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滿，原籍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澳門醫學、文化界名人。[1] 20世紀20年代，陳滿在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讀書，後轉讀光華醫院。畢業後，他在廣州《越華報》工作，主持該報“醫事專版”。之後，他在澳門長期從事醫療衛生工作，同時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創辦澳門大專教育基金會，積極致力於文化事業。 1950年3月8日，陳滿創辦愛國刊物《新園地》，擔任社長。《新園地》原為“新民主協會”會刊，出版時編者只注“澳門新民主協會出版委員會主編”，最初附在《大眾報》內發行，雙週刊，四期後改為旬刊，正式單獨對外發行，1955年改為週刊發行。《新園地》屬於文藝刊物，最初為免費派發，後改為消息類報章，傾向於時事論述。文藝不是報紙的主流，且刊物定出售價，如1955年為例，每份零售價一毫，訂閱每月三毫。《新園地》等刊物對澳門文學新秀的培養起到一定的作用，培養不少文學新苗。[2]1950年，濠江中學在熱心愛國人士支持下，擴大校董會，由陳滿擔任董事長，將中學部擴遷到亞馬喇馬路三號，1952年興辦簡易師範班，1951年創辦高中部。[3] 1964年，柯麟醫生受聘為鏡湖醫院院長；1948年以柯麟等校友為首，組織中華醫學會澳門分會（今澳門中華醫學會），成為澳門杏林的中流砥柱，澳門華人西醫團結在中華醫學澳門分會的周圍。50年代，陳滿和邵昆侖等校友協助澳門工聯創辦澳門工人醫療所。1987年3月，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成立，是陳滿和饒不辱、譚煥容、梁秀珍、梁志輝、邵昆侖、李保民等120多位校友籌組成立的群眾性醫學專業團體，成為中山醫科大學中國境外第一個校友會，其中不少是各專科主治、主任醫生、教授及院長等。該會宗旨是發揚母校優良傳統，加強與國內外各地校友的聯繫，交流訊息和學術，團結本地同業人士，共同推動本地區衛生保健事業。[4] 陳滿歷任中華醫學會理事長、《新園地》社長、澳門同善堂名譽主席、濠江中學校董會副董事長、江門政協委員、新會同鄉會副會長等職，為澳門醫療衛生事業作出積極的貢獻。[1]陳滿的外孫梁維特連續出任三屆澳門行政委員會成員。[5]1990年1月，陳滿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84歲。[1] 2012年11月9日，澳門歷史檔案館首次與民間團體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合辦的“‘仁心‧博濟’歷史圖片展”舉行開幕式，展出圖片逾300張，包括深受尊崇的柯麟、陳滿、饒不辱、譚煥容等中山醫校友的事蹟、澳門主要醫療機構的發展過程，及醫護人員的學術交流活動等，體現近80年來澳門醫學界和社會的發展。[6]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頁。 [2].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57頁。 [3].《濠江中學》，載“新榜網＂，2010年11月12日，http://jiaoyu.xooob.com/xssj/200911/395423_1034291.html。 [4].《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載“中山大學校友總會＂網，2012年12月12日，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8040&newsId=5705。 [5].永逸：《華澳人語》，載《新華澳報》，2011年6月20日，http://www.waou.com.mo/wa/2010/07/20100726a.html。 [6].《仁心‧博濟歷史圖片展》，載“開幕澳門民航學會＂網，2013年5月25日，http://www.macau-airport.com/cn/node/7996。

楊匏安，原名楊麟燾，又名楊錦燾，筆名匏庵、王純一，生於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一個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論家，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父親楊富祥是家中長子，父母去世後，家道破落，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匏安是獨生子，父親病逝時，他才15歲。母親陳智生於香山縣古鶴鄉（今中山市三鄉鎮古鶴村）一個華僑富商家庭，讀過不少書，愛好詩詞書法，左右手都寫得一手好字。她通達明理，秉性剛直，敢作敢為。丈夫去世後，她力挑家庭重擔，生活困難，但從不向娘家求助，決不受嗟來之食。這種品格，深深影響著匏安的成長。 匏安從三四歲起，在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稍長，母親節衣縮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學堂讀書。他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愛好文學、歷史，在詩文寫作方面漸顯才華。 匏安小學畢業後，母親變賣僅有的幾畝薄田，供他到廣州廣雅書院讀書。期間，匏安經歷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軍閥龍濟光踞粵等事件，廣泛接觸張之洞洋務派，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及孫中山革命派，劉思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他不滿國家的現狀，卻又找不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學畢業後，回到恭都學堂任教，與同事一起揭發校長貪污瀆職，反被扣以“圖謀不軌”罪名，關進監獄。後經母親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釋。此事，更增加匏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他欲遠行追求真理，得到母親的支持。 同年，他籌得一筆旅費，與比他大兩歲的族叔楊章甫隨商人東渡日本。在橫濱，匏安租住一個小閣樓，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飽受饑寒與歧視。儘管環境惡劣，匏安仍然執著地追求光明，奮發學習，以極驚人的毅力，戰勝重重困難。到日本不久，他就能從事日文翻譯，經常跑圖書館和書店，研讀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書籍及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日文譯著，為日後深入探究科學社會主義和發表大量譯著打下堅實的基礎。 1916年，匏安從日本回鄉，在母親主持下，與翠微鄉姑娘吳佩琪成婚。婚後不久，匏安離家前往澳門擔任塾師。1918年，他舉家遷住廣州，寄居在家鄉人楊氏興建的楊家祠（今廣東省民政廳內）。當時，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獨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除在時敏、道根兩校任教外，他為《廣東中華新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以“匏安”筆名發表詩作，以幫補家計。 “十月革命”爆發後，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性質，還沒透徹地瞭解，但抱著極大的興趣研究，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所主張之共產主義，最得平民勞動者之歡心”，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革命和“五四”運動中，他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又從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國情的文章中受到啟發，思想迅速變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奮筆疾書，為《廣東中華新報》等報刊撰寫近十萬字介紹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世界學說”專欄中，系統地介紹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觀點和社會學說，諸如唯物論、唯心論、一元論、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幫助讀者瞭解各種新思潮及其來龍去脈，供他們分析比較、選擇。在李大釗和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李大釗一邊。 匏安在“五四”時期發表的許多文章中，當推同年11月馬克思主義的《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最為重要。當時，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也是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宣傳活動不僅為華南地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 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找到居於楊家祠的匏安和楊章甫。在陳獨秀的推動下，廣東共產黨小組於1921年春成立，以《廣東群報》為基地，開展宣傳教育和組織建設活動。 同年春夏，經譚平山介紹，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繼譚平山等之後廣東最早的黨員之一。接著，在上海入黨的林伯渠五六月間來到廣州，與譚平山、陳公博、匏安等進行座談。楊家祠成為黨的活動據點和聯絡中心，不少會議、洽談都在此進行。匏安和楊章甫在祠堂裡辦起“注音字母講習班”，為革命活動作掩護。 這時，匏安已離開時敏中學，他主筆的《廣東中華新報》被陳炯明查封，經新聞界朋友陳大年介紹，他轉入南武中學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任教。針對建黨初期廣東思想界混亂的情況，他積極從事闡述，向青年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提出“除致力勞工運動外，尤應注重開展農村工作。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出自農民汗血”。他是黨內最早提及農民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選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文書部中文負責人。在他的推動下，青年團學習馬列革命理論的熱情迅速高漲，他組織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至如何應用於中國”為宗旨，先後撰寫《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與民治主義》等文章，以配合廣大青年學習的需要。 6月，陳炯明公開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逮捕廖仲愷，迫害革命者，查禁黨、團刊物，廣東區團委書記阮嘯仙被迫轉移。由匏安代理區團委書記。翌年5月，廣東區團委改選，匏安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除致力於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視工人運動。經楊殷介紹，他擔任粵漢鐵路廣州分局編輯主任。利用這一合法身份，他常與楊殷、潘兆鑾、楊章甫等深入到廣三、廣九和武漢鐵路工人中活動，廣泛接觸工人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開展鬥爭。他戴著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臉龐清瘦而有精神，善於利用各種日常生活問題，深入淺出地演繹大道理，語言生動，引人入勝，工人們十分喜歡與他在一起，楊家祠內幾乎每晚都擠滿了訪客。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定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同年冬，黨組織指派譚平山和匏安分別擔任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書記，以統一參加國民黨及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思想和行動。之後，匏安戰鬥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統戰崗位上，他和阮嘯仙、楊殷、劉爾崧、潘兆鑾等具體協助國民黨重建工作，他並被選為國民黨廣州第十區執行委員兼秘書。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黨員林伯渠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匏安為組織部秘書。組織部是國民黨中央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也是極為繁忙的一個部門，不僅要選派人員到全國各省市開展國民黨改組工作，而且要掌管軍隊、機關、學校、工廠、海外及廣東各縣黨務工作，身為組織部長的譚平山因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經常要參與處理各方面要務，組織部日常工作實際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認真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合作制定的方針，審慎地處理國共兩黨間發生的矛盾和糾紛，努力維護團結，使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 同年秋，中共廣東區委成立，匏安擔任區委監察委員，與陳延年、周恩來等一起工作，過從甚密。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身居要職，但廉潔奉公，用人唯賢。周恩來欣賞他“為官廉潔、家境涪貧”。在匏安犧牲多年後，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與孫中山、廖仲愷建立良好的關係。 早在日本期間，匏安結識了廖仲愷。國民黨改組時，又在一起工作，兩人相知頗深，合作默契。孫中山對匏安、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十分賞識，說這些有為的共產黨員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譚平山出席國際會議期間，由匏安代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足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愛國運動爆發。6月初，盤踞廣州的滇桂軍挑起武裝叛亂，匏安發動鐵路工人罷工，以協助廣東革命政府平叛。勝利後，匏安以廖仲愷的代表身份，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鄧中夏一起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楊殷等一起籌劃發動香港工人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大罷工。當時，香港許多工會領袖擔心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後食宿無著、流落街頭。 匏安代表財政部長廖仲愷，向罷工會領袖保證，罷工工人回穗後，由廣州政府安排食宿問題，消除了工人們的顧慮。各工會相繼發出罷工命令，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序幕由此揭開。罷工工人衝破港英當局封鎖和鎮壓，返回廣州。罷工開始後，港英當局驚恐萬狀，四處搜捕罷工“煽動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員工人家裡商量工作時，被捕入獄。消息傳出，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機關報《工人之路》特號發表《楊長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萬罷工工人的憤慨，鬥志昂揚。匏安等被關了近兩個月後，因港英當局找不到“煽動工潮”的證據，只得釋放他，並宣佈驅逐出境。匏安出獄的消息給省港罷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號連續報導。 8月2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省教育會舉行歡迎會。歡迎蘇俄總工會代表團到訪和匏安出獄。但匏安沒有出席，他謙遜地認為歡迎國際友人是應該的，自己為革命做一點事、受一點苦，是共產黨人的本分，不應居功接受這份榮譽。27日，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聘請匏安為罷工委員會顧問，後來他兼任香港罷工工團宣傳學校名譽校長。 1925年11月，國民黨廣東省省黨部成立，匏安當選為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廣東統一後，省黨部在匏安主持下，廣東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工作發展十分迅速，且較健全，廣東各縣市黨員在短短兩個月內，從15000餘人增至48000多人；黨員成分從過去以華僑為主，變為以農民、工人、學生為主力。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匏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出席中共“八七”會議。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參加編輯黨刊；1930年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部副部長。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蔣介石九次派人勸降，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年僅35歲。 楊匏安著有《楊匏安文集》。 楊匏安夫婦生育子女七個，其中兩個幼兒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長子楊文達，又名楊宗玄。次子楊明，又名楊宗銳。長女楊絳輝。三子楊志，又名楊宗。1931年楊匏安在上海遇難後，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楊宜春患白喉病，無錢醫治而夭折，年僅三歲。[1]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何連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著名實業家、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一代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連旺以每年繳納1541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合同規定，經營人限開館16間為止，如開不足16間，也要納足16間之數。 1886至1887年，連旺與盧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繳1250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三人經有現銀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會銀庫，並有物業值銀20000元交出與公物會作按擔保。規定限開16間。此次承充生意，原為盧九、林西合作，競投完畢，連旺才申請加入。該合同期滿後，三人繼續合作經營1887至1888年澳門番攤生意，每年繳納134100元，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1888至1889年，三人繼續合作生意，每年繳納為125000元。攤館限額還是16間。 連旺參與闈姓的經營，採取與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門闈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佔80股、盧光裕佔17股、連旺佔40股、尤勉之佔30股、盧九佔43股、Lu-Lau-shan和盧廉若佔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佔30股。另外，何氏家族時和攤館從1874年至1910年7月，經營36年。連旺及其兄長何連勝等何氏族人，成為澳門番攤生意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連旺以每年繳1090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由父親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連旺以每年繳853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自己交銀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連旺將1882年開設的繅絲廠申請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年8月，在群隊地瑞隆棧炮竹廠外建一分廠，開設炮竹廠分廠，專門生產炮竹紙。約1892年，他與盧九、劉炳堂、陳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廟直街開辦“如心益記”茶樓，並經營茶葉加工與貿易生意。 1884年6月，連旺以傑出的貢獻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獎，獲授予葡國基唯斯督寶星。[2]在當時澳門華人社會中，這是一項至高無上的榮譽，連旺父子同獲此項嘉獎。同時，清政府重視連旺在澳門的作用和影響，以“捐款賑災”表彰他。 1888年，父親去世後，連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連續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糞”標書，從清光緒初年至民國初年專營澳門糞業超過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籌建中國北方賑災公會，連旺成為主要成員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組建俄國皇太子訪澳之迎接公會，連旺任副會長，何連勝成為董事之一。1894年，連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職，成為城市衛生防疫公會會長；1894年6月，擔任澳門整飭潔淨公會會長；1894年8月成為澳門理商局職員，參與商業管理工作。[1] 連旺為人慷慨正直，仗義疏財。1892年孫中山在香港雅麗士醫院畢業後在澳門開業行醫，他引薦孫中山進入鏡湖醫院做醫生；多次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應澳門紳士曹子基之邀，治癒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為前來澳門遊覽，受到名流、維新派人士劉楨麟、連旺等人熱情歡迎。連旺與康有為相見恨晚。這次聚會，澳門人士對上海出版的《時務報》推崇備至。大家商討辦一份報紙，決定由康有為領導採編，出資發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報》創刊，一炮打響。《知新報》創刊號登載康有為寫給光緒皇帝的系列維新奏書，加上梁啟超的評論文章。 《知新報》實際工作由連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啟超、何樹齡、徐勤等。起初為每月五日刊，後改為旬刊、半月刊。連旺把《知新報》分送至香港、廣州、天津、上海等地；遠銷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國等海外市場，當時海內外代理發行點近40個。[4] 連旺與康有為一起制訂龐大的移民計劃。甲午戰爭失敗後，康有為擔憂中國在慈禧太后的統治下亡國滅種，產生移民的想法。當時中國農村勞動力過剩，康有為計劃將中國向外國移民。在康有為指導下，連旺制訂詳細的移民計劃，並具體安排招工和僱船運輸事宜。1897年11月突發的中德膠州灣事件及列強進一步瓜分中國的侵略行動，迫使康有為放棄“移民巴西的計劃”。 1898年8月，戊戌政變發生，維新派遭到殘酷鎮壓，包括《知新報》經理康廣仁在內的“六君子”慘遭殺害，康有為輾轉逃至加拿大，梁啟超躲進日本使館後赴東洋。當時連旺冒著危險，接待梁啟超父親及妻兒，把康有為父親接到澳門加以保護。為保護維新人士，《知新報》從9月的第68冊後，重要論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筆名，並多錄譯者。報紙用“本館經理人葡國伯爵非難地”的名義出版，還在“本館經理人謹啟”中聲明：與舊人無關。 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變為保皇派。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皇會，澳門設立分會，連旺任分會會長。1900年，慈禧謊稱光緒病重，欲立皇子廢除光緒。消息傳出，全國譁然。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為首，聯合1231位文人和紳商反對。慈禧對經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經元善由鄭觀應安排擺脫緝捕，輾轉逃到澳門。滿清官員赴澳門緝拿時，連旺多方設法，耗費重金，全力營救。 後在中外輿論的壓力下，澳葡當局給予經元善政治避難。連旺熟悉國際公法，出錢出力，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義感。在何東、連旺等港澳人士幫助下，保皇會在港澳開展活動，擴大聲勢，並暗中籌備勤王舉義。[2]同年，自立軍起義失敗，保皇黨侵吞華僑捐款的內幕暴露。之後，連旺與保皇黨疏遠。1901年《知新報》停刊。1898年，連旺幫助康門弟子陳子褒開辦澳門大同女學堂，興辦教育事業。 1898年5月，連旺與張壽波、劉禎麟等人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連旺擔任董事。此舉與其鴉片煙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馳。連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連旺家族擁有大量物業，成為晚清時期澳門華人大業主之一。[1]他表現卓著，成為一代傑出的華商領袖，對澳門慈善公益事業的重大貢獻，特別熱心華人公益事業；1931年去世，終年76歲。 為紀念何連旺，澳葡政府將氹仔舊城區一條街命名為“何連旺街”。[3] 何連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雲章，1895年2月13日《鏡海叢報》報導何雲章新進秀才，榮歸故里的盛大場面：“有以紅箋一封惠到本局者，啟而視之，係澳紳何仲殷穗田為其第三子前歲科考新進之秀才雲章，榮歸順德縣原籍，行渴祖禮，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連排盛筵，藉宴嘉賓。族黨何性，為順德巨族，子姓繁眾，科名亦盛，一堂慶會，樂何如哉？”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55-162頁。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頁。 [3]李佳佳：《澳門近代史上的開明華人賭商》，載《澳門月報》，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蔣祖緣、方志欽：《簡明廣東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頁。

