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君复，生于香山县隆都安堂（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香山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同盟会澳门总支部创办人。安堂第19世孙。 君复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读书，后到广州入读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期间，他深感清廷腐败，外侮日甚。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清光绪年间，他东渡日本。他摒弃封建八股文，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先后入读东京宏文书院、早稻田大学。 1900年，孙中山多次在东京向留学生演讲，鼓吹民主革命，并听取师生的意见。君复当即站起，慷慨陈词，公开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给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君复加入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安排的任务，负责革命筹款工作。孙中山将廖仲恺、朱执信、黄兴等人分别介绍给君复认识。[2] 1906年，君复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澳门，成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澳门支部，组织香山起义。君复、郑彼岸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3]他和郑彼岸、林警魂等制订细致周密的计划，筹集起义资金、偷运军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军。在起义前，他亲自潜回香山，在萧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宣布起义。 1908年，君复潜回香山大涌，动员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轩，以及萧世冰、刘振群、黄芙蓉等人参加革命，并发动她们从香港、澳门分批携带武器至广州，为广州起义作好准备。林寿华和黄文轩等以秋瑾为榜样，冒着生命危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多次往返港澳与广州之间，担任运送武器的任务。 香山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建立香山县临时革命政府，君复将各路起义军整编成香军，并亲自率领3000名香军开赴广州，与广东各路军民会师，为光复广东作出突出的贡献。 之后，君复挥师北伐，先后参加宿州、徐州战役，战功卓越，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广东各界一致推举君复为广东省都督，被他婉拒。孙中山亲笔书写“毁家纾难，功成身退”条幅相赠。 “五四”运动以后，君复与鲁迅会面，鲁迅问他对国运之设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国策，愿民众奋起救国，挽狂澜与未倒。他对鲁迅之幽默与讽刺文风，表示钦敬不已。当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君复经常阅读《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杂志，并教育子女必须接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以适应新形势发展。 1933年，中山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君复以家长身份出席，学校请李宗仁讲话。会后，李宗仁迎前与他握手寒暄，并颂赞他“高风亮节，不胜钦佩”。 君复向来重视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他在澳门时，以南湾41号为社址，创办“仁声”剧社。为了开展革命宣传，他和革命党人张若屏、林了侬等变卖田产得白银两万多元，作为剧社常年活动经费；并亲自粉墨登场，先后扮演《血泪》、《金钱毒》、《齐家镜》等剧码角色。该剧社被史家誉为“我国现代剧第一块奠基石”。 1906年，君复在家乡安堂创办“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请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著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无不瞠目结舌。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 当时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向来强悍。郑荣知道上报“逆情”，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索性装聋扮哑。“觉群小学”成为当时中山最早的小学之一。君复不当高官，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资产，自己的后代变成贫穷的知识份子。 君复治学甚笃，尤喜翻译，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量古籍书中，无一不精通。他的文学修养渊博，偶有所感，诗词、对联计有四千余首，抗战时散失无存。 前海军部长程璧光在护法斗争中被暗杀。程璧光石碑立于广州长堤，碑刻的《殉难记》，是君复遵孙中山的嘱咐，用“四六骈文体”撰写。 20年代末，君复赴日本大量翻译禅宗佛经和中医书籍，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他的翻译工作，不但体现个人的治学精神，而且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大。 君复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随孙中山期间，总统府一切对外对内重要文件都由君复撰写，孙中山对他非常信任，嘉许他的工作。 君复与伍廷芳友善，酷爱研究禅宗佛经。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荣西禅师两次来中国学习禅宗，我国与日本友情源远流长。君复在日本期间住长崎妻弟家，终日孜孜不倦翻译佛经及中医书，他所携带书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灯缮写，常常伏案书写而至通宵达旦，数年如一日。这种坚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钦佩。 晚年时候，君复对腐朽旧社会，产生悲观情绪，前往惠阳象山寺削发为僧。当时民主人士陈铭枢及李宗仁多次劝他下山。君复表明了心迹，长居古刹。 1942年，君复在古刹病逝，终年63岁。临终时遗言“只带赤心来，不携寸草去”。 林君复一生不谋名利，身无长物，但对革命战友，情谊深厚，经常解囊相助。他与刘思复为肺腑之交。刘思复刺杀清水师提督李准未成，出狱后肺病危殆。君复日夕守望照顾，直至刘思复与世长辞。之后，君复出卖衣物，将刘思复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复之孙林绍声担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区。林绍声回忆，从他出生到五岁，一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后，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与他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当时自己是个孩童，但祖父对自己的那份疼爱，牢牢地留在记忆的深处。[4] [1]《香山起义里的大涌安堂》，载《中山侨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忆先父林君复烈士》，载《中山文史》（第07-09辑），中山：中山政协，1992，第7-13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复：《毁家纾难功成身退》，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14日。

杨云骧，字贻騋，号楚田，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人。清代名将。 云骧自小习武，练就出一副刚强磊落的性格，为人正义不屈，重承诺，讲诚信，乐善好施。少年时，他是个活泼的武打生，每逢庙会就与其他武童一起，表演武术助兴。青年时代，他目睹洋人占据澳门，搞走私鸦片和侵略扩张活动，对外国侵略者的行为万分气愤。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毅然投军前山寨，决心投身于保家卫国。[1] 云骧办事机智勇敢，爱恨分明，出入于澳门与内地之间剿匪捉贼，捕无不获，葡萄牙人“闻云骧名皆畏服”。清咸丰三年（1853），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叶名琛率拖船三百余艘在沿海缉捕海盗，海盗头目潜藏澳门葡萄牙人的住地，自以为能有包庇脱身之日。云骧奉命追踪，深入虎穴，将海盗头目擒拿带走。 当时葡萄牙人干瞪眼，却不敢轻举妄动。陆丰县拐匪张炳勾结洋人贩卖华工牟利，诱骗93名乡民上船卖“猪仔”运至澳门。船将近到澳门时，这些“猪仔”知道上当，纷纷跳船逃走。他们聚在湾仔银坑村外，举目无亲，饿了三天，无疑在等死。云骧知道后，马上给予食宿，又禀告香山知县将这批人送返原籍。 同年，太平天国起义，上海发生反清小刀会起义，起义军一度控制了上海。清廷调派大军镇压。英、法、美等殖民主义者趁火打劫，以保护上海“租界为名”，出兵长江口；后又制造事端，发动侵略上海的“泥城之战”。 小刀会起义期间，云骧奉命率部分广东水师北上增援清军，遇到一支驻长江口耀武扬威的英军船队，英军无视中国主权，向附近清军陆军营地发炮，并逼近云骧所率水军。云骧奋然指挥水军发炮还击，一炮打中英军指挥船，炸伤指挥官手臂，英军慌作一团，狼狈逃窜。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保奏云骧为和平营都司（正四品），咸丰皇帝赐赏云骧花翎荷包。[2] 云骧对清廷出卖主权以换取上海殖民主义者联合攻打小刀会的做法，十分不满。小刀会起义平息后，清廷允许洋人在上海行使更大特权，洋人肆意欺负中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再次打了败仗，割地赔款。 有见及此，云骧悲观绝望，毅然辞官归里。之后，广东提督吴元猷、两广总督劳祟光、两江总督曾国藩他们分别向云骧赠送“公忠体国”、“正直无畏”、“四知衍泽”金匾悬额，劝其复职。他不为所动，一一谢绝。[1] 清同治三年（1864），云骧在南屏将军山和湾仔加林山之间，开辟“竹仙洞”隐居，寄意是修筑人间仙境，在此终老。后来，云骧和杨兰皋等族人筹划兴建杨氏大宗祠，致力于疏通石岐至前山水上交通，筹资办义学，教育后代，造福桑梓。[3] 同治十一年（1872）农历五月二十日，云骧去世，终年71岁。同治十年（1871），澳门镜湖医院创建之初，参与集资创建的澳门本土商人及商号共达152家，医院主体建筑为一连三幢的大平房，按前中后排列，各分正座和左右两边偏厅，共有大屋九间，另外还有医房三座60间，分别称为“福寿”、“康宁”、“平安”医房。初建时，医院占地达18.592亩，折合12万平方尺，是一座完全传统式的中国建筑。医院除建筑用地是由政府拨给外，其余费用全部由本地华商集资。 众人以始创维艰，绸缪不易，故集众推举倡建值事，三记行、柯秉樟、杨云骧等152人司其事。创建值事会管理镜湖医院三年。[4] 现存杨氏大宗祠是杨云骧故居，又称“下将军第”，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位于南屏镇北山村下街。 该祠堂为三进院落四合院式布局，坐南向北，主体建筑面阔五间并左右青云巷和两厢42米，深三进60米，硬山顶、青砖墙，抬梁与穿斗混合式木构架结构。建筑面积2520平方米，占地面积8838平方米。在建筑的梁枋、屋簷、山墙和基础等处，以精美的木雕、石雕、砖雕、灰塑等装饰。整座建筑的结构和艺术装饰结合完美，气势恢宏。 每年春节刚过，祠堂内右边盛开着艳丽的玉堂春。当年修建祠堂时，杨氏家族花了500两白银从外地买回来种植，至今有超过190年的历史。花开烂漫时，一树紫色烟云，美不胜收。[5] 晚年时候，杨云骧在竹仙洞石壁上题诗一首《觉步云路紫门登高望远》[6]，以述情怀： 廿年征战罢，解甲悟前因。 山水有直晖，园林各俗崖。 浮生寄古洞[7]，白道出迷津。 拟作沧江叟[8]，长落世外人。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343-344页。 [2]朱强：《关于杨云骧、杨镇海父子生平》，载《珠海文史》（第9辑），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109-112页。 [3]珠海政协、《珠海文化遗产图集》编辑委员会：《珠海文化遗产图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5页。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6页。 [5]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珠海市文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页。 [6]珠海政协、珠海历史名人研究会：《珠海历代诗词选》（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150。 [7]古洞：竹仙洞，在珠海南屏镇北山村东南。 [8]沧江：泛称江。江水足青苍包，故称。

画家。字艺，号晦庐，笔名羽军。广东鹤山人。早年就读于广州美术学校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习西洋美术，后专修国画。毕业后曾任教于鹤山、中山。1937年避难澳门，1938年随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到粤北参战，任第六队队长。继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员补习班任美术与歌咏教官。1948年抵东江游击区参加解放战争。20世纪50年代，任教于广东省文艺学院西洋画系。1950年底赴香港从事美术教育与出版工作，历任《乡土》半月刊、《娱乐画报》、《新晚报》美术主编，并组织人间画会、庚子画会。出版画集有《风雨集》、《抗战画报》、《中国山水纪游画集》、《欧洲写生画集》等。画论与其他文艺著作有《诗书画的艺术》、《中国古画鉴辨知识》《摄影与绘画》、《中国山川纪胜文集》、《欧洲游踪文集》等。

