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雲驤，字貽騋，號楚田，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人。清代名將。 雲驤自小習武，練就出一副剛強磊落的性格，為人正義不屈，重承諾，講誠信，樂善好施。少年時，他是個活潑的武打生，每逢廟會就與其他武童一起，表演武術助興。青年時代，他目睹洋人佔據澳門，搞走私鴉片和侵略擴張活動，對外國侵略者的行為萬分氣憤。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毅然投軍前山寨，決心投身於保家衛國。[1] 雲驤辦事機智勇敢，愛恨分明，出入於澳門與內地之間剿匪捉賊，捕無不獲，葡萄牙人“聞雲驤名皆畏服”。清咸豐三年（1853），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葉名琛率拖船三百餘艘在沿海緝捕海盜，海盜頭目潛藏澳門葡萄牙人的住地，自以為能有包庇脫身之日。雲驤奉命追蹤，深入虎穴，將海盜頭目擒拿帶走。 當時葡萄牙人乾瞪眼，卻不敢輕舉妄動。陸豐縣拐匪張炳勾結洋人販賣華工牟利，誘騙93名鄉民上船賣“豬仔”運至澳門。船將近到澳門時，這些“豬仔”知道上當，紛紛跳船逃走。他們聚在灣仔銀坑村外，舉目無親，餓了三天，無疑在等死。雲驤知道後，馬上給予食宿，又稟告香山知縣將這批人送返原籍。 同年，太平天國起義，上海發生反清小刀會起義，起義軍一度控制了上海。清廷調派大軍鎮壓。英、法、美等殖民主義者趁火打劫，以保護上海“租界為名”，出兵長江口；後又製造事端，發動侵略上海的“泥城之戰”。 小刀會起義期間，雲驤奉命率部分廣東水師北上增援清軍，遇到一支駐長江口耀武揚威的英軍船隊，英軍無視中國主權，向附近清軍陸軍營地發炮，並逼近雲驤所率水軍。雲驤奮然指揮水軍發炮還擊，一炮打中英軍指揮船，炸傷指揮官手臂，英軍慌作一團，狼狽逃竄。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保奏雲驤為和平營都司（正四品），咸豐皇帝賜賞雲驤花翎荷包。[2] 雲驤對清廷出賣主權以換取上海殖民主義者聯合攻打小刀會的做法，十分不滿。小刀會起義平息後，清廷允許洋人在上海行使更大特權，洋人肆意欺負中國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廷再次打了敗仗，割地賠款。 有見及此，雲驤悲觀絕望，毅然辭官歸里。之後，廣東提督吳元猷、兩廣總督勞祟光、兩江總督曾國藩他們分別向雲驤贈送“公忠體國”、“正直無畏”、“四知衍澤”金匾懸額，勸其復職。他不為所動，一一謝絕。[1] 清同治三年（1864），雲驤在南屏將軍山和灣仔加林山之間，開闢“竹仙洞”隱居，寄意是修築人間仙境，在此終老。後來，雲驤和楊蘭皋等族人籌劃興建楊氏大宗祠，致力於疏通石岐至前山水上交通，籌資辦義學，教育後代，造福桑梓。[3] 同治十一年（1872）農曆五月二十日，雲驤去世，終年71歲。同治十年（1871），澳門鏡湖醫院創建之初，參與集資創建的澳門本土商人及商號共達152家，醫院主體建築為一連三幢的大平房，按前中後排列，各分正座和左右兩邊偏廳，共有大屋九間，另外還有醫房三座60間，分別稱為“福壽”、“康寧”、“平安”醫房。初建時，醫院佔地達18.592畝，折合12萬平方尺，是一座完全傳統式的中國建築。醫院除建築用地是由政府撥給外，其餘費用全部由本地華商集資。 眾人以始創維艱，綢繆不易，故集眾推舉倡建值事，三記行、柯秉樟、楊雲驤等152人司其事。創建值事會管理鏡湖醫院三年。[4] 現存楊氏大宗祠是楊雲驤故居，又稱“下將軍第”，建於清道光八年（1828），位於南屏鎮北山村下街。 該祠堂為三進院落四合院式佈局，坐南向北，主體建築面闊五間並左右青雲巷和兩廂42米，深三進60米，硬山頂、青磚牆，抬樑與穿斗混合式木構架結構。建築面積2520平方米，佔地面積8838平方米。在建築的樑枋、屋簷、山牆和基礎等處，以精美的木雕、石雕、磚雕、灰塑等裝飾。整座建築的結構和藝術裝飾結合完美，氣勢恢宏。 每年春節剛過，祠堂內右邊盛開著艷麗的玉堂春。當年修建祠堂時，楊氏家族花了500兩白銀從外地買回來種植，至今有超過190年的歷史。花開爛漫時，一樹紫色煙雲，美不勝收。[5] 晚年時候，楊雲驤在竹仙洞石壁上題詩一首《覺步雲路紫門登高望遠》[6]，以述情懷： 廿年征戰罷，解甲悟前因。 山水有直暉，園林各俗崖。 浮生寄古洞[7]，白道出迷津。 擬作滄江叟[8]，長落世外人。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343-344頁。 [2]朱強：《關於楊雲驤、楊鎮海父子生平》，載《珠海文史》（第9輯），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109-112頁。 [3]珠海政協、《珠海文化遺產圖集》編輯委員會：《珠海文化遺產圖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5頁。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6頁。 [5]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珠海市文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150。 [7]古洞：竹仙洞，在珠海南屏鎮北山村東南。 [8]滄江：泛稱江。江水足青蒼包，故稱。

英國海軍上校、業餘畫家。具有藝術天分，擅長鉛筆素描和速寫，筆法細緻，線條精確。1822-1824年隨軍艦到印度和中國。1824年在澳門寫生，題為《北眺澳門南灣景色》和《南眺澳門南灣景色》的素描是他的代表作，從不同角度完整地記錄了鴉片戰爭前南灣的面貌和澳門城市規模。《南眺澳門南灣景色》畫面的右側，還描繪了中國税館和高聳的旗杆，對研究澳門歷史和南灣的建築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湯貽汾，字若儀，號雨生，晚號粥翁，諡號忠湣，江蘇武進（今江蘇省常州市）人，居住南京。清代著名畫家。[1] 祖父湯大奎和父親湯荀業死守鳳山縣舊城，陣亡於林爽文亂兵之中，為國捐軀。貽汾以世襲雲騎尉，擔任三江守備等武職；後以撫標中軍參將，擢溫州鎮副總兵，因病不赴。[2] 貽汾在廣東時，與謝蘭生、張維屏、黃培芳、劉彬華、儀克中、陳曇等人交好，後來退隱白門，貸保緒園以居，焚香鼓琴，修然塵外，海內名宿多與之遊。 湯貽汾撰寫擲地有聲的豪邁句：“醉翁之醉，狂夫之狂，四十年舊雨無多，屈指誰為三徑客。南嶺以南，北海以北，千萬裡閒雲自在，到頭還愛六朝山。”