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君复，生于香山县隆都安堂（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香山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同盟会澳门总支部创办人。安堂第19世孙。 君复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读书，后到广州入读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期间，他深感清廷腐败，外侮日甚。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清光绪年间，他东渡日本。他摒弃封建八股文，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先后入读东京宏文书院、早稻田大学。 1900年，孙中山多次在东京向留学生演讲，鼓吹民主革命，并听取师生的意见。君复当即站起，慷慨陈词，公开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给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君复加入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安排的任务，负责革命筹款工作。孙中山将廖仲恺、朱执信、黄兴等人分别介绍给君复认识。[2] 1906年，君复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澳门，成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澳门支部，组织香山起义。君复、郑彼岸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3]他和郑彼岸、林警魂等制订细致周密的计划，筹集起义资金、偷运军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军。在起义前，他亲自潜回香山，在萧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宣布起义。 1908年，君复潜回香山大涌，动员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轩，以及萧世冰、刘振群、黄芙蓉等人参加革命，并发动她们从香港、澳门分批携带武器至广州，为广州起义作好准备。林寿华和黄文轩等以秋瑾为榜样，冒着生命危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多次往返港澳与广州之间，担任运送武器的任务。 香山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建立香山县临时革命政府，君复将各路起义军整编成香军，并亲自率领3000名香军开赴广州，与广东各路军民会师，为光复广东作出突出的贡献。 之后，君复挥师北伐，先后参加宿州、徐州战役，战功卓越，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广东各界一致推举君复为广东省都督，被他婉拒。孙中山亲笔书写“毁家纾难，功成身退”条幅相赠。 “五四”运动以后，君复与鲁迅会面，鲁迅问他对国运之设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国策，愿民众奋起救国，挽狂澜与未倒。他对鲁迅之幽默与讽刺文风，表示钦敬不已。当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君复经常阅读《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杂志，并教育子女必须接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以适应新形势发展。 1933年，中山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君复以家长身份出席，学校请李宗仁讲话。会后，李宗仁迎前与他握手寒暄，并颂赞他“高风亮节，不胜钦佩”。 君复向来重视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他在澳门时，以南湾41号为社址，创办“仁声”剧社。为了开展革命宣传，他和革命党人张若屏、林了侬等变卖田产得白银两万多元，作为剧社常年活动经费；并亲自粉墨登场，先后扮演《血泪》、《金钱毒》、《齐家镜》等剧码角色。该剧社被史家誉为“我国现代剧第一块奠基石”。 1906年，君复在家乡安堂创办“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请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著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无不瞠目结舌。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 当时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向来强悍。郑荣知道上报“逆情”，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索性装聋扮哑。“觉群小学”成为当时中山最早的小学之一。君复不当高官，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资产，自己的后代变成贫穷的知识份子。 君复治学甚笃，尤喜翻译，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量古籍书中，无一不精通。他的文学修养渊博，偶有所感，诗词、对联计有四千余首，抗战时散失无存。 前海军部长程璧光在护法斗争中被暗杀。程璧光石碑立于广州长堤，碑刻的《殉难记》，是君复遵孙中山的嘱咐，用“四六骈文体”撰写。 20年代末，君复赴日本大量翻译禅宗佛经和中医书籍，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他的翻译工作，不但体现个人的治学精神，而且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大。 君复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随孙中山期间，总统府一切对外对内重要文件都由君复撰写，孙中山对他非常信任，嘉许他的工作。 君复与伍廷芳友善，酷爱研究禅宗佛经。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荣西禅师两次来中国学习禅宗，我国与日本友情源远流长。君复在日本期间住长崎妻弟家，终日孜孜不倦翻译佛经及中医书，他所携带书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灯缮写，常常伏案书写而至通宵达旦，数年如一日。这种坚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钦佩。 晚年时候，君复对腐朽旧社会，产生悲观情绪，前往惠阳象山寺削发为僧。当时民主人士陈铭枢及李宗仁多次劝他下山。君复表明了心迹，长居古刹。 1942年，君复在古刹病逝，终年63岁。临终时遗言“只带赤心来，不携寸草去”。 林君复一生不谋名利，身无长物，但对革命战友，情谊深厚，经常解囊相助。他与刘思复为肺腑之交。刘思复刺杀清水师提督李准未成，出狱后肺病危殆。君复日夕守望照顾，直至刘思复与世长辞。之后，君复出卖衣物，将刘思复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复之孙林绍声担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区。林绍声回忆，从他出生到五岁，一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后，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与他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当时自己是个孩童，但祖父对自己的那份疼爱，牢牢地留在记忆的深处。[4] [1]《香山起义里的大涌安堂》，载《中山侨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忆先父林君复烈士》，载《中山文史》（第07-09辑），中山：中山政协，1992，第7-13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复：《毁家纾难功成身退》，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14日。