林耀，原籍鹤山址山昆华（今属鹤山市址山镇昆华管理区），生于澳门。飞行教官、烈士。 林在香港华人书院读书，1935年春回到广州。为抗日救国，他毅然放弃出洋留学的机会，考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七期乙班学习，后被送往燕塘陆军学校训练，同年冬返校接受空军正规化教育。 1936年，林随广东空军北飞。同年夏，进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七期继续深造。[1] 1938年3月，林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驱逐机队服役。1939年5月3日，日本空军45架轰炸机向重庆进犯，林驾机升空拦截，一举击毁两架日机。他的座机也被敌机击中，左手臂受伤，他被迫跳伞落在重庆铜锣峡亚细亚站旁的山峰，幸被抢救生还。林伤愈后，不适宜继续担负空战任务，被调往航校任飞行教官。 1941年6月，日空军对重庆等重要城市狂轰滥炸，林义愤填膺，坚决要求归队杀敌，后被批准，担任第26队副队长。 1944年春，日寇从汉口南侵，林奉命调往湖南地区协同陆军作战，在长沙上空击落敌机一架，被提升为第17队队长。 同年6月26日，林率机在湘江执行歼击日本军船队任务，击毁击伤日军船多艘。他的座机被日军护航火力击中尾部，在返航途中遭遇暴雨，由于机尾损毁导致操作失灵，飞机撞山坠毁。林耀壮烈殉国，年仅33岁。 1988年6月22日，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林耀为革命烈士。[2] 广东航空学校第七期乙班共招生100人，1938年3月毕业，林耀与王刚夏、丘贵祥、朱若彭、李肇新、吴达波、范斡卿、翁克杰、梁会生、麦谷登、陈学坚、张培生、张森义、黄才贵、黄龙金、刘俊、刘怀智、潘国煌、蓝锡芳、戴邦模、谭达光、周仕镛、徐飞、萧国英、朱焕堂、陈学策、叶鹏飞、刘怒涛、冯俊忠、陈世堉、何世堉、卜镇海、叶思强、刘汉桓、黄栋权、彭均、司徒坚、蔡仕伟、陈家灼、陈桂民、李衍洛、李家浚、杜兆华、余拔峰、李宝诚、欧阳富、郑乃汉、刘润田、余子刚、夏田、钟前舟、陈日操、陈世雄、温炎、张鸿藻、陈梦鲲等同期毕业。这期飞行员有32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殉职；转学航空被炸死者二人。[3] [1]《林耀》，载“鹤山资讯网＂，2006年2月21日，http://www.heshan.gov.cn/Article/2003/200311/16699.html。 [2]《林耀》，载“百度百科＂网，2012年5月1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240501.htm#2。 [3]《广东空军航校简史》，载“中国飞虎研究学会（原空军退役人员协会）＂网，2012年12月30日，http://www.flyingtiger-cacw.com/new_page_483.htm。

杨宗玄，又名杨文达，原籍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生于澳门。杨匏安长子、杨宗锐兄长。[1] 1923年初，宗玄六岁，见到父亲的朋友梁桂华在草坪上打功夫，就拜他为师，学了几套拳术。当时，他在上海大石街女师附小读幼乙班，直到五年级。他在学校受女生的气，受人欺侮。学了拳术后，他就把同学打倒了。被打的同学向他的祖母告状，宗玄挨了祖母的打骂，瞠不准他再学打拳。1927年，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宗玄随家人逃到澳门。[2] 1931年，父亲杨匏安牺牲后，宗玄跟随祖母、母亲从上海辗转回到广州，他先后在东莞、香港等地打工。 抗战时期，宗玄加入国民党军队，奔赴抗日战场。他在国民党军队中负责军需工作，为解放区运送大批通讯器材等物资。 20世纪40年代初，宗玄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在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党组织派他去与国民党军队有联系的“朝鲜义勇军”中工作。 解放前夕，宗玄随国民党军队前往台湾。“文革”期间，他在台湾的身份被暴露，他冒着生命危险，只身逃到香港，先当计程车司机，后做楼宇管理员。 1978年，三弟杨宗政从云南调回广州工作后，与宗玄取得联系，失散多年的兄弟终于重逢。 1994年7月，宗玄因心脏在香港病逝，终年77岁。[1] 二弟杨宗锐，先在延安“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读书，后在马列学院学习，先调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工作，后任厂部秘书。之后被委派到军委三局通信工程学校学习无线电机电工程，毕业后留在三局技术试验厂任技术员。在保卫延安战斗中，与同志们一起出色地完成中央机关通讯设备的安装和维护任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解放后，到航太工业部第二研究院担任技术管理工作。1976年10月完成《无线电、电工计量与石英晶体研制任务十年规划》。同时，他重视计量技术研究工作和计量标准建立工作，相继建成航太、国防一级计量标准和国家计量标准，为航太产品、武器装备的研制等起到计量的保证作用，为我国、我军通信电台、广播电台的建立和通信器材的制造和维修作出重要的贡献。 三弟杨宗政，又名杨志，1926年生于广州；在周恩来、邓颖超关怀下，前往延安自然学院学习，参加四平保卫战，担任武工队队长、熊岳县长；长期从事林业工作，1978年调任广东省林业厅副厅长；1989年在广州去世。[3] 妹妹杨绛辉，1938年与王裕寿及庶母关秀英组成“革命家庭”，掩护地下党组织电台联络工作。[4] [1]珠海政协：《珠海文史》（第12期），珠海：珠海政协，2001，第91页。 [2]李坚：《杨匏安史料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388页。 [3]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4]珠海政协：《珠海文史》（第12期），珠海：珠海政协，2001，第92-93页。