[3] 清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克南京，貽汾投池自盡，終年75歲。 據《清史稿》記載：“湯貽汾語人曰‘吾年七十有七，家世忠孝。脫有不幸，惟當致命遂志，以見先人。’”及城陷，從容賦絕命詞：“死生輕一瞬，忠義重千秋。骨肉非甘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槁葬毋予慟，平生積罪尤。”後湯貽汾凡天文、地輿、百家之學，咸能深造。書、畫、詩、文並臻絕品。彈琴、圍弈、擊劍、吹簫諸藝無不精好。他擅畫山水，亦寫墨梅、花卉，筆致秀逸。兼工行草書和詩。與戴熙齊名，並稱為“湯戴”。 湯貽汾著有《琴隱園詩集》、《琴隱園詞集》、《畫筌析覽》等文獻。[1]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湯貽汾與鍾啟韶同年來到澳門。當時，風琴已從天主教堂逐步普及西洋人的家庭。湯貽汾奉江西巡撫阮元之命，到嶺南緝捕逸犯朱毛里。他在《七十感舊》第七十八首原注中稱：“琴制藏金絲於木櫝，飾牙牌十餘於櫝面，按牌成聲，牌仍隨指而起。予以訪緝朱逆，得遍歷諸夷之家，夷女為予鼓琴一曲。”[3] 湯貽汾之曾孫湯定之，頗有畫名。梅蘭芳除唱戲了得，還畫得一手好工筆劃，尤擅畫梅。早在“蘆溝橋事變”後，梅蘭芳居香港前，請人代筆，當時他請湯定之。湯定之的畫有文人氣，特別雅緻，算是代筆中的上品。沈磊的母親是湯貽汾後人。[3] 現錄湯貽汾的詩一首： 《澳門之役未暇為詩歸舟以短句補之》[1] 花發水晶宮，晴霞萬頃紅。四鄰鐘子午，百肆海西東。 蜃幻樓台麗，犀明魍魎窮。綃珠車斗賤，愧我探驪空。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72-275頁。 [2]《湯貽汾》，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28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AF%E8%B2%BD%E6%B1%BE。 [3]谷雨：《梅蘭芳畫梅》，載《澳門日報》，2013年6月16日；吳志良、林發欽、何志輝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歷史卷（含法制史）》（上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第248頁。

張玉堂，字翰生，號應麟，自署香山人，自稱翰墨將軍，廣東歸善（今屬惠州市惠陽區）人。書法家、詩人。 玉堂少年好學，屢試不中，憤而投筆從戎；因作戰勇敢，善於智謀策略，得到提拔。 1843年，玉堂任職於香山縣，擔任右營都司；1847年，調到前山（今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擔任營都司。後來，他終老於香山，自署香山人。 玉堂行伍出身，但為人風雅，自稱翰墨將軍；能詩，擅長蘭竹詩，著有《公餘閒詠集》。善書，尤擅拳書和指書，書寫方法是棉花包裹拳頭或指頭書寫，筆劃沉實，結字敦厚，以重為巧，自成一體。1847年夏，玉堂為香山鐵城（今中山市石岐）西山寺所書之行書門聯“紅棉舊蔭，福地重光”。作品以拳書寫而成，佈局均稱中顯靈動，結體沉雄渾厚中顯氣勢，寬宏博大而莊重自然。雖為拳書，但毫無庸俗之氣，堪稱佳作。[1] 1843年，玉堂將一首詩刻於澳門媽閣廟石上。 何須仙島覓蓬萊，海覺天然古剎開。奇石欲浮蠔鏡去，慈雲常擁黌蚭來。 蓮花湧座承甘露，榕樹蟠岩蔭玉台。誰向名山留妙筆，淋漓潑墨破蒼苔。 1849年，玉堂在澳媽祖廟留下另一處摩崖石刻“名岩戊午冬日香山玉堂張應麟書”。 1854年，玉堂從前山參將調升大鵬協副將。期間，他組織軍民修築馬路（今香港九龍界限街），阻止外國人擅自闖入，維護當地社會秩序和治安。他代理水師提督，修整虎門炮台。他擔任大鵬協副將13年，成為清代惠州與港澳關係最密切的官員之一。[2] 1870年，玉堂去世，終年76歲。 [1]盧德銘：《書壇名家——張玉堂》，載《中山日報》，第3426期，C2版，2004年5月24日。 [2]《張玉堂》，載“惠城地情網＂，2012年3月11日，http://fzb.hcq.gov.cn/list.asp?id=25434。

林福祥，字亮予，號季薇、又作季眉，原籍香山縣隆都（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生於澳門一個富商家庭。[1]英烈。 福祥從小廣讀詩文，喜談兵略，但屢試不中，創作《試場失意放歌》，以宣洩胸中的鬱悶。他在澳門長大，最知夷性，尤其對葡萄牙、英國等列強向中國大量輸入毒品鴉片、掠奪我國領土和資源的海盜行為，十分憤慨。他從小立下了禁煙驅夷的決心，積極擁護林則徐堅決禁毒的抗英行為，對誓死保衛國土、英勇戰死沙場的英烈極為欽佩。 1841年1月7日，英國侵略軍進攻珠江口大角、沙角山炮台。駐守的清軍官兵與侵略者浴血奮戰。副將陳連升及其子陳長鵬身先士卒，在武器落後、人員被大量裁減、英軍艦炮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仍不畏強敵，率領官兵拼死血戰，直到最後壯烈犧牲。沙角山炮台失守，副將的戰馬被英國侵略軍掠去香港。這匹訓練有素的戰馬，像他的主人一樣，“忍餓骨立，猶守節不變”而死。 福祥深有感觸，撰寫一首充滿愛國主義激情的《義馬行》詩，序說：“義馬者，副將陳公連升所禦也。英夷入寇，副將提兵應敵，父子皆歿於陣，馬為逆酋所獲……飼以芻秣，不食，遂棄之深山中，馬得以生。嗟乎！一馬之微，猶能感主恩，思敵愾而況食毛踐土。可不思殺敵致果，馳驅報國哉！”詩中有“願乘此馬破夷狄，手縛單于靖邊域”等句，以示對英雄和戰馬的景仰崇敬，滿懷對侵略者的激憤和殺敵救國的抱負。 英軍侵佔香港，接連攻陷虎門要塞。福祥想到一定與林則徐被革職和琦善力反前任、妥協投降有關。福祥頻繁往來於省港澳之間，看到英夷的掠奪野心擴張，對廣州的安危十分擔憂。當時，林則徐被撤去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職務，移居高第街連陽鹽務公所。福祥和廣州民眾一起上門看望慰問林則徐，各界抗英群眾送來表揚、讚頌林則徐的頌牌。福祥自己送的頌牌寫著“千古吾師，繼往開來”，既讚美稱頌林則徐，又表達自己繼承禁煙抗英未竟事業的宏願。 英侵略軍開始武裝進攻廣州的部署時，為實現“忠孝兩全”，福祥晝夜趕寫《武裝保衛廣州的戰守方略》；帶著年逾七旬的老母親，專程從澳門趕到省城，把慈母安置到遠離廣州近百華里的花縣花山避戰亂，當即要求從軍殺敵。福祥首先求見廣州知府余保純，條陳武裝保衛廣州的方略。 余保純卻冷冷地對他，不屑地順手把《武裝保衛廣州的戰守方略》放在一邊，說道：“英軍炮利船堅，不好惹。