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八年（1858年2月14日─1859年2月2日）3月9日，由于澳门政府下令旧基督教坟场停止安葬死者，澳门的新教徒们遂组成一个委员会另辟墓地，在靠近㓥狗环的一块地建造墓地和其他设施并于本日制定澳门基督教新坟场规则。该墓地年租金每年付给澳门政府10元，墓地托管人是英国、美国和其他在澳门基督教新教国家的领事们和加入托管的居民们，其人数不少于3人，不多于7人，他们应至少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其中一人任司库。托管人将委任驻堂牧师。用于建墓所征用的费用和税收，将组成一个由托管人控制下的基金，用于维护和维修墓地、围墙和支付神职人员的生活费。The Friend of China, April 28th, 1858, Vol. 17, №. 32, p. 127; №. 34, p. 135.

原在氹仔北澳村后山乱葬岗的三座古冢，于一九九五年迁移至氹仔市政坟场特辟的墓园中，分别是义冢、女冢及童冢，一字排开，前立迁移碑石，记载百多年前澳门一场风灾惨史。 据《广东的自然灾害》记载，这场风灾发生于一八七四年九月廿二日（清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二日），是清代以来粤港澳发生历史上最惨重的风灾之一，是年岁次“甲戌”，史称“甲戌风灾”。当天台风来势凶猛，至深夜更为厉害，横扫穗港澳、珠江三角洲及附近一带县市乡村，地域广阔，海上“顷刻潮高二丈，浊若泥泞”，风狂雨暴，雷电交加，所到之处，拔木、毁屋、伤害农作物，各地损失严重，而“澳门坏船千余，溺死者万人，捡得尸者七千。”  事发前，本澳风平浪静，岂料半夜台风袭澳，来势汹汹，居民猝不及防，澳门半岛及路氹离岛，一时陷入恐布世界中。在风灾中，市内很多楼房被摧毁，死伤无数，海面巨浪翻腾，不少船艇沉没。其中路氹丧生者众，事后氹仔坊众捡拾浮尸，发现死者多为渔民，不知姓名，乃将其集体殓葬，在北澳山设立三座冢墓，中为“义冢”和左右的“童冢”和“女冢”，分葬男性、女性、和孩童的风灾死难者。 在风灾当晚，白鸽巢前地花王堂遭雷殛着火焚烧；沙梨头海边居民避风逃生，不知木桥被冲走，黑暗中纷纷堕海溺毙，事后捡获浮尸八十二具，草葬三巴门沙岗，后义坟迁至望厦观音堂后山，与氹仔三古冢均是“甲戌风灾”历史佐证。其后，本澳天主教徒把九月廿二日定为“天灾节”。

咸丰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10月16日，议事公局通知在澳门的基督新教差会，自12月10日起，市区内不得再埋入任何死者，新教徒坟场亦需关闭。1858年，新教徒会在望厦一带购置了新地块“卡内罗花园”，以安葬死者。自此，此地被称为新坟场，贾梅士广场附近的坟场则叫做旧坟场。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31页。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1月3日，澳门总督发布公告，在莲峰山下划定华人坟场，即后来的望厦坟场。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8页。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氹仔三婆庙捐银择地建义冢一区，并规定，凡遇有尸骸枯骨暴露者，应即殓葬于义冢，不得索钱殡埋。《龙头环义冢碑》，载郑炜明：《葡占氹仔路环碑铭楹匾汇编》，第21—22页。

咸丰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在华克亚克穆斯林公司（Cojak Muslims & Co.）经理杰拉兹‧曼克（Jeraz Manjee）从澳门葡人菲利浦‧奥佐里奥（Felipe António Ozório）手中购买了一座乡村花园作为穆斯林公共墓地和一座小清真寺的用地。这块地在玛丽亚二世堡垒（即马蛟炮台）的下方，离华人村庄望厦不远。施其乐、范岱克：《1700—1930年珠江三角洲的穆斯林》，载《文化杂志》第58期，2006年。路易士‧库尼亚（Luís Cunha）在《澳门的穆斯林》[载《南湾（Nam Van）杂志》第21期第23—25页，1986年]中称：“澳门穆斯林于1851年建起了一座清真寺和一座公共墓地。”两处所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