郑彼岸，又名郑岸父，号伯瑜，香山县濠头乡（今属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濠头村）人。同盟会会员、革命家、史学家、诗人。 少年时代，彼岸有神童之誉，参加童试中获得秀才第一名，后放弃功名，赴日本留学；相遇孙中山并接受其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在日本时开始信仰无政府主义。 1906年，彼岸与林君复等奉孙中山之命开展活动，负责策划香山起义。1908年，他和李怜庵等办《香山旬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以文声讨清王朝。[1] 1910年，彼岸与林君复受命在澳门设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积极吸收会员，扩大组织，并做从广州调驻前山的新军和前山边防军的官兵的思想工作。在澳门，彼岸和林君复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2][3] 1911年，彼岸回到香山策动城乡兵勇和组织群众接应起义。农历九月十六日，香山县回应武昌的武装起义，他身先士卒，率领革命武装入城夺取政权。光复县城后，他和林君复共同率领香军支援广州起义，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广东都督府委任彼岸为香山县第一任县长，但他无意仕途，婉言辞绝。龙济光祸害粤时，1914年，彼岸因受到广东都督府通缉，逃往美洲，漂泊20多年。期间，他做店员、报贩、酒家佣工等职业，自食其力；当教师时，向华侨子弟灌输祖国文化。在加拿大，因组织华人工党，维护侨工利益，他被驱逐出境。 1937年春，中山县长杨子毅深知彼岸学识渊博，精通古学，治学严谨，特邀请他回国主编修《中山县志》。彼岸回到濠头村居住，并执教于乡，藉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不及一年，日寇入侵，中山沦陷，彼岸迁居香港，修志暂搁。不久，香港也沦陷。彼岸回乡与族人创办五峰中学，并任教职。因筹集经费困难，薪金不足以糊口。当时，岭南大学澳门分校想聘彼岸为教授，但他为了坚持办好五峰中学，没有答应，放弃月薪500元葡币的职位。 因办学和负责文献会工作，彼岸认识一批青年，他经常不辞劳苦帮他们找工作，对有才干的青年更是关怀备至，引导他们不断进步，从而受到青年们尊崇和爱戴。 1946年初，一位与彼岸共事半年的青年共产党员云，在五桂山区被前来扫荡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彼岸与他共事期间，因信仰不同发生过思想交锋，使彼岸认识马克思主义、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者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 为了营救这位青年出狱，彼岸经常冒着大暑天从乡下跑到石岐。事情不能马上解决，云妻不时背着六七个月的孩子来到彼岸家打听消息。当彼岸知道她生活困难时，叫家人把抽屉里的钱尽数给了她。后经彼岸多方努力，亲自作保把云救出牢狱，并聘请他在刚成立的修志处工作。在当时“匪”与“戡乱”的关头，彼岸冒着极大的风险，救过两位青年，一位是清末被人诬控的徐桂，另一位是刘思复。 1940年，简又文、叶恭绰等在香港般咸道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一个“广东文物展览会”。主持人标榜展览会的主旨是“研究乡邦文献发扬民族精神”。当时，彼岸避居香港，参观后，他立刻指出该会有50多件展品有违民族精神，乃以“宝筏”笔名，撰写一篇题为《评广东文物展览会》的文章，在上海《宇宙风》第100期发表。简又文立即撰文展开论辩。 彼岸继续在《宇宙风》发表第二篇文章。两文旁征博引，史料丰富，证据充分有力，论证详博；特别是对邑人何吾驺、伍瑞隆的投降问题，他研究过20种史籍，在文中就何吾驺降清列举大量史实，进行无可置辩的考证和论断，使人为之折服。 彼岸两次主修《中山县志》。1937年春，受当时县长杨子毅的邀请，他从夏威夷回乡主修县志。他遍访大江南北史学方志专家，与他们磋商志例等问题，并搜集大量文献，以及各县志书数十种，以资参考。可惜不及一年，中山沦陷，他迁居香港，仍继续工作。 之后香港沦陷，修志停止，所征集的重要志料大部分付诸劫火。 1946年秋，由中山县参议会建议成立修志办事处，聘任彼岸为《中山志》主编。1947年，修志纳入文献工作，改为中山县文献委员会，彼岸仍任主委。当时文献会以报纸和刊物两种形式出版有关中山文史资料。 彼岸对于县志编纂首订大要，体例精严，纪述侧重社会方面，注重外患；而且提出，烈女不必另设类目，以破除歧视妇女的观念，如有可传者，只记述懿行才艺，至于节烈异行不宜宣传；风景不宜沿用八景，凡古迹名胜照片应随文附刊；又提出增加民系氏族俗等，并厘正前志之讹误。他认为修志事关重大，不能求之速成，要考证确实。他见识过人，治史严谨认真，将重修县志作为毕生事业，可惜未能完成，成为终生遗憾。 彼岸在濠头任教时，与村夫、牧童为伍，发掘乡村歌谣、民谚，如濠头当时流行的灯棚歌等，在这些歌谣里去采集活的语言，并创作《新新乐府》，这些诗歌是采撷人民的语言；加以净化，融合自然的韵律，使之充溢着新鲜活泼的气息，而其取材是沦陷期间受苦人民的生活实录。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篇《走翠薇》，描写日寇统治区苦斗的一个小孤女长途负贩养母的动人故事。由于诗歌内容真实，充满朴素的感情，能激起读者内心的共鸣，一时为之传诵。 1946年，彼岸对县当局给他的县参议员一职，在报上登出启事，声明不当，而乐于接受担任实干的文献修志工作。 他乐善好施，扶助弱小。他创办保育善会，帮助孤苦百姓。他用漂泊美洲20多年血汗挣来的金钱，全部捐助穷苦的人。回国时，除百余卷书压囊外，只有两袖清风。中山沦陷期间，他在家乡濠头，生活清苦，但亲友、师生遇到困难，他总是有求必应，倾囊相助。中山光复后，石岐郑氏族人重建祠堂，他利用这个机会，办起义门小学，专门吸收失学的贫苦儿童，他自任校长，将一个学期应得的薪金全部捐出作为免费学额，让贫苦儿童有机会读书。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越来越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越来越广泛，彼岸的思想发生转变，他抛弃长期的政治信仰，勇于接受真理，逐步成为一个拥护马克思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民主人士。解放前夕，他以高涨的政治热情坚守岗位，安定民心，勉励中山修志处和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加强团结，保护文物和所有史料，功不可没。1949年，中山解放，彼岸转任中山纪念图书馆馆长； 1951年被调到广东文物保管委员会任职，不久改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他一生致力于文史研究工作，晚年时期一直坚持看书学习，并用北方话拉丁拼音文字做日记。[2] 1975年2月2日，彼岸病逝，终年96岁；著有《孙子年考》等书。[1] [1]《郑彼岸》，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0年2月5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240。 [2]余蕴洁、吴冉彬、徐绮妮：《郑彼岸先生思想言行初探》，载《中山文史》（第11辑），中山：中山政协，1987，第49-56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黄森，香山县第八区黄家庄（今属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黄家庄村）人。 父亲黄显莘，母亲容桂是斗门县龙西村人。解放前，黄森担任自卫大队长。抗日胜利后，先后任中新边区竹岛联防主任、广东省暂编第一纵队独立第一大队大队长、澳门中山县八区白蕉同乡会会长、东和小学校长。 抗战胜利后，黄森的部队在中山县金斗湾驻防，号称有600人，实约300人。当时，黄森主要靠走私谷米发财，每亩收禾票五斤，做了些不光彩的事，但他也做过好事。 一是中山县沦陷后，黄森在澳门出售廉价米，压抑米价暴涨；施粥救济难民。 二是捐款兴建东和小学，亲自任校长，对白蕉乡教育事业起到促进作用。 三是捐款100万元（折合当时港币六千元）支持和风中学建设。 四是捐钜款给澳门镜湖医院，镜湖医院特建“黄森纪念堂”一座。 五是日寇攻陷香港后，他派出机动船，从香港秘密运送各国领事、国民党要员和各界人士80多人，经澳门转送新会三江赵其休处，再转肇庆、桂林，并在澳门保护英国驻澳门领事。 六是黄森部队驻在金斗湾，金斗湾处于中新边境，土匪利用该地的特殊环境，打船劫舍；而惯匪陈俊一般为害最大，有匪徒百余人，电扒数艘。1949年初，黄森获悉陈俊匿居嘉禾乡，指挥便衣十多名冒雨赶往缉拿，先将守望匪徒制服，再冲入寮内拘捕陈俊。翌日，黄森亲自将陈俊押解石岐，交县政府处理，成为当时中山县一则特大新闻。石岐报纸形容黄森说“黄氏年龄不过四十，身段清秀，谈吐温文尔雅状如小学教师，若非预识其人，真不知其为烜赫一时、深刻印象之‘英雄人物’也。” 另外，黄森在澳门的势力很大，赌场、跑狗场及一些大商场都是他控制的地方。他在澳门住宅守卫严密，保卫人员都带有驳壳枪一支、左轮枪一支和匕首等，其他人不易进入他的住宅。 吴康楠是中山县三乡人，担任国民党排长、连长、营长、团副、旅副、中山县警察局长等职，1948年回中山五区任乡政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为占据金斗湾一带，吴康楠千方百计设法赶走黄森。吴黄矛盾日益激化，县长孙干从中调解。1949年7月9日，吴黄两人在澳门孙公馆进行谈判，各不让步，会议不欢而散。晚上7时多，黄森派人约吴康楠往国际酒店再谈判。吴康楠应约到酒店，商谈到9时40分，尚无结果。吴康楠乘车返中央酒店，刚抵酒店升降机前，被预伏人员狙击，身中三弹，送澳门山顶医院抢救不治，翌日死亡。 吴康楠的弟弟吴康鉴当时是广东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立即向省府控告黄森。 省保安司令部派出副参谋长何群生，率领炮艇三艘，特务团第一营，配合中山县第五联防处及三洲乡自卫队，分路围攻黄森部队。由何群生率三炮艇封锁海面，第一营李营长与第五联防办事处主任陈楚镜，率兵一连，从坦洲出发，先将驻棉昌围黄森部队击退。但到了东西厂，配备犀利武器的黄森部队顽强抵抗，从下午三时激战至下午七时许，黄森部队向蜘洲撤退。一路由李斯满连长率领联防自卫队追到南屏，黄森部队撤走了。另一路由史百军连长率领向三合进发，被黄森部队迎头扫射，就化整为零撤走。 黄森自己到了澳门，其部队撤到白蕉。当时，省保安部队取消黄森部队的“广东省暂编第一纵队独立第一大队”的番号，撤销黄森的大队长职务并通缉他。 1948年冬，黄森与中共党组织联系，商谈武装起义事宜，中共中山县委指派县委委员兼七八区委书记赵明，负责与黄森商谈武装起义事宜。赵明委派与黄森关系好的陈培光负责该工作。 黄森在当时眼见国民党政府已全面崩溃，自己又受到吴康楠弟弟的威胁。他想到三条出路：一是把全部武装、家产变卖，入葡籍到澳门定居。二是把武装交给侄子黄福兴出面活动，他在幕后指挥。三是起义投靠共产党。 经过陈培光大半年细致做工作，黄森终于选择了武装起义。黄森对人说：“如果不是陈培光、陈满的推动，我是不会起义的。”原来商定起义的日期是9月，但由于保安部队的围攻，1949年8月，由副大队长李国、第一中队长黄福兴、第二中队长黄子雅率队来到斗门老区龙坛村，武装起义提前了。黄森率部队起义后，改编为泰山队。 黄森起义后，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一是在中共斗门（中山县第八区）区委领导下，与斗门武装部队紧密配合，向国民党乡政府征收军粮，迎接大军南下。 二是大大加强了武装力量，声势大振。为了加强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先后派梁其颖、赵东、梁其靖、赵荣芳到这支部队工作。当时石岐还没解放，中共斗门区委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1949年10月16日解放了斗门。当时吴均平自卫队起义，而保警两个连企图夺路逃跑，由黄福兴、黄子雅、赵东等带领部队追到南门冲口，把企图逃跑到新会梅阁的两个保警连堵截了，迫使这两个连阵前起义。 三是由于李及兰部队往海南岛逃跑，大批部队从广州压至斗门。部队主动撤出斗门，经南山转到龙西、西坑、猪仔环、小黄杨、白蕉东围等地。梁其颖带着黄森部队撤到大托，还拖着两个刚起义的保警连，任务艰巨复杂。黄杨山战斗后，斗门武装力量和黄森部队一起，挺进五桂山区。经过短暂整顿，黄森部队改编为中山县人民义勇总队（中山县国民自卫总队），黄森任总队长。 参加解放石岐后，黄森部队只休息一天，又开始紧急夜行军，追击往澳门逃窜的国民党残军，一口气追到三乡麻子墟时，敌军狗急跳墙，烧掉了麻子桥，逃窜澳门去了。 黄森部队的起义，成为中山县最早起义的队伍，影响广泛。 黄森走上投靠人民这条道路，实在不易。因他和一部分人吸鸦片烟成瘾，又过惯了散漫的生活，可他下决心逐步把鸦片烟戒掉了。他的部下遵守纪律，没拿过群众一针一线。在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能坚持下来，非常不易。 黄森身材高瘦，穿的是“莳凉”唐装衫裤，谈吐温雅，讲义气，关心他部下的生活。他曾对赵荣芳说，对他的部属管理要严，不必客气。 斗门第二次解放时，中队长黄子雅调到县上集训，赵荣芳带着第二中队调到石岐，黄森亲自送行，依依不舍向部队招手。不久，由于健康状况不佳，经县长谭桂明批准，黄森请长假前往澳门。 1967年，黄森去世，年仅53岁。 其妻潘好是斗门县龙西村人，居住澳门。妾陈咏嫦，已去世。妹妹黄莲，居住澳门。 黄森生育儿子四个，长子黄之光，为潘好所生，现居香港。次子黄之尚，三子黄之城，四子黄之贤，都是陈咏嫦所生，居住加拿大。 侄子黄福兴是黄森部队第一中队长。堂侄黄子雅是黄森部队第二中队长，澳门广东中学高中毕业，居住澳门。堂侄黄杰生居住澳门，经营旅业。[1] [1]赵荣芳：《黄森其人其事》，载“斗门区地情网＂，2012年12月20日，http://dmq.gd-info.gov.cn/books/dtree/showbook.jsp?stype=v&paths=9971&siteid=dmq&sitename=斗门区地情网。

吴势，香山县人。广东空军总司令部机械长。 吴势自小在澳门氹仔读书，少年时学习机械，成为一名经验较丰富的机械人才。 1920年，吴势在利古的澳门电灯公司工作，当时，利古向美国购得六架波音机，原来计划用于开辟澳门、香港、广州之间航线，但香港当局迟迟不发营业执照，利古只好将飞机出售。孙中山购买及获别人赠送飞机，当时，吴势和两名美籍飞行员史密斯、维纳两人及机械人员杨标、余炳扬等十多人，随机前往虎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1923年1月，陈炯明退出广州，据守惠州，伺机再起。杨仙逸急需飞机，设法将当时寄运在澳门和菲律宾两地的飞机运回。吴势与杨官宇等人扮成机械工人，参加抢运行动。 1923年3月，孙中山命杨仙逸在广州大沙头建立飞机制造厂，自制飞机。杨仙逸雇用两位美国工程师作技术指导，并运回四架詹尼式飞机及一批备用配件、器材，以詹尼式飞机为蓝图研制，吴势与杨标、余炳扬等机械人员参加制造飞机工作。 同年7月，第一架飞机研制成功。由黄光锐驾驶，宋庆龄乘搭上天，性能良好，可带50磅炸弹四枚，后座安装手提机关枪。孙中山十分高兴，以宋庆龄的英文名“乐士文”命名，并当即挥毫书写“志在冲天”四字，以资鼓励参与研制的人员。 1926年，国民革命军总部将航空局改组为航空处，调任吴势为第二飞机队机械师。由于吴势对机械技术熟练，1929年冬被调任广东航校机械科教官，重点教授内燃机发动机学、动力学、器械实习、飞机修护保养等知识。 1930年2月，中原大战爆发，吴势随同张惠长、杨官宇前往南京，后返回广州任广东空军总司令部机械长。 1932年5月，吴势随张惠长前往香港，1932年冬，他随杨官宇、刘植炎等乘轮船往福州组织航空队。1933年夏，刘植炎奉命购买教练飞机，吴势、杨国柱等与远东航空公司接洽，订购“阿牛卢”飞机二架。由吴势负责机械验收，刘植炎、杨国柱驾返福州，机身分别涂写上“怡朗号”、“宿雾号”，以纪念菲律宾怡朗、宿雾华侨捐款购机。旅菲律宾华侨李清泉任福建省政府委员、许友超任厦门市长多次乘坐这二架波音机来往福州、漳州、厦门之间。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吴势回到澳门居住了一段时间。1936年冬，应杨官宇之邀，前往南京，吴势编入中央航委会运输大队任机械长，夜以继日抢修飞机，为抗日战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吴势返回澳门氹仔，不久病故，年仅48岁。[1] [1]《航空机械长吴势》，载《中山文史》（第16辑），中山：中山政协，1989，第46-47页。