他們遠渡重洋來此，志在經商，滿足了他們，自然不會搗亂。” 福祥想申辯幾句，余保純卻說：“杞人憂天！”福祥一怔，非常不滿，又不能在知府大人面前發作。他對余保純說：“余大人，學生只記住中國一句古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林某只求退敵救國，沒甚麼別的想法。”余保純氣得跳了起來，立即示意跟班送客。 福祥滿腔的愛國熱情，竟被余保純潑了一盆冷水，十分氣憤，後悔把《武裝保衛廣州的戰守方略》交給這樣的昏官。但他不死心，繼續尋找上陣殺敵、護衛廣州的門路。 當時祁𡎴被任命為兩廣總督。正好福祥的恩師、香山名士黃培芳做了祁𡎴的幕僚，黃培芳把福祥薦給祁𡎴。祁𡎴委派福祥招募水勇，組成“平海營”，任命他為“管帶”。福祥很快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招募得善泅且武藝高、有膽色的壯漢572名，配備好戰船16艘，領了足夠的槍、炮，經過短期軍事訓練，立即投入保衛廣州的戰鬥。 1841年5月20日深夜，清廷駐守廣州的靖逆大將軍奕山冒險夜襲英軍遭慘敗，率官兵退入城區緊閉城門不出。21日始，侵華英軍南北夾攻廣州。福祥管帶率水勇戰船先後在珠江河水道白鵝潭、泥城與英夷打了兩仗。奕山懾於英軍艦堅炮利，主動與英軍談和，簽訂《廣州停戰協議》，條件是向敵軍交出600萬元“贖城費”，把城區近四萬名清軍撤出廣州60里外。 福祥率水勇配合三元里103名鄉義勇反攻，與英軍爭奪城北高地四方炮台。福祥在陣地前沿，親自開炮轟擊炮台，壓住英軍的火力，掩護義勇衝殺。這次雖未有攻下四方炮台，但打亂了英軍當天的攻城計劃，打死打傷70名英軍官兵。“平海營”水勇犧牲五名，受傷數十名。 接著，福祥率“平海營”加盟廣東三元里平英團，並成為戰將，在泥城、牛欄崗一帶與英侵略軍打了一場硬仗，打得英侵略軍顧不得大英帝國的“尊嚴”，紛紛跪地求饒。英軍敗退回城北高地。數萬名義勇，與連夜趕來參戰的十多萬名珠三角各地的義勇，把敵軍司令部四方炮台包圍得水泄不通。 正要待天明全殲敵人，卻被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替侵略軍解圍，軟硬兼施驅散抗戰民眾，把敵人從死裡救活。因為“平海營”是廣東三元里平英團中“半官半民”的序列，配有槍支火炮，在這次戰鬥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進攻廣州的英國侵略軍被廣東人民打敗，由清廷廣東當局派部隊護送退出珠江口。清廷制止平英團水勇、義勇截殺戰敗者。6月8日，英國侵略者全軍6000多人和大小艦船撤退到香港。這次戰役，侵略者傷亡慘重，英軍被平英團打死200多人、受輕重傷300多人、生俘15人，僥倖在戰場生還的，到港後許多患病或死亡。 英侵華海軍司令辛好士上校，被平英團打敗那天，因驚慌過度又中暑著涼，精神受到重創，熱病大作，五天後死於香港；參與指揮第三十七團的達夫陸軍上尉，在牛欄崗作戰感冒並患腦膜炎而病死，同葬在澳門。 6月8日，福祥等將領應邀出席廣州知府在大佛寺擺設的筵席，慶祝抗戰勝利。福祥獲賞帶藍翎。他捐資2100餘兩白銀置購洋槍火藥，封五品職銜，被委以率帶水勇護衛省城。 6月10日，福祥率“平海營”水勇撤離石井橋駐地之前，以個人名義擺設90桌酒席，大宴“平海營”全體水勇和平英團眾頭領及士紳。席間，福祥正式提出要收復香港。他對與會者說，今春英夷強佔我香港島，實屬無理兼可惡！牛欄崗大捷，英軍退回高地，全殲在即。當事者出城解圍，讓番鬼撤回香港。本人之見，萬不可讓英夷在港島盤踞，應一鼓作氣，乘勝收復國土，雪洗恥辱。否則，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平英團眾頭領對漢奸知府余保純放走英國侵略軍，一直心不甘，憋了一肚氣。現在聽福祥提出要追殲英夷，收復香港，一致同意，並作出戰術決策，伺機帶義勇出戰。 8月10日，英國政府新任命的駐華特命全權公使璞鼎查、新任侵華遠征軍總司令兼海軍司令巴加，帶領大批艦艇和軍隊來到香港。 8月21日，英軍傾巢出動，北犯福建、浙江。當時，福祥派潛港島的偵探瞭解到：璞鼎查、巴加率領的精兵艦船都已東進，錢糧輜重，俱屯在香港。留守香港的英兵只有三幾百人，都是羸弱之卒，且又無兵頭統領，只留一名管理民情兼理錢糧的官員監守。若此時出兵收復香港，燒其積聚，英軍進無所食，退無所據，不戰自潰了。 福祥在給祁𡎴的報告中，列舉出兵收復香港的有利條件，指出當時存在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可勝因素。特別強調說，比者官兵同心，紳勇欲戰，且自有三元里大捷，更覺勇氣百倍。他建議：“由香港後路，潛師襲取，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便可取勝”。 他重申“和不足恃”的主張，認為“香港不可不復”，倘若“今日尚持首鼠之端，他日必貽反噬之悔。”他上書兩廣總督立下軍令狀“乞即收復香港”，“願自率本隊以當前鋒，少有畏縮，即正軍法亦無悔焉。” 清廷廣東當局沒有採納福祥的意見，更沒同意他率水勇、義勇收復香港，使他報國無門，憋了一肚子氣。他針對兩廣總督和靖逆大將軍的“恐夷病”，陸續撰寫《論粵東事勢》和《論勝敗形勢》。在《論勝敗形勢》裡，他用具體的事實，分析敵我雙方的力量和國情，批駁英軍船堅炮利、不可戰勝之說。他還整理了在戰時寫的《三元里打仗日記》。 30日晚，英軍敗退回四方炮台，我水勇、義勇團把敵人包圍，終夜嚴守等待天亮後全部生擒。不料當局出城彈壓，訓斥水勇、義勇多事，驅散抗戰民眾，替英軍解圍，使義律、臥鳥古率部隊逃生。 英軍侵華頭目璞鼎查用武力逼迫清廷簽訂《南京條約》後，率艦隊南下，要進廣州城擴張。福祥把全體水勇開到珠江一線阻截。平英團各頭領在兩岸糾集20萬義勇聲援，堅決不准許英軍進入廣州，嚇得璞鼎查把艦隊停在獅子洋江面，最後撤回香港。 1846年下半年，福祥卸任護衛廣州的水勇管帶之職，出任江西贛州定南廳同知，之後升任南昌、撫州、饒州知府等職，仕途順暢。福祥擔任吉安贛寧兵備道駐守吉安之時，攻吉安城的正好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部先鋒“花旗軍”頭領周春（後被洪秀全封為太平天國懷王）。 周春原是禺北太和市同升社學教頭、三元里平英團戰將，與福祥結為患難兄弟，感情甚篤。現在各事其主，兵戎相見。論實力，周春的隊伍此時擴充至兩萬人，比福祥的守軍強大兩倍。周春寫好一封信讓小妾飛舵鳳化裝農婦進城送給福祥，讓福祥反水，投奔太平軍，一起殺清妖，打江山。福祥閱信後，既喜又驚：喜的是圍攻吉安的太平軍頭領竟然是周春大哥；驚的是一旦朝廷獲悉，留在南昌城的家眷必定被滿門抄斬。福祥迷戀自己的仕途，沒與周春合作。