左秉隆，字子兴，别号炎州冷宦，生于广州。新加坡总领事、诗人。 先祖原籍沈阳，清代改隶汉军正黄旗驻防广州。清同治三年（1864），秉隆14岁时，入读广州同文馆，后又入京师同文馆，随总教习丁韪良研习英文。他精于文法，为曾纪泽所赏识。清光绪四年（1878），秉隆随曾纪泽出使英国，担任翻译官。光绪七年至十七年（1881-1891），通过曾纪泽推荐，他三度连任清朝驻新加坡领事。 秉隆历任英文教习，英文翻译，驻新加坡领事、总领事，广州洋务处总办等职。在新加坡任职期间，致力于振兴华侨文化教育事业。 光绪八年（1882），秉隆倡议成立会贤社，每月出题课士，提高学生道德修养和华文水准；举办英文雄辩会，以政治、社会、文化等论题公开进行讨论或辩论，以启发华侨学生的爱国思想与民族精神。在他的推动下，先后开办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屋等塾学，并重修、扩建崇文阁和翠英书院，新加坡华侨教育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光绪三十四年（1908），秉隆接到清政府学部函告，每年从新加坡选送45名学生到暨南学堂就读，在新加坡、吉隆玻、槟榔屿各埠学堂选送54名学生回国，入读暨南学堂。根据“启迪新知，沟通中西”方面所作的贡献，秉隆获授英国牛津大学学士学位，又获授日本、法国、比利时三国勋章。他政绩显著，由驻英使署保奖进道员，加布政使衔。后由黄遵宪继任领事。 光绪二十九年（1903），秉隆总办广东满汉八旗学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随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担任头等参赞，游历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担任新加坡总领事。 清宣统二年（1910），秉隆辞职，居住新加坡、香港及广州。 1924年，秉隆在广州去世，终年74岁。 左秉隆工诗，常与曾纪泽唱和，而且擅音乐，其艺术造诣为当时名流所推重[1]；著有《英国史记》、《新政笔记》、《南洋志略》、《勤勉堂诗钞》等文献。[2] 现录左秉隆的诗一首： 《东望洋》[1] 葡人家本住西洋，到此如何不望乡？ 高筑石台知有意，要看旭日出扶桑。[3]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12-313页。 [2]《左秉隆》，载“读秀＂网，2013年8月22日，http://book.duxiu.com/peopleDetail.jsp?dxid=061000794092&d=7E4C7DF585F2E76D68575A25E08827。 [3]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1690-1990》，加拿大：Royal Kingsway Inc.，1992，第37页。 [3]诗人在随镇国公载泽出洋考察回国时，道经香港，登太平山。又顺道游澳门，登东望洋山。故这首诗应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半年。

女。广东番禺人。曾先后赴英国和日本留学。归国后，主要从事翻译。辛亥革命后接受无政府主义，并在上海创办劳工神圣社。1920年冬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旋组织广东女界联合会，并被选为执委。1921年春创办广东女子职业学校，年底出席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1922年5月底澳门血案后，积极营救被捕群众。次年1月被广州市公安局逮捕杀害。

北爱尔兰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5年（1863-1908），被清朝政府视为“客卿”。1854年（咸丰四年）来华，1854-1858年间，先后在英国驻宁波和广州领事馆担任翻译和助理。1859年参加中国海关工作，任粤海关副税务司。1861年起，代理总税务司职务。1863年1月（同治二年十月）继李泰国任海关总税务司。1885年（光绪十一年）6月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公使，未就。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仍挂着总税务司的头衔，直至逝世。赫德主持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在海关建立了总税务司的绝对统治，并把他的活动伸向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各个方面。他曾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顾问的身份参与清朝政府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各种交涉，如1885年《中法和约草案》，以及后来的中缅交涉和印藏交涉等。1887年，赫德派其秘书、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就澳门的地位问题与葡国政府谈判，双方最后于1887年3月26日签署《中葡里斯本草约》，共四款，其中第二款“定准由中国坚准，葡国永居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第三款“定准由葡国坚允，若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草约签署后，以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当局多持异议。葡萄牙全权代表罗沙（Tomás de Sousa Rosa）于1887年8月11日到京议约，但双方对澳门及其属地界址等分歧甚大，赫德从中“调解”，并向总理衙门陈述意见。最后两国分别由奕劻、孙毓汶和罗沙于12月1日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并于1888年4月28日在天津换文。该条约第二款对《中葡里斯本草约》予以承认，从而正式承认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