林毓桓（1921-1949）[1]军政（军事）、科学技术（航空）、社会（教育） 林毓桓，外号“大只佬”[2]，香山县黄梁都马山乡（今属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马山村）人。空军飞行教官、烈士。 父亲林善仪是旅居瓜地马拉华侨。毓桓是危地马拉籍母亲所生的混血儿，身材高大。1926年，毓桓随父回乡，在马山维新小学读书，毕业后进入陆眉老师私塾专长班，后到斗门和风中学读初中一年级，1937年转到广州圣心中学读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经常空袭广州，毓桓随家迁往澳门，1938年考入澳门总理故乡纪念中学读书；1939年初中毕业后，在澳门读完高中。当时，他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立志救国。 1941年，毓桓和同学刘永仁等人离开澳门，辗转前往广东曲江，投考空军学校被录取，转送四川省铜梁县中央航空学校受训。1943年8月，敌机轰炸重庆时，毓桓奉命随同教官驾机迎敌。由于成绩优异，1944年，他被送到美国洛杉矶深造。 1945年冬，毓桓回国后，在南京空军总司令部任战斗机飞行员。1948年，随空军部队到台湾桃园机场，任航空学校教官。 1949年4月，毓桓在带学员升空作常规练习飞行时，天气突变，能见度差，与另一架战斗机相撞，机毁人亡。林毓桓殉难时，年仅28岁。 林毓桓的二弟林毓志接到通知后，立即前往台湾，领回林毓桓的骨灰，安葬在斗门马山村山岗上。[1] 2011年11月11日11时，中山纪念中学为刚建成的一座八角凉亭举办简朴而庄重的揭牌仪式。 丹心亭楹联写着：“一片丹心昭日月，满腔碧血荐轩辕”，字里行间记录著炮火纷飞的抗战时期，以抗日救国为己任的纪中（纪念中学）人，投笔从戎、奋力御敌的英勇故事，其中光荣殉国者有黄木芬、杨日韶、杨日暲、梁孝刚、陈寿彭（建中）、林毓桓、郑诚之、赖冠威、唐涤棼、李刚、陈衡葆、董淑英等13位师生。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郭昉凌为丹心亭撰写碑记，纪中十三英烈，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故事。纪中校长贺优琳表示，将把丹心亭建设为纪中爱国主义教育和校史教育的基地。[2] [1]《空军飞行教官林毓桓》，载《中山文史》（第16辑），中山：中山政协，1989，第139-141页。 [2]苏小红、缪晓剑等：《丹心昭日月碧血荐轩辕纪中校友捐建丹心亭纪念抗战牺牲英烈》，载《中山日报》，2011年11月12日。

叶挺，原名叶洵，字希夷，祖籍广东省兴宁市合水镇，生于广东省惠阳县秋长镇周田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 兄弟姐妹十个，生活十分清苦。叶自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在村里跟腾云私塾先生学习时，开始接受民族主义思想的教育。他16岁时，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第七期，后进入湖北陆军第二学校学习。1916年，因成绩优异，他被保送入当时中国最高的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从此踏上了职业军人的生涯。当时，他非常喜欢阅读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 1917年冬，叶参加由孙中山在福建漳州组建的援闽粤军，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 1921年，叶被任命为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东军阀陈炯明命令部队围攻总统府，发动叛乱，孙中山因事先得到情报得以秘密离开，但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却被叛军包围在广州粤秀楼。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宋庆龄从叛军的重围中脱险，登上“永丰”号舰与孙中山会合。宋庆龄因惊吓不幸流产，但叶的英勇和忠诚，却赢得孙中山和宋庆龄的赞赏和感激。 1924年，在孙中山的推荐下，叶作为第一个国民党党员，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进修，翌年春天，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深造。他很快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0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因要参与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回到广东。期间，他认识了广东省立执信女子中学高材生、17岁少女李秀文。 李秀文生于1907年，比叶小11岁，祖籍广东东莞，定居澳门。其父李少村是一位开明绅士，贤达爱国，家境较富裕，在父亲和时代的影响下，开朗大方的李秀文非常关心时事，经常阅读一些进步文章。 叶有一位同事住在李家对面，他每次到同事家的时候，碰到李秀文的弟弟在街上玩。叶很喜欢小孩，常跟李秀文的弟弟玩，一来二往，认识了李秀文。谈婚论嫁时，李家说，你是一个穷光蛋，还没当上团长，不可能娶到我的女儿。你当团长以后，就可以跟我的女儿结婚了。 1926年2月，叶和李秀文在广东肇庆一栋临湖的别墅里举行婚礼，证婚人是当时高要县长，男方主婚人是叶的堂兄，女方主婚人是李少村，司仪由独立团团部一位副官担任，婚礼十分简单，连乐队也没有请，参加人员只有双方的亲朋好友，宴会也很简单，甚至还不如其他部队一个连长的婚礼。 此时的叶已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武装力量，骨干成员多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阅江楼就是当年独立团团部所在地。 1926年5月1日，叶新婚还不满三个月，他率领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从肇庆经韶关挺进湖南，揭开北伐战争的序幕。北伐战争中，叶的独立团在武汉周边的汀泗桥、贺胜桥击溃了吴佩孚主力，为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立下了头功。 独立团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受到百姓们的爱戴和赞扬，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的称号。叶被誉为“北伐名将”，并被国民政府破格从团长提升为少将。 1927年8月1日，叶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同年12月11日，他作为军事总指挥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因敌强我弱，“广州起义”失败。因此，叶受到李立三、王明等人片面指责和处分，他十分委屈和压抑，国民党大肆搜捕，使他不得不避走香港。 后来，叶辗转逃到澳门，与妻子李秀文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见面。 “南昌起义”失败后，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叶来到澳门探亲隐蔽。在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他生活了九年多，当时一家人住在楼上的三个房间里，岳父、岳母住在楼下。当年孩子们出生后一满月，李秀文就把他们交给母亲和奶妈抚养，孩子长大后会被送到离家只有几十米远的幼稚园或小学里去上学。澳门的安宁生活，却无法平复“广州起义”之后叶内心的苦闷和彷徨，共产国际的投诉无门和国民党的通缉令，使他内外交困。 1928年秋，叶负气出走德国，前往向往已久的马克思故乡。他和妻子李秀文带着不满一岁的儿子辗转于柏林、维也纳、巴黎之间，曾经叱吒风云的将军只能靠开饭馆，卖豆芽、豆腐为生。在艰辛的岁月里，宋庆龄等人接济使叶一次次渡过了难关。远离祖国和党组织的郁闷，却时时困扰著一心报国的叶，在德国几年里，他潜心攻读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领域的大量著作，期待将来能有机会报效祖国。 1931年，日寇占领东三省的消息，令叶悲愤不已，他再也按捺不住对苦难祖国的思念之情，1932年离开欧洲，举家回到澳门。 叶回到澳门后，因没有稳定的工作，一家人生活仍十分清贫，主要靠岳父李少村和一些以前在共产党、国民党里结识的老朋友接济度日，有时甚至要借债度日。但与异国的流亡生活相比，澳门有着更多的亲情和宁静，家里先后有六个孩子出生，尽管日子拮据，但这段日子成为叶坎坷人生中最安定的日子。 叶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看图识字，带他们去钓鱼；通过言传身教，要求孩子要好学上进，不要怕吃苦；谁不爱学习，谁耍娇气，都会受到批评，但他从来不板面孔训斥人。从德国回来时，爱好摄影的他买了一架莱卡相机。空闲时，他带着孩子们外出游玩，给他们照相，带他们去游泳。 叶失去与共产党的联系，只得暂居澳门，等待机遇，他常常阅读、研究那套在德国省吃俭用买回来的德文百科全书。期间，陈诚、陈济棠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得知他回到澳门，纷纷以同窗或老友的身份联系他，邀他前去“协力共事”，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叶明白，他们不是拥蒋剿共，就是武装割据，一概予以回绝。 1935年中秋节前几天，中共中央特派员潘汉年在香港弥敦酒店约见了叶，叶惊喜地看到北伐时的老战友、广东同乡柯麟。从此，叶一家人和柯麟结下了不解之缘。[1] 潘汉年告诉叶说，中共将从推翻国民党统治转变为联合国民党抗日，从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他诚挚地希望叶能够运用他在国民党军队将领中的影响力，促进团结抗日的目标早日实现。同时，他希望叶在反蒋的两广等地方实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们能够同意联蒋抗日。 叶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张，并愉快地接受潘汉年的建议。之后，叶心情舒畅，情绪很高，遇到熟人高兴地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指中共）联系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按照潘汉年传达的团结抗日的政策精神，叶访问了国民党部队中的老朋友，还向李济深等反蒋人士转达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初，叶在澳门，表示拥护党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愿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在这次见面以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地下党员柯麟举家迁往澳门，并在澳门板樟堂街开设诊所，负责与叶联络及照顾其家人。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城东华清池，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发动兵谏。经过周恩来斡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漫长的十年内战，在国家最危亡之际结束了。 1937年春节过后，叶听从张云逸的建议，举家从澳门迁往上海，在上海静安寺路租一幢小楼住了下来。期间，他频繁与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的将领交往，不断了解抗日的战况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当天，周恩来等人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潘汉年告诉他，叶现在上海，周恩来请潘汉年安排与叶见了面，商讨建立“新四军”。10月下旬，叶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诚欢迎和亲自接待。毛泽东高度评价叶将军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功绩，热烈欢迎他与我党合作共同抗日。 叶在会上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3] 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协商，193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新四军，任命叶为军长。1938年初，叶前往广东、香港等地为刚成立的新四军筹集经费。[1]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办公。2月11日凌晨，叶军长一行到达南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省红军游击队，在大江南北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像一把把钢刀插在敌人的胸膛，与日、伪军展开殊死的搏斗。叶为创建新四军所作的贡献，永远载入了史册。[3] 在汉口，许多外国记者采访了叶。著名美国记者斯诺的笔下描述了当时的他“他读过不少书，对中国的政治问题特别有研究，他之所以成为一个著名的革命军人，与其说是因为有军事的天才或卓越的勇气，毋宁说是因为他有了丰富的政治知识。” 同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不久，叶奔赴皖南前线，终于走上他盼望已久的抗日第一线。1941年1月，正在转移的新四军部队突然遭到国民党重兵袭击。1月14日，为了保全一大批高级干部和部队，叶下山与国民党谈判，被非法扣押。 叶被俘后，在五年多时间里，先后被监禁在江西上饶、广西桂林、四川重庆、湖北恩施等地。李秀文经过多方奔走说情，带着女儿叶扬眉，找到了叶。不久，李秀文的母亲和其他孩子与他们在桂林相聚。为了解决一家17口人的生活，叶在软禁的日子里，带着家人养猪、养鸡，糊口度日。后来，他被单独押解到恩施，为减轻妻子的负担，叶又向国民党请求，把儿子叶正明、叶华明和女儿叶扬眉带到自己的身边。 1944年春，被迫与叶分开的李秀文，把三个孩子交给丈夫后，带着一家老少13口人，在桂林开始了逃难生活，他们靠变卖衣物买一些地瓜干充饥，后来，在李济深的帮助下，全家人好不容易回到广州安顿下来。 1945年9月，国民党秘密地把叶从恩施押往重庆，为了不让孩子们住进监狱，并把自己被囚禁在重庆的消息传递给周恩来，叶决定寻找机会让孩子们逃跑，让机灵的叶扬眉带着哥哥们去找周恩来。 那天晚上十点多，叶和孩子住在一个小旅馆楼上，特务住楼下。 叶说，明天他们要把我送到监狱去，你们不可能跟着我坐监狱啊，所以你们明天去找周伯伯，就是周恩来同志。第二天早上只有一个特务在监视，觉得时机成熟，他就让孩子们出发。孩子们一出门，就碰到另一个特务回来，问他们干甚么去，叶正明说给父亲买烟去。之后，特务就跟着他们。孩子们坐了两辆黄包车，让车夫在下坡的时候钻进了一个小胡同，甩掉了特务，找到曾家岩街52号，问看门口的人周伯伯是不是住在这里？之后孩子们在外面等著，过来好几个特务赶孩子们走，孩子们也不说话，就蹲在地上。过了两三分钟，有人出来让他们进去了。 叶被关押在重庆期间，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多次威逼利诱，并以“六面碰壁居士”的名字，写下了人们所熟悉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著，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望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经过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复交涉，被囚禁了五年两个月的叶将军终于获得自由。他出狱后仅十小时，马上向中共中央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电报发出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细心的周恩来特意安排叶扬眉和李秀文分别从延安和广州赶到重庆，迎接叶出狱。在叶初步休养后，准备前往延安再次投入革命斗争的时候，4月8日，叶夫妇和女儿叶扬眉、幼子阿九，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同志在从重庆前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一同在山西境内遇难。当时，叶挺年仅50岁，妻子李秀文只有39岁。 澳门是叶挺的第二故乡。现存澳门“叶挺故居”在贾伯乐提督街76号。叶家人离开澳门后，交给何贤先生托管，后交给澳门青年组织使用，成为澳门妇联第二托儿所。[1] 2006年8月13日上午10时，为隆重纪念叶挺将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为“叶挺故居”进行挂牌仪式，行政长官何厚铧为“叶挺故居”牌匾揭幕。该牌匾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亲笔题写。[4] [1]《叶挺：北伐名将澳门避难》，载“网易新闻＂网，2010年2月11日，http://history.news.163.com/09/1209/16/5Q3U9SAI000140IU_2.html。 [2]苏荷：《中外名人纪念日演说精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第288页。 [3]牟音：《感动中国的抗日战争故事青少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第56-57页。 [4]《一代名将叶挺澳门故居挂牌》，载“中新网＂，2007年8月16日，http://www.cnr.cn/2004news/internal/200608/t20060813_504268558.html。

