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耀坚，澳门镜湖医院著名医生、镜湖护校首任校长。 1935年秋，柯麟医生举家迁至澳门，开办诊所，挂牌行医。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对穷苦病人收费低廉，对特别困难的病人给予免费医疗，深受澳门居民的赞扬；1937年10月被聘为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名誉顾问。柯麟是共产党员，不久，他接受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建议，进入澳门镜湖医院当医生，作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广州一批名医生如黎锋、王德光等陆续到澳门避难居住，得到柯麟的热情接待和安排工作。 1941年，柯麟联络从广州逃难来澳门居住的医学界黎锋、黄耀坚、王德光、陈伯强等十多人组成“镜湖医院西医顾问团”，并成立中华医学会澳门分会，为改革和发展镜湖医院准备了雄厚的人才力量。 1943年，镜湖医院建立护士学校（今镜湖护理学院），聘请“西医顾问团”的医生义务学校上课。[1]1941年，镜湖医院值理会的推选过程中，值理会两次面谒总督报告情况，总督介绍的人选戴恩赛、王德光、郭秉琦、黄苏、刘叙堂、胡肇春、黄耀坚、赵七、梁后源、高福耀、董庆堂、吴伟佳等12位成为当年新任值理。[2] 1943年2月，镜湖医院医药部主任黄德光和黄耀坚、吴鸣、柯麟联名再提建议建立手术室。3月2日，澳门卫生局覆函，准予设立，但手术时须由葡籍医师到场负责。这份覆函使医生们无限愤慨，但柯麟和马万祺沉住气，请富商高可宁捐资8000双毫（贰毫银币），着手建设手术室，1944年，手术室初具雏形。[3] 抗战期间，澳门人口激增，从30年代十万多人增至40年代初的三四十万人。社会医疗需要及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区伤患的治疗，镜湖护士学校任务加重。护校首任校长黄耀坚，既为镜湖值理会成员，又为西医顾问团成员，更是懂行的医生，日理万机。其夫人林柳坚女士主要负责护士学校校务。林柳坚原为广州博济医院护士长，把博济医院的模式移植到澳门，对护理教育和训练进行大力的改革，使护校渐臻完善，打下良好的基础。[4] [1]《明清以来的粤澳关系》，载“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2013年9月30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36485&secid=36499。 [2]娄胜华：《澳门法团主义体制的特征》，载《行政》，2004年第3期，第661-687页。 [3]《香港沦陷后的“孤岛”澳门》，载“文化共享网＂，2008年10月22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101/view?searchterm=None。 [4]刘羨冰：《澳门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164页。

吴弼臣，澳门著名西医。 父亲吴栋华是澳门知名西医。吴弼臣毕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与郑士良、李则纲成为同学。他和郑士良为人豪侠尚义，交游广阔，所结识的都是江湖之士，在同学属于少见。 现录吴弼臣的诗一首： 《奉和王惺岸先生〈戊寅除夕〉》[1] 早知身世似浮沤，溷迹濠江十六秩。[2]同泛屠苏聊一笑，欲簪彩胜已先羞。[3] 樗蒲又向门前闹，斗酒难躯客里愁。[4]劫外非无春住处，江山如此怕回头。 吴弼臣的后人、澳门实业家、收藏家吴利勋先生等先后捐赠一定数量的古籍和手稿给澳门大学图书馆。他经营吴淦记建筑和恒基投资，在澳门从事投资建筑业，除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外，还担任澳门艺林书法学会和广东省汕尾市文献学会名誉会长，1997年1月7日获得葡国总统颁予博物馆勋章，这是国际文化活动的崇高荣誉之一。[5] 2004年，澳门大学国际图书馆、澳门怀旧收藏学会合办的“澳门百年怀旧展”在澳门大学国际图书馆多功能厅举行，展出约三百件精品，当中以纸品为主，并有少量文物为辅，包括与澳门教育有关的展品（如校刊、校章、毕业证书、聘书等）、教育家陈子褒的出版物、早期政府契约（如各行业经营执照、船牌等）、第一代澳门西医吴弼臣的珍贵文件（当中较罕见的是其祖辈吴国德先生于宣统二年获颁的地方自治研究所毕业文凭）、早期宗教、童子军、博彩、娱乐行业及鸦片活动的资料。[6]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59页。 [2]十六秩：十年为一秩。且秩字不恊韵，应为十六秋之误。 [3]彩胜：古代立春日用色绢、纸剪成的小旗或其他饰物，叫做彩胜。插于发上或系在花枝，表示迎春，并相互馈赠。梅尧臣（嘉祐己亥岁旦呈永叔内翰）诗：“屠酥先尚幼，彩胜又宜春。” [4]斗酒：斗，量器，十升为斗。极言饮酒之多。 [5]李修松：《李则纲遗著选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第103页。 [6]《澳门百年怀旧展下周一澳大开幕》，载“澳门大学＂网，2012年12月26日，http://news.umac.mo/nrs/faces/pub/items.jspx?categoryId=&year=2004&itemId=3811。

陈满，原籍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澳门医学、文化界名人。[1] 20世纪20年代，陈满在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读书，后转读光华医院。毕业后，他在广州《越华报》工作，主持该报“医事专版”。之后，他在澳门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同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创办澳门大专教育基金会，积极致力于文化事业。 1950年3月8日，陈满创办爱国刊物《新园地》，担任社长。《新园地》原为“新民主协会”会刊，出版时编者只注“澳门新民主协会出版委员会主编”，最初附在《大众报》内发行，双周刊，四期后改为旬刊，正式单独对外发行，1955年改为周刊发行。《新园地》属于文艺刊物，最初为免费派发，后改为消息类报章，倾向于时事论述。文艺不是报纸的主流，且刊物定出售价，如1955年为例，每份零售价一毫，订阅每月三毫。《新园地》等刊物对澳门文学新秀的培养起到一定的作用，培养不少文学新苗。[2]1950年，濠江中学在热心爱国人士支持下，扩大校董会，由陈满担任董事长，将中学部扩迁到亚马喇马路三号，1952年兴办简易师范班，1951年创办高中部。[3] 1964年，柯麟医生受聘为镜湖医院院长；1948年以柯麟等校友为首，组织中华医学会澳门分会（今澳门中华医学会），成为澳门杏林的中流砥柱，澳门华人西医团结在中华医学澳门分会的周围。50年代，陈满和邵昆仑等校友协助澳门工联创办澳门工人医疗所。1987年3月，中山医科大学澳门校友会成立，是陈满和饶不辱、谭焕容、梁秀珍、梁志辉、邵昆仑、李保民等120多位校友筹组成立的群众性医学专业团体，成为中山医科大学中国境外第一个校友会，其中不少是各专科主治、主任医生、教授及院长等。该会宗旨是发扬母校优良传统，加强与国内外各地校友的联系，交流讯息和学术，团结本地同业人士，共同推动本地区卫生保健事业。[4] 陈满历任中华医学会理事长、《新园地》社长、澳门同善堂名誉主席、濠江中学校董会副董事长、江门政协委员、新会同乡会副会长等职，为澳门医疗卫生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1]陈满的外孙梁维特连续出任三届澳门行政委员会成员。[5]1990年1月，陈满在澳门镜湖医院病逝，终年84岁。[1] 2012年11月9日，澳门历史档案馆首次与民间团体中山医科大学澳门校友会合办的“‘仁心‧博济’历史图片展”举行开幕式，展出图片逾300张，包括深受尊崇的柯麟、陈满、饶不辱、谭焕容等中山医校友的事迹、澳门主要医疗机构的发展过程，及医护人员的学术交流活动等，体现近80年来澳门医学界和社会的发展。[6]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页。 [2].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57页。 [3].《濠江中学》，载“新榜网＂，2010年11月12日，http://jiaoyu.xooob.com/xssj/200911/395423_1034291.html。 [4].《中山医科大学澳门校友会》，载“中山大学校友总会＂网，2012年12月12日，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8040&newsId=5705。 [5].永逸：《华澳人语》，载《新华澳报》，2011年6月20日，http://www.waou.com.mo/wa/2010/07/20100726a.html。 [6].《仁心‧博济历史图片展》，载“开幕澳门民航学会＂网，2013年5月25日，http://www.macau-airport.com/cn/node/7996。