外交官。字葆林，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幼时学于上海广方言馆。1875年（清光绪元年）赴美，为中国第四批赴美幼童留学生之一。1881年回国后，入天津电报学堂和医学堂，并被李鸿章聘为家庭敎师。后任驻纽约领事馆翻译。1884年充驻美使馆翻译。嗣任直隶候补道、洋务局总办、北洋大臣洋务文案。后历充驻新加坡及澳洲总领事，驻英、法公使馆参赞。1910年任外务部右丞，旋任驻英国大使。民国成立后，再任驻英公使。1914年6月返国后，常住澳门，出任澳门华人代表，曾任广东省政府高等顾问等。1942年病逝，葬于西洋坟场。

郭镜秋，又名郭海伦（Helena Kuo），生于澳门。作家、翻译家。 兄弟姐妹八个，镜秋排行第四。父亲没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良好的家庭环境、澳门的国际环境和艺术氛围，使她对文学产生强烈的兴趣。少年时代，她在澳门一所葡萄牙天主教教会学校学习葡萄牙语和天主教教义；在家里，她的私人教师教她学习汉语、英语、数学、会计、速记和打字。 之后，镜秋入读广东岭南大学附属的一所教会中学，岭南大学当时为贵族学校。她在上海大学注册时，一方面要熟习上海方言，另一方面攻读工业化学、中国文学及欧洲文学等课程。日寇占领东北三省后，她积极参加宣传抗日活动，并参加红十字协会工作。 1932年，日寇在上海向市民开枪，父亲将镜秋叫回家里。为了能够在祖国沦陷时尽一分力，她毅然放弃大学学业，在《中国时报》找到一份工作，用英文和中文发表文章，作为抗战的武器。不久，她成为《中国晚报》妇女专栏编辑。 镜秋偶然认识一位对中国满怀感激并希望有所回报的美国商人，他为她提供旅行费用，使她能够周游欧美。在伦敦，她在BBC广播电台作了三分钟的中国新年祝词，并因此而获得邀请在《伦敦每日邮报》负责一个栏目。这次机遇，使她写成一书《桃路》（Peach Path, 1940），这是一部非小说类作品，是以一位女性主义者的目光观察中国过去现在的妇女状况以及有关中国文化的文章汇编，在法国南部城市旺斯（Vence）脱稿。 当欧洲处于战争边缘之际，她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写了一封信，表达想访问美国的愿望。罗斯福夫人亲自为她签证，并邀请她以个人身份来访白宫。 1939年在纽约，镜秋与罗斯福的夫人交谈了半个小时，这次不同寻常的会面，使她能在多家报纸和杂志，包括《新闻周刊》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报刊登她的照片和文章，在广播电台里出现，并与林语堂、胡适等人接触，还收到赛珍珠的亲笔信件；她还与好莱坞一些名人会晤。 1942年，镜秋的自传《我走了不少路》（I’ve Come aong Way）问世，描述自己从澳门的家庭、经过多种学业教育，最终来到欧洲和美国的经历。两年后，她出版小说《西去重庆》（Westward to Chungking），并同时印行《中国巨人》（Giants of China）。《中国巨人》向美国年青人介绍中国11位著名的历史人物，从黄帝直到蒋夫人宋美龄。 随后她又转向翻译工作，译成著名作家老舍的两部作品《老李》（1948）和《鼓书艺人》（1952）。她还编辑汉英字典，为杂志写文章，在《美国之音》主持节目。[1] 抗战胜利后，老舍出访美国，花瓶也跟着他到了美国。在公寓里，又是在花下，老舍完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的创作。在他动身回国的时候，他把花瓶郑重地赠给了镜秋女士。[2] 老舍的《鼓书艺人》于1948年第二季度开始创作，当年年底完成。由镜秋翻译成英文，后在美国纽约出版。镜秋回忆说，《鼓书艺人》的翻译过程是，老舍当时每写完一章，就把手稿交给她，由她逐章翻译。翻译完成后，连同老舍的中文手稿和镜秋的英译手稿，一并交给纽约出版社，1952年正式出版。[3] 1956年，镜秋与美籍华裔画家董金漫（Dong King man）结婚，两人安家于纽约城。镜秋服从丈夫事业的需要，经常随同丈夫到各地巡回展出；1980年，为他写了一本书《董金漫的水彩画》。偶尔，她也写文章谈到中国的烹调和风筝。 镜秋的小说《西去重庆》，题写献给“我自己勇敢的家庭”。故事从1937年写起，几代同堂的李家财源兴旺，生活安定。主人公之一李天民凭窗眺望，志得意满。他年已60，在苏州经营一家商店；他24岁的长子大学毕业后成为工程师，两个女儿都在大学里读书。 而日寇的入侵打破这个家庭的平和，并面临着奋起抗日还是沦为汉奸的抉择。李天民曾为了不使日本人从中牟利，而退掉了自己的货物。他的长子则被遣往美国学习飞行技术，并成为蒋介石所欣赏的一名战士；他的幼女遭到了三个日本兵的强奸，被丈夫的人解救后，两人并肩战斗在抗日前线。他的长女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医疗救护工作，但后成为李天民一个寡廉鲜耻的外甥的玩偶；当丈夫死去后，她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成为传统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于是开始反抗命运的捉弄；尽管遭受母亲等人（恪守妇女旧道德的代表人物）的反对，但她能够保持自己个性和选择。 镜秋在这本小说中刻画了几个在美国人物，最重要的是山姆•哈坡，他服役于美国军队，来到中国帮助打击外国侵略者；他是一位忠诚的朋友，曾买了一辆轿车帮助李家逃避兵灾；后又把福特牌卡车改装为一辆救护车，为前线战士服务。还有一对虔诚而宽容的传教士温特博士及其夫人，传教的同时积极进行医务护理工作，并在基督教和孔子思想间达成共识。经受战争浩劫所带来的磨折，一家人又重新聚在一起，李天民仍旧乐观坚强。 在这部近三百页的小说中，镜秋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描绘了中国人在美国以及美国人在中国的遭遇；并注意到美国文化具有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特点；而通过与一位美籍华人的交往，他也发现华人在那里还是遭受歧视的。通过描写山姆等美国士兵、温特夫妇这样的传教士在中国与李天民等人接触，表现美国人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之钦佩。 镜秋的文笔朴素自然，对话较为丰富，不像林太乙等作家文采粲然。她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写实性较强，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较简单。这与她自传《我走了不少路》里面的写作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她见多识广，阅历丰富，而又坦诚无欺，文如其人。在自传里，除早年的成长和求学的过程外，她也披露自己的一桩不成功的婚姻，这在《西去重庆》中李天民的两个女儿身上有所影射。 在上海大学，镜秋与一位爱国者坠入情网，爱国者到欧洲去攻读研究生。回国后找了一个称心的工作才与她结婚。之后，镜秋成为一个繁忙的家庭主妇，照看丈夫年迈的母亲、没有工作的弟弟和弟妹及他们的孩子。后来，她的丈夫被逮捕差点被处决，爱国热情一落千丈，成为一名酒鬼和虐待狂。当得知他在欧洲期间还曾与另一女子关系暧昧时，镜秋痛下决心，解除婚约离开中国。 镜秋的小说创作只此一部作品，但她写了大量的文章介绍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状况，她凭借自己的影响，使这些介绍在美国产生了较大作用。而且她具有自觉的自省意识，即发现自己作为一名跨文化的作者所面临的困境。她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写，作为一名熟练掌握英语的人（而不是异于美国人的中国人来写）。[1] [1]宋伟杰：《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第338-341页。 [2]新禾：《老舍的故事》，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第163页。 [3]《试议跨国的文学研究：林英敏的〈两个世界之间〉代写本科毕业论文（9）》，载“硕博线上论文网＂，2013年12月12日，http://www.jhlyzz.cn/yuyanwenxue/968178_9.html。 [4]舒乙：《我的父亲老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第96页。