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人向清廷要求全面“修改”《南京條約》，開放更多的口岸，准許鴉片貿易合法化的特權，遭到清政府的拒絕。侵略者並不死心，時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香港總督文翰和駐廣州“領事”巴夏里，先後到南京做說客，拉攏誘惑洪秀全聯手反清，但要價很高，遭天王堅決拒絕。英國人看到太平天國沒給他們好處，就與清廷聯合鎮壓太平軍。 當時南昌府正被太平軍包圍。其中英國人先後以送洋槍洋炮支援福祥，對付太平軍以解南昌之圍，作為誘餌拉攏他。福祥對英國人的侵略行為刻骨仇恨，尤其對未能收復香港一直耿耿於懷。他拒絕與侵略者合作，表示要收復失地香港並把英夷趕出中國。因政績卓著，福祥提升二品浙江布政使。 1861年12月，忠王李秀成率太平軍攻陷杭州，福祥被俘，李秀成待他為上賓，在忠王書房談論政事至深夜。福祥妻子潘氏、陳氏，在太平軍攻城時死於亂軍中。福祥的女兒自殺。幼子不知下落。忠王派出親兵替他找回。 福祥投誠太平軍，過了十多天，他不願留在軍營，想回鄉發展。李秀成送他300兩銀，他僅領了百兩，臨行前他寫信與忠王辭行。福祥激動地對李秀成說：“今世不能為友補報，來世不忘。忠王本事出色，未遇明君，好惜！好惜！” 福祥因參加平英團抗英救國以及對忠王李秀成的言行，使清廷極為反感。當福祥攜帶幼子離開上海回粵途經衢州時，被時任浙江巡撫左宗棠捕獲，1864年3月被殺害，年僅50歲。 周春率太平軍去劫法場，救不到林福祥，救回林福祥的幼子。 林福祥死前懊悔交加。[1][2] 林福祥還著有《平海心籌》等文獻。 [1]《林福祥》，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1年12月6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443。 [2]《林福祥》，載“中國青年網＂，2011年12月26日，http://agzy.youth.cn/xzzh/yinglie/200912/t20091209_1105586.htm。

楊宗玄，又名楊文達，原籍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生於澳門。楊匏安長子、楊宗銳兄長。[1] 1923年初，宗玄六歲，見到父親的朋友梁桂華在草坪上打功夫，就拜他為師，學了幾套拳術。當時，他在上海大石街女師附小讀幼乙班，直到五年級。他在學校受女生的氣，受人欺侮。學了拳術後，他就把同學打倒了。被打的同學向他的祖母告狀，宗玄捱了祖母的打罵，瞠不准他再學打拳。1927年，廣州發生“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宗玄隨家人逃到澳門。[2] 1931年，父親楊匏安犧牲後，宗玄跟隨祖母、母親從上海輾轉回到廣州，他先後在東莞、香港等地打工。 抗戰時期，宗玄加入國民黨軍隊，奔赴抗日戰場。他在國民黨軍隊中負責軍需工作，為解放區運送大批通訊器材等物資。 20世紀40年代初，宗玄在重慶見到了周恩來。在與黨組織取得聯繫後，黨組織派他去與國民黨軍隊有聯繫的“朝鮮義勇軍”中工作。 解放前夕，宗玄隨國民黨軍隊前往台灣。“文革”期間，他在台灣的身份被暴露，他冒著生命危險，隻身逃到香港，先當計程車司機，後做樓宇管理員。 1978年，三弟楊宗政從雲南調回廣州工作後，與宗玄取得聯繫，失散多年的兄弟終於重逢。 1994年7月，宗玄因心臟在香港病逝，終年77歲。[1] 二弟楊宗銳，先在延安“抗大”（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簡稱）讀書，後在馬列學院學習，先調中央出版發行部中央印刷廠工作，後任廠部秘書。之後被委派到軍委三局通信工程學校學習無線電機電工程，畢業後留在三局技術試驗廠任技術員。在保衛延安戰鬥中，與同志們一起出色地完成中央機關通訊設備的安裝和維護任務，受到毛澤東的表揚。 解放後，到航太工業部第二研究院擔任技術管理工作。1976年10月完成《無線電、電工計量與石英晶體研製任務十年規劃》。同時，他重視計量技術研究工作和計量標準建立工作，相繼建成航太、國防一級計量標準和國家計量標準，為航太產品、武器裝備的研製等起到計量的保證作用，為我國、我軍通信電台、廣播電台的建立和通信器材的製造和維修作出重要的貢獻。 三弟楊宗政，又名楊志，1926年生於廣州；在周恩來、鄧穎超關懷下，前往延安自然學院學習，參加四平保衛戰，擔任武工隊隊長、熊岳縣長；長期從事林業工作，1978年調任廣東省林業廳副廳長；1989年在廣州去世。[3] 妹妹楊絳輝，1938年與王裕壽及庶母關秀英組成“革命家庭”，掩護地下黨組織電台聯絡工作。[4] [1]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12期），珠海：珠海政協，2001，第91頁。 [2]李堅：《楊匏安史料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第388頁。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4]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12期），珠海：珠海政協，2001，第92-93頁。

林耀，原籍鶴山址山昆華（今屬鶴山市址山鎮昆華管理區），生於澳門。飛行教官、烈士。 林在香港華人書院讀書，1935年春回到廣州。為抗日救國，他毅然放棄出洋留學的機會，考入廣東航空學校第七期乙班學習，後被送往燕塘陸軍學校訓練，同年冬返校接受空軍正規化教育。 1936年，林隨廣東空軍北飛。同年夏，進入中央航空學校第七期繼續深造。[1] 1938年3月，林畢業後，被分配到空軍驅逐機隊服役。1939年5月3日，日本空軍45架轟炸機向重慶進犯，林駕機升空攔截，一舉擊毀兩架日機。他的座機也被敵機擊中，左手臂受傷，他被迫跳傘落在重慶銅鑼峽亞細亞站旁的山峰，幸被搶救生還。林傷癒後，不適宜繼續擔負空戰任務，被調往航校任飛行教官。 1941年6月，日空軍對重慶等重要城市狂轟濫炸，林義憤填膺，堅決要求歸隊殺敵，後被批准，擔任第26隊副隊長。 1944年春，日寇從漢口南侵，林奉命調往湖南地區協同陸軍作戰，在長沙上空擊落敵機一架，被提升為第17隊隊長。 同年6月26日，林率機在湘江執行殲擊日本軍船隊任務，擊毀擊傷日軍船多艘。他的座機被日軍護航火力擊中尾部，在返航途中遭遇暴雨，由於機尾損毀導致操作失靈，飛機撞山墜毀。林耀壯烈殉國，年僅33歲。 1988年6月22日，廣東省人民政府追認林耀為革命烈士。