刘光普，原籍江西省吉安市[1]，生于澳门。澳门著名牙科医生、社会活动家。[2] 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在澳门出版中文报纸《西南日报》，开办日语学校，企图蒙蔽澳门人和蚕食中华文化教育。期间，澳门进步人士关玉书先生在望德女子中学开办达用国语讲习所，两个月一期，教授国语，与日语学校对抗。当时参加人员极为踊跃。 1942年，光普和吴岸芳、黄炳泉等人领导讲习所历届毕业生于1月16日正式成立“修社”，租用下环街一间平房作临时社址。修社把讲习所的热血青年组织在一起，切磋国语，组织座谈会和读书会，演唱抗日歌曲，以国语表演话剧、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后来不少同学积极投身抗日救国队伍。抗战胜利后，修社暂停活动。 1949年，修社同学重新会合。1987年恢复活动，光普担任永远会长。[3] 1944年7月初，李嘉（成俊）带领光普等十多名来自澳门总理故乡纪念中学、培正、濠江等学校青年学生，徒步走到五桂山。抵达部队驻地当天，正好是“七七”事变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光普和李嘉等人参加中山抗日义勇大队举办的首期青年游击训练班，代号为“纽约桥”，意为训练班起到沟通家乡与海外的桥梁的作用。[4] 光普发起成立牙科医学会，进一步提高澳门牙科医生的专业水准。1981年，他在全澳进行一次牙齿普查，之后举办牙齿卫生常识展览。1982年，他组织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四个国家和地区的牙医举行牙科医学研讨会，获得成功。 1984年，澳门街坊总会成立，光普担任总会会长。 1988年，光普获选为澳门第四届立法会议员，后为澳门街坊总会顾问、广东省第六、七届政协委员；2002年获授金莲花荣誉勋章[2]；2012年获授大莲花荣誉勋章。[5] 光普热心社会慈善活动，扶危救困，不遗余力，并创办一个青年中心、一个老年中心和妇幼中心。[6] [1]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修订版），澳门：澳门基金会，2005，第411页。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97页。 [3]《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664页。 [4]《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载“百度百科＂网，2012年11月3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1803691.htm?fromsyno&hold=source。 [5]《澳门特区政府颁布2012年度勋章、奖章和奖状获得者名单》，载“网易新闻中心＂网，2013年6月30日，http://news.163.com/12/1201/00/8HJLBLR700014JB6.html。 [6]《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02》，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2002，第360页。

饶不辱，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桥西人。[1]澳门著名医生、社会活动家。 1946年，不辱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之后来到澳门镜湖医院工作，历任内科驻院医生、主治医师、主任医师。 1976年起，不辱出任该院副院长，成为澳门医务界知名人士，1991年退休，被聘为镜湖医院顾问。[2]他热爱澳门，悬壶济世，临床、管理经验丰富；在镜湖医院工作40多年，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将毕生奉献给澳门医疗和护理教育事业，为医院建设和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不辱热爱祖国，关心社会，积极参与，深得社会各界的尊重；担任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第五、六、七、八届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澳门基本法协进会顾问，澳门中华医学会理事长、名誉会长等职。197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复办后，他担任暨大第一届董事会董事，2008年起任董事会永远名誉董事。一直以来，他使暨大与澳门医疗界关系越来越密切，促进暨大与澳门各界的交流与合作。