任鹤年，字介眉，又名维垣，生于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高家坊跳石坡一个书香门第。同盟会会员、中将。 父亲任东林为邑庠生。任鹤年幼年受业于任汉泉门下，后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投身国民革命。他与同乡早期“同盟会”会员陈嘉佑交情甚笃。辛亥革命前，任鹤年在香山前山（今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担任清政府新军营营长，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秘密加入同盟会。[1]1906年，受孙中山委派，他随同盟会会员胡万州，在香港组建中国同盟会香港支部，点燃香港革命的火种。[2]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11月5日，任鹤年率领新军在前山起义，被推举为司令，促进石岐的光复。8日，他率队进军广州，驻扎广州西关一带，成为最早进入广州的一支义军。12月，该队伍改编为北伐军，他担任旅长，随姚雨平北伐。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鹤年和姚雨平率部海运南京，捍卫中央政府。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任鹤年领导的护国军活动于香山等地；10月被桂系军阀陆荣廷解散。任鹤年追随孙中山奔走于上海、广东等地，参加讨袁护法和东征、北伐。在粤期间，任鹤年参与大元帅府、非常大总统府的军事机宜。在与粤桂军阀斗争中，他为孙中山出谋划策。孙中山给任鹤年的亲笔信中有“粤为西南根本重地，关系匪轻，多劳擘画，实深欣慰”、“大局前途亦系之矣！”足见倚重之深。 1923年7月19日，孙中山以大元帅身份，在当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令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发给任鹤年医药费500元。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任鹤年获授中将军衔。[3]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拒任蒋政府军政实职。1933年，蔡廷锴、蒋光鼐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抗日，任鹤年欣然参与。1934年初，从长沙经汉口赴上海途中，他猝死于汉口，年仅47岁。 任鹤年去世后，何应钦派专车将他的灵柩从武昌送回高家坊安葬，并赠银洋1000元治丧。蒋介石、宋庆龄、何香凝、周恩来、何应钦、仇鼇等题词吊唁。 任鹤年之子任锡陵现80多岁，珍藏的孙中山致任鹤年的一封亲笔信，了解到孙中山对任鹤年的评价。这封信为孙中山亲笔所写，十分珍贵。曾有人上门以70万元的高价收购信函，被任锡陵拒绝。任锡陵把孙中山信函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好，锁在保险柜里，视为传家之宝。他最大的心愿是将父亲在湖南老家的陵墓修缮一新。[2] [1]汩罗市志编纂委员会：《汩罗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第606页。 [2]《孙中山致爱将任鹤年亲笔信函曝光》，载“中国网络电视台＂网，2012年1月3日，http://news.cntv.cn/20110919/114856.shtml。 [3]岳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岳阳市志》（12人物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67页。

屈仁则，原名屈增荣，字德裕，绰号“佛爷”，香山县榄都（今属中山市小榄镇）屈家庄人。民国将领、国民党澳门支部部长。 仁则自幼丧父，前往香港当佣工；后来参军，在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抗战前在中山任守备队小队长，与袁带成为死党。抗战期间，仁则担任中顺两县敌后别动队副司令、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简称“挺三”）副司令，兼第五支队队长。[1]他仪表温文，智深勇沉，尽管“大天二”粗野蛮横，都能调解“大天二”之间矛盾，并在当时混乱的社会中建立一定的威信，袁带倚之为左右手。仁则带领“挺三”驻五桂山和高沙等人民抗日根据地，1945年兼任“挺三”集训队总队长[1]，“挺三”下分12个支队，中山占七个，顺德占五个。[2] 1945年9月，日本投降不久，国民党派仁则前往澳门建立澳门支部，并出任部长。[3] 10月初，张发奎令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山县长张惠长及驻军一五九师师长刘绍武策动澳门及中山各界提出收回澳门的口号，进行反澳葡政府的活动。张惠长在各种集会及宴会上都为收回澳门大造舆论。他说：“澳门原本是中山县的地方，是中山县的一部分。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全国国土都已光复，澳门也不能再让帝国主义的葡萄牙继续占领下去。我们中国人应该收复澳门，中山县人民更要收复澳门。” 中山县临时参议会、中山县商会等表示“热烈支持”。接着，以仁则为首的国民党澳门支部又在澳门境内发动集会、游行，反对葡萄牙继续统治澳门。中山各界为支援澳门同胞要求，组织代表团、请愿团等赴澳门，与澳门同胞联合行动。 这些活动引起澳葡当局的恐慌。为了扑灭抗议声浪，澳葡当局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关闭了前山一带边境的出入口，限制内地人民进入澳门，禁止澳门居民集会宣传，严厉取缔澳门居民的反葡活动。[4]不久之后，国民党港澳工作委员会从香港调派黄今驹接任，再由李炳石继任，国民党澳门支部的地位每况愈下。[3] 1946年后，仁则担任中山县地方武装统率部主任、中山县参议会副议长、国大代表等职。1949年，解放前夕，仁则前往香港。1966年，仁则在香港病逝，终年69岁。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189-190页。 [2]何仰镐：《日寇、大天二在小榄》，载《中山文史》（第62辑），中山：中山政协，2009，第210-223页。 [3]《澳门第一家族——“澳门王”何贤》，载《大地》，2000年第98期。 [4]左双文：《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收回澳门的谋划与流产》，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41-63页。 [5]《屈仁则1946年作行书镜心》，载“卓克艺术网＂，2012年12月20日，http://auction.zhuokearts.com:1981/artsview.aspx?id=26773515。

蔡志昌，香山县隆都永厚环乡（今属中山市沙溪镇永厚环村）人，生于澳门。[1]飞行员、烈士。 少年时代，蔡志昌在广州南武中学读书，1932年6月考入广东航校第六期甲班学习，1933年4月1日毕业，担任广东空军飞行员；后被派往杭州中央空军深造，之后回到广东空军第二中队任飞行员，驻守广州天河机场。 “一‧二八”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陈济棠为了独霸西南，依靠陆军和有一百多架飞机的空军，发动反蒋内战，形势十分紧张。[2] 当时，陈济棠的航空队飞行员陈振兴，擅长游泳，曾获全国百米自由泳冠军，被当时任粤空军总司令的张惠长赏识，收为谊子，送他入广东航校第六期学习，毕业后往来于省港京沪之间。当时，粤海军总司令陈策也酷爱游泳，兼任广东体校校长。张惠长与陈策常有来往，因此认识了陈振兴。陈策和陈振兴经常在珠江畔、东湖边游泳，志趣相同。陈振兴对陈策很尊重，称他为大叔。陈策利用与陈振兴的叔侄关系及平时建立的感情，做通了陈振兴的工作后，又带陈振兴与郑介民秘密磋商。郑介民以12万港币将陈振兴收买，并由陈振兴居间拉线，策反陈济棠的其他空军官兵。 按陈策、郑介民的吩咐，陈振兴陆续收买广东空军人员，并掌握陈济棠空军20多部电台的密码规律。空军少尉飞行员黄志刚与陈振兴是同期同学，感情很好。黄志刚在陈济棠的空军里，感到前途无望，对陈济棠不满，正要另谋出路。经陈振兴搭线，并以上海娥娜舞厅红舞女黄佩贞以色相引诱黄志刚上钓，由黄志刚串连驻天河机场的第二中队飞行员黄居俗、蔡志昌等与之密商反叛。6月16日，蔡志昌等人驾机北飞投靠蒋介石，这在空军内部引起很大震动，推动黄光锐于1936年7月18日，率领六个中队72架飞机北飞南京中央政府，平息内战，一致抗日。[3] 1937年8月14-15日，蔡志昌参加句容会战，他驾驶飞机，英勇作战，冲入敌阵，击落敌机一架，受到敌机群的追击，被迫降落南京郊区。事后，蔡志昌受到南京政府的嘉奖。 日本侵略者于“八一四”空战受到重创后，不甘失败，8月26日，9月19日、22日、27日再次派机袭击南京。 同年10月16日，八架敌机袭击南京，蔡志昌等立即驾机迎战，在南京市郊警戒外与敌机相遇，不久发生激战。蔡志昌击落敌机一架，但寡不敌众，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蔡志昌殉国时，年仅24岁。 事后，蔡志昌的遗体运回广州，由汉中空军总站、广东省政府，负责安葬在广州东郊云鹤岭粤空军坟场。 蔡志昌结婚仅一年六个月，生育一女，妻子居住澳门。[2] [1].《蔡志昌》，载“沙溪旅游文化网＂，2012年11月30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_detail.aspx?personId=185。 [2].《空军烈士蔡志昌》，载《中山文史》（第16辑），中山：中山政协，1989，第113页。 [3].欧大雄：《独脚将军陈策传》，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第312页。