[2] 廣東航空學校第七期乙班共招生100人，1938年3月畢業，林耀與王剛夏、丘貴祥、朱若彭、李肇新、吳達波、范斡卿、翁克傑、梁會生、麥谷登、陳學堅、張培生、張森義、黃才貴、黃龍金、劉俊、劉懷智、潘國煌、藍錫芳、戴邦模、譚達光、周仕鏞、徐飛、蕭國英、朱煥堂、陳學策、葉鵬飛、劉怒濤、馮俊忠、陳世堉、何世堉、卜鎮海、葉思強、劉漢桓、黃棟權、彭均、司徒堅、蔡仕偉、陳家灼、陳桂民、李衍洛、李家浚、杜兆華、余拔峰、李寶誠、歐陽富、鄭乃漢、劉潤田、余子剛、夏田、鍾前舟、陳日操、陳世雄、溫炎、張鴻藻、陳夢鯤等同期畢業。這期飛行員有32人在抗日戰爭中為國殉職；轉學航空被炸死者二人。[3] [1]《林耀》，載“鶴山資訊網＂，2006年2月21日，http://www.heshan.gov.cn/Article/2003/200311/16699.html。 [2]《林耀》，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5月1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240501.htm#2。 [3]《廣東空軍航校簡史》，載“中國飛虎研究學會（原空軍退役人員協會）＂網，2012年12月30日，http://www.flyingtiger-cacw.com/new_page_483.htm。

陳海瀛，字無競[2]，字雪舟，號說洲[3]，號希微室主，諱海瀛，福建閩縣（今屬福州市）人。詩人、學者。 海瀛天資聰穎，勤奮好學，1902年考中舉人，之後留學日本。回國後，他任職於瓊州、桂林等地，北伐時為廣州大元帥府秘書。 1921年，海瀛隨粵軍至梧州，與桂軍作戰，創作一首《梧州軍中作》詩：“元戎牙纛次梧州，野宿霜嚴夜氣遒。縛帚書旗呼殺賊，書生志豈在封侯？＂ 之後，海瀛回到福州，在鄉居住15年。55歲後，在外避兵七年，寄寓澳門。[2] 晚年時候，海瀛返居福州，先後任教於福建法政學堂、華南女子學院、福建學院；擔任福建省政協委員、1959年聘為福建省文史館名譽館員[3]；與裡中諸子談藝自適。 1962年，海瀛80歲，油印《希微室詩稿》詩集；1973年去世，享年91歲。[2] 陳海瀛還著有《讀史記管見》、《師友感逝錄》、《希微室文稿》、《希微室詩稿》、《梧州桂林雜詩》、《希微室折枝詩話》等，編有《中國文學史》、《孟子政治論》講義等。[3] 現錄陳海瀛作於1920年的詩一首： 《至澳門觀白鴿巢花園》[2] 世外桃源且漫誇[3]，珠崖早已屬他家。強收一掬傷心淚，來坐濃陰看物華。[4] [1].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百年閩詩（1901-2000）》，福州：海風出版社，2004，第233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53頁。 [3].漫誇：休誇。 [4].物華：自然景色。

范潔朋，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早期同盟會會員、澳門富商、慈善家。 潔朋參與討伐龍濟光與陳炯明之役，擔任廣東省長公署和滇軍總司令部諮議。1922年後從事工商實業，定居澳門。他所辦企業分佈粵港澳三地，最大型的有亞通織造廠和澳門置業公司。[1] 1892年，澳門鏡湖醫院董事會根據富商曹有等人提議和捐贈，分別在澳門各區的連勝街、賣草地、新埗頭、水坑尾、新橋等處，分別設立五所義塾，統稱“鏡湖義塾”，成為澳門第一所免費學校；1912年起，改為七年學制，更名為“鏡湖小學”；1924年在下環街區開設鏡湖小學分校；1948年與澳門平民免費小學合併，改稱“鏡湖平民聯合小學”；曹子基、何賓岩、潔朋、徐偉卿等人歷任該校校長，都由鏡湖醫院董事推選。[2] 潔朋是澳門賭界的前輩，嗜好賽馬，成為澳門臨時馬會的會董、馬主。當時，馬主一般並不擁有馬，馬是葡籍騎兵的軍馬，臨賽前充當賽馬，由社會名流投買，就成為馬匹的臨時主人。潔朋每逢賽馬都要做一回馬主，又熱衷馬會慈善，1915年廣東大水災，港澳華人同胞在澳門黑沙環臨時馬場舉行馬會義賽、粵劇義演等活動，他十多天沒做生意，捐了不少義款。 1930年，商人盧九聯合潔朋、何土等人組成“豪興公司”，在廣東銀行行長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銀行創辦人李聲炬的支持下，投得澳門賭場的經營權。由於沒有其他賭場競爭，豪興生意不錯，為吸引更多香港人來澳門賭錢，賭場內水果、食物、香煙等全部免費奉上。 1933年，豪興斥資購入奧地利一艘驅逐艦，改裝成客輪行駛港澳之間，航程時間縮短為2.5小時，船隻行走較穩定。這使前往澳門的港客逐漸增多。澳門的專營賭博業從此走上正軌。 1930年的一天，潔朋提出建議，上海賭博非常興旺，賭式多，賭徒眾，有不少南方沒有的花樣。如引進過來，就會吸引更多的香港人來澳門賭錢。 盧九否定了潔朋的建議，潔朋覺得盧九思想十分守舊，他跟盧九談過幾次，盧九就是不同意做上海人的“跟屁蟲”。他不理盧九的想法，以個人的身份前往上海。 上海賭場使潔朋大開眼界，賭場規模遠大於澳門，很多西洋賭式。上海賽馬場有三個，賽狗場也有三個。澳門不是搞賽馬的地方，香港賽馬存在一天，澳門黑沙環跑馬場只能做配角。 潔朋認為澳門可以開辦賽狗博彩，一是香港沒有，二是無需佔用大塊土地。上海第一個跑狗場叫明園，1928年英商麥邊創辦，成為上海熱門賽事。賽事在每週三、六、日三晚舉行，分平地賽和跳欄賽；彩票有“獨贏”、“位置”、“搖珠彩票”三種，公司每晚從門票、彩票抽取的佣金，收入七八千元。 同年7月底，英國紳士伊文思創立申園賽狗場。申園是明園的翻版，只是時間錯開，每週一、四晚上開賽。開賽前請來英租界的蘇格蘭軍樂隊演奏助興。申園的賽狗較明園少，收入稍遜。同年12月底，逸園賽狗場開辦。賽場看台非常氣派豪華，附設跳舞廳、酒吧間、餐廳及摔跤、拳擊台。發起人有上海萬國儲金會董事長司比門、青幫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司比門任逸園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按照三個“狗園”的協議，逸園賽事定在週二、五的晚上，周日下午逸園增設特別賽。 逸園的出現，使明園、申園每況愈下。1931年初秋，潔朋上明園、申園觀摩，發現看台上稀稀落落。他與公司頭面人士接觸，他們說逸園洋經理拉上上海灘的大流氓做後盾，為所欲為，破壞行規，唆使“小癟三”進場搗亂。這樣下去，只有關閉。 范潔朋馬上回到澳門，先跟盧九商量。盧九說，你去上海掛帥辦賽狗，我坐陣豪興；你在豪興的股份不動，賽狗會若籌資有困難，我參一股。 盧九的爽快和豁達，令潔朋覺得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馬上求見澳葡府的要員，立即得到包括阿爾‧巴爾博托總督在內等要員的支持，以優惠的價格批出望廈山以西的新填海地。潔朋佔的股權較大，盧九居次，另外還有數個賭商參股。