另外，他担任暨大澳门校友会名誉顾问、中山医科大学澳门校友会名誉会长、中山大学澳门校友会永远会长。[3] 不辱的独生女饶卫平任教劳工子弟学校40多年；女婿陆波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澳区代表、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长、澳门记者联会会员大会主席、《澳门日报》总编辑。[4] 2010年11月21日下午4时40分，不辱在镜湖医院辞世，终年89岁。 镜湖医院慈善会及澳门各界人士69人组成饶不辱先生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泽云，副主任委员有林若、朱森林、许爽、李展润、马有礼、许世元、马有恒、李成俊、李鹏翥等人。 暨南大学校长胡军、暨南大学董事会分别向饶不辱的亲属和饶不辱先生治丧委员会发去唁电，对饶不辱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饶不辱灵堂布置庄严肃穆，横匾写有“德范长存”，灵堂两旁放满亲属及生前好友致送的鲜花、花篮。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行政长官崔世安、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及何厚铧，全国政协常委何鸿燊，中联办主任白志健及副主任徐泽，政府主要官员，暨南大学董事会、暨南大学校长胡军等及社会各界人士送上花篮、花牌致悼。 中联办副主任徐泽、立法会主席刘焯华及副主席贺一诚、检察长何超明、民署管委会主席谭伟文及立法会议员先后到场致悼，并向饶不辱家属表达深切慰问。11月24日，在镜湖殡仪馆福寿堂治丧，11月25日上午11时半举行公祭，饶不辱的外孙女陆青致谢辞，贾益民副校长及董事会办公室、驻澳办等部门领导出席公祭仪式。[5] [1]《饶不辱》，载“惠城地情网＂，2011年10月21日，http://fzb.hcq.gov.cn/list.asp?id=25509。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页。 [3]《饶不辱先生辞世廿五日举殡》，载《澳门日报》，2010年11月23日。 [4]《学校董事会永远名誉董事饶不辱先生逝世》，载“暨南大学＂网，2010年12月21日，http://portal.jnu.edu.cn/publish/publish/XmlFile/1/W_5036_84800.html。 [5]《各界昨公祭送别饶不辱》，载《澳门日报》，2010年11月26日。

林炳炎，原名林福新，英文名Lam Bing Yim，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田寮村人。恒生银行创办人之一、港澳知名富商。 父亲林寿汝是一位老实的农民，生育子女多个，炳炎居长。炳炎童年时入读私塾、小学，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在广州一家小钱庄做学徒；后被老板的好友赏识，推荐到汕头的钱庄做店员，负责外出收送汇单和钱币，工作量很大。几年后，炳炎基本学会经营钱庄的本领，就携眷前往上海，自办大昌钱庄。他坚持“顾客至上、服务第一”的宗旨，经过多年努力，仅在常德路街内，就开设多家店铺；又与孔祥熙、宋子文等上层社会名流交往，成为上海颇有名气的富商之一。 抗战初期，炳炎向前线捐献飞机，并购买粮食救济广东旅沪灾民，知名度越来越高。 1933年3月，炳炎与挚友何善衡、盛春林、梁植伟、何添等集资十万港元，在香港中环路创办恒生银号，自任董事长。炳炎在上海拥有产业，在广州十三行开设昆昌银号（抗战胜利后改为汇隆），经常来往于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开拓银号业务。恒生银号是华资银行，从事金银、外币买卖和汇兑、押汇业务，主要为中小客户服务，生意越做越大，入股人越来越多。1937年，恒生银号成为香港银行、银号大户之一，当时《粤华报》称炳炎为“金融钜子”。 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炳炎把资金转移到澳门开办“永华银号”。他受到澳门总督的热情接待，让出澳督将军府给炳炎居住，并声言免收房租。[1] 当时，正值澳门镜湖医院因长期性高强度的施济而面临财源枯竭，炳炎受澳门众华商推举出任镜湖医院主席。他除弊革新，促使镜湖医院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他建立自己在澳门社会的影响，推动澳门华人社区的新权力核心的形成，创下了造福万民的功绩。 炳炎接任镜湖医院值理会主席后，认为值理会处理医务行政事务应有医生参加，为此，次年推行领导制度改革，院长专责医务，聘请柯麟医生担任镜湖医院首任院长。 