鄭景康，字潤鑫，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新聞攝影事業開創人之一。鄭觀應第四子。 1904年4月，鄭觀應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景康。鄭觀應早年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之後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開辦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從少年時代起，景康受到父親進步思想和愛國言行的影響。鄭觀應主張兒子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讓景康難以接受。因他愛好繪畫和攝影藝術，之後並選擇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和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學畢業後，父親將他送入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讀書。父親去世後的次年（1923），景康離開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研習攝影藝術。 1929年夏，景康變賣父親留下給他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辦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和暗室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1932年春，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從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廣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 之後四年，他先後遊歷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大量表現祖國巍偉的河山、優美的古跡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展”在北平開幕。這次展出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俗”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延期再展七天。 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評，當時《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他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柑立意與裡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讚賞其中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歎為觀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發動下，北平18位攝影家舉行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參展100多幅，期間，他的作品與“個展”時一樣，獲得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導“聯展”過程中，提到“平津各大報大致對鄭景康氏之作品最稱滿意”。當時，他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情況。他說，外國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豚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傲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跡、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佈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 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在30年代貧弱的中國，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難能可貴。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景康回到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離開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期間，他擔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極其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1938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後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後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的幫助下，景康來到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之後，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和幫助下，他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攝影藝術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克服攝影器材缺乏、條件艱苦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1942年5月，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景康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期間，他舉辦個人影展。當時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他題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親臨觀賞並稱讚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親自寫信給景康，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整整五年。從延安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 其中，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的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成為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隨胡耀邦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他積極從事新聞攝影、人像攝影和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帥府園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為景康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這是建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中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積極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內蒙古紀遊攝影展覽”，展出兩人的作品88幅，較好地反映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的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景康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三條建議，其中包括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景康把他多年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藝術手段。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及其最可貴之處，就要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所以，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稱讚景康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充分表現這一特色。 50年來，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碼，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出色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景康的創作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嚴重迫害，癱瘓臥床數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終年74歲。鄭景康著有《景康攝影集》、《攝影創作初步》、《攝影講座》等書。[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暨澳門回歸10周年，“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開幕。鄭景康的115幅於抗日戰爭時期至20世紀60年代為共和國留下的珍貴照片，他的26幅與澳門攝影工作者參加文化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過的照相機一併展出，較全面地展示他的攝影技藝以及攝影理論造詣。展覽同期舉行專題講座《共和國第一代攝影家——鄭景康》。[3] [1]蕭嘉：《我國著名攝影藝術家鄭景康》，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47-153頁。 [2]《鄭景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門博物館舉辦鄭景康攝影展》，載“中國攝影家協會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張逸，字純初，號禺山山人，晚號無競老人，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人。[1]畫家。畫家張韶石伯父。 張天生聰穎，勤奮好學，拜在居廉門下，斷斷續續學習數十年，深研沒骨寫生法。中年後，他精研惲壽平與徐熙畫法；遊歷大江南北及嶺南諸名勝，開拓畫境。擅繪蟲魚花鳥。[2] 張擔任廣州八桂中學教席，在羊城創辦《七十二行商報》。[3] 20年代，張在繪畫上的活動較活躍。1924年，他參加由鄧劍剛、黎慶思、陳樹人宣導的“清遊會”集會活動；以會員身份參加廣東國畫研究會畫人群體的雅集、展覽和研究古代書畫的活動。 “清遊會”形式極為自由，且“清”、“遊”、“會”之雅稱，是一文社，參與者有文人、書法家等，沒有宗旨、門戶的限制，集會無定期，主要活動是結伴遊覽秀麗山川，遊興闌珊時吟詩作對，即席揮毫助興。黎葛民、經頤淵、蘇少偉、羅仲彭、黎澤闓、容仲生、謝子祥、黃祝蕖、高劍父、張谷雛、黃少梅、趙浩公、盧子樞、呂觴嫵、陳羅生、黃詠雩、鄧芬、梁培基、簡琴石、陳大年等，這些人都是張的主要交遊者，一直持續到30年代，“清游會”同人鼓勵張將自己的詩文集刊印。 1931年仲春，高劍父、陳樹人、凌巨川、黎澤闓、蘇少偉、周演明、葉競生、袁芷芬、劉秉綱、陳草村、黃詠雨、陳子和、李供林等“清遊會”同人代張梓印《筆花草堂詞》，內含《花痕夢影詞》、《豁塵詞》、《百花詞草》。 20年代後期，張主要與國畫研究會聯繫。廣東國畫研究會會員中不少參加“清遊會”活動，但國畫研究會有明確的藝術宗旨和目的，宣導復古維新的創作方式，並與高劍父的新派產生一定矛盾，在這一事件中，張表現一種平和的態度。在國畫研究會畫學活動上，他表現出支持的態度。 1927年冬，廣州發生大火，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在陶園酒家設“書畫助賑即席揮毫會”，張前來參加。另外，張當時在《海珠星期畫報》美術部工作，並且屢次刊載其花鳥畫和傳略，都與參與國畫研究會的畫人組織有關。 30年代，張擔任廣州市第一次美術展覽會的美術組委員，畫作《泉石杜鵑》、《鳳仙茉莉》、《海棠小鳥》入選“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廣東省預展會”，其中《海棠小鳥》參加在南京舉行的“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這些畫學活動的開展，說明張在畫學研究上的成績不俗。 抗戰時期，張避居香港和澳門，與高劍父、陳樹人、鄭哲園等人重組“澳門清遊會”。 當時，張主要以鬻畫維生，繪畫成為一種營生的手段，得到簡又文的不少贊助，許多畫作於這個時期，頗費心力。1940年，張參加香港藝術研究社的藝術觀賞會活動，參展作品《木棉》。當時，香港畫界不乏有人以“牡丹張”弟子進行宣傳，實屬時事之無奈。張心歸佛門，與竺摩法師等來往頗為密切，並在《覺音》、《獅子吼月刊》發表傾向於禪意的詩文。[2] 1942年，張在澳門去世，終年71歲。 張逸除作畫外，尤好詩詞曲藝。嘗作百花冊，每花自題絕句。自言於詞：“潛心研煉，寢饋此道有年，久之似有所悟。每於春朝花笑，秋晚蛩吟，時復倚聲，不復知人間何世，積久遂多”。李供林評價其詞：“於蘇（軾）、辛（棄疾）、姜（夔）、吳（文英）為近。” 張逸著有《花痕夢影詞》一卷、《豁塵詞》一卷、《百花詞草》一卷、《筆花草堂詞》二卷等[3]，現藏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張逸為簡又文繪製的《牡丹》軸款識：“余友簡君又文精賞鑒，所藏甚富。而尤愛居師古泉畫，故秘藏特多。＂[3] 張韶石（1913-1991），少孤，跟伯父張逸生活並從其學畫，後到汕頭任圖畫教師。1932年回廣州，曾臨鄧芬所畫《浣紗圖》，為其賞識，遂得從鄧芬學畫。1939年寄寓香港，抗戰期間避居澳門、越南等地。戰後定居香港，設“木蘭花館”授徒，畢生致力於中國畫藝。精擅花卉畫，設色妍雅富麗兼而有之，筆觸流麗柔暢，更以繪牡丹著稱於世，素享“牡丹王”美譽，間亦繪畫人物、仕女、山水等。[4] 現錄張逸的詩兩首： 《菩薩蠻》[2] （丁未八月十六夜，與子壽夜渡澳門，舟中賞月。） 雲羅捲淨天如水。滄溟灝瀚金波碎。表裡盡澄清。姮娥徹夜明。 秋光纔過半，兔魄依然滿。記得昨宵遊，珠江聽粵謳。 《題〈青洲圖〉》[3] 綠雲深護讀書堂，堂外澄湖碾鑒光。倦客登臨傷世變，閒鷗來去笑人忙。 春風滿座新桃李，古木盤根老雪霜。難得山川明秀處，嚶鳴萍合共徜徉。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14-316頁。 [2]魏祥奇：《襟懷清朗‧張純初藝術論略》，載“藝術國際＂網，2011年3月11日，http://blog.artintern.net/article/148831。 [3]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7-578頁。 [4]《近現代張韶石花鳥麻雀圖》，載“唐潮文化＂網，2011年3月11日，http://www.tangchaowenhua.com/movie/html/?163.html。 [5]《嶺南畫派：十香園尋找嶺南畫派的“族譜”》，載“新浪博客＂，2012年6月11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e2829301014ste.html。