按明園的規模作預算，估計需要50萬元。工程分幾期進行，股東屆時按股份注資。潔朋安排下屬暫建簡易跑狗場，兩次赴宴上海。 潔朋買來一批澳洲“格力”狗388隻，按廣東人習慣，圖個好意頭。他擔任“澳門賽狗會”主席兼經理，狗會董包括股東、澳門政要和社會名流。正好有一支美國女子樂隊來遠東的軍事基地勞軍，潔朋通過關係，請她們來澳門旅遊觀光。 1932年元旦過後，澳門首屆賽狗會開幕，場地雖簡陋，但場面隆重。開幕之前，24位美國漂亮女郎身著禮服在澳門街上吹吹打打，弄得街知巷聞。開幕式邀請到澳督等政要，盧九和社會名流分別坐在澳督兩側的貴賓包廂，潔朋忙得不可開交。但之後的賽事，一場比一場冷清。澳門人口太少，賽狗本來就不是葡萄牙人的傳統娛樂節目，而廣東華人也不喜歡這種洋玩意，只熱衷於中式賭博。潔朋為求收支平衡，把門票定為一元，一元錢在當時相當於一個小廝半個月的薪水，對一般收入的葡人來說，也是高消費。昂貴的票價弄得賽狗會無人問津。潔朋期望二期工程完工後，扭轉頹勢，結果只是有所改觀，賽狗會仍然虧損厲害。 當潔朋邀請股東董事討論三期工程時，盧九建議他趁早結束賽狗生意，1933年，澳門賽狗會停辦。潔朋把賽狗會賣給英商嘉道理家族，之後賽狗會幾次易手，1938年銷聲匿跡。 1935年，豪興出現了危機。霍芝庭和傅老榕等在深圳另立門戶，開設了一間賭場，由於交通較澳門方便，省港兩地賭客紛紛湧向深圳，澳門賭場生意門庭冷落，開始虧本，走下坡路。1937年，“豪興”的本錢虧盡。[3] 1931年11月27日，潔朋和李際唐、高可寧、畢侶儉等發起成立的“澳門籌賑兵災慈善會”，成為澳門最早成立的有影響的救亡賑難團體。慈善會成立後，召集澳門各個行業，如疋頭行、理髮行、番攤行、鮮魚行、火柴廠、戲院等商討向國內抗日將士捐輸事宜。[4]潔朋被選為主席，帶頭捐出六千餘元，募集了十萬元，為抗日救國作出重要的貢獻。 1936年，國大選舉，潔朋被選為澳門華僑區監督，成為澳門華人領袖。在香港擔任出口炮竹商會主席、香港華商總會值理。對社會慈善、公益、教育事業多有支持襄助。潔朋擔任澳門商會主席、鏡湖醫院主席、同善堂值理、鏡湖學校校長、望德女中校董、聖羅撒女中校董等職。 范潔朋後來的情況不詳。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頁。 [3].《〈賭城往事之澳門風雲〉：賭王紛爭》，載“當當網＂，2013年9月12日，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47751?ref=read-3-C&book_id=3658。 [4].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頁。

林載人，香山大涌安堂（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人。中國同盟會南方統籌支部澳門總支部領導人之一。安堂第十九世傳孫。 林載人是中國同盟會南方統籌支部澳門總支部領導人之一，參加策劃前山新軍起義，與林君復等在溪角集結民軍進軍石岐。香山光復後，他被任命為香山縣持正團團長。[1]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2012年6月1日，第36-37版。

李唯行，又名李雪柔。澳門四界救災會文書股副主任。 1937年8月，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成立時，唯行擔任文書股副主任。 1939年9月3日，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六、第七隊出發，李唯行擔任第七隊隊長。廖錦濤擔任領隊，幾經周折到達北江的翁源，加入第十二集團軍政工人員補訓班，經短期訓練後，被派到該集團軍政治大隊及補充第五團工作。 1939年9月13日，為求民族生存和解放，李唯行等30位青年在戰場上奮勇工作。11月16日，日寇7000餘人（後增至16000人）進犯粵漢線的軍田，展開粵北會戰序幕。第七隊奉令隨同軍級長官到前線去，視察各部隊政治工作，並且代表總司令慰勞前線將士及傷病戰士。可行車經青塘過佛崗、太平、龍崗、湯塘，到龍山就停了下來，時值粵漢線方面我某集團軍決將銀盞坳、軍田的日寇先行掃蕩，我軍正與日寇混戰，戰況不明所致。 戰局一天一天擴大。20日中午，在某軍司令部，第七隊隨著移動了。這一戰役戰況的激烈是廣東從沒有過的。剛爆炸的炸彈的氣焰還沒消散，日機又不斷在空中盤旋。白天，日機同樣在盤旋搜索，火線上的炮聲非常清晰地不斷傳過來。入夜，炮聲稀疏了。民船在江水洶湧中送來一批批帶傷的弟兄，擱在冷寂岸邊。凜冽的北風不停在呼嘯，岸邊受傷的弟兄不斷在呻吟，慘痛的呼聲此伏彼起，第七隊隊員的淚水壓抑不住偷偷落下。終於挨到深夜，才找到了一所炸後的“當樓”，而第七隊隊員瑟縮在傷患的身旁。 因軍事上的需要，李唯行等第七隊員沿連江口轉赴英德，工作在前線的後方。全營守軍在日寇強烈的炮火下，犧牲慘重，後被日軍突破後，大血戰全面展開。留在隊部的全部同志奉命趕到翁源某地集中，隨即混合編成三條防線，待命出動。 這時，第七隊隊員要求自己在行動中有所表現，使自己言行一致而起到策勵作用。除因自己太流動而不便背步槍外，幾顆手榴彈時刻掛在腰際，等候著機會擲向來犯的日寇！ 26日，我某集團軍下令全線總反攻了，各部向良口、牛背脊、呂田、梅坑、沙田等處分進合擊，將日寇截成數段後，日寇潰退了。這給予第二線部分同志一個新的戰鬥機會，上級批准志願的政工人員隨著部隊長官追擊日軍，渴望參加實際戰鬥的幾個同志首先舉手了。出了新豐，日寇竄地派，追到地派；日寇竄左潭，追至左潭、永漢；被我軍俘獲的戰馬，背著大量重機輕機步槍和彈藥歸來。下午，經半天火拼，日寇終於入夜闖進青塘和官渡。可嗅不到半點人的氣味，日寇終因起糧荒而動搖起來了，結果不得不狼狽滾蛋！[1][2] [1]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24頁。 [2]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209-214頁。