一是改值理制为董事制，医务方面由院长负责。 二是抗战爆发后，镜湖医院施济激增，入不敷出，加上连年捐输，民穷财竭。炳炎不畏困难，除带头捐款外，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银行界发起为镜湖医院捐款，仅1945年募得经费13万余元，创下历年筹款的记录；1948年，他一次捐赠镜湖医院手术室价值1.5万余港元的设备。 三是向澳葡当局争得中国医师与葡籍医师同等待遇。镜湖医院手术室建立后，中国医师尚未取得手术权。按照澳葡政府规定，必须聘请葡籍医师为外科主任，只有得到该主任授权，华籍外科医师才能手术。对此，炳炎无法容忍，与澳葡当局据理力争，终获得澳督同意，使华籍医师与葡籍医师拥有同等的手术权；此举彰显了炳炎的民族气节，华人无不赞佩。 四是以镜湖医院为阵地，形成澳门华人社团新的权力中心。镜湖医院建成后，成为澳门华人集议之地。 1912年，华人社区的权力中心开始从镜湖医院转移到商会。1930年代中期，柯麟进入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师，设法提高共产党在镜湖医院的影响。太平洋战争期间，镜湖医院成为共产党保护下的进步文化人士撤出香港中转回内地的地下交通站。炳炎入主镜湖医院前，向前任值理会提出与柯麟一起加入值理会的条件，得到同意。 为使柯麟顺利进入值理会，炳炎亲自游说澳督，希望澳督批准柯麟加入值理会。当时澳督顾虑柯麟是共产党员，炳炎对澳督坚称，如果柯麟是共产党，自己也是共产党。终于，迫使澳督同意炳炎的要求。 不久，炳炎主持董事会，决定聘柯麟为镜湖医院院长，使柯麟顺利取得镜湖医院医务的领导权。20世纪40年代末，炳炎逐渐将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务委托时任副主席何贤来主持，形成何贤主持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务、柯麟主持镜湖医院院务的权力格局，使镜湖医院成为中华总商会之外澳门华人社团新的权力核心。炳炎有胆有识，敢作敢为，领导镜湖医院慈善会顺利地渡过危机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个人品德和功绩获得澳门各界人士的敬佩和赞赏。[2] 抗战胜利后，炳炎将资金从澳门转回香港复办恒生银号，并率先拓展南北物资交流及汇兑业务，致力香港经济复兴。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统区货币贬值，香港黄金、外币炒卖业高潮迭起，恒生银号与同行一样从中获利，资金倍增。 炳炎知人善任，主张“凡能者举之”。有不合条件的亲友要求进入恒生银号工作，他婉言拒绝：“你做生意不够本钱，尽管说，但要求入恒生做事就难了。”多年来，在恒生担任高级职务的不下数十人，却没有一个是靠他私情提拔上去的。有位友人因缺资金办学而愁眉苦脸，炳炎知道后说：“钱还是要捐的，再穷也要办学校。你做一个计划，看要多少钱，我来帮你。”事后，还叮嘱那位朋友不要告诉别人钱是他捐的。 三、四十年代，清远县多次遭受水灾，炳炎向灾民施粥分米、赠医施药；抗日战争期间，资助香港同乡疏散回内地。他捐献钜款支持清远师范、清远中学、清远方便医院、香港东华医院、澳门镜湖医院等建设。在家乡田寮村，他出资建有东兴小学，教学设备完善，当地孩子免费入校读书，教师在校免费用膳。 兴建兴仁小学时，他捐资1000元白银。在兴仁墟、石龙头村、东村，他捐资建三座钢筋水泥桥。修建石泉坑水库，他捐助白银3000元。他成立林炳炎基金会在香港荃湾葵青区大厦街33号；建设洁心林炳炎中学在香港九龙横头磡富美街；建设岭南大学林炳炎楼；帮助在粤港澳一带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等。 1946年，炳炎先后担任香港清远同乡会、清远公会名誉顾问，讲一口石角蛇话。[1] 1947年2月15日，炳炎坐在沙发上因心脏病发而去世，年仅56岁。[2] 送葬之日，香港的花圈被购一空，护棺送葬的人群长达一公里之多。 “文革”期间，林炳炎在乡的祖墓被破坏，房产和没收。“文革”结束后，当地政府一度修复林炳炎祖墓。 林炳炎生育四子一女：长子林秀梁、次子林秀峰、三子林秀荣、四子林秀棠及女林丽冰。林秀梁是美国化学博士，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港后进入恒生银行，负责外汇业务；后升为副总经理，并进入董事局，1976年5月，因一场小病去世；其妻林李翘如为大学资助委员会主席，当律师和任教于中学，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前房委会主席王鸣及商业电台高层俞琤等都是她的学生。 在兄长去世不久，林秀峰和林秀荣辞退工作。林炳炎逝世后留下三亿港元的遗产，指定其中两亿港元用于文化事业。