伍佩荣，女，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著名画家。 伍氏先祖原为福建书香世家，后到广东南海落籍。叔祖伍懿庄是岭南著名的大画家。父亲伍希吕学贯中西，与孙哲生在广州发起组织留美同学会。 佩荣生于1904年，时值康梁维新变法，女学蓬起。她从小得到浓厚的书香氛围的陶冶，秉性淡泊沉毅，有志于学，中西典籍无所不读，尤爱传统国画。 佩荣年纪稍长时，拜高剑父为师，转习新法；后又受业于谭华牧门下，使其画艺自成风格。1930年，她的画作参加比利时万国博览会展出，一举成名，夺得金牌奖；后又参加全国第一次、第二次美术展览会及中苏美术展览会，蜚声海内外。[1] 佩荣住在广州河南溪峡，毕业于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希里达英文学校。[2] 1938年，日寇入侵广州，佩荣满怀悲愤，避走澳门，流离琐尾。这时，她萌发了艺术为民生、艺术为社会的思想。她的画专为赈灾纾难的捐助展览而义卖，再不考虑得到甚么奖、甚么荣誉。为了配合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她创作《狂澜待挽》、《有家归未得》、《可怜焦土》、《黄花风雨》等作品。[1] 1941年，佩荣和方人定、李抚虹、黄独峰、司徒奇、何磊等在澳门组织“再造社”。[3] 1945年，日本投降，但经过长期战争破坏的广州，无数难胞仍无家可归，惨不忍睹。佩荣睹此伤心的现实，挟其名作，从澳门赶回广州举行义展，将其全部收入，支援当局进行紧急救济。 1949年，佩荣前往香港，将抗战胜利后几年精心创作的画作，在思豪画廊举行个人画展。当时，她的画艺臻于成熟、引起中外人士的赞誉。 佩荣不论对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习，对山水尤为擅长。她极为重视各地山川的游历、观察和写生。 1950年秋冬，她只身从广西桂林经贵州辗转至滇南再至青城（四川），又在天气严寒季节登上峨眉山巅。当时，在四川与她相识的朋友都劝她不要登山，因为天就要下雪了，到时冰坚路滑，非到春暖不能下山回来。佩荣也知道会有很大艰险，但为了更深入领略名山秀色，她坚决登山，得以游目骋怀在冰雪中峨眉的真实奇胜。老天不负苦心人，在几天登山期间，仅下过一场雪，接着天气晴朗，她得以安全下山，大家都为她高兴祝贺。 除绘画艺术外，佩荣精于印度的佉卢文，从事象译，所译《近代西洋画家立体主义领袖毕卡索自传》及艺术理论著作数十万言，并又创办毅志英文专修班，以参与慈善事业、宣文事业为乐事。 60年代以后20年，佩荣隐居香港沙田，较少外界社交活动。期间，她的思想有着很大的转变。她皈依禅宗，精研精神还是和过去一样。所作的画，多以本地风光为写生题材，如《凤凰山》、《法华塔》、《风门坳》、《昂平宝莲寺》、《东莲觉苑》、《狮子山》、《青山》、《鹿湖古刹》、《大澳渔村》、《东涌》、《姜山飞瀑》等。 1958年，她的作品在香港大会堂展出时，盛况空前。之后，她积劳成疾，身体孱弱，她的师傅瑞融大师劝她多休息。她认为师父对自己的劝告，无异是折断她的画笔，她还是继续作画。她对画的热爱，到了这种程度，可说是一个画痴了。 1979年，佩荣病逝，终年75岁。 伍佩荣临终遗言，嘱咐将历年所作画举行义展，所得收入全部归慈善机构所有，如画未卖尽，则随时交给各种慈善义展会，务使她的画，全部落在善人手中。[1] 伍佩荣曾说：“吾人须要保存古人留下之宝贵遗产，研求彼辈之所长，更须注意研求创作，及探寻天地间大自然景物之题材，俾适于现代。斯言当矣。”[2] 伍佩荣担任中学校长14年；著有《佩荣画集》、《民国书画家汇传》等书。[4] 伍佩荣的七弟伍丕舜（1916-2001）留学美国，担任华南农学院农机系教授（今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抗战时期，他将共产党的抗日宣传资料藏于家中，后被便衣跟踪发现，家被抄，人被捕入狱。经亲戚朋友多方营救，被赎出狱。因为错过大学升学考试，大姐伍佩荣托父亲的老朋友、伍家在上海的族亲，在上海找人帮助，才进入上海光华大学机械系就读至大学二年级。[5] [1]黄昏：《岭南才女》，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190-192页。 [2]谢文勇：《广东画人录》，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85，第41页。 [3]《广东绘画掠影1900-1949》，载“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2012年12月31日，http://www.lcsd.gov.hk/ce/Museum/Arts/documents/10284/10567/A_Glimpse_of_the_Guangdong_Art_Scene_chi.pdf。 [4]乔晓军：《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一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第92页。 [5]伍凌立：《伍家主流是做正事的》，载《新快报》，2012年12月25日。