楊雲驤，字貽騋，號楚田，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人。清代名將。 雲驤自小習武，練就出一副剛強磊落的性格，為人正義不屈，重承諾，講誠信，樂善好施。少年時，他是個活潑的武打生，每逢廟會就與其他武童一起，表演武術助興。青年時代，他目睹洋人佔據澳門，搞走私鴉片和侵略擴張活動，對外國侵略者的行為萬分氣憤。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毅然投軍前山寨，決心投身於保家衛國。[1] 雲驤辦事機智勇敢，愛恨分明，出入於澳門與內地之間剿匪捉賊，捕無不獲，葡萄牙人“聞雲驤名皆畏服”。清咸豐三年（1853），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葉名琛率拖船三百餘艘在沿海緝捕海盜，海盜頭目潛藏澳門葡萄牙人的住地，自以為能有包庇脫身之日。雲驤奉命追蹤，深入虎穴，將海盜頭目擒拿帶走。 當時葡萄牙人乾瞪眼，卻不敢輕舉妄動。陸豐縣拐匪張炳勾結洋人販賣華工牟利，誘騙93名鄉民上船賣“豬仔”運至澳門。船將近到澳門時，這些“豬仔”知道上當，紛紛跳船逃走。他們聚在灣仔銀坑村外，舉目無親，餓了三天，無疑在等死。雲驤知道後，馬上給予食宿，又稟告香山知縣將這批人送返原籍。 同年，太平天國起義，上海發生反清小刀會起義，起義軍一度控制了上海。清廷調派大軍鎮壓。英、法、美等殖民主義者趁火打劫，以保護上海“租界為名”，出兵長江口；後又製造事端，發動侵略上海的“泥城之戰”。 小刀會起義期間，雲驤奉命率部分廣東水師北上增援清軍，遇到一支駐長江口耀武揚威的英軍船隊，英軍無視中國主權，向附近清軍陸軍營地發炮，並逼近雲驤所率水軍。雲驤奮然指揮水軍發炮還擊，一炮打中英軍指揮船，炸傷指揮官手臂，英軍慌作一團，狼狽逃竄。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保奏雲驤為和平營都司（正四品），咸豐皇帝賜賞雲驤花翎荷包。[2] 雲驤對清廷出賣主權以換取上海殖民主義者聯合攻打小刀會的做法，十分不滿。小刀會起義平息後，清廷允許洋人在上海行使更大特權，洋人肆意欺負中國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廷再次打了敗仗，割地賠款。 有見及此，雲驤悲觀絕望，毅然辭官歸里。之後，廣東提督吳元猷、兩廣總督勞祟光、兩江總督曾國藩他們分別向雲驤贈送“公忠體國”、“正直無畏”、“四知衍澤”金匾懸額，勸其復職。他不為所動，一一謝絕。[1] 清同治三年（1864），雲驤在南屏將軍山和灣仔加林山之間，開闢“竹仙洞”隱居，寄意是修築人間仙境，在此終老。後來，雲驤和楊蘭皋等族人籌劃興建楊氏大宗祠，致力於疏通石岐至前山水上交通，籌資辦義學，教育後代，造福桑梓。[3] 同治十一年（1872）農曆五月二十日，雲驤去世，終年71歲。同治十年（1871），澳門鏡湖醫院創建之初，參與集資創建的澳門本土商人及商號共達152家，醫院主體建築為一連三幢的大平房，按前中後排列，各分正座和左右兩邊偏廳，共有大屋九間，另外還有醫房三座60間，分別稱為“福壽”、“康寧”、“平安”醫房。初建時，醫院佔地達18.592畝，折合12萬平方尺，是一座完全傳統式的中國建築。醫院除建築用地是由政府撥給外，其餘費用全部由本地華商集資。 眾人以始創維艱，綢繆不易，故集眾推舉倡建值事，三記行、柯秉樟、楊雲驤等152人司其事。創建值事會管理鏡湖醫院三年。[4] 現存楊氏大宗祠是楊雲驤故居，又稱“下將軍第”，建於清道光八年（1828），位於南屏鎮北山村下街。 該祠堂為三進院落四合院式佈局，坐南向北，主體建築面闊五間並左右青雲巷和兩廂42米，深三進60米，硬山頂、青磚牆，抬樑與穿斗混合式木構架結構。建築面積2520平方米，佔地面積8838平方米。在建築的樑枋、屋簷、山牆和基礎等處，以精美的木雕、石雕、磚雕、灰塑等裝飾。整座建築的結構和藝術裝飾結合完美，氣勢恢宏。 每年春節剛過，祠堂內右邊盛開著艷麗的玉堂春。當年修建祠堂時，楊氏家族花了500兩白銀從外地買回來種植，至今有超過190年的歷史。花開爛漫時，一樹紫色煙雲，美不勝收。[5] 晚年時候，楊雲驤在竹仙洞石壁上題詩一首《覺步雲路紫門登高望遠》[6]，以述情懷： 廿年征戰罷，解甲悟前因。 山水有直暉，園林各俗崖。 浮生寄古洞[7]，白道出迷津。 擬作滄江叟[8]，長落世外人。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343-344頁。 [2]朱強：《關於楊雲驤、楊鎮海父子生平》，載《珠海文史》（第9輯），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109-112頁。 [3]珠海政協、《珠海文化遺產圖集》編輯委員會：《珠海文化遺產圖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5頁。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6頁。 [5]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珠海市文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150。 [7]古洞：竹仙洞，在珠海南屏鎮北山村東南。 [8]滄江：泛稱江。江水足青蒼包，故稱。

林君復，生於香山縣隆都安堂（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香山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安堂第19世孫。 君復出身於名門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讀書，後到廣州入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期間，他深感清廷腐敗，外侮日甚。受到康梁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清光緒年間，他東渡日本。他摒棄封建八股文，希望學有所成，報效祖國，先後入讀東京宏文書院、早稻田大學。 1900年，孫中山多次在東京向留學生演講，鼓吹民主革命，並聽取師生的意見。君復當即站起，慷慨陳詞，公開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給孫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孫中山的鼓勵下，君復加入同盟會，並接受孫中山安排的任務，負責革命籌款工作。孫中山將廖仲愷、朱執信、黃興等人分別介紹給君復認識。[2] 1906年，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澳門，成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支部，組織香山起義。君復、鄭彼岸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3]他和鄭彼岸、林警魂等制訂細緻周密的計劃，籌集起義資金、偷運軍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軍。