新聞工作者。廣東台山人。父親是香港一名裁縫，家境並不寬裕。少年時就讀於香港華仁書院，未讀完中學，即考入華僑日報社為校對生。一年後，升為外勤記者，幾年後升為要聞主編。1937年奉社長岑維休之命到澳門創辦《華僑報》，出任社長。抗日戰爭期間，《華僑報》積極宣傳抗日，受到讀者好評，報紙發行量迅速增至一萬份，破澳門報業紀錄。1966年購入《華僑報》全部股份，獨自經營。1968年參與創辦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任理事長。今趙斑斕藝術館即為紀念他而設立。

革命烈士。原名國俊，又名振，號點農。廣東新會潮蓮鄉（今屬江門）人。早年就讀於香港皇仁書院。1925年考入嶺南大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嶺南大學組織工人罷工。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在香港、上海等地從事地下鬥爭工作。1930年在香港組織交通站；同年與嶺南大學同學廖夢醒（廖承志姐姐）結婚。1934年在上海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1937年出獄後被派往華南淪陷區工作。1941年底香港淪陷，隨後到澳門一年多，做情報工作，並與母親在澳門一起生活。1943年至重慶，任《新華日報》記者兼編輯、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秘書。1945年10月8日在送柳亞子回沙坪壩住宅後返回途中，被國民黨士兵槍擊誤殺犧牲。

鮑華，乳名金橋，曾用名鮑兆華、包華、鮑雁坡、鮑哲魂，筆名列昂，香山縣白石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白石村）人。 鮑幼時喪母，隨父旅居日本橫濱。鮑居長，弟妹眾多（生母生育三子、繼母生育二子三女），生活困難。他13歲時進入一家商行當童工，三年後，轉到橫濱中華會館工作。 鮑自小刻苦好學，業餘時勤奮自學，稍長，接受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大革命失敗後，他不滿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和革命人士的鎮壓屠殺，有感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現狀，逐步傾向馬克思主義。 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時任起義肅反委員會秘書長潘兆鑾在橫濱成立黨支部。鮑開始與共產黨人接觸，加入日本進步華僑青年組織的“黎明社”，散發有關反對蔣介石的傳單，後加入中共黨的周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接受黨組織的領導，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原理，覺悟不斷提高，改名“鮑兆華”，以示中華民族必將崛起之意。 1929年3月，經潘兆鑾介紹，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日本當局發動大規模迫害日華僑和留學生事件，他被捕入獄；翌年秋，被日本當局遞解出境。他回到澳門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心情十分苦悶，改名“雁坡”，比喻自己是離群之雁。之後，他在香港魚欄打工、在澳門以賣報為生[1]。 1931年，鮑結識澳門地下黨員黃新英[1]，之後共同創辦濠江中學校暨附屬小學（今濠江中學），指導學生閱讀進步書刊，參加社會愛國活動；認真傳授知識，啟發學生認識現實，追求真理；使學校面貌為之一新，受到社會正直人士和學生家長的讚許。黃仁輔擔任首任校長，學生百多人，貧苦學生可獲減免學費。兩年後，因學校經濟困難，鮑和黃新英讓與黃曉生（健）接辦[2]。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救亡活動蓬勃展開，鮑以濠江中學為據點，組織師生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話劇，並舉辦“國恥周”紀念活動，痛斥日寇的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為了進一步激發同胞的愛國熱情，他創辦學生書店，出版《學生雜誌》，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經常在《大公報》副刊發表文章；又與廣州林鋒等創辦《南國青年》小報，宣傳抗日。之後，他和廖錦濤發動部分學生和汽車業職工，組織“綠光劇社”，進行抗日宣傳的演出活動。 抗戰前夕，鮑與陳少陵組織“救國會”，更廣泛地團結廣大工人、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經過鮑等人六七年艱苦工作，澳門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廣大愛國同胞、拯救中華民族危亡而奮鬥的根據地，為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簡稱“旅澳服務團”）組建及後回內地參加抗日鬥爭打下一定的基礎[1]。 抗戰爆發後，鮑回到廣州會見楊康華，研究率領部分澳門抗日青年回內地參加救亡鬥爭的問題。接著，旅澳服務團由中共澳門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組建完成，函鮑速返澳門。之後，鮑經常來往於澳港穗之間，擔任旅澳服務團的後方工作。 1937年10月，在余美慶介紹下，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旅澳服務團成員60多人從澳門出發，經江門、新會赴台山，沿途唱歌演劇、演講、出壁報，宣傳抗日，影響頗大。同年底抵台山時，台城國民黨當局竟將他們拘捕，解送廣東綏靖公署軍法處，後囚押於南石頭監獄。鮑聞訊後，馬上找到楊康華研究，後到香港向高連貫彙報，決定向社會公佈事件真相。 接著，郭沫若在香港主持的《救亡日報》首先披露旅澳服務團被拘捕消息，呼籲各界營救；港澳各報競相轉載，予以回應。不久，上海“全國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等發出通電，敦促國民黨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釋放旅澳服務團全體成員。在愛國輿論的壓力下，1938年4月國民黨政府被迫將服務團全體成員釋放。 旅澳服務團返澳休整後，又到中山一帶開展救亡活動。廣州淪陷後，經黨組織批准，決定解散，由陳少陵、鮑率領奔赴四會縣，參加駐四會的廣東稅警總團政訓處政訓大隊，鮑和陳少陵被任命為上尉視察員。 1939年1月，政訓處中共地下支部（3月升級為特別支部）成立，陳少陵任書記，鮑擔任宣傳委員。不久，陳少陵調去三水，鮑接任支部書記。期間，他在中共四會臨時工委領導下，組織特支黨員到四會各地深入開展抗日活動，壯大黨組織的力量。同年10月，中共西江特委在四會、三水開展“肅托”鬥爭，解散中共政訓處特別支部和三水特別支部。在這場錯誤鬥爭中，鮑被內定為託派，遭受清洗，開除黨籍。 1940年1月，日寇進犯清遠，稅警團奉命抵抗。鮑雖遭到錯誤處理，仍以大義為重，積極組織救援隊，奔赴前線，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務。4月，鮑離開當地，經樂昌曲江進入乳源，擔任縣文教館幹事，後到乳源縣第一小學任教。乳源經濟文化較落後，全縣連一所中學也沒有。鮑四處奔走，拜會有識之士，親謁縣政當局，提議創辦乳源中學。 1941年秋，創辦乳源縣第一所中學，鮑被聘任教。期間，他團結進步學生，組織課外讀書會，並創立“民主同盟”。在鮑的影響下，乳源中學不少學生走上抗日革命的道路。1944年10月，鮑組織乳源中學學生，反對國民黨當局在學校動員學生報告參加“青年軍”所謂“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運動，並取得勝利，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仇視，12月，將他逐出乳源縣。在進步學生的掩護下，他仍留居乳源。1945年10月，黨在乳源建立組織，北江特委書記黃松堅指派鄺哲民和潘達（潘兆鑾之子）審查鮑的歷史和表現，決定恢復他的組織關係。鮑離黨六年，他又一次回到組織的懷抱。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準備發動剿滅人民革命力量的內戰，對持有異見的鮑始終心懷芥蒂。1946年2月，鮑又一次被驅逐出乳源縣。4月，他前往香港，創辦《論壇》小報，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7年8月，他到東莞虎門中學任教；10月，受華南分部派遣返回粵北。他先後任北江第一支隊青工班負責人、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北江革命幹部學校負責人，直接參加武裝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鮑被任命為北江公學副教育長，繼任韶關師範學校校長。期間，他艱苦樸素，謙虛謹慎，勇挑重任；堅持黨的教育方針，團結廣大師生，致力教育教學改革，使該校成為全省教育戰線的先進單位。 1954年8月，鮑被加以“託派”和“自首叛黨分子”的罪名，再次被清除出黨，並撤銷韶關師範學校校長職務。妻子馮昭儀受到株連。在逆境中，他堅信自己無辜，堅信黨組織終會澄清問題，將每月應交的黨費儲存起來，等到恢復黨籍時一起交納。1964年4月，鮑因病在廣州逝世，年僅53歲。他在彌留之際唯一的遺囑，就是要求組織澄清自己的問題，恢復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省委劉田夫、梁威林等領導親自向黨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要求平反鮑華的冤案，黨組織重新審查。1981年9月，中共韶關市委作出決定，否定鮑華“叛徒”、“託派”等問題，恢復其黨籍和名譽，對他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稱讚他是好黨員、好幹部[1][3]。 [1].蘇鼎常、肖清：《鮑華》，載《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47-25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頁。 [3].《黨史人物——鮑華》，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1年11月30日，http://www.zhsw.gov.cn/sww_ky/swdsyjs/dsyj/dsrw/201101/t20110126_184863.htm。

