有卓越的表現，成為晚清澳門華人、華商的傑出代表。 何氏家族熱心華人公益事業，為了紀念何老桂父子對澳門地方慈善公益事業的重大貢獻，澳葡政府將氹仔舊城區一條街命名為“何連旺街”；將位於新馬路一條街道命名為“何老桂巷”。[2] 現存何老桂巷位於新馬路中段，是一條典型的短小細巷，屬風順堂區。巷的兩側均有建築物，地上鋪設馬賽克碎石。[3] [1]李佳佳：《澳門近代史上的開明華人賭商》，載《澳門月報》，2012年6月26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2]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55-162頁。 [3]《何老桂巷》，載“澳門街道網＂，2014年3月11日，http://gb.iacm.gov.mo/gate/gb/macaostreets.iacm.gov.mo/c/route/detail.aspx?gid=4&id=f8beec2d-40eb-43c1-b635-27bdb1981039。

盧光裕，字聖珍，號舜渠，諱光裕，廣東省新會潮蓮鄉（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盧鞭村）人。澳門富商。盧九的長兄盧華錦第三子。[1] 盧光裕少年老成，勇作敢為，深得叔叔盧九所器重，待之如子。他經營商業，逐步致富。盧光裕與堂兄盧廉若多次承充澳門闈姓生意。1899年，他和盧廉若、葡人伯爵‧飛難地合作，承充澳門闈姓。1901年，內地義和團運動興起，恩科奉旨延遲，以致所收銀票，全部退回。 1886-1896年，盧九與林西、何連旺連續三屆承充澳門番攤生意，擔保人是亞納伯爵妻子晏拿爹厘士‧飛難地，每年上交規銀升為150000元。新合同是舊合同期滿後延期。 1897年7月28日，各股東與新三記公所簽訂合同，經營澳門闈姓生意。該項生意分成300股，每股1000元，李升佔80股，盧光裕佔17股，何連旺佔40股，尤勉之佔30股，盧九佔43股，Lu-Lau-Shan和盧廉若佔60股，飛難地妻子（Anna Thereza Ferreira）佔30股。盧氏家族共佔120股，控制著新三記公所和此項生意。 1897年，盧光裕、盧九與另一名賭商柯六合作創立恆和公司，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合作經營十年。盧光裕擔任該公司司事，“盧光裕做該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價一十二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銀之遺彩，均由其一手收存”；寶行銀號是盧九一手創建的最重要的家族企業之一，1905年初，盧九委任盧光裕為該銀號司事，掌管銀號日常事務。可見盧九對盧光裕的倚重。[2] 1906年1月，盧光裕和盧廉若成為澳門業鈔公會副會員。 1907年3月，盧光裕與蕭登合作，承批位於馬蛟石炮台相連之山腳一塊空地。 1909年1月2日，盧光裕被柯六控告，暴露經營仁慈堂彩票的內幕。恆和公司三大股東，盧家佔了兩個，而且盧光裕長期擔任公司司事。但盧光裕已去世，該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20日，柯六登報請求將恆和公司解散。[1] 盧光裕是澳門第一批的住宅電話使用者。[3] 盧光裕在商業上獲得成功後，通過捐錢做官。前清時為候選道，賞戴花翎，誥授中憲大夫。盧光裕去世時，女兒盧梅君14歲，妻子侯氏是女兒代理人。妾秦氏，兒女盧亞蘇、盧芳姑不到14歲，秦氏是兒女的代理人。妾伊氏，女兒盧波詳不到14歲，伊氏是女兒的代理人，都不在澳門。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62-173頁。 [2]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第28-29頁。 [3]程惕潔：《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社會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第185頁。

范潔朋，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早期同盟會會員、澳門富商、慈善家。 潔朋參與討伐龍濟光與陳炯明之役，擔任廣東省長公署和滇軍總司令部諮議。1922年後從事工商實業，定居澳門。他所辦企業分佈粵港澳三地，最大型的有亞通織造廠和澳門置業公司。[1] 1892年，澳門鏡湖醫院董事會根據富商曹有等人提議和捐贈，分別在澳門各區的連勝街、賣草地、新埗頭、水坑尾、新橋等處，分別設立五所義塾，統稱“鏡湖義塾”，成為澳門第一所免費學校；1912年起，改為七年學制，更名為“鏡湖小學”；1924年在下環街區開設鏡湖小學分校；1948年與澳門平民免費小學合併，改稱“鏡湖平民聯合小學”；曹子基、何賓岩、潔朋、徐偉卿等人歷任該校校長，都由鏡湖醫院董事推選。[2] 潔朋是澳門賭界的前輩，嗜好賽馬，成為澳門臨時馬會的會董、馬主。當時，馬主一般並不擁有馬，馬是葡籍騎兵的軍馬，臨賽前充當賽馬，由社會名流投買，就成為馬匹的臨時主人。潔朋每逢賽馬都要做一回馬主，又熱衷馬會慈善，1915年廣東大水災，港澳華人同胞在澳門黑沙環臨時馬場舉行馬會義賽、粵劇義演等活動，他十多天沒做生意，捐了不少義款。 