1976年林秀峰入股佳艺电视台，成为董事之一；他热烈追求港姐出身的无线电视台当红艺人缪骞人；但佳视倒闭后，两人就分手。 四子林秀棠一直保持低调，任职于大昌贸易行。[1]林丽冰嫁与陈姓人家，是岭南教育机构有限公司主席，岭南大学校董及校友。[3] [1]向耀佳：《恒生银行的创办人——林炳炎》，载《广东史志》，1998年第10期，第52-53页。 [2]清城区档案局：《近代金融钜子——林炳炎》，载“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政府＂网，2013年12月30日，http://www.qingcheng.gov.cn/info/73876。 [3]《林炳炎》，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1月26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7%82%B3%E7%82%8E。

刘帼超，女，原籍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生于澳门一个信奉天主教家庭。医生、爱国志士。 帼超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以针线手工度日，生活贫苦。她六岁时，叔叔欺她们母女孤寡，以女子无继承权为名，要强占她们居住的小木楼。为此，母女两人打了十年官司。帝国主义者把持下的法庭，坚持维护封建礼法，使她们屡诉屡败。最后，她们虽赢了，但却要卖掉小木楼才能偿还诉讼费用。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恶，在帼超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伤痕。 1927年，帼超离开澳门，只身到外求学，先到香港，师从岭南画派高剑父学画。不久，她觉得民族灾难深重，绘画不是当务之急，于是，考入广州市妇产科学校学医。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她阅读鲁迅、巴金、茅盾等著作和进步书刊，这些书籍强烈地触动她的心灵，使她更仇恨那些恣意蹂躏百姓的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阶级。 她暗下决心：毕业后要到穷乡僻壤去，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贡献给劳苦大众。1929年秋，帼超从妇产科学校毕业，把大捆医学书籍和全套鲁迅全集装入行囊，毅然辞别母亲，来到中山三乡，开设博爱医局。她积极宣传，推广科学接生；走乡串巷，为儿童免费接种牛痘，给穷苦人赠医赠药等。当地妇儿因旧法接生和不科学的免疫法而导致常见病的现象逐渐消除，并且有不少久病不愈的病患者恢复了健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山县各种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帼超勇敢投入爱国救亡运动中，白天，她与救护队员们一起冒着炮火奔走各乡，抢救被炸百姓，出入于难民棚治疗逃难中倒下的难民。晚上，她给救护队员们讲授战时救护常识，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 她心中燃烧民族义愤和爱国之情，使她忘记了疲劳，忘记了自己。1940年，中山县沦陷，三乡成为岐关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日、伪部队盘踞。但同时，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这一带，采取“分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发展”的方针，继续进行抗日救国斗争。1942年，珠江纵队主力部队挺进三乡附近的五桂山区，这里成为珠江三角洲抗日斗争的中心。 帼超亲眼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看到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不屈不挠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因此，她积极靠拢党组织，将为党的工作作为己任。她的医局设在三乡镇上，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成为游击部队的秘密后方医院。五桂山区游击队同志们负伤、染病都到这里来医治。 他们有时化装成老百姓来医局看病，有时隐蔽在附近乡村地下伤兵月台，帼超由交通员领着逐个点去找，为他们治疗。