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七年（1827年1月27日─1828年2月14日）12月22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威廉·弗雷澤（William Fraser）在澳門病逝，享年40歲。他擁有龐大的家產和財富，26日，下葬於白鴿巢新教墳場，由馬禮遜博士主持葬禮。送殯者有澳門的法官、歐洲外商及英國商館當時在澳門的職員。馬禮遜夫人：《馬禮遜回憶錄》，第263頁。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6月19日，曾在美國馬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 State）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深造的華人亞昆（Y.M.C.Akum）由美返華抵達澳門。當時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托他帶信給住在澳門的裨治文。亞昆回家鄉住了一個多月後又返回澳門，並與馬禮遜紀念學校的羅賓斯·布朗夫婦同住，一起研讀中英文，並協助布朗的教學工作。以後此人行蹤不明。蘇精：《早於容閎在美讀書的華人》，載《上帝的人馬：19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第87—89頁。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8月29日，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香港被英國佔領，並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岸通商。葡萄牙史家英索（Jaime de Inso）稱：“盡管澳門在它坎坷的歷史上經歷了許多危機，但1842年才是它真正衰落的日子。”Jaime de Inso, Macau: A Mais Antiga Colónia Europeia no Extremo Oriente, p.25.

清道光十年（1830年1月25日─1831年2月12日）12月，英國商人約翰·懷特曼（John C.Whiteman）新來廣州開設洋行，因在澳門沒有房子，他帶著妻子住進廣州的商館。廣東政府立即提出抗議，要求懷特曼將其夫人送往澳門。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278頁。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2月5日─1838年1月25日）12月23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商館職員坦普爾·雷頓（Temple Hillyard Layton）與英國“薩蘭（Saran）”號船長愛德華·瓦茨（Edward Watts）先生的二女兒在澳門英國小教堂舉行婚禮。The Canton Register, Vol.10, December 26, 1837. No.52.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5月5日，程祖洛奏：閩省奸民之貿易廣東省，習學番語，即在澳門交接夷人，勾引來閩。並據現獲之王略供認，在澳門生理，常與夷人交易，穩知夷情，凡夷船之帶有鴉片煙土者，必先寄泊廣東外洋，勾引私船發賣淨盡，再收內報稅開艙。盧坤：《廣東海防匯覽》卷37《方略》26《駁夷》2。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5月10日，有300隻以上的漁船聚集在澳門內港，將自己武裝起來以應對海盜侵擾。清政府無力抵禦海盜和為漁民提供保護，對他們採取的自衛措施予以認可。Chinese Repository, Vol.11, No.11, p.582.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9月25日，法國遣使會士安若望（Jean Henri Baldus）神父抵達澳門，不久進入內地傳教。樊國陰：《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148—149頁。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6月22日，英國艦船48艘、士兵4000餘人抵達澳門附近海域，整個澳門都震動了，南灣的住戶們對巨輪“內梅西斯（Nemesis）”號的出現感到震驚。23日，查爾斯·義律寫信給澳門總督，稱“英國臣民有權得到澳門葡萄牙當局提供的有效和公開承認的保護，依照港口章程存放英國貨物。根據葡萄牙與英國訂立的一般條約規定，英國軍艦有權駛入葡萄牙的一個殖民地港口，以及享有一個友好國家的部隊和臣民在中立港口經常行使的一切權利”。而且他“已決定布置一批部隊靠近關閘，以便制止中國海陸軍部隊在這一附近地區集結”。澳門政府在英國艦隊強大武力的威懾之下，為自身利益計，公開實行“中立”政策，聽任英國官兵和商民出入、居住澳門，屢次保證他們在葡萄牙國旗下的人身安全。7月22日，一份鼓動粵省軍民人等有捉獲英人者予以賞金的告示，被澳葡當局認為有損其中立而被迅即撕下。《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第661頁。Chinese Repository, Vol.9, No.4, p.239. John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Vol.1, p.387—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