陳樹人，名韶，號葭外，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詩人、畫家、“嶺南三傑”之一。 樹人自幼潛心繪事，17歲時師從隔山鄉先輩居巢、居廉畫師習畫。期間，樹人與高劍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畫畫基礎。樹人特獲居巢畫師青睞，將孫女居若文許配給他為妻。 時值晚清，國家內憂外患。樹人心存報國，治學之餘，主持廣州、香港兩地新聞筆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孫中山從美洲轉道香港赴日，樹人與陳少白、黃世仲同謁於舟中，大家相見恨晚，樹人隨即加入同盟會。 孫中山對樹人頗賞識和推重，邀請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會務，之後，樹人進入京都美術學校繪畫科攻讀直至畢業。民國成立後，樹人回國擔任粵省優級師範學校和廣東高等學校圖畫教授。為深研世界文學，他再次東渡日本，畢業於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先後留學日本十多年，與藝術、文學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樹人回國後，一直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當時袁世凱陰謀篡國，樹人以事被袁黨所誣入獄，雖繫桎梏中，猶吟詩不絕，曠達膽識過人。1922年夏，樹人奉命從加拿大回國述職。返抵香港時，恰遇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情勢十分危急。樹人獲悉後，第一時間訣別妻兒，冒險趕回廣州，登上“永豐”號艦，表示願任孫中山秘書，誓與孫中山共患難。孫中山經過慎重考慮，要求樹人趕赴上海，向各地華僑揭露、聲討叛軍陳炯明的罪行。兩天後，樹人不得不離艦。從此，他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脫險後的孫中山在上海召開會議，商討改進中國國民黨計劃，樹人由孫中山指定的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擔任大會主席的孫中山指定樹人為廣東省代表，出席國民黨“一大”。 1931年冬，樹人出遊桂林。期間，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在《雜詩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鴛鴦江水辨難真，也為臨流一愴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頭清濁漫無分。”從中可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和一盤散沙，已讓樹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間，他頓悟，促成了他以一種高蹈出世、潔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體驗。之後，桂林山水寫生成為他藝術生涯中重要的轉捩點。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長子陳復在路上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當晚11時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頭“懲戒場”慘遭殺害，年僅25歲。樹人得知消息後，悲憤至極，作《哭子賦》詩八首，並將陳復生前的住處起名為“思復樓”，後親自將遺骸葬於故園隅山鄉劉王殿崗息園。陳復之死使樹人在政治鬥爭中，更加超然灑脫。 樹人在繪畫上的成就，一是在紮實的傳統功夫上，通過融匯中外技法，實現構圖、線條、色彩等方面創新。他對畫面空間十分重視，讓空間有迴旋的餘地，虛實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詩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蘭心蕙質的底蘊更不可少。如作於1928年夏的《躍鯉》，畫面上半部是一條跳躍著的鯉魚，下半部則是水和草，各佔畫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濃》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於敷彩。他畫紅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偉大。他尤其善於用綠色畫竹子、蘆葦、楊柳、梧桐等，濃淡相宜，清秀明麗，色彩中孕育著噴薄欲出的生命。人們常說“陳樹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樹人工詩善畫，尤長花鳥、山水畫；1931年創作《嶺南春色》、《木棉圖》，寓壯碩於雄麗，獲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的最優等獎。樹人生於江南，愛畫春雨、杏花、楊柳，展現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創作的《雨後》，有雨過天晴的清新氣氛。他的山水畫《鼎湖飛瀑》、《柳浪聞鶯》都有景秀華潤的特色，線條圓潤，輕巧而疏朗。後期深入蜀地，繪有《峨眉雲海》、《夔門秋色》等作品，畫風偏於雄勁峭削，筆墨濃重粗獷。畢生作畫達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雋秀的情趣，熔詩、書、畫於一爐。他與高劍父、高奇峰被稱為“嶺南三傑”。 樹人一直當官，雖亦官亦畫並不矛盾。1927年，他辭去各種職務後，長時間流連於山水、詩畫，不問政治。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他住在重慶山區茅屋裡，無論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時多起床作畫，首先練線條，練筆墨，星期天練寫生。抗戰勝利後，身負閒職的他回到廣州專門從事藝術創作，與高劍父以振興中華藝術的大任共勉，後又與趙少昂、關山月、黎葛民、楊善深等弟子晚輩組成“今社”，並舉行畫展，孜孜不倦地進行新國畫藝術的探索和開拓。蔡元培評價“陳樹人先生，純粹美術家，而具優美個性者也”。[1] 抗戰初期，樹人避居澳門，與高劍父、張純初、鄭哲園等重組“澳門清遊會”。[2] 1948年10月4日，樹人因患胃潰瘍而病逝，終年64歲。 陳樹人著有《樹人畫集》三輯、《桂林寫生集》一輯及《專愛集》、《戰塵集》、《寒綠吟草》、《自然美謳歌集》等書。 現存作於1930年的《紫藤遊魚》畫一幅，容大塊畫鯉魚，陳樹人補上了紫藤和題識。 廣州藝術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塊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與陳樹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塊畫桃花，陳樹人畫牡丹花。還藏有一幅合作畫《嶺海春光》，畫作由陳樹人寫萱花，高劍父畫紅棉，高奇峰作牡丹，張純初繪茶花，再由羅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畫黃葵，容大塊作桃花等。[3] [1].王翯：《“嶺南三傑”之——陳樹人》，載“新華網＂，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廣州臉譜][廣州畫卷‧第38期]容大塊1900年-1963年壯遊寫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載“中國青年網＂，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張汝為，字磊庵，香山縣（今屬中山市）人。[1]書畫家、《藝湖旬刊》等報刊創辦人。 張汝為自幼聰明，勤奮不倦，早年畢業於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和國立廣東大學政經系[2]；擅長人物面部素描，後在澳門春睡畫院師從高劍父學畫。[1] 張汝為定居香港，歷任港九所院校美術教師，桃李滿門，交遊廣闊。 張汝為的畫貫穿中西，作品氣魄宏大見稱。擅長書法，尤喜草書，對聯中字體用筆使轉縈繞中見筋力，凝而不滯。[1]張汝為創辦《藝湖旬刊》、《燈花畫報》及香港中國自由書畫家協會。[2][3] 1990年，張汝為去世，終年79歲。 [1]珠海市委宣傳部：《珠海歷代書畫集》，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0，第194頁。 [2]喬曉軍：《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補遺一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第205頁。 [3]張根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增補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第411頁。

黎暢九，名騷，字暢九，號蒿庵，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詩人、收藏家。 黎暢九擔任上海《申報》編輯，1941年任三水縣府記室，以詩詞名於時。[1] 黎暢九經常從舊書店購得善本，撰有幾十首《導書絕句》詩，以抒買書欣喜之情，“為韻儲材淵若海，便宜獺祭潤枯腸。若吟索句循櫥檢，幾個無家愛此忙”。“百姓家飛王謝燕，更看天祿散琳琅。區寰不出人得失，轉覺東坡語重長。”[2]他著有《蒿庵詩稿》、《澳門新語》；編纂《黎二樵年譜》、《獨漉堂詩選》等文獻。[3] 1969年，黎暢九去世，終年64歲。[1] 1963年，廣州市文化局、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主辦，在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舉辦“歷代石灣藝術陶器展覽”，展出1500多件歷代石灣藝術陶器，由九個收藏單位和30多位鑑藏家千方百計逐步收集起來的。九個收藏單位是廣州中山大學借展86件、廣州博物館借展15件、廣東省博物館借展35件、廣州美術學院借展25件等；借展的廣州收藏家有：美協廣東分會秘書長黃篤維42件、高豐58件、中山大學教授商承祚四件、黎暢九20件等。[4] 現錄黎暢九的詩兩首： 《松山望月當頭》（作於1940年）[3] 尋常一樣抹天清，未覺當頭是獨醒。明物高懸寧徹骨，與人正視轉忘形。 新驅異響調繁木，久假寒芒掠眾星。放眼漸迷愁不晝，振衣直欲感伶俜。 《賀黃朵頤新婚》[1][5] 南宣村畔憶苔岑[6]，玉樹今朝祝彩陰。[7]三世交遊原不易[8]，十年江海各為深。 能完此日癡聾事[9]，稍慰人間父母心。六義時宜詩尚頌[10]，綺筵丹荔副蟬吟。[11] [1]陳奮：《三水歷代詩詞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第314頁。 [2]《李雲谷廣州文化專業街話舊》，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0年3月20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809/12/161879_4778722.shtml。 [3]《詩說濠江》，載“愛書堂＂網，2012年12月21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htm。 [4]羅雨林：《珍藏豐富的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載“荔灣文史＂網，2013年2月22日，http://www.lw.gov.cn/lwzx_index/wszl/lwws4/201201/t20120119_146975.htm。 [5]黃朵頤：祝蕖長孫，耀棨之子。 [6]南宣村：即今南村崗，屬三水市六和鎮。苔岑，意味相投者，典出晉‧郭璞《贈溫嶠》。 [7]玉樹：喻容美才優者。彩陰，彩樹成蔭，喻早得貴子。 [8]三世：祝蕖、耀棨、朵頤祖孫三代。 [9]癡聾事：完娶之事。癡聾，即“不癡不聾”，指裝聾作啞。 [10]六義：《詩‧大序》謂詩有六義，即風、雅、頌、賦、比、興。 [11]綺筵：美盛之筵。副，佐也。荔熟蟬鳴，故謂。