苏翰彦，乳名佬弟，字觉民，号汉焱，生于广东北海（今北海市）。民盟澳门分部创始人之一、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苏干远弟弟。 青少年时代，翰彦开始参加进步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联合北海各界进步力量，推动成立抗敌后援会，担任该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仇（日）货登记处主任、纠察队总队长，参加抵制日货运动。 1936年夏，翰彦入读广东国民大学中文系，在校撰稿《中国诗坛》；1937年“七七”事变后，休学后回到北海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8年初，翰彦随张炎将军在广东高州一带筹建抗日根据地；1941-1946年，跟随中国国民党一八七师师长张光琼，转战曲江一带，利用这一优势，保护和营救许多中共党员。 1947年春，孙干任国民政府中山县长，邀请翰彦担任县政府科长。他利用职务便利，保护一大批革命工作者，铲除全县的鸦片烟苗，重建孤儿院，为老百姓办不少好事。 1948年春，经彭中英、叶春介绍，翰彦在澳门加入张澜、沈钧儒等进步人士创建的中国民主同盟，协助彭中英筹建民盟澳门分部，并在石岐建立民盟分部，成为创始人之一。 同年冬，中山县发展盟员80多人，翰彦担任民盟中山分部主任委员，秘密创办中山民盟内部进步刊物《群声》，援助五桂山抗日游击队，自己带头并发动一些公司为五桂山游击队捐献财物，利用职务便利秘密取出国民身份证5000张，为五桂山游击队和盟员在敌伪管区活动提供方便。 他利用与孙干的关系和职务之便，成功营救中共党员苏金荣、苏恒辉等人；提前通知中共党员张光转移，避过搜捕；为提防敌人大屠杀，通过在法院工作的盟员梁健释放政治犯20多人。通过在国民党机关工作的盟员搜集国民党军队情况，及时送交珠江区中共党组织及五桂山游击队。 1949年8月，翰彦将获得国民党广州军政机关准备撤向海南岛及把大批武器、弹药销毁与投入黄埔港等重要情报，通过盟员，将信息辗转香港送交香港民盟组织及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配合中共中山县委书记黄旭，与兄长苏干远一起策动国民党六二军、中山“保安团”第三营、中山保安团第一营第二连和1946年后任中山县地方武装统率部主任屈仁则起义；和平接收中山二区联防大队，协助贫农团开展抗征兵、抗征粮、抗征税斗争。 翰彦在中山开办夜校，对妇女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应南路解放区要求，他动员盟员李一波、赖恒、邝力军等秘密回南路游击区根据地参加革命活动；动员部分学生参军，编入粤赣湘边纵队中山独立团第四营，直至中山解放。 在中共党组织支援下，翰彦组织策应和平接管中山石岐小组，由中山民盟推举郑彼岸、郑道实出面主持，秘密印发各种宣传资料，以中山革命人民名义，发出告父老兄弟书，号召师生护校、工人护厂、机关职员保护档案，号召各界民众共同遵守社会秩序，维持治安，迎接解放。 1949年10月30日中山解放后，翰彦被聘为中山县军事管制委员会顾问，奉派接管私立大公中学并任校长。他团结原校教职员，从澳门等地调进知名的高中生物科教师孙锡昆等一批有教学经验教师，充实学校师资力量，提高教育教学品质。 后来，翰彦调往广州工作。1954年后，翰彦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他认真做好统战工作，协助落实知识份子政策，吸收中山大学知名教授商承祚、王起、楼栖、吴宏聪和粤剧界知名演员文觉非、罗家宝等加入民盟。[1] 民盟中山市委会1950年召开第一次盟员大会。1966年，“文革”开始，民盟组织停止活动，1979年恢复，翰彦担任中山市民盟第一任主任委员。[2]翰彦因心脏病和青光眼病日加严重，1984年离休。 2003年10月20日，翰彦在广州去世，终年88岁。[1] 2006年12月19日下午，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广东省委主委韩大建，民盟广东省委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李竟先出席在广州市广东大厦举行的“《落红护花》首发式暨纪念苏翰彦诞辰93周年座谈会”。 《落红护花》是民盟中央主办的群言出版社编辑的《民盟历史人物丛书》系列中的一本，在全国公开发行。《落红护花》的主人公苏翰彦是中山民盟组织的创始人。作者谢炎是民盟省委机关离休老干部，以平实、沉细的笔触，翔实地讲述了苏翰彦一生起伏沉浮、风波跌宕的生命行迹。 韩大建主委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她说：“苏翰彦同志是我们民盟的骄傲和楷模。他作为旧时代的知识份子，向往光明、投身革命、积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历经坎坷矢志不渝，直至晚年依旧坦荡磊落。今天我们缅怀和纪念苏翰彦，就是要学习他为国为民的优秀人格，最终落脚点就是推动我们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自身建设工作继续向前发展，建设一个合格的参政党，为广东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群言出版社》社长范芳、政协北海市委、中山市政府、民盟中山市委、苏翰彦家属及其生前亲朋好友共五百余人参加座谈会。[3]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268-269页。 [2]《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颁布15周年积极推进多党合作事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载《中山日报》，第3639期，B3版，2004年12月23日。 [3]《〈落红护花〉首发式暨纪念苏翰彦诞辰93周年座谈会在广东大厦举行　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广东省委主委韩大建出席座谈会》，载“民盟广东省委＂网，2008年7月18日，http://www.gdmm.org.cn/Article/class2/class18/200612/239.html。

范洁朋，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早期同盟会会员、澳门富商、慈善家。 洁朋参与讨伐龙济光与陈炯明之役，担任广东省长公署和滇军总司令部咨议。1922年后从事工商实业，定居澳门。他所办企业分布粤港澳三地，最大型的有亚通织造厂和澳门置业公司。[1] 1892年，澳门镜湖医院董事会根据富商曹有等人提议和捐赠，分别在澳门各区的连胜街、卖草地、新埗头、水坑尾、新桥等处，分别设立五所义塾，统称“镜湖义塾”，成为澳门第一所免费学校；1912年起，改为七年学制，更名为“镜湖小学”；1924年在下环街区开设镜湖小学分校；1948年与澳门平民免费小学合并，改称“镜湖平民联合小学”；曹子基、何宾岩、洁朋、徐伟卿等人历任该校校长，都由镜湖医院董事推选。[2] 洁朋是澳门赌界的前辈，嗜好赛马，成为澳门临时马会的会董、马主。当时，马主一般并不拥有马，马是葡籍骑兵的军马，临赛前充当赛马，由社会名流投买，就成为马匹的临时主人。洁朋每逢赛马都要做一回马主，又热衷马会慈善，1915年广东大水灾，港澳华人同胞在澳门黑沙环临时马场举行马会义赛、粤剧义演等活动，他十多天没做生意，捐了不少义款。 1930年，商人卢九联合洁朋、何土等人组成“豪兴公司”，在广东银行行长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银行创办人李声炬的支持下，投得澳门赌场的经营权。由于没有其他赌场竞争，豪兴生意不错，为吸引更多香港人来澳门赌钱，赌场内水果、食物、香烟等全部免费奉上。 1933年，豪兴斥资购入奥地利一艘驱逐舰，改装成客轮行驶港澳之间，航程时间缩短为2.5小时，船只行走较稳定。这使前往澳门的港客逐渐增多。澳门的专营赌博业从此走上正轨。 1930年的一天，洁朋提出建议，上海赌博非常兴旺，赌式多，赌徒众，有不少南方没有的花样。如引进过来，就会吸引更多的香港人来澳门赌钱。 卢九否定了洁朋的建议，洁朋觉得卢九思想十分守旧，他跟卢九谈过几次，卢九就是不同意做上海人的“跟屁虫”。他不理卢九的想法，以个人的身份前往上海。 上海赌场使洁朋大开眼界，赌场规模远大于澳门，很多西洋赌式。上海赛马场有三个，赛狗场也有三个。澳门不是搞赛马的地方，香港赛马存在一天，澳门黑沙环跑马场只能做配角。 洁朋认为澳门可以开办赛狗博彩，一是香港没有，二是无需占用大块土地。上海第一个跑狗场叫明园，1928年英商麦边创办，成为上海热门赛事。赛事在每周三、六、日三晚举行，分平地赛和跳栏赛；彩票有“独赢”、“位置”、“摇珠彩票”三种，公司每晚从门票、彩票抽取的佣金，收入七八千元。 同年7月底，英国绅士伊文思创立申园赛狗场。申园是明园的翻版，只是时间错开，每周一、四晚上开赛。开赛前请来英租界的苏格兰军乐队演奏助兴。申园的赛狗较明园少，收入稍逊。同年12月底，逸园赛狗场开办。赛场看台非常气派豪华，附设跳舞厅、酒吧间、餐厅及摔跤、拳击台。发起人有上海万国储金会董事长司比门、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司比门任逸园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按照三个“狗园”的协议，逸园赛事定在周二、五的晚上，周日下午逸园增设特别赛。 逸园的出现，使明园、申园每况愈下。1931年初秋，洁朋上明园、申园观摩，发现看台上稀稀落落。他与公司头面人士接触，他们说逸园洋经理拉上上海滩的大流氓做后盾，为所欲为，破坏行规，唆使“小瘪三”进场捣乱。这样下去，只有关闭。 范洁朋马上回到澳门，先跟卢九商量。卢九说，你去上海挂帅办赛狗，我坐阵豪兴；你在豪兴的股份不动，赛狗会若筹资有困难，我参一股。 卢九的爽快和豁达，令洁朋觉得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马上求见澳葡府的要员，立即得到包括阿尔‧巴尔博托总督在内等要员的支持，以优惠的价格批出望厦山以西的新填海地。洁朋占的股权较大，卢九居次，另外还有数个赌商参股。按明园的规模作预算，估计需要50万元。工程分几期进行，股东届时按股份注资。洁朋安排下属暂建简易跑狗场，两次赴宴上海。 洁朋买来一批澳洲“格力”狗388只，按广东人习惯，图个好意头。他担任“澳门赛狗会”主席兼经理，狗会董包括股东、澳门政要和社会名流。正好有一支美国女子乐队来远东的军事基地劳军，洁朋通过关系，请她们来澳门旅游观光。 1932年元旦过后，澳门首届赛狗会开幕，场地虽简陋，但场面隆重。开幕之前，24位美国漂亮女郎身着礼服在澳门街上吹吹打打，弄得街知巷闻。开幕式邀请到澳督等政要，卢九和社会名流分别坐在澳督两侧的贵宾包厢，洁朋忙得不可开交。但之后的赛事，一场比一场冷清。澳门人口太少，赛狗本来就不是葡萄牙人的传统娱乐节目，而广东华人也不喜欢这种洋玩意，只热衷于中式赌博。洁朋为求收支平衡，把门票定为一元，一元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小厮半个月的薪水，对一般收入的葡人来说，也是高消费。昂贵的票价弄得赛狗会无人问津。洁朋期望二期工程完工后，扭转颓势，结果只是有所改观，赛狗会仍然亏损厉害。 当洁朋邀请股东董事讨论三期工程时，卢九建议他趁早结束赛狗生意，1933年，澳门赛狗会停办。洁朋把赛狗会卖给英商嘉道理家族，之后赛狗会几次易手，1938年销声匿迹。 1935年，豪兴出现了危机。霍芝庭和傅老榕等在深圳另立门户，开设了一间赌场，由于交通较澳门方便，省港两地赌客纷纷涌向深圳，澳门赌场生意门庭冷落，开始亏本，走下坡路。1937年，“豪兴”的本钱亏尽。[3] 1931年11月27日，洁朋和李际唐、高可宁、毕侣俭等发起成立的“澳门筹赈兵灾慈善会”，成为澳门最早成立的有影响的救亡赈难团体。慈善会成立后，召集澳门各个行业，如疋头行、理发行、番摊行、鲜鱼行、火柴厂、戏院等商讨向国内抗日将士捐输事宜。[4]洁朋被选为主席，带头捐出六千余元，募集了十万元，为抗日救国作出重要的贡献。 1936年，国大选举，洁朋被选为澳门华侨区监督，成为澳门华人领袖。在香港担任出口炮竹商会主席、香港华商总会值理。对社会慈善、公益、教育事业多有支持襄助。洁朋担任澳门商会主席、镜湖医院主席、同善堂值理、镜湖学校校长、望德女中校董、圣罗撒女中校董等职。 范洁朋后来的情况不详。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页。 [3].《〈赌城往事之澳门风云〉：赌王纷争》，载“当当网＂，2013年9月12日，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47751?ref=read-3-C&book_id=3658。 [4].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页。