在起義前，他親自潛回香山，在蕭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開骨幹緊急會議，宣佈起義。 1908年，君復潛回香山大涌，動員妹妹林壽華、表妹黃文軒，以及蕭世冰、劉振群、黃芙蓉等人參加革命，並發動她們從香港、澳門分批攜帶武器至廣州，為廣州起義作好準備。林壽華和黃文軒等以秋瑾為榜樣，冒著生命危險，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多次往返港澳與廣州之間，擔任運送武器的任務。 香山起義成功後，1911年11月建立香山縣臨時革命政府，君復將各路起義軍整編成香軍，並親自率領3000名香軍開赴廣州，與廣東各路軍民會師，為光復廣東作出突出的貢獻。 之後，君復揮師北伐，先後參加宿州、徐州戰役，戰功卓越，受到孫中山的讚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廣東各界一致推舉君復為廣東省都督，被他婉拒。孫中山親筆書寫“毀家紓難，功成身退”條幅相贈。 “五四”運動以後，君復與魯迅會面，魯迅問他對國運之設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為根本國策，願民眾奮起救國，挽狂瀾與未倒。他對魯迅之幽默與諷刺文風，表示欽敬不已。當時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君復經常閱讀《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閱讀新文化運動雜誌，並教育子女必須接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想，以適應新形勢發展。 1933年，中山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君復以家長身份出席，學校請李宗仁講話。會後，李宗仁迎前與他握手寒暄，並頌贊他“高風亮節，不勝欽佩”。 君復向來重視文化藝術和教育事業。他在澳門時，以南灣41號為社址，創辦“仁聲”劇社。為了開展革命宣傳，他和革命黨人張若屏、林了儂等變賣田產得白銀兩萬多元，作為劇社常年活動經費；並親自粉墨登場，先後扮演《血淚》、《金錢毒》、《齊家鏡》等劇碼角色。該劇社被史家譽為“我國現代劇第一塊奠基石”。 1906年，君復在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小學”、“同仇女學”，邀請鄭彼岸相助。“同仇女學”貼著一副門聯“同袍同澤，仇滿仇洋”，見者無不瞠目結舌。覺群小學成立典禮時，香山縣知事鄭榮親臨觀禮。拜桌不供皇帝萬萬歲牌，僅安孔子牌位，又令學生不行三跪九叩禮，以三鞠躬代之。 當時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遠，隆都民風向來強悍。鄭榮知道上報“逆情”，只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索性裝聾扮啞。“覺群小學”成為當時中山最早的小學之一。君復不當高官，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資產，自己的後代變成貧窮的知識份子。 君復治學甚篤，尤喜翻譯，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量古籍書中，無一不精通。他的文學修養淵博，偶有所感，詩詞、對聯計有四千餘首，抗戰時散失無存。 前海軍部長程璧光在護法鬥爭中被暗殺。程璧光石碑立於廣州長堤，碑刻的《殉難記》，是君復遵孫中山的囑咐，用“四六駢文體”撰寫。 20年代末，君復赴日本大量翻譯禪宗佛經和中醫書籍，孜孜不倦，數年如一日。他的翻譯工作，不但體現個人的治學精神，而且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貢獻頗大。 君復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隨孫中山期間，總統府一切對外對內重要文件都由君復撰寫，孫中山對他非常信任，嘉許他的工作。 君復與伍廷芳友善，酷愛研究禪宗佛經。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榮西禪師兩次來中國學習禪宗，我國與日本友情源遠流長。君復在日本期間住長崎妻弟家，終日孜孜不倦翻譯佛經及中醫書，他所攜帶書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燈繕寫，常常伏案書寫而至通宵達旦，數年如一日。這種堅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欽佩。 晚年時候，君復對腐朽舊社會，產生悲觀情緒，前往惠陽象山寺削髮為僧。當時民主人士陳銘樞及李宗仁多次勸他下山。君復表明了心跡，長居古刹。 1942年，君復在古刹病逝，終年63歲。臨終時遺言“只帶赤心來，不攜寸草去”。 林君復一生不謀名利，身無長物，但對革命戰友，情誼深厚，經常解囊相助。他與劉思復為肺腑之交。劉思復刺殺清水師提督李准未成，出獄後肺病危殆。君復日夕守望照顧，直至劉思復與世長辭。之後，君復出賣衣物，將劉思復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復之孫林紹聲擔任中山市政協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他與小兒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區。林紹聲回憶，從他出生到五歲，一直與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後，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與他相處的時間實在太短了。當時自己是個孩童，但祖父對自己的那份疼愛，牢牢地留在記憶的深處。[4]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憶先父林君復烈士》，載《中山文史》（第07-09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7-13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復：《毀家紓難功成身退》，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