明末来中国的一位博学多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1578年（明万历六年）3月24日，奉派参加第三十批耶稣会传教士远征队，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和远东。应耶稣会巡视神父范礼安的要求，1582年8月7日从印度果阿到达澳门，后被任命为中国传教士使团领导人。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神父在广东肇庆传教，是耶稣会士在中国内地传教之始。1584年第一次为两个皈依者洗礼。1589年，他们被赶出肇庆，迁往韶州，继续传教活动。1595年经南昌到南京传教。他初到中国，带来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时晷、地图等器物和大量西书，开始了明季西学东渐的新纪元。1600年5月19日，利玛窦在庞迪我神父陪同下，作为葡萄牙使臣到北京准备觐见明朝万历皇帝，并以当时作为葡萄牙君主的西班牙国王的名义赠献许多礼品。1601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准备觐见万历皇帝，不久即移居北京，直到1610年5月10日去世。万历皇帝特批一块墓地安葬，表示对他的敬重。利玛窦精通汉语，博览群书，深刻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法律、经济、礼俗等情况。他改穿儒服，“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与中国的文人学士、皇室贵族有密切的交往。利玛窦主张将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把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把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学者，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玛窦在中国居住28年，著作甚丰。1584年与罗明坚神父合编《葡华字典》，1589年编辑《中西字典》，1605年编辑《西字奇迹》。又与郭居静神父合作，采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读音对照的方式编成一部《西文拼音华语字典》。这些工具书的编写与出版，为后学者开路，使传教士能克服学汉语的困难。他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录），这是西方几何学传入中国之始，还翻译和编译有：《同文算指》十一卷、《浑盖通宪图说》二卷、《乾坤体义》三卷、《西国纪法》、《圜容教义》、《测量法义》等。著有《山海与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华图奇观》等。这些著作对中国的天文历学、算学、地理学、物理学、哲学、医药学、建筑学、伦理学等都产生重要影响。利玛窦逝世前，留下的（自题为《论耶稣会及天主教进入中国》）意大利文手稿记载了自1552年第一批耶稣会士来中国直到1610年间在中国传教的经过，特别是他自己从1582年到1610年的经历，介绍了他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和儒家经典的体会，以及对中国的认识，记录了他再中国和朝野人士的交往。这部书在欧洲引起广泛重视，被译成德、英、法等国文字多次出版，使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耳目一新。