何曼公，祖籍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澳門《市民日報》創辦人、知名小說家。 曼公早年學成後，進入教育界工作，先後在澳門崇實、公教等學校執教，作育英才。20世紀40年代，他投身於澳門報業，在《新聲報》、《民生報》等主持編務及寫作；又師從名師學習象牙雕刻，造詣頗高，參加公開展覽，備受識者讚賞，可惜傳世作品不多。 1944年8月15日，曼公和徐佩之、余寄萍、陳霞子、李鏗、潘豪等創辦《市民日報》並出任督印，成為澳門報壇第一位華人督印；總編輯由陳霞子出任。 時值中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澳門政治環境惡劣，敵偽勢力囂張。《市民日報》立場堅定，屢與敵偽報人抗爭。抗戰勝利後，澳門新聞界發生很大變化，漢奸報紙《西南日報》、《民報》停刊，《市民日報》、《復興日報》、《世界時報》、《大眾報》、《華僑報》等繼續出刊或創辦。 1945年8月，澳門報界部分代表人士發起成立新聞記者公會，並租用新馬路捷聲藥房二樓作為會址。1946年組成理事會，許國潮、黃浩然、曼公為常務理事；陳少偉、鄭掌環、雷學欽、雷渭靈、陳大白、衛漢光等為理事。[2] 曼公是澳門知名小說家，他的創作豐富了澳門小說內容。[3]1952年，澳門紅極一時的電台諧劇廣播前輩梁送風加入澳門綠邨電台主持諧劇節目，他一人扮演多角（男、女、老、幼）九種不同聲調。每週播出六次，每次30分鐘，深受廣大聽眾歡迎。 梁送風在直播室講述諧劇時，曼公必定扭開收音機一邊聽講諧劇，一邊把劇情執筆記錄。翌日刊印在《市民日報》副刊上，使報紙銷路大增。[4] 1961年4月，曼公與黎心齋和司徒奇、羅叔重、鄧芬、鄧子玉、黃蘊玉、黃浩明、楊善深、趙是旦、崔德祺、陸振中、胡劍庵、林近、羅竹坪、周公理、張湛之等畫家，舉辦“頤園雅集同人作品展”。[5] 1950年代起，曼公應邀協助何賢創辦崇義學校，擔任崇義學校校長，無暇兼顧社長一職，改由嚴慶騏接任《市民日報》社長。1983年嚴慶騏退休，再由曼公擔任社長，當時他年事已高，由總編輯龔文代理社長。1991年，曼公退休，龔文正式擔任社長。[6] 曼公宣告退休後，前往香港與子女團聚。2010年2月20日上午6時9分，他因腎臟衰竭，在香港九龍法國醫院溘然長逝，享年101歲。[1] 何曼公的元配妻子周少娟，早年因病去世。何曼公夫婦生育一子三女，內外孫及曾孫多個。[1] [1]《市民日報創辦人何曼公辭世》，載《澳門日報》，2010年2月23日。 [2]《澳門新聞記者公會》，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12月2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3263547.htm。 [3]崔明芬、石興：《簡明中國現代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277頁。 [4]梁送風：《早期諧劇》，載“梁送風播音網頁＂，2012年12月21日，http://radiostory.leongsongfong.com/early.htm。 [5]上海書畫出版社：《嶺南畫派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第285頁。 [6]《市民日報》，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21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6%B0%91%E6%97%A5%E6%8A%A5。

雷渭靈，又名雷偉靈，廣東台山（今台山市）人。澳門知名報人。 雷渭靈幼時隨父前往香港，1930年中學畢業後，考入香港《華僑日報》做體育記者，後做突發事件記者和編輯。後來，他在《南強報》、《南中晚報》及《新亞通訊》社工作。[1] 1937年，雷渭靈奉《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之命，與趙斑斕一起來到澳門創辦《華僑報》。同年11月20日，《華僑報》正式創刊，社址設在澳門紅窗門街七號。 《華僑報》原為香港《華僑日報》所有，1969年，趙斑斕承頂《華僑報》全部股份，獨資經營，並自任社長；雷渭靈出任總編，副總編輯鄧祖基、佟立章，李鏗任經理。趙斑斕去世後，其子趙汝能接任社長，仍由雷渭靈出任總編。該報銷量在澳門報紙中名列第二位。每日出對開紙四至五大張，約20版。主要版面有“澳門新聞”、“中國新聞”、“香港新聞”、“國際新聞”、“娛樂新聞”、“體育新聞”及“經濟新聞”等。[2] 雷渭靈數十年如一日，以報館為家，將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澳門新聞事業中。他長期擔任《華僑報》總編輯，並出任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副理事長。[1] 經過十多年發展，《華僑報》由最初每日出版兩大張增加至後來的每日出七到八大張，除每日刊登“澳門新聞”、“國際新聞”、“香港新聞”及“體育新聞”外，還有定期期刊和副刊，以及以文藝性、知識性、評論性等專欄為主的“華座”版，以青少年園地為主的“華青”版，以“園藝、飲食、術數、雜學”等休閒性內容的“華圃”版，風格多樣化的小說版“華林”版，以婦女為對象的“藝蘭”，影視娛樂新聞的“華彩”，及“攝影版”、“汽車版”，以弘揚澳門文化為主的“斑斕版”，及賽馬、經濟版等；在言論方面有“新聞評釋”、“見聞散記”、“讀者來論”等欄目。 20世紀80年代，《華僑報》陸續出版專門性的參考工具書，計有《澳門問題》第一、二、三輯，《澳門旅遊地圖》、《標準中葡文譯音手冊》、《澳門經濟年鑒》、《葡籍及非葡籍護照的使用功能》等。《華僑報》除在澳門銷售外，銷往香港、珠海、中山及廣州等地，在內地及台灣、美國等地都有訂戶。[3]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0頁。 [2]中新社香港分社：《港澳台及海外華文報刊名錄》，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第70頁。 [3]《華僑報》，2013年6月28日。

鄭哲園，名傑，號五峰山人，又稱南洲先生，香山縣濠頭鄉（今屬中山市火炬開發區濠頭村）人。著名報人。鄭彥聞弟弟。 哲園世居石岐，幼時就有神童之稱，過目成誦，所著詩文尤善。起初進入邑中師範專科讀書，與黃冷觀成為同窗。時值清末，因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影響，哲園常為香港各報撰寫鼓吹革命文章，並在學術上與康有為、章太炎相詰難。他喜歡在集會上演說，在邑中創立達德學社、講學會、戒煙會、閱書報社等，之後在廣州各報撰文。 哲園的行為引起清廷的注意，他從廣州潛回香山，創設“海天書屋”，明為講學，實乃致力革命，他與鄭彼岸、劉思復成為莫逆之交。他支持長兄鄭彥聞、長嫂杜慧劍創辦益華女子職業學校，並在該校擔任國文教師六年。 武昌首義後，香山義軍積極回應，哲園負責宣傳工作。香山同盟會持正團公推他為團長，並且想請他主持民政，他力辭不就，專心致力報業。之前，哲園與同志創辦《警世鐘報》（石印版），之後參與創辦《香山旬報》、《岐江報》、《岐江畫報》。1915年，他與兄長鄭彥聞創辦《仁言報》，並任主筆。該報直到日寇侵華前夕的1937年停刊，歷時22年，成為中山辦報史上歷時最長的日報。 袁世凱竊國稱帝時，鄭彼岸辦討袁報於廣州，邀請哲園共襄筆政，清遺臣龍濟光作亂起，香山黃冷觀、劉誦芳入獄，毛仲瑩遇害。哲園連遭七次搜捕，因為邑吏敬仰他的為人，及時通風示警，才幸以身免。他經營多年的海天書屋為亂軍所毀，所藏古籍蕩然無存。 龍濟光之亂平定後，哲園結廬講學於南洲（今亭子下石岐藥廠一帶），自號五峰山人，又稱南洲先生。之後，他應聘為中山師範國文專修科主任，次年，應鄒魯之請，他赴省立法政專門學校和中山大學任教。省長楊永泰對哲園十分推崇，都督陳炯明聘他為秘書。因哲園與陳炯明政見不合，又不善交際，不屑在官場周旋，於是辭官歸里，重整海天書屋。弟子如黃居素、鄭天健、陳思危等俊彥，黃居素、鄭天健擔任中山縣長，陳思危是建國前的最後一任石岐鎮長。 從此，哲園息影家園，蓋因見政局反覆，又於患病之餘，未婚妻楊幻辭女士猝然早逝。 在以聘室之禮安葬楊氏後，哲園萬念俱灰，矢志終生不娶，不飾以華服，不沐浴，種種怪癖，雖近乎不可理喻，但見其至情至性。 中山淪陷時，哲園避亂澳門。光復後，他重返中山，潛心鑽研醫卜星相之術，雖不願掛牌，從不接受酬金，而求醫者門庭若市。 1960年，哲園無疾而終，終年77歲。 鄭哲園著有醫學手劄十多本、《五峰山房詩集》未定稿一卷。[1] 鄭哲園擅長隸書，習曹全碑、石門頌碑法，自成一格，用筆謹慎，結體舒徐重意態。[2] 現錄鄭哲園的詩兩首：[3] 《變聲》 身世猶輸一羽輕，窮居無告以詩鳴。 獨為君子慚前哲，誤作清流悔此生！ 粟進紅腰誰棄土，星搖赤舌竟燒城。 抱琴欲奏弦弦絕，知道人間有變聲。 《至澳門作》 一夜星霜鬢已斑，不堪搖落出鄉關。 乘桴豈獨存三澤，荷鍤寧辭瘞百蠻？ 西望夕陽東望月，南環秋水北環山。 昔供憑眺今揮淚，相對龍鳴總汗顏。 [1]《辛亥革命時期的鄭哲園》，載《中山文史》（第21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89-90頁。 [2]盧德銘：《書壇名家——鄭哲園》，載《中山日報》，第3093期，第B3版，2003年6月26日。 [3]《鄭哲園的澳門詩》，載《中山文史》（第21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91-95頁。