1930年，商人盧九聯合潔朋、何土等人組成“豪興公司”，在廣東銀行行長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銀行創辦人李聲炬的支持下，投得澳門賭場的經營權。由於沒有其他賭場競爭，豪興生意不錯，為吸引更多香港人來澳門賭錢，賭場內水果、食物、香煙等全部免費奉上。 1933年，豪興斥資購入奧地利一艘驅逐艦，改裝成客輪行駛港澳之間，航程時間縮短為2.5小時，船隻行走較穩定。這使前往澳門的港客逐漸增多。澳門的專營賭博業從此走上正軌。 1930年的一天，潔朋提出建議，上海賭博非常興旺，賭式多，賭徒眾，有不少南方沒有的花樣。如引進過來，就會吸引更多的香港人來澳門賭錢。 盧九否定了潔朋的建議，潔朋覺得盧九思想十分守舊，他跟盧九談過幾次，盧九就是不同意做上海人的“跟屁蟲”。他不理盧九的想法，以個人的身份前往上海。 上海賭場使潔朋大開眼界，賭場規模遠大於澳門，很多西洋賭式。上海賽馬場有三個，賽狗場也有三個。澳門不是搞賽馬的地方，香港賽馬存在一天，澳門黑沙環跑馬場只能做配角。 潔朋認為澳門可以開辦賽狗博彩，一是香港沒有，二是無需佔用大塊土地。上海第一個跑狗場叫明園，1928年英商麥邊創辦，成為上海熱門賽事。賽事在每週三、六、日三晚舉行，分平地賽和跳欄賽；彩票有“獨贏”、“位置”、“搖珠彩票”三種，公司每晚從門票、彩票抽取的佣金，收入七八千元。 同年7月底，英國紳士伊文思創立申園賽狗場。申園是明園的翻版，只是時間錯開，每週一、四晚上開賽。開賽前請來英租界的蘇格蘭軍樂隊演奏助興。申園的賽狗較明園少，收入稍遜。同年12月底，逸園賽狗場開辦。賽場看台非常氣派豪華，附設跳舞廳、酒吧間、餐廳及摔跤、拳擊台。發起人有上海萬國儲金會董事長司比門、青幫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司比門任逸園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按照三個“狗園”的協議，逸園賽事定在週二、五的晚上，周日下午逸園增設特別賽。 逸園的出現，使明園、申園每況愈下。1931年初秋，潔朋上明園、申園觀摩，發現看台上稀稀落落。他與公司頭面人士接觸，他們說逸園洋經理拉上上海灘的大流氓做後盾，為所欲為，破壞行規，唆使“小癟三”進場搗亂。這樣下去，只有關閉。 范潔朋馬上回到澳門，先跟盧九商量。盧九說，你去上海掛帥辦賽狗，我坐陣豪興；你在豪興的股份不動，賽狗會若籌資有困難，我參一股。 盧九的爽快和豁達，令潔朋覺得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馬上求見澳葡府的要員，立即得到包括阿爾‧巴爾博托總督在內等要員的支持，以優惠的價格批出望廈山以西的新填海地。潔朋佔的股權較大，盧九居次，另外還有數個賭商參股。按明園的規模作預算，估計需要50萬元。工程分幾期進行，股東屆時按股份注資。潔朋安排下屬暫建簡易跑狗場，兩次赴宴上海。 潔朋買來一批澳洲“格力”狗388隻，按廣東人習慣，圖個好意頭。他擔任“澳門賽狗會”主席兼經理，狗會董包括股東、澳門政要和社會名流。正好有一支美國女子樂隊來遠東的軍事基地勞軍，潔朋通過關係，請她們來澳門旅遊觀光。 1932年元旦過後，澳門首屆賽狗會開幕，場地雖簡陋，但場面隆重。開幕之前，24位美國漂亮女郎身著禮服在澳門街上吹吹打打，弄得街知巷聞。開幕式邀請到澳督等政要，盧九和社會名流分別坐在澳督兩側的貴賓包廂，潔朋忙得不可開交。但之後的賽事，一場比一場冷清。澳門人口太少，賽狗本來就不是葡萄牙人的傳統娛樂節目，而廣東華人也不喜歡這種洋玩意，只熱衷於中式賭博。潔朋為求收支平衡，把門票定為一元，一元錢在當時相當於一個小廝半個月的薪水，對一般收入的葡人來說，也是高消費。昂貴的票價弄得賽狗會無人問津。潔朋期望二期工程完工後，扭轉頹勢，結果只是有所改觀，賽狗會仍然虧損厲害。 當潔朋邀請股東董事討論三期工程時，盧九建議他趁早結束賽狗生意，1933年，澳門賽狗會停辦。潔朋把賽狗會賣給英商嘉道理家族，之後賽狗會幾次易手，1938年銷聲匿跡。 1935年，豪興出現了危機。霍芝庭和傅老榕等在深圳另立門戶，開設了一間賭場，由於交通較澳門方便，省港兩地賭客紛紛湧向深圳，澳門賭場生意門庭冷落，開始虧本，走下坡路。1937年，“豪興”的本錢虧盡。[3] 1931年11月27日，潔朋和李際唐、高可寧、畢侶儉等發起成立的“澳門籌賑兵災慈善會”，成為澳門最早成立的有影響的救亡賑難團體。慈善會成立後，召集澳門各個行業，如疋頭行、理髮行、番攤行、鮮魚行、火柴廠、戲院等商討向國內抗日將士捐輸事宜。[4]潔朋被選為主席，帶頭捐出六千餘元，募集了十萬元，為抗日救國作出重要的貢獻。 1936年，國大選舉，潔朋被選為澳門華僑區監督，成為澳門華人領袖。在香港擔任出口炮竹商會主席、香港華商總會值理。對社會慈善、公益、教育事業多有支持襄助。潔朋擔任澳門商會主席、鏡湖醫院主席、同善堂值理、鏡湖學校校長、望德女中校董、聖羅撒女中校董等職。 范潔朋後來的情況不詳。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頁。 [3].《〈賭城往事之澳門風雲〉：賭王紛爭》，載“當當網＂，2013年9月12日，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47751?ref=read-3-C&book_id=3658。 [4].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