不管是刮风下雨，不管是三更半夜，交通员一到，她二话不说，提起药箱就走。游击队同志来就医，她从来不要报酬，不收医药费，甚至连他们伙食费都包起来。 有的同志身体虚弱，帼超经常炖补品给他们吃，她时常把同志们放在心上，积极想办法为患病同志治疗。王河患上严重肺炎，经常咯血，当时肺炎是不治之症。帼超查阅许多医书，研究一些民间土方，药物与食物治疗结合，四个多月后，使王河奇迹地恢复了健康。 谭婉明患上恶性疟疾、叶向荣患上疮、欧初患上长期感冒等难以治愈的疾病，都在帼超大胆细心的治疗和调理下治愈了。部队里女同志在帼超的医局里分娩，得到她细致入微的照顾。帼超的医局成为战士们的家，她像亲人般给战士们亲切的抚慰和调养。 战士们十分信赖帼超，尊敬帼超，她把战士们当作自己的亲人。有一个时期，部队生活非常艰苦，缺乏营养，不少战士患上夜盲症。一天晚上，30多名患夜盲症战士由明眼者领着，一个个牵着衣尾结成串，连夜翻山越岭，走了几小时，来到医局找帼超。当时药物奇缺，帼超采用土方百草霜给他们治疗。 这批战士治愈后，她向部队司令部提出建议，宁可少吃菜，也要多吃油，以防止夜盲症发生。部队领导采纳帼超的建议，订出新的伙食制度，把油钱和菜金分开，保证每人有一定数量的油吃，有效地降低患病率。这对经常夜行军、打夜仗的游击队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帼超的医局不仅是部队的医疗所，而且是安全的掩蔽所。1943年，帼超夫妇为更好地配合革命工作，选择一个水陆交通方便、较为僻静的地方建了一所房屋，名为“桂园”。桂园内一棵桂树也没有，名字是取自游击队根据地五桂山，寄托帼超夫妇对党的感情。 医局迁到桂园后，游击队经常利用这里作为掩护。每逢敌人扫荡，帼超就把伤重、病重的同志作为留医病人留在医院里，保护好他们。在形势最险恶之时，五桂山区游击队领导欧初、郑吉、刘震球、叶向荣等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抗战期间，帼超医生成为珠江游击队一个得力的助手和战友。 每当同志们向帼超表示感激之时，她总是深情地说，你们不惜为国捐躯，我为你们治病是医务人员的本分，我尽了一些责任吧。1944年，何明的爱人牺牲了，留下一个孤女。巢健的爱人北撤了，身边有个三岁男孩。她们请求组织上给孩子找户人家抚养，便于轻装上阵。党组织找到帼超，她欣然同意接收孩子。孩子送来后，帼超又领养两个被人遗弃的孤儿，以兴办育婴堂名义掩人耳目，抚育这些孩子。 后来，她陆续收养一些烈士的遗孤及乡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和公路旁被丢弃的难民子女，帼超把所有孩子视作自己的亲骨肉，为他们费尽了心血。因医务工作繁忙，将孩子们交给义妹照管，但她自己并没有少花一分精力，无微不至地关心孩子们的成长。她按时给他们种牛痘，打预防针，检查身体。每天晚上孩子们熟睡后，她亲自起来，一夜巡视几次。 帼超家经济条件不宽裕，为了抚育婴儿，她养了几只母羊，用羊奶喂养他们，动员乡中乳汁多的产妇兼喂这些孩子，对较大的孩子，经常买些廉价的牛骨头加黄豆熬给孩子们喝，增加他们蛋白质和钙质。为保证孩子们的饮食营养，帼超夫妇省吃俭用，每餐以南瓜作菜，把钱用在孩子们身上。她风趣地对爱人说南瓜好，糖分多，产生的卡路里多。 帼超十分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她在桂园内养了小兔子，种上花木和青菜，让孩子们每天给花木、青菜浇水，采割青草饲养小兔子，从小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帼超经常教育孩子们做人要诚实，爱学习。桂园内建了简易的儿童游乐场，有滑梯、跷跷板、沙池等，供孩子们娱乐。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整天充满著桂园。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桂园成为这些曾被饥饿、疾病和死亡威胁的孩子们的乐园，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在这里找到了第二个母亲，这位慈母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1982年秋，帼超去世，终年74岁。[1] 刘帼超热爱党和人民，一生中充分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威逼利诱面前，她从未动摇过对党的信念。她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革命，人民将永远缅怀这位崇高的白衣战士。[2] [1]中山市天主教文史资料组：《纪念爱国爱教的典范刘帼超女医师》，载《中国天主教》，1986年第16期，第25-27页。 [2]高平：《崇高的白衣战士》，载《中山文史》（第14辑），中山：中山政协，1988，第71-75页。 [3]高兆辉、陈小雪：《刘帼超与桂园的故事》，载《三乡侨刊》，2013年9月1日，第35-37页。