杨宗玄，又名杨文达，原籍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生于澳门。杨匏安长子、杨宗锐兄长。[1] 1923年初，宗玄六岁，见到父亲的朋友梁桂华在草坪上打功夫，就拜他为师，学了几套拳术。当时，他在上海大石街女师附小读幼乙班，直到五年级。他在学校受女生的气，受人欺侮。学了拳术后，他就把同学打倒了。被打的同学向他的祖母告状，宗玄挨了祖母的打骂，瞠不准他再学打拳。1927年，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宗玄随家人逃到澳门。[2] 1931年，父亲杨匏安牺牲后，宗玄跟随祖母、母亲从上海辗转回到广州，他先后在东莞、香港等地打工。 抗战时期，宗玄加入国民党军队，奔赴抗日战场。他在国民党军队中负责军需工作，为解放区运送大批通讯器材等物资。 20世纪40年代初，宗玄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在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党组织派他去与国民党军队有联系的“朝鲜义勇军”中工作。 解放前夕，宗玄随国民党军队前往台湾。“文革”期间，他在台湾的身份被暴露，他冒着生命危险，只身逃到香港，先当计程车司机，后做楼宇管理员。 1978年，三弟杨宗政从云南调回广州工作后，与宗玄取得联系，失散多年的兄弟终于重逢。 1994年7月，宗玄因心脏在香港病逝，终年77岁。[1] 二弟杨宗锐，先在延安“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读书，后在马列学院学习，先调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工作，后任厂部秘书。之后被委派到军委三局通信工程学校学习无线电机电工程，毕业后留在三局技术试验厂任技术员。在保卫延安战斗中，与同志们一起出色地完成中央机关通讯设备的安装和维护任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解放后，到航太工业部第二研究院担任技术管理工作。1976年10月完成《无线电、电工计量与石英晶体研制任务十年规划》。同时，他重视计量技术研究工作和计量标准建立工作，相继建成航太、国防一级计量标准和国家计量标准，为航太产品、武器装备的研制等起到计量的保证作用，为我国、我军通信电台、广播电台的建立和通信器材的制造和维修作出重要的贡献。 三弟杨宗政，又名杨志，1926年生于广州；在周恩来、邓颖超关怀下，前往延安自然学院学习，参加四平保卫战，担任武工队队长、熊岳县长；长期从事林业工作，1978年调任广东省林业厅副厅长；1989年在广州去世。[3] 妹妹杨绛辉，1938年与王裕寿及庶母关秀英组成“革命家庭”，掩护地下党组织电台联络工作。[4] [1]珠海政协：《珠海文史》（第12期），珠海：珠海政协，2001，第91页。 [2]李坚：《杨匏安史料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388页。 [3]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4]珠海政协：《珠海文史》（第12期），珠海：珠海政协，2001，第92-93页。

英国海军上校、业余画家。具有艺术天分，擅长铅笔素描和速写，笔法细致，线条精确。1822-1824年随军舰到印度和中国。1824年在澳门写生，题为《北眺澳门南湾景色》和《南眺澳门南湾景色》的素描是他的代表作，从不同角度完整地记录了鸦片战争前南湾的面貌和澳门城市规模。《南眺澳门南湾景色》画面的右侧，还描绘了中国税馆和高耸的旗杆，对研究澳门历史和南湾的建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林耀，原籍鹤山址山昆华（今属鹤山市址山镇昆华管理区），生于澳门。飞行教官、烈士。 林在香港华人书院读书，1935年春回到广州。为抗日救国，他毅然放弃出洋留学的机会，考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七期乙班学习，后被送往燕塘陆军学校训练，同年冬返校接受空军正规化教育。 1936年，林随广东空军北飞。同年夏，进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七期继续深造。[1] 1938年3月，林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驱逐机队服役。1939年5月3日，日本空军45架轰炸机向重庆进犯，林驾机升空拦截，一举击毁两架日机。他的座机也被敌机击中，左手臂受伤，他被迫跳伞落在重庆铜锣峡亚细亚站旁的山峰，幸被抢救生还。林伤愈后，不适宜继续担负空战任务，被调往航校任飞行教官。 1941年6月，日空军对重庆等重要城市狂轰滥炸，林义愤填膺，坚决要求归队杀敌，后被批准，担任第26队副队长。 1944年春，日寇从汉口南侵，林奉命调往湖南地区协同陆军作战，在长沙上空击落敌机一架，被提升为第17队队长。 同年6月26日，林率机在湘江执行歼击日本军船队任务，击毁击伤日军船多艘。他的座机被日军护航火力击中尾部，在返航途中遭遇暴雨，由于机尾损毁导致操作失灵，飞机撞山坠毁。林耀壮烈殉国，年仅33岁。 1988年6月22日，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林耀为革命烈士。[2] 广东航空学校第七期乙班共招生100人，1938年3月毕业，林耀与王刚夏、丘贵祥、朱若彭、李肇新、吴达波、范斡卿、翁克杰、梁会生、麦谷登、陈学坚、张培生、张森义、黄才贵、黄龙金、刘俊、刘怀智、潘国煌、蓝锡芳、戴邦模、谭达光、周仕镛、徐飞、萧国英、朱焕堂、陈学策、叶鹏飞、刘怒涛、冯俊忠、陈世堉、何世堉、卜镇海、叶思强、刘汉桓、黄栋权、彭均、司徒坚、蔡仕伟、陈家灼、陈桂民、李衍洛、李家浚、杜兆华、余拔峰、李宝诚、欧阳富、郑乃汉、刘润田、余子刚、夏田、钟前舟、陈日操、陈世雄、温炎、张鸿藻、陈梦鲲等同期毕业。这期飞行员有32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殉职；转学航空被炸死者二人。[3] [1]《林耀》，载“鹤山资讯网＂，2006年2月21日，http://www.heshan.gov.cn/Article/2003/200311/16699.html。 [2]《林耀》，载“百度百科＂网，2012年5月1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240501.htm#2。 [3]《广东空军航校简史》，载“中国飞虎研究学会（原空军退役人员协会）＂网，2012年12月30日，http://www.flyingtiger-cacw.com/new_page_483.htm。

英国皇家海军准将，业余画家。又译作考德维尔。1842年随军至远东，在澳门画了一系列的水彩画，其中《澳门圣芳济修院及松山砲台》是他的代表作。这幅画呈金黄色调，把古老衰败的圣方济修院在夕阳残照下的没落情调刻划得淋漓尽至。此外，这幅画对于研究澳门历史和加思栏兵营一带建筑物的变迁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汤贻汾，字若仪，号雨生，晚号粥翁，諡号忠湣，江苏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人，居住南京。清代著名画家。[1] 祖父汤大奎和父亲汤荀业死守凤山县旧城，阵亡于林爽文乱兵之中，为国捐躯。贻汾以世袭云骑尉，担任三江守备等武职；后以抚标中军参将，擢温州镇副总兵，因病不赴。[2] 贻汾在广东时，与谢兰生、张维屏、黄培芳、刘彬华、仪克中、陈昙等人交好，后来退隐白门，贷保绪园以居，焚香鼓琴，修然尘外，海内名宿多与之游。 汤贻汾撰写掷地有声的豪迈句：“醉翁之醉，狂夫之狂，四十年旧雨无多，屈指谁为三径客。南岭以南，北海以北，千万里闲云自在，到头还爱六朝山。”[3] 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南京，贻汾投池自尽，终年75岁。 据《清史稿》记载：“汤贻汾语人曰‘吾年七十有七，家世忠孝。脱有不幸，惟当致命遂志，以见先人。’”及城陷，从容赋绝命词：“死生轻一瞬，忠义重千秋。骨肉非甘弃，儿孙好自谋。故乡魂可到，绝笔泪难收。槁葬毋予恸，平生积罪尤。”后汤贻汾凡天文、地舆、百家之学，咸能深造。书、画、诗、文并臻绝品。弹琴、围弈、击剑、吹箫诸艺无不精好。他擅画山水，亦写墨梅、花卉，笔致秀逸。兼工行草书和诗。与戴熙齐名，并称为“汤戴”。 汤贻汾著有《琴隐园诗集》、《琴隐园词集》、《画筌析览》等文献。[1]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汤贻汾与钟启韶同年来到澳门。当时，风琴已从天主教堂逐步普及西洋人的家庭。汤贻汾奉江西巡抚阮元之命，到岭南缉捕逸犯朱毛里。他在《七十感旧》第七十八首原注中称：“琴制藏金丝于木椟，饰牙牌十余于椟面，按牌成声，牌仍随指而起。予以访缉朱逆，得遍历诸夷之家，夷女为予鼓琴一曲。”[3] 汤贻汾之曾孙汤定之，颇有画名。梅兰芳除唱戏了得，还画得一手好工笔划，尤擅画梅。早在“芦沟桥事变”后，梅兰芳居香港前，请人代笔，当时他请汤定之。汤定之的画有文人气，特别雅致，算是代笔中的上品。沈磊的母亲是汤贻汾后人。[3] 现录汤贻汾的诗一首： 《澳门之役未暇为诗归舟以短句补之》[1] 花发水晶宫，晴霞万顷红。四邻钟子午，百肆海西东。 蜃幻楼台丽，犀明魍魉穷。绡珠车斗贱，愧我探骊空。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72-275页。 [2]《汤贻汾》，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2月28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AF%E8%B2%BD%E6%B1%BE。 [3]谷雨：《梅兰芳画梅》，载《澳门日报》，2013年6月16日；吴志良、林发钦、何志辉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248页。