潘飛聲，字公讙，號蘭史，又號劍士、志劍、獨立山人，別署老蘭、老劍、論劍詞人、海山琴客、水晶庵道士，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人。南社社員、中國近代著名詩人、書法家。 飛聲出身於富商家庭，是海山仙館潘仕成的後人。祖父和父親都以倚聲（填詞）聞名於嶺南，著有《梧桐庭院詞》、《燈影詞》傳世。飛聲幼承家學，愛好詩賦辭章，早年師從葉衍蘭學詩詞，耳提面命，又得父執陳朗山悉心指點，藝業精進。之後，他走出嶺表，交遊廣闊，才名漸盛。 1890年，飛聲應聘到德國柏林東學學堂，教授漢語、文學三年。期間，他結交國外有識之士，瞭解中外政治經濟之得失，眼界大開；撰有《柏林竹枝詞》、《西海紀行卷》、《天外歸槎錄》、《遊薩克遜日記》。 1898年，飛聲應貴州學政嚴修奏議設立的經濟特科考試，未能成事，從此絕意官場。不久，他應邀赴香港主持《華報》、《實報》、《中外日報》筆政，在港倡設“戒煙會”、“不纏足會”及“仁智書樓”，對社會貢獻較大；參加廣州《廣報》、《嶺南報》編務，後轉至上海，歷任環球、神州、招商、廣肇等學校教員。授課之餘，他以文會友，廣結雅士，與吳沃堯、邱菽園、黃遵憲、陳蝶仙、蔣萬里、葉恭綽等結為至交，經常雅集，交流詩藝。[1] 1906年，江南文風大盛，精英薈萃。同年夏，飛聲離開香港回到廣州。1907年，他在上海定居，加入南社，與丘逢甲、居巢、居廉、吳昌碩、黃蘆、黃賓虹等成為至交，開闊境界，積極參與南社活動，吟詠甚多。 他與詩社中的高天放（鈍劍）、俞鍔（劍華）、傅屯艮（君劍）被譽為“南社四劍”，故以“說劍堂”為詩詞集名；並在南得實業家周慶雲的集結下與吳昌碩、況惠風、喻長霖、趙叔孺、夏劍丞、沈醉愚等在上海成立“淞社”；參加“希社”、“漚社”、“鷗隱社”等團體；參加上海題襟館金石書畫會，潛心金石書畫和研究國粹。 他長於書法，善行書，蒼秀遒勁，善畫折枝花卉。他的詩筆雄麗，時有奇氣，所作《羅浮山紀遊》諸詩，深得梁啟超和陳衍讚賞。陳璞在《花語詞》序中稱“嶺表詞壇，洵堪獨秀”。[2] 飛聲躊躇滿志，才氣縱橫，激情勃發，喜歡遊覽，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壯麗山川、佳絕名勝，激發出創作的靈感。其記遊詩不少是借景物故實，抒濟世胸臆，或則瀟灑飄逸，或則沉鬱頓挫，皆緣情而發，力度具足。[1] 1932年，飛聲移居滬西小楓林橋，詩酒仍不輟。吟詠之餘，雅愛收藏書畫金石。所居之室，纖塵不染，懸以丹青翰墨，陳以圖書典籍，日夕仰觀，稱之“臥遊”，自謂人生一樂；還擅臨池潑墨，其行書蒼秀遒勁，梅花樸實屹立。他常與粵籍才子黃遵憲、吳趼人、邱菽園、丘逢甲等交遊，晚年時期，他家境清貧，在上海以賣文鬻字為生，不向人告貸，對非其人所贈，更堅拒不納。1934年，飛聲因酒精中毒氣鬱，在上海去世，終年76歲。[2] 之後，粵人將潘飛聲與羅悖融、曾習經、黃節、黃遵憲、胡漢民並稱為“近代嶺南六大家”。潘飛聲的散文富詩情，知其詩，亦足以識其文。其詩寫景抒情，均稱清秀。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稱讚道：“蘭史（飛聲字）以《羅浮山紀遊》刻本見寄，附詩數十章，皆飄飄有出塵之想。余最愛其二絕云‘羅浮大雲海，洞陰多野雲。雲水日相滌，仙山古無塵’（《滌雲橋》）‘雲濤天半飛，月乃出石罅。萬壑洞空明，仙山古無夜’。”錢仲聯《百年詞壇點將錄》評價其詞“才華艷發”。[1] 潘飛聲勤奮創作，著述甚豐，有“六十年間萬首詩”之譽；主要作品有《西海紀行卷》、《天外歸槎錄》、《說劍堂詩集》、《說劍堂詞集》、《在山泉詩話》、《兩窗雜錄》、《說劍堂全集》、《飲瓊漿室詞》、《春明詞》、《飲瓊漿室駢文鈔》、《翦淞閣隨筆》等近20種，其中《兩窗雜錄》是手抄本，現藏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2] 現錄潘飛聲作於1895年的詩兩首：[1] 《濠鏡謁天后閣》 咫尺飈輪渡我前，翠屏招手振衣翩。 乍看怪石臨無地，忽睹靈宮訝到天。 竟棄珠崖傷豎子，重扶銅柱定何年。 手持神珓趨台卜，祝降波臣奠海邊。 《澳門》 一廛胡許借，前代此通商。鹿足嗟誰失，鵲巢今竟忘。 逋逃兼博塞，洋海慎關防。立馬吳山宮，屯兵計早荒。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88頁。 [2]《潘飛聲》，載“廣州市海珠區文化廣電新聞出版（版權）局＂網，2011年1月20日，http://www.hzqws.gov.cn/site/whj/whhz/lswhmr/201004/139288.html。

陳滿，原籍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澳門醫學、文化界名人。[1] 20世紀20年代，陳滿在廣州中山大學醫學院讀書，後轉讀光華醫院。畢業後，他在廣州《越華報》工作，主持該報“醫事專版”。之後，他在澳門長期從事醫療衛生工作，同時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創辦澳門大專教育基金會，積極致力於文化事業。 1950年3月8日，陳滿創辦愛國刊物《新園地》，擔任社長。《新園地》原為“新民主協會”會刊，出版時編者只注“澳門新民主協會出版委員會主編”，最初附在《大眾報》內發行，雙週刊，四期後改為旬刊，正式單獨對外發行，1955年改為週刊發行。《新園地》屬於文藝刊物，最初為免費派發，後改為消息類報章，傾向於時事論述。文藝不是報紙的主流，且刊物定出售價，如1955年為例，每份零售價一毫，訂閱每月三毫。《新園地》等刊物對澳門文學新秀的培養起到一定的作用，培養不少文學新苗。[2]1950年，濠江中學在熱心愛國人士支持下，擴大校董會，由陳滿擔任董事長，將中學部擴遷到亞馬喇馬路三號，1952年興辦簡易師範班，1951年創辦高中部。[3] 1964年，柯麟醫生受聘為鏡湖醫院院長；1948年以柯麟等校友為首，組織中華醫學會澳門分會（今澳門中華醫學會），成為澳門杏林的中流砥柱，澳門華人西醫團結在中華醫學澳門分會的周圍。50年代，陳滿和邵昆侖等校友協助澳門工聯創辦澳門工人醫療所。1987年3月，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成立，是陳滿和饒不辱、譚煥容、梁秀珍、梁志輝、邵昆侖、李保民等120多位校友籌組成立的群眾性醫學專業團體，成為中山醫科大學中國境外第一個校友會，其中不少是各專科主治、主任醫生、教授及院長等。該會宗旨是發揚母校優良傳統，加強與國內外各地校友的聯繫，交流訊息和學術，團結本地同業人士，共同推動本地區衛生保健事業。[4] 陳滿歷任中華醫學會理事長、《新園地》社長、澳門同善堂名譽主席、濠江中學校董會副董事長、江門政協委員、新會同鄉會副會長等職，為澳門醫療衛生事業作出積極的貢獻。[1]陳滿的外孫梁維特連續出任三屆澳門行政委員會成員。[5]1990年1月，陳滿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84歲。[1] 2012年11月9日，澳門歷史檔案館首次與民間團體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合辦的“‘仁心‧博濟’歷史圖片展”舉行開幕式，展出圖片逾300張，包括深受尊崇的柯麟、陳滿、饒不辱、譚煥容等中山醫校友的事蹟、澳門主要醫療機構的發展過程，及醫護人員的學術交流活動等，體現近80年來澳門醫學界和社會的發展。[6]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頁。 [2].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57頁。 [3].《濠江中學》，載“新榜網＂，2010年11月12日，http://jiaoyu.xooob.com/xssj/200911/395423_1034291.html。 [4].《中山醫科大學澳門校友會》，載“中山大學校友總會＂網，2012年12月12日，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8040&newsId=5705。 [5].永逸：《華澳人語》，載《新華澳報》，2011年6月20日，http://www.waou.com.mo/wa/2010/07/20100726a.html。 [6].《仁心‧博濟歷史圖片展》，載“開幕澳門民航學會＂網，2013年5月25日，http://www.macau-airport.com/cn/node/7996。

徐佩之，澳門官員、葡語翻譯。 20世紀30-40年代，徐佩之是澳門華務局主管檢查中文報刊和翻譯工作的華籍官員。[1] 1944年8月15日，徐佩之和何曼公、余寄萍、陳霞子、李鏗、潘豪等創辦《市民日報》，這是澳門市民報業公司（民營股份制）創辦的報紙。 《市民日報》原為週刊，出版後不久改為日報，最初出版時，內容以副刊、娛樂消息為主要內容，沒有新聞版，之後，改為一般性日報。社長由何曼公擔任。1955年由嚴慶騏接任社長。60年代初期，該報每日出對開一張至一張半，主要有澳門新聞及少量中國新聞、國際新聞、狗經、連載小說和廣告。近年來以議論政府施政的言論增多。社長何曼公，督印人飛歷奇，總編輯龔文，總經理朱耀德，社址設在澳門大街45號三樓。[2] 1937年抗戰爆發後，澳門四界救災會辦事處設在澳門營地大街104號二三樓《朝陽日報》、《大眾報》共用的社址內。其後，該會聘請28位各方面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知名人士為名譽顧問，包括著名醫生柯麟，澳葡政府華籍官員徐佩之、何仲恭，葡籍官員施基喇，中山縣長楊子毅，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教育會會長梁彥明，商會主席徐偉卿，華人代表梁後源，著名殷商崔諾枝、高可寧、范潔朋、黃照、畢侶儉、李際唐、陸電明、劉敘堂、盧煊仲，天主教神父嚴紹漁、顏嚴若，還有社會知名人士梁鴻勳、曾仲衡、盧光功、黃槐、馮順遇、陳聲始、劉玉麟、葉伯衡、陳作基等人。[3] 1956年4月1日，鑒於澳門沒有一個面向社會的群眾性美術組織，吳喜雨、關萬里、徐佩之、陳善朗、趙偉夫、馮印雪、陸昌、郭奇波、陳子明和譚智生等成立“澳門美術研究會”，並聘請何賢為名譽會長，該會與廣東美術工作者協會有聯絡。1968年改名為“澳門美術協會”，是目前規模最大而且人數最多的民間文化團體。[4] 現澳門大學圖書館藏有《葡國魂詩集本事》（Sumariodosluziadas），由AntonioMariadaSilva（施多尼）撰寫，徐佩之翻譯，鉛印本。[5] 1939年，汪兆鏞去世。徐佩之、王惺岸合撰挽聯：[6] 嶺南文獻賴公傳，驚聞絕筆空山，薄海共悲頹魯殿； 濠上風煙堪自悅，留得避兵故宅，小樓長記榜湖船。 [1]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107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60頁。 [3]《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24-125頁。 [4]中國文聯港澳台辦公室、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當代中華藝術的多點透視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藝術論壇論文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第494-499頁。 [5]“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影像系統＂，載“澳門大學圖書館＂網，2013年12月1日，http://library.umac.mo/html/e_resources/rarebook/mainview.asp?Id=167。 [6]胡善兵：《文獻整理的優秀成果：〈汪兆鏞詩詞集〉》，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網，2013年5月1日，http://macau-mdis.org/art_show.php?id=591。