谭伯铭，原籍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新会区），生于澳门。澳门著名老中医。 20世纪40年代，伯铭在广东汉兴国医学校毕业，并师承江苏名医、针灸大师承淡盦、王珩光[2]，悬壶济世，后定居澳门。40年代开始，他服务于澳门同善堂医务部，医术精湛，服务40载，医治病人无数。[3] 1957年，伯铭积极筹办澳门街坊福利会中医诊所，出任中医诊所主任，大力推广使用中成药制剂，方便患者，并用针灸治病；成为50年代澳门中医药界一大改革。 1966年，伯铭首倡创建澳门中医学会，团结同业，交流学术，不断提高业务水准和服务素质。1967年6月1日，澳门中医学会正式成立，伯铭任理事会首届理事长，王嘉言、林有存、罗卓雄等16人任理事，伯铭一直担任理事长，至1993年连任20多年。澳门中医学会成立后组织多项活动，多次组团回内地参加中医学术交流，到内地中医医院中医学院参观、访问，在当地组织讲座、学术会议，出版《澳门中医》专刊，参加穗、台、港、澳中医药界联谊会各项活动。[4] 60年代，伯铭担任澳门谭氏宗亲会理事长，1996年筹建澳门谭氏宗亲会大厦，发展澳门谭氏宗亲会会务。他从医70年，临床经验丰富，积存大量医案，一生为澳门服务不遗余力，全部投入澳门医疗事业，以振兴澳门中医为己任，乐于助人，为澳门中医药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1986年，伯铭退休。1990年，他荣获澳督颁授专业功绩勋章。在会上，他收到各方贺金三万元，全部捐给澳门地方公益基金。 伯铭历任澳门中医学会创会会长、澳门谭氏宗亲会创会会长、澳门街坊福利会中医诊所创办人、澳门同善堂医事顾问、广州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澳门开平同乡会名誉会长、澳葡政府卫生司中医牌照科审查委员等职。 在伯铭教导和熏陶下，子孙都学业有成。他为培养下一代，造福社会，克尽己任；子孙从事教育、医务、工程专业、商界、社会服务等工作，在社会中颇有建树。 2012年1月17日下午1时40分，伯铭在镜湖医院辞世，享年107岁。 社会各界人士组成谭伯铭先生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谭伯源，委员许世元、姚鸿明、吴仕明、刘光普、高开贤、柯庆华、龚树根、林庆云、关树权、林伟材、钱康祺、谭启汉、谭海权、谭许媛屏、谭伯业、谭辉、谭炳铨、谭兴棠、谭广乐、谭国梁、谭兆燊、谭佳、余焯源。遗体于1月20日下午奉移镜湖殡仪馆福寿堂治丧。21日上午11时大殓，随即辞灵出殡奉柩澳门旧西洋坟场安葬。执绋者众，白马素车，一番哀荣。[3] [1]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444页。 [2]江一平等：《古医籍各家证治抉微古医籍图书抉微》，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第856页。 [3]《著名中医谭伯铭辞世》，载《澳门日报》，2012年1月19日。 [4]邝日建：《中医学新探》，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第204页。

黄新，香山县人。 黄新是澳门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主席。 1939年，黄新参加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三队工作，并在香港参与爱国活动，担任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指导员、虹虹歌咏团负责成员。[1] 1952年，黄新来到澳门南光公司工作，担任助理总经理兼人事部部长。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是总部设在澳门的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1949年在澳门建立，起初名称为“南光贸易公司”，直至1999年，几十年来一直充当着中国官方在澳门的政治和商业代表。[2] 黄新担任镜湖医院办公室主任、《澳门日报》社经理等职。 1986年，黄新退休。[1] [1]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265页。 [2]《璀璨南光》，载“新浪网＂，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