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生于美国檀香山。早年学机械。1921年与杨仙逸入美国图强飞机公司学习航空技术。次年冬返国。1923年协助杨仙逸研制第一架国产飞机，后驾机参加讨伐陈炯明。曾任东江飞机队队长、广东军事飞行学校教官、广东航空处第二飞机队队长。1928年冬参与由张惠长发起的飞行全国活动。1930年任南京第四航空队队长，参加中原大战。次春返广东参加反蒋（介石），历任广东航空学校校长、第十九路军飞机队队长、南京航空总站站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空军空运大队大队长、第三飞机制造厂厂长、美国空军志愿队中国人员管理处副主任。抗战胜利后，任陈纳德航空大队广西柳州站站长。1949年抵澳门，后转赴檀香山定居。

杨云骧，字贻騋，号楚田，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人。清代名将。 云骧自小习武，练就出一副刚强磊落的性格，为人正义不屈，重承诺，讲诚信，乐善好施。少年时，他是个活泼的武打生，每逢庙会就与其他武童一起，表演武术助兴。青年时代，他目睹洋人占据澳门，搞走私鸦片和侵略扩张活动，对外国侵略者的行为万分气愤。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毅然投军前山寨，决心投身于保家卫国。[1] 云骧办事机智勇敢，爱恨分明，出入于澳门与内地之间剿匪捉贼，捕无不获，葡萄牙人“闻云骧名皆畏服”。清咸丰三年（1853），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叶名琛率拖船三百余艘在沿海缉捕海盗，海盗头目潜藏澳门葡萄牙人的住地，自以为能有包庇脱身之日。云骧奉命追踪，深入虎穴，将海盗头目擒拿带走。 当时葡萄牙人干瞪眼，却不敢轻举妄动。陆丰县拐匪张炳勾结洋人贩卖华工牟利，诱骗93名乡民上船卖“猪仔”运至澳门。船将近到澳门时，这些“猪仔”知道上当，纷纷跳船逃走。他们聚在湾仔银坑村外，举目无亲，饿了三天，无疑在等死。云骧知道后，马上给予食宿，又禀告香山知县将这批人送返原籍。 同年，太平天国起义，上海发生反清小刀会起义，起义军一度控制了上海。清廷调派大军镇压。英、法、美等殖民主义者趁火打劫，以保护上海“租界为名”，出兵长江口；后又制造事端，发动侵略上海的“泥城之战”。 小刀会起义期间，云骧奉命率部分广东水师北上增援清军，遇到一支驻长江口耀武扬威的英军船队，英军无视中国主权，向附近清军陆军营地发炮，并逼近云骧所率水军。云骧奋然指挥水军发炮还击，一炮打中英军指挥船，炸伤指挥官手臂，英军慌作一团，狼狈逃窜。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保奏云骧为和平营都司（正四品），咸丰皇帝赐赏云骧花翎荷包。[2] 云骧对清廷出卖主权以换取上海殖民主义者联合攻打小刀会的做法，十分不满。小刀会起义平息后，清廷允许洋人在上海行使更大特权，洋人肆意欺负中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再次打了败仗，割地赔款。 有见及此，云骧悲观绝望，毅然辞官归里。之后，广东提督吴元猷、两广总督劳祟光、两江总督曾国藩他们分别向云骧赠送“公忠体国”、“正直无畏”、“四知衍泽”金匾悬额，劝其复职。他不为所动，一一谢绝。[1] 清同治三年（1864），云骧在南屏将军山和湾仔加林山之间，开辟“竹仙洞”隐居，寄意是修筑人间仙境，在此终老。后来，云骧和杨兰皋等族人筹划兴建杨氏大宗祠，致力于疏通石岐至前山水上交通，筹资办义学，教育后代，造福桑梓。[3] 同治十一年（1872）农历五月二十日，云骧去世，终年71岁。同治十年（1871），澳门镜湖医院创建之初，参与集资创建的澳门本土商人及商号共达152家，医院主体建筑为一连三幢的大平房，按前中后排列，各分正座和左右两边偏厅，共有大屋九间，另外还有医房三座60间，分别称为“福寿”、“康宁”、“平安”医房。初建时，医院占地达18.592亩，折合12万平方尺，是一座完全传统式的中国建筑。医院除建筑用地是由政府拨给外，其余费用全部由本地华商集资。 众人以始创维艰，绸缪不易，故集众推举倡建值事，三记行、柯秉樟、杨云骧等152人司其事。创建值事会管理镜湖医院三年。[4] 现存杨氏大宗祠是杨云骧故居，又称“下将军第”，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位于南屏镇北山村下街。 该祠堂为三进院落四合院式布局，坐南向北，主体建筑面阔五间并左右青云巷和两厢42米，深三进60米，硬山顶、青砖墙，抬梁与穿斗混合式木构架结构。建筑面积2520平方米，占地面积8838平方米。在建筑的梁枋、屋簷、山墙和基础等处，以精美的木雕、石雕、砖雕、灰塑等装饰。整座建筑的结构和艺术装饰结合完美，气势恢宏。 每年春节刚过，祠堂内右边盛开着艳丽的玉堂春。当年修建祠堂时，杨氏家族花了500两白银从外地买回来种植，至今有超过190年的历史。花开烂漫时，一树紫色烟云，美不胜收。[5] 晚年时候，杨云骧在竹仙洞石壁上题诗一首《觉步云路紫门登高望远》[6]，以述情怀： 廿年征战罢，解甲悟前因。 山水有直晖，园林各俗崖。 浮生寄古洞[7]，白道出迷津。 拟作沧江叟[8]，长落世外人。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343-344页。 [2]朱强：《关于杨云骧、杨镇海父子生平》，载《珠海文史》（第9辑），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109-112页。 [3]珠海政协、《珠海文化遗产图集》编辑委员会：《珠海文化遗产图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5页。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6页。 [5]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珠海市文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页。 [6]珠海政协、珠海历史名人研究会：《珠海历代诗词选》（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150。 [7]古洞：竹仙洞，在珠海南屏镇北山村东南。 [8]沧江：泛称江。江水足青苍包，故称。

利树宗，字柱石[2]，花县（今属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新和村人。广州市宪兵司令、番禺县长。陈济棠襟兄。 1912年，树宗毕业于黄埔陆军小学堂，1919年后，在粤军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训副官等职；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一运输站站长、广州市宪兵司令、第四八〇旅旅长。 1935年，树宗用自己的积蓄在老家花钱购置一块面积300多平方米的地，计划建造一栋别墅、前面建围墙的院子，取名为“半亩园”。家人按照树宗的设想在老家划地建房时，发现地籍图纸划定的房屋界线很不规整，围墙界线多处曲折，影响院子的使用，就私自挪移了围墙界线，扩大院子的面积。 树宗知道后，亲自从广州回到新和村处理这件事，拆除已建好的围墙基础，在原来的界线上重建，并教育他的家人说：“我买的地有多大就建多大，地界是怎么划的围墙就怎么建，不能多占村里的一寸土地。”树宗不利用自己手上的权力，不侵占村里的土地。这种诚实做人的准则，深深影响着他的后人。[1] 1936年8月，国民党第四路军第十师来石岐驻防，师部设在石岐江南酒店，师长香翰屏，管辖两个旅四个团。旅长树宗率何宗范、陈亨坦两个团驻扎小榄。陈济南、莫福如两团驻防长洲、沙溪等地。[3] 日寇侵华时，树宗率领四八〇旅参加南京保卫战。后来，他担任番禺县长，期间，投敌的李辅群（朗鸡）勾结日寇，“扫荡”临时县府和“合作社”，激战了七昼夜，“合作社”人员击毙李辅群手下的“悍将”梁财仔，但终因不支，撤向三水芦苞等地与伍观淇的第四挺进纵队会合。树宗和何蹑天率领部分人员退到澳门，每天前往前山办公。[4] 1947年，树宗担任花县花山水利协会主任。家乡常年遭遇自然灾害，他深有感触，开始萌发实现“清水淋花”工程的设想，解决花县的旱涝灾害问题，保障家乡农田生产和收成。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家人，妻子全力支持他。他开始谋划水利工程，亲自跋山涉水，深入梯面和花山等地区反复调查，了解水文及地形情况。 重金聘请测绘人员，设计和绘制图纸，计划开挖一条山坑，把流入清远的溪水引进梯面，灌溉梯面和花山的农田。树宗不但出钱出力，而且积极争取民国广州市政府拨款兴修水利。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广泛发动花县乡绅，游说他们筹集资金进行“清水淋花”工程建设。但政府拨款和民间筹集资金有限，工程完成设计后，因资金问题被逼停工。 新中国成立后，树宗移居香港，担任侨港花县同乡会主席。花县人民政府成立主管农业，以水利为主的建设科，并派人到香港找到树宗，希望他提供“清水淋花”工程的测绘图纸。树宗对县政府代表说：“我的图纸全部都留在花县，没有带来香港，你们可以到我原来办公室的资料柜里面找。你们要搞好水利建设，不要让花县人民再受苦。”之后，县政府参照树宗设计的图纸，组织群众开凿一条一公里多长的山坳，把北部流入清远的铁炉口和羊石水两条溪水引进梯面百步梯，使梯面和花山8000亩农田受益。 晚年时候，树宗以书画自乐，1948年，他与赵少昂合作一幅书法花卉。 1957年，树宗在香港病逝，终年64岁。[1] 利树宗在去世前，多次告诫妻儿说：“我当过国民党的大官，共产党绝不会放过我家。我们今生是有乡不能回了，你们要努力创立基业，为永居海外之计。” 后来，利树宗之子利光明从《花县乡音》得悉政府提前改变自己的家庭成分、并退回祖居“半亩园”的情况后，与母亲商量好，毅然应邀回乡参加春节座谈会。他目睹祖居依旧，感触良多，返港后向母亲介绍家乡情况，消除疑虑。[5] 现录利树宗的诗一首：[6] 《重游灵山有感》 扬鞭慷慨莅南宾，旧地重游气象新。 为问曦时鸿爪处，六峰三海话前尘。 廿年投笔事长征，国是蜩胶剧可惊。 有志澄清方未逮，兵符忝绾愧苍生。 [1]江毅：《桑梓名贤利树宗》，载“广州市花都区骆秉章研究会＂网，2012年11月12日，http://lbzyj.com/hdmr.asp?skey=130304665098。 [2]陈予欢：《民国广东将领志》，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第199页。 [3]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山市志》（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第485页。 [4]番禺政协：《番禺文史资料》（第12期），广州：番禺政协，1991。 [5]广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广州侨务与侨界人物》，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第162页。 [6]陈秀南、苏馨：《灵山文史资料》（第4辑），灵山：灵山政协，1989，第311-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