鄭滄徽，香山縣人。中國民主同盟中山縣民盟委員、《開明報》社長。 鄭滄徽擔任廣東省支部組織委員、秘書處副主任。1951年4月27日，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南（海）佛（山）分部籌備委員會，鄭滄徽兼任主任委員，有盟員十人。[1] 1947年《開明報》創辦，是高苞等地方豪紳為扶植地方勢力、用來對抗中山縣政府主辦的《建中日報》的，後因經營不善，面臨倒閉。當時縣政府建設科科長趙約文（中共地下黨員）與社會科科長蘇翰彥（民盟中山縣籌建人）看到這情況，立即以縣政府需要掌握輿論機關為由，建議縣長孫乾接管該報。獲得孫乾同意後，兩人立即安排共產黨員李思明、王偉彤，民盟成員鄭滄徽、劉清勳進入該報擔任記者、編輯。[2] 1949年春，中國民主同盟中山分部正式成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改變過去由民盟澳門分部領導中山盟務的狀況。蘇翰彥擔任分部主委，鄭滄徽、李有傑、賴志衛分別負責秘書、組織、宣傳工作，曾理任委員。 《開明報》創刊時，原定每日發行對開一大張四版，後因提前刊行，印刷工人未能及時到位，改為每日出四開四版恢復對開版面，每日出四版，1947年7月25日擴為對開六版。該報頭版刊登國內、國際消息及各種告白，第二版為“本地新聞”（後改為經濟版）。第三版之後依次為“開明副刊”、“讀者之頁”及“國內、本地新聞”等，廣告所佔版面相對較小。創辦初期，該報社長為高星耀，副社長為方克環（曾任縣參議員）。 後來，鄭滄徽出任社長，陳宏文擔任總編。停刊前，社長為高星耀，副社長為黃大惠。社址最初設在石岐孫文中路101號，後遷至孫文西路21號（今孫文西路興寧里牛角巷口）。報紙由正風印務局和開明印務局負責承印。 《開明報》屬於民辦報紙，為與《中山民國日報》、《建中日報》等官方報紙競爭中求得生存，《開明報》十分注重新聞內容的出彩和採訪稿件的獨立性，在言論上力求獨具特色。在不觸動統治階層政治底線的前提下，在對國內外重大事件的報導上，觀點相對另外兩報較傾向於進步。 實際上，《開明報》較民主與進步，與其辦報人員多為中共地下黨員和民盟盟員有關，它基本掌握在中共地下組織和民盟中山地方組織手中。中山解放前夕，1949年10月29日，《開明報》在出版最後一期後停刊。它對1947年中山特大水災報導“1947年入夏後，珠江中上游連續暴雨，東、西、北三江江水暴漲，珠江沿岸各縣市遭受水災，尤以珠江三角洲區域災情最為嚴重。其中中山一縣更是遭受30年來最大的水災，淹沒耕地30多萬畝，受災人口近八萬人，損失稻穀69萬市擔，廬舍牲畜損失極多。” 《開明報》對此次水災前後報導較多，尤為關注災民受災及救災的情況。從報上記載中清楚地瞭解當年中山受災嚴重的情況，號召民眾要增強抗災信心、奮起自救。在1947年中山水災報導中，《開明報》充分體現其持論公正、為民請命的輿論立場。這一特點在該報的許多報導中得到體現。 通過這次報導，《開明報》獲得讀者的充分認可，奠定它與《建中日報》、《中山民國日報》抗衡的基礎。對收回澳門運動有關的報導，澳門原屬香山縣，兩地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澳門問題始終是香山人關注的焦點。在二戰後興起的收回澳門運動中，中山本土報紙始終給予高度的關注。 其中，作為當時中山唯一民辦的縣級報紙，《開明報》對澳門問題的輿論，十分重視澳門與中山本地的利害關係，主張收回澳門運動應以發動民間力量為主，依靠政府力量為輔，基本上代表中山民間的呼聲。 1947年4月16日，《開明報》上刊登《發動收回澳門運動》一文，這是該報對收回澳門運動的首次評論。該文對廣東省參議會敦請政府從速收回澳門主權的提案深表贊同，並分別從歷史、現實、地方等角度分析收回澳門的重大意義，呼籲在動員政府出面收回澳門的同時，尤其要注意發動普通民眾參與運動“我們絕對不能把責任全卸給參議會身上，我們應當一致起來，盡量發揮我們的力量……這點尤其希望本邑民眾身體力行，認真注意！” 1947年4月27日，中山縣參議會響應省參政會、省參議會的號召，組織成立中山縣民眾收回澳門運動會，除電請國民政府外交部向葡萄牙要求限期收回澳門外，還分電鄰近東莞、新會、順德、寶安、台山等縣，協同採取收回澳門有效行動。在之後幾個月中，因國民政府內外交困，對收回澳門熱情不再，民間收回澳門運動熱潮漸呈減弱。 有鑑於此，《開明報》於7月9日再度刊發社論《舊事重提，別忘了收回港澳運動》，為收回澳門運動鼓勁。文章開頭便開宗明義“我國社會多變故，固然內在潛伏許多複雜因素，而帝國主義在我國土的租借地和割讓地存在一天，則我社會生活實在無法轉好。”接著，文章一一列舉英港、澳葡的殖民罪狀，如吸收大量黑金、包庇國內逃犯、公開或變相的賭場和妓館林立、公開販賣鴉片等，“其年中收入累千累萬，予我國民的毒害卻遺害無窮”。 最後，文章對當前收回澳門運動的逐漸冷卻表示擔憂：“吾人仍深刻記憶數月前對於收回港澳問題運動的熱烈討論，情緒的緊張！計劃準備的徹底，未敢或忘。然而計劃一事，行動又一事。終於消失於無影無聲，靜中思之，不禁悲憤，亦覺慚愧！” 7月30日，發生的澳葡警察毆斃朱文彬一案，終使收回澳門運動輿論再度高漲起來。8月8日，《開明報》發表《收回澳門此其時矣！》社論，為中山民眾反對澳葡暴行的行動聲援，並為收回澳門運動發起呼籲。當時國內盛傳美國與葡萄牙簽署秘密協定，開闢澳門為美國商港、氹仔島為美軍空軍基地的消息。為此，中山民眾十分憤怒，一些熱心讀者向《開明報》寫信，表達對美葡協定的憤怒。《開明報》將一些讀者的信件刊登在報紙上，以引起更多民眾的注意。[3] [1]南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南海縣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 [2]曾理主編：《南方民盟歷史》，廣州：《南方民盟歷史》編輯委員會，1991，第213頁。 [3]方炳焯、陳彥等：《傳媒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34-144頁。

新聞工作者。又名蔡果然。廣東珠海人。青年時代即在港澳從事新聞工作，歷時40年。1946年在香港創辦《果然日報》，不久返回澳門。1948年，接辦《大眾報》並出任社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該報大力宣傳愛國，報道愛國新聞。從50年代起，編輯出版《澳門工商年鑒》。1968年參與發起成立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任副理事長。還出任何賢辦事處秘書長、澳門市政委員。他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對澳門重大福利事業均有參與，並慷慨贊助。

何連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著名實業家、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一代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連旺以每年繳納1541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合同規定，經營人限開館16間為止，如開不足16間，也要納足16間之數。 1886至1887年，連旺與盧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繳1250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三人經有現銀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會銀庫，並有物業值銀20000元交出與公物會作按擔保。規定限開16間。此次承充生意，原為盧九、林西合作，競投完畢，連旺才申請加入。該合同期滿後，三人繼續合作經營1887至1888年澳門番攤生意，每年繳納134100元，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1888至1889年，三人繼續合作生意，每年繳納為125000元。攤館限額還是16間。 連旺參與闈姓的經營，採取與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門闈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佔80股、盧光裕佔17股、連旺佔40股、尤勉之佔30股、盧九佔43股、Lu-Lau-shan和盧廉若佔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佔30股。另外，何氏家族時和攤館從1874年至1910年7月，經營36年。連旺及其兄長何連勝等何氏族人，成為澳門番攤生意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連旺以每年繳1090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由父親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連旺以每年繳853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自己交銀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連旺將1882年開設的繅絲廠申請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年8月，在群隊地瑞隆棧炮竹廠外建一分廠，開設炮竹廠分廠，專門生產炮竹紙。約1892年，他與盧九、劉炳堂、陳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廟直街開辦“如心益記”茶樓，並經營茶葉加工與貿易生意。 1884年6月，連旺以傑出的貢獻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獎，獲授予葡國基唯斯督寶星。[2]在當時澳門華人社會中，這是一項至高無上的榮譽，連旺父子同獲此項嘉獎。同時，清政府重視連旺在澳門的作用和影響，以“捐款賑災”表彰他。 1888年，父親去世後，連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連續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糞”標書，從清光緒初年至民國初年專營澳門糞業超過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籌建中國北方賑災公會，連旺成為主要成員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組建俄國皇太子訪澳之迎接公會，連旺任副會長，何連勝成為董事之一。1894年，連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職，成為城市衛生防疫公會會長；1894年6月，擔任澳門整飭潔淨公會會長；1894年8月成為澳門理商局職員，參與商業管理工作。[1] 連旺為人慷慨正直，仗義疏財。1892年孫中山在香港雅麗士醫院畢業後在澳門開業行醫，他引薦孫中山進入鏡湖醫院做醫生；多次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應澳門紳士曹子基之邀，治癒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為前來澳門遊覽，受到名流、維新派人士劉楨麟、連旺等人熱情歡迎。連旺與康有為相見恨晚。這次聚會，澳門人士對上海出版的《時務報》推崇備至。大家商討辦一份報紙，決定由康有為領導採編，出資發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報》創刊，一炮打響。《知新報》創刊號登載康有為寫給光緒皇帝的系列維新奏書，加上梁啟超的評論文章。 《知新報》實際工作由連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啟超、何樹齡、徐勤等。起初為每月五日刊，後改為旬刊、半月刊。連旺把《知新報》分送至香港、廣州、天津、上海等地；遠銷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國等海外市場，當時海內外代理發行點近40個。[4] 連旺與康有為一起制訂龐大的移民計劃。甲午戰爭失敗後，康有為擔憂中國在慈禧太后的統治下亡國滅種，產生移民的想法。當時中國農村勞動力過剩，康有為計劃將中國向外國移民。在康有為指導下，連旺制訂詳細的移民計劃，並具體安排招工和僱船運輸事宜。1897年11月突發的中德膠州灣事件及列強進一步瓜分中國的侵略行動，迫使康有為放棄“移民巴西的計劃”。 1898年8月，戊戌政變發生，維新派遭到殘酷鎮壓，包括《知新報》經理康廣仁在內的“六君子”慘遭殺害，康有為輾轉逃至加拿大，梁啟超躲進日本使館後赴東洋。當時連旺冒著危險，接待梁啟超父親及妻兒，把康有為父親接到澳門加以保護。為保護維新人士，《知新報》從9月的第68冊後，重要論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筆名，並多錄譯者。報紙用“本館經理人葡國伯爵非難地”的名義出版，還在“本館經理人謹啟”中聲明：與舊人無關。 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變為保皇派。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皇會，澳門設立分會，連旺任分會會長。1900年，慈禧謊稱光緒病重，欲立皇子廢除光緒。消息傳出，全國譁然。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為首，聯合1231位文人和紳商反對。慈禧對經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經元善由鄭觀應安排擺脫緝捕，輾轉逃到澳門。滿清官員赴澳門緝拿時，連旺多方設法，耗費重金，全力營救。 後在中外輿論的壓力下，澳葡當局給予經元善政治避難。連旺熟悉國際公法，出錢出力，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義感。在何東、連旺等港澳人士幫助下，保皇會在港澳開展活動，擴大聲勢，並暗中籌備勤王舉義。[2]同年，自立軍起義失敗，保皇黨侵吞華僑捐款的內幕暴露。之後，連旺與保皇黨疏遠。1901年《知新報》停刊。1898年，連旺幫助康門弟子陳子褒開辦澳門大同女學堂，興辦教育事業。 1898年5月，連旺與張壽波、劉禎麟等人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連旺擔任董事。此舉與其鴉片煙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馳。連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連旺家族擁有大量物業，成為晚清時期澳門華人大業主之一。[1]他表現卓著，成為一代傑出的華商領袖，對澳門慈善公益事業的重大貢獻，特別熱心華人公益事業；1931年去世，終年76歲。 為紀念何連旺，澳葡政府將氹仔舊城區一條街命名為“何連旺街”。[3] 何連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雲章，1895年2月13日《鏡海叢報》報導何雲章新進秀才，榮歸故里的盛大場面：“有以紅箋一封惠到本局者，啟而視之，係澳紳何仲殷穗田為其第三子前歲科考新進之秀才雲章，榮歸順德縣原籍，行渴祖禮，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連排盛筵，藉宴嘉賓。族黨何性，為順德巨族，子姓繁眾，科名亦盛，一堂慶會，樂何如哉？”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55-162頁。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頁。 [3]李佳佳：《澳門近代史上的開明華人賭商》，載《澳門月報》，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蔣祖緣、方志欽：《簡明廣東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頁。