天主教传教士。字继元，原名谢务禄。葡萄牙尼札（Niza）人。1602年入耶稣会。1608年东来。1613年入华，传教金陵，南京教案后于1616年被驱至澳门，继在圣保禄学院任教（1617-1620）。1620年改用曾德昭名再入内地传教，初居江西，继赴江南、浙江。最后到西安。在此，他见到新出土的唐德宗建中二年所立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将其译为拉丁文，轰动欧洲。1637年自澳门赴罗马，出席耶稣会总会召开的各国耶稣会代表大会，1640年抵罗马。1644年会毕返华后，出任在华耶稣会会长至1650年。1649年往广州主持教务。1650年清军攻克广州，曾被捕。后因汤若望的关系始获释。1658年殁于广州。著有《大中华帝国志》（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da China）一书。其遗著《葡汉字汇》今藏里斯本国立图书馆。

外交官。字葆林，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幼时学于上海广方言馆。1875年（清光绪元年）赴美，为中国第四批赴美幼童留学生之一。1881年回国后，入天津电报学堂和医学堂，并被李鸿章聘为家庭敎师。后任驻纽约领事馆翻译。1884年充驻美使馆翻译。嗣任直隶候补道、洋务局总办、北洋大臣洋务文案。后历充驻新加坡及澳洲总领事，驻英、法公使馆参赞。1910年任外务部右丞，旋任驻英国大使。民国成立后，再任驻英公使。1914年6月返国后，常住澳门，出任澳门华人代表，曾任广东省政府高等顾问等。1942年病逝，葬于西洋坟场。

耶稣会传教士。法国人。1594年入耶稣会，1610年来华。次年至南京，随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高一志（Alphose Vagnoni）神父学习华语。他是第一个向教廷请准以中文举行弥撒，行其他圣事，以及诵念日课的。金尼阁在欧洲时，遍历意、法、德、比诸国，其主要目的是向各方募集书籍。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金尼阁与其他22位教士再度来华。明泰昌元年（1620）抵澳门，带来了大批藏书，后来分批运至北京，对中外文化交流有所促进。

女。广东番禺人。曾先后赴英国和日本留学。归国后，主要从事翻译。辛亥革命后接受无政府主义，并在上海创办劳工神圣社。1920年冬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旋组织广东女界联合会，并被选为执委。1921年春创办广东女子职业学校，年底出席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1922年5月底澳门血案后，积极营救被捕群众。次年1月被广州市公安局逮捕杀害。

