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五年（1750年2月7日－1751年1月26日）葡商米蘭達．索薩第一次被選為澳門議事會理事官，他是18世紀澳門社會十分重要的人物，先後於1750年、1754年、1760年、1768年、1772年、1774年、1775年、1777年及1779年九次擔任理事官。Manuel Teixeit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p.200—201.

乾隆七年（1742年2月5日－1743年1月25日）8月25日，廣東按察使潘思榘奏請在澳門地方設同知一職，專門管理澳門事務：廣州府屬香山縣，有澳門一區，袤延一十餘里，三面環海，直接大洋，惟前山寨一線陸路通達縣治，實海疆之要地，洋舶之襟喉也。前明有西洋番船來廣貿易，暫聽就外島搭寮棲息，回帆撤去，迨後准令歲納地租，始於澳門建造屋宇樓房，攜眷居住，並招民人住居樓下，歲收租息。又製造洋船往來貿易，沿以為常。我朝懷柔遠人，仍准依棲澳地。現在澳夷計男婦三千五百有奇，內地傭工藝業之民雜居澳土者二千餘人，均得樂業安居，誠聖天子覆幬無外之盛治也。伏查，外夷托處內地，只圖市易通商，規取歲利，原可毋庸禁絕，若如前明禦史臣龐尚鵬疑其竊據窺伺，疏請仍令撤房居舶，灣泊廣澳，使海埂棲附之夷紛致失所，殊屬過當。但夷性類多貪黠，其役使之黑鬼奴尤為兇悍，又有內地奸民竄匿其中，為之教誘唆使，往往冒禁觸法，桀驁不馴，淩轢居民，玩視官法，更或招誘愚民入教，販賣子女為奴僕，及夾帶違禁貨物出洋，種種違犯，雖經督撫臣嚴行示禁，臣亦力為整飭，究以越在海隅，未得妥員專理，勢難周察。臣愚以為，外夷內附，雖不必與編氓一例約束，失之繁苛，亦宜明示繩尺，使之遵守。查前明曾設有澳官，後改歸縣屬，至雍正八年，前督臣郝玉麟因縣務紛繁，離澳鸞遠，不能兼顧，奏請添設香山縣縣丞一員，駐紮前山寨，就近稽查，第縣丞職分卑微，不足以資彈壓，仍於澳地無益，似宜仿照理搖撫黎同知之例，移駐府佐一員，專理澳夷事務，兼管督捕海防，宣佈朝廷之德意，申明國家之典章。凡住澳民夷，編查有法，洋船出入，盤驗以時，遇有奸匪竄匿，唆誘民夷鬥爭、盜竊及販賣人口，私運禁物等事，悉歸查察辦理，通報查核，庶防微杜漸，住澳夷人不致蹈於匪彝，長享天朝樂利之休，而海疆亦永荷敉寧之福矣。《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廣東按察使潘思榘奏請於澳門地方移駐同知一員專理夷務折》，第192—193頁。

乾隆二十年（1755年2月11日－1756年1月30日）8月23日，法國籍耶穌會士河彌德（Mathurin de Lamathe）神父抵達澳門，不久即往湖廣傳教。葡萄牙耶穌會士伽若瑟（José Galvao）神父與馮若翰（João de Fonseca）修士也應是與河彌德神父同時抵達澳門。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第1094—1095頁。

乾隆元年（1736年2月12日－1737年1月30日）12月22日，澳門議事會致函葡印總督，請求免去韋南西奧•佩雷拉澳門法官的職務。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371; 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113.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2月8日－1759年1月28日）11月，澳門方濟各會修道院院長、方濟各中國傳教會會長石若瑟 （Estêvão de S. José）病逝，臨死前囑其弟石若肚（Francisco de S.José）寄“番銀100元”給正在福建傳教的郭伯爾納篤（Bernardo de los Santos）。《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福建巡撫吳士功奏報盤獲西洋人郭伯爾納篤查無行教情事遞送澳門安插摺》，第347—349頁。

乾隆二十年（1755年2月11日－1756年1月30日）1月23日，有葡籍或意籍耶穌會士11人、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6人相繼抵澳。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922頁。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1月29日－1760年2月16日）8月12日，議事會請求主教在大教堂舉行一次公開的祈禱。9月3日，傳教士包括耶穌會士都出席了。8月31日，議事會下令所有居民和外國人9月2日至3日在家中掛燈，並且9月3日這天大家要聚集在議事會，違反者要受到懲罰。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501.

乾隆三年（1738年2月19日－1739年2月7日）6月3日，在山東傳教的教廷傳信部意大利方濟各會士貝爾南迪奧•貝維拉瓜（Bernardino Maria Bevilacqua）因患瘋病（mattia）及勾引婦女之醜聞而被教會送回澳門，於本日抵達。傳信部駐澳門賬房閔明我（Father Miralta）將他安置於方濟各會修道院休養，並安排方濟各會的著名醫生安哆呢（António de la Concepción）照料他。他在澳門又住了兩年，但都是在悲傷和孤獨中度過的，致使其病情進一步惡化。1742年離開澳門，前往印度，最後返回意大利。孟德衛：《靈與肉：山東的天主教，1650—1785》第6章，第156—158頁。按：此處為本書中出現的第四個譯名相同的“閔明我”。

乾隆四年（1739年2月8日－1740年1月28日）本年，澳門有2艘商船從澳門前往馬尼拉有1艘商船從馬尼拉行至澳門。有3艘商船從澳門前往巴達維亞，3艘商船從巴達維亞行至澳門。有2艘商船從澳門前往科欽，1艘商船從澳門前往錫蘭，5艘從澳門前往馬德拉斯塔，1艘商船從澳門前往果阿。文德泉稱，有25艘船赴馬尼拉等地進行貿易。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r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 XVI a XIX, p.57;G.B.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p.138—139, p.159;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