鄭景康，字潤鑫，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新聞攝影事業開創人之一。鄭觀應第四子。 1904年4月，鄭觀應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景康。鄭觀應早年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之後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開辦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從少年時代起，景康受到父親進步思想和愛國言行的影響。鄭觀應主張兒子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讓景康難以接受。因他愛好繪畫和攝影藝術，之後並選擇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和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學畢業後，父親將他送入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讀書。父親去世後的次年（1923），景康離開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研習攝影藝術。 1929年夏，景康變賣父親留下給他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辦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和暗室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1932年春，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從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廣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 之後四年，他先後遊歷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大量表現祖國巍偉的河山、優美的古跡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展”在北平開幕。這次展出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俗”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延期再展七天。 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評，當時《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他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柑立意與裡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讚賞其中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歎為觀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發動下，北平18位攝影家舉行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參展100多幅，期間，他的作品與“個展”時一樣，獲得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導“聯展”過程中，提到“平津各大報大致對鄭景康氏之作品最稱滿意”。當時，他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情況。他說，外國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豚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傲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跡、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佈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 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在30年代貧弱的中國，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難能可貴。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景康回到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離開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期間，他擔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極其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1938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後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後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的幫助下，景康來到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之後，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和幫助下，他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攝影藝術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克服攝影器材缺乏、條件艱苦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1942年5月，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景康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期間，他舉辦個人影展。當時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他題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親臨觀賞並稱讚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親自寫信給景康，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整整五年。從延安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 其中，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的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成為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隨胡耀邦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他積極從事新聞攝影、人像攝影和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帥府園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為景康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這是建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中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積極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內蒙古紀遊攝影展覽”，展出兩人的作品88幅，較好地反映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的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景康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三條建議，其中包括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景康把他多年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藝術手段。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及其最可貴之處，就要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所以，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稱讚景康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充分表現這一特色。 50年來，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碼，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出色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景康的創作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嚴重迫害，癱瘓臥床數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終年74歲。鄭景康著有《景康攝影集》、《攝影創作初步》、《攝影講座》等書。[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暨澳門回歸10周年，“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開幕。鄭景康的115幅於抗日戰爭時期至20世紀60年代為共和國留下的珍貴照片，他的26幅與澳門攝影工作者參加文化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過的照相機一併展出，較全面地展示他的攝影技藝以及攝影理論造詣。展覽同期舉行專題講座《共和國第一代攝影家——鄭景康》。[3] [1]蕭嘉：《我國著名攝影藝術家鄭景康》，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47-153頁。 [2]《鄭景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門博物館舉辦鄭景康攝影展》，載“中國攝影家協會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曾奇玉，澳門報人、記者。 曾奇玉是澳門《朝陽日報》、《大眾報》兩報的採訪主任。[1]1937年8月12日，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代表大會在澳門柿山孔教學校召開，100多位代表參加。 會上推舉《朝陽日報》社長陳少偉為臨時主席，並通過組織章程，發表成立宣言，以“籌款賑災，拯救受難同胞”為宗旨。大會選出理事11人，理事會下設總務、財務、宣傳、遊藝、體育五個部門，陳少偉出任理事會主席，曾奇玉獲選為理事兼宣傳部主任，之後，他兼任回國服務團工委委員。[2] 該會址設在澳門營地大街104號《朝陽日報》和《大眾報》共用社址內。該會成立後，立即投入抗日救國工作，初期主要是籌募錢款，宣傳救亡及動員，慰勞工作，後期主要組織回國服務團，發動愛國青年回內地參加抗戰，先後動員服務團11個隊的愛國青年回內地服務。1941年冬，該會停止活動，前後四年多時間，為抗日救國工作作出巨大的貢獻。 1938年5月29日，組織宣傳隊共46人，由陳大白、李哲夫任領隊，廖錦濤、曾奇玉為隊長，前往慰勞灣仔鄉駐軍、自衛團、警察，向他們贈送食品和藥物，同時在灣仔鄉街頭演出抗敵文娛節目。[3]曾奇玉與廖錦濤努力做好各項宣傳工作，策劃出版《救災特刊》。[4] 抗戰勝利後，1945年8月，澳門報界發起成立澳門新聞記者公會，租用新馬路捷聲藥房二樓為會址。1946年，澳門新聞記者公會正式選舉許國潮、黃浩然、何曼公為常務理事。澳門新聞記者公會成立後，為籌措經費，舉行大型遊藝會。之後，澳門新聞記者公會組織澳門新聞界觀光團到廣州訪問，當部分團員乘坐“廣源”號渡輪返回澳門途中，不幸遭遇龍捲風，“廣源”號渡輪被撞沉沒，隨團記者曾奇玉、劉偉海等四人遇難。[5] [1]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第21-40頁。 [2]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259頁。 [3]《澳門四界救災會》，載“有道詞典＂網，2013年2月25日，http://dict.youdao.com/wiki/%e6%be%b3%e9%97%a8%e5%9b%9b%e7%95%8c%e6%95%91%e7%81%be%e4%bc%9a/。 [4]《赤子報國情——廖錦濤烈士傳略》，載“中國僑網＂網，2009年1月2日，http://www.chinaqw.com/node2/node2796/node2829/node3245/userobject6ai239703.html。

袁錦濤，國民黨《通訊社》社長、總編輯，港澳台知名報人。[1] 1941年春，受朋友的委託，袁錦濤在港開辦《越華報》，經過六個月艱苦努力，取得成功。《越華報》在8月底自動停刊。報館停業後，袁錦濤與《越華報》脫離關係。之後，粵省府李浴日來邀袁錦濤到韶關參加文化工作，並希望他在當地創辦一家報館。 1937年3月，孔庸之院長參加英皇加冕，10月回國時經過香港，回上海當晚，為了避免“第五縱隊”的注意，行動上要嚴守秘密。約8時，孔庸之離開他駐節的半島酒店。袁錦濤早接到這個消息，特地跑到酒店看看。事有湊巧，李聯芳留在房間，曾養甫先生來電話說孔庸之已登船了，他們以為知道孔庸之行蹤的新聞記者只有袁錦濤一個。 袁錦濤自知責任重大，急著有人把這個消息發表出來。翌日，袁錦濤就把記不清是曾養甫先生或顧季高先生送來的新聞稿發表，說孔庸之院長在港還有相當時間的逗留。果然，那天晚上開到上海的兩艘洋輪有一艘在吳淞口受到皇軍的“歡迎”。而孔庸之吉人天相，安全到達。這是一個說謊的例子，有人覺得相當有趣。袁錦濤認為是迫不得已。[2] 袁錦濤任職於國民黨中央宣傳機關，歷任《通訊社》社長、總編輯等職，後到澳門負責黨務宣傳工作。1945年8月，中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在澳門報紙上刊出多則通告，以民國為政治背景的機構中，黨部以第一時間在澳門公開活動，國民黨澳門支部恢復了對澳門華人社群的公開政治統領。 1945年9月26日，國民黨改組“新聞協會”，袁錦濤出任籌委會主席進行改組。他擬任在澳門出版的《誠報》總編輯，為了聯絡和推動澳門新聞界對三民主義的宣傳，他出面與朱伯英、黃衡仲、陳大白、何曼公等發起籌建中國新聞學會澳門分會。12月1日，正式成立澳門記者公會，取消“新聞協會”原名。澳門記者公會採用常務理事制，選出許國潮、黃浩然、何曼公為常務理事。陳少偉、陳大白等六人為理事。澳門支部常委屈仁則致訓辭。12月15日，澳門記者公會呈請黨部備案。[1] 1950年[3]，《法新社》原特派記者袁錦濤因採訪新聞涉及“國防機密”而被逮捕，關到綠島去服刑，因莫須有的“間諜罪”，被判14年徒刑。當時，《法新社》總社認為，袁錦濤是因公受累，一直負擔他的部分生活費。後來，袁錦濤被釋放。[4] 1940年3月，香港九龍教師聯合會舉辦“港九小學生作文比賽”，24日，在何文田南華大學舉行比賽。參加學校20多所，每校派出高小生四名，共百餘人；該會組織考試委員會，22日下午2時假座勝斯酒店開會，商討評試辦法；到會者有考試委員唐習川、郭步陶、袁錦濤等20餘人。[5] 袁錦濤在香港時與竺可楨有來往；[6]撰有《革命遺墨》等文獻。[7] [1]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79-81頁。 [2]袁錦濤：《我的辦報失敗經過》，載《大風》（香港），1941，第82期，第2693-2694頁。 [3]王天濱：《新聞自由被打壓的台灣媒體》（第四），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2005。 [4]羅蘭：《蒼茫雲海：歲月沉沙》（第二部），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第157頁。 [5]方駿、麥肖玲、熊賢君：《香港早期報紙教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19頁。 [6]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第233頁。 [7]廣東文物展覽會：《廣東文物》（上冊），中國文化協進會，1941，第274頁。

新聞工作者。廣東台山人。父親是香港一名裁縫，家境並不寬裕。少年時就讀於香港華仁書院，未讀完中學，即考入華僑日報社為校對生。一年後，升為外勤記者，幾年後升為要聞主編。1937年奉社長岑維休之命到澳門創辦《華僑報》，出任社長。抗日戰爭期間，《華僑報》積極宣傳抗日，受到讀者好評，報紙發行量迅速增至一萬份，破澳門報業紀錄。1966年購入《華僑報》全部股份，獨自經營。1968年參與創辦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任理事長。今趙斑斕藝術館即為紀念他而設立。