林君复，生于香山县隆都安堂（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香山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同盟会澳门总支部创办人。安堂第19世孙。 君复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读书，后到广州入读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期间，他深感清廷腐败，外侮日甚。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清光绪年间，他东渡日本。他摒弃封建八股文，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先后入读东京宏文书院、早稻田大学。 1900年，孙中山多次在东京向留学生演讲，鼓吹民主革命，并听取师生的意见。君复当即站起，慷慨陈词，公开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给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君复加入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安排的任务，负责革命筹款工作。孙中山将廖仲恺、朱执信、黄兴等人分别介绍给君复认识。[2] 1906年，君复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澳门，成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澳门支部，组织香山起义。君复、郑彼岸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3]他和郑彼岸、林警魂等制订细致周密的计划，筹集起义资金、偷运军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军。在起义前，他亲自潜回香山，在萧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宣布起义。 1908年，君复潜回香山大涌，动员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轩，以及萧世冰、刘振群、黄芙蓉等人参加革命，并发动她们从香港、澳门分批携带武器至广州，为广州起义作好准备。林寿华和黄文轩等以秋瑾为榜样，冒着生命危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多次往返港澳与广州之间，担任运送武器的任务。 香山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建立香山县临时革命政府，君复将各路起义军整编成香军，并亲自率领3000名香军开赴广州，与广东各路军民会师，为光复广东作出突出的贡献。 之后，君复挥师北伐，先后参加宿州、徐州战役，战功卓越，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广东各界一致推举君复为广东省都督，被他婉拒。孙中山亲笔书写“毁家纾难，功成身退”条幅相赠。 “五四”运动以后，君复与鲁迅会面，鲁迅问他对国运之设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国策，愿民众奋起救国，挽狂澜与未倒。他对鲁迅之幽默与讽刺文风，表示钦敬不已。当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君复经常阅读《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杂志，并教育子女必须接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以适应新形势发展。 1933年，中山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君复以家长身份出席，学校请李宗仁讲话。会后，李宗仁迎前与他握手寒暄，并颂赞他“高风亮节，不胜钦佩”。 君复向来重视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他在澳门时，以南湾41号为社址，创办“仁声”剧社。为了开展革命宣传，他和革命党人张若屏、林了侬等变卖田产得白银两万多元，作为剧社常年活动经费；并亲自粉墨登场，先后扮演《血泪》、《金钱毒》、《齐家镜》等剧码角色。该剧社被史家誉为“我国现代剧第一块奠基石”。 1906年，君复在家乡安堂创办“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请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著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无不瞠目结舌。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 当时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向来强悍。郑荣知道上报“逆情”，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索性装聋扮哑。“觉群小学”成为当时中山最早的小学之一。君复不当高官，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资产，自己的后代变成贫穷的知识份子。 君复治学甚笃，尤喜翻译，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量古籍书中，无一不精通。他的文学修养渊博，偶有所感，诗词、对联计有四千余首，抗战时散失无存。 前海军部长程璧光在护法斗争中被暗杀。程璧光石碑立于广州长堤，碑刻的《殉难记》，是君复遵孙中山的嘱咐，用“四六骈文体”撰写。 20年代末，君复赴日本大量翻译禅宗佛经和中医书籍，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他的翻译工作，不但体现个人的治学精神，而且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大。 君复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随孙中山期间，总统府一切对外对内重要文件都由君复撰写，孙中山对他非常信任，嘉许他的工作。 君复与伍廷芳友善，酷爱研究禅宗佛经。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荣西禅师两次来中国学习禅宗，我国与日本友情源远流长。君复在日本期间住长崎妻弟家，终日孜孜不倦翻译佛经及中医书，他所携带书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灯缮写，常常伏案书写而至通宵达旦，数年如一日。这种坚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钦佩。 晚年时候，君复对腐朽旧社会，产生悲观情绪，前往惠阳象山寺削发为僧。当时民主人士陈铭枢及李宗仁多次劝他下山。君复表明了心迹，长居古刹。 1942年，君复在古刹病逝，终年63岁。临终时遗言“只带赤心来，不携寸草去”。 林君复一生不谋名利，身无长物，但对革命战友，情谊深厚，经常解囊相助。他与刘思复为肺腑之交。刘思复刺杀清水师提督李准未成，出狱后肺病危殆。君复日夕守望照顾，直至刘思复与世长辞。之后，君复出卖衣物，将刘思复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复之孙林绍声担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区。林绍声回忆，从他出生到五岁，一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后，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与他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当时自己是个孩童，但祖父对自己的那份疼爱，牢牢地留在记忆的深处。[4] [1]《香山起义里的大涌安堂》，载《中山侨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忆先父林君复烈士》，载《中山文史》（第07-09辑），中山：中山政协，1992，第7-13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复：《毁家纾难功成身退》，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14日。

早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西西里人，贵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东来，1636年抵澳门。1638年入江南。1640年创始成都教堂。1643年至1646年间，与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被迫在张献忠起义军中供职。1647年，为清军所俘。次年与安文思同被押至北京。1651年获释后，设立北京东堂住院（Residência de São José），1662年建东堂教堂（Igreja de São José）。1664年教难中被捕。1669年获康熙帝恩释。1682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赐葬栅栏教堂。在当时耶稣会会士中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所遗著作、译作多达20余种。

谢清高，原籍广东嘉应（今梅州市），定居澳门。清代旅行家、航海家。[1] 清高18岁时，出洋谋生，随外商海船遍历南洋群岛各地和世界各国，历经艰难险阻，增长见识和人生经验。他学习外国语言，访问各岛屿、城寨、风土人情和物产，为他日后从事他所喜爱的航海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14年后，他因双目不幸失明被解雇，只好回到广东，后流落于澳门，靠口头翻译，维持生计。[2] 1806-1808年，发生葡人拖欠谢清高货银纠纷案。清乾隆末年流寓澳门，清高为葡人充当通事和做生意。他租用葡人哆呢吵（António Rosa）桔仔围铺一间，年租银七元。后在做生意时，哆呢吵的侄子哆呢（António Fonseca）与清高进行布匹交易，欠下清高银150元，年息二分，但无力偿还本息。 1801年，哆呢吵又以红窗门铺一间押给清高收租抵息，年租为25元。因清高当时双目失明，哆呢吵蓄意欺负，将铺租阻截。不让清高收租抵息，但表示可与他铺租相抵。 1806年，哆呢吵状告清高拖欠租银。澳门同知王衷接到澳葡理事官的报告后，认为此案应该分开处理，不能混在一起。他要求清高偿还了拖欠的两年铺租共15元；同时要求澳葡当局责令哆呢吵，将所欠布银，照数抵兑清楚。可澳葡蓄意包庇，并没有认真追讨，债款一直没有归还。1808年，香山县根据清高的诉求，谕令澳葡当局立即照数追讨所欠银两。[1] 1820年，清高遇见同乡黄炳南，大家一见如故。清高向他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及见闻，并请求黄炳南代为笔录，以便传留后人。黄炳南被他的真诚所感动，于是逐一记下，并取名《海录》，同年底刊行问世。1821年，清高因病在家乡逝世，年仅56岁。[2]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中外交通往来的书，主要有南宋赵汝适的《诸藩志》、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清徐继畬编著的《瀛寰志略》等，《海录》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国内最先介绍世界概况的著作，时人称广东人乃至中国人略知世界大事，应从《海录》开始。 《海录》书中记载18世纪80年代罗芳伯（嘉应人）在昆甸（今马来西亚东部婆罗洲的昆甸）地区组建公司，设立自治行政管理机构，建立法制，号称“大唐总长”，临终禅让贤者的丰功伟绩，史实详尽，文笔优美，为研究华人海外奋斗史的一本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因为谢清高在中国航海史上的杰出贡献，被后人誉为中国的马可波罗。他的《海录》与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相提并论。《海录》是中国鸦片战争前问世的一部影响非常大的介绍海外世界的著作。谢清高成为清代最早放眼世界、介绍世界的重要人物之一。[3] [1]黄鸿钊：《澳门同知与近代澳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65页。 [2]《谢清高》，载“梅县体育局＂网，2012年10月5日，http://www.mzsports.gov.cn/mx/ReadNews.asp?NewsID=1143。 [3]《谢清高》，载“互动百科＂网，2012年10月5日，http://www.hudong.com/wiki/%25e8%25b0%25a2%25e6%25b8%2585%25e9%25ab%2598。

左秉隆，字子兴，别号炎州冷宦，生于广州。新加坡总领事、诗人。 先祖原籍沈阳，清代改隶汉军正黄旗驻防广州。清同治三年（1864），秉隆14岁时，入读广州同文馆，后又入京师同文馆，随总教习丁韪良研习英文。他精于文法，为曾纪泽所赏识。清光绪四年（1878），秉隆随曾纪泽出使英国，担任翻译官。光绪七年至十七年（1881-1891），通过曾纪泽推荐，他三度连任清朝驻新加坡领事。 秉隆历任英文教习，英文翻译，驻新加坡领事、总领事，广州洋务处总办等职。在新加坡任职期间，致力于振兴华侨文化教育事业。 光绪八年（1882），秉隆倡议成立会贤社，每月出题课士，提高学生道德修养和华文水准；举办英文雄辩会，以政治、社会、文化等论题公开进行讨论或辩论，以启发华侨学生的爱国思想与民族精神。在他的推动下，先后开办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屋等塾学，并重修、扩建崇文阁和翠英书院，新加坡华侨教育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光绪三十四年（1908），秉隆接到清政府学部函告，每年从新加坡选送45名学生到暨南学堂就读，在新加坡、吉隆玻、槟榔屿各埠学堂选送54名学生回国，入读暨南学堂。根据“启迪新知，沟通中西”方面所作的贡献，秉隆获授英国牛津大学学士学位，又获授日本、法国、比利时三国勋章。他政绩显著，由驻英使署保奖进道员，加布政使衔。后由黄遵宪继任领事。 光绪二十九年（1903），秉隆总办广东满汉八旗学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随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担任头等参赞，游历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担任新加坡总领事。 清宣统二年（1910），秉隆辞职，居住新加坡、香港及广州。 1924年，秉隆在广州去世，终年74岁。 左秉隆工诗，常与曾纪泽唱和，而且擅音乐，其艺术造诣为当时名流所推重[1]；著有《英国史记》、《新政笔记》、《南洋志略》、《勤勉堂诗钞》等文献。[2] 现录左秉隆的诗一首： 《东望洋》[1] 葡人家本住西洋，到此如何不望乡？ 高筑石台知有意，要看旭日出扶桑。[3]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12-313页。 [2]《左秉隆》，载“读秀＂网，2013年8月22日，http://book.duxiu.com/peopleDetail.jsp?dxid=061000794092&d=7E4C7DF585F2E76D68575A25E08827。 [3]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1690-1990》，加拿大：Royal Kingsway Inc.，1992，第37页。 [3]诗人在随镇国公载泽出洋考察回国时，道经香港，登太平山。又顺道游澳